農業促成了精英的產生，農民卻無法擺脫精英權力的桎梏。獵食者可以因為麻煩而隨時放棄自己的領地，但農民卻不能輕易放棄珍貴的農田（農田對於農民的繁殖適應來說太重要了）。因此，農民不得不屈從於權力：信奉平等主義的狩獵兼採集者所尊崇的特立獨行的個性（「好男兒不為五斗米折腰」），對於農民來說就完全過時了。[22]即便有些族群有機會重整、選擇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結構，精英階級仍然會再次出現，正如中世紀冰島共和國發生的那樣。[23]
統治階級的出現會降低那些好鬥的、具有侵略性的人的繁殖適應。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統治下，好鬥的個性所帶來的個人利益變得小得多，因為律法和秩序使個體很少依賴好鬥的個性來進行自衛。僅僅就密集的人口而言，以前很好使的那些個性在現在也變得不合時宜。從直覺上來講，過強的侵略性在頻繁接觸陌生人的過程中是佔不到便宜的。因為如果老是打架，總有一次會輸。另外，如果兩個農民殊死搏鬥，勝利者即便從中得到一點利益，他們的主人，那些同時向他們兩人收稅的精英階級卻不會得到什麼。這種情況就像一個農民看著他的一頭牛把另一頭牛頂死了一樣毫無價值可言。
農民們也不會因為馴養的牲畜或農作物之間的競爭而有利可賺。實際上，農業生產取得巨大收益的一個秘密就是減少馴化牲畜或作物之間的競爭性，比如矮株小麥和稻米所代表的「綠色革命」那樣。精英階級馴養他們的農民，正如同農民馴養他們的牛群，他們要剷除那些過於好鬥的個體。這種選擇經過一定長的時間，就會改變那些好鬥的基因在種群中的數量。這種情況在那些強大的、穩定的國家中十分明顯。因為如果好鬥的個性被選擇，那麼統治政權就常常會被反動派推翻。這說明，一些人需要馴服另一些人。但是，如果不同階級之間有一定量的基因流動的話，整個群體會因為馴服而變得越來越溫順。
我們現在知道在這個故事中發揮作用的基因：在多巴胺受體D4（dopamine receptor D4，DRD4）上的7R（有7個重複片段）基因片段。這個基因片段和「注意力缺陷及多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有關。它所帶來的症狀讓所有的小學老師頭疼：學生好動不安分，注意力不集中，易分心，等等。
這個基因的多態性存在於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儘管形式不同，但出現的頻率都相當高。唯獨東亞地區並不是這樣。有意思的是，那些從7R片段上產生的基因片段在中國是十分普遍的，儘管7R基因本身很少在中國被發現。很有可能中國的文化就傾向於排除那些帶有7R基因片段的個體。日本人常說，翹起來的釘子需要把它敲下去。也許，中國人就直接把它拔走扔掉了。
如果說對於屈從權利的選擇就像馴化一樣，這聽起來一定讓人不快。實際上，在全新世時期，人類馴化動物與人類自身變化這兩個過程是很有可比性的。我們發現無論是人類自身還是被馴化的動物，大腦和顱骨都變小了，毛髮顏色發生了變化，牙齒也在變小。正如德米特裡·貝爾耶夫用狐狸做的實驗所說明的，家養動物的一些特徵改變可能是對馴良品質選擇的副產品。就人類來說，我們知道在歐洲人群中控制血清素代謝的那些基因的轉變很可能影響人的性格，但我們並不知道這些基因轉變的具體效應——因為我們還不清楚他們是增加還是降低血清素的水平。人類中沒有下垂的耳朵出現（至少就我們現在所知是這樣），但無論是狐狸還是人類，外耳結構的改變可能會影響對於語言的識別。因為識別語言對於人類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繁殖適應性，也許下垂耳朵所帶來的不便使這個特點在人類中從未出現。
有些被選擇的特徵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幼態持續——成年的個體仍然保持著某些孩童的特質。兒童總是會服從父母——至少相對於青少年來說是這樣——自然選擇有可能正是在成人中啟動了在兒童中才有的、對服從特徵選擇的機制。這正如同我們常常看到的，相比起成年的狼，成年狗看起來更像是幼崽。
如果農業化使人們變得馴良，進而促成了強有力的政府的產生，那麼農業化程度低，或是沒有農業化的族群，應該不像農業化程度發達的族群那麼容易服從統治。考量這個論斷的一個依據，可以看人們是否容易被奴役。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經歷過，或者只是很少地接觸過農業的人是很難忍受桎梏的，這正如我們在1636年佩科特戰爭（The Pequot War）中白人清教徒所俘虜的印第安土著一樣。同樣道理，布須曼人，典型的狩獵兼採集者，總是被冠以「南非無政府主義者」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