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英國和歐洲文化來說，19世紀下半葉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激動的。狄更斯、艾略特和哈迪讚美和痛斥了他們生活的年代；瓦格納、威爾第、勃拉姆斯和施特勞斯因為他們偉大的作品而擁有越來越多的聽眾；而達爾文和孟德爾在生物學上的發現讓全世界為之震驚。到了19世紀70年代，攝影、電報、電話以及其他神奇的發明和創新呈現出一個日益科技化的時代。然而，偉大的思想不斷拓展的同時，關於對與錯、道德與不道德、人類精神與「法律秩序」的鬥爭依然進行著，特別是在法律和政治領域。
打著防止歐洲社會被腐化思想侵害的旗號——其行為更像是躲在門後偷窺，特別是躲在臥室門後偷窺，19世紀50年代開始，從直接禁止銷售避孕工具，到希望無知的市民免受淫穢讀物和用品毒害的科姆斯多克式的道德訴求，歐洲各國的立法者開始通過一系列直接針對性的法律。
和美國人一樣，歐洲人希望依據法律做事，不過這對後者來說容易一些，因為他們不需要和科姆斯多克式的人物抗衡。但有些嘗試，特別是在英國，讓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日子不太好過。
1857年，英國首席大法官坎貝爾勳爵向上議院提交《反淫穢出版物法》，他宣稱這一法案將嚴禁各種令天真的孩童、婦女和「薄弱意志」者道德崩塌的文字於市面上販售。或者，就像坎貝爾充滿戲劇性的說明一樣，這是一項可以阻止「販售比氰化物、馬錢子鹼或者砒霜更加致命的藥物」的法律條案。他還親切地告訴議院的同僚，他的法案不會影響人們對「真正文學的追求」。
第一個執行英國反淫穢物品法律條案的官員名叫西克林（Hicklin），他是皇家法官。作為第一人，西克林沒有先例可以援引，這令他可以根據自己的保守傾向來詮釋這項法案。儘管這項法案是為了阻止銷售或者交換淫穢物品，但它同時有著保護英國人公民權利的設計，令人們免受非法搜查和沒收之苦。法案特別聲明，沒有搜查令，任何警察都不能以搜查淫穢讀物為名侵犯私權。但是，西克林對此項條例的詮釋是，只要任何人宣稱某人擁有意圖出售或散發的淫穢出版物，就可以頒發搜查令。他的這種詮釋讓被指控人必須提供說明為什麼不能收繳那些有爭議出版物，否則就將被逮捕。由此，出示證明或者證據的義務就落到了「淫穢物品」的擁有者身上，而提起控訴的人卻不承擔此項責任。
一些英國歷史學家相信，西克林法案——如同對該法條的稱謂——給予了科姆斯多克法案以靈感。和科姆斯多克法案對美國人產生的效應一樣，西克林法案並沒有讓人們遠離淫穢，而是讓英國的性交易轉入了地下，並在19世紀末的20多年中蓬勃發展。不過，西克林法案並沒有讓任何政府機構或者個人擁有如科姆斯多克法案所賦予的那般迫害和追訴的權力，而是加強了警察部門的職權。與其說西克林啟發了科姆斯多克法案，更有可能的是科姆斯多克法案影響了英國稍後頒布的一項反淫穢物品法，該法案1889年在上議院通過，從此，英國的安全套必須置於官方的監察之下。
「反猥褻法案」
《反猥褻廣告法》是針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英國報紙上的各種治療性病的廣告而制定的。和美國一樣，19世紀80年代，梅毒重襲英國。在街上，從沿街商舖到印刷小廣告，江湖郎中和騙子兜售著號稱可以治癒這些絕望的病人們的假藥。
這項法案的發起人是米思伯爵（Earl of Meath），他是一位基督教慈善家，為倫敦的窮人做了很多事情。他支持那些倡導對工人階級男孩提供教育的組織，並將體育運動帶進英國學校，同時他也不知疲倦地提倡城市應留出足夠的綠化空間。但是，出於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米思伯爵對梅毒恐懼之極，認為不管公開還是私下，任何關於預防或治療該疾病的方法的討論都是猥褻的行為。這也就難怪他對於那些小報和公告欄上鋪天蓋地的醫治、預防梅毒的廣告非常憤怒，並希望所有這些都能以「損害公眾禮儀」的罪名加以禁止。
這項法案——雖然措辭很含糊——是為了讓司法部能夠採取法律行動以「針對那些宣揚其具有治療某一特定種類之難以描述症狀之疾病之特效藥之人」，並且特別指出包括「涉及安全套的污穢廣告行為」。法案並沒有將預防疾病的廣告和那些手段卑鄙的人利用絕望的梅毒病人所做的廣告區分開來，而是將他們混為一談。這種做法不僅令19世紀下半葉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上層階級普遍滋長著一種誤置的假正經，而且最終助長了對性的無知。
在日益增長的對性行為的沉默和其帶來的不良後果中，就連王室也沒能倖免。維多利亞女王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兒子得了梅毒以便為他尋求治療的良方，而是更願意假裝這件事情不存在。她和家族中其他成員都認為，她的兒子阿爾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愛丁堡公爵，只是得了一種「神秘的疾病」。公爵的兒子，阿爾弗雷德二世，同樣也是梅毒的受害者，但這一次，為了防止更多的謠言散佈出去，可憐的王子被放逐去了羅馬尼亞，並因為得不到恰當的治療而最終病死。如果這些王室成員懂得使用安全套，情況也許就不至於如此糟糕。
《反猥褻廣告法》反映了19世紀後期某些英國人狹隘的思想和危險的幼稚。不過，儘管英國立法和科姆斯多克法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兩者還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英國法律不是用來阻止安全套售賣的，而是禁止涉及安全套的廣告（且並不成功）。這種缺乏遠見、幾近瘋狂的做法，只有那些視安全套為墮落行為的表徵的道德主義者才會支持。
沒有人因為生產、售賣或者使用安全套而鋃鐺入獄。
女王的畫像
維多利亞女王也許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家庭遇到了關於梅毒的問題，但是這沒有阻止她的肖像被本來可以救她兒子和孫子一命的安全套生產者使用。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鑽石婚紀念日時，滑稽的生產商製造了一系列藝術氣息濃重的安全套——他們將女王的頭像印在了安全套上。而更有政治意味的一款是，安全套上印有英國首相格萊斯頓的頭像。這些充滿愛國熱情的安全套在倫敦著名的裙巷（Petticoat Lane）裡的小禮品商行中有售。
市場這方面
當時，很多人去藥店購買安全套的時候都很害羞，大多行色匆匆，購買的時候通常會說「週末使用的那個小東西」，這是當時標準的表達方式，也是安全套在語言學和日常用語普及方面產生影響的一個例子。
就像過去幾百年一樣，19世紀末期，很多在後院裡、肉鋪裡和小的街麵店鋪中生產安全套的小生產商，繼續生產著各種款式和質量的安全套。英格蘭第一家公開的主要安全套生產商（E. Lambert and Son of Dalston）於19世紀70年代創立品牌，雖然其為當時英國最大的安全套生產商，但安全套的生產並不僅限於此一家公司。在倫敦和其他主要城市有著數量驚人的此類傳統商行，其中很多因為銷售各種「週末使用的小東西」而經營得風風火火。
1897年城市翻新法案推動倫敦的斯特蘭德地區重新規劃發展，因此安全套生產商W·喬治（W. George）被要求重新找地方開業。他原來的店舖位於倫敦繁忙的霍尼韋爾街（Holywell Street），19世紀70代開業。當地方官要來給予他賠償的時候，喬治因為對方估價太低而拒絕了。按照他自己的估算，他的安全套產業每年能淨賺幾萬英鎊（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今天算來應該是幾百萬英鎊），但是政府機關僅將之估價為500英鎊。喬治毫不畏懼，他雇了一名律師，要上庭打官司。當雙方代表坐在議事廳兩邊的時候，讀者不禁疑惑，到底哪一方會因為這種交易而更感覺難堪呢？
法律規定，任何就政府對其商業或財產的評估持不同意見者有權利在正式聽證會時提出反對意見。喬治的聽證會開始了，法官已經知道所提問題的答案是什麼，但還是按程序對喬治的法律代表提問：「商店裡經營些什麼？」律師含糊地回答：「普通的醫療物品。」
法官用幾乎耳語的聲調繼續提問：「還有別的嗎？」清了清喉嚨後，喬治的律師回答說：「原告方售賣一些美國器具、法語那個字或者說西班牙語那個字……」
這個回答似乎讓法官找回了自己的聲音，他詢問都是什麼人在店裡買東西，律師回答：「我們都知道，是些紳士們，這不是什麼秘密……這些東西在今天幾乎是必需品，總得有人賣他們……我要說，我很確定，法官和牧師們都使用這玩意……這種生意總要在什麼地方進行的……是的，所有值得尊敬的藥劑師們都賣這東西。」
喬治vs城市翻新計劃
雖然在反對那些硬心腸的政府估價的訴訟中敗訴了，哈里森的律師對於霍尼韋爾大街價值的辯論還是很具說服力的這種商業活動讓他所在的位置得到了最好的利用。我們都知道，霍尼韋爾大街不僅是交通幹道，人們還可以在不被人注意的前提下，來到這條街上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如果在斯特蘭德大街就不是這麼回事了。佔據一個好的地理位置可以讓更多的顧客光臨自己的商店，而商店也因為生意興旺擁有更高的價值。不過，政府的估價員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並將這起訴訟一直拖延到了1901年。
這場獨特的交易不僅對於推廣使用安全套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證明了他們好像以前一樣，在徵求著關於安全套的其他委婉說法（事件中不曾提及「條頓人那個字」，看起來，到19世紀末，很多英國人都不知道他們使用的安全套進口自德國，那時的德國是歐洲安全套最大的生產供應國）。不過，這件事也同時表明了圍繞著安全套的偽善言行依然繼續著。當喬治去法院遞交自己的訴狀時，他沒能讓法庭上諸人理解他的安全套生意有多大的價值。在辯論中，政府的律師傲慢地敦促陪審團確定如下事實，即該項生意「應從令人尊敬的行列中分離出來，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加以評估」。高級地方行政官稍微公正一些，他小氣地告訴陪審團，政府會對業主給予合理的補償，「但這件事本身也許總是不能讓人愉快的」。最後，政府賠償給喬治的金額是不到其年收入的20％。還有一件事要說一下，從來沒有任何文字記載這些法官和牧師們是從哪裡購買安全套的。
雖然喬治——他的真實名字是W.R.哈里森（W.R. Harrison）——對於收入的損失很是失望，他通過郵購方式經營的生意還是越來越興旺。其他供應商或者個人可以從他那裡買到動物皮製安全套——「兩種尺寸可供挑選，小號和中號」，也能買到橡膠安全套——「已知所有物件中最好，最具保證，最頻繁使用的」。喬治與理髮師、藥劑師和外科藥店、小酒館、煙草店以及其他的郵購商進行著競爭，而他無疑是安全套行業最好、質量最高的供應商之一。
也許歷史上最富創意的郵購廣告活動就發生在這個時期。一個名叫「為新一代父母設計的橡膠物品」活動吸引了很多剛剛有孩子的夫妻。橡膠製品生產商檢查父母們提供的地方和國家頒予的出生證明，然後發給每對夫妻一張廣告單張，上面解釋了他們特殊的安全套所能帶來的好處——控制生育的「傻瓜方法」。廣告的要點是吸引剛為人父母的夫妻，這些小夫妻既不想影響性生活，又不願意一個接一個地生孩子。這是一場非常成功的活動。
英國有一批反對使用安全套的批評家，但是從來沒有哪個英國人會像美國人那樣去將批評行為訴諸立法或訴訟。19世紀下半葉頒布的法案從來沒有促成另一個科姆斯多克的出現，而訴訟行為所針對的個人，主要是那些推動性教育和疾病教育的人、自由戀愛的擁護者以及同性戀公開化的支持者。在整個19世紀下半葉，英國的控制生育運動確實在法律框架內遭遇了一場鬥爭和抵制。如果其領導者和支持者被抓住正在出版或者散發關於如何控制生育的文字，他們就將面臨牢獄之災。但是，和美國人不同，英國人中，特別是中產階級，購買安全套的人數不斷在增加，區別就在於英國法律從來沒有將售賣或者使用控制生育產品定義為非法。
天哪！
在歐洲其他地方，安全套並沒有像在美國和英國那樣受到如此嚴格的審查監督。1868年，一個法國醫生公開譴責使用安全套，將之與手淫等同起來，不過他應該代表不了大多數人的心聲。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法國人在很多方面對於使用安全套的態度是最寬容的：不管正確與否，很久以來他們都被認為是發明安全套的國家。而且，法國人在生產形式多樣的、娛樂性的安全套方面有著悠久的傳統。事實上，19世紀迄今最有名的安全套就是由法國人創造出來的。
令人作嘔的拿破侖式「帽子」
雖然法國人在讓人們接受安全套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當在英國和美國安全套越來越被公開談論的時候，法國人卻沒有那麼熱情。早在1821年，卡得（Charles-Louis Cadet de Gassicourt，曾是拿破侖的日常醫生）就曾非常公開地反對藥店出售安全套，他認為安全套根本不是一種真正的藥。
另一個法國人，寫了一封匿名信給控制生育的支持者，興致勃勃地批評英國人使用安全套：因為他們「搞的是令人作嘔且不健康的預防措施——我們法國人的形容是『吹燈拔蠟』——或者其他粗鄙呆板的預防措施」。他顯然沒有注意到法國人一直享受著安全套，而巴黎人的安全套生意在整個19世紀成為一項越來越興旺的國際貿易。
「法國安全套」指的是一種橡膠安全套，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是為女士服務的。用來生產這種安全套的玻璃模具在外壁上會吹出很多隆起的泡泡，這樣，加工好的橡膠產品外壁上也有一個個凸起物，好像手指，以起到額外的刺激作用。這種設計針對的是50年來人們，特別是女人，對於橡膠安全套不夠舒服的抱怨。聰明的法國生產商並沒有止步於此，到19世紀90年代，在整個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中心，一個安全套消費者可以買到任何數量的印有英國首相頭像的安全套。其他的還包括「箭豬」（le porc-epic）、「耐磨品」（l\' inusable）、「征服者」（le conqueror）、「大公雞」（le cocorico）、「看上去奶油不會在嘴裡融化的她」（le sainte-nitouche）和「小套子」（le bibi chatouilleur）——這些安全套比印上維多利亞女王頭像的安全套肯定有趣得多。現代安全套相比之下實在太卑微了。
向條頓安全套說不
歐洲其他國家人民沒有像英國人那樣將自己王室或者政治領導人的頭像放在安全套上，也沒有像法國人那樣展示令人驚怖的創意，不過他們也實實在在地使用著安全套。
在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售賣避孕產品理論上來說是不合法的，但是因為法律並不嚴格，通過使用安全套來控制家庭人口數量的強烈願望以及德國軍隊對預防疾病的鼓勵（軍隊會教育年輕人為什麼以及怎麼使用安全套），使得德國人對於安全套的知識掌握得頗為充分。他們的報紙上也經常有安全套的廣告，當然「安全套」三個字是用明顯的委婉語如「橡膠物品」來代替。另外，也許這點並不讓人吃驚，德國擁有最好的生產安全套的技術。
橡膠生產商用最先進的方法生產安全套，到了世紀之交，德國的橡膠安全套成為整個歐洲質量最好，也最受歡迎的產品。事實上，德國人不僅向歐洲大多數國家提供橡膠安全套，他們也出口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在使用安全套的問題上倒讓人不可捉摸。在1861年意大利各地方合併成一個完整的國家之前，關於這方面的記載非常少。而關於安全套在控制人口增長問題上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個人記錄亦少之又少。之所以如此，相當一部分原因來自於19世紀下半葉意大利政治上的動盪，還有就是梵蒂岡的影響。但是，在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理髮店和藥店裡，還是能夠買到德國生產的安全套。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意大利人口明顯減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安全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19世紀的時候，售賣生育控制產品在意大利還是違法的，但是安全套對於預防疾病的功能已經得到肯定，當然，人們對於它的「其他功能」也很是瞭解。和美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不同，意大利人在安全套的問題上有悠久的歷史。畢竟，他們發明了這個小玩意兒。
19世紀末時，荷蘭人、瑞士人、丹麥人和瑞典人都購買德國安全套，並在自己國家中擁有小型生產商，生產動物內臟和橡膠兩種類型的安全套，他們都是安全套的忠實擁護者。
阿姆斯特丹的鮑斯威爾
19世紀90年代初期，一本由匿名作家撰寫的名為《我的秘密生活》的小冊子在阿姆斯特丹出版。這位「匿名」作者聽上去很像是來自上個世紀安全套的使用者，因為作者如此悲歎他的安全套：「我很害羞，用完的安全套又放回我的錢包……我總是憎恨他們……我經常花9便士買一個安全套……套套讓人感覺有些遲鈍，經常使用會讓男人陽痿，而且做愛的雙方都會有些厭惡的情緒。」當他描述給套套「吹氣」當假陽具耍的時候，語氣似乎積極了許多。
在荷蘭，控制生育運動的第一個領導者也是第一個從荷蘭大學畢業的女性以及荷蘭第一位女性醫生，她的名字叫做愛列塔·雅各布（Aletta Jacobs）。愛列塔從德國人那裡學到了避孕的知識，並被認為是對子宮帽避孕套的最初發展做出主要貢獻的人。她本人支持使用安全套，特別是用絲綢做的安全套。當然這種安全套是否容易買到就很難說了，不過彼時歐洲市場上的安全套的確品種豐富，從新型的橡膠安全套到最傳統的動物腸子製作的安全套應有盡有。
在歐洲，愛爾蘭是少數堅決反對使用安全套的地區之一。雖然愛爾蘭人在1496年時慘遭梅毒第一次大爆發的傷害，但人們始終無法在這個國家生產或者售賣安全套——至少合法情況下如此——作為預防性病的工具也不行。直到20世紀70年代，安全套才結束了其被當作污穢禁品的歷史，作為控制生育用品在愛爾蘭取得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