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70年代的一去不返，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科技變得越來越重要：比爾·蓋茨成立了微軟公司；郵政員工擔心他們很快會被電子郵件弄得失業——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國家首腦中第一個發送電子郵件的人；手機和第一個試管嬰兒也誕生了；美國青少年到哪裡都會帶著他們的索尼隨身聽。
電影《愛情故事》（Love Story）煽情無比；《女士》（Ms.）雜誌介紹了新女性主義；斯蒂芬·金把觀眾嚇了個半死；電視節目「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諷刺了美國社會；《教父》創下票房紀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是第一個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人[1]；牙買加出口的雷鬼樂讓全世界人民都很高興。
到了80年代，羅納德·裡根重新讓美國總統充滿活力；柏林牆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都轟然倒塌，冷戰就此結束。英國人在福克蘭群島（Falklands）作戰，並將很多國企私有化。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通過著作《時間簡史》將空間研究帶入實質性階段；《辛普森家族》（The Simpsons）成為最受歡迎的卡通片之一。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了《撒旦詩篇》（Satanic Verses）並因此成為穆斯林世界頭號公敵。每個人都在玩魔方；美國最高法院聘請了歷史上第一位女性法官；而當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成為英國第一位女首相時，英格蘭也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互聯網出現了，傳真誕生了，筆記本電腦成為新的時尚。儘管60年代人們一直呼籲感受自然世界，但印度的博帕爾（Bhopal）和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Chernobyl）還是因為環境的惡化而成為無人之地。「伊朗門事件」的醜聞沒有讓裡根總統下台，卻動搖了他的根基。
斯堪的那維亞的方法
歐洲公佈爆發性病流行後不久，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緊跟其後採取措施，由於道德觀念上不那麼封閉虛偽，政府能夠確保所有地方都能得到安全套，而且是免費供應，對公眾的信息傳達也非常直接。舉例來說，瑞典幾乎沒有人染上性病，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今天。
到了1970年，美國每年花費630萬美元用於追蹤那些確診性病患者的性伴侶，花費3000萬美元在性病教育方面。但是，用於研究預防措施的資金卻很少，也很少投入經費去嘗試瞭解當下性行為的模式，而這正是性病防治專家渴望得到以同疾病蔓延作鬥爭的信息。承諾朝令夕改，資金一會兒撥給研究計劃，一會兒又撤走，原因還是這種研究本質過於涉及私隱——一些人甚至認為是下流，政治上有阻力。有些人，比如紐約的兩位議員，覺得錢用在這種研究上面簡直就是浪費：「用在研究預防方法上的錢可以治癒很多病人。套子就是一種既簡單又便宜的預防性病的方法。」這確實沒錯，但是……
隨著70年代慢慢過去，絕望的公共衛生官員試圖瞭解到底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而結果很讓人困擾：小型的、地方性的研究發現，儘管絕大多數青少年知道安全套對於預防性病有幫助，但他們並不瞭解性病對於健康到底有怎樣的影響。大多數人還認為他們必須有父母的允許才能得到安全套，這意味著他們並不知道自己也能在任何藥店中買到三隻裝的安全套。另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到底應該怎樣使用安全套。非洲裔美國青少年是最高危人群，他們幾乎不知道任何保護措施，包括避孕。同時，得淋病的人越來越多。實際上，各種各樣的性病都在蔓延之中。
數字遊戲
70年代，治療淋病的盤尼西林出現抗藥性菌株，在某些人群中，患梅毒的人也越來越多。不過，這還只是個開始。80年代患生殖器皰疹的病例比70年代高出了11倍；1989年，疾病控制和防禦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CDC）發現大約1300萬美國人新感染上一種或者多種性病的症狀。不過，就連這個發現也只是冰山一角，尚有大量性病症狀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有些病人無法得到診治，還有些人根本不在醫生統計上交的病人名單上。
HPV……新的借口
人乳頭狀瘤病毒事實上是一組病毒的總稱，組成一個病毒族系，其中某些病毒可經由皮膚接觸傳播，某些則明確通過性行為傳播。HPV可導致子宮頸癌變。由於它並不總是明確經由性行為傳播，持反安全套立場的一方便將之作為理由，表示安全套並不能有效抵禦性病侵擾。
到了1990年，美國每年有據可查的淋病新增病例就有67萬，而衛生部門的官員認為這個數字只是實際感染病例的一半。感染衣原體的人數則每年至少增加400萬人。感染梅毒的人數到達了1950年以來的頂點，有超過4.8萬新病例。疾病控制和防禦中心認為，每年有20萬到50萬生殖器皰疹的新病例和100萬人感染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縮寫HPV）。滴蟲病也傳播得非常快，但是，醫生和衛生機構並沒有被要求將之當作性病統計上報，所以很難得到準確的數據。不過，官員們確實知道，到2000年，在所有感染新型性病的15至24歲之間的年輕人中，感染人乳頭狀瘤病毒、感染衣原體和患滴蟲病的人數佔到88％。儘管如此，1979年到1988年之間，以及90年代末期，在這個年齡段人群中，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依然越來越普遍。
反過來，到了80年代早期，很多歐洲國家淋病患病人數急劇減少，也許因為他們擁有更好的診斷方法，更有效的治療手段和公共教育。但這並不意味著性病對於其他發達國家來說不是個問題，首先美國，其次英國，都是性傳播疾病無限循環的最好代表。之後，艾滋病來了。
全世界的公共衛生官員將這段時期稱為歷史上最可怕的性瘟疫年代。但是，1981年6月5日，當疾病控制和防禦中心就洛杉磯一個年輕男同性戀小群體中出現的一種相對罕見的肺炎形式首次提出警告後，人們幾乎立刻將性病拋在了腦後。
自由戀愛的時代結束了，而從未結束過的安全套論戰好似踩了油門一般。
一位不可能的倡導者？
婚姻和一夫一妻制
在羅素·貝克（Russell Baker）的《觀察者》（Observer）專欄中，有一句「他說的所有就是放棄吧」，這裡的「他」，指的就是裡根總統。作者的感想包含了很多美國人當時的想法，並證明了輿論對於安全套始終處在左右搖擺中：
為了防止艾滋病的傳播，裡根總統建議在踏上婚姻聖壇前保持貞操，並一輩子堅持一夫一妻制。這種倡導也許有用，但是總統先生還應該跟進怎樣把這兩個「救生員」帶回到現實生活中。
我說「帶回」是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在清教徒要求海絲特[2]在胸前佩戴上紅色A字之後，無論婚前保持貞操還是一夫一妻制似乎就已經遠離美國人的視野了。
很自然，你們的印象或許就是很多年來沒有聽到過貞操和一夫一妻制這樣的字眼了。這是科學，也就是避孕藥和盤尼西林帶來的後果。在那之後，整個一代人沉溺於天堂的景象中：不用承擔後果的性交。
我有意使用了「沉溺」這個詞。服藥可以避孕、抗生素幫助擺脫了性病的危險、容易得到的大麻給規規矩矩看不到意義從而令人厭倦的性交注入了一劑興奮劑，我們因此擁有了歷史上第一代可以隨意享受性交的人，用約瑟夫·愛潑斯坦（Joseph Epstein）的話來說，就是「天涯處處皆芳草」。
但是現在，後果還是出現了：艾滋病。艾滋病帶來的後果就是，在家裡看報紙你經常會讀到「安全套」這個字眼。
確實有段不好過的日子。我跟裡根總統一樣不喜歡在報紙上看到「安全套」這個字眼，我也不喜歡當全家人，包括祖母，聚在客廳裡看最近的謀殺事件和爆炸事件時，主持人說出「安全套」這個詞。
另一方面，艾滋病已經在城裡蔓延開的消息真是讓人不愉快。在不好過的日子裡，你必須兩害相權取其輕。
當裡根總統提出貞操和一夫一妻制時，他在嘗試擺脫這種不幸的災難。當政府衛生部門提議教育美國年輕人使用安全套時，他的反應是倒抽了一口冷氣，可以看出來，他認為「節欲」是最好的方法。
顯然，總統先生一說到「節欲」就充滿了熱情，好像他已經完全脫離了自己真實的世界，不過這只是一種表演。
《紐約時報》於1981年7月3日刊登了第一篇關於艾滋病的新聞故事。1982年，疾病控制和防禦中心正式確定了艾滋病的官方稱謂——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縮寫AIDS），並報道說有四種人相對容易感染上這種新疾病：同性戀者、濫用靜脈注射藥物者、海地人和血友病患者。同年10月18日，美國ABC電視台的「今夜世界新聞」欄目第一次播出關於艾滋病的討論，並警告說病因尚不清楚，但是疾病本身正在整個美國傳播。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貌似根本不可能的人物成為美國最激進的安全套代言人。C.埃弗裡特·庫珀博士（Dr. C. Everett Koop）之所以被裡根總統任命為美國公共衛生署軍官團總醫官，除了他醫學專家的身份之外，也是因為裡根非常看重此人堅定的保守主義立場。持保守主義立場的庫珀博士卻努力推動了關於預防性病的公共教育運動。儘管庫珀確實將禁慾作為抵禦疾病的第一條防線，但他同時也是個非常務實的醫生。他知道讓性活躍人群不感染疾病的唯一現實的方法就是教育他們使用安全套。另一方面，儘管裡根總統提名了庫珀，但說到艾滋病和預防保護問題，裡根還是保持了多年的沉默，並採用了早期的一種觀點：艾滋病是同性戀者和注射毒品者的疾病——儘管他和演員羅克·赫德森（Rock Hudson）是朋友關係，而後者是第一批罹患艾滋病的名人——因此，他們罪有應得。
「他所說的只有放棄」
名人的艾滋病
即便羅克·赫德森死於艾滋病，也沒有讓他的總統朋友裡根改變想法。其他著名的艾滋病患者包括芭蕾舞演員魯道夫·努裡耶夫（Rudolf Nureyev）、網球明星亞瑟·阿什（Arthur Ashe）、奧運會跳水冠軍格雷戈裡·洛加尼斯（Greg Louganis）、皇后樂隊主唱弗萊迪·莫庫裡（Freddie Mercury）和籃球巨星埃爾文·約翰遜（Earvin Johnson）。
艾滋病支持者很早以前就聲稱，裡根總統對艾滋病的態度，嚴重阻礙了相關研究的展開和教育層面的努力，讓艾滋病在美國的土地上站穩了腳跟，然後撲向全世界。事實上，很多人相信，為了應對艾滋病而對聯邦相關研究和全民教育的投入之所以會奇怪地「一會兒有，一會兒沒」，主要就是因為裡根總統陳舊的信條——同性戀恐懼症。裡根總統任命的總醫官在退休以後曾說「白宮裡各方政治上的干涉」令自己應對疾病的工作變得複雜，「至少要花費比原先多12倍的精力去懇求白宮裡針對我的批評家們讓我和裡根總統見上一面。」總醫官的話語表明了他對於國民健康所作的努力，儘管他的「老闆」持相反態度，但他還是將整個國家緩慢而費力地拉進自己主張的運動中去了。
聯邦政府和艾滋病
政府的態度在80年代頗為搖擺不定，有像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這樣的頑固分子，努力要將瘟疫當作「私人事件」處理也有裡根總統這樣假裝瘟疫根本就不存在的人。但是，社會活動家們並沒有放棄在尋求更好的治療手段、合法權益和對患病者以及公眾的教育方面他們繼續為了增加投入而鬥爭。在政府中也能看到些希望。1988年，美國《健康綜合項目延長法案》（US Health Ormibus Programs Extension Act）批准設立了用於艾滋病教育和檢測的聯邦基金，成為90年代比爾·克林頓總統任期內相當有聲勢的一場運動。
赫爾姆斯和「罪人的疾病」
1987年，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推動美國國會通過了《赫爾姆斯修正案》，或者叫《禁止宣傳同性戀性行為》，此舉措的實施使得聯邦基金無法用於艾滋病教育。赫爾姆斯因為他的偏見而出名，包括他對那些艾滋病人的憎恨。他認為患病者只是因為他們犯下的罪行而受到了懲罰。他對於自己的很多聲明深信不疑。比如：「唯一能夠阻止艾滋病的方法是阻止那些令人作嘔的、不道德的傳播疾病活動」；「這個國家中每一例艾滋病的病例都可以追溯到雞姦的根源」。1990年，赫爾姆斯提出對《仇恨犯罪統計法》予以修整，試圖阻止艾滋病受害者依據「仇恨犯罪」條款指控針對他們的暴力行為，這一提案使得赫爾姆斯成為美國最知名的反同性戀者。
他的理由？「同性戀運動威脅著美國家庭的活力和生存。」
他的解決方法？「國家反雞姦法應予強制執行。」
艾滋病社會活動家們的反應？1991年，一個35英尺高的充氣安全套放在了赫爾姆斯家的房頂上。
1988年，這位持保守立場的美國公共衛生署軍官團總醫官與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合作出版了一本面向所有美國人的教育手冊——《理解艾滋病》（Understanding AIDS）。該手冊出版後，郵寄給了每個美國家庭，其中包括一整頁如何使用安全套的內容。手冊中聲言：「除非不進行性行為，或實行有保護的性行為，安全套是抵禦艾滋病的最好方法。」這一聲明在90年代晚期聚集了足夠的聲勢，成為安全套論戰中的一盞明燈。
「不要忘記你的套套。」
每個人都有責任將那個詞說出口，告訴別人這個產品能夠拯救生命，防止很多不幸發生。
一位安全套生產商代表談到安全套廣告的必要性時說
尤里烏斯·施密特和默爾·楊斯在戰時賺到的巨額利潤相比艾滋病年代來說，可謂小巫見大巫。黑死病之後的這個年代，任何人都可能死於此種神秘的新疾病，安全套市場就等著賺錢了。或者像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生產商約翰·斯沃曼（John Silverman）說的那樣，艾滋病是「安全套商人的夢想」。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正在履行其對公眾承諾的服務，生產商們正在製造最好的產品，而零售商們正在盡自己最大努力使人們能夠更容易地買到安全套。如果我們都各司其職，就會看到產品數量的增加以及我們為人類所做的偉大貢獻。
一個安全套生產商發言人
色情文學的問題
1980年代安全套最大的國家市場是日本，在那裡，多年以來，安全套早已成為最受歡迎的避孕用品。相比西方人，日本人對避孕藥的態度一直不太積極。68％的日本已婚夫婦每年總計使用8.64億個安全套，是美國的3倍，而美國人口是日本的兩倍多。這個情況直到本世紀00年代中期以後才發生改變。那以後，安全套銷售量明顯下跌，這被歸咎於很多人都在網上看色情文學了，他們是更多地觀看，更少地「實戰」。
盛世廣告公司製作的預防艾滋病公益廣告：「砰！你死了！」
廣告界巨人盛世公司（Saatchi and Saatchi）看起來同意上述說法，因為它是第一批以其相當可觀的市場營銷技巧幫助紐約城市衛生部門在公共電視、廣播和報紙上發佈防治艾滋病的最早的（也是很具爭議性的）公益廣告的公司之一。其直截了當的標語包括「出門別忘帶套套」；「砰！你死了。這就是艾滋病的恐怖之處……」等等。這些標語試圖引起那些對艾滋病還不夠重視的人們的注意。也許因為處於一個非常有爭議的環境中，廣告公司沒有選擇將這麼醒目的廣告投向過於廣泛的人群，或是針對一個特別重要的群體——儘管艾滋病被認為是同性戀疾病，但這場公益廣告運動針對的卻是異性戀受眾。
大多數公益廣告採用的都是威嚇受眾的策略，把使用安全套只是當作情人和疾病之間的事情。儘管這種觀念由來已久，但對於大多數的美國人來說——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還是全新的。與過去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漫長歷史相一致，到了20世紀晚期，這種情況也沒有發生多少改變。
《紐約時報》社論：「性交是件嚴肅的事情」
廣告不能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而且其中有些肯定會令人討厭。現在，有些商業廣告和節目就很令人討厭，他們將嚴肅的主題淺薄化了。另一方面，安全套廣告可能有些有益的地方，而它們給社會帶來的風險也許值得一試。至少批評家們這麼認為。廣告有可能拯救生命。廣告也有可能幫助塑造「性是件嚴肅的事情」這一正統觀念。至少，這些廣告，對於那些極端地表示性只是為了娛樂，並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的商業廣告和節目來說，是可以起到駁斥作用的。
《電視視角：安全套廣告的問題》 約翰·考瑞（John Corry） 1987年2月8日
儘管美國ABC廣播公司在1986年播出了關於安全套使用的公益廣告，庫珀博士也向其他媒體網絡施壓，要求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做同樣的事情，但只有7％的相關宣傳是在高峰時段播出，而且同時段播出的是新聞節目。餘下的宣傳都是在晚間11點到早晨6點之間的時段播出。即使有來自於總醫官的壓力，NBC廣播公司的副主席還是聲稱，管理團隊「對有些問題十分焦慮，最終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方法。」他們的謹慎及時地得到了證明：儘管高峰時段僅有極少量的安全套廣告播放，媒體依然被觀眾的抱怨淹沒——他們說感覺很不舒服。發現艾滋病的十多年之後（第二代性病蔓延的數十年後），電視中才出現了第一則關於安全套的商業廣告，1975年在加州電視台播放的那則「特洛伊人」安全套廣告，實在算是個例外。
電視台的政策
「ABC電視台不接受任何安全套或者其他非處方避孕藥品的廣告。處方藥的避孕用品廣告基本上也是不接受的，但經ABC電視台獨家裁決，這類廣告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也有可能被播放：首先產品本身符合ABC電視台處方藥廣告和其他使用規定；其次，廣告商提交關於其商品的額外的公共意見調查結果；再次，最終由ABC電視台決定播放與否。」這項政策一直延續到2005年。
預防艾滋病公益廣告：「保護我，保護你自己。」
1991年，福克斯電視台成為第一家播放安全套生產商商業廣告的電視台，可是要等到10年之後，CBS和NBC電視台才跟隨其後播出相關商業廣告。而ABC電視台、UPN電視台和WB電視台則依然拒絕播放此類廣告。福克斯電視台雖然是播放安全套商業廣告的先驅者，但它依然禁止廣告中宣傳產品的避孕效用。天哪！安全套的鐘擺就是這樣無休止地左右搖擺著。
更進一步地，安全套工業沒有將它潛在的政治資金或者其可觀的利潤用於在電視上推廣其拯救生命的產品，而是更加重視平面媒體的宣傳，並在包裝和商店中的推廣上下功夫。私人電視台似乎稍微膽大一些，他們根據對受眾的統計調查，選擇性地播出一些安全套廣告。
廣播電台的做法差不多：私人電台根據聽眾的需求決定是否要播出安全套廣告。1987年，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家廣播電台播出了一則「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廣告，但這樣的例子在當時並不多見。
楊斯與法案第39條的對抗
安全套工業在艾滋病危機的早期不願意做廣告的部分原因是依然受法律的限制。1983年，編號為81-1590的案件被提交到美國最高法院，郵政部門引用（「科姆斯托克」）法案第39條，即「禁止在未受到請求的情況下郵寄避孕用品廣告」，阻止楊斯藥業利用郵寄服務散發教育性的小冊子，這不禁讓人想起了痛苦的科姆斯多克年代，毫無疑問如果默爾·楊斯還在世絕不會就此罷手。楊斯公司已經計劃好了將小冊子投放到美國的一些目標地區，小冊子包含的內容涉及艾滋病、其他性病以及預防的方法，包括使用安全套。根據建立者的理念，楊斯公司選擇了和禁令做鬥爭上訴至最高法院宣稱郵政部門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法院同意楊斯公司的意見。但是，這並沒有刺激其他安全套公司也採用類似的郵寄方法宣傳安全套的預防功能。
庫珀的數字
公共衛生署軍官團總醫官庫珀博士要求將公益廣告瞄準那些最易受艾滋病感染的人群，特別強調向黑人和拉丁裔人群體投放。儘管拉丁裔人當時僅佔美國人口的6％，但他們卻佔感染艾滋病人數的14％；黑人占美國人口的12％，在感染艾滋病人數的比例上佔到25％。即便到了1990年代晚期，廣告宣傳（包括公益廣告和商業廣告）都沒能真實反映這些數據。同時，儘管女性是最晚被感染的人群，但是很快女性患病人數就和男性相當了，有的地區甚至超過了男性。到了2000年，卻只有30％的廣告將女性作為訴求對象。在這些廣告中，大多數表達的潛台詞，還是將使用保護措施與否的決定權交予男性。
恐懼VS滑稽
我會為愛做很多，但是我還沒有準備好為了愛死去……
一則「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廣告
第一波關於艾滋病和使用安全套的廣告熱潮中夾帶著明顯令人恐慌的信息，大肆玩弄和宣揚恐懼的情緒。有些小品文帶著非常強烈的情緒，比如廣告文案中一位年輕的拉丁裔男子回憶他的兄弟：他曾經警告自己的兄弟性交的時候應該戴安全套，但是他的兄弟回答說：「戴安全套也太沒有男子氣概了。」拉丁裔男子隨後跪倒在地，撲在他兄弟的墓碑上，邊哭邊說：「我的兄弟。他是如此具有男子氣概。」
讓我們失望的是安全套的發展不盡如人意。我們目標顧客多是年輕人，他們或者認為自己不會得上艾滋病，或者認為等自己得病的時候，已經有了治療的方法。
一位安全套企業發言人的陳述
產品、價格和推廣
第一先生布什和關於「道德敗壞」的表態
1991年，喬治·布什很不高興，新聞裡一會兒是肯尼迪家族成員強姦案開庭，一會兒是安妮塔·希爾訴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克拉倫斯·托馬斯性騷擾，一會兒又曝出NBA明星「魔術師」約翰遜得了艾滋病。老布什總統抱怨說電視、廣播裡說的全是美國人的「道德敗壞」。關於艾滋病，老布什批評了向青少年派發安全套以同疾病作鬥爭的計劃：「疾病在極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個人行為加以控制。我認為派發安全套不是影響個人行為的適當的方式。我認為，僅僅派發安全套而放棄生活方式，放棄家庭和基本價值，是不正確的。」
到1994年，關於艾滋病和安全套的廣告就變得輕鬆多了，幽默感成為宣傳安全性行為的主要方式。一些批評家甚至稱這種新式廣告為「雜耍表演」，一則廣告講述《歌劇魅影》中的鬼魂進入一家藥店買安全套，但被告知購買安全套不需要戴面具；另一則廣告中，俠盜羅賓漢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羅賓漢購買安全套的時候告訴收銀員，安全套不僅是買給他自己的，也是「給我所有快樂的夥伴」。新式廣告就這樣通過一系列荒謬的角色讓觀眾確信，購買和使用安全套都是很有趣的。
方法上的戲劇性大轉變的原因是，到了1994年，安全套銷售自發現艾滋病以來首次出現了疲軟。安全套工業的大亨們認識到嚇唬人的方法已經不再能發揮功效，他們急切地希望找到一種新方法來傳遞相同的信息。儘管1994年時，死於艾滋病的人數至少有22萬，但銷量和使用量的下降被認為是其他事件的發生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媒體和觀眾被波斯尼亞事件、白水門事件[3]和其他熱點新聞分了神，艾滋病只能靠邊站了。人們進入了「信息疲勞」。安全套銷售前幾位的公司花費了巨額資金聘請最好的廣告公司，希望能夠通過新的推廣策略把形式扭轉過來。
Tiktok自動售貨機——就連麥當勞也加入了行動
到了90年代中期，麥當勞感覺到了來自漢堡王（Burger King）和其他快餐公司的競爭壓力，於是，公司領導開始尋找多樣化經營的道路。其中一個想法是投資一種新型的連鎖24小時大型售貨機——Tiktok。這種機器提供兩百種產品，並按照「家庭必需品」進行分類，就像是投幣式的7-eleven便利店。當然，「必需品」中包括各種各樣的安全套。
適合的市場定位成為非常重要的新策略之一，女性、少數族裔和青少年成為廣告訴求的主要對象。在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安全套的銷售還是走傳統的零售店、藥店銷售模式，而到了90年代，沃爾瑪、塔吉特（Target）、凱馬特（K-Mart）等大型超市加入進來，通過自主購物的方式銷售多種品牌的安全套。
除了場地不斷擴張，安全套工業也認識到，一種簡單的銷售策略就是除了將安全套和藥品擺放在一起之外，也可以將套套和日化用品、女性用品以及保健品並排呈列。現在，購物者可以將一大包安全套扔進一輛裝滿麵包、牛奶的手推車裡了。
一般來說，女性是零售店主要的消費者，所以在某些廣告策劃中聚焦這一群體，並在女性居多的場所中做商品促銷便是自然而然之事，這一股營銷潮流始於80年代。根據實際情況的反饋，在購買安全套的時候，女人比男人更加自在，特別是單身女人。從前的安全套市場關注的是18歲至34歲之間的男性，包裝都是非常男性化的，比如施密特公司埃及風格的「拉美西斯」品牌，楊斯公司穿盔甲的「特洛伊人」品牌，還有男廁所裡的自動售貨機和藥店櫃檯後面的棕色紙包裝；與之相比，現在新型的、更具設計感的包裝一下子刺激了銷量。美國女性也（再次）認識到，安全套是一種可靠的避孕方法。儘管避孕藥依然是最受歡迎的選擇，安全套還是成為單身女性的第二選擇和已婚夫婦的第三選擇。
當認識到80年代時大約有50％的安全套是由女性購自藥店和其他大型零售店這一情況時，施密特公司推出了一個新品牌——Koromex，該品牌僅以女性為目標消費者；導管生產商曼特公司（Mentor Corporation）也進入了「專屬女性的」市場。
「從抽屜裡出來」
英國安全套幾個世紀以來都通過傳單、手冊的傳播方式進行著宣傳，即便是性病流行的1960和1970年代，根據法律，就算是「杜蕾斯」這樣的大型公司也只能通過平面廣告的形式推廣自己的產品。1967年，當《國民健康服務法案》（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Act）允許公共衛生機構向單身人士提供安全套售賣服務時，對安全套廣告的需求也變大了。當時「杜蕾斯」公司是唯一向國民健康服務署提供安全套的承包商，他們認為將資金用於在女性雜誌和諸如《觀察家》（Observer）這樣的報紙上投放廣告可以增加銷量。不過其他更主流的報紙和雜誌對這類生意並沒有興趣。
廣播電視宣傳更加有限制性，儘管在電視上播放安全套廣告的限制到70年代早期有所緩解，「杜蕾斯」公司還是不被允許使用他們商標的名字，也不能提到預防疾病的字眼。英國廣告法要求商業廣告中「不能有任何悖離禮儀的內容」。和通常情況一樣，安全套是防治疾病的用品的概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電視台高層認為是不適合宣傳的，直到艾滋病出現才改變了這種局面。「杜蕾斯」牌和「伴侶」牌（Mates）安全套的首次電視台和電台廣告於1987年播出，幾乎沒有收到公眾的負面反饋。
在英國，首個艾滋病患者於1981年從美國回來之後被確診。一年後，增加了7個病例，但是直到1983年，英國媒體才開始關注這一疾病。可悲的是，慣於譁眾取寵的新聞報道使用《傳染性「基佬」殺手》、《「基佬」瘟疫席捲而來》這樣的題目作為新聞頭條，令得關於艾滋病的最初報道只是激起了人們對患者的偏見和歧視。又過了4年，政府官員才真正對艾滋病問題重視起來。
到了1987年，英國已經有了1170例上報的艾滋病病例。作為對疾病迅速增長的回應，國民健康服務署決定發起一場名為「不用因為無知而死亡」的全國性運動。這場運動包括向英國每戶人家發放一本使用了和運動名稱相同題目的宣傳冊。該運動無疑對美國的庫珀總醫官產生了影響，於是美國在1988年也做了相同的事情。而在電視和廣播中，運動試圖通過冰川和墓碑這一類意象向公眾傳達疾病的恐怖，以令他們對艾滋病和個人的性衛生給予足夠的重視。對於公共媒體來說，認為安全套是個太過下流的話題的年代已一去不返，現在的全國性運動包括讓主要的電視主持人在黃金時段演示如何使用安全套。這引發了很多報紙的批評，但政府官員幾乎沒有收到任何來自公眾的投訴。投入8千萬英鎊的這一運動被認為收到了成效，因為艾滋病感染數量的曲線在接下來的一年中變得平穩了。
「杜蕾斯」讓位，你好「伴侶」
在政府撥款資助以前，「杜蕾斯」是英格蘭唯一一家真正的安全套生產商，佔據了95％的市場份額。然後出現了維珍公司的創始人，商業巨頭和慈善家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
布蘭森自掏腰包投入超過5百萬英鎊用於生產安全套，而且不求個人回報，只是將新創立的安全套品牌命名為「伴侶」。他的銷售理念不同尋常，乃是通過認知度高的零售商店推廣自己的品牌，同時這些零售商店並不由此獲取利潤。這是一種真正無利潤可言的安全套。
為了讓伴侶牌安全套有個美好的開始，布蘭森運用自己在商界中的影響力，說服國際上最著名的廣告公司發起了一場相關的推廣活動——再一次，廣告公司本身並無利潤可言，卻引發激烈競爭。廣告公司人士認識到，如果能夠成功地為這一安全套新品牌打開市場，他們會在很多方面受益。首先，他們可以和歐洲認知度最高的商業品牌維珍分享利益，這可是很大一筆財富。其次，他們可以提高自己的企業形象，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在將英國從健康危機中拯救出來，或者像一位廣告界高層說的那樣：「慈善廣告是一筆大買賣。」
你做愛做的事，我們做有意義的事。
伴侶牌安全套廣告語
他們不僅樣子好，還更便宜，也能讓你更從容地購買。維珍公司和MTV公司會將所有盈利用於幫助控制性病的傳播。
理查德·布蘭森
儘管這一運動背後有很多關於誰會獲取利益的猜度，但最終的效果比政府資助的推廣運動輕鬆愉快許多，而且幫助根除了一直冠在安全套廣告頭上的惡名。和政府陰鬱的做法不同，「伴侶」牌安全套的廣告努力嘗試加入幽默的風格。廣告中，一個準備購買安全套的十幾歲男孩走進家藥店，正好撞上一位漂亮迷人的女店員。此時，畫外音說，兩個人的思想開始交流，而男孩正在給自己打氣，準備開口購買安全套。最後，男孩終於開了口，女店員向著老闆大聲喊：「安全套多少錢一盒？！」
有些人可能更喜歡盛世公司那種更加時髦的說法，「不套上去，就別做下去。」這句廣告語也許是受二戰期間的口號啟發：「在你投入之前先戴上它。」但是，布蘭森覺得這種口號太過冒險，應該用一些更加巧妙的語言。
社會主義安全套
倫敦橡膠公司——「杜蕾斯」牌安全套的生產商——一直保持安全套生產和銷售的主導地位的部分原因是，從1982年開始政府對價格的直接控制。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說這種價格控制已經存在很多年了。同時國民健康服務署發放安全套是免費的此數量佔據了安全套市場23％的份額這就要求市場上供應的安全套折扣必須打得非常低——即所謂社會主義安全套。所有這些限制意味著新玩家需要大量現金支持，才有可能打入安全套市場。
當布蘭森與政府運作的非商業性的英國廣播公司（BBC）接洽，希望在頻道中將「伴侶」牌安全套廣告作為公益廣告播出時，引發了很多爭議。布蘭森願意就自己的商業廣告進行修改，讓「伴侶」商標不出現，這樣看上去就是一個公益性的廣告了。「杜蕾斯」不同意，他們第一次為可能失去市場的絕對佔有率而感到恐慌。這種恐慌也確實不是空穴來風——布蘭森在廣告推廣上投入了1000萬英鎊，同時對諸如MTV這樣的商業電視台和BBC這樣的非商業性廣播電視媒體下手。
BBC電視台沒有採納「杜蕾斯」的反對意見，播出了修改後的「伴侶」牌安全套廣告。同年，英國安全套使用量上漲了20％，這大大鼓勵了後來者探水安全套的市場到底有多大。美國、日本和德國公司都認識到了市場的潛力，新品牌在那些從未銷售過安全套的商店中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
到了1987年年底，「伴侶」牌安全套——由安塞爾（Ansell）公司生產——開始正式進入英國市場，將自己的目標顧客定為17至24歲的年輕人。「吉菲」牌安全套（Jiffi）則打出「安全玩耍」和「年輕人的品牌」的廣告語，顯然也不是針對保守的市場。該品牌將安全套包裝在靈巧好看的香煙盒中，聲稱「真正的男人使用吉菲」，「如果她是個遊戲，又希望得到你的陰莖，那麼戴上吉菲和她做愛吧」，「只有手淫的人才不使用安全套」。
不允許「同性戀」字眼出現
儘管事實是，艾滋病很早就被認為是「同性戀者的瘟疫」電視和電台的安全套廣告中對於涉及同性戀主題卻一直很謹慎。在英國，1998年，杜蕾斯第一次在廣告中提到了「男同性戀」（gay）這個詞。
快速的吉菲——只是一個諧音嗎？
很難說給「吉菲」品牌命名的營銷商是否擁有很強的幽默感還是對詞語釋義擁有豐富的知識，不過，不管哪種如果品牌的普通購買者瞭解「吉菲」的意思，那麼這個品牌就不會賣得這麼好了。「吉菲」，正確的拼法應該是Jiffy，而不是Jiffi，而前者實際上是時間的單位：百分之一秒。
美體小鋪（Body Shops）
安妮塔·羅迪克（Anita Roddick），英國又一位企業家和慈善家，是少數幾位特別願意在自己旗下連鎖化妝品店美體小鋪中出售「伴侶」牌安全套又不求利潤的商人。其他企業家就沒這麼大方了，這迫使布蘭森不得不給他們一些固定的利潤分成。在美體小鋪（以及布蘭森的維珍唱片店）這樣不求利潤的商舖中，和那些不願意無償出售安全套的商人店舖中，伴侶牌安全套通常賣到10至15便士一個，而杜蕾斯大約為25便士一個。
儘管「杜蕾斯」對於市場份額的流失扼腕歎息，但它對市場中新利益的追逐也不是那麼差。為了保持競爭力，「杜蕾斯」第一次進行了推廣活動——「百萬援助」（MillionAID），為了慈善而捐助，這一行為讓其在公眾視野裡始終保持高曝光度。活動的概念是對於每一個參加活動的零售商召回的安全套包裝盒，倫敦橡膠公司都會根據包裝盒的尺寸拿出10至20便士不等作為善款，總額為25萬英鎊。要求是包裝盒上必須有一個政府的官印標誌（該標誌稱為Kitemark，所有權屬於英國標準協會），告訴消費者該品牌已經經過質量測試。1987年的時候，只有杜蕾斯和另外一個品牌擁有這個標誌。
在回應批評家對這次慈善活動的本質的懷疑時，「杜蕾斯」得到了《每日鏡報》（Daily Mirror）的老闆羅伯特·麥克斯威爾（Robert Maxwell）的支持，麥克斯威爾後來成為國家艾滋病信託基金（National AIDS Trust）的主席。看起來他對這場競爭在時間安排上的巧合表現得極其敏感——他趕在布蘭森之前幾個星期匆忙地做了計劃。當被詢問活動合法性時，他聲稱：「無論從商業角度還是公眾角度考慮，這都是非常合適的事情。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使用安全套。我不是倫敦橡膠公司的股東，我必須補充聲明。」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麥克斯威爾並不是安全套使用重要性問題的理想發言人，因為人們發現他從每日鏡報信託基金中偷走了4億英鎊。
不管是否引起爭議，「杜蕾斯」興旺地發展了起來，並於同年收購了意大利品牌Hatu-Ico，這項收購為它一年的營業額增加了500萬英鎊。1988年，營業額再次增長了50％，或者說營業額的增加超過了2500萬英鎊。不過，這還只是開始，幾年之後，這家曾經只是英國一地的安全套生產商成為重要的全球性企業。
布蘭森發起的運動最終取得了勝利，人們不再對購買和使用安全套覺得可恥，也不再對安全套知識一無所知。他選擇通過自己的慈善機構——維珍「健康關愛基金會」——將「伴侶」品牌賣給澳大利亞安全套生產商安塞爾國際公司，該公司是太平洋鄧祿普公司的英國子公司，實際上早已經成為伴侶牌安全套的生產商。作為回報，安塞爾公司承諾將每年的特許權使用費交給布蘭森的慈善機構，同時還要預先付給該機構100萬英鎊。這些錢會被用於世界範圍內健康衛生問題的教育、培訓。
討厭的老問題
90年代中期，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現送檢的安全套有20％沒有通過水測試——他們會漏水。英國非盈利組織Rubberstuffers在同性戀酒吧中免費發放安全套，並委託英國標準協會的實驗室對各種在英國銷售的安全套品牌進行嚴格的強度測試。有些測試結果反映的還是老問題，而其中比較有趣的一項是歐盟標準和英國標準的對比。Kitemark標誌是英國範圍內的一種質量保證，但是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消費者相信，歐盟的「CE」標誌代表了同樣的標準。事實並非如此這就意味著整個歐洲沒有一個統一的質量保證標誌，即便到了艾滋病年代亦是如此。對於消費者來說，還是需要「購者自慎」。
安全和性感
到了1988年，英國人每年使用超過1.4億個安全套，花費大概是3300萬英鎊。安全套已成為英國已婚夫婦對於避孕用品的第一選擇，完全扭轉了60年代時「只使用避孕藥」的局面。但是，到了90年代早期，感染性病的人數再一次增長，促使英國安全理事會（British Safety Council）呼籲從1991年開始設立一個「國家安全套周」。第一個「安全套周」的宣傳語是「套上安全和性感」，希望將使用安全套定義為既親密又能預防疾病。「國家安全套周」也是反性病傳播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從1997年開始得到了「杜蕾斯」的贊助。
熱力橡膠
艾滋病襲擊西歐的時間稍稍晚於美國和英國，但是到了90年代，歐洲在抗擊艾滋病的很多方面比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付出了更多努力。儘管每個國家對於如何應對這一新疾病都有各自的具體情況，但總的來說，在安全套使用的營銷和教育層面政治化傾向都大為減弱了。即使大多數天主教佔據主流的國家也不再將教會一再堅持的「唯一安全的性行為就是沒有性行為」的說法當作一回事。而且，正如所預見到的，因為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果斷決策，令人們能夠方便地得到安全套，而這一政策使得那裡的艾滋病發病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左）20世紀80年代意大利預防艾滋病運動的海報 （右）澳大利亞預防艾滋病運動的海報
國家安全套周
作為對第二代性病在校園中傳播的應對，1978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發起了第一次「國家安全套周」。80年代，該活動越來越流行，到了90年代早期甚至跨海傳到了英國。學校、防治艾滋病組織、家庭計劃機構和藥店都贊助該活動，直到「杜蕾斯」成為主贊助商。1995年，在美國，基督教領袖事工會（christian Leadership Ministries），一個基督教基要派組織，試圖通過在校園內付費張貼廣告，呼籲學生等到結婚之後再開始性生活，他們的口號是：「愛情還是乳膠？」；「當你有了婚約，還需要什麼安全套？」並以此作為和前述校園活動的對抗。根據美國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判斷，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們就越傾向在婚姻之外的性行為中使用安全套。2006年英國安全套周的標語是「他說，你說」，意在教育和鼓勵年輕女性堅持使用安全套這也是對於現在女性患性病的人數已經高於男性的事實的回應。
德國預防艾滋病運動的海報：「做愛戴上套親吻你的心」
80年代中期，法國是歐洲第三大艾滋病感染國，德國排第六。到了90年代早期，西班牙超過了這兩個國家，因為那裡有很多靜脈注射藥物使用者。其實，歐洲無一國家可以倖免。到了2005年中，21個西歐國家共上報了超過23萬例艾滋病感染病例，不過聯合國和其他機構都質疑該數據，認為有很多病例並沒有被診斷出來或者沒有上報。舉例來說，西班牙還是沒有全國性的上報系統；意大利並沒有要求所有區域都上報患艾滋病的人數；法國直到21世紀00年代中期才開始建立全國範圍的艾滋病上報體系。
和斯堪的那維亞人一樣，瑞士人在推行安全性行為方面總是先行一步，而且採取的方法最直接。1985年，瑞士防治艾滋病基金會創立自己的安全套品牌「熱力橡膠」（Hot Rubber），並只出售給男同性戀者。基金會的策略是僅針對這一群體，發起一場令安全套售價更加便宜，也更容易得到的運動，同時希望能夠抹掉安全套頭上的惡名，讓人們在購買和使用安全套的時候不再感到尷尬。
德國防治艾滋病運動的海報：「任何打算熬夜的人……」
不再是佛朗哥的西班牙
到1997年，西班牙是歐盟中感染艾滋病人數最多的國家：大約有12萬病例，佔整個歐盟患病人數的1/4。西班牙防治艾滋病基金會對此的回應是在草根階層展開行動，並將西班牙的驕傲以及歡樂之地普拉多美術館（Prado Museum）作為第一個行動地點。志願者們派發印有標語「預防也是一種藝術」的明信片該標語大膽地印在了戈雅（Goya）著名畫作《裸體的馬哈》（The Nude Maja）之下派發明信片的同時還附贈兩個安全套。遊客們對於在這樣一個天主教國家中出現如此的公眾活動感到驚訝。由於西班牙政府和很多機構對於預防工作的共同努力，西班牙人購買了1.2億個安全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出很多。說到教會，有修女嚴厲拒絕了在普拉多周邊舉辦活動時派發的免費安全套並試圖說服兩個十幾歲的年輕女孩也退還她們得到的安全套，但是兩個女孩禮貌地拒絕了這一建議。
男同性戀者的俚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
50年代：保護性雨衣（Protective raincoat）、保險栓（Safety）、外套（Topcoat）。
60-80年代：膜皮（Membranous envelopes）、袋子（Bag envelopes）、愛之袋（Love envelopas）、外套（Overcoat）、鑿套（Pecker glove）、高潮袋（Apex envelopes）、勁力袋（Fibrous-envelopes）法國秘密（French-secret）等。
現代女性安全套
儘管陰道環已經以各種形式存在幾千年了，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女性安全套於1992年出現在瑞士。女性安全套的使用原理和男性一樣，但是尺寸上更大些並且對於某些使用者來說不那麼有「吸引力」。儘管女性安全套的銷售量遠遠比不上男性安全套，但它還是慢慢被全世界所接受並越來越成為國際和地方機構對抗艾滋病的武器之一。一些人相信，女性安全套是未來的潮流可以幫助女性變得更加強大，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公益組織和「保護你的物品」
在所有致力於向公眾傳達關於艾滋病知識的電視公益廣告中加納的一個版本可能是最具有隱喻性的。電視畫面中，孩子們在雨中玩耍，畫外音說道：
當暴風雨來臨，你需要保護你的物品。但是雨很難擋住而雨衣就成了最有幫助的東西（這時孩子們在雨中玩耍）。孩子們喜歡在雨中嬉戲。他門並沒有覺得自己受到了威脅。
就像你保護自己的物品不被雨淋到，保護你的生命不受艾滋病的侵擾。
就像暴風雨，艾滋病暴風雨就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和它鬥爭。
呵護你的愛。阻止艾滋病。不要疏忽大意，尋求保護。
國家艾滋病控制計劃，加納。
瑞士「有愛生活終結艾滋」活動的海報（該活動由瑞士聯邦公共衛生署和瑞士防治艾滋病聯盟於2006年發起）
同年，「熱力橡膠」牌安全套推向市場，銷量從第一個月的2000個躍升到年底的75000個。值得注意的是，到了90年代，瑞士被認為是世界上在安全套使用方面教育培訓最為成功的國家。這要歸功於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應該說是瑞士政府支持的防治艾滋病運動的市場策略。其他國家的公益組織試圖預先猜測人們對這種疾病的瞭解程度，而瑞士人發起的運動則是尋求可以真正教育成年人全面掌握這方面知識的方法。他們避免了感覺主義論者的論調、卡通漫畫和嚇唬人的策略，關注於建立信息和消除那些關於安全套使用的舊觀念，同時鼓勵聽眾和觀眾們理解，伴侶之間的溝通是舒適和安全性行為的關鍵。
從第一次運動初期到1996年，安全套的銷量增加了80％，瑞士防治艾滋病運動的國家象徵——一個捲起來的安全套，擁有90％的認知度。
但是，性病傳染和小小套子卑微的歷史告訴我們，即便在這個最有效率的國家中，成功也是有局限性的。
翕動的嘴唇——個瑞士公益廣告
男人：我不使用安全套，反正他們也不安全。
女人：我不需要安全套，我只和健康的人做愛。
男人：我為什麼要使用安全套？我又不是同性戀。
女人：我吃避孕藥。
男人：我不需要安全套，因為……
女人：安全套——它們讓人覺得尷尬。
男人：安全套？它們會毀了所有的情緒。
男人：我們確實使用安全套，因為它仍然是防止艾滋病最好的方法。
旁白：你知道會發生什麼，所以確保你戴著安全套。我們不要艾滋病！
厚臉皮的蘇格蘭人和戛納電影節
1995年，德國第一次播出安全套的商業性電視廣告，這是「杜蕾斯」在MTV電視台所作的國際宣傳活動的一部分，廣告最終被37個國家的4900萬年輕人收看。由於MTV電視台以覆蓋城市年輕人市場為目的，明顯是該次活動最好的傳播平台。「杜蕾斯」選擇了年輕人喜愛的流行文化媒體，以明確表達「安全套是有趣的……我們希望被看做是持有積極態度的」。一系列廣告中的第一則是「感覺即一切」，描繪了一個非常性感（有些觀眾認為是「淫穢的」）畫面：一個盲人和他的情人。「杜蕾斯」的這一宣傳活動還包括攻佔認知度非常高的告示牌，以及被市場推廣專家譽為「腳踏實地」的活動：為戛納電影節、歐洲音樂頒獎禮和維也納慈善舞會等活動提供安全套自動售賣機和免費安全套。
也是在1995年，有10天，一個破紀錄的長30米的安全套飄浮在意大利亞得裡亞海的海岸線上空。這一做法是為了引起國民對防治艾滋病運動的注意，運動由意大利男女同性戀協會「Arcigay and Arcilesbica」資助。該項活動也是自艾滋病爆發以來意大利最大的防治艾滋病運動的一部分。梵蒂岡對此予以譴責，認為這是「助長避孕的官方行為」，並且「對年輕人來說是反教育且有害的」。
1997年，一小撮無恥的蘇格蘭衛生官員無視版權，挪用了著名的李維斯·施特勞斯（Levi Strauss）品牌贊助的安全性行為廣告。原版的李維斯501系列牛仔褲廣告採用的是黑白攝像，講述的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在20世紀20年代的小村莊裡，向當地藥劑師購買一盒安全套。他將安全套放進前面的口袋裡，卻在女朋友家門口前被同一個藥劑師撞見了。字幕寫道：「1873年發明表袋，此後就被濫用。」蘇格蘭人將字幕替換成了：「安全套——當你不穿牛仔褲時需要穿戴的東西。」李維斯很喜歡這個廣告，並將之從慕尼黑推廣到了馬德里，最後甚至投放到了亞洲。
同年，當「杜蕾斯」的熱氣球作為銷售活動的一部分穿越歐洲時，卻沒有收到預期中成功的效果。當它飛在法國上空的時候，不得不在貝爾福（Belfort）的一間修道院裡迫降。不過，至少卡薩諾瓦會對此表示讚賞的。
1997年也許是「杜蕾斯」向全球化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它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安全套的商業性網站。
我們並不以此為樂……
挪威人的特點
說到婚姻外的性行為，挪威人被認為創造了一種非常獨特的環境；一個男人和任何非婚姻關係的對象發生性關係時，如果沒有戴安全套都會被認為是一種侮辱行為。
調皮的廣告
到了90年代晚期「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廣告「兩個人使用的安全套」走的是玩笑和輕浮的路線，「杜蕾斯」則推出廣告「得到一個或者一個都沒有」，二者都為民眾廣泛接受。但是，當「特洛伊人」試圖推出「藍氣球」廣告時，被媒體拒絕了。這則廣告用明亮的藍色氣球來解釋年輕的籃球運動員為什麼會倒在健身房地板上——站在另一邊的漂亮的拉拉隊長就是他倒地的原因。儘管只有一個成年觀眾理解了其中的意思，這則廣告還是被認為走得太遠了。
也許最大膽的廣告出現在澳大利亞。畫面中一位修女伸出手，手掌裡是一個捲起來的安全套，配圖文字寫著；「親愛的，你沒戴。」因為公眾的投訴廣告很快被撤下，直到21世紀00年代中期，才在台北舉行的防治艾滋病活動中再次出現。
1999年，「杜蕾斯」繼續針對歐洲市場推出新品種的安全套。它的「舒適」（Comfort）品牌的目標顧客是25歲到45歲的男性，這些人認為舊款有些太「貼身」了。品牌推出之時進行了一場昂貴的宣傳閃電戰。它的廣告以「受限制的空間」為主題，就像在蒸氣浴房間裡進行一場熱氣騰騰的性交。廣告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收到了很好的回應，之後又推向了比利時和歐洲其他國家。
經典言論
「使用安全套就像一邊在耳朵裡塞上棉花一邊收聽交響樂。」
不知名者
「安全套也不是100％安全的。我的一個朋友戴著它，卻被車撞了。」
鮑勃·魯賓（Bob Rubin）
「出現了一個新的醫學危機。醫生上報說很多男人對乳膠安全套有過敏反應。他們說會引起嚴重的腫脹。那麼，問題在哪兒呢？」
達斯汀·霍夫受（Dustin Hoffman）
「據說，卡特總統正在考慮將民主黨的標誌從一頭公驢變為一個安全套，因為安全套代表著膨脹、保護很多器官、停止生產，以及一旦戴上，就很安全的錯覺。」
匿名者，1978年
「我給本國商人的建議是，當他們出國時，為了預防艾滋病而必須帶上的一樣東西就是老婆。」
艾迪文納·克裡（Edwina Currie），《hot》，1987年
「電影《兒女一籮筐2》（Cheaper by the Dozen 2）是一部為安全套辯護的電影。」
大衛·傑曼（David Germain），美聯社
一個男人帶著他13歲的兒子走進藥店。他們正巧經過安全套櫃檯，男孩問；「爸爸，這是什麼？」男人實事求是地回答說：「這些東西叫安全套，兒子。男人為了性交的安全而使用他們。」
「哦，我明白了，」兒子沉思著回答，「我在健康教育課上聽說過。」他仔細地看著安全套陳列櫃，然後拿起一盒三支裝的安全套問；「為什麼一盒裡面放三個呢？」
爸爸回答：「這些是給高中男孩的。一個用在週五，一個用在週六，還有一個週日用。」
「太棒了！」男孩說。他注意到一個六支裝的盒子，問：「那麼這是給誰用的呢？」
「這些是給大學裡的男生們準備的」爸爸回答「兩個週五用，兩個週六用，還有兩個週日用。」
「哇哦！」男孩叫到，「那麼誰用這個？」他指著一個12支裝的盒子問。
爸爸歎息了一聲後回答：「這是給已婚男人用的。一個一月用，一個二月用，一個三月用……」
90年代最具爭議性的廣告應該是由英國安全理事會推出的。畫面是查爾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站在白金漢宮陽台上親吻的結婚照，字幕寫著「表面看到的是有欺騙性的。請使用『約翰尼』安全套。」該廣告恰好在戴安娜王妃承認和兒子的馬術教練有染之後推出，旋即撤下。可以肯定，女王對這項侮辱王室的行為感到非常惱怒。
另一方面，歐洲人並不感到吃驚。挪威兩性交流聯合會（Norwegian Association for Sexual Information）借用了這則廣告，並在一些挪威最受歡迎的娛樂小報上用兩整版的篇幅刊登。廣告說明文字這樣寫道：「很難說這個人是否和娛樂夥伴發生了性關係。事情發生在一個最好的家庭中，所以這個人可能不太小心。越來越多人認為沒有保護措施的性交提議是一種侮辱。確實，一個王室的侮辱。」
P女士會怎麼想？安全套集團和全球經濟
到了20世紀80年代，說到安全套製造業，需要一張記分卡（scorecard）來說明生產商是誰、生產什麼以及推向哪個市場。過去那種懼怕法律的日子、公園裡兜售的小販、在廚房桌子上切腸子以及玻璃陰莖模具，這些記憶都已經不再留存於現代人的生活中了。同樣消逝的還有棕色紙包裝的安全套和「為了週末準備的小東西」這樣的說法。而且，照例，安全套產業中也總會有些特別的人物。
20世紀80年代，美國有四家佔據支配地位的安全套生產和銷售商，他們每年大約銷售5億盒安全套，其中40％賣給美國政府，作為免費派發品派發給在發展中國家工作的非政府組織人員，這一單售賣價格非常低，每年只能賺取大約1500萬美元。不過餘下通過國內市場零售渠道銷售的產品，則賺取了巨額利潤。
在西方國家以及整個世界小品牌安全套繼續存在，同時，一些政府建立由其資助的工廠，以生產便宜且供應充足的安全套，安全套工業依然保持著不斷增長、豐富的態勢，無論購買量還是銷售量都不斷增加著，到今天依然如此。
並不那麼綠色
一所主流美國大學研究發現，安全套在美國乃至世界環境污染問題上扮演了頗不光彩的角色。因為有那麼多人喜歡在室外或者汽車裡做事而沒人會把使用過的安全套帶在身邊都是用完就順手丟掉了。每天堅持跑步的人會告訴你，當沿著牆根、路邊、公園小徑一路小跑的時候能夠看見多少丟棄的安全套。而使用過的安全套通常通過水路排清，生活在水裡的野生動物會將之當作蟲子或者其他什麼好吃的東西一口吞掉。
「特洛伊人」對於安全套來說 就像「舒潔」（Kleenex）[4]對於紙巾工業一樣
需要一個曼特牌安全套嗎？
卡特華萊士公司一收購曼特（Mentor）品牌，就改變了其早先的設計，以壓低生產成本。不幸的是，正是憑借其最初獨特的設計元素，「曼特」牌安全套被專家認為是預防艾滋病方面最優秀的品牌之一，因為「曼特」牌安全套在開口處有一圈膠水，從而可以防止滲漏或者滑動。
「特洛伊人」品牌對於現代安全套歷史來說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當災難降臨的時候，安全套工業迅速提高工作效率來滿足市場需求，努力當然換來了美好的結果。「特洛伊人」是默爾·楊斯公司的發明，也許也是安全套工業中最有趣和持續時間最長的品牌，到今天依然受到美國、加拿大乃至整個世界的歡迎。
楊斯通過唯一的零售渠道——藥店來銷售他最頂尖的品牌，這種理念具有相當的先鋒性。「特洛伊人」品牌的這一銷售理念貫穿了整個20世紀，直到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推動安全套在更多地方能夠購買到。
1985年，也就是楊斯的橡膠公司第二次在最高法院贏得重要勝利的次年，公司決定接受安塞爾的收購，這是一家規模巨大的澳大利亞橡膠生產商。司法部反壟斷局因為擔心已經十分強大的「伴侶」品牌和「生活方式」品牌的生產者通過這一收購有可能破壞市場公平交易而叫停了這一併購行為。當時，「伴侶」牌安全套佔據20％英國市場；「生活方式」牌安全套佔據5％美國市場，而「特洛伊人」品牌佔據了56％的美國市場。反壟斷局尤其擔心如此強大的市場佔有率及由一家公司決定市場價格的潛在可能性給美國國際開發署帶來的衝擊。開發署一直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購入楊斯公司的安全套，但是情況在一個「自由市場」中會發生改變，因為一股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力量能夠讓市場變得不那麼「自由」，特別是涉及定價問題的時候。
楊斯橡膠公司，現更名為楊斯藥業（Youngs Drug Products），這家過去近90年時間裡始終保持著家族經營特色的公司，已鐵了心要賣給別人。出售給安塞爾不成，便又轉向了卡特華萊士公司（Carter-Wallace）。卡特華萊士公司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企業之一，19世紀時因為生產治療肝臟的藥丸而出名，同時也生產名為「出色表現」（Class Act）的安全套、「奈爾」牌（Nair）脫毛劑、「滴落的珍珠」牌（Pearl Drops）牙膏和「力槌」牌（Arm & Hammer）發酵粉。
公司購買了「特洛伊人」品牌後，繼續執行楊斯創始的非常成功的市場策略——直接銷售給藥店，「特洛伊人」品牌因此在整個80年代都能保持它佔據的市場份額。卡特華萊士公司決定擴張市場之後，又收購了「曼特」牌安全套。自此，它在美國和英國市場佔據了30％的市場份額，對那些反壟斷監察機構根本視若無睹。
到了2000年，「特洛伊人」品牌大約佔據了69％的市場份額，這使它成為卡特華萊士公司的搖錢樹，並且市場還在不斷擴張，令其他更加大型的公司都艷羨不已。英國公司切遲杜威（Church and Dwight）以7.39億美元收購了「特洛伊人」品牌（同時也買下了其他的個人衛生護理用品品牌）。轉過年來，「特洛伊人」品牌的新東家就發現自己做了筆好買賣，因為「安全套銷量的增長勢頭看好」。再一次。
儘管「特洛伊人」品牌在英國一直沒有成為最受人們追捧的品牌，它卻始終是美國人的最愛。
然後是尤里烏斯的公司
在施密特死後50年，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其不朽的「拉美西斯」牌和「謝克絲」牌安全套依然十分暢銷，佔據了34％的市場份額，對於美國安全套王國的第一位國王來說，這也許並不算太過意外。和他們的競爭對手相似，這個事實也讓施密特成為那些大型集團感興趣的收購目標。也許能讓默爾和尤里烏斯吃驚的是，他們最珍愛的物品是如何在大西洋兩邊來來回回倒手的。
有創意的名字，1981年之後
最有創意的安全套品牌出現在80年代中期之後，它們一方面衝擊了人們的思維模式，另一方面也讓歷史上那些曾經出現的安全套名字顯得沉悶單調。這裡例舉幾個：「羊皮盾小伙」（Aegis Big Boy），「香蕉撞擊」（Banana Hit），「滑合座」（Snug Fit），「甜心騎士」（Sweet Rider），「和服」（Kimono），「塔希提」（Tahiti），「喚醒」（Arouse），「相模」（Sagami），「瑪當娜」（Madonna），「烏合之眾攔截者」（Crowd Stopper），「癲狂」（Frenzy），「加倍輕浮」（Double Butterfly），「合拍」（Contempo），「熱棒棒」（Hot Rod）……以及向美國總統克林頓致敬的「萊溫斯基的忠誠」（Laiwensifi）和「克裡頓」（Kelitun）。
1915年由L. A. 傑克遜（L. A. Jackson）創立的倫敦橡膠公司，於1932年開始生產安全套歷史上另一個老品牌——「杜蕾斯」。在此之前，該公司一直向德國公司購買安全套再轉手倒賣。到了1950年，倫敦橡膠公司上市，同年，它開始在歐洲售賣旗下「倫敦」和「哈圖」（Hatu）兩個品牌。1961年，利用嶄露頭角的印度市場，它大膽進入該國。1962年，公司收購了尤里烏斯·施密特公司並於80年代中期合併成倫敦國際集團。但是，所有這些行為在當時看來並不讓人樂觀，於是公司的美國頭頭開始尋求在前景不明朗的市場中進行多元化投資。這意味著，幾十年來倫敦橡膠公司和施密特公司生產的重點——安全套，被擺在了一邊，美國頭頭轉而佈局新的、和安全套毫無關係的產品線，遂令倫敦國際集團陷入了赤字。
老供應商的一點新鮮事
儘管關於自動售貨機沒有任何新鮮的內容，新的調查倒證實了一件有趣的事：第一次購買安全套的人通過從自動售貨機購買獲得寶貴的經驗，因為他們覺得直接去店裡買實在太尷尬了。
新管理層介入，試圖挽救公司，他們決定將重點重新放回到安全套身上，而且只有安全套。他們做的還不止這些。儘管倫敦國際集團為「杜蕾斯」品牌90年代佔據了英國市場的最大份額而感到高興，公司依然著力開發了一個全新的安全套品牌：前進（Avanti）。「前進」是由聚氨基甲酸酯製成的，只有乳膠安全套的二分之一薄，卻有兩倍的堅韌度，同時，它適用於那些對乳膠過敏的人。「前進」跟在施密特品牌之後進入美國，它除了幫助公司重新走回正軌之外，還讓人們認識了Allercare旗下附屬的「悶騷」牌安全套（Protex），並令得施密特公司在自動售貨機市場站住了腳跟，這對於公司來說還是史上第一次。
伴隨著收購而至的是出售，公司決定縮減產量、收緊品牌線。在公司早期的海外經營實例中，為了節省投入，一些英國的生產設備被關閉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的工廠，這令公司變得精簡，同時也意味著利潤更加豐厚。「杜蕾斯」繼續在英國市場中領跑，同時在世界各國的市場中都佔據著重要的份額。它繼續為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大量貨品，並收購了馬來西亞品牌「先生」（Mister，銷售到歐洲）、西班牙品牌「雄性釋放」（Androtex）、美國阿拉丹公司（Aladan Corporation），同時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邁進中歐、東歐、俄國和拉丁美洲市場。公司還發起了史上最大型的國際安全套推廣活動。倫敦國際集團變得如此成功，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購買了大量它的股票。
但是，可悲的是，到了90年代後期，「謝克絲」、「拉美西斯」和其他施密特公司的品牌加在一起，僅佔據整個美國市場的20％份額，這讓公司決定除了「杜蕾斯」之外，捨棄其他所有品牌。這一整合政策的成功讓公司的頭頭後悔沒有從一開始就將所有公司的產品打上「杜蕾斯」的標籤。畢竟，「我們希望自己能像可口可樂公司或者吉列剃鬚刀公司那樣。」而另一方面，在施密特幹了一輩子的員工，就這麼成為了安全套歷史上的一個腳注。
反壟斷，英國風格
早在80年代中期市場銷量被愈發看好之前，英國政府的壟斷和兼併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就對倫敦國際集團在英國安全套市場中的控制力心存憂慮，但為了保證國民健康體系發放的安全套足夠便宜，它還是持默許的態度。到了90年代後期，情況發生了變化新品牌試圖進入市場，讓委員會認識到他們必須對倫敦國際集團強制零售商和批發商以之為唯一供貨商的行為加以制約。競爭可能意味著價格上能夠更加便宜。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對艾滋病的恐懼以及「伴侶」牌安全套的高認知度終於結束了「杜蕾斯」的壟斷地位。即使這樣，「杜蕾斯」還是絕大多數人的最愛部分是因為它的耐用性，部分是因為它的歷史。
但是，當一個不太有關係的公司也尋求向安全套市場擴張的時候，我們知道，大型企業集團的傳奇故事還遠沒有結束。
20世紀初期，作為醫學院的學生，為了支付學費，威廉·蕭爾（William Scholl）去一家鞋店打工。這段經歷讓他知道，一雙不合腳的鞋子會帶來很多痛苦和不適，這也讓他致力於開設一間專門保養足部的店舖。幾年之後，發展大眾治療方法的創意和經商的能力，讓他的公司成為盈利頗豐的企業，並以「爽健」品牌（Dr. Scholl）聞名。但是，這個出生在印第安納州奶牛牧場的純樸男人，如果看到自己摯愛的公司百年之後竟然進入了性輔助用品行當，對他那一定是個強刺激。
好的振動
到了21世紀，安全套也引入了高科技，其中包括用作振蕩器的設計。
到了90年代晚期，蕭爾博士的足部護理公司將它歐洲的生產線與英國公司塞頓健康護理集團（Seton Healthcare Group）合併，成立了塞頓·蕭爾健康護理公司（Seton Scholl Healthcare）。他們接下來又收購了倫敦國際集團，形成了今天的塞頓·蕭爾有限公司（Seton Scholl Limited，簡稱SSL），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企業[5]。
鄧祿普充氣輪胎公司
和其他大型安全套生產商一樣，作為太平洋鄧祿普公司（Pacific Dunlop Corporation）的分公司，安塞爾的「出生」是非常卑微的。鄧祿普公司由約翰·鮑伊德·鄧祿普（John Boyd Dunlop）開創，此公同時也是充氣輪胎的發明者。鄧祿普是一名蘇格蘭的動物外科醫生，一直居住在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他的發明在19世紀80年代晚期被認為是自行車行業以及之後的汽車行業一項非常重要的革新。1889年，他的發明被引進到澳大利亞，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響，這促使鄧祿普公司在墨爾本開了一間分號。但是，儘管如此成功，母公司因為財政上的困難賣掉了一些分公司，其中包括墨爾本的這家。公司被一個加拿大集團收購，後者將公司更名為鄧祿普澳大利亞充氣輪胎公司（Dunlop Pneumatic Tyre Company of Australasia，Ltd.）。從此，「鄧祿普」這個名字就陷入了麻煩。
19世紀90年代，最初的公司和其他橡膠公司差不多，多項經營中包括為澳大利亞市場生產安全套。然而，新公司決定結束該項業務，並於1905年將生產安全套的設備給了公司的一名員工——艾瑞克·安塞爾，後者命名自己的新公司為安塞爾橡膠公司。很多年之後，也就是1969年，公司又賣回給了鄧祿普公司。今天，這個企業大亨的品牌包括「固特異」（Goodyear）、「魔術胸罩」（Wonderbra）、「純果樂」（Tropicana）、「恆適」（Hanes）以及「居可衣」（Jockey）等等。
還是說回到安全套方面，安塞爾和理查德·布蘭森的發明——「伴侶」品牌合作得很好，並且在安塞爾-美國的商標之下，公司還生產受歡迎的「生活方式」品牌。後者在80年代中期，僅佔美國和加拿大5％的市場份額，但到了90年代晚期，通過拓展市場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鑒於這些成功的經驗，公司在生產線上增加了副牌，比如加拿大品牌「愛經」（Kama Sutra）、「合拍」（Contempo）和「飛盤」（Discs）。在歐洲，伴侶品牌被法國人稱為「Maxix」；被意大利人稱為「Akuel」；被西班牙人稱為「Primex」，而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它分別成為「Chekmate」和「Affinity」。到了21世紀00年代中期，安塞爾成為每年銷售額達幾十億美元的商業巨頭。
其他的生產商比比皆是，比如日本排名第一的公司岡本（Okamoto），一直保持美國市場銷售量第四的排位；英國品牌Pasante Healthcare，雖然零售量不大，但它專門供給國家健康服務部門；「安全套方案」（Condom Solutions Limited）的目標是大學的學生會商店和自動售賣機；德國的Condomi則經常出現在書報亭中，通過亮粉色的包裝吸引注意力。而在政府和非盈利組織的努力下，諸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度等擁有橡膠樹的國家，除了從西方主要的安全套公司進口商品之外，自己也生產大量便宜的、質量不那麼好的安全套。事實上，如果把這些出售給公益機構的無牌安全套的利潤與在零售渠道銷售的品牌安全套的利潤匯總，這個卑微的小套子的整個產業產值在1990年代末是非常驚人的。
一個奇怪的成功故事
因為對橡膠的需求激增，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利比裡亞的橡膠種植園成為最蓬勃發展的行業。它每年要向國際市場提供6萬噸的乳膠。與疾病及防治的歷史相吻合，讓非洲大陸愁雲慘布的疾病，恰恰讓美國最古老也最成功的產業之一在這同一塊大陸上興旺發展起來。火石公司（Firestone Corporation）早在1926年便在利比裡亞建立了大量橡膠種植園，甚至還有一個以公司創始人夫妻的名字——哈維和伊達貝拉（Harvey and Idabelle）——命名的城鎮哈貝爾（Harbel）。從80年代開始，全世界超過2％的橡膠被用來生產高質量的乳膠安全套，而這些橡膠就來自於火石公司的種植園。儘管公司小心地將自己的成功說成是利比裡亞和它的人民的財富，在很多年中，它還是要面對人們對種植園中奴隸式生產的指控。說到艾滋病，到了2003年，利比裡亞大約6％（10萬）的人口攜帶艾滋病病毒，3萬6千個孩子因為這一疾病而成為孤兒。
最虔誠的天主教國家……愛爾蘭案例
愛爾蘭政府一邊認為歐洲共同體實行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一邊用齊奧塞斯庫對待羅馬尼亞民眾的冷漠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國民。
理查德·布蘭森，1991年
說到安全套，沒有一個國家像愛爾蘭那樣抗拒使用它。儘管在愛爾蘭，法定結婚年齡是16歲以上，儘管世界範圍內防治艾滋病的活動風起雲湧，愛爾蘭的已婚男女，還是要在年滿18歲後才能從政府頒布執照的藥店或者藥劑師那裡得到安全套。
理查德·布蘭森天生就是個活動家，所以，他幫助愛爾蘭家庭計劃協會（Irish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一起來挑戰這一現狀。在他都柏林的維珍旗艦店中，在「愛爾蘭家庭計劃協會」的標誌下，這群勇敢的人設置了一個售賣「伴侶」牌安全套的小亭子，這當然是不合法的。他們在地方政府的監控下工作，直到極端保守派迫使地方警察局關閉了這個售貨亭——探長約翰·麥克考恩（John McKeown）走進維珍商店並買了一盒三支裝的安全套，隨即控告該團體違反了1985年頒布的家庭計劃法案，並處以400愛爾蘭鎊的罰款。這一看上去很簡單的行動引起了外國媒體的關注，世界各地的報紙紛紛指責愛爾蘭共和國沉重的法律條款。這次行動也讓U2樂隊的主唱波諾（Bono）捲進了安全套的論戰中——他和他的樂隊支付了罰款，同時，作為對法律條款的挑釁，售貨亭繼續開張營業。
關於控制生育的鬥爭
愛爾蘭為自由而戰並獲獨立之後，它卻成為西方世界最為性壓抑的國家。1937年憲法意在將天主教的意識形態和政府方針融為一體；1986年天主教諭令《人類生命》（Humanae Vitae）禁止進行人工避孕。這項政策成為愛爾蘭政府禁止生育控制的指路明燈和借口。但是，很多愛爾蘭人持不同意見。到1974年，至少有4萬愛爾蘭女性服用過避孕藥；在愛爾蘭境內每年至少銷售1千萬個避孕套，這些安全套都是經由走私流入黑市。鑒於政府指令和個人需求的衝突，1978年的衛生法令加入了家庭計劃部分，允許限制性售賣安全套。但這有點太晚了特別是當艾滋病侵襲這個小國家時。直到1993年所有關於安全套售賣的限制才被取消，這距離愛爾蘭查出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已經過去了10年。
故事的剩餘部分充其量也就是讓人一笑，而在都柏林，在這座擁有充滿活力的大學、精彩的夜生活和越來越多思想交流的首都城市，很多愛爾蘭人開始公然反抗當地法律。各行各業的人們繼續著家庭計劃協會開始的事業——他們在學生會、酒吧和俱樂部裡擺放安全套自動售賣機，這讓愛爾蘭政府不得不修改法律，並最終接受了安全套。但是，這已是在成千上萬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無數愛爾蘭國民遭受痛苦之後了。
誰反對了？循環爭論
美國公共衛生署軍官團總醫官庫珀也遭到了批評，特別是當他宣稱，如果不把安全性行為的理念引入公立學校，再多的成人性教育都無法根除這種新疾病：「我們需要在學校裡開展性教育……其中必須包括有關異性戀和同性戀的知識。」
遺失的番茄醬事件
2005年時，猶他州摩門教會的一位領導人接到一個教區居民打來的驚慌失措的電話，要求他組織同一教區的父母們一起反對當地的麥當勞餐廳。讓這位女士狂怒的根源是什麼呢？因為當地的麥當勞餐廳給任何購買食物的顧客免費發放安全套！
當這位領導者去到麥當勞親自打探情況的時候，他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櫥窗上寫著：「購買任何商品可以免費得到調味料[6]」。
很多年來，公眾民意測驗顯示，至少八成美國民眾同意總醫官的意見。但還是有些人反對，其中一些人是出於宗教的考慮，另一些人也有自己的理由。庫珀剛發表完聲明，天主教領導人就宣佈說，教會關於安全套的禁令「在艾滋病蔓延的情況下沒有改變，以後也不會……美國勢必將性行為當作和握手一樣隨便的事情。」「我們相信通過推廣不道德的性行為，安全套實際上加速了艾滋病的蔓延……安全套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懷疑，它給了人們一個錯誤的安全信號。」之後出現了偉大的道德衛士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他宣稱教孩子使用安全套是不道德的，「這是產生亂交的根本原因，並且破壞了女孩們天生的矜持。」和他站在一起的還有一群不那麼願意公開意見，卻投了反對票的人，包括反對人工流產者、憎惡同性戀者，以及希望對公立學校的保健科採取行動的人。後者甚至設立了「公立學校反安全套」休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