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到2004年之間，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私人機構已經捐贈出超過160億個安全套，撥款超過6.52億美元給發展中國家用來購買、生產安全套以及普及性教育。到了21世紀，全世界各地的零售市場中安全套的數量、品種之多是驚人的，具體的數據和細節需要很多個章節來描述，在這裡僅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這個曾經由「貧窮且被剝奪權利的人們」經營的「門背後」的產業的現狀。
2006年上半年，僅僅在英國，「杜蕾斯」的銷售額是9千萬英鎊；美國為4.44億美元；就連菲律賓這樣因為天主教居主流地位而一度沒有安全套的小國家，銷售量也是直線上升。在歐洲，購買量最大的是西班牙人，他們最喜歡日本製造的安全套，而其他國家每年花費在安全套上的金錢也是驚人的。
但是，在艾滋病的年代，其他一些數值也許可以告訴我們故事的剩餘部分。
21世紀最初十年的末期，艾滋病蔓延到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被感染：20世紀90年代，8百萬人感染艾滋病；2006年，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報道，患病人數大約為4千萬。而其他性病，絕大多數也都重新呈上升勢頭。和現在的狀況相比，以前的瘟疫根本不算什麼。到底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呢？
一些在發展中國家工作的人感覺到，「安全套無處不在」，這讓其中一個人抱怨說，這麼多外國援助資金都集中在艾滋病的防治上，而對於維持生命的必需品，比如清潔的水資源，卻沒有必要的資金注入：「我們有足夠的安全套，但沒有清潔的水。」儘管對於一個壓力日增的世界來說，確實沒有足夠的錢去滿足所有的需求，但「安全套太多了」這種說法顯然不對。我們需要更多……
在發展中國家，儘管通過地方、國家和國際各方的各種努力，無數安全套被發放出去，但是大多數國家人口數量依然在不斷增加。這就意味著人口正在年輕化，所以安全套的數量好像永遠都不夠。根據國際人口行動組織（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的統計，僅2002年一年，大約派發了25億個安全套，7600萬美元用於性教育和派發用途。而2000年時，派發的安全套數量為9.5億個。
很多幫助和努力都投注於這個小小的套子。問題在於，什麼才是最需要的？
2002年，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量是99億個安全套，需要15億美元用於性教育以及派發費用。到2015年，預測需要186億個安全套和超過20億美元。從事援助工作的人員對於有太多安全套、卻沒有乾淨的水的抱怨也有一定的道理——人們太過關注生產和派發過程，而防治艾滋病遠遠不是一個數字的遊戲。比能夠生產多少安全套，以及發達國家將要或者能夠提供多少資金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預防疾病的發生。這個問題關乎政治、文化以及多年來關於人類性行為「錯與對」的爭論。所有這些因素才是，也必須是關於當代安全套討論中的核心話題。
太陽下山以後沒有艾滋病……
儘管大量的安全套和金錢被用於派發給窮人，但國家和地方上的貪污行為意味著這些主要援助機構提供的資金與安全套可能無法到達預期的目標人群——這一現狀讓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一直堅持要求他們提供幫助的群體作嚴謹的匯報。此外，對於到達目的地之前就被竊走的安全套或者原就打算「捐給當地政府進行派發的安全套」會被不加區分地徵收關稅，而這些安全套本來就應是免費的。社會規範的限制和文化束縛讓年輕人接受使用安全套變得困難，特別是年輕女性。她們通常都在男性的控制之下，這限制了她們使用安全套。在很多非洲國家，女性的處境極其糟糕，那裡的內戰和族裔仇恨讓女性身處險境——強姦是最普遍的威脅——多少個安全套都無法解決這個過分氾濫的問題。
在派發系統運轉得很好的地方，依然存在著貧窮或者公共教育匱乏的問題，運行體制也受到文化程度低和培訓不足的困擾——受過培訓的教育者可以從契合當地文化特點的角度傳播相關信息——這令追求更安全性行為的教育工作面臨巨大的挑戰。其次，還有「安全套錯誤信息」的問題，其中一些看起來是鄉野傳說的不斷翻炒——利比裡亞兒童性教育工作者之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當地人拒絕戴安全套的原因是，艾滋病在晚上6點之後「就離開了」，所以「太陽下山之後」，安全套就沒用了。還有一些本應該瞭解更多的人卻站出來發表過分的公開講話：肯尼亞內羅畢的大主教內澤基（Raphael Ndingi Nzeki）鼓吹反對使用安全套，宣稱「艾滋病……蔓延得如此之快，就是因為人們隨處可以得到安全套。」同時，另一些非洲教士套用小道傳言以警告教民不要使用安全套，告訴他們說，安全套在工廠生產的時候，就故意加入了HIV病毒。
當這些被置於世界各地可怕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動盪中考慮時，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因為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而導致感染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但是，西方社會的托詞是什麼呢？
口水戰——道德預防措施又回來了
20世紀90年代晚期，前美國總統候選人之一鮑勃·多爾（Bob Dole）作為「勃起功能性障礙藥物治療」的代言人在一檔黃金檔電視節目中樂觀地表示關於安全性行為的公開的、誠實的公共對話已經展開，對於派發安全套及其廣告不再有任何限制的時代終於來臨了。事實並非如此。
進入21世紀，儘管沒有法規明令禁止在黃金時段播放安全套廣告，但是很多社會阻礙依然存在。2005年，「特洛伊人」成為第一個晚間11點以前在電視上做商業廣告的安全套品牌。廣告本身非常發人深省，它運用數據告訴觀眾，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的危險性。這種做法，效果觸目驚心，一度被安全套企業摒棄。公司市場部副主管對此表示：「我們的數據顯示，每年有1500萬美國人感染上性病。我們相信，我們用來溝通的方法是有禮有節有品位的。」不過，在很多西方國家，傳染率的增高不能簡單歸咎於安全套廣告的缺失。原因很複雜，既有各方努力在協調上的不足——商業利益和公眾利益本應加以協調以取代以往碎片式的努力，也有公立學校關於性衛生的教育不充分或者不正確的因素，另外，還有安全套的售價問題，以及一直存在的伴隨購買安全套而至的名聲問題等等。現在，這個問題也許變得更加複雜了。
和幾個世紀前一樣，到了21世紀，很多人變得自滿，性病的問題不再在他們警惕擔憂的事項內，同時，另一些人則感到「信息疲憊」。而在最初鋪天蓋地的新聞故事和公益廣告讓人們對性行為產生恐懼之後，一些人又走進了如下場景中——這些人在離婚或者喪偶之前保持了很多年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從未想到過自己也會成為潛在的受害者，成為易感人群。其實，他們和十幾歲的青少年一樣，在習慣獲得信息的媒體渠道中，很少得到有關安全性行為的知識。
偉哥安全套
2005年針對一些男性因為戴上安全套後無法維持勃起狀態的問題一家英國公司發明了一種帶有「能引起勃起的混合物」的安全套。這個新玩意兒被認為可以幫助防止滑落，因此增加了情趣和安全性。如果這款偉哥安全套通過所有檢查「杜蕾斯」將準備在全球發售。
尖銳
作為對艾滋病和其他性病日益蔓延狀況的回應，美國海軍的《性衛生和責任方案》是政府機構在推行安全性行為方面所做的努力：
因為通常來說此一議題受情緒支配，所以有針對性地投放安全套需要全面的考量和領導者的勇氣。介入的策略必須對公眾關心的問題和公眾的理解保有敏感。這裡討論的是特定的例子。
領導者的支持至關重要。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對此可能要失望了。
歐洲模式
歐洲人遠遠沒有美國人那麼拘謹歐盟在21世紀對性病的增長給予了有力的應對。在法國，政府推動一項讓安全套變得非常便宜的計劃。2005年一盒5支裝的安全套只需1歐元就可以買到，超過半數的法國高中售賣這種安全套。同時，政府鼓勵在醫院、書報亭，夜店、電影院和更加規範化的零售店中售賣安全套。不管衛生部長是否知道他讓一種舊模式又回到了人們生活中，他的計劃中並不包含下面這樣費神的事：公眾對這場運動在道德層面展開辯論。
在美國和英國，少數人的意見沒有被適當地表達出來，這讓反艾滋病活動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說到性教育的時候，這些「少數人」並沒有被考慮在內。不過，也許不止這兩個國家正在經歷著性病人數暴增的狀況，對於每個人來說，承認人類是非常喜歡性行為的動物的同時，讓人們——代又一代的人——負責任地行動起來，這樣的挑戰，正逐漸消失在無休止的辯論中。人們將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老生常談的爭辯中，而不是去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軍醫告訴軍人們的話，那句話其實就是底線：「天使只生活在天堂中。」
口水戰的一些實例
儘管性方面的禁慾是一個讓人崇敬的目標，但相關的措施必須包括更安全的性行為的指示和如何使用安全套。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學證據。
全國衛生研究院，1997年
認為派發安全套是減少青少年懷孕率的最佳途徑的人，顯然沒有根據數據說話。
總統候選人喬治·W.布什，1999年11月
目前的研究發現並不能證明，教育上一味強調禁慾的方法對於推遲性交開始的時間有所幫助。
美國醫療協會，1999年
瞭解禁慾教育的力量和所能達到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總統候選人喬治·W.布什，2000年9月
所有青少年都應該接受正確並持續使用安全套的咨詢，以此來減少受感染的風險。
美國兒科學會，2001年1月
我支持很多專家的意見，並只是希望提醒公眾，當安全套被當做避孕用品使用時，它不一定是靠得住的，使用了安全套依然懷孕的例子並不少見。說到艾滋病這種病毒，它比精子細胞要小450倍，因此，安全套所使用的乳膠材料顯然不夠安全。這些不確定因素……應該代表了衛生部門和所有相關運動的一種義務，那就是必須齊心協力地鬥爭，就像他們對待被認為是危險品的香煙的態度。
梵蒂岡樞機主教特魯西略（Alfonso Lopez Trujillo），2003年
當我們面對著一個已經殺死了超過2000萬人、目前至少4200萬人受感染的全球性流行病時，這些關於安全套和艾滋病的不正確的聲明是非常危險的。
世界健康組織對特魯西略的回應，2003年
一個安全套，當它被用來保護生命的時候，就不僅僅限於性的範圍之內了。
比利時樞機主教丹內爾斯（Godfried Danneels of Belgium），2003年
婚前禁慾行為和對穩固婚姻中的另一方的忠誠，顯然是避免感染上性病的關鍵。但是，教會的牧師們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不是每個人都遵從教會發出的以價值為根本的指令的。在這種情況下，教會應該給予人們各種選擇，其中之一就是使用安全套。不是將安全套作為避孕用品，而是用來防止一種致死的病毒的傳播。
南非主教凱文·唐林（Kevin Dowling），2004年
最讓人難過的事情是，這些正統派教徒的信仰中沒有一條扎根於、或者說代表了他們自稱為之服務的主流宗教。正統派基督徒的基督教被廣泛認為和現代神學沒有關聯，就好像它和現代科學的關係一樣。極端正統派伊斯蘭教主義者的觀點和行為很難在《可蘭經》中找到認同……反對使用安全套的運動是受原教旨主義的信條驅動的，因為在原教旨主義中，忠誠和信仰不僅取代了證據，還引導人們蓄意曲解那些在服務更高層次事物時假定的事實。從這個角度講，這場運動，它拒絕承認人們思想已發生變化這一現實，拒絕承認物種多樣性日漸削弱的嚴峻事實，它的實質和它的具體實施手段是相輔相成的。
羅伯特·梅勳爵（Lord Robert May），皇家學會會長，2005年
危險在於，我們有一種來自於宗教等級制度的絕對的禁令，這條禁令告訴我們這麼做是錯的，然後，當人們需要保護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你又這麼做了，這會讓人們喪失信念。我們在未來幾年中將花費150億英鎊來和艾滋病做鬥爭。同時，做好預防的工作也很重要，我們也計劃增加安全套的派發數量。
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