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的變異不常出現，而且確實出現的那些也常常丟失。在舊石器時代規模很小的人類群體中，確立此類變異一般需要幾萬年時間。這倒不是說有利變異需要如此長的時段去傳播，問題是它們的出現和確立需要太長時間。
然而隨著人類群體的增大，尤其是隨著農業的到來，有利的變異出現得越來越頻繁。6萬年前，在人類擴張並走出非洲之前，大約有25萬現代人類。在青銅器時代，即3000年前，這個數字大約是6000萬。此前每10萬年才出現的有利變異，如今每400年就會出現。
大概人們會認為一個有利突變在數量如此大的人類群體中傳播，會比在舊石器時代那樣的小數量人口中傳播要花更多時間。然而，一個佔優勢的等位基因在混合良好的人類群體中會隨著時間發生指數級增長（這還挺像流感的），所以它在一個一億人的群體中傳播，只需要比在一萬人群體中傳播多花一倍時間。
農業加諸人類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新的飲食、新的疾病、新的社會和由長期規劃帶來的新優勢），而在很長的歲月中作為覓食者的人類對此只能很勉強地適應。與此同時，農業也帶來了極大的人口擴張，這使得適應性突變的數量極大增加了。[1]所以說，農業帶來了很多問題，但它同時創造了更多新的解決方式。早前的創新也曾使人口增長並加速人類演化，但農業有強大得多的影響，並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增長的人口規模自然而然會引發新思想的產生。在同等條件下，更大規模的人類群體會比小群體產生更多的新想法，這些新想法即便在大規模人類群體中也傳播迅速。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Germs，and Stell）中，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有此觀點：「更大的區域或人口數量意味著更多潛在的創造、更多相互競爭的社會、更多可採用的創新以及更多採用和留存創新的壓力，因為那些沒有好好這樣幹的群體都被對手幹掉了。」[2]我們如今把這個觀點往前發揮一些：更大的人類群體會有更多的遺傳學上的創新。
這是近代人類演化的新圖景。它揭示了在可記錄的歷史時期，人類不僅在文化上改變了，同時也有遺傳學上的改變，而我們在理解歷史事件的時候必須考慮這類變化。這個觀點有深遠的含義：如果它是正確的話，那麼它意味著世界不同地域的人類演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因為他們在不同時期採用的是不同形式的農業，有些甚至從未進入農業生活。
由於遺傳改變是不均一的，不同地域的人類群體間有了遺傳學上的差異，而有時候這種遺傳差異會轉變為競爭優勢。我們認為這類競爭優勢在人類遷徙和人口擴張中起了作用，因此它在解釋當今的人種和語言分佈的時候也是很重要的。事實上，歷史看起來越來越像一部科幻小說，在其中突變物種不斷地興起和取代正常人類，有時候悄悄地進行（這些突變物種不過是存活下來），有時候作為征服者群體。
很可能人類群體對農業的演化回應影響了認知特徵和性格特徵的分佈，而這些改變對文明的誕生、科學和工業革命都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