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性所困擾的維多利亞時代和毀滅性的戰爭結束之後，人們開始「重生」。很多年輕人利用社會規範迅速變更的契機不斷打破著傳統習俗。具有爭議性的詞彙，比如「動手動腳」（spooning）、「撫摸」（petting）、「物質女孩」（「it」girl）、「妖婦」（vamps）、「摩登女郎」（flappers）和「快樂姑娘」（gaiety girls）成為當代語言的一部分。年輕女性通過提高裙子下擺、將頭髮剪成波波頭和「勾搭」男人的行為表示對舊時尚規範的反叛。在美國，這種改變反映在男人向女人獻慇勤的方法上：1927年艾米麗·波斯特（Emily Post）關於禮儀的著作談到了「正在消失的年長女伴」——或者用年輕男性的說法：「滅火者」。年輕男女約會的時候不再需要有人陪伴，而「約會」對當時的人來說也是一個新詞。
在英國，「歡快輕狂仔」（Bright Young Things）遭到保守派輿論的猛烈抨擊，他們瞞著自己的母親和祖母，津津樂道於性的自由無拘束，初體驗的對象是戰時做過護士或者救護車司機的人。名詞「爵士時代」則成為「性」的同義詞。
對於美國人來說，20世紀20年代是第一個絕大多數人生活在城市的年代，這和幾十年前，美國主要人口都生活在農場的情況截然相反。1億6百萬人口的壽命平均值達到歷史最高——男性平均值為53歲，女性為54歲，比他們的上一代整整延長了10年。軍隊人數只有343000人，比1919年時超過100萬的軍人數量有顯著下降。普通男人一年收入高達1236美金，而文盲的人數也成為歷史上最低——94％的美國人能夠讀和寫。華爾街開始聲名鵲起，麥迪遜大街（Madison Avenue）[1]誕生。另外，禁酒令伴隨著警方內部猖獗的腐敗，令20年代黑社會犯罪和暴徒鬥毆無從查證。
對於英國人來說，情況可就不這麼樂觀了。工業始終沒有從戰爭的影響中恢復過來，工人運動風生水起，給經濟和社會結構增添了壓力。儘管如此，貴族和中產階級的子弟還是生活得很偷快，他們喝雞尾酒，說些無意義的話，而且通常很享受做些無意義的事情。
T車和不復存在的「滅火者」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這是由進步主義運動中冉冉升起的一項新職業——羅伯特和海倫·林德（Robert and Helen Lynd）的一項報告，20年代初期的年輕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再被他們父輩和祖父輩的規範與道德標準所束縛。林德的研究表示，50％的年輕成年人生活在城市，在性方面非常主動活躍。這和日漸寬鬆的道德標準以及轎車的普及有關。
在美國，亨利·福特的大規模汽車生產讓美國工人階級也買得起車。但是，福特小小的黑色轎車被憂心忡忡的父母稱為「車輪上的妓院」，不准「停車」的勸誡響遍美國大街小巷。不管擔心與否，車後座的性行為出現了。
性行為數據
隨著社會學研究和數據的誕生，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了關於美國人「關起門來做什麼」的可靠數據報告。在1925年的一次性研究中發現，小於40歲的女性中60％有婚前性行為。到了30年代這個數據比戰時稍稍下降為超過50％。
「艷風配熱唇」
在20世紀20年代，現代市場推廣手法成為銷量的關鍵。雖然戰爭期間安全套的售賣數量驚人，到1920年，歐洲人又開始自己生產安全套，這讓美國生產商在最初幾年中很有些驚慌失措。為了奪回市場，他們借鑒了銷售其他商品使用的推廣招數。
文明的伏都教
爵士年代新的道德觀有很多詆毀者。《婦女之家雜誌》（The Ladies' Home Journal）將爵士樂的誕生形容為「最初……和伏都教的舞者一起出現，刺激半癲狂的野蠻人行可恥之事」，同時這種新音樂展現了「對文明最基本規則的不屑」，因為爵士樂是標準的「妓院音樂」和「赤裸音樂」。作者沒有透露他是怎麼找到爵士樂的這種起源的。
奪人眼球的名字和花哨的包裝對於安全套工業來說特別重要，因為這些玩意只有在被當作預防疾病的工具的前提下才能貼上商標、合法售賣。受到雪茄（都已是事先生產好，而不是用手卷，包裝得很漂亮，而且受到英國品牌「紅色貼士」的啟發，使用彩色紙來做設計）的推廣策略影響，安全套生產商開始用漂亮的小「雪茄」盒子裝安全套，一盒三個，大小正好適合放在男人的口袋裡。當愛撫派對（petting party）[2]到處都是的時候，得到安全套方便與否就變得非常重要。
女人的安全套
施密特在20年代早期開始多元化投資，生產女性使用的子宮帽安全套。他對受歡迎的「拉美西斯」牌避孕用品投入大量資金提升品牌價值，並將他為女性生產的產品也稱為「拉美西斯」不過這個名字的認知度並沒有增加其銷售額。
20世紀10年代到30年代期間的安全套包裝盒
借助於在包裝上做文章，生產商在就如何給產品貼標識的問題上和前述法律限製作鬥爭。他們讓品牌的名字足夠突出，包裝上的形象也足夠性感。儘管描述包裝裡的東西會用一些溫和直白而無趣的詞兒，比如「液態膠乳」或者是「液態膠乳保護性橡膠套」，不過商標名字通常卻反映出一種軟色情的調調。尤里烏斯·施密特的「謝克絲」安全套利用了廣受歡迎的魯道夫·瓦倫蒂諾（Rudolph Valentino）[3]的暱稱——「the Sheik」，20年代這個詞用來指稱「美男」。施密特也生產「拉美西斯」品牌，包裝上使用一個埃及法老的圖像，暗示使用該品牌安全套的人在性能力上和埃及法老有得一拼。他其他的品牌沒有「拉美西斯」那麼豐富多彩，但也都有著暗示，比如「君王御用」（Fourex）、「天堂」（Paradise）和「天鵝絨」（Velveto）。其他品牌比如「巴黎人」（Parisians）則用戰後新的語言風格來定位自己——所有法國的東西都是充滿冒險性的。相對於依然普遍的法國安全套來說這倒也算不得一個很特別的命名。
性感的「美人魚」
「快樂的寡婦」牌安全套因為其獨特的包裝和傳遞的信息，似乎更加受歡迎。「寡婦們」被置於一個小小的圓形金色罐子裡：一共三個安全套，各自用蠟紙包裹，而且每個安全套都有個名字——阿尼亞斯（Agnes）、梅波（Mabel）和貝琪（Beckie）。如此撩人胃口的營銷手法暗示了性感而解風情的女性最熱愛這個品牌。
但是，如果從單純的肉慾引誘來說，「美人魚」牌安全套則當屬第一。這一品牌的包裝上寫著「完美處女」，並用一個非常具誘惑力的海裡的美人魚作為裝飾。她擺著誘惑的躺姿，上身沒穿衣服靠在一塊岩石上。談不上多精緻，但絕對令人印象深刻。
英國人繼續享用本土品牌杜蕾斯（Durex），但他們用得最多的安全套大多是包裝上無甚特別的德國貨。
20年代還有其他的包裝創新，但是人們還是更看重實用效果。1920年代，杜邦公司的工程師開發出一種新型材料，被稱為賽璐珞（膠膜）。一些頂級的安全套生產商使用這種材料來延長套套的壽命。此外，全新改進的「特洛伊人」安全套使用了被稱為乳膠的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橡膠材質，該套套也於20年代首次登場。
安全套的銷售在爵士年代突飛猛進。
乳膠和無畏艦
古德伊爾發現了橡膠硫化過程後，1910年代尤里烏斯·施密特推行了橡膠製造業的第一次重要革新。他率先使用了浸膠法。
浸膠法對玻璃模具的要求和幾百年來加工動物腸子的模具一樣，不同的是現在這些模具要浸在一種液態橡膠溶劑的大桶裡，而非用事先生產好的橡膠或者杜仲膠包覆模具。雖然施密特的這一生產工藝具有革命意義，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非常不好的副作用。
浸膠法的問題在於，因為必須往樹液中添加汽油或者苯，以保證膠質完全溶解，這種新型的橡膠製品處於液態時極易燃燒。因為生產設備中各種原材料總是面臨火患的威脅——即使從電氣設備上迸出的一粒小火星也能引燃裝有橡膠溶劑的大桶——所有大型生產商們必須應對火災以及由火災引發的利潤和設備的損失，他們於是開始為工廠買保險。高風險導致保險費用升高，但是對於大型生產商來說，支付的保險費用還是比火災可能造成的損失要小。之後，就出現了乳膠。
乳膠通過解決易燃性的問題降低了保險的費用。它只需要用水來放緩樹脂的液態化，因此簡化了生產過程。陰莖模具被浸入乳膠中，然後在熱水中硫化……不再需要研磨、修剪，但更重要的是，不再需要使用化學藥劑。最後的成品看起來也更好，而且可以存放至少5年，此前的橡膠安全套，剔除廣告中的宣傳成分，只有3個月的保質期。同時，新產品更牢固，卻更薄，使用起來陰莖感覺會更敏感。
奇怪的是，乳膠在卑微的安全套歷史中還代表著另一個小小的巧合。在整個1920年代，美國一些最好的科學家致力於「乳膠項目」，是希望幫助醫學界研製出各方面都大為改善的外科手術用手套，卻無意中提高了另一個小東西的質量，並為其在科學史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名字裡有什麼？
默爾·楊斯有可能是莎士比亞的粉絲，因為正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影響了他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安全套起名。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中，希臘人墨涅拉俄斯（Menelaus）那位不忠貞的「以前的妻子」海倫[4]，相比希臘人而言，更喜歡特洛伊人。
雖然20年代初，美國日均售出幾百萬個乳膠安全套，但是質量更好的乳膠安全套卻直到20年代末才進入歐洲市場。第一個乳膠安全套於1929年出現在英國市場上，由美國楊斯橡膠製品公司生產。儘管它實際上是「特洛伊人」旗下產品，英國人卻冠以其一個粗放的名字——「無畏艦」。到了1932年，前身是做德國安全套的進口批發生意的倫敦橡膠公司，開始生產自己的安全套來和美方競爭。
自動化的套套
在整個20年代，使用乳膠和浸膠法製作的安全套還是用手工製作的，這要求大型生產商僱傭很多半熟練工人。但是，隨著流水線技術的發展，一種稱為「工程師」的新型職業出現了，而且受到諸如福特等工業家的歡迎，安全套工業也因此進入了高科技時代。
第一條真正的安全套流水線還是需要一系列手工勞作，比如要設立專職崗位將每個安全套的開口端捲起，以使套套邊緣光滑整潔。到了1926年，這項繁重的雜活被來自俄亥俄州阿克倫城的弗賴德·基裡安（Fred Killian）的發明淘汰了。他發明了第一台自動安全套「卷環」機，並申請了專利。基裡安的新發明令生產過程不再需要工人從事這個「卷」的任務，大大提高了加工速度。
1930年，擁有永久牌（Perma-tex）和征服牌（Silver-Tex）安全套的基裡安，再一次改進了自己的設計，並生產出一整套流水線（原本只打算用於自己的工廠）。新系統在生產過程中幾乎不需要任何手工勞作。雖然現在沒有留下當時流水線的照片，但是專利申請對這條神奇的傳送帶給出了描述：它可以自動地將4000個玻璃「模具」或者「瓶子」浸在象牙色的乳膠中，一次浸潤一秒鐘；模具夾是可以前後左右移動的，以便防止安全套的頂端形成「奶頭」的形狀或者產生不那麼好看的突起；滾筒形的刷子將安全套頂端捲起拋光開口邊緣，然後以熱氣流吹風再浸入熱水使其硫化，這樣加工就完成了。
流水線邊有工人給每一個成品灑滑石粉，這樣可以幫助乾燥橡膠，並使之更加光滑，然後另一套刷子會刷去滑石粉，並將每個安全套從最初的模具中起出。經過粗略捲滾的產品被傳送到生產過程中唯一真正會接觸他們的人手裡（當然賣掉之後另當別論）。女工伸展開每個安全套（因為安全套從模具上移開後會聚成一團），確保每個產品都是直的，因為剛成型的乳膠產品如果不經過拉伸就很容易「粘」在一塊兒。然後，模具會放入一個有清洗功能的熱水缸中，去除掉所有沾染的東西後重新投入流水線中。
安全套腕管綜合征
雖然1920年代的新科技淘汰了很多繁重的工作，比如浸膠，但是直到50年代末，女性（安全套工廠中的主力）總是抱怨她們身體上承受的痛苦。在施密特新澤西州的工廠裡（施密特在那裡僱傭了幾千名女工，做質量檢查和其他重複的工作）她們抱怨最多的就是今天我們稱為「腕管綜合征」的病。
這種新型的、24小時工作的生產方式意味著產品質量大大提高，同時成本大大降低，一天內可以生產幾千隻安全套，而不用擔心火災的危險或者人為錯誤。基裡安的發明如此成功，在申請專利之後，他將之投入市場，並開出每套傳送系統兩萬美元（相當於今天200萬美元）的價格。雖然銷售的套數有限，但大生產商們紛紛搶購，其他人則會租用機器，之後將利潤的1％付給基裡安。高昂的購買價格意味著，10年之後沒有一個小型生產商能夠獨立存活下來，而曾經是非常歡迎小生產商的安全套生產行業成為美國工業中最賺錢的行業。1925年時，主要生產商有十五家存留下來，而其中像施密特和楊斯這樣的人發現自己已經是華爾街的重要人物。
「領帶男」
小型行李箱是19世紀90年代的創新，到了1920年代在城市中經常能看到帶著這種行李箱的男人。上門推銷的商人出售所有小而便攜的商品他們經常被當地的警察稱為「擾亂平靜的人」。有一群上門推銷商，或稱為「領帶男」，在大型城鎮擁擠的辦公區內找到了合適的位置，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箱子中表層會放著一打非常便宜的領帶，而下面則是安全套。從「領帶男」那裡買東西成為爵士年代購買安全套的委婉說法。
投幣式安全套
20年代初期，德國人回到了安全套生產行業中，並支配了整個歐洲市場，也將美國安全套擠回到大西洋的那邊。10年中，一位德國生產商每年賣出超過兩千四百萬個安全套。另外，德國人和荷蘭人在1910年代後期率先生產出自動售賣機。到了20年代，安全套售賣機在美國、德國、荷蘭和英格蘭隨處可見。這種在公眾場合售賣的方法和簡便的購買方式成為了西方國家工業化的驚人衝擊力的象徵。安全套在全球範圍內開始被廣泛接受。
購者自慎
安全套大亨尤里烏斯·施密特到達美國港口的時候只穿著件襯衫，而到了1920年代，每年售賣兩千萬個乳膠安全套，在銷售量上僅僅次於楊斯。但是，不能因為安全套成為高科技產品，同時帶來高利潤、鑄就大型產業，就認為安全套世界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至少從倫理角度不能這麼講。
儘管生產進步帶來的巨大好處意味著更好的安全套，檢測過程依然是必須的，以確保產品安全和有效。諸如施密特這樣的生產商，為了確保他們的產品能夠保證穩定的質量，僱傭了很多女性，她們唯一的工作就是檢查每個安全套是否有洞、有髒污以及是否有其他瑕疵。這個過程增加了生產和銷售的成本，但是讓他的品牌在挑剔的顧客中十分受歡迎。不過，儘管有這樣的質量檢測，購買者還是要注意安全套商業中陰暗的一面。
「特洛伊人」牌安全套的第一代於1916年投產。戰爭結束之後，楊斯面對歐洲市場份額的下降必須做出調整。新的「特洛伊人」安全套因為其舒適度和可信賴度讓美國楊斯橡膠公司重新回到安全套市場的版圖上，這其中乳膠和檢測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問題在於那些不合格的產品。
在質量檢測過程中，一旦「特洛伊人」牌安全套被發現有問題，就會被丟棄於傳送帶下面的硬紙板盒子中。與有良心的商業行為相反，這些有問題的產品最後沒有被丟棄，而是被悄悄地密封起來，放進倉庫，然後偷偷地賣給名聲不那麼好的「批發商」，後者總是能以非常便宜的價格找到買家：理髮店、加油站、擦鞋工和酒吧侍者。
像楊斯這樣的大玩家，他甚至擁有一個標準普爾評級，卻捨不得丟棄不合格產品（公平地說，戰後他努力維持著自己的產業良好地運轉），相反，通過將這些產品賣給批發商，他賺取了高額的利潤。楊斯的會計在會計簿中稱這項買賣中的貨品為「不同等級產品」，這項副業為他的淨盈利增加了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值。雖然楊斯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不誠實遭受過什麼報應，但他確實缺乏商業道德。
名字裡有什麼？
當生產商們從其他工業得到啟發，並開始為產品申請商標的時候，他們不再只停留於好看的包裝上了。他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做小型的、偷偷摸摸的廣告。現在，他們在國家主要的報紙上做整頁的廣告，並繼續將安全套當作預防性病用品出售。
但是，是默爾·楊斯令安全套的市場營銷超越了自動售賣機、包裝和報紙廣告。楊斯相信通過只在一個地方售賣自己最好的產品，能夠獲得很大一部分市場份額。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的產品只能被標誌為性病預防用品，因此在藥店中出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畢竟，藥店是值得信賴的零售商，而且他們經常會對產品給出建議。楊斯看到了利用自由銷售的影響力的機會。他賣安全套給藥劑師時，強調「特洛伊人」安全套是市場上最可靠的安全套品牌，設法令藥劑師將他的安全套擺在和其他安全套品牌不同的地方，並從專業的角度強調這種安全套提供最好的保護措施。即便價格昂貴，也沒有影響藥劑師的熱情。
在公開場合中，他並不認為這種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賺錢，而是基於楊斯一直深信的理念——他必須保護自己的顧客，使他們免受傷害。他想讓美國人在使用自己品牌的時候覺得安全。現實情況是，當他將銷售渠道僅僅限於藥店時，他就能以非常高的價格來出售特洛伊人牌安全套，因為人們似乎有種傾向——越是昂貴的東西，質量越好。楊斯的「特洛伊人」品牌售價為一打1.5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5美元），而一些小品牌（比如「快樂的寡婦」）售價僅為其三分之一不到。小品牌的安全套在不同渠道都能買到，但他們沒有「特洛伊人」品牌在整個20年代根植下的那種對「勢利眼」的吸引力。
藥劑師們是楊斯實現自己理想、「特洛伊人」品牌得以成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對優質產品定下了高利潤的回報，並用此來「抵付租金」。楊斯拿下了自由銷售的市場。
楊斯前後採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市場策略——他將「特洛伊人」品牌通過「健康」零售商推出，而將有瑕疵的產品賣給批發商，可以說，他抓住了市場的兩頭。使用過質量不好的安全套的男性（也包括女性），可能會認為質量好的安全套確實值那個價。同時，他也順便譴責了自己的競爭對手——那些削價出售「處理產品」和從來不做檢測的人，卻從不承認自己對於低劣安全套的壞名聲做出的「貢獻」。
「特洛伊人」牌的生產商無意中使得大型企業愈發坐大。當一位從前的批發商（從楊斯那裡購買次品的人）被告知楊斯不再向他供貨時，非常生氣，不再合作的原因可能是兩人之間私下裡的一次爭吵。憤怒的批發商決定報復楊斯，盜用「特洛伊人」品牌帖在從別的生產商那裡買來的次品上，然後當作真貨出售。和18世紀時P女士們之間的鬥爭一樣，一場廣告戰隨之而來。幾年之前得到特洛伊人商標專利權的楊斯向法庭起訴批發商侵權，宣稱自己擁有唯一使用「特洛伊人」品牌的權利。
「特洛伊戰爭」開始了。
越多事情改變，他們越停留原地
19世紀以來，涉及安全套的案件經常訴至法庭，其中包括瑪格麗特·桑格那樣的社會活動家和那些不幸被科姆斯多克抓住的小型安全套中介商。
第一個聽取楊斯關於商標侵權案件的法官是經歷過以往歲月中關於安全套的爭論的人。他不帶感情地宣稱這不是一起合法的訟案，隨即駁回了訴訟，同時聲明，這起訴訟與「公眾道德」相悖以及「鼓勵或者幫助淫蕩」，因此「在合理的保護範圍之外應予充分的譴責」。但是，楊斯可不那麼容易妥協，多年以來他已經對這種合法的偏見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1930年，他再次上訴，這次的法官有了不同的看法。
「特洛伊戰爭」開始了
反映美國社會面貌的變化，同時呈現出社會的偽善，這就是安全套的歷史。上訴法院站在了楊斯的一邊，認為「特洛伊人」作為「正當的預防性病用品」是一個合法的商標。這對於楊斯和他的銷售來說無疑是好消息。現在，所有大型生產商都可以放心地在廣告上大量投入，同時又不用擔心商標侵權問題或者產品因為「與公眾道德相悖」而面臨搖擺不定的法律標準。但是，楊斯先生決定只在合法的藥店銷售安全套，並將安全套當做一種藥品而非一個骯髒的、小小的性輔助用品的觀點，得到法官背書，以致這一伴隨著安全套幾個世紀的片面理解存續下來，背後仍然是那套陳舊的邏輯。法官清楚地表明，在藥店售賣安全套是「對健康的推動」，而其他小品牌（特別是那些由小型生產商生產，不在藥店銷售的品牌）因為通過不合法的、非醫藥方面的渠道銷售，則明顯是用於違法的性勾當的。
在法律的偽善保護下，並且當品牌認知度對於銷售變得越來越重要時，到了1930年，大型生產商紛紛申請了專利權。幾年之前，人們在考慮是購買「橡膠」、「鞘」還是「那個法語詞」，現在他們必須決定是要購買「拉美西斯」、「謝克絲」還是「美人魚」了。
2英鎊6便士和一塊封蠟
在英國，沒有為安全套商標打過官司，也沒有限制生產商只能將安全套當作預防性病藥品來銷售。「杜蕾斯」和「無畏艦」被當作節育用品公開做廣告。這種對市場管理和營銷的開明姿態，令下列事實顯得更為有趣：儘管英國人相較於美國人在使用和銷售安全套方面都擁有更加開放的政策，但是一涉及買賣，很多英國藥劑師、藥房店員的行為舉止表現得好像他們在（被迫地）出售政府機密，而不是安全套。
一位英國藥劑師回憶起1920年代自己做學徒工時候的經歷，當顧客要求購買一包安全套而他的同事不同意時，那些顧客會非常尷尬：
尷尬……在有關提供安全套的例行公事中蔓延開。如果顧客事先不知道店裡售賣安全套，那麼當他發現的時候就會感到很困窘。一個孤獨的男人走進來，大聲要求買一管牙膏，然後，當女店員適時地消失，他會焦躁不安地在店裡徘徊，這時你就知道他真正要買的是什麼。事情到這裡還沒有結束。當最後他終於鼓起勇氣，把身體傾向店員並低聲耳語，他的要求還是得到了滿足。
安全套被小心地鎖在現金盒旁邊，其安保程度不亞於危險藥劑的存放。年輕的學徒是不知道安全套放在哪裡的，所以那句禁語會一路悄悄傳到藥劑師那裡。然後，隨著眼睛轉開去，以及有時候臉頰微微泛紅，他會用手在架子頂部摸索，迅速地用白色紙張裹上些什麼東西，然後用封蠟封住，再遞給顧客，同時說：「查爾斯，2英鎊6便士。」這種情形實在是太令人尷尬了。
另一個年輕的學徒也形容了自己售賣安全套的經歷，並認為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
哦，非常，非常，上不得檯面。只有藥劑師售賣安全套。我沒有售賣的權力。實際上，沒人告訴我杜蕾斯放在哪裡。安全套被放在一個抽屜裡，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喜歡到處看看，完全是靠我自己發現了它們。這種情況就好像父母和孩子之間從來對生孩子是怎麼回事避而不談一樣，慢慢地孩子就什麼都知道了，我師傅就是這麼做的。除了藥劑師，沒有人會把杜蕾斯賣給客人。客人會走進來問：「我可以見艾爾達先生（Mr. Elder）嗎？」或者問：「我可以見藥劑師嗎？」當然，所有工作人員都知道他想要買什麼，但是那是一種態度。有些事兒不能擺在明面上說。
這種奇怪的成見是如此普遍，以至於英國最大也最著名的（至今仍然營業的）連鎖藥店布茨（Boots）在20年代決定實施一項禁售安全套的規定，宣稱新的規則是為了保護其店員免於面對「尷尬」的局面。另一方面，布茨的店員對於這種奇怪規定的態度並不積極。一個受雇很長時間的職員回憶了自己作為夥計時的經歷：
布茨只售賣避孕的陰道環。沒有多少人要買安全套——大多數人似乎知道布茨不賣這個東西。但是，偶爾地，也會有客人有這樣的需求。他們走進來並說：「請拿一包杜蕾斯。」你就得說：「對不起，我們不賣杜蕾斯。」他們會問：「你們為什麼不賣？」我們就會說公司不讓我們賣安全套。「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覺得這對於店員來說會很尷尬。」「好吧，我走進來買安全套，然後你們必須解釋為什麼你們的店裡不賣安全套，該死的這豈不更尷尬。」
這就是你會得到的反應。所以，其實這種做法對於店員來說更加尷尬。至少（如果店裡有安全套）你可以偷偷地把安全套放進一個袋子，然後放到櫃檯上，這可比嘗試解釋為什麼你們不賣安全套要讓人舒服多了。
布茨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廢除了這項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有足夠影響力的主要代理商會施以影響力說服一些獨立藥店不要售賣安全套，直到戰後，這一反安全套的立場才改變。英國製藥協會告訴會員們，「藥店中不應展示避孕藥品，也不應有任何關於售賣安全套的廣告、告示或招貼。必須得到國會關於『家庭計劃必需品』的許可，才能在藥店中售賣安全套。」一切都非常滑稽可笑。
20世紀初直到20年代末，這種愚蠢的態度都沒有改變，大多數英國人會訂購藥店藥品目錄以外的產品或者經由特定商店、自動售賣機、理髮店以及「橡膠物品」商店，購買「為週末準備的小東西」。
避孕用具的流行
整個20年代，世界各地安全套售賣量翻了一倍。在美國，安全套讓那些大型生產商都進駐了華爾街——先進的生產科技、流水線、法律支持以及受性道德不斷開放的社會背景影響而急速發展的市場，都使安全套生產成為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利潤產業。而且，和所有的流行趨勢一樣，公眾已經完全接受了它，所以安全套也出現在了流行小說中。在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最暢銷的小說《曼哈頓中轉站》（Manhattan Transfer）中，他記錄了20年代另一種對安全套的委婉說法——propho，在小說中，他的男主角之一就一直為「propho」而焦慮。
雖然公眾接受了安全套，而且人們能在合法的零售店中買到安全套，很多美國人，和英國人一樣，依然從街上的小商販、理髮師、酒吧侍者、加油站、街角熟食店、糖果店、擦皮鞋小工、煙草店、飯店侍者、雜貨店的裝袋工、旅館的行李員，甚至裁縫那裡購買安全套。那些住在郊區的人可以通過郵局郵寄的方式訂購。西爾斯·羅巴克百貨店出售各種各樣的安全套以及其他明顯也是用於節育的產品。看起來，所有人都在使用安全套，而美國人在性方面的主動性也是前所未有。
說漏了嘴
奧地利心理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1895年就寫到他自己不喜歡安全套，到了1920年代，他的態度變得更加激烈。他堅持認為安全套減少了性交的愉悅程度，而且它「損害了做愛雙方的敏感度」。他對於所有節育用品都持批評態度，宣稱自己擔心沒有一種方法是絕對安全的，但是他最蔑視的還是安全套。弗洛伊德學派的學者為其辯護說，弗洛伊德如此不喜歡安全套是因為安全套本身破壞性的本質，而更大的原因應該是他對性又愛又恨的感情。
爵士年代其他反對安全套的人包括著名的女醫生多樂絲·波卡（Dorothy Bocker）。20年代初期，波卡在瑪格麗特·桑格紐約的節育診所工作，在那裡她開始反對安全套的使用，理由正如早期節育倡導者宣稱的那樣，安全套將婦女的控制權奪走了，且不受醫生的管束。同時，安全套也可能破裂，使用起來也會讓人很尷尬，所以人們也不會規律地使用它。
在英國，就使用安全套是否道德的問題展開過一系列辯論。英國聖公會在1920年的蘭貝斯會議上就譴責了使用「非自然手段避孕」。它警告說，使用任何避孕物品都會帶來生理、道德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危機。倫敦主教——多個「公共道德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被他的一個批評者稱為「一個還單身的愛挑剔的人」——嘗試阻止所有藥劑師售賣安全套，當然他沒有成功。
主教亞瑟·威寧頓一英格拉姆（Arthur Winnington-Ingram）與所有他認為會讓倫敦生活太過「豐富」的事情作鬥爭，不過他對安全套特別厭惡，一直抱怨說城裡的街道和公園裡到處都是丟棄的安全套。這個問題在週末和節日之後總是特別嚴重，要派出大批清潔工去這些場所清理安全套。主教抱怨著這些使用過的安全套，說：「我願意用安全套點起一團篝火，然後圍著火堆跳舞。」他談到的就是弗洛伊德的態度。
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也表示了對安全套的蔑視，稱之為「令人討厭的東西——無力處理任何有活力的精子」。另一些醫學界人士警告說，對於一個年輕的妻子來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看見自己的丈夫戴上安全套。另一種關於安全套使用的陳詞濫調就是那相當於手淫，或者「對雙方的手淫」。
其他的詆毀者並不關心使用安全套的對錯問題，他們只是要求關閉所有「橡膠商店」，因為那代表著一種道德的墮落。
忽略反啟蒙主義者！
1920年代為安全套辯論的人遠遠多於反對它的人。當作家喬治·威爾斯和瑪麗·斯特普坐在全國生育控制委員會的桌前，聽著人們為反對節育而進行爭論時，他告訴這些人，所有英國人都有權利和需要被告知關於性、避孕和避孕用品的必要以保護自己。威爾斯辯論說，節育保護了女人：「我覺得一個已婚婦女如果完全不知道控制生育，她比農奴好不到哪裡去，只是一頭無助的生育動物。當我看見一個愚昧的羅馬天主教徒坐在衛生部的燈光下，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告訴他些什麼。」
英國聖公會的一些較為開明的牧師加入了威爾斯的團隊，他們在人數上超過了那些保守派分子，並呼籲「就基督教夫妻在遵循基督教義和《聖經》基礎上如何和諧地經營婚後生活、同時在知道自己無力供養的前提下不會不負責任生下孩子有更加明確的規定。」伯明翰主教的態度更加直接：「我們必須承認節育的合法性。」
也還有一些人擔心老馬爾薩斯人口論者所擔心的窮人中的生育比率問題。受過教育的非專業人士和醫生一致強調，對窮人進行性教育是保證健康的一種重要手段，並且希望他們能夠使用安全套以防止人口的過多增長。
在歐洲其他地方，關於安全套的爭論也很激烈，尤其是在法國。考慮到一戰中大量人員傷亡導致人口減少，法國保守派呼籲議會成員將節育定為非法，因為「最緊急的需求是增加（法國）人口。」這個國家的政策總是像鐘擺那樣搖擺不定，少數人爭論說如此嚴酷的法案只會將人們引向安全套的地下黑市，他們遭到的是不屑的「噓」聲。當共產黨人安德雷·貝松（Andre Berthon）問：「你們是打算去譴責那些售賣——說得直白一點——安全套的藥劑師嗎？」他幾乎因為如此的說法而在議會跟人打了起來。
共和黨唯一支持安全套的聲音來自於一位婦科醫生，他也是關於人口減少問題的國會特別委員會成員。他基於自己的醫學經驗，反對反轉政策改變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安全套的接受，以及使用各種節育和預防疾病傳染的方法。他確定說，無法得到安全套的女性將最終被迫使用「筆筒」來解決意外懷孕的問題。對接下來幾十年頗有預先警告意味的意見出現了。
生殖力保護
爵士年代性道德方面的逐漸寬鬆實際上有助於美國和歐洲妓女和妓院數量的減少，相應的，20年代性病發生率也有所下降。無論軍事將領注意到還是沒有注意到這樣的統計數據，他們依然十分擔心水手和士兵的性病傳染問題。
英國和其他歐洲軍隊繼續給他們的士兵提供安全套。即使是西班牙的極端保守、反對節育的未來的法西斯領導人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isco Franco），也要求他的新兵們在夜晚外出的時候能夠領到德國產的安全套。當年輕人外出玩樂時，佛朗哥會進行軍容風紀檢查——如果有人連一個安全套都沒帶，他會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直到1927年以後，美國陸軍和海軍對預防性病的重視程度終於超過了事後治病救人。資深軍醫官們開始推廣性教育活動，並讓安全套更容易得到。
為了得到有關方面的許可，令安全套成為士兵隨身醫藥包中的一部分，軍隊將舊時的禁慾運動轉為以男子生殖能力為中心的辯論。一個由沒有生殖能力的男人組成的軍隊，是無法想像的！「男人就該像男人」的方法奏效了。伴隨著舊時傳統和拘謹的維多利亞式性禁令逐漸削弱，安全套在世界各地的任何軍隊中都變得容易找到，而到了1931年，派發安全套給美國士兵已經成為規定之一。人們終於充分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
[1]麥迪遜大街是美國廣告業集中之地，作者這裡實指美國廣告業。——譯者注
[2]愛撫派對是1920年代出現於美國的社會現象，參與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已成年的年輕人。參與者相互摟抱親吻，某些時候會導致隨後的性交行為，但是大多數時候，行為僅停留在性挑逗層面。……譯者注
[3]魯道夫·瓦倫蒂諾，電影明星，法意混血，默片時代銀幕上的大眾情人。——譯者注
[4]參見本書第四章「莎士比亞的手套和詩意的安全套」一節註釋。——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