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學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觀察結果指出人口增長傾向於超過食物供應能力，因為人口呈幾何速率增長，而食物成算數速率增長。他寫道：
人口增長的力量是如此高於土地為人生產足夠補給的力量，人類必然會經歷這種或那種的過早死亡形式。而人類中的惡人就是那些活躍又能幹的從事人口減少工作的大臣。他們是大型毀滅性軍隊的先驅，而且自己就把這可怕的事情給幹了。但是如果他們在這場滅絕戰爭中失敗的話，疾病多發的季節、流行病、鼠疫和瘟疫就會大規模列隊爆發，奪走成千上萬的人。如果它們的成果仍然不充分的話，不可避免的大規模饑荒就會悄悄尾隨而至，而這巨大打擊會拉平世界的人口水平和食物生產水平。
想像一個幹得還不錯的農業群體：他們有足夠的食物。那麼他們很容易在每個家庭中撫養超過兩個孩子。如此人口就增長了，而且只要現狀能維持就會不斷增長。更多人口需要更多食物，但那時候也會有更多人去生產食物。只要人均產量不變，生活水平即便在人口增長的時候也不會改變。然而最終這個不斷增長的人群會耗盡所有的土地，那麼下一代人口就只能在更小的土地上耕種。他們仍然有可能保持人均產量，只要他們工作足夠努力，但再下一代人口耕種的土地就更小了。只要食物生產的技術保持不變，最終人均產量一定會隨著人口上升而下降，人均資源也會下降。而下降趨勢會持續下去，直到每個農民生產的食物只足以養育兩個孩子，這時候人口增長就停止了。
假設農耕方法進步，使人均產量增加10倍。人口開始增長——讓我們假設增長得相當慢，每個家庭平均能夠養活2.5個孩子至成年。人口每一代將增長25％。十代人時間（約250年）後，人口增長就趕上了農耕技術進步提高的農業產量增長率。生活水準又變得和開始時一樣低，那麼人口增長停止。然而，平均每個家庭養育2.5個孩子怎樣也不算一個特別高的人口增長率：在殖民時期的美洲，每個家庭平均養育孩子（至成年）的數量超過7個。以這個速率，只要兩代人的時間人口增長就趕上了10倍人均產量這樣的增長率。
這裡關鍵的一點是即便速率很溫和的人口增長都會很快趕上所有可能的改進食物生產的速率。所以，所有人口都應該在大部分時間裡保持在馬爾薩斯人口閾值左右，而且應該沒有任何持續改進生活標準的情況。馬爾薩斯本人還指出除了食物貯藏外的別的因素也可能限制人口。任何隨著人口密度增加而加劇的負面影響因素都可能成為限制性因素，不僅僅限於饑荒和營養不良。關鍵是在人口密度最低的時候哪個負面影響因素會出現。我們相信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不一定每個人類群體都一樣）的特質會對人類演化有重要影響，包括了我們正在討論的種種晚近變化。
可以想像某種形式的出生限制可以有效抑制人口增長，但只有在每個人都願意實施這一舉措的時候才會有效。就算只有小數量人群不去限制他們的繁衍，他們也會迅速替代那些主動限制人口的人群（最多幾個世紀時間），這樣我們又回到了原點——馬爾薩斯陷阱，也就是人口增長與限制人口增長的因素齊頭並進，而我們會停留在馬爾薩斯極限附近，生活標準無法持續性地提高。或許在未來，在一個遵守紀律的世界狀態下，可以想像生育限制會使得這個原理不再生效，它會降低人口增長速率和使得更高的生活標準得以實現，然而在過去，生育限制可從來都不是這樣運作的。
衝突（廣義的衝突包括了所有形式的人與人之間的暴力）或許會在饑荒出現之前限制人口增長，如果它隨著人口密度增長也加劇的話。如果人類沒法建設大型的組織良好的社會的話，衝突或許可以使我們免於貧窮：事實上，衝突或許在許多非人類的物種中是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對於早期人類來說也可能是限制性因素。然而人類是可以合作的，尤其當有什麼是值得偷的時候。在一個貯藏有剩餘資源的人口中，國家形成最終會限制地方衝突，而和平會把人們送進救濟院。
傳染病是足以和饑荒抗爭的最有力的人口限制因素。兩者自然可以一起出現，而且的確也常常一起出現，因為營養不良會導致對疾病抵抗力的下降，而反過來說受感染的個體工作產出（生產的食物量）會減小。此外，人口密度會讓傳染病的影響變得更糟，甚至會殺死營養充足的人們，所以理論上它可能是人類社會中關鍵的人口限制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人類很可能會有充足的食物，然而其他取捨可能會出現。比方說，在這種情況下對代謝效率的自然選擇強度可能會弱於經典的馬爾薩斯陷阱的情形；女人們可能更加獨當一面，而社會所需的父系投入會減少，取決於大部分人怎樣謀生。對於對抗有機體或者對抗與強勁疾病壓力有關的有機體的機制會有很強的自然選擇傾向。
三騎士——戰爭、瘟疫和饑荒——任何一個都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主導不同的人群。
原始戰爭很顯然是新石器時代農業出現之前限制覓食者人口的主要機制。傳染病在狩獵兼採集者社會中肯定也很有影響力，但它的作用力相對會被覓食者社會的低人口密度沖淡。強烈的氣候變化，比如特大乾旱或寒潮肯定會使得土地生產力銳減從而造成饑荒，尤其在氣候不穩定的冰川時期。然而，從種種殺戮和食人習俗的考古證據看，我們猜測地方性的衝突有更強的效果。在這一類系統中，人們都是機會均等的，這在遺傳證據上很明顯：有機會繁衍後代的男性比例比農耕社會顯著要高。傳染病，特別是惡性瘧疾，很可能是熱帶非洲的人口限制因素。據我們所知，似乎一直到非常晚近的時期，非洲的人口密度都比歐洲、中東和東亞要低。女性主導的農耕系統似乎存在於非洲班圖語區的很多地方，在那些地方女人大多能自給自足，這說明在那裡比在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生產食物要容易。在歐亞大陸的很多地方，父母雙方艱苦努力所做的工作都幾乎僅僅讓投入產出得以平衡。疾病也可能限制了非洲國家系統的複雜度，然而也有許多其他因素，比如非洲與舊大陸其他地方的相對隔離情況或野生大象毀壞先驅者的田地。[13]
在舊大陸許多地方，特別是生活在強大國家內的農耕者群體中，饑荒和營養不良才是主要限制因素。當國家內部和平的時期，人口迅速躥升至超出土地承載力。在那樣的社會裡，底層人民通常缺少食物，因此他們無法養育足夠頂替他們工作的子女。然而社會精英則必然有高得不成比例的繁衍率，而他們沒有那麼精英的子女則會頂替那些子女不足的農耕者的工作。喬治·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告別賑金》（A Farewell to Alms）一書中證明中世紀英格蘭最富有的社會成員大約有兩倍於最貧窮成員的後代。[14]社會底層基本無法自我繁衍，因此，在大約1000年以後幾乎每一個人都傳承自富裕階級。有理由相信這一現象在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比如說東亞和西歐大部分地方），然而財富的獲取在每個地方都不一樣，所以自然選擇在不同的社會青睞不同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