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結束後沒幾年，從前的士兵和他們日漸壯大的家庭利用軍人安置法案在諸如紐約的萊維頓（Levittown）這樣新興發展的郊區購買外觀上一樣的房子。到了1948年，加州人可以開車去吃第一個麥當勞漢堡包了。之後不久，美國人就在他們超過1500萬台的電視機上收看到艾德·沙利文秀（Ed Sullivan），同時，任何人都能夠開車去享受假期，沿途住在稱為「假日酒店」（Holiday Inn）的新型連鎖汽車旅店裡。
女人回到了家庭中，將從前的制服和外套換成了女人味十足的裙子，並把頭髮做得一絲不亂。同時，雜誌和電視廣告都在灌輸一種「真正女人」的信息——她必須對丈夫和家庭百依百順。畢竟，還有什麼能比照著潔樂公司（Jell-O）派發的超過100種的烹飪書下廚更重要的呢？沒過多久，「鉚工露茜」[1]這樣的說法就已經成為了久遠的回憶。
「特洛伊人」贊助的海報競賽
在英國，情況也差不多。戰爭中勇敢的女性再一次成為媽媽和妻子，而且經過了很多年的貧困之後，美國消費模式和對商標的意識很快就被英國人接受了。汽車和其他製造業產品都銷售爆棚；年輕的男性、女性享受著可口可樂，階級的束縛愈來愈少，這意味著社會靈活性大大增強。戰爭推翻了舊社會的秩序。
無論女性作為家庭象徵和完美媽媽，以及露茜和德西（Lucy and Desi）[2]分床睡這樣的意象如何在公眾中具體化，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人並沒有如一般簡史中經常描繪的那麼純潔。當很多人努力使自己變得普通的同時，戰後時期實際上是個性感的年代。瑪麗蓮·夢露在銀幕上下又唱又跳，她是第一個為休·赫夫納（Hugh Hefner）的新雜誌《花花公子》拍攝封面的人；「貓王」搖擺著佔據女性的內心，他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充滿爭議的音樂形式，「搖滾」就此登場。
如何擁有一個快樂的丈夫
選自20世紀50年代一所高中的家庭經濟教科書
準備好晚餐。甚至是前一天晚上就要事先計劃好一餐美味的佳餚，而且準時。這是讓他知道你一直想著他，並且在乎他需求的一種方法。大多數男人回到家的時候，都感覺飢餓，所以，豐盛的晚餐是熱情歡迎中必需的一部分。
讓自己準備好。在丈夫回來前，給自己15分鐘的休息時間，那麼丈夫回到家，見到的會是容光煥發的你。化一點妝，在頭上扎一根絲帶，讓你看上去有點不同。畢竟，他一整天面對的都是一群被工作折磨得疲憊不堪的人。
讓自己更快樂一些，也更有趣一些。你會成為他枯燥的一天中的亮色。
把家裡整理得乾淨而有條理。在丈夫回來以前，將房間主要地方都走一遍，收拾起學校的書本、玩具、報紙等等。然後在桌子上鋪一塊檯布，點亮一支蠟燭。你的丈夫會覺得自己回到了一個適合休息且有條理的避風港。這也會讓你很高興。
讓孩子準備好。花一點時間清潔孩子的手和臉（如果他們年紀尚小），梳好他們的頭髮。如果需要，給他們換上乾淨的衣服。他們是小小的珍寶，而你的丈夫會樂意見到這樣的場景。
減小一切噪音。他到家的時候，不要開任何洗衣機、烘乾機、洗碗機和吸塵器。也要鼓勵孩子們保持安靜。如果想做得更好，爭取讓他們早早上床睡覺。
但是，也許還是小說記錄了當時人們對性道德的矛盾觀念：《冷暖人間》（Peyton Place），講述了從通姦到婚前性行為等形形色色的事情。這部小說成為10年間最多人閱讀的書籍，揭露了多年以來社會對性的偽善面孔，以及公眾道德與性在真實世界中的衝突。
美國人真實的生活方式在備受爭議的《金賽性學報告》（Kinsey Report）中也被真實地描述了出來，該報告證實男人和女人其實都很享受性生活。從統計學上說，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女人比21世紀的女性有頻率高很多的性生活。在英國，據「小金賽」報告研究，情況亦是如此，差別在於英國人在公眾行為上相對束縛多一些，而性生活更多隱藏於門背後。
在醫學界，一些著名的醫生認為性壓抑是不健康的。諸如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和埃裡克·弗洛姆（Eric Fromm）這樣著名的精神病學家都警告說，忽略性慾是非常危險的，而人們需要做的應該是放鬆和接受非常根本的人性衝動，這會令你更加快樂，生活得更健康。即便像保守的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也同意這樣的觀點，警告公眾壓抑性慾會帶來的危險。美國人最喜歡的兒科醫生斯波克（Dr. Spock）就孩子們手淫的問題安慰那些憂心忡忡的父母時，他說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可不必大驚小怪。
男人/女人的性行為
當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充滿爭議性的研究成果於1948年出版時，這些成果再次證明了美國人是如何飢渴地希望瞭解自己的身體、慾望和性。書籍出版後，同時得到了很多褒獎和批評。書籍同時證明了卑微的、小小的安全套為人熟知幾個世紀的一個事實——公眾信仰和個人行為很少若合符節。
搖動（rocking）
「搖動」這個說法原意是指福音歌手在和耶穌一起「搖動他們的靈魂」時，身體的一些動作。但是，40年代晚期，一個名叫羅伊·布朗（Roy Brown）的藍調歌手寫了一首名為《今晚好好搖滾》（Good Rocking Tonight）的歌曲，作為對福音的戲謔，「搖動」成為廣為人知的「性」的委婉說法。在非裔美國人群體中，從20年代起這個詞就有雙重意思，但是到了50年代，每個人都知道了「搖動」的含義是什麼。而當「搖滾」（rock and roll）這個詞被創造出來的時候很多人覺得很惱怒，因為它明顯是在強調雙重意思中隱含的那層意思。
從法律上講，在一些州依然存留著過時的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影響日漸淡去，雖然超過30個州也同樣禁止零售商將安全套作為節育用品來做廣告，但是只有馬薩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保留了這項法案中限制安全套和其他節育用品的出售地點和出售方式的條例。
到了1955年，很多醫務工作者在全美遍地開花的「計劃生育」（Planned Parenthood）診所中，接受了關於節育相關實踐的正規培訓。
實際上，當新衝突在世界各地出現時，當冷戰和朝鮮戰爭爆發時，當法國人在越南戰敗時，安全套生產商們卻一直幹得不錯。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功績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安全套工業一直起著刺激作用，而大型生產商們對這個機構卻始終缺乏感激之情。沒有政府的干預，安全套可能一直保持一種相對原始的生產狀態，還在為安全套上惱人的洞眼和讓人質疑的質量問題愁苦。
到了50年代，標準化生產的作用愈發凸顯。生產商據此得以滿足日漸增長的生產需求，需求源於在全美快速鋪開的零售業終端帶來的銷售放量。郊區化意味著美國人向城市外擴張，哪裡有新興的郊區，哪裡就有更大、更好的零售終端出現。藥店在各處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而連鎖商店不再為展示各種各樣的安全套而感到害羞。伴隨著這種展示越來越平常，新的市場推廣策略也出現了；人們購買的渠道更加方便，偷竊遂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連鎖商店必須想出新法子來展示自己的產品，又要確保不必一下子拿出太多貨品——常有大量安全套被竊，十幾歲的孩子們特別喜歡這麼幹。
1957年，也就是英國品牌「杜蕾斯」推出上了潤滑油的安全套的同年，美國的進口法律有所放鬆，外國生產的安全套第一次可以在美國市場上售賣了。英國是第一個享受這種改變帶來的好處的國家，它將潤滑安全套引入美國市場，而很快就被美國同行們抄襲了去。雖然英國早就開始生產舒適和可拋棄的安全套，但在戰後很長時間內還是可以購買到耐用——意思就是可以重複使用——的「模範」牌（Paragon）安全套。根據報道，為了省下點錢，很多人不得不成為「模範」，用著質地厚實、沒有彈性的安全套。
但是，卑微的、小小的安全套的安逸生活馬上就要再一次發生改變了，就在一個舊同盟（有時候也稱為朋友）重新出現的時候。
瑪格麗特·桑格，美國節育領域的象徵，在她70多歲的時候重新回到了節育倡導者的隊伍中。這時的她是個個子矮小、脆弱的老太太，但她對美國人的性生活產生了最後、或許也是最大的影響：她一輩子的夢想——將控制生育的權力全部掌握在女性手中——成為現實。避孕藥登場了。
神奇的小藥丸
桑格和優生學
在20世紀20年代，桑格加入了優生學運動，認為控制生育對於貧窮、殘疾和「少數族裔」的人來說是尤為必需的。她的想法激怒了很多人，並將她當作頑固不化的偏激分子記入史冊。桑格希望為黑人、移民和殘疾人找到一種控制生育的簡單方法，因為他們是「人類的雜草」、「魯莽的繁殖者」、「根本不應該出生的人」。桑格認為控制生育對於建設一個強大而充滿生命力的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的孩子越多越好，不健康的孩子越少越好——這是控制生育的主要目標」。雖然她的言論有些讓人無法容忍，但放在歷史的背景中，她站在了重要的婦女運動的前沿，是和紐約最粗暴、最冷酷的鄰居們勇敢鬥爭的人。她盡了最大努力令公眾得以關注那些在處理意外懷孕時使用拙劣流產方法和治療方法的貧窮婦女、移民婦女所面臨的困境。
桑格爭取讓女性享有掌控她們自己身體之權益的努力緩慢但穩步地腐蝕著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她從來沒有對事態的發展感到滿意過。儘管她暗暗地支持使用安全套，但同時，她也抱怨這樣會讓主動權落在男人手裡。同時，科學圈把關於控制生育的研究看作是一種禁忌。這就讓自由的市場可以繼續生產各種各樣的節育用品：亂七八糟的局部抹膏、麻煩的隔膜和原始的宮內節育器。這些用品中很多不僅用起來不舒服，而且對於女性的健康來說可能是有害的。另外，1950年代，流產開始偷偷地被很多人採用，這也成為桑格一直為節育方法的可靠性而擔憂的原因之一。即使在晚年，桑格還是希望能夠找到一種更好的方法。一個相當巧合的機緣，她找到了。
在一次晚宴上的隨便閒聊中，桑格將自己的抱怨告訴了一個名叫格雷戈裡·平卡斯（Gregory Pincus）的年輕生物學家。她悲歎對於女性來說沒有安全而可靠的控制生育方法，特別是對於那些貧窮的婦女、少數族裔婦女和有生理或者精神缺陷的婦女。不過，桑格堅信，在某個地方總有某種方法可以創造出一粒小小的藥丸，讓女性可以將生育權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時這粒藥丸既安全又有效。當平卡斯告訴她說，他相信女性荷爾蒙可以被化學藥物控制從而有可能實現避孕，桑格欣喜若狂——這正是所有女性主義者需要的！
儘管早期關於藥丸「研發」的故事很複雜，但最根本的情況就是，歷史上最堅定的節育倡導者和不為人知的科學家之間的晚餐對話引帶出人類生育史上最重要的科學探索和成果。
差不多是科姆斯多克殘餘的最後一口氣
儘管事實上，絕大多數美國醫生同意節育對於家庭和女性的健康來說是有益的，但反節育的法律還是存留在一些州內。在馬薩諸塞州任何「展示、售賣、開處方、提供安全套或者提供信息」者都將被處以重罪：而在其鄰居康涅狄格州，夫妻使用避孕用品屬於犯罪。
1961年，身為耶魯醫學院婦產科學系主任的李·巴克斯滕博士（Lee Buxton），聯合身為康涅狄格州計劃生育聯合會執行總監的艾斯黛拉·格裡斯伍德（Estelle Griswold），挑戰關於節育的法律。他們在康涅狄格州開設了4家節育診所，隨即遭到逮捕。到了1965年，二人上訴到最高法院，在那裡，科姆斯多克的殘餘力量被當作對個人隱私的一種侵犯而被根除，人類性歷史上一個悲慘的時期最終宣告結束。
發明藥丸的最初幾年讓人想起了安全套的歷史：它也激發了很多同樣的關於節育道德性的爭論，以及一些新的問題，比如使用藥物來控制女性身體是不自然的，類似於玩弄上帝；服用藥丸的方式使得沒有結婚的人能夠太過輕易地在不承擔後果的情況下發生性關係；甚至有非常激烈的回應，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控訴說，計劃生育組織[3]和他們的講習所提供避孕藥丸是有目的地限制黑人的出生率。
教皇再次進行了定奪。
平卡斯和藥丸
格雷戈裡·平卡斯在他40多歲的時候死於一種罕見的疾病，這種疾病是由他在實驗室中實驗的一種化學藥劑引起的。該化學藥劑主要就是用來生產避孕藥。他的生與死讓人想起了現代安全套之父法拉皮奧。就像男人們不知道法拉皮奧是何許人，女人們也對平卡斯無感[4]。他對於控制生育現代化極其重要的貢獻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通常被認為是歷史上具進步思想的教皇保羅六世1964年試圖對教會及其政策進行現代化改革。也許有些讓人吃驚，根據教會自己的統計，至少75％的教士對使用避孕藥丸表示歡迎，相信這是一種控制生育的絕好方法。但是，通過天主教人口、家庭和生育委員會——通常被稱為控制生育委員會——教會頑固地拒絕承認除了以「梵蒂岡輪盤賭」聞名的安全期避孕法之外的夫妻間的一切節育方法。
不管教皇敕令如何，天主教女性教徒中有相當比例的人樂於使用避孕藥丸：美國天主教女性教徒的這一比例從控制生育委員會應對此事時的25％增加到1980年時的80％。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避孕藥的態度也有起伏。1966年，即瑪格麗特·桑格去世的這一年，當政府機構告訴諸如賽爾（Searle）這樣的公司說，他們必須承諾對避孕藥進行更長時期的研究時，避孕藥工業遇到了短暫的挫折。避孕藥的副作用也引發爭議。但是這些都沒有延緩避孕藥的研究和銷售。實際上，避孕藥已經如此流行，以至於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被問到聯邦政府是否支持節育研究時，他尷尬地回應說：「這不是一個合適的政治的或者政府的行為、功能或責任」，「這不關我們的事」。
但是，幾年以後，在約翰遜總統1965年1月4日的國情咨文中，他對外謹慎地宣佈了自己推廣使用節育用品的計劃：「我將尋找新的方法，」他告訴國會，「運用我們的知識幫助處理世界人口爆發和日益增長的世界資源匱乏問題。」這個支持節育的聲明並非十分大膽，但它是歷屆在職總統發表的第一份如此的聲明。約翰遜確信只要提及涉及避孕的聯邦財政問題，他就會觸怒整個國家的天主教投票者。他並不知道有多少女性天主教徒已經偷偷地在吃避孕藥了。
總統改變了主意
摘自1966年12月9日的《紐約時報》：
聯邦政府對控制生育的態度突然發生了改變。直到兩年以前，華盛頓依然嚴格遵守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就控制生育問題於1959年頒布的生硬的公告。但是艾克——在過去兩年中一直和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一起擔任一個稱為「計劃生育—世界人口」的私人組織的名譽聯合主席——現在改變了看法。就在上個星期，他宣稱他「從個人角度支持所有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計劃，以向家庭提供節育信息。」
1970年代中期，在美國國內，聯邦政府資助了超過2000家公共健康診所，這些診所都會向貧困女性提供避孕藥。到了1980年代中期，其他國家也開始使用避孕藥，全世界50歲以下在性方面主動的女性，超過80％都會服用避孕藥。
性革命是怎樣的呢？
披頭士樂隊在美國首發唱片以及登月計劃籌備的時代，西方社會的性道德日漸傾頹，一場永久性的變化正在醞釀之中，此一時期最為顯著的標誌就是極端的性解放，特別是在白種城市居民和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中。迷你裙、（美國嬉皮士佩戴的）彩色長念珠、扎染和搖滾成為一種新的、充滿煽惑性的性姿態的象徵。諸如舊金山、阿姆斯特丹、紐約和倫敦這樣的城市成為一代人追求「自由之愛」的中心，並將人們引入一個即使古老的希臘人也會自歎弗如的性開放的時代。
到了60年代，避孕藥和自由之愛的融合使安全套成為了一種落伍的東西。「銷售量下降了。結束了。」這樣的話語成為標準註腳。但是，事實是，人們並沒有忽視這種使用了幾千年的東西。雖然避孕藥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年輕一帶的性自由，但古老的、有效的備用品並沒有走下歷史舞台。
1960年，避孕藥投入市場。幾個月後，安全套銷售確實感覺到了壓力。但是，這肯定不是「無法投遞的信件」。根據安全套漫長而動盪的歷史，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中，安全套為自己在公眾的視野中找到了很多有趣的位置。就在「不列顛入侵」[5]之前——此事件將戰後「英國抄襲美國」的走勢完全逆轉——在一次早期的披頭士巡演時，保羅·麥卡特尼在德國漢堡被捕。他在公共場所懸掛了一個安全套，並點燃了它。保羅認為這很有趣，但是德國警察並不這麼認為，而是將他驅離德國。
黃色潛水艇
幾年之後看起來對安全套很感興趣的披頭士樂隊再次製造了新聞一一當約翰·列儂錄製《黃色潛水艇》時，他將一個安全套罩住了話筒。他喜歡經過這麼一番改造後的音效。
在流行小說和電影中，具有顛覆意義的英國小說（後來成為電視秀）《一夕風流恨事多》（A Kind of Loving）描寫說，主人公維克多（Victor）因被發現購買了三隻裝的安全套而感到十分尷尬；而到了1971年，安全套在電影《獵愛的人》（Carnal Knowledge）中展現了重要性。之後，特蕾西（Theresa）性格的陰暗面在電影《尋找顧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中展現了出來——她隨便找了個不知名的男人，這個男人向她建議說他們可以進行安全的性交，特蕾西告訴了他自己的想法——她並沒有對男人的謹慎表示感激，取而代之的是，她將男人提供的安全套吹成一個氣球，然後還給了他。在傑爾茲·柯辛斯基（Jerzy Kosinski）關於前蘇聯的黑色小說《階梯》（Steps）中，作者利用安全套幫助他痛苦的敘述者將對社會主義體系滿腔沉默的不屑傾訴出來——他將安全套釘在了千錘百煉的黨員的胸前。
但是，經由所有的這些，安全套在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麼呢？
她太女人了
在英格蘭和美國由社會學家操作的很多訪談中，絕大多數年長的已婚婦女在回答性方面的問題時不厭其煩；但是當被問到有關將安全套當作避孕用品的知識和使用情況時，卻很不耐煩。她們認為那是「男人的事情」。年長的英國夫妻關於在他們年輕時如何避孕的問題上總是給出這樣的回答：「哦，好吧，我們用的，我們曾經用過……嗯……我們以前管那玩意叫做『那個法文字』。我不知道，這個東西官方叫法是什麼？應該怎麼說？套子？好吧，安全套。是的，男人決定要不要避孕，但是，呃……這是男人的事情。」
當問到他們是如何知道安全套和在哪裡購買時，回答總是很含糊，但還是很有啟發性，因為這正好反映了他們對於節育知識的缺乏「哦，嗯……你會看到有些人在街角售賣安全套，或者，藥房，通常是藥房。你只是在街角才能看到這東西，沒人告訴你那是怎麼回事，你只知道那東西是橡膠做的，僅此而已。」
1960年，在整個英格蘭進行了一次關於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夫妻節育行為的調查研究。研究表明，幾十年來，英國男人越來越希望能夠採取預防措施。研究者總結說：「避孕依然是丈夫的特權。」這個結論同樣適用於在大西洋兩岸新開設出來的節育診所。女人總是希望男人能夠堅持使用安全套，部分原因是出於這樣比較放鬆，部分原因是當時的選擇還是很有限。
在1955年和1965年之間，處於生育年齡的美國人中大約有42％將安全套當做避孕用品來使用。只是在猶太人和非裔美國人群體中，使用比例有所下降，到1965年時僅為不到10％。避孕藥直到1970年代才真正影響到了這些數據，而且影響也只是暫時的。
日本安全套
20世紀60年代日本每年每人使用安全套的數量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同時，日本人也將安全套作為節育用品的首選。就像依然處於日本領導地位的岡本株式會社的一名主管所說的那樣；「相較於化學方法來說，日本人更依賴於物理方法避孕。」同時，他們也生產出更注重舒適度的安全套，讓國內消費者拒絕了一切由美國或者歐洲生產的同類產品。日本生產的安全套厚薄只有3毫米，是外國品牌的一半而且非常舒適。到了20世紀80年代，他們通過中年婦女做上門推銷。
英國的情況也很相似：在1950年和1960年之間，60％的已婚英國人更喜歡「男性避孕方式」——安全套。直到1970年，避孕藥的使用比例才超過了安全套——從1966年到1970年，38％的已婚夫妻和有性生活的單身人群使用避孕藥，而31％的人使用安全套。但是，也許有些讓人吃驚，單身女性仍然希望男人採取主動方式避孕。而來自藥店銷售方面的統計數據也表明，女性購買安全套的時候感覺更加自在。有趣的是，美國女性也認為如果使用「特洛伊人」安全套，相較於男人她們感覺更舒服。
到了1950年代末，安全套作為第一或者第二選擇的堅固地位在相關廣告方面也許顯得更加有趣：全國廣播工作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簡稱NAB）禁止所有的美國電視台和電台播放有關安全套（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節育用品）的廣告。這項禁令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期。
挑戰這項禁令的第一個商業廣告出現在加州。1975年，KNTV播出了一則「特洛伊人」的商業廣告，所有收看的人都對這則廣告表示了肯定，但是電視台並不喜歡廣告引起的這種全國性的關注，所以，儘管很受歡迎，但該廣告很快就停播了。
這一行當甚少見諸媒體的詭異狀況，在一篇名為《在陰影中》（In the Shadows）的文章中可窺一斑。該文章於1963年發表於《時代》雜誌（Time）的商業版塊中，匿名作者寫道：「在美國的商業行當中，一個不見光的工業穩步發展，它的存在被很多商人所忽視，僅有它的管理者會小心翼翼地提及。」《時代》雜誌告訴它的讀者們，雖然節育用品產業或多或少處於地下，但它的增長速度非常驚人，那一年僅國內的安全套銷售量就超過了8500萬美元。這個數據並不正確——儘管有避孕藥的存在，但安全套銷售量始終穩定在大約一年兩億美元——不過倒是確實反映了人們對安全套工業的忽視程度，或者應該說反映了媒體對其的無知：當時關於安全套銷售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下網絡，它也不是一門嶄露頭角的產業，事實恰恰是，這項產業很多年來一直在華爾街的風口浪尖上。
印度人的做法
安全套的包裝盒被陳列在商店櫥窗中、沿街叫賣的小商販的手推車中，甚至於是本地肉鋪櫥窗裡的雞鴨旁邊。印度人給本國生產的安全套取名為「Nirodh」，是梵語中「免於恐懼的自由」之意[6]。起這個名字一方面是為了推廣名字本身擁有的含義，另一方面是希望印度男人願意主動花兩毛錢去買一個安全套。但是，關於如何使用安全套的教育出了點問題。大多數國際開發署的成員都覺得安全套的形狀和尺寸使人們很容易看出來應該怎麼使用它，但是另一些人堅持要有書面的說明。兩種意見都讓人有點不太確定於是當地村裡的長者們被僱傭來專門演示如何戴上安全套。為此，長者們用竹子做了演示。但問題在於，當村裡的男人在家裡將安全套套在竹子上時，他們發現神奇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也許這篇文章中最精確或者說唯一精確的部分是斷言生產商預期銷售量會有增加，推算只開發了潛在的節育用品市場的20％，確信隨著嬰兒潮的一代現在都已長大成人，必將刺激安全套的需求量。
對市場需求量增加的願望從1967年開始得到了實現。但是，《時代》雜誌和生產商都沒有預見到是什麼原因推動了市場的發展。國際開發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AID）在總統的支持下，致力於推動解決世界人口危機，到1960年代中期，諸如印度這樣的國家，在得到美國援助的情況下，每年從美國購買5000萬個安全套，同時從日本購買至少2200萬個安全套。（到1970年，印度每年也生產超過2.7億個安全套。）當國際開發署改變了此前對節育用品的管理和國際援助袖手旁觀的政策之後，這個新興的、貌似無盡的市場就相當突然地被打開了。實際上，美國官員非常堅定地要讓印度人戴上安全套，正如開發署一位官員說的那樣：「我們希望安全套能夠像可口可樂一樣被廣而告之。」這只是接下來幾十年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免費派發數十億計的安全套的開始而已。
戰後歐洲——安全套發生了什麼？
和以前的時代一樣，戰爭結束之後，那些曾經是安全套貿易中心的國家發現安全套不僅在使用上，而且在性道德觀念上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法律將這些改變落實在了文字上。和一戰以後發生在法國的支持生育運動一樣，對人口下降的恐懼再一次讓很多人相信，安全套對於法國的生存是非常危險的。支持生育運動重新回來了，不過這一次它的聲勢要浩大得多。
和美國以及英國的婦女角色的極端女性化相同，法國女人也被期望能夠回到家庭，幫助實現戴高樂將軍1945年頒布的命令：在10年之內，為法國生下1200萬個新生兒，或者說「嬰兒潮」。流產是犯罪，並會被處以死刑，而控制生育也是違法的，一直到1967年相關法律都沒有改變。和其他極端運動一樣，總有人會選擇無視這些禁條，從黑市購買外國產的安全套。這種規定讓很多法國夫婦的生活變得非常艱難，他們不想在被戰爭摧殘的經濟環境中撫養太多的孩子。
意大利的情況有所不同。在那裡，儘管存在教會的壓力，但從50年代中期開始了一場非常積極和公開的節育運動：1956年，意大利人口統計教育協會（Italian Association for Demographic Education，簡稱AIED）成立，目的是支持夫婦決定擁有孩子的數量的觀念和實踐，特別是和反對控制生育的法律條例作鬥爭。協會擁有有趣的支持者，所有人都沒有宗教信仰，包括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協會制定的計劃遭到天主教會的強烈反對。後者因為擁有壓倒多數的信眾，可以保證所有反安全套法律條例得以通過。反對控制生育的法律一直在制度層面得到保留，但是到了1971年，這些法律被宣佈違憲。1960年代末，安全套的使用已相當普遍，而在此之前很久，人們便已開始偷偷使用安全套了，甚而連流產也成為合法的事情，而且在6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很容易做到了，儘管教會始終對此表示公開而強烈的反對。
也許有些讓人吃驚，安全套和控制生育在戰後的德國遭到了最強烈的壓制。希特勒關於人類性行為的奇怪理念在這個國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跡。
前西德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時，決意要將所有有關公共和個人的道德問題都加以立法化。儘管戰爭結束後的那段時期被稱為是一個極端的「性自由」的時代，但這種情況很快得到了改變：審查制度成為常態，任何散播節育信息的行為都被嚴厲禁止。和早期的納粹年代一樣，儘管有人竭力阻止安全套的銷售，但得到安全套的渠道並沒有被完全切斷。和戰爭年代相同，對疾病的恐懼，或者對這種恐懼的利用，令安全套依然在市場中佔有它自己的位置。當自動售貨機在很多德國的街道上、公共廁所中以及酒吧和理髮店的裡間普遍可見的時候，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早期，法律專家和記者之間就這些機器的必要性的爭論正在逐漸升溫。反對自動售貨機的言論認為，即使只是在自動售貨機中不事張揚地陳列安全套，也應被看做是——某些法官就是這麼解釋的——對道德和社會規範的侵犯。
這種模糊但有效的傳統法律見解經常被保守派法律專家援引用來嚇阻青少年接觸避孕用品。而且，和在意大利一樣，天主教活動家制定、主導了議題：1951年和1952年，保守的天主教青年組織燒燬了售賣情色書刊的書報亭；1953年，他們開始採取反對安全套自動售貨機的行動。由於法律對此沒有表示任何譴責，它激發了更多反對安全套自動售貨機的街頭行動——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是暴亂。如此，10年之後，德國年輕一代少有人對於性知識，尤其是避孕知識有足夠的瞭解也就不足為怪了，由此引發了一個性困惑性矛盾的年代。但是，接下來就出現了德國對瑪格麗特·桑格的回應。
對於安全套來說沒有冷戰
儘管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發生了巨變，但在某些方面，至少是在對控制生育的直率方式上，蘇聯和它的衛星國走在了歐洲人的前面。社會對安全套的需求極大，而俄國人最大的抱怨就是供給從來都跟不上。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小國家中，一個起源於19世紀晚期德國人管理的安全套公司也大張旗鼓地回來了：「VULKAN」公司在當地做起了以天然橡膠製造安全套的生意，而到了60年代該公司驕傲地推出了「普利麥羅」（Primero）牌安全套，該品牌直到2005年還出現在東歐藥店的貨架上。
在二戰期間，比亞特·烏瑟（Beate Uhse）上尉是德國空軍中唯一的女飛行員。她的丈夫也是一名飛行員，在1944年執行一次行動的時候遇難。比亞特擁有的只剩下一個還沒拉扯大的孩子和一份在戰敗一方任職飛行員的搖搖欲墜的職業。當比亞特駕駛一架飛機在蘇聯軍隊進攻之前飛出柏林時，也許正是她作為飛行員的能力拯救了她和孩子的生命。她在英格蘭降落，在那裡被短暫地關進了監獄，幾年之後回到德國。在她回到故鄉的時候，比亞特吃驚地看到那些歸家士兵和他們的妻子是如此沮喪，他們得不到節育用品、沒有錢、卻有太多的孩子需要照顧。彼時大為倒退的性政策令她無法承受，於是比亞特決定要做些什麼。
比亞特的母親曾經是德國最早的女醫生之一，她教會了自己的女兒很多有關節育的知識，這些知識在納粹當政時期是被禁止傳播的。比亞特不僅挑戰了當時的社會規範，也挑戰了法律。她和一個橡膠生產商偷偷做了一筆交易，讓他為她生產一批安全套，之後，比亞特通過上門推銷的方式賣掉了這些安全套，還有自己寫的關於節育的小冊子。此後，她開始通過郵購的方式出售安全套和節育建議，甚至還有性玩具。幾年之後，比亞特成為德國最大的性用品企業家之一。期間，她為了安全套的合法性問題做了多年鬥爭，除了一次馬失前蹄，每次她都取得了勝利。
到了20世紀90年代，從前的飛行員擁有了連鎖的性用品商店，同時在德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當她去世的時候，比亞特不僅擁有大約2億美元的身家，還是一位備受尊重的社會活動家和商人。她留給人們的記憶不僅是一位安全套企業家，也是一個將人類性行為曾經的禁忌重新帶入聚光燈下的人：「性，和吃飯喝水一樣，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
預防用品的應用是個什麼情況？
1950年，美國人首選的避孕用品當屬安全套，而安全套每年帶來的利潤是2億美元。但是，到50年代結束之前，安全套預防疾病的作用已經消失了。盤尼西林和其他現代藥物被用來治療很多長期的健康問題，不僅僅是可怕的梅毒帶來的折磨。這個時期的賣淫活動在西方國家中也比較低迷。很多歷史學家相信，原因是戰後結婚年齡下降，而婚前性行為這一禁忌的低調卻穩步的解除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管怎樣，看起來妓女數量的減少意味著疾病發病率的減少。但是，說到性道德、性態度、公共和個人對待性的方法，這也是歷史上很奇怪的一個階段。再一次。
由於聯邦政府就消滅性病所作的努力，到了1948年，大約只有7萬美國人還在遭受性病的折磨。這個數字標示了一場很讓人振奮的勝利，要知道，1919年時僅軍隊裡就有40萬人罹患性病。到了1957年，根除性病的努力換來了更大的成功，僅有7千不到的人感染上性病。
聯想起反對使用安全套以及後來的反對避孕藥的爭論，仍舊有些政府官員和醫生相信對這個數字的下降有所幫助的公共教育和神奇藥物在帶來令人驚奇的成功之外，也可能導致極度的性亂交，最終會導致家庭，甚至是社會的死亡。不過，絕大多數人還是對這一成功給予了高度的讚美。到了50年代結束的時候，診所和性病根除項目一度充沛的資金幾乎不再得到補充：畢竟，梅毒是過去的事情了，對吧？可悲的是，情況並非如此。
性病測試
50年代末期在美國絕大多數州，為了得到結婚證書必須進行瓦色爾曼氏反應測試。官員們確信這是根除性病的重要環節，而各州頒發證書的部門匯報上來的病例就是以前匯報的那些性病病例。這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病例都沒有被計算在內，也解釋了為什麼為雞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計較的政府官員們對於削減性病教育基金感到十分滿意。政府完全依賴於一種測試和一種人群——即將結婚的人卻忽視了最具危險性的幾種人：貧窮的黑人、城市年輕人和郊區的窮人。
那就是經常發生的事情……當一項疾病控制項目即將實現目標的時候，通常是這個項目被根除了，而不是疾病。
密西西比衛生部門的威廉·赫德醫生（Dr. William Holder）
儘管性病貌似接近於滅絕了，很多美國和英國的公共衛生官員還是試圖保留他們的教育項目。歷史早已證明，關於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的危險性和性病捲土重來速度之快的教育是何等必要。但是，他們的想法很快被那些認為這種教育已經過時而且沒有效用的人壓制了。畢竟，這段時期得性病的人很少，而結婚年齡的下降以及一夫一妻制都是文化的理想狀態，當其他所有的方法都失敗時，我們也還可以依靠藥物來治療。公眾不再願意將稅收用於僅僅是預防性病。
與此同時，性革命來臨了。
在美國和英國，節育診所越來越普遍，這些診所大多數都能得到額外的公共補助，而且性教育和為了節育而提供安全套的服務都十分公開。沒人想到將性病防治診所和節育診所合在一起，以便結合兩方面的信息並從公共財政中——也從我們的套套中——獲取最大收益。取而代之的是，到了60年代早期，性病根除運動變得好像普逗裙（poodle skirt）[7]一樣過時，而投入教育的人力物力不斷萎縮。人力物力被偷偷增長的自由、私人基金資助的診所和資金不足的地方衛生部門所限制——前者很快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後者轄下的少量工作人員必須處理急劇增加但不對外公開的性病患者。那時，傳染上性病的人通常會去以上機構之一尋求治療，而事先卻得不到預防性措施的幫助。
對於不加保護的性行為所面臨的危險完全無知，並非一個長期影響的結果。對於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正是在他們中間爆發了堪與史上任何一次相提並論的性病大流行——採取保護措施其實不是多麼遙遠的記憶。
性病「年代」
到了1965年，估計一年內至少有65萬20歲以下的美國人感染了梅毒或者淋病。對20歲以上人群的估計有多個不同版本，但是數字同樣令人驚愕。1969年，得克薩斯州、弗吉尼亞州、內華達州、伊利諾伊州和田納西州上報，每10萬人中就有300人感染淋病，而佐治亞州則超過500人。
大城市受到了最猛烈的衝擊：亞特蘭大的數據為每10萬人中2300人感染，而在洛杉磯、舊金山、華盛頓特區和紐瓦克，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僅僅洛杉磯一地，官員就確定有超過4.5萬名婦女感染了性病卻不自知。那一年，美國公佈總計有45萬人感染了淋病，而沒有公佈的人數應該遠遠超過這個數目。說到梅毒，情況沒有淋病那麼糟糕，但可以肯定的是，梅毒遠遠沒有離開人們的生活。英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國民醫療服務機構發現統計數據要跟上梅毒、淋病以及「第二代」性病急劇增長的發病率越來越困難。而在女權運動的年代，歷史上第一次，女性和男性一樣容易感染上性病。
從第一代性病到第二代性病
很多人認為「性傳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是近年發明的詞彙，實際上這個詞語是1910年由一位當時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醫生威廉·奧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創造的。他覺得性病（venereal disease）只包括梅毒和淋病，因此希望找到一個詞語能夠涵蓋其他和性接觸有關的疾病。奧斯勒出生於加拿大，在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和牛津醫學院同時擔任要職。他是醫療現代化和專業化運動的先驅者，並勇敢地將性傳播疾病的治療體系從普通醫療模式中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部門應對之。奧斯勒「新創的」詞彙直到1973年才被英國的性病醫療協會正式採用，但這一概念此前已由英國國民醫療服務機構（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在1960年代流行病大氾濫的時候率先推廣。
一位專門治療性病的醫生對此總結說：「針對性病，藥物治療達致的效果遠不及事先指導病人如何預防所達到的效果。」歷史再一次重演，而美國軍隊重新犯下的錯誤也是最顯而易見的。
回到道德管制
安溪廣場或者東方迪士尼樂園
戰爭通常會帶來比較怪異的後果，特別是軍隊在「處理」士兵性行為的應對上，一個充滿痛苦的實例就是安溪（An Khe）——位於越南中部高地的一個曾經寧靜的小山村。當2.1萬美國士兵駐紮到那裡時，妓女和男妓們緊隨其後，完全改變了鄉村的面貌，並危及軍隊的健康。在剛剛到達的幾個星期內，就有30％的士兵感染了性病。指揮官的應對是允許村子裡的長者開設妓院，那裡的妓女，或者說「茶女郎」，都是經過仔細挑選的，並由美國醫生檢查過，之後發給大劑量的抗性病藥物。士兵們將這個周圍由帶倒刺的鐵絲網圍起來的25英畝大小的「廣場」稱為迪士尼樂園。當地人將這裡很多的酒吧和房屋裡間稱為「轟隆隆小雅間」（boom boom parlors）。無論如何，儘管這裡的女孩定期會接受檢查，安全套還是在預防疾病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每個「雅間」的進口處都有。
軍隊：罩住槍管封住嘴[8]
當伊拉克局勢升溫後，軍事基地安全套的銷售量增長了9倍。五角大樓不願意對這種爆炸性需求給予任何評價，但在強烈要求下，他們含糊回應說，這屬於軍需用品，主要是為了保護沙漠環境下的武器裝備。總之，美國軍隊和當地婦女之間沒有結下深交。銷售經理們可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說絕大多數軍隊的男人並不喜歡政府供給的安全套，那些玩意只是用來「罩住士兵的槍管的」。
儘管步子邁得有點慢，美國軍隊畢竟將安全套放入了隨身醫藥包，這一行為曾經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可是二戰結束之後，軍隊卻開始全身心地轉向性格教育，展開嘗試，要求年輕軍人參加道德和宗教指導課程。一系列以「十誡」、「思想、語言和做事純淨」、「婚姻是神聖的制度」為主題的講座由隨軍牧師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以前那些「男孩永遠做男孩」的說教倒確實遠離了軍隊，畢竟比起說一句抱歉，保證安全更重要。儘管最極端的宗教教義並沒有在全軍範圍內強制要求新兵遵守，但是在整個越南戰爭中，這種宗教思想卻的確影響了軍事訓練的某些環節：軍官們再一次嘗試將宗教與士兵的個人品德緊密聯繫在一起。婚外性行為再一次被認為是不正當的，是一種要受到懲罰的違規行為。而政策也再一次無法反映士兵的真實情況。
在朝鮮戰爭期間和之後，一支富有的軍隊駐紮在一個貧窮國家中，意味著買春隨處可見，而士兵中的性病發生率也創下歷史新高：在12個月的服役期內，10個人裡面有8個人至少得過一次淋病。要多謝「眨眨眼，點點頭」（即心照不宣）的預防方法，軍隊中還能搞到安全套，但是和大多數民眾一樣，相比二戰期間而言，很多士兵不再那麼重視性衛生的問題，而有些人認為這種病治起來挺容易。這種隨意的態度意味著，儘管有免費的安全套自動售貨機——在海軍和商船中，甲板上還是會擺放儲存了很多安全套的大筒，水手下船的時候可以隨手抓上一把——對於在韓國服役的普通美國士兵來說，染上性病幾乎是注定的。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依然存在。
士兵最愚蠢的時刻
一些士兵服役期間最愚蠢的時刻「是在12月軍隊開拔前往朝鮮的途中。某天船上的下午場電影是『馬丁和劉易斯』（Martin & Lewis）[9]的最新影片。正片放映之前的暖場片是二戰時軍隊的宣教片；如何清潔身體然後接受一次生殖器檢查。片子裡做示範的都是真人。現場吐槽聲四起，一大群性慾旺盛的年輕人紛紛離座退場去了甲板。我們都因此錯過了電影『馬丁和劉易斯』。」
現實是，有大量花柳場所供軍人消費且價格適中。軍隊領導個人的傾向，在部分轉為規條落實中往往體現為性教育方面一系列笨拙的嘗試，即便如此，也並沒有一種全軍範圍的系統計劃來支撐這種嘗試。當軍隊出發前往朝鮮時，一些指揮官會告誡手下性行為要注意安全以及如果他們對保護措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話將要面臨的危險。但這些努力太微乎其微，而且通常來說都太晚了。一位士兵對他「在戰地的性經驗」的回憶也許可以概括這些指導意見到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在一個白雪皚皚的早晨，整個隊伍排列整齊，而我們倒霉的、想要表現得很嚴肅的軍士長站在我們面前……兩腿間放著一根掃帚把，擺放到合適的長度和合適的角度後由他來演示如何戴上安全套。就是這樣的。這是我從軍生涯中排名第二的最愚蠢的時刻。」
不管是不是愚蠢，安全套確實幫助降低了受著嚴酷訓練的軍隊內性病的發生率，但是在衝突發生時和發生後隨著數字的一路攀升，整個60年代以及進入70年代後，官方對任何致力於這方面訓練的努力，支持都顯得相當缺乏。
在越南戰爭期間，同樣的問題依然存在。一位官員抱怨說「事態已經難以控制」，指的就是當時的妓女情況。這位身在高位的官員補充說「壓制是我們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那麼壓制是最好的方法。不幸的是，在某些領域我們做不到……我們連規定士兵剪頭髮都遇到了很多麻煩，更不要說規定他們的性習慣了。」安全套是可以買到的，但是教育買不到。
再一次和瘟疫作鬥爭
在安全套漫長而充滿麻煩的歷史中，對於70年代早期的性病大流行的宣傳和公開討論表明了，在關於安全性交和保護措施如何、何時、何地、對誰（以及是否）實行的問題上，道德、法律和倫理的爭鬥始終存在。在這其中，廣播和電視一直明顯缺席，甚至今天也是如此。
1977年，全國廣播工作者協會的清教徒派領導人在聖地亞哥會面，建立了一個和電視官員合作的委員會，就「傳播工作者對於意外懷孕和性病這樣重要的全民健康問題還能做些什麼額外的貢獻」展開了討論。就如《紐約時報》說的那樣，「那是他們的方法，來說明他們將就安全套在廣播宣傳業宣傳的問題進行討論。」但這不是一場嚴肅的討論，以至於1979年司法部推翻全國廣播工作者協會反安全套的行規後，這一改變在推動其他廣播媒體播放安全套廣告方面的效用也著實有限，儘管放縱的1960年代社會上有著非常寬鬆的性氛圍。
這也許是在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一定要在媒體層面找到關於安全套的廣告，只能局限於平面媒體，主要還是男性雜誌，比如《閣樓》（Penthouse）。當尤里烏斯·施密特公司60年代中期打算在非常受歡迎的《花花公子》雜誌上做低調宣傳，而且僅僅是當作避孕用品打廣告時，就連這本雜誌的編輯也拒絕提到「安全套」這一字眼，因為他們不想「打擾男性讀者閱讀時的愉悅感」。到了60年代末期，《花花公子》出於對其信譽的考慮，改變了反安全套廣告的政策，開始接受主要品牌的廣告，但只能作為避孕用品宣傳。一些不那麼著名的雜誌隨後也開始試水，但是其他形式的媒體沒有與時俱進，仍舊對出於任何目的刊發安全套廣告都持冷淡的態度。
廣告
雖然英國人對於安全套廣告沒那麼吹毛求疵，英國的第一次真正的安全套平面廣告投放還是倫敦橡膠公司在1969年時推動的。同時，關於在零售店公開展示性用品的法律也變得寬鬆了一些藥店開始在貨架上擺放安全套，而不是生生逼客人開口詢問。英國生產商也認識到廣告對於女性的重要性，開始在女性雜誌上推廣一些安全套品牌，比如：Loving，The Women's Mirror，Brides和Setting Up Home。
1964年，當英國國家標準BS3704實行的時候，政府開始對質量管理嚴格了起來。這項標準要求生產商在每個包裝盒上標明生產日期，並註明使用了什麼原材料，之後還要對產品進行嚴格的測試。儘管關於安全套生產的各種流言持續出現，比如100個安全套中至少有10或12個成品不合格，或者在工廠工作的天主教工人偷偷地在安全套頭上用針刺出洞來，但全國生育控制協會（National Birth Control Association）還是將安全套評為可靠產品。這也提高了安全套的地位，當然還是限於控制生育用品的範疇。
不過，和美國人一樣，越來越多的英國成年人傾向於服用避孕藥，原因之一是現代藥物治療使得人們對於性病的懼怕已經成為過去式。到了50年代末，已經很少英國人將安全套當作保護健康的用品。
儘管性病發生率持續攀高，但1970年代以前，生產商僅僅將安全套當作避孕用品來做廣告。當談到性病預防，包裝上有個漂亮而慵懶的美人魚以及大膽標注著「預防疾病之用」字樣的美好年代已經結束了。沒有人希望貶低自己的產品，將品牌定位與逐漸蔓延的性瘟疫聯繫起來。
但是大人物們在哪裡停下來了……
美國大學裡的海報：印度愛經
為了自身的信譽，諸如《時代》雜誌和《紐約時報》這樣的主流報刊在將公眾注意力拉到性病問題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們刊登了題為《性病：全國緊急》（VD：A Nantional Emergency）這樣的嚴肅文章，沒有人會指責主流媒體公開報道性病蔓延，但普通美國人還是覺得有些不舒服，或者根本沒讀過這些文章。就像過去的瘟疫年代一樣，草根民眾所做的努力再一次成為普及該知識的唯一途徑。這些努力必須經過長時間，花費大量財力才能重新恢復。
到了1970年，企業家、教育家、私人機構、非盈利組織和地方衛生部門認識到必須就性病爆發率的急速升高而做出應對。英國醫生T.R. L.布萊克（T. R. L. Black）和美國援外合作署（CARE）[10]的前副主任菲利普·哈維（Philip Harvey）——20多年後，他在安全套的歷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共同在北卡萊羅納州的一間二層辦公室開設了名為「國際人口服務組織」（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的小型非盈利性機構，該機構是民間致力於應對不斷增長的公共威脅的典範。這些人將注意力集中在年輕的大學生身上，嘗試幫助他們明白安全套對於保護自己免受疾病感染是非常簡單而便宜的。他們在數千份校園刊物上刊登廣告，這樣，至少羅特格斯新澤西州立大學（Rutgers）和伯克利大學的學生可以得到避孕和安全性行為兩方面的信息。學生們經由PSI的郵購項目購買安全套，後者的廣告詞頗有吸引力，比如「你打算給她準備什麼聖誕禮物？懷孕嗎？」。小鎮裡的大學生知道怎樣通過郵購方式買到安全套，他們可不願意為此去鎮上的藥店尷尬地走一圈。不過，藥店裡遮遮掩掩的套套代表著更安全的性，當時通過郵購方式購買安全套還是不合法的，需要一點冒險精神。
當舊時的「公共教育」，特別是學校裡的「公共教育」，在70年代早期依然廣受爭議時，已有權威專家建議說12歲左右的孩子應該接受安全性行為的教育。一些專家相信，一個對4千萬美國人進行強制檢查的國家項目就能夠幫助官員們解決問題，但是這樣的項目資金是個問題。當汽油費大幅上漲，越南戰爭對國民心理造成了如此大的傷害時，公共健康倡導者對於國家是否願意投入大量資金深表懷疑。
在加州的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當地人對於推廣安全套的使用做了一些努力，同時，在國家範圍內，全國性病防治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Venereal Disease）忙著呼籲展開關於「疾病預防和廣泛公共教育方法調查」的研究。在軍隊首次遭受性病大規模侵襲以及預防觀念開始滲入社會各階層的50多年後，在拯救了無數人性命並節省下大量錢財的「投入之前戴上它」的口號喊出的30年後，過去關於安全套對於預防性病是否有所幫助的研究又回來了。而「公共衛生官員關於安全套的教育以及供應給非法性行為開了綠燈」的爭論也再度升溫。當政府和個人重新回到恐懼和無知時，歷史看來又要重演了。預想中的大同時代的思想開放看起來也有局限性。
1972年，全國性病防治委員會申請下一個財政年度投入4600萬美元用於資助研究治癒現代瘟疫的方法。但是，他們不知道，這才僅僅是開始。
「只要……」
在「如果……怎麼樣」的歷史中，人們很容易去想，如果那麼多個世紀以來人類早已瞭解的那些事情在20世紀的時候能夠被當作普遍而一貫的行為被接受，那麼21世紀將會是多麼的不同。如果安全套最終被當作有實際用途又有道德意義的工具為人們所接受、而不是被當作起起落落的人類性行為的替罪羊，也許歷史上最可怕的瘟疫就不會發生了。但是，可悲的是，沒有人能夠預見到下一個也是最有戲劇性的傳染病大潮對全世界將意味著什麼。
[1]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美國女工的統稱。——譯者注
[2]露茜和德西是美國1950年代著名情景電視喜劇《我愛露茜》中的男女主演。該劇講述一個普通美國家庭日常幸福生活，紅極一時。兩位演員因該劇相識、結婚，生有一男一女，後帶上5歲的子女一家人拍攝《我愛露茜》續集。現實生活中，露茜不堪德西屢次對婚姻不忠，終致離婚。——譯者注
[3]作者這裡應指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為非盈利組織，提供生育健康服務和母嬰健康服務，致力於推動自願的計劃生育選擇。該組織可溯源至瑪格麗特·桑格於1910年代開設的節育診所。1938年，桑格曾組織全美節育診所聯合為「美國生育控制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因名稱過於具有攻擊性，有反家庭之嫌，遂於1942年重組為「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
[4]安全套的一種說法是fallopio，即現代安全套之父的姓氏，避孕藥的一種說法是pincus，即格雷戈裡·平卡斯的姓氏。——譯者注
[5]指1964年至1966年間，大批英國搖滾樂隊及其唱片登陸美國，衝擊美國市場，最終深刻影響了流行音樂和青少年亞文化的歷史。
[6]原文解釋Nirodh意為「freedom from fear」，中文直譯為「免於恐懼的自由」。中文將Nirodh解釋為「滅、止、寂靜」，可以理解為「前念已去，後念未生的間隙」。
[7]一種寬擺長幅毛氈裙，顏色往往純而鮮艷，1950年代風靡全美，60年代後迅即過時。——譯者注
[8]原文標題為Military Muzzles。作者這裡語帶雙關，muzzle既有「槍口」之意，也有「鉗制言論」之意。——譯者注
[9]「馬丁和劉易斯」是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美國家喻戶曉的諧星組合。——譯者注
[10]CARE這一縮寫所代表的機構全稱前後有變化。1945年建立時名為「美國援歐匯寄合作署」（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號召美國民眾捐獻物資幫助戰後歐洲平民，後援助範圍擴展至亞洲和拉丁美洲；1953年，為因應機構事務的擴展，更名為「美國援外合作署」（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lief Everywhere），致力於全世界範圍內災難的人道主義救援、醫療衛生援助和工農業發展資助。1980年代該組織漸去官方背景，轉為非政府組織，1993年再次更名為「世界援助和救濟合作組織」（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