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9世紀結束，美國運通公司開始發行旅行支票，字典中出現了「宇宙飛船」這樣的新名詞，而IBM公司也誕生了——當時是製表機器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 Wells）在他的作品《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中引入「外太空」的概念，而柯南·道爾（Conan Doyle）寫出了名著《福爾摩斯探案集》。婦女政權論者風生水起，在大西洋兩岸不斷爭取著選舉權，有些不幸成為殉難者。電話的發展也很迅速，到了1891年，倫敦人就可以致電給他們在巴黎的朋友們了。同時，秘書們正忙著在45萬台打字機上打字。
另一方面，城市化、移民潮和工業化帶來的負面影響被諸如雅各布·裡斯（Jacob Riis）和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這樣的黑幕揭發者揭露出來，他們二人還發起了一場為在美國悲慘條件下生活的移民和童工帶來光明的運動。同時，英國人正忙著維持自己的聯合王國。不過，相對於所有在這個時期中發生的變化，有些事情是不會改變的：使用安全套依然是西方世界最受歡迎的避孕方法。
美國的性
賽利亞·莫捨（Celia Mosher）是一名在紐約從醫的女醫生，她於19世紀90年代實施了一次坦率得令人驚訝的生活方式調查，在調查中美國中產階級婦女對於自己的性生活展現了非常誠實的態度。莫捨發現，在她調查的婦女中，大多數都反映自己對性是健康性地享受，甚至那些在1850年前出生的婦女，也在整個婚姻生活中堅持使用節育的方法，而且其中很多人強調自己使用甚至是喜歡使用安全套。10年之後，另一位女性醫生做了一個類似的調查，她發現，到了20世紀初，這個數據幾乎維持原樣，45％的受調查者使用並喜歡安全套。
不過，總的來說，對安全套持兩種截然相反態度的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一方面，科姆斯多克法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廢止，所以安全套始終不能在公眾面前合法出售；另一方面，法律條文與力圖控制性交結果的人的慾望產生了直接的衝突。另外，安全套是一項盈利頗豐的產業，所以總有人敢於冒觸犯法律的危險，為這個飢渴的市場生產越來越多的安全套。
1903年，西奧多·羅斯福就任總統，他是美國第一位持進步主義立場的總統。這時候，保護公民健康和福利的主要公共機構已經建立起來。在進步主義的庇護下，諸如瑪格麗特·桑格一類活動家的後繼者繼續追求著性平等、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的終極目標。不過，和19世紀那些改革者一樣，20世紀的改革家無視劇增的性病發病率，並沒有在安全套和健康衛生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取而代之的是，將對節欲的呆板說教和對性傳染疾病的教育有趣地混合在了一起，而關於「實踐中如何預防疾病」卻隻字不提。
泰迪[1]的激烈演說和有意的不育
和格蘭特以及海耶斯不同，受社會達爾文主義教條的影響，19世紀末土生土長的中產階級男女對「種族自殺」的抗議甚囂塵上，所謂「種族自殺」指的是那些控制生育的美國新教上流社會人群。抗議者宣稱這些節育的人唾棄了自己身為美國公民應盡的義務。大量的移民令恐懼加劇，越來越多的移民意味著白種人很難再保持血統的純粹。
領導1911年控訴種族自殺運動的人是坦率直言的政治家，前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一次演講中，他說道
美利堅合眾國和其他英語國家，與法國人民一起，共同承擔著令人沮喪，甚至感到羞恥的局面。在偉大的文明國度裡，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毫無疑問地代表著種族的衰敗如果對此不加抑制，甚至意味著種族的消亡……
美國這個國家被不孕的詛咒籠罩，而其實是他自己招來了這種詛咒，因為不孕是有意而為。它是道德的缺陷，而非生理上的。它源於冷淡、自私、喜愛輕鬆、懼怕冒險，是一種對懷孕毫無認知能力的全然而可鄙的失敗，是喪失了衡量何謂人生至樂之能力的全然而可鄙的失敗，也是對責任的逃避或者是對何謂責任理解上的扭曲……
在最近的10年中，美國人口增加數量中的2/3來自於移民，而生育率的增長是有史以來最低的……
另外，為了平復自己不安的良知，當卑賤、淺薄的男人和女人們面對這些事實時，他們會回答說——「質量重要過數量」，人數的減少代表著個人財富的增加。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不生育孩子的前提條件下，人口數量下降，質量也會隨之下降。我們可以說，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到了20世紀末，法國將無法在文明世界中站住腳跟，正如今天比利時的處境一樣；英語國家的人民同樣將無足輕重，正如今天的西班牙語國家人民一樣；白色人種的未來會僅限於德國和斯拉夫國家。美國人真的會對這個本來富足、充滿希望的國家，對這個先驅者的後代本應開枝散葉的國家，最終淪為荒蕪的土地感到滿意嗎？我們的先輩是征服大陸的偉大史詩中的英雄。征服者，他們用鋼鐵般的心靈去勇敢地嘗試，對未來他們的眼睛裡從來沒有恐懼，從不畏懼責任和危險。而他們的兒女們，就因為喜愛安逸，害怕所有的工作和冒險，想要放棄身為一個男人或者女人最基本的責任，便讓先輩們的鮮血白白流淌了？
19世紀結束時，使用橡膠安全套的人越來越多——但只是將之作為避孕工具。和安全套的早期歷史不同，當像卡薩諾瓦這樣的貴族對於為了「將性交從焦慮中挽救出來」而使用安全套都持謹慎態度時，將使用安全套看作是預防性病的手段這一觀念就很難為大眾所接受，至少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美國是如此。當性病的比例在整個19世紀中越來越高時，醫學界和道德衛護士都認為性病是對性交這種罪惡的懲罰，安全套作為預防性病的一種工具，只能留給個體的美國人去重新發現了。
道德預防
人們應該認識到，可控的慾望無法幫助我們找到可怕、噁心的梅毒的病根在哪裡。
進入到20世紀最初的10年，對性病患者的偏見愈演愈烈，甚至於諸如波士頓的馬薩諸塞綜合醫院這樣大型而且設備先進的醫院也拒絕接收所有梅毒病人。全美國的情況皆是如此。很多年裡，美國醫療機構只是坐視不理，絕少提及性病的教育和預防。
儘管有著恐懼和偏見，儘管科姆斯多克法案的陰影揮之不去，美國的性交易卻日漸繁榮。1900年，僅曼哈頓一個地區就有至少15000名妓女，她們或者在街頭招攬生意，或者在妓院、髮廊甚至咖啡館中工作。不過，對於改革者來說這卻是一個新的時代，對於那些想滌蕩性交易產業的社會活動人士中的很大一部分來說，面臨的問題與19世紀的前輩同道頗為不同。第一次，有改革者指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主導著性交易，男人們以皮條客和恩主的身份剝削女性而得利。同時，改革者也認識到妓女人數的增多和性病感染人數增加之間的關係，他們開始將問題攤到公開場合來講，以引起國家的注意。
一些州的立法機構也加入了與日漸擴散的性病的鬥爭中，通過立法要求醫生向公眾健康機構匯報性病案例。不過，這對於醫生來說是一件兩難的事，他們很少執行該項法律，因為擔心這會讓患者故意隱瞞自己的症狀。一位醫生說：「長期以來，都是些江湖庸醫和民間醫生在治療性病，他們只顧賺錢，並恐嚇病人讓他們保持沉默。」另一個醫生的說法更加直接：「如果醫生被要求說出病人的姓名，要不了多長時間，他們就不會再有病人光顧了。」
雖然間或總有針對性病爆發的政治性企圖，但隨著進步主義時代的成熟，社會衛生學家們（有如此稱謂是因為他們決心淨化美國公民的性行為）展開了一場運動以結束公眾對性病的無知及誤解。這群人由有改革思想的社會活動家和醫學專家組成，而他們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認識到如下觀點的組織：結束性病傳播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公眾場合講授預防性病的知識。
衛生學家也讓公眾認識到：科學證實，受害者不止那些感染梅毒的人。很多無辜的妻子和孩子也長時間受到疾病的影響，因為女人可能被她們的丈夫傳染，他們生出的孩子也可能帶有梅毒。美國衛生和道德預防協會這樣說：
現在，人們認為那些專門報道醜聞的記者的角色既無尊嚴也不令人羨慕，挖掘人性的弱點和墮落的工作令人不快甚而被人拒斥；這種事情只能在純粹的責任心驅使下進行，但是醜聞在那裡，總是要被發掘出來的……公眾應該知道，性病在婚姻中的傳染是非常危險的，而婦女則是最悲慘的受害者。
不過，歷史反覆證明了，僅僅依靠虔誠的聲明，是很難達到真正的預防目的的。可惜的是，衛生學家們對安全套沒有興趣。
我的戲劇並非讓人們沉溺於驕奢淫逸的思緒中，而是想讓更多人進行理性的思考；我的戲劇不是浪漫狂想曲，而是對人性的關懷。
蕭伯納
蕭伯納的道德敗壞
套套在19世紀晚期的英格蘭是如此受歡迎，以至於文學大師蕭伯納大膽地（卻不正確地）宣稱安全套是19世紀「最偉大的發明」。看起來，蕭伯納對於安全套的歷史沒有多少瞭解，不過他的言論對於那些對安全套持肯定態度的節育鼓吹者來說，還是證明了他們的重要性。和美國社會衛生學家運動不同，英格蘭的版本中確實有安全套的支持者，而他們在著名的——同時也通常是臭名昭著的——愛爾蘭劇本中有一位不同尋常的盟友。
蕭伯納在19世紀晚期英格蘭一些改革運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和諸如貝茜·貝贊特（Betsy Bessant）、瑪麗·斯特普（Marie Stopes）以及好戰的「愛爾蘭自由鬥士」這樣的節育倡導者一起攜手前進。但是，蕭伯納為推廣使用安全套以及爭取女性權利做出的最大貢獻是他的戲劇《華倫夫人的職業》（Mrs. Warren's Profession）。在這部充滿爭議性的作品中，蕭伯納試圖讓英美的觀眾瞭解，產生妓女這個行業的社會原因，以及為什麼女性總是被迫從事這一行當。他寫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讓英美社會瞭解妓女並非放蕩的罪人，不應該承受梅毒這樣疾病的折磨，雖然這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和社會衛生學家眼裡是理所當然的。他想讓公眾相信，賣淫和性病的傳播是對婦女壓迫的產物。一些改革家支持他的這種想法。他非常希望看到賣淫行業的消失，但在這個行業消失之前，至少要教育婦女進行「安全的」性行為。他也試圖讓男人主動承擔責任，做愛的時候能夠戴上套套。
但是，《華倫夫人的職業》遭到美英批評家猛烈抨擊，認為作品反映的是「粗鄙的感官刺激」、是「完全不道德和墮落的」，是「宣揚道德敗壞」。1905年，這部戲僅在紐約劇院公映了一場，科姆斯多克就親自率領人馬逮捕了所有演員。奇怪的是，雖然該劇被批評家和科姆斯多克貶得一無是處，之後它卻又得到公演機會，而且是在華盛頓，觀眾包括美國第三位進步主義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他的內閣官員及部分議員。蕭伯納願意再次公演這齣戲的原因還是希望人們瞭解女性是如何以及為何從事賣淫。
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事情來判斷，蕭伯納的目的並沒有達到。
在你們眼中，華倫夫人就是個惡魔，這種想法正是思想暴力的一個例證。關於性的想法在不受束縛的腦海中隱約浮現，對於法律的制定者來說，這已經足以讓他們用對待嚴重的金觸犯罪的方法來粗暴地懲罰這一愚蠢、微不足道的墮行，一切看起來似乎都很自然。如果我戲劇的名字是《華倫先生的職業》，而華倫先生是一位書商，那麼沒有人會希望我把他寫成一個壞人。
蕭伯納對批評的回應
初見光明——「進步主義」美國的性教育
儘管一些更加開明的衛生學家做了很多努力，這個時期依然是進步主義和遺留的維多利亞式道德捍衛者混雜的奇怪年代。雖然在此一時期，性教育（對於公眾教育來說這是個新概念）產生了，但目的是幫助美國人弄清楚涉及性的道德觀念，而非幫助年輕人更多地瞭解自己的身體和性生活。怎樣、何時以及由誰來傳播預防知識令運動本身迭生衝突，而相應的課程發展也因此受阻。關於如何預防性病的爭論其實在100多年前就開始了，但是今天依然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有一些人相信性教育應該在家中進行，換句話說，就是維持現狀。其他人則相信只有受過特別培訓的教師（進步主義運動一項積極的成果就是為教育者提供了專門的、以大學為基礎的培訓）可以被允許來教授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課題。但是，這個課程不一定有人們想像中的那麼思想開明。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是美國培育教師的學院中數一數二的一家，和現在一樣，它要求培訓中的教師參加「性衛生」課程。一本教師準備守則中解釋說，對於新教師來說，瞭解學生關於性的那些白日夢比手淫更加糟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白日夢可以沒完沒了地做下去，手淫可辦不到。其他的課程則是要讓老師知道以及宣傳，節欲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行為，除了為生育而進行的性行為。人之天性並沒有對課程設置產生任何影響。
奇怪的是，雖然20世紀初時，進步主義分子和醫學專家喜歡使用那些虛偽的、清教徒式的語言，但衛生學家的對話和爭論確實讓性病教育變得更加公開，而這正是往正確方向邁進的一步。這一事實，隨著1918年科姆斯多克法案的廢止，開始讓安全套變得合法化。但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非進步主義運動，真正讓安全套可以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並在對性病的預防中重新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與「黑傑克」
1916年，當威風凜凜的隊伍經過局勢動盪的美國墨西哥邊境時，「黑傑克」潘興將軍（John Joseph Pershing）和英格蘭國王查理二世一樣，給士兵們提供安全套。性病在美國軍隊中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潘興不希望他的士兵因為這種傳染病而大批死亡。當「黑傑克」發現他的士兵駐紮在哪裡，哪裡就會出現很多妓院，而性病的傳播威力一下子就會大很多時，他毅然試圖阻止這個現象，此一事實證明黑傑克是個有前瞻眼光的領導。他發明了一種軍隊控制的「乾淨的」妓院系統，在這種妓院中，有安全套供應，而且妓女都是受軍醫「管理」的。黑傑克的努力換來的是性病發生率的下降，而同時士兵們沒有產生任何不滿。潘興首先是位政治家：他知道自己採取的方法會讓人們對性的態度產生懷疑，所以沒有對自己的成功大肆宣揚。
同時，在20世紀初的幾年中，美國海軍中有相當一部分醫生在德國船隻上工作，他們見證了德國海軍反性病措施的成功與失敗。德國人採取的措施是預防、及早發現（德國人的創新）以及感染後的藥物治療——法國率先研製出了抗梅毒的藥物撒爾佛散，不過，這種藥物的首次臨床實驗成功是1911年在英格蘭的羅切斯特·羅軍醫院中。而卻是德國人將其引進到自己的軍隊中並廣泛使用，因此，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德國人在醫學上的突破。所有德國船員赴海外時，都會帶著他們的「裝備」，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海軍軍醫非常仰慕德國人採用的這種實際、直接的方法，於是毅然決定也在自己的軍隊中採用同樣的措施，提供抗性病的藥品和安全套給在亞洲服役的美國水兵們。1910年，一部分士兵得到了預防性病的物品，這實際上是一種測試，以確定士兵們是否真的會使用安全套，以及使用後對性病發病率的指數是否有影響。這一測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避孕藥品」的來源
「避孕藥品」（prophylactic）這一說法第一次出現是在1574年的一本討論「為防止性病而避孕」的冊子中。「保護性的」（prophylactic）或者「保護性處理」（prophylaxis）通常與維護人和動物健康相關。指涉「避孕」的說法是從軍醫學中衍生而來，最初指的是為了預防性病而使用的一種乳劑，最後則成為一種泛指：為了預防性病而發給士兵和船員的安全套和乳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說法是安全套的委婉代指。
FDR[2]與泰迪
這是一種奇怪的命運：兩個遠房表親成為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兩任總統。不過，兩位偉大人物的巧合還不止於此。當泰迪於19世紀末在共和黨中嶄露頭角時，他還同時擁有多個政治頭銜，其中之一就是助理海軍部長。當他的老闆——海軍部長休假的時候，泰迪成功地推動美國投入到美國-西班牙戰爭中。10年之後，羅斯福也成了助理海軍部長。雖然他在該職位上任職時對於歷史的貢獻並沒表叔那麼大，但他也同樣利用了自己老闆不在位的空隙，命令所有水手必須配發「預防藥品包」，為20世紀軍隊反性病政策奠定了基礎。
當助理海軍部長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聽說了發給水兵的藥品包時，他非常興奮，立即下令所有在海外船隻上工作的美國水兵都必須配備這種「保護性處理醫藥包」（prophylaxis kits）。雖然「保護性處理」（prophylaxis）一詞是用來形容預防和治療的整個過程，但羅斯福卻用它來委婉代指安全套。這個詞很快被簡寫成英文「pro」，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仍被廣泛使用。
歷史重演——重要的安全套
社會衛生運動中掌握經濟和政治話語權的成員們發現羅斯福的動作後非常生氣，他們否決了在未來向士兵提供安全套的所有計劃。這些道學們聲稱，給水手和士兵提供安全套就像為他們混亂的性行為開綠燈。總而言之，壞行為必須受到懲罰，而不是得到幫助或者慫恿。反對「保護性處理」的衛生學家們在約瑟夫·丹尼爾斯（Josephus Daniels）那裡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
這位伍德羅·威爾遜新任命的海軍部長恰在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就任。正是該公出差的那天，助理海軍部長羅斯福下令向海軍派發包括安全套在內的「保護性處理醫藥包」。丹尼爾斯是一個正統派基督教徒，他相信性病是神對於除了繁殖下一代之外進行的所有性行為的懲罰。事實是，在羅斯福介入之前，很多指揮官——這些人已經注意到海軍在亞洲的實驗，而且對於浪費寶貴的時間和人力在對抗疾病上早就筋疲力盡——將他們自己搞到的醫藥包集中在一起，並在船上出售。他們知道，性病對軍隊意味著什麼，也知道宣揚禁慾就是在浪費時間。
丹尼爾斯在海軍部長任上下達的第一道指令就是命令指揮官們停止售賣安全套，並終止羅斯福的預防用品供給政策：
鼓勵和允許男人使用安全套是邪惡的做法，這會引導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縱行為道德、軍事或者民事法律所不認可之性慾，而免受責罰。同時，這種做法也會顛覆和破壞我們有關性行為的道德、基督教信仰和教義的根基。
就在這種混亂氣氛中，美國邁著它遲到的腳步，加入了歐洲大戰。
逃避兵役者、蕩婦和梅毒
美國於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已是大戰爆發的三年後。當伍德羅·威爾遜同意將軍隊派到法國後，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慷慨地告知威爾遜的戰爭部長，美國遠征軍可以進入法國軍隊管理的妓院中，在那裡士兵們可以找到「乾淨的」妓女。在法國，這一做法從拿破侖時期就開始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防止梅毒在軍隊中蔓延呢？美國部長的回應翻譯過來就是：「哦，我的上帝！不要告訴總統，他會在我們派出第一支隊伍之前，就撤出戰爭的。」
妓女和德國人
或許對安全套的完全接納和歷史有點關係。普法戰爭期間（1870-71），一則法國人計劃通過性病感染德國人的謠言在軍隊中散播。據稱，法國人徵召妓女伺機滲入普魯士軍隊，這樣無需開火就能糟踐德國佬。一出當時的戲劇令這一謠傳存續下來，以致一戰時再度出現：「讓我們痛搞德國人吧。我們是魔鬼。讓我們在每條街上裸露我們恥辱的印記，將敵人趕出我們的祖國！」
克列孟梭對於自己的慷慨決定得到的否定回應感到很迷惑，同時，考慮到美國人堅持法國妓院不對美國大兵開放而帶來的衍生反應（主要考慮的是，美國軍人會進入那些不受管理的妓院，從而傳播梅毒），當美國軍隊開始抵達法國時，克列孟梭派了一名法國軍醫總部的檢查員對法國軍隊妓院做了一次官方調查。這名檢查員總結說，美國政策有些過分假正經和壓抑人性，忽略了男人的本性：不管是否得到允許，美國士兵一下船，就直接去了妓院。有趣的是，調查員也發現了美國軍方試圖隱藏的一個事實——美國士兵將梅毒帶到了法國，並傳染給了法國妓女。在最後的報告中，他做了如下總結：
美國軍隊認為士兵守住性慾是可能的，他們甚至給出了一個官方的禁慾宣言。他們依賴宗教和道德責任感來維繫男人的道德規範，令男人控制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們依靠的是暴力訓練來分散或者減低士兵們的慾望。
正如法國調查員所發現的，這種「暴力訓練」其實並不奏效。
看不見的預防用品
雖然威爾遜給自己兩任妻子的信件中都直截了當地以性為主要話題，在公開場合他依然是個非常虔誠和一絲不苟的人。海軍部長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後，威爾遜選出的官員，完全是自己信仰的翻版，而美國軍隊則被類似的道德態度所支配。戰爭部長牛頓·貝克（Newton Baker）的話將軍隊用來保護士兵免受性病侵擾的方法涵蓋了進去：
這些男孩將要去法國了，他們將要面對我們不願談及甚至不願去想的一些情況……我希望他們能夠武裝起來；我希望政府將他們充分地武裝起來；但是，我希望他們能帶著看不見的盔甲。我希望他們帶著一件由社會習慣而不是家鄉或者社團做成的盔甲……一件道德和智慧的盔甲來保護在海外的他們。
法國總理可以告訴牛頓·貝克，士兵其實不需要這種盔甲。
伍德·威爾遜和他的情書
威爾遜可能一直是個自封的道德主義者和宗教信仰的公眾楷模，但是，他個人生活不一定能反映這一事實。他的第一任妻子死後一年不到，他又娶了愛狄斯·威爾遜（Edith Galt Wilson）。給愛狄斯的信中，滿篇都是威爾遜炙熱、情慾旺盛的措辭——不管是在結婚前還是結婚後，這也給後世留下了證據，證明他是個「非常性感」的總統。
美國總統伍德·威爾遜和英國陸軍大臣，元帥基欽納勳爵（Lord Kitchener）：致軍隊的話
一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軍隊致力於消滅性病的宣傳海報。 軍醫薩基（Sage）說：只有可憐的大笨蛋才會付自己的錢，丟失手錶，染上梅毒，並且到處宣傳自己度過了銷魂一夜。 雖然很多軍醫和指揮官都覺得不給士兵提供真正的預防用品是非常愚蠢的目光短淺的行為，然而這種呼聲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相反，水手和士兵被教育說，不被傳染性病最好的方法是禁慾。軍官們被命令提供給士兵們「看不見的盔甲」，而不是有實際用途的器具。在向新兵宣傳禁慾時，軍官告訴士兵們這樣對待他們的陰莖：「忘記它們，不要總是惦記著。好好活著，保持精力充沛，小弟弟們會照顧好自己的。」
「只有和蕩婦結伴的逃避兵役的人才會得梅毒」，「活得老實，你就能彈無虛發」，這些是美國軍隊被灌輸的思想。不出所料，這種方法並不奏效。雖然軍隊並不承認，但70％的士兵在本土就感染了梅毒，而使他們得病的這些美國妓女就在新兵訓練營外的妓院工作。軍隊的官員並沒有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相反，他們指責法國妓女，並警告士兵們這些法國女人調起情來非常危險。這種警告當然和他們採取的其他措施一樣，毫無效用。
在歐洲大陸，偉大的美國軍隊是惟一不按標準配給安全套的部隊。一些政府官員和諸如美國社會衛生組織這樣的機構，竭盡全力不讓士兵們得到安全套，並不斷地宣傳：如果你冒著染上性病的危險去找妓女，那麼你就是罪有應得。這種思想聽起來可不那麼進步。
但是，所有這些浮誇的言論並沒有阻止美國軍人從車站附近的街頭小販、由法國軍官提供的妓女、城鎮理髮店以及其他協約國士兵那裡得到安全套，包括法國生產和美國生產的各種花色。
協約國軍隊「乾淨」嗎？
性病和它的預防措施在西方歷史上從來沒有登上過舞台中央，但是在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性病問題時，歷史學家普遍認為，英國和法國軍隊就預防措施做了充分的準備，令性病的蔓延完全停止。不過，這種說法實在太簡單了，特別是對於英國人而言。維多利亞時代的遺風依然折磨著他們。
首先，正如在前面幾章中提到的，英國從來沒有限制或者禁止銷售安全套。但是，和西方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每個地方的地方政策都是不一樣的。1914年，英國軍隊依然只能閱讀沒有性內容的文學作品，在這些書籍中，他們被教育說要保持「清潔、謙遜、純潔和自我控制……避免一切不純潔的對話、想法和誘惑。」基欽納勳爵呼籲英國遠征軍要「堅持捍衛自己，不受外界誘惑侵擾。在這種新的嘗試中，你可能會同時受到美酒和女人的誘惑，而你必須堅決地拒絕他們。當然，對待女人必須禮貌，只是不要和她們有親密接觸。」
基欽納勳爵的呼籲並非一個來自於舊世界的、與世隔絕的套話。他的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許多軍隊高層在對待性與士兵話題上的態度。但是，其實關於如何防止英國軍隊感染上性病的思想流派不止基欽納勳爵一家。當士兵不必留守在前線的散兵坑時，一些官員試圖用體育和娛樂項目填充他們的生活。這一做法與如果嫖妓被抓會留下違紀污點的措施結合在一起，被認為是打消士兵淫亂念頭的好方法。
階級和安全套
特別是在戰爭早期，給來自於上層階級的英國軍官們和來自於窮苦人家、工人階級的士兵們提供的預防性病的信息是有明顯不同的。軍官們情況好些，「在相對奢侈的環境中知識和盔甲對他們是有好處的」；而被徵募的士兵們，則必須在沒有安全套的情況下「在荊棘叢生的壕溝中尋求對待女人最好的方法」。這種區別對待的做法讓很多士兵最終站到了紅燈區診所外的隊列中候診。
1917年英國軍隊終於聰明了起來。
思想污點部分包括公眾監察。在戰爭最初的幾年中，任何英國軍人如果在診所或者閱兵式中被發現得了性病（他們必須接受讓人厭惡和尷尬的私處檢查），都會受到懲罰，而懲罰措施是將他得病的消息通知家人。這種殘酷的方法於1916年終止，因為一位軍官在發現妻子獲知自己的病況後，選擇了自殺。在這以後，家人只會被通知士兵住進了醫院——相比以前的做法，這也談不上是怎樣的進步。
治療方法本身或許也足夠被當做一種懲罰了，因為那會讓病人非常痛苦，還會有嚴重的副作用。但即使如此，也沒能阻止士兵們試圖得上性病的想法，只要不讓他們回到戰壕去就可以了。一些高層採信並嘗試了法國的方法，那就是管理賣淫活動，只允許特定的妓院營業以便控制性病的蔓延。這種方法依然沒能奏效。
雖然對一些人來說太晚了，但是頗見成效的還是一種切合實際和科學的方法，而不是依靠人生觀或者自我壓抑或者浪費醫療人員的時間與精力；是一種聰明的預防方法，而非道德主義的防控。簡單和不受拘束的方法也是最便宜、最安全也最人性化的方法，這種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取得了勝利。
英國軍隊最終是從它的殖民地那裡得到了解決問題的線索。
就性方面而言，新西蘭人的預防用品配備得最好，包括更多的安全套以及性交後的處理藥物。澳大利亞人也能定期得到「藍色小袋子」，裡面有全套的預防用品，加拿大亦是如此。雖然英國士兵持續感染性病（一些歷史學家相信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源於階級導向），但當軍隊高層開始定期供給安全套後，得病人數得到了大幅度下降。這些安全套包括各種尺寸（小、中、大）和不同的顏色（玫瑰紅、淡褐色或者象牙色），還包括頂端有突起和沒有突起兩種選擇。
同盟國的保護性處理
並非只有協約國軍隊熟悉如何使用安全套來防止性病的傳染，同盟國軍隊在整個戰爭中都能得到德國製造的最先進的安全套。和戰爭前一樣，每個德國水手和士兵都能得到足夠的安全套。
奧地利軍隊控制著官方的妓院，軍隊首腦細緻認真地確保所有類似機構張貼有官方發佈的明確指示——士兵們在官方提供的性交易中應該做些什麼以及怎麼做。這些指示同時針對士兵和妓女們，並使用德語、匈牙利語和克羅地亞語三種語言。指示上明確表示，女性應該拒絕那些「染病的客人」，同時確保男人使用安全套：「女性應該要求客人使用預防工具。」
拿破侖的安全套
意大利最有名的藝術家、軍隊領袖和色狼之一——加布裡埃爾·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曾經誇耀說，至少有一千個丈夫憎恨他，但他懂得怎麼保護自己和他的情人們。在一次打賭中，鄧南遮贏得了拿破侖的鼻煙壺，他不僅帶著這個「護身符」上了戰場，還在裡面放滿了安全套。
妓院提供的安全套不是免費的，但每一個指示上都明確標明了價格：「安全套的價格為……」，而在指示的最後一行會有一條建議：「預防傳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安全套，而這種安全套應該仔細地套在整個陰莖上，並用硼酸凡士林進行充分潤滑。」聽上去，很商業，也很有效。
愛他們，恨他們……
性病在美國士兵中的發病率非常高。軍醫和指揮官發現，加入戰爭後沒多久，已經有相當多的士兵染上了性病，或者面臨染病的風險，所以他們必須提供一些保護措施。於是出現了「保護性處理衛生站」，士兵們如果覺得有染上性病的可能，可以去那裡尋求治療。不過這種治療是在性交之後的處理方法，此外，這一類站點總是人手不夠，而且很難維持，於是指揮官們不得不悄悄地給士兵們提供安全套。這些指揮官中就包括「黑傑克」潘興，雖然他在公開場合唾棄安全套，但私下裡卻明瞭安全套是必須的。
思想狹隘而偽善的預防性病的方法讓美國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軍隊中出現了一次歷史性的梅毒和淋病大爆發（到戰爭結束時染病者人數大約40萬），這對美國軍隊的備戰和士氣都形成重創，並讓美國政府在醫療方面付出了巨額費用。這一給軍隊高層和政治家帶來的痛苦教訓堪稱一場悲劇。不過至少在這件事情上，歷史不會重演了。
戰爭商業
安全套生產大亨尤里烏斯·施密特的生意在20世紀初得到了長足發展。施密特是個天生的生意人，當戰爭的風潮剛剛刮起時，這個德國人便認識到曾經的歐洲橡膠安全套的最主要生產國德國將無法再向歐洲其他國家售賣此類產品了，同時，他也知道歐洲各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向士兵提供預防用具的軍事政策。於是，施密特開始向歐洲協約國軍隊提供安全套。事實證明，這是一項非常英明的決策。施密特的海外銷售額在戰爭期間瘋狂飆升，特別是他與英格蘭之間的交易額。19世紀末時，德國生產的安全套還佔據著英國市場主導地位，而因為戰爭，已經沒有人能夠買到德國貨了。
施密特並非唯一一個在戰爭期間尋找機會拓展安全套生產和銷售的人，默爾·楊斯（Merle Youngs）——楊斯橡膠公司的創立人，也看到了這個絕佳機會，撿起被圍困的英格蘭橡膠工業停頓下來的生意。正是在這個時期最先進最有名的安全套誕生了：第一個「特洛伊人」牌安全套（Trojans）於1916年面世。
不過，施密特感興趣的海外市場不僅僅是英格蘭，他確信如果「拉美西斯」、「謝克絲」和「特洛伊人」品牌聯合起來，施密特和楊斯可以找到一條合法路徑在美國軍隊中售賣安全套，因為如果單單自己的公司接手這單生意，產能無法負荷。兩個生意人在達成銷售量會突增，公司也會因此狠賺一票的共識後，讓各自的律師給美國戰爭部長髮了封信，並確定信中沒有提到他們兩人的名字以及他們公司的名字。信裡面，律師詢問部長是否會向軍醫們推薦或者準備推薦「這種」預防性病藥品包。有趣的是，信中的措辭是以確定官方會否令安全套生產合法化這樣一種方式寫就，而且「安全套」一詞的拼法有誤（condoms變成了condrums），不知道這是不是由於印刷工人的錯誤造成的。
這種走後門的營銷方法在當時來說有些超前，雖然他們的要求被駁回了——是用一種不太友善的口吻，兩位安全套生產商還是從戰爭中賺到了巨額利潤。
桑格的宣傳小冊子
讓桑格的丈夫被捕的節育小冊子叫做《每個女孩都應該知道》（What Every Girl Should Know）。當一箱曾被聯邦執法官沒收的小冊子被退回來時，桑格注意到在小冊子的標題下面，一位幽默的事務官寫著「沒什麼（應該知道的），依據郵政部的命令。」（Nothing，by order of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這就是美國：購買一個安全套就會讓購買者和售賣者成為罪犯；牧師告訴女人們如果使用了黑市得到的安全套，就會被那些沒有出世的孩子的面孔所糾纏；像桑格母親那樣虔誠的天主教徒，懷孕了18次，生下11個孩子，7次流產，終因過多生育對身體的創傷而致早逝。
科姆斯多克的最後一口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1918年的克雷恩法案（Crane Act）最終結束了安全套在美國銷售和生產面臨法律桎梏的局面。奇怪的是，是瑪格麗特·桑格無意中打開了安全套合法化的大門，因為她曾在紐約自己短命的節育診所中提供安全套。她為此而被捕，案子隨即進入訴訟程序。第一位法官駁回了桑格的申訴。桑格認為女性不僅有權利使用節育用品，而且採取節育措施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可以幫助緩解貧窮、人口過分膨脹和減少墮胎。與之相對，法官相信女人沒有這種「調整」的權利，而且性只是為了繁殖下一代而服務的。不過這次駁回沒有阻止桑格繼續申訴的腳步，第二次開庭審理的時候，社會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而科姆斯多克法案也最終被廢止了。
美國政治家和醫學專家迫於形勢不得不重視性病流行問題（在軍隊和市民中），受此影響，美國公共衛生署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分部（性病分部），並花費幾百萬美元來應對這一災禍。紐約上訴法院法官弗雷德裡克·克雷恩（Frederick Crane）永久廢除了對安全套售賣、生產或使用指導的法律限制，並聲明，安全套是預防疾病的用品之一。克雷恩同時認為安全套對健康有益，因為可以阻止可能導致危險的懷孕。雖然這一聲明對於桑格來說有好有壞，因為她並不支持選擇安全套作為節育的手段（而預防性病並不在桑格的考量範圍之內），但判決將安全套變成了一種合法的物品，而且為新的商機打開了大門。這也象徵著科姆斯多克法案的徹底倒台。
巴爾的摩實例
在安全套使用的研究中，人們發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巴爾的摩大約每年銷售300萬個安全套。到了1920年這個數字翻了一番還多。
1918年，就在戰爭結束前夕，美國安全套在45年後終於第一次可以在公共場合合法出售了。科姆斯多克法案以及科姆斯多克本人死去了，不過對於那些沒能得到預防用具的士兵來說，還是太晚了。
雖然英國從來沒有試圖禁止安全套的銷售，而且有見識的人們一直在致力於向英國士兵們提供必需的性病預防用品，但是在整個20年代，還是有人在盡力讓安全套成為骯髒的、小小的秘密。
[1]即西奧多·羅斯福。——譯者注
[2]即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