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盧梭所言：「人生而自由，然而無往不在枷鎖之中。」[15]
在農業出現以前，政府其實並不存在。絕大多數的狩獵兼採集者都是崇尚平等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沒有領導或上司，即便有了上司，對於他們也沒什麼意義。布須曼人至今仍會嘲笑想當「頭子」的那些人。也許我們應該向他們學點什麼。
但農民們卻有領導：這和土地的所有權是分不開的。與狩獵兼採集者截然不同的是，種植穀物的農民會將食物儲存起來，這樣就有人會不勞而獲地竊取這些寶貴的糧食。所謂的精英們，就是那些靠別人的生產力生活的人，而農業社會恰恰為他們的存在提供了條件。有意思的是，一些農民試圖種植甘薯這樣的根莖類作物來阻止偷竊，因為如果不及時將它們挖出來，它們很容易在地裡腐爛。[16]農民們企圖通過這種方式來抑制精英的產生。另外，早期強大的國家通常都有難以逾越的自然邊界，並靠這個讓它的「公民」很難逃避徵稅。埃及，作為寸草不生的沙漠所圍繞的一葉富饒的土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7]
當然，一旦你的鄰邦形成了國家，出於自衛及保護新興精英利益的原因，你的族群也會被迫這麼做。其實今天，每個人都生活在某種形式的政府的統治之下。
一旦精英的存在變成了可能，那麼他們在生育上的優勢便發揮出來。這種最典型的階級鬥爭——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卻往往被歷史學家或被當事人所忽視。這種鬥爭可以有很多種形式。某些時候，巨大的利益往往都積累在某一男性血統中——這就是為什麼人人都想成為國王！研究人員驚訝地發現，8％的愛爾蘭男性人群攜帶某種形式的Y染色體。這種形式的Y染色體在與愛爾蘭有著密切關係的部分蘇格蘭地區以及愛爾蘭散居人群中也是很常見的。從全球方面看，大約有200萬到300萬的男性攜帶這種染色體。這種染色體能夠證明這些男性是公元400年左右愛爾蘭國王「擁有9個人質的尼爾」（Niall of the Nine Hostages，有9個王國給他交人質）的後裔。在此後的1200年間（直到1609年），他的後裔在愛爾蘭北部都掌握著強大的權力。[18]
另一個精彩的例子是成吉思汗，他也被稱作「上帝之鞭」、「王位與皇冠的主人」、「完美的戰士」以及「所有男人的君王」。在大約800年前，成吉思汗和他的後人征服了從現在的中國大部分地區到大馬士革的一切。同時，成吉思汗懂得如何享受成功的快樂。這是他對至高歡愉的定義：「把我的敵人碎屍萬段，鞭打他們為我拉車，搶走他們的財寶，看著他們心愛的人哭泣，然後再將他們的妻女擁入懷抱。」[19]這最後一點對於成吉思汗來說顯得格外有誘惑力。他和他的兒子們，兒子的兒子們——這黃金家族——在統治亞洲的幾百年間，四處留種。正因如此，他們在遺傳上產生了巨大的效應。通過對一種特殊的Y染色體的認定，我們知道，如今有1600萬的中亞男性都是他的直系後裔。這恰恰說明了一個人就可能帶來巨大的變化。
相比之下，精英在生育上的優勢通常沒有那麼集中。舉個例子，我們常見一小群人征服了一個族群並成為新的精英。如果統治的精英階級具有強大的繁殖優勢，並且不與原來的族群通婚，即使沒有大規模或蓄意的種族屠殺，該地區的居民終將成為統治精英的後代。這也許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征服英格蘭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他們的數量大大超過了現存的凱爾特人，於是他們也就貢獻了大部分與現代英格蘭人相關的基因庫。此外，在早期盎格魯—撒克遜統治下的英格蘭存在著種族隔離的社會結構。這加速了社會和遺傳的變革。[20]
一般情況下，個體可以自由進出精英群體，自然選擇則會偏愛那些能夠加速進入精英群體並保持成為其中一員的特質。這不僅僅發生在統治階級，而是在任何一個高於更替水平生育率的階級中都可能發生。只要有足夠的基因流，不僅僅是在那些高生育率的族群中，在整個群體中具有優勢基因的族群都將會被留下來。
但是，如果高生育率的亞群體經歷了長時間的生殖隔離（或者接近生殖隔離），對特定生態位的選擇壓力可能會將他們的演化引向一個特殊的方向，最終造成與周圍族群的顯著差異。我們認為這發生在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身上，我們將會在第七章裡詳述。現在我們只需要說，在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身上的選擇壓力來自幾個世紀以來嚴格限制通婚以及一種奇特的偏愛高生育率的社會環境。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只有很少幾個種族經歷過這種漫長的生殖隔離，以及產生這種結果的異乎尋常的模式。任何一種方式都有可能打亂這個過程，就像如今一樣，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通婚和生育形式的轉變就完全打亂了這個特殊的選擇過程。
我們常說，優良的狗通常擁有平均水平以上的生育能力。然而，這也有例外。請記住，無論是以前的統治者還是現在的，都是會犯錯誤的，或者運氣不好，並且往往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麼。有時，實施統治的精英們會打敗仗，進而被入侵者取代，比如在諾曼征服戰爭（Norman Conquest）中那樣。有時統治者有點太熱衷於互相屠殺，正如在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中一樣。而往往，統治的精英們僅僅是做出了糟糕的選擇——在繁殖適應性意義上的糟糕。最常見的一個錯誤就是選擇城市聚居，這樣做的後果幾乎必然是傳染性疾病造成的人口下降。這裡講的「人口下降」，指的是城市居民無法養育足夠的孩子：在現代醫藥與民用工程出現以前的城市，只能依靠周邊農村源源不斷流向城市的移民來維持它的人口數量。
財富可以彌補城市生活存在的危機，但前提是在疾病的危害不算太嚴重的時候——統治階級的地位可以使他們免於饑荒，這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疾病的危害變得嚴重，即便可以免於饑荒，對於統治階級來說也還是不夠的。統治階級就會因此而逐漸消失——雖然這可能不是一朝一夕就發生的事情。
當新的病原體適應了人體，並且通過地理隔離的人群的相互接觸而進行傳播，城市疾病的危害就變得更加嚴重（正如在赫梯人中發生的那樣）。我們知道，比如，原本意大利沒有惡性瘧疾，但在古典時代瘧疾到達了亞平寧半島，並向北逐漸傳播。[21]天花也是後來才傳播到意大利的。也許正是在這兩種兇猛疾病的夾擊下，羅馬帝國精英的數量嚴重下降。
有時，統治階級做出演化意義上的糟糕選擇是顯而易見的。在古典時期，在昔蘭尼加（Cyrenaica，現在是利比亞）的沿海生長著一種叫羅盤草（silphium，松香草屬）的植物。這種植物的樹脂被用作避孕和墮胎藥。這種樹脂的效果非凡，每月服下豆子大小的一劑藥就可以避免懷孕。羅盤草最終變得非常受歡迎。因為沒有辦法進行人工種植，所以當需求量增加時，人們對它進行了過度採伐。當它變得稀缺時，它的價格直線上漲，直到人們不得不用銀子來計量它的重量。這一切加速了對羅盤草的過度採伐，這個惡性循環最終導致了歷史上第一個人為原因造成的物種滅絕。然而，在那幾個世紀裡，希臘—羅馬的統治階級如此頻繁地使用這種植物，必定嚴重影響了生育率，除非他們只是想浪費金錢而已。
最終，在一些群體中，精英們組織起擁有壟斷力量的政權。你可以想見以此產生的律法與秩序是有益於農民階級的。農民會因此更安全一些，因為他們被禁止在鄰邦進行掠奪，也不會受到鄰邦掠奪的干擾。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因為在國家出現以前，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口往往比在現代戰爭中死亡的多得多。農民們雖然也還是無法免於與外敵交戰，但戰爭帶來的死亡率卻大大下降。然而，這時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卻仍然持平，因為戰爭導致的死亡人口的減少被傳染病（這影響所有人，包括精英階級）和飢餓（這只影響農民階級）導致的死亡人口的上升所取代。政府，特別是好的政府，最終要降低生活的標準，至少就卡路里而言是這樣。
帶鋤頭的男人
保羅·蓋蒂博物館，洛杉磯
讓－弗蘭索瓦·米雷
1860—1862年間
拋光紙上的黑白粉筆畫
28.1cm×34.9cm（11
in×13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