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美國已經進入高科技時代——CBS和NBC電視台1941年開始了商業性電視轉播，當美國人通過超過1300萬台家庭收音機收聽珍珠港被襲事件時，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了」戰爭。雖然美國這次加入歐洲戰爭的時間也很晚，但一旦參戰，美國工業就立即開始動員：「自由輪」、飛機、汽車、化學藥品和武器裝備的生產統統開足馬力，這意味著大蕭條時期正式結束。但是，為了供應戰爭物資，消費品的產量自然要相應減少了，所以，戰爭年代物資缺乏的程度和30年代相比，幾乎沒有差別。
和英國人不同，美國人對於定額的概念還感到很新鮮，但是，兩個國家必須面對物資短缺的局面，對從奶油到汽油到做衣服的布料的每一種東西都實行定量配給。為了響應政府關於為了戰爭而犧牲個人的號召，兩個國家都出現了收購廢品的車輛，用來向國民收集電器、衣服、報紙、金銀甚至是廚房的油污。而橡膠的缺乏是最緊急的問題之一，特別是伴隨著日本加入戰爭，從印度尼西亞進口橡膠的通道被掐斷，使歐美的橡膠生產嚴重受挫。
第二次世界大戰海報：防禦需要橡膠（但不僅僅用於輪胎！）
對橡膠的迫切需求主要是為了用來生產軍用輪胎。隨著戰爭發展，橡膠變得越來越短缺，以至於羅斯福總統不得不成立了「橡膠生產指導辦公室」來協調所有橡膠物品的生產。羅斯福還要求美國人捐出他們家用的橡膠物品，回收後再生產出戰爭需要的物資。但是，儘管有「橡膠難題」，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要求放緩安全套產業生產速度的建議。成千上萬安全套貪婪的使用者沒有意識到——這或許是好事——那個小玩意兒就是用垃圾車從鄰居家回收的輪胎、雨衣、花園橡皮水管、鞋子、浴帽和手套生產而成的。不管來源是什麼，政府官員決定戰爭期間必須有足夠的安全套供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沒有被忘記。
嚴重的橡膠短缺不僅沒有阻止無畏的安全套生產商的腳步，相反，安全套的生產速度在戰爭期間愈來愈快，讓施密特和楊斯變得更加富有，同時也讓倫敦橡膠公司成為英國唯一的安全套生產商。不過，橡膠始終處於短缺狀態。在英格蘭，所有東西都被定額了，除了兩樣東西：啤酒和安全套。英國內政部（Home Office）為此辯解說這些例外都是「對道德有好處的」。
安全套癌症
30年代後期以及40年代的研究證明，英國和美國橡膠工廠的僱員因為暴露在各種各樣為了生產安全套（不管是人工的還是用天然物質製造的）而準備的有害化學物質下，更容易患上膀胱癌和其他癌症。但是，工人們雖然整日與硫化的腸子為伍，卻很少有任何標示提醒他們注意對健康的威脅。
破壞軍隊第一人
戰爭向美國生產商證明了，生產安全套再也回不到其「夫妻老婆店」的狀態了。30年代時代表消費者督查安全套生產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到了40年代，加入了美國公眾健康服務部（US Public Health Service），盡全力在戰爭後方推動性教育。[1]他們對所有美國人進行的教育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一句話——使用安全套！
海報：社會衛生運動
致力於安全性交的努力，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了，此舉被證明非常成功。當時，羅斯福任命托馬斯·帕倫（Thomas Parran）為美國公共衛生署軍官團總醫官[2]。帕倫談論起性病的恐怖來毫不遮掩，並且對於推動「國家性病控制法案」（National Venereal Disease Control Act）於1938年通過起了重要作用。該法案通過之後，直接促成了性病發生率在1940年之前的急劇下降。此外，通過性行為傳播的疾病的蔓延也因為一株青黴素（由牛津大學生產）的發現而有所抑制，青黴素被認為是治癒梅毒最「方便」的方法。不過，這一醫學上的突破並沒有減緩帕倫博士為預防用品而進行的狂熱運動的步伐。
第二次世界大戰海報：給軍隊的信息是「使用安全套！」
同時，政府對賣淫活動進行了鎮壓（哪裡有軍人進行訓練，哪裡就會冒出很多妓院，而軍隊本身對關閉這些妓院的行動從來都不積極，帕倫博士也承認這一事實），而過去認為是女性傳播了性病的聲音老調重彈，公眾教育運動認為受感染的女性是自由和民主「潛藏的」敵人。就連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名執法者也被捲入這一幕。
以組織打擊犯罪分子的執法者小分隊而聞名的埃利奧特·內斯（Elliot Ness）[3]在戰爭開始階段，加入了「國防健康和福利服務署」（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內斯被調用的原因是可以利用他的名聲向公眾說明該部門在對抗性病方面所做的努力。內斯指責妓女是「破壞軍隊第一人」：「健康部門稱之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他的聲明以現代的標準來看有些做作甚至愚蠢，但是聲明中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最後一行，似乎是在努力讓焦慮的公眾相信，軍隊政策正在掃清賣淫活動：「這項政策背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記錄，那就是，當美國動員起來之後，它成為現代歷史上受梅毒影響最小的軍隊。所以，山姆大叔可不會隨隨便便找軍營妓女的。」顯然，內斯先生可不是個歷史學家。
如果我們必須戰鬥，我們應該用脖子以上的部分進行準備，而不是脖子以下的部分。
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將軍，美國陸軍航空隊
在你投入之前，先戴上它！
美國軍隊口號
儘管杜立特將軍的說法證明了它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軍隊預防疾病的方法並不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軍隊口號還是表明了當美國於1941年參戰後，軍隊已經準備好向士兵無限量提供「保護性處理醫藥包」。軍醫對於隨身包充裕的供應十分歡迎，畢竟大兵們「得明白天使只屬於天堂。」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航空隊海報，海報上寫著：如果你不能說「不」，那就戴上套套。
奧維塔·卡爾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
奧維·卡爾普·霍比，1905年出生於得克薩斯州的基林（Killeen，Texas）。她是得州第一批得到法律學位的女性之一。她神奇的職業生涯開始於德州眾議院議員任上，後擔任休斯敦市政助理律師一職。她和前得州州長，《休斯敦郵報》出版人威廉·P·霍比（William P. Hobby）結婚，並幫助他運營報紙直到1941年。此後，霍比作為戰爭部婦女權益處長官去了華盛頓，這個職位象徵性地付給她每年1美元的工資。從1942年到1945年，她一直擔任美國陸軍婦女輔助隊的主官。
最終超過15萬美國女性戰時服役於後來被稱為「陸軍婦女隊」（WAC）的單位，不同於護士服役於此單位的女性是有美國軍方授予軍銜的。
霍比因為她所做的努力而被授予「傑出服役勳章」。戰後，她回到休斯敦，並重新開始在《休斯敦郵報》工作，並且幫助自己的丈夫運營一個他們買下的電視台。1953年，當艾森豪威爾總統點名霍比擔任聯邦社會保障局局長時，她又回到了華盛頓。同年晚些時候，該局被提升到內閣級別，並重新命名為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霍比也成為其第一任部長。
每個人都是批評家
雖然沒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那種擔心的聲音，但還是有民眾和政治家在談論軍隊面臨的安全問題時，擔心軍人們們沒有適當的道德觀（或者說缺少道德觀）。安全套的隨意領取和用於教育的色情電影是反對者主要的攻擊目標，使得一些特別觸犯眾怒的做法和電影只能暫時被撤回。但是，隨著殘酷戰爭的發展，軍隊領導者不再對「道德廢話」有興趣，他們從痛苦的經驗中知道當男人遠離家園機會大把時，士兵和水手們需要的可不僅僅是道德的保護。一個惱怒的醫生抱怨說，軍隊在教育士兵應該如何「在非法的性行為中使用保護用品」，而不是教育他們要「控制自己的行為」。
軍隊也要求利用當時先進的拍攝技術製作電影，並用這些影片教育士兵、陸戰隊員和水手認識到沒有保護的性行為可能造成的惡果。當時的軍隊中還流行另外一句著名的口號：如果你不能說「不」，那就戴上套套。
為性病教育而進行的全方位動員，催生了一大批電影，這些電影幫助軍人們理解避免和妓女發生性交或者不管性交對象是誰都要戴安全套。很多電影都相當地直截了當，其中有不少關於如何戴安全套和結束之後丟棄它的誇張的細節。很多美國大兵稱這一類電影為「蘇茜小妞的小浪胯」，但是也有一些人確實認為這些電影是很性感的。就連說明隨身包裡有什麼和怎麼使用的電影（在新兵訓練營中有大量的隨身包供應），也被無聊的士兵們評價為很有品位。
總的來說，軍隊使用的視覺教學材料結合了性和恐怖，而且確實產生了效果。軍隊中很多單位實際上選擇了——在高級將領的批准下——使用自己的福利基金來購買額外的安全套，以便在軍營和船隻上免費供應給士兵和水手。這種政策，加上提供各種便宜安全套的自動售貨機有策略的擺放，讓穿制服的男人們沒有借口「不加保護地」出門辦事。
不管受訓的士兵是否真的需要它，沒有人被允許在不戴隨身包的情況下，離開幾個小時。實際上，到了1942年，每個月有超過5千萬的安全套被發放了出去。這個數字到戰爭結束之前一路往上攀升，而且曾經一度，即使生產商已經投入了最大的生產量，還是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
陸軍婦女隊和陸軍婦女輔助隊——沒有為這些士兵服務的自動售貨機
儘管很多美國婦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自己的國家服務，她們卻從來沒有被給予正式的地位或者在軍隊中得到一個編製。作為救護車司機或者護士的婦女只是「簽約工人」，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包括為自己解決住宿、食物和醫療服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種情況得到了改變，陸軍婦女隊和陸軍婦女輔助隊的創立標誌著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全部由女性組成的軍事部門誕生了。
這一軍事團體是當時少數幾位有權力在手的婦女之一想出來的主意，她就是馬薩諸塞州的國會女眾議員愛迪斯·諾阿斯（Edith Nourse）。她認為，任何為國家服務的婦女都應該得到和男性相同的福利：她的這種想法直接源於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婦女共有的體驗。諾阿斯的動議是對一個長時間存在的問題的實際解決方法，但是成立婦女軍事團體沒有像她和其他支持者比如喬治·馬歇爾將軍所期望的那麼順利。陸軍婦女輔助隊成為軍隊以及媒體長久傳播流言蜚語的對象，而關於女性在社會上的「合適位置」的爭論也日益激烈。
陸軍婦女輔助隊第一任主官名叫奧維塔·卡爾普·霍比。她明白自己接手的是一項相當困難的工作，並試圖讓美國公眾理解，女性在歷史上和軍隊之間的關係（主要是指作為營妓）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她們可以作為「女性戰士」為國家服務。
不幸的是，當霍比在街上向公眾宣傳「新女性」的時候，她採用了一種相當維多利亞時代的方法。她試圖不去推翻社會準則，所以稱自己的女戰士們既沒有性慾又很純真。這種方法對於防止傳播關於她手下成員的謠言毫無幫助。一些詆毀者甚至控訴政府成立這樣的婦女軍事團體是為了給男性士兵提供妓女，讓軍隊得以更容易地保持一種「乾淨的」性交環境。其他人不喜歡成立婦女軍事團體是因為這會為女同性戀創造理想的環境。
活動家、公共衛生署軍官團總醫官帕倫博士對這些言論一概置之不理，他只對如何維持所有士兵的健康和福利感興趣，他要求陸軍婦女輔助隊和陸軍婦女隊得到「平等的」對待，並向她們派發和給男性士兵類似的「保護性處理包」。帕倫甚至堅持也要給女性戰士提供性教育課程。同時，他想讓每個女廁所中都配有一個安全套自動售貨機，以提供簡便、謹慎的渠道讓女兵買到安全套。
霍比正忙於應付源源不斷的公眾關係問題，當即拒絕了帕倫所有的要求，並列舉出公眾的疑惑和控訴，在她看來，如果給女兵派發安全套，事情會變得更糟。而她對於性教育問題的回應是，會給每位女性軍官發放一本「教育性的」小冊子，由這些軍官將禁慾和貞操的理念灌輸給她的士兵們。也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並不適用於女兵們。
山姆大叔的避孕用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婦女輔助隊招募海報
霍比的方法沒有阻止1943年開始的「政治誹謗運動」。這場運動由《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的約翰·奧唐納（John O'Donnell）撰文點燃。他告訴讀者，陸軍婦女輔助隊部署到海外的部分發放了用於避孕的安全套，這一下子在公眾中引起軒然大波。一次為時不長的官方調查發現謠言來自於男士兵。這些士兵們對於女性侵入曾經只屬於男人的領域感到十分惱怒（女性接手了那些無足輕重的辦公室工作，迫使從前佔據這些崗位的軍人不得不更靠近前線）。戰爭部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馬歇爾將軍和霍比陸軍上校一致同意他們應該告訴公眾此事只是露骨的謊言。但是，公眾似乎認為另一種否認的來源更加有說服力。
當駐北非——那裡有很多服務於前線的陸軍婦女輔助隊成員——的美聯社通訊記者露絲·歌文（Ruth Gowan）寫道，「如果山姆大叔派發避孕用品，我會讓他停下來。而且，我理解我將被派發和陸軍婦女輔助隊一樣的裝備。」她的讀者喜歡這樣的說法。其他支持陸軍婦女輔助隊的記者在用詞上嚴肅得多，他們嚴厲批評那些散佈謠言的同行是感覺論者乃至男性至上主義者。
儘管霍比和其他媒體的支持者十分努力地嘗試闢謠，但誰也不能阻止謠言的散佈，這就和堪薩斯市一張告示上的由一名軍隊調查員所寫的報告一樣顯而易見：他記述了有些公眾相信「陸軍婦女輔助隊被派發安全套，並單獨被當做士兵的娛樂召入部隊，只是作為男人的『道德建造者』存在，再無其他。」霍比或者她的上司都無法強迫報紙停止刊登類似黃色出版物的標題，比如《斯多克·佩伊斯在入伍九天後拜訪陸軍婦女輔助隊》和《軍官試圖重婚》。
親愛的桃樂絲和知心大姐——桃樂絲·迪克斯的安全套
不止政府提供關於性和避孕的信息，女性雜誌同樣如此。1920年代在美國和英國變得非常流行的女性雜誌在戰時更是擁有大批讀者，其中尤以稱為「桃樂絲·迪克斯專欄」（Dorothy Dix pages）的問答欄目最受歡迎。讀者來信專欄記者伊麗莎白·吉爾瑪（Elizabeth Gilmer），筆名桃樂絲·迪克斯，被認為是這個專欄的發起人。
儘管這個過程靜悄悄，但到了1940年代，很多受歡迎的女性雜誌中類似桃樂絲·迪克斯專欄（該欄目後來被稱為「親愛的桃樂絲和知心大姐」）的欄目逐漸變成了性專欄。很多人渴求瞭解和解決性問題，但他們覺得問朋友、家人或者醫生會很尷尬。讀者來信專欄作家的出現開創了一種地下公共教育課程，不受任何笨手笨腳的政府機構監管，卻同時售賣雜誌，使得那些專欄作家在出版商那裡變得十分搶手，所以出版商也對他們討論的露骨的話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40年代的學會
一些專欄作家利用參加性講演，將自己作為專家推銷給當地的一些組織。客人或者大聲提出自己的問題，或者可以用筆寫下來。問題形形色色，從「生殖器的吻」是否那惡到將安全套當作「婚姻工具」來使用是否「體面正派」，應有盡有。
在美國，醫學專家卡爾·門寧格（Karl Menninger）將知心大姐風格的建議和方便實用的醫學信息結合在了一起。而在英國和澳大利亞，諾曼·海爾（NormanHaire）做了類似的事情，他也是性教育的先驅者之一。卡爾和諾曼推薦了不同的避孕方法，其中包括安全套。兩個人的專欄在士兵那裡也十分受歡迎，因為後者發現，這種傳播關於「如何穿著制服預防性病」的方式真可謂見聞廣博信息量大，而且比他們的中士和軍官囫圇填鴨式地塞過來的性安全知識有趣得多。通常，專欄是以一篇有趣的小品文形式出現，士兵們喜歡撐在他們的帆布床上閱讀雜誌，而雜誌封面上會有《當季新潮髮型》和《不用雞蛋也能烤出好吃蛋糕》這樣的標題。
有趣的是，儘管這些性方面的專欄作家很少因為他們直率的言論而受到公眾批評，但當媒介轉為廣播時，情況卻發生了變化。身為性專家的脫口秀主持人請聽眾們打電話進來，咨詢關於任何性或者個人的問題，這種形式直到今天都還活躍在廣播節目中。不准在收音機中提到「性」字眼的禁令從40年代早期開始就出現在美國和英格蘭了，當桃樂絲專欄以播音形式第一次出現在廣播中時，公眾轉而反對這些性專家。轉變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任何人都能收聽到播音內容，而這種醫學知識會腐蝕孩子和老年人。所以，收音機中很少提到安全套，但在女性雜誌中就沒有這個問題。
描繪美國陸軍婦女隊形象的漫畫（一）
描繪美國陸軍婦女隊形象的漫畫（二）
過度花費、過度厭倦、過度性交，過到這裡[4]
美國大兵於1942年踏上英倫三島後不久，就得到了「為性瘋狂」的名聲，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大把英國女人實在太富於吸引力。這段時期，英國男人正好為了在世界各個角落發生的戰爭而遠離家園，留下他們的女人為生計而忙碌，並和外國人發生羅曼史。
在美國，當然也有類似英國的那種「皮卡迪利戰士」——業餘妓女。這些女人或者為了在微薄的工廠工資之外再增加些收入，或者僅僅為了多賺一點零花錢，反正她們提供的服務是要收酬勞的。但是，大多數美國大兵和英國女人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商業性，除非把巧克力和長筒襪也算進去。
英國女人之所以被美國男人吸引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他們的制服比英國士兵的好看；二來，美國士兵和水手比英國同行們的工資高出三倍；第三，大多數美國人可以得到定額的商品。第四，他們也更加快樂和容易得手。1944年諾曼底登陸之時，英國全境有超過300萬的美國士兵。美國大兵當得起給予他們的名聲，就連美國軍官也承認自己的士兵都是性的瘋狂熱愛者。一位士兵對此做了完美的描述：「……軍隊裡的對話非常簡單直接，只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主題……女人，女人，女人。」
儘管掠奪成性的美國大兵和一些英國女人的行為震撼了很多英國人，但是幾代下來，傳統的道德模式已逐漸衰弱，人們並不會因為忙碌的性生活而有負罪感了。戰爭結束以後，一個英國家庭婦女總結說：「我們並非真的不道德，是因為有戰爭。」這種態度在歐洲也很普遍。
手上有太多時間
儘管統計數據各種各樣，但軍史專家普遍同意從諾曼底登陸開始直到戰爭結束，在歐洲服役的美國大兵平均每人差不多和25位女性發生過性關係。到德國投降，美國軍隊必須對安全套實行定額派發，每個士兵每個月得到4個安全套。關於這點，一個軍官抱怨說「完全不夠」。一個1945年進行的美國軍隊調查顯示，「軍隊中亂交的程度遠遠高於官方承認的數據，而且這個比例隨著男人在海外服役時間的加長而迅速增加。」
隨軍教士的抱怨
美國天主教教士團從來不曾致力於派遣足夠的隨軍教士加入在歐洲或者太平洋戰鬥的部隊，所以對教士這一等級的人力需求一直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但是，這沒有阻止教士們對軍方向士兵們積極提供「不恰當的」閱讀材料（便宜的有插圖的雜誌加上美女月份牌）持續表達不滿和針鋒相對地布道不過他們最反對的還是「便捷領取安全套」的政策。即使在戰場上，隨軍教士也會抓住任何一個機會布道反對「安全套性交」。一個駐紮在英格蘭的隨軍教士非常積極地就此大聲疾呼，但是也許他希望以後能夠多留意一些使用安全套的訊息，因為在和一個英國女人發生關係後，他發現自己得上了性病。
當美國軍隊佔領了意大利，估計約有75％的士兵定期和意大利女人發生性關係。儘管很容易得到安全套，但只有半數不到的性行為使用了安全套。從性的角度說，最活躍的美國軍人是黑人大兵，而他們在歐洲服兵役時，對性的喜愛程度更超過從前。不幸的是，由於種族隔離措施，這些士兵被單獨編成，訓練和執行任務都與其他團隊隔離，所以似乎對安全套的瞭解不如其他軍人。接受性保護教育的黑人士兵中有很多人反映，他們認為安全套剝奪了一個男人的「男子氣概」，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這部分軍隊的軍人得性病的比例比其他部隊高很多的主要原因。
「V」代表「勝利女孩」
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女人們並不是唯一在戰爭中性方面非常活躍的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卡其軍裝熱」（Khaki fever）一樣——當時年輕的美國女性熱衷於向制服男投懷送抱，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很多年輕女人（包括十幾歲的少女）也向任何穿制服的男人獻身。她們被稱為「勝利女孩」、「卡其制服女孩」和「好時光夏洛特」。和歐洲人不同，這些女孩只是簡單地享受沒有束縛地和士兵或者水手發生性關係的興奮感覺。這種情況從意外懷孕和性病發生率的上升也能看得出。在家性交的時候，男人（和女人）並不經常使用安全套，也許因為年輕女性很少接觸關於安全性交的知識，而男人覺得他們的臨時情人是如此年輕，所以她們肯定是「乾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航空隊海報：聖誕老人在派發安全套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派發的性病教育手冊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防治性病的公共教育海報
歌劇院一夜
盟軍進入意大利之後，一些士兵有機會感受一下被他們佔領的意大利小鎮、城市和鄉村的當地特色。在可愛的巴裡，有一座美麗的歌劇院建築，而某夜發生在歌劇院的事情大概是所有參與者都無法忘懷的。在歌劇《快樂的寡婦》表演進行中，一個坐在戲院包廂裡的士兵站了起來，他悄悄地將一個安全套吹成個大氣球，然後紮住開口，並讓它慢慢降落到下面的觀眾席上。儘管很多雙眼睛都看著這個大氣球，就好像看著起居室裡900磅重的大猩猩一樣，但直到一個不堪其擾的護士將氣球推開，人們才真正意識到了它的存在。其他人開始跟著做，將氣球在空中拍來拍去。同時，所有在劇場裡的士兵都將他們的安全套吹了起來並扔在空中，莊重的歌劇院氣氛最終變成了馬戲團式的哄鬧，每個人都大聲笑著。也許是因為歌劇的名字激發了第一個士兵的靈感，上演了如此一出鬧劇。
這種匆匆來去的曖昧關係沒多久就引起了軍隊指揮官的注意，軍方很快將重點轉向教育士兵們：那些年輕的女性可能很像鄰家女孩，但必須引起大兵警惕。在各美軍機構中都能找到一本名為《她看上去乾淨，但是……》（She Looked Clean—But…）的出版物（也許是戰時流傳最為廣泛的小冊子）——封面上是一個有著稚嫩面孔的女孩。值得注意的是，女人再一次因為亂交和傳播疾病而遭到責備，卻沒有人建議過，聰明的做法也許是警告這些女孩士兵可能已染惡疾，而美國大兵們從未因為其行為的不負責任受到過指責。
有專利的產品
英國專利事務官員對安全套生產總是表現出強烈的偏見，因為「即使是君王，也不能指望他會行使酌處權給予這玩意專利。」所以，很多生產商都不願意投入大量資金在本國生產安全套，相反，他們更願意購買德國生產的安全套，進口以後再貼上英國的牌子。當倫敦橡膠公司決定在戰前引進高科技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公司管理人員花費了大量金錢購買高科技生產方法，使自己在40年代初期能夠得到政府的生產合同，從而將「無畏艦」供應給英國陸軍和海軍，以及駐紮在英格蘭的部分美軍。倫敦橡膠公司在整個戰爭期間每年生產超過3600萬個安全套。
但是英國公司不可能滿足全球的安全套需求量。所以，施密特和楊斯在此領域仍大有作為並不令人驚訝，他們不僅要補上遇英國貨的生產缺口，只要條件允許，還會將安全套輸入歐洲其他國家，甚至是被圍困的蘇聯。
橡膠…… 希特勒對安全套的憎惡
在納粹邁向集權的早期，它的官員堅持認為性交、生育和婚姻是彼此聯繫的，而且不能為了滿足暫時的肉慾而彼此割裂。那種暫時的肉慾對於國民的衛生健康來說都是有害的。1933年，納粹在德國上台後，通過了一系列法律，使得德國人獲得節育用品的渠道都處於官方控制之下。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nunler）命令說，只有藥店可以售賣避孕用品，而且它們只能用沒有裝飾的棕色紙包裝。1920年代那種吸引眼球的包裝在德國藥店、理髮店、露天市場、妓院和其他雜貨店中再也找不到了。而且，包裝也不再有任何商標以註明難看的棕色包裝紙裡面到底是什麼樣的節育用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軍方的防治性病海報
到了20世紀30年代晚期，著名的納粹醫生和作家費迪南·霍夫曼（Ferdinand Hoffman）記述說，軍隊布道的內容和年輕的德國士兵正在做的根本是兩碼事。作為一個典型的納粹分子，憎恨安全套的他將安全套的流行歸罪於猶太人。他指責說，導致年輕德國人婚前性行為的高發生率的原因是猶太醫生，他們不僅提供安全套和其他節育用品給自己的病人，還向男人和女人傳授性方面的知識以及它所帶來的「愉悅」。他厭惡地形容年輕人是怎樣將車停在樹林裡，然後在那裡做愛。「是的，」霍夫曼說，「正是因為那些猶太醫生，到戰爭開始前，德國人每年要使用超過7200萬個安全套。」（納粹也將梅毒稱為「猶太病」。）
霍夫曼反猶太人的胡言亂語當然沒有反映出安全套在德國的真實歷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之後，德國都是歐洲安全套的中心。自從19世紀晚期開始，德國軍隊一直熱心地為所有的水手和士兵提供用於預防性病的安全套。平民百姓使用安全套的時間更長，不過是為了避孕。戰爭終止了國際貿易，不過並沒有停止德國人為自己生產安全套。
納粹黨內部關於安全套的爭論也持續了好多年，一方「支持安全套/反性病」，一方認為很多下流的德國人欺騙政府，將預防疾病的用品用於他途。最終，前者勝出。出於對性病蔓延的擔心，在德國各處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售賣安全套的自動售貨機。
直到1941年年底，安全套一直都在德國暢通無阻。但是此後，對性又愛又恨的代表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下令嚴厲禁止出售所有節育用品——這個命令發佈的同時，恰逢因天然橡膠嚴重短缺而致安全套產銷受到削減，並令德國人最終發現了人工合成橡膠製造安全套的方法。希特勒的考量不是出於道德角度，而是他擔心使用安全套後，德國的人口出生無法填補戰爭中的損失。但是，儘管有嚴厲的禁令和橡膠短缺問題，德國軍隊還是繼續向自己的士兵提供安全套直到戰爭結束。當希特勒為了保護他的精英部隊的戰鬥力時，他堅持為之提供足夠的安全套，這也表現了他非常實際的一面。
領袖的預防措施
和納粹努力控制德國人的性行為一樣，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領導人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他的追隨者也從20世紀20代開始，試圖將各種節育物品定為非法。到了1920年代晚期，他的《公共安全法》將書寫和傳播任何避孕信息當做一種必須予以懲罰的犯罪行為：生產、廣告和售賣安全套都是法律所嚴禁的。墨索里尼的努力既非出於宗教信仰也非基於其追隨者的道德觀，他和他的追隨者們擔心的是出生率。意大利自從19世紀晚期開始出生率就一直在下降。到了戰爭年代，這種出生率的下降讓法西斯主義者——和他們的納粹同道一樣——擔心是否有足夠的人手填補戰爭中軍隊和農業勞作人口的損失。他們意志如此堅決地要讓意大利人多生育，遂對法律又做了補充修改，對於任何無視公共安全禁令的人實施嚴厲的懲罰。墨索里尼還投入等同於性警察的執法者在藥店和露天集市巡邏，試圖根除買賣安全套的黑市。
領袖並沒有止步於此。他鐵了心要讓人口增長，提出了「人口主義者」的策略，包括單身漢稅。任何介於25歲和65歲之間的男性如果一直單身就要受到懲罰，想當然地以為只有結婚的男人「有助於」生育人口。該稅在某種程度上倒十分有用，因為它最終被政府用於對所有新生孤兒予以必要的資助——禁止安全套的新法律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政府必須照顧數量急劇增長的棄嬰。
但是，不管性警察如何行動或者徵收多少罰款，對性病傳染的擔心依然存在。在整個戰爭歲月中，意大利政府對用於預防性病的安全套的購買渠道加以嚴格的限控。不過，關於安全套在意大利的真實歷史是，意大利人無視法律和他們偉大的領袖：黑市交易商通過售賣高質量的安全套（作為節育用品）賺取了高額利潤。
既不是避孕用品又不是預防用品……有創意的安全套
當英國發明家們研究著「巨人」（Colossus）——一種破譯密碼的機器——並最終破譯了德國至關重要的密碼體系「謎」（Enigma）時，安全套在軍隊中也刺激著士兵們的創造神經。當士兵們穿越英吉利海峽前往敦刻爾克和諾曼底時，他們展示了傑出的創造力：士兵利用安全套保證了槍支和彈藥的乾燥；電台操作員在笨重、潮濕的兩棲坦克裡利用安全套保證了麥克風的乾燥。駐紮在海岸線一帶的英國士兵和水手總是面臨設備受潮的問題，他們同樣發現了安全套的功效。甚至有人建議安全套生產商生產15英吋到18英吋長的安全套，使其正好適用於大型槍支和其他脆弱的設備。不過，看起來施密特公司似乎沒有收到這個信息。
鄰居的傳說
戰爭期間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一個英國士兵利用安全套讓自己槍支的擊發裝置在寒冷的天氣中保持可用，這也促成了杜蕾斯生產商製造出18英吋長的安全套。據說丘吉爾同意這麼干之前提出了兩個條件——安全套必須註明「英國製造」以及「中碼」。
彈洞和水球
一個年輕的士兵胸部中彈，當他醒來時，發現胸口被塞入安全套以防止流血。還有一些士兵和飛行員發現安全套是方便攜帶的廁所：用小便填滿安全套後，通過飛機的貨艙門扔出去，算是送給下面的納粹分子的一份小禮物。
但是，安全套最有創意的與性無關的用法也許來自一群英國宣傳工作者的主意。他們想要在多雨的季節中從空中向德國投放大量的宣傳單。一個聰明的（或者說絕望的）傢伙提出將準備投放給德國民眾的宣傳單放進安全套，然後將之吹成氣球，讓他們慢慢地降落到地面上。軍隊採用了這種做法，用飛機裝載著這樣的安全套前往德國主要城市中心上空投放。不過，無從知道得到這種安全套的民眾是否二次利用了它們。
太平洋劇場…… 在菲律賓的黑暗宣傳
抗議的藍色軍團
當軍方高層試圖通過要求使用安全套來減少士兵染上性病的危險時，為了表達對於自己的男子氣概受辱的氣憤，駐紮在東部前線的西班牙「藍色師」[5]的一支精英部隊接受檢閱時，在一群高級德國軍官面前，將吹氣的安全套附在了刺刀上。
比為了發放傳單而使用安全套的新穎做法黑暗得多的是，同時被同盟國和軸心國設立的心理戰部隊（PSYOP，psychological operations），更願意利用對性病的恐懼來影響當地人的意見。在美國軍隊反攻菲律賓之前，日本人發起了一場心理戰，讓菲律賓人相信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女人幾乎就是妓女。為了讓島民反對美國人，日本人散發了很多看起來好像是美國軍隊發放給自己的士兵的宣傳單，上面警告美國大兵要保護自己，以免被島上女人攜帶的疾病所傳染：
預防性病
最近在我們的軍官和士兵中感染性病的人數明顯增加了，這主要是因為和可疑的菲律賓女人過多的接觸。由於日本軍隊的佔領而令當地生活陷於貧困、艱難，菲律賓女人希望用自己的身體換取一點食物。我們因此建議士兵要使用安全套和藥物來保護自己，最好還是只和自己的妻子、處女或者有聲望的女性發生性關係。另外，隨著支持美國人的人數越來越多，菲律賓女人更願意將自己奉獻給美國士兵，而鑒於菲律賓人缺少關於衛生方面的知識，疾病攜帶者到處都是，所以士兵們必須懂得防護。
考慮到島上有多種方言，而且很少有當地人懂得讀寫，不管是用英文還是其他語言，這種複雜的文字信息看來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安全套使用中最令人沮喪的一點
前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和斯拉夫軍隊設立的妓院為例，1930年代開始，日本軍隊買來和綁架來成千上萬的女孩充作被日本士兵奴役的「慰安婦」。很多婦女被迫在危險的前線臨時搭建的設施中工作。
日本進攻
日本軍隊安全套的主要生產商是日本橡膠工業株式會社，成立於1934年，後改名為岡本株式會社（Okamoto）。這家公司一直受到日本婦女組織攻擊因為他們使用的品牌名之一為「進攻冠軍」（Attack Champion）。人們譴責這個名字粗俗，並且是對曾經強迫很多受奴役的婦女的日本軍人那段醜惡歷史的不恰當回顧。
岡本株式會社在美國的分部位於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德，採用的品牌名相對高明些，比如「高於7」（Beyond Seven）和「皇冠安全套」（Crown Condoms）。
大多數「戰爭女兒」來自亞洲國家，包括東帝汶、中國大陸、中國台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但絕大多數來自朝鮮。目前沒有可靠的數據顯示到底有多少婦女被強迫做軍妓，部分原因是只要哪裡需要她們，她們就會被海運到那個地方，而船貨清單上只是按人數將她們計為貨物，沒有任何名字記載。一些這方面的專家估計大約有30萬婦女遭受如此悲慘的命運。
日本軍隊給所有「慰安所」設立規定，其中之一是男人必須使用安全套。「慰安所」入口處一塊典型的標誌牌上寫著：
- 這個妓院僅允許軍人進入……進入者必須出示他們的妓院許可證。
- 進入者必須在前台支付服務費，從而得到一張門票和一個安全套。
- 服務費按以下標準：無軍官銜的官員、士兵、平民僱員，每人2日元……
- 那些買了票的人可以進入指定房間，限時30分鐘。
- 進入房間的時候要將票交給慰安婦。
- 結束之後，迅速離開房間。
- 不遵守規則或者擾亂軍紀的人會被強制離開。
- 不戴安全套的情況下，請不要接觸慰安婦。
慰安婦承受的恐懼，在很多年後對她們來說依然是一種殘忍的回憶。很多婦女回憶說，在慰安所裡最卑賤的工作就是每天結束之前清潔安全套。儘管「進攻一號」（Attack I）安全套的供給（因為他們是軍用物資，所以會被標上軍事番號）十分充裕，太平洋前線有些地區還是會出現短缺現象，所以安全套會被反覆使用。
我和德國女人有一腿我害怕休假…… 美國大兵回不了家
軍隊中性教育的報道
一個美國陸軍單位關於醫學問題的記錄：
這個單位每個月安排兩次由營隊外科醫生主講的演講或者播放預防性病的培訓電影。連長和排長一個月也要就性衛生的問題作一次演講。為了消除士兵對於預防治療的恐懼心理，演示活動在每個班都會進行。預防包在每個士兵申請通行證的時候都會被配給，而個人隨身包也會在士兵外出過夜或者休假的時候配給。歸還通行證的時候，士兵被要求向門診部匯報，並聲明自己是否需要接受預防治療。每個兵營中都設有預防站。宣傳預防重要性的海報隨處可見。
當戰爭趨近尾聲的時候，有成千上萬的美國軍人駐紮在歐洲，這意味著會有很多無聊的士兵試圖找樂子。意識到這種無所事事的狀態可能存在的危險，軍隊努力幫助壓抑很久的士兵尋找安慰和娛樂——也就是性。教育性的海報生產成本很低，而且易於船運。所以在歐洲各處的軍事基地中重又出現了。其中最常見的畫面就是一個躺在帆布床上神色憂傷的美國大兵，頭垂得很低。海報上寫著：「性病——休假的悲慘結局。安全套可以防止性病的發生！」
無敵安全套？
斯坦·李（Stan Lee），因為其創作的漫畫《綠巨人》（Incredible Hulk）和《蜘蛛俠》（Spider Man）而出名，同時他在一些更世俗的方面也展現了自己的天分：
我被要求創作一張海報，來忠告那些入伍的年輕人，每次在海外和女孩子們瘋狂之後，他們應該去一家「預防站」（這種預防站在歐洲隨處可見）。預防站由軍隊設立，通常佔地不大，門口亮著綠色的燈。當你走進去，他們會做很可怕的事情，可怕到我都不願意去想。但是，這種可怕的治療方法看起來能夠治好你的病，或者防止你得上不治之症。不管怎樣，這看起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的任務（前提是我接受這項任務）是創作一張海報，警告士兵們必須去這樣的「預防站」。我想：「到底我可以做什麼呢？」最後，我畫了一張卡通畫，上面的內容是一個士兵走進掛著綠燈的門，他看上去得意洋洋，而且十分滿足。他的腦袋上是對話框，寫著：「性病？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他們大概印刷了幾億張這樣的海報。所以，從我謙遜的角度看來，我獨力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因為如果我的海報讓士兵們不得性病，他們才能準備好去打仗。而這就是我們贏得這場戰爭背後不為人知的原因。
奇怪的是，雖然在公眾和軍隊中都不乏性教育，安全套也非常容易得到，但在戰後的德國，佔領軍中性病的發病率還是很高。原因有很多：德國女人非常窮困，作為自由職業的賣淫活動可以幫助她們度過戰後最貧困的時期，而且美國軍隊也並沒有對此實施有效的管理。這意味著，她們和一個又一個男人發生關係，從戰爭的艱難中活下來的女性很少會關心（或者知道）性衛生的問題。另外，一段時期以來，很多士兵對新研製出的青黴素信心十足，這種藥可以從醫生或者藥店那裡方便地買到，所以他們開始逐漸忽視長期以來要求戴安全套的警告。不管什麼原因，一些軍人總會冒險逞一時之快。
一旦軍隊面對戰後德國必須和性病流行作鬥爭的局面，他們立即對一些關於性病的條例進行了修訂。為了確保受感染的士兵會接受治療而不是繼續傳播疾病，一個關於懲罰的長期政策被提出，進行無套性交的士兵們被鼓勵去醫療部門接受瓦色爾曼氏反應測試（Wassemrman Test）和治療。軍隊更進一步派發「勝利包」（V-Packettes）給所有的士兵，小包中裝有安全套和化學藥品。很多預防用品派發點都設立在美軍佔領區的紅十字俱樂部和火車站中，在那裡，士兵想得到多少安全套就可以得到多少。他們還被要求閱讀志願者派發的宣傳小冊子，這些小冊子解釋了正確的安全套使用方法，甚至還包括如何丟棄使用過的安全套，為的就是確保這些安全套不被再使用。
沒有跡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出於道德考慮的預防措施還有留存。士兵們只是簡單地被要求保護自己不受感染。軍隊也對士兵們的「需求」十分重視，他們審查那些同意讓美國醫生對其妓女體檢的妓院。當一家妓院通過了審查，它的名字就會被放入關於經常出入場所的推薦名單中。從長線來看，美國軍方對妓院的控制是有效的。
嬰兒潮！
當戰爭趨近尾聲，千萬計的軍人以及不知道人數的民眾已經死去。世界從此改變。但是，雖然戰爭帶來了無限的恐懼，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不管男人們在戰場上看到了什麼，不管他們離開家園後在性關係上怎樣放蕩不羈，但當回到家時，他們已經「準備好了」。1945年和1946年，英美兩國結婚率飛漲，嬰兒出生率亦是如此，美國尤甚。
1945年，美國大約出生了287.3萬個孩子；1946年則是350萬個，一年內的增長率就達到20％。隨著「神奇」藥物的出現，越來越少人認為有必要使用安全套來防止傳染性病（到了1960年，安全套作為預防性病用品的做法基本已經過時了）。這些會讓人以為施密特和楊斯公司早晚將認識到隨著戰爭結束他們的「黑色星期五」也來到了。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和嬰兒潮相反，當大多數性慾旺盛的美國人想要避孕時，他們繼續使用著安全套。
奇怪的是，而且不是最後一次，軍隊突然對使用安全套的態度發生了改變。到了1947年，聽上去好像是對1910年代基於道德考慮而採取的預防性措施的重複，美國軍隊著手推進一項「性格」教育課程，這與戰時的「保護是至高無上的」哲學完全相反。現在，任何關於性衛生健康的演講都限制在大約一個小時以內，其中只有10分鐘左右的時間可以用來討論安全套。而且，在這種討論中，安全套使用的局限性成為重點，而不是它能帶來的益處。對於染上性病的人的懲罰舊規重新被採用。任何被診斷得病的人不能得到休假的許可，也永遠不可能獲得提升的機會。
除了禁慾這種手段，舊時關於教導美國大兵——大兵們的縱慾亂交在不斷升級——如何保護自己的呼聲重又回歸。
但卻不再是「投入之前先戴上套套」了。
[1]作者此處關於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敘述似有誤。根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官方網址的陳述，1940年該機構由美國農業部轉劃歸新成立的聯邦社會保險署（Federal Security Agency），1953年聯邦社會保險署撤銷，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再次劃轉入新成立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1980年，在將教育職能剝離後，原衛生教育和福利部變更為衛生和公眾服務部，即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現在的主管部門。——譯者注
[2]美國公共衛生署軍官團是聯邦制服部隊，著美國海軍的軍官制服，佩戴美國公共衛生署軍官團標誌，授予美國海軍一樣的軍官軍銜。軍官團最高長官為總醫官（Surgeon General），授中將軍銜，職責是負責保護和促進全國的衛生事務，監督公共衛生署軍官團。——譯者注
[3]埃利奧特·內斯是美國二三十年代禁酒令時期芝加哥著名的執法探員，其事跡屢次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1987年凱文·科斯特納、肖恩·康納利和羅伯特·德·尼羅主演的電影《鐵面無私》（The Untouchables）即講述此人事跡，其片名也是內斯組建的執法分隊的綽號。——譯者注
[4]此節英文標題為「overpaid，overfed，oversexed，over here」，over here為「（到）這裡」之意，此處是作者對應前三個詞「over」前綴的修辭手法，中文卻並無「過度」之意，試譯為「過到這裡」。——譯者注
[5]該師為由西班牙現役軍人和長槍黨黨徒組成的志願部隊，1941年7月正式加入納粹德國武裝力量，參與東線作戰，番號為250步兵師，為和其他德國陸軍師加以區別，一般稱之為第250西班牙師。該師另有—個非正式的別稱——藍色步兵師，此名來源於長槍黨黨徒所穿的藍色襯衫。——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