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內戰必然是19世紀最後25年中重要的一筆，它讓整個美國南部變得如此貧窮，之後用了超過100年的時間才逐漸恢復。但對於美國其他地方來說，這個時期是美國歷史上最有活力的階段，發生了很多變化，大的小的，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甚至世界的歷史。
1861年，耶魯大學頒發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學位，同年，電報的發明讓曾經深受人們喜愛的快馬郵遞（Pony Express）廢棄不用。北方人可以平靜地使用他們新的聯邦政府發行的紙幣，住在城裡的居民可以享受將郵件寄回家鄉的服務。戰爭結束的時候，塞繆爾·克萊門斯（Samuel Clemens），也就是馬克·吐溫，在美國讀者的心目中確立了自己的位置；小霍拉修·阿爾傑（Horatio Alger）白手起家的小說大受歡迎；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寫成了美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一部經典小說《小婦人》。更加戲劇化的是，美國通過將南太平洋和亞洲的部分領土收歸翼下，開始走上國際帝國主義道路，在整個世界範圍內引起巨大反響。
但是，早在1865年，一些美國人就被內戰和持續的工業化進程帶來的巨大變化所侵擾，這些變化不僅是生理上的和政治上的，還有社會性的。這個世紀剩下來的時間中，向城市移民的風潮勢如破竹，並點燃了本已存在的恐懼——國家的道德特性面臨著危險。畢竟，城市是滋生道德敗壞和財政貪污的溫床。這種新的情緒引發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事件，同時對安全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和以前的軍隊一樣，在聯邦軍的背囊中，除了食品、水、軍需品之外，他們也帶了「法語字母」，或者說「鞘」、「手套」。同時，聯邦軍也是新興的色情照片和小說市場的主要推動力，他們通過紐約發行的宣傳小冊子訂購，而同時能訂購到的還有安全套。
美國內戰
到1862年，華盛頓特區有450家妓院，超過7500位妓女，這個區域也是聯邦軍在首都最流連忘返的地方。不知道是因為聯邦軍的頭兒胡克將軍（General Hooker）——此公別名「好鬥的喬」，以喜歡搞派對而聞名——和他的士兵總是流連於娛樂場所，還是因為將軍其實是想將妓女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管理，反正拉斐特廣場（Lafayette Square）的另一個名稱成了「胡克巷」（Hooker Row）。因為「胡克」這個詞至今仍是美國的俚語之一（用來稱呼妓女），並是由妓女自己杜撰的，所以看起來後一個原因成立的可能性更大。同時，根據戰爭中有超過17萬的性病診斷這一事實判斷，很多和胡克巷的妓女們有染的軍人並沒有受益於安全套。
但是，這種簡單的性買賣不一定反映了戰爭結束時所有美國人的態度。在對日益增長的色情交易，特別是對通過郵購方式進行色情物品交易的激烈反對下，國會迫於公眾壓力，通過了一項反淫褻法案，意圖禁止通過郵購方式傳遞淫穢物品。同時，聯邦政府正在試圖定義何為「淫褻」。一位意料之外的「十字軍戰士」出現在了這個奇怪的、混雜的性市場和道德混戰中。
社會的惡習和國家的腐敗，彼此的關係就像父母和孩子……
北與南
南部人民幾乎和北方人一樣喜歡使用安全套。在諸如裡士滿這樣的城市中，即使是在圍城期間，安全套也非常容易買到，而新奧爾良是能夠買到巴黎產的「氣球」的最東部城市。但是，這種便利並沒有幫助到一位有名的戰士。1861年休假時，南軍將軍威廉·潘德（William Dorsey Pender）使用的安全套沒有奏效，他的妻子寫信通知他說「非常不幸」她「懷孕了」。潘德回信中虔誠地表示這是「上帝的意願」，所有事情都會好起來的。在同一封信中，他還放入了自己的醫生開出的藥丸。醫生向將軍保證，將軍轉而向太大保證，吃了這個藥丸，就能「令她從苦惱中解脫了」。
誰是安東尼·科姆斯多克？
安東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曾服役於聯邦軍，退役之後沒有工作，但在安全套的歷史中他佔有重要的位置。他自封道德主義者，無法在生活中找到合適的職業定位，最終卻成為促成一項富有爭議的法案的核心人物，該法案令安全套生產商直到20世紀都頭痛不已，同樣也令每一個探求、談論、寫作或提供與性行為相關信息的人頭痛不已。科姆斯多克還在將避孕和預防性病的行為定義為非法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他地方沒有人能夠像科姆斯多克這樣，僅受過一點教育，卻得到如此大的權力。有人也許會說是他的堅持和對他認為正確的事業的完全投入——一種在「體內燃燒」的道德的驅動力——幫助他得到了權力。不過，或許一切只是簡單的運氣而已。如果不是一些紐約最有權勢的商人在背後支持他，科姆斯多克大概充其量只會和那些歷史上時不時冒出來想要讓社會擺脫罪惡的狂熱者和空想的社會改良家一樣，成為歷史書上的一個註腳。可以肯定的是，卑微的套套的歷史倒是會因為缺少了科姆斯多克而完全改寫。
科姆斯多克是來自於康涅狄格州的虔誠的公理會教友。在他短暫的服役生涯中，因為每天緩慢但是故意的將份額內的威士忌酒潑到地上而得罪了其他戰友，這也證明他當時已經對一切罪惡的事情充滿了厭惡之情。相比他呈現出的戲劇效果，戰友們其實更加討厭他的浪費。不管怎麼說，早期的科姆斯多克確實擁有誇張的戲劇表演的天分。後來，他將這種天分用於對罪惡的討伐。
戰爭結束之後，不知疲倦的無業人員科姆斯多克搬到了紐約居住，從一份底層工作換到另一份。迫於生計，他生活在紐約田德隆區（Tenderloin）[1]的供膳寄宿舍中，該區可謂是妓女和男妓的天堂。這讓他最終成為一名公共活動家，而不僅僅是發表對社會的不滿。他對於街上看到的景象驚詫不已，從此決定要「清除這一切」。
毫無疑問地，田德隆區是紐約最臭名昭著的一個區域，到了19世紀40年代，紐約甚至稱自己為「新世界的俄摩拉城」。科姆斯多克行走在周圍街區的時候，經常看見妓女賣淫，街頭小販兜售猥褻照片、下流小報和黃色書籍，戲院以演繹世界名畫為名行淫褻表演之實，當然還有大量的安全套。
和科姆斯多克一樣關注公眾道德的人會震驚於這個露天的「性市場」。但是，不管是否震驚，科姆斯多克已經準備好迎接挑戰。在他搬去供膳寄宿舍後不久，就開始了他作為道德衛士的生涯，在大街小巷尋找著罪惡的蹤跡。但是，他發現即使自己發現了罪惡，卻無法讓紐約警察局對拘捕這些妓女和安全套售賣者產生足夠的興趣，於是他決定由自己來完成這項工作。科姆斯多克開始在大街上逮捕那些他認為犯罪的人。
扮演一個癲狂的怪人，並揮舞著雨傘追逐在受驚的妓女後面，還遠遠不能幫助他實現清除社會骯髒的夢想。不過，他這種怪異的行為卻引起了一個富有的紐約商人的注意，從此令科姆斯多克得以開始他的道德聖戰。
科姆斯多克法案
此法案頒布如下……無論何人在哥倫比亞區內或者聯邦界內……出售或者提供出售、租借、捐贈，或者以任何形式展覽，又或者以任何形式出版或者提供出版，或者出於任何原因擁有淫穢之——書籍、冊頁、紙張、廣告、手稿、傳單、印刷品、圖片或者任何紙本或其他材料所作畫稿畫像塑像、模具或者其他本質不道德的用品，以及任何以避孕或導致非法流產為目的的藥物及用品；或者為了銷售而宣傳以上物品，書寫或印刷，或者促其書寫或印刷任何卡片、傳單、書籍、冊頁、廣告或告示，於其上言明何時、何地、如何、和誰及通過何種方式……可購得；或製造、繪製、印刷或以任何方式生產本條款中提及的任何物品，將被視為違法，在美利堅合眾國任何法庭都將被定為有罪。他會被關押監禁，以罰做苦役作為懲罰，時間不能少於6個月，但也不應多於5年，或者被罰100美金至2000美金不等，作為開庭審理的費用。
莫裡斯·傑薩普（Morris Jessup）也是從康涅狄格州來的公理會教友，當他聽說了科姆斯多克一個人做警察的行為之後，主動聯繫了後者。傑薩普看到的是一個高高個子、儀表堂堂、留著羊排式短腮鬍須，並擁有堅定眼神的男人，他的第一印象不錯，而在那之後，「科姆斯多克運動」（Comstockery）[2]的成功基本就是可以確定的了。
傑薩普將一群富有的工業家聚集在一起，這些人的共識是美國迅速地成為了一個充滿罪惡的娛樂之地，於是，他們成立了一個基督教青年會分會：紐約取締不道德行為委員會（NYCSV: New York Committee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類似的協會在美國各地相繼出現，背後支持者通常是很富有的衛道士：他們的財富來自於城市拓展、社會變更和衛道士們十分害怕的工人階級。諸如日化用品產業巨人塞繆爾·高露潔（Samuel Colgate）和銅製品大資本家及金融家約翰·皮爾篷·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都在背後支持著這場清理運動，支持著科姆斯多克。紐約取締不道德行為委員會成立之後，科姆斯多克沒花多少力氣就讓自己當上了委員會秘書，並得到一份優厚的工資，尤其是對於他這種沒有什麼專業技能的人來說。科姆斯多克非常喜歡他的新工作。
在這群富有的、發誓要將美國「變得重新道德化」的極端保守主義的紐約商人的幫助下，科姆斯多克盡力發揮了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摩根和其他人在第42屆國會中影響了一些很有勢力的立法議員，通過了一項將深遠影響美國人性生活本質的法案，而當時人們對此並不明瞭。
這項法案被稱為《科姆斯多克法案》，實際上是龐大郵政法案中的一小部分，最初針對的是通過郵購方式賺錢的色情作品作者（發行人或出售商）。之前的法律也試圖對此類行為加以控制，但始終沒有成功，《科姆斯多克法案》最終成為一項「淨化」法案，判定任何「淫褻東西，以及任何用來避孕的藥物和器具」均為非法。
雖然科姆斯多克和他的支持者勢力強大，但通過《科姆斯多克法案》很大程度上還是要算他的運氣好。第42屆國會是美國歷史上最腐敗的一屆國會，在1873年3月格蘭特總統（President Grant）就職演說前夕，國會發現自己面臨有效「立法」的壓力。在3月3日凌晨的時候，他們通過了數百項法案，其中大多數都沒有經投票的國會議員閱讀過。郵政法案只是那天早晨通過的眾多法案中的一款。
在這些法案通過之後，科姆斯多克借助一些有權勢的朋友令自己被委任為聯邦郵政部的特別事務官，有權根據新立法查禁一切淫褻物品的郵寄業務。在《科姆斯多克法案》（《聯邦刑法》第211條）的掩護下，科姆斯多克極大地擴張了他所擁有的權力，對任何教授避孕知識、售賣或者生產避孕物品，甚至僅僅只是討論性問題的人，他都有權直接侵擾。從1873年一直到科姆斯多克去世（1915年），他利用這款法案逮捕了3873人，其中超過2900人被判定有罪。
蕭伯納對於「科姆斯多克運動」的看法
「科姆斯多克運動」（Comstockery）一詞是世界對美國的嘲笑。歐洲喜歡聽到這樣的故事。它證實了舊世界對於美國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美國是個粗鄙之地，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二流的鄉村文明。
蕭伯納
科姆斯多克對他的工作充滿熱情，並運用權力打擊所有他認為是不道德或者下流的人。不過，他對於安全套、安全套生產商以及關於控制生育的小冊子的厭惡之情尤為強烈。搜捕生產商的家庭和工廠，特別是搜捕紐約城裡的生產商，幾乎成了他的一種強迫症。他對於將書砸到對避孕書籍有興趣的人臉上的行為毫無羞愧之情。而對於那些談論、書寫、售賣或者生產安全套的人的懲罰則是入獄或者最高600美元的罰款。
將你所布道的付諸於實踐
高德弗裡·羅威爾·卡伯特（Godfrey Lowell Cabot）是權勢家族格雷厄姆·卡伯特（Brahman Cabot）中的一員，也是安東尼·科姆斯多克在波士頓的同行。他在反對淫褻文字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熱情幾乎與科姆斯多克不相上下。但是，私生活方面他卻對自己的妻子一直有著超乎尋常的要求，以至於他的妻子抱怨說，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擁有一間只屬於自己的臥室，或者至少一張單獨的床，這樣她就能逃離高德弗裡的性要求。高德弗裡還用德語寫黃色信件給她。
很難想像科姆斯多克會因為運用骯髒手段而感到不安：除了通常的搜捕以及騷擾行為外，他還付錢給妓女讓她們赤裸著身體從自己身邊走過，以便他可以逮捕她們。或許科姆斯多克有一些個人的性癖好，畢竟赤裸著身體兜圈子和郵購安全套或者避孕八竿子也打不著，不過，科姆斯多克的行為表明了他是個濫用權力的人，他會定期設下陷阱讓人就範。
純潔的來源
美國的第一場清教改革運動發生在17世紀的波士頓。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建立了「杜絕無秩序公會」（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Disorder，目的是清除波士頓的妓院。但也許因為他同時還想取締星期天的飲酒和賭博活動，最後的結果適得其反。畢竟，即使是清教徒的子女也必須擁有自己的娛樂。
不管科姆斯多克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公理會教友有一次告訴一位雜誌記者說，「你必須像追捕老鼠一樣追捕這些男人（和表面上是女人的人），絕不手下留情」。這種想法對於在這個國家重新振作道德沒有產生任何幫助，反而讓性偽善的年代延長了不少時間，在這個年代，美國社會的法律和道德標準與個人行為並不相符。
即使到了晚年，科姆斯多克對於道德的要求也從來沒有妥協過。他去世前不久，一個來自《哈潑週刊》（Harper's weekly）的記者問科姆斯多克，為什麼他在關於色情問題的法律中加入了有關反對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措施的條款，畢竟歐洲的科學界很久以前已經認為它們對於公眾健康來說是很重要的。科姆斯多克頑固地回答說：「如果你打開了門，骯髒的東西就會湧進來，年輕人的墮落也會隨之而來。」
科姆斯多克令橡膠死亡了嗎？
在《科姆斯多克法案》名下逮捕了很多人，但大多數案例（超過50％）都發生在紐約城及周邊地區。郵政事務官的數量太少，以至於不足以監控整個國家，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科姆斯多克的眼皮底下，地下性交易和控制生育的貿易反而紅火了起來。
專利局手繪的伊澤爾（Ezell）設計的安全套
雖然有風險，但小型的生產商繼續生產和售賣安全套以及其他避孕工具。他們只是改變了一下戰術。在個別的廣告中，安全套變成了「帽子」、「鞘」、「男性盾牌」，甚至是「橡膠製品」。最好質量的安全套依然要從歐洲進口，走私的行為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樣。
到了20世紀，一個來自德克薩斯的投資人得到了生產安全套的專利權，他在申報該專利權時，誠實地描述他的發明是「抓住所有從男人陰莖裡射出來的東西」。
關於小型安全套工廠的描述
很多比較小型的生產商繼續採用動物的腸子來生產安全套。一旦「煮熟了」腸子是很好處理的，而且加工過程可以在任何一個家庭廚房中完成，雖然製作它的人的健康會受到嚴重威脅。製作橡膠安全套的生產商喜歡將車間放在租來的小屋、地下室或者倉庫這樣的地方，以便工人專注於自己的工作。房間裡通常有一到兩張桌子並有專門用來懸掛一卷卷橡膠壓膜的地方，這樣的空間足夠一小群人工作的了。最典型的工人（多半是女人）將橡膠切成不同的尺寸，將之套在用玻璃、瓷或者陶土做成的陰莖形狀的模子外，打磨成同樣的形狀，然後浸在化學溶劑中進一步加工。工具都可以買到現成的，而且很便宜，工人通常是10到12人，整個加工過程也很簡單。在任何城市中，都能找到這樣微型的加工廠。當然，質量就另當別論了。
神奇的是，很多安全套售賣者可以繼續自己的生意，甚至越做越大。雖然如果他們被捕，會受到法律制裁，但小企業家們依然做著一些大型橡膠企業無法做到的事情。他們建立起一家家迷你型的安全套工廠，通常其實就在他們自己家中，向希望避孕和預防性病傳染的美國人提供安全套。這些小型企業家們小心翼翼地儲藏他們的存貨，雖然無法知道哪些人賣了多少安全套給哪些人，但即使歐洲的旅行家在19世紀後期來美國旅行時，也不得不承認，即使在很小的村子裡，也能得到避孕工具。
高露潔和他的公司
班奈特（DeRobigne Mortimer Bennett），國家自由聯盟（Nationa Liberal League）成員以及《真理追求者》（Truth Seeker）（第一個曝光高露潔關於避孕聲明的出版物）編輯，出版了自由思想家以斯拉·海伍德（Ezra Heywood）的文章《丘比特的軛》（Cupid's Yokes）。文章中指出了婚姻的缺點，並且形容科姆斯多克是一個「宗教狂熱者」，為此，他被罰服13個月的苦役。高露潔則變得更有錢了。
還有一個有趣的事實，一些取締不道德行為委員會的成員們（早期支持科姆斯多克的人）也生產避孕工具。塞繆爾·高露潔的肥皂公司出售凡士林，並且，科姆斯多克法案剛剛通過，高露潔公司就開始了一輪兜售凡士林（與水楊酸的混合物）的廣告轟炸。這種凡士林被高露潔公司稱為安全的避孕措施——安全是沒錯，但並不能避孕。固特異公司、百路馳公司和西爾斯·羅巴克公司（Sears and Roebuck）也用自己的方式宣傳著他們的避孕產品。但是，這些主要生產商們從來沒有被起訴過——科姆斯多克只對那些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實施嚴打，但實際上那些人很難被抓住。
小子們
波蘭籍猶太人莫裡斯·格萊特斯汀（Morris Glattstine），從大型生產商那裡購買安全套，再在布魯克林自己的藥店中出售。他不幸成為被科姆斯多克嚴懲的一名小企業主。雖然這件事情同樣被自由思想家曝光了，但他的命運和高露潔截然相反，結果是他必須由本人來承擔責任。那些大型生產商呢？科姆斯多克從來沒有動過他們一根手指頭。
名義上說起來，諸如固特異和其他一些大型橡膠製品生產商都合法地從事著製造安全套的生意，他們大都鑽了科姆斯多克法案的漏洞——即允許醫生將安全套當作醫藥用品開處方給病人。橡膠製品生產商會將安全套售賣給可以合法出售安全套的藥店和「藥品供應商」。安全套通常擺在店舖後面或者櫃檯下面，顧客可以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知道在哪裡能買到套套，他們悄悄地付款，然後在腋下夾著一個棕色小包安靜離去。
1876年世博會
迷你安全套，或者龜頭安全套（只能罩住龜頭的那種安全套）在1876年費城舉辦的世博會上展出，這距離科姆斯多克法案頒出還沒過幾年。生產這種安全套的德國生產商認為未來安全套市場必然有利可圖，而到了20世紀，德國生產出了世界上質量最好的安全套。
偶爾，也會有大批量橡膠安全套被收繳，但那都是小型零售商才會遭遇的不幸。大型生產商，比如固特異公司和百路馳公司，從來不會被起訴、罰款或者禁止生產這種醫藥用途的安全套。政治關係和國會遊說能力不僅能讓他們繼續從事該項生意，而且還確保了那些小規模的從業人員無法在油水十足的醫藥市場中站穩腳跟。
不管誰被抓到了或者誰沒被抓到，也無論是通過郵購的方式還是傳統交易的方式，安全套工業都蓬勃發展了起來。那些通過郵購方式出售安全套的人有一定的危險性，因為科姆斯多克的郵政事務官很容易抓到他們。但這樣的經銷商依然遍地都是，他們有自己的方法避免受到懲罰，或者只是付少量的罰款了事。同時，他們在宣傳和隱藏自己的身份方面都極富韌性和創造力。廣告中經常會用「科姆斯多克帽子」（Comstock Capotes）這樣的詞語來稱呼安全套，這是巧妙地利用了反對性交的十字軍戰士的名字來命名控制生育的工具。當做廣告的人要在傳單、報紙和小冊子上刊登廣告時，他們會謹慎地運用一些富有創造力的題目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其中最受歡迎的一個題目是「女士」（Madame）。很多安全套交易商的銷量是動盪不定的。當同時生產和銷售安全套的德國移民約瑟夫·拜克拉赫（Joseph Backrach）被一個科姆斯多克的手下抓住的時候，他被發現藏有11000個安全套。拜克拉赫繳了罰款之後，立即恢復了自己的生意。
可以重複使用它嗎？
關於什麼時候安全套可以重複使用，以及是否可以重複使用，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誤解。生產商們並沒有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有些生產商將安全套獨立包裝在精美的盒子中賣，同時承諾他們的產品是不會變質的，而且「永遠不用替換」。這就讓消費者很疑惑，不知道這代表的是安全套可以重複使用，還是它的保質期很長。其他安全套則是捆綁在一起賣的，包裝也很簡陋。要重複使用這種質量很差的安全套，是很愚蠢的行為。
想要知道誰是真正的生產商以及誰是生產商或者進口商的中間人，幾無可能。可以肯定的是，歐洲的動物腸子是用來生產高質量安全套的最佳材料。1870年以後，為了生產安全套，美國每年依然要花上35000到50000美元的費用從歐洲進口動物腸子。
女性階層
雖然科姆斯多克逼使性專家們轉入地下，他卻沒能打破莎拉·切斯（Mrs. Dr. Sarah Chase）醫生繼續她在學園就性問題發表演講的優良傳統，也沒能阻止她為女性提供一對一的服務，包括教育她們如何使用安全套以及演示流產過程。切斯醫生是科姆斯多克時代最成功的售賣安全套的女性，她可不只是個街頭小販，而是繼承了她的前輩——身為貴格會教徒的性知識演說家瑪麗·歌芙的精神。
莎拉·切斯醫生
女性主義的同種療法醫師在切斯所處的年代是相當具有先鋒精神的，同時也是她那個年代的產物。切斯謹守遺傳理論假設女人分為四個「階層」，由遺傳性決定。在某次公開演講中，她告訴擁擠的男女聽眾們，第一階層的女性大約占30％，她們可以成為好的妻子；第二階層的女性大約占25％，她們是好的妻子而非好的母親；第三階層的女性大約為20％，她們是好的母親而非好的妻子。她解釋說，期待某種階層的女性完成另一階層的使命是沒有道理的，第一階層的女性必須成為「聽話的動物」才能達到期待值。這種說法極大程度上調動了聽眾們的興趣。
女性聽眾們都拚命為她鼓掌。切斯又解釋說還有第四階層的女性，而這種女性既不適合做母親，也不適合當妻子。這些「老處女們」是「思想家、邏輯學家、作家」，是「教師、服裝設計師、醫生、藝術家和律師」。當切斯說她「尊敬那種知道自己既不是好的妻子也不是好的母親，所以不會依賴於男人的女性。如果男人想找理想的女性，他們應該娶一個第三階層的女性」時，她得到了最熱烈的掌聲。
切斯是一位有信譽的同種療法醫師以及典型的女性主義者，從1870年代直到20世紀，她一直在公開場合及紐約市內的庫珀聯合學院（Cooper Union Academy）作關於性方面的演講。和歌芙一樣，每次演講之後，切斯都會出售避孕用品。但是歌芙不需要去對付像安東尼·科姆斯多克這樣的人物。當科姆斯多克發現切斯醫生不僅傳授關於避孕方面的知識，還在演講後或者通過郵購的方式售賣安全套和其他避孕用品的時候，他確定自己找到了最新的目標。
儘管切斯有一系列「叛逆」行為，其中包括五次被捕，儘管科姆斯多克想盡辦法試圖起訴切斯，但他始終無法找到一個法官或者陪審團來定她的罪，反而令切斯提出了一個賠償額達一萬美元的訴訟案。就像其他被科姆斯多克騷擾的人一樣，莎拉·切斯依然繼續著她售賣安全套的生意長達幾十年，這也成為科姆斯多克最苦澀的失敗之一。
雷斯戴爾女士
科姆斯多克個人最輝煌的一項勝利就是逮捕了雷斯戴爾女士（Madame Restell），後者被認為是紐約最成功的避孕用品以及流產方法的提供者。雷斯戴爾出生於英格蘭的格洛斯特郡，嫁給一個屠夫後雙雙移民到紐約，此後不久丈夫去世，她又嫁給了一個德俄混血的移民，此公是與羅伯特·戴爾·歐文以及查爾斯·諾爾頓為伍的一位自由思想家。雷斯戴爾憑借自己的職業賺了很多錢，她從第一個屠夫丈夫那裡學會了怎麼製作安全套，相信安全套對於女性很重要。為了抓住她，科姆斯多克假扮成一個有太多孩子的父親，並前往她位於第五大道上的漂亮的商店，尋求避孕的方法。她賣給科姆斯多克一盒安全套，而後者立即逮捕了這位67歲的老婦人。雷斯戴爾女士想到自己要被拖到法庭上，並曝光在粗俗的雜誌上——她已經成為諸如霍勒斯·格裡利（Horace Greeley）這樣黃色題材記者的創作素材——就感到無比恐懼，於是她選擇了在自己漂亮房間的浴缸中自殺，而不是遭受一系列折磨。證明她有罪的證據？科姆斯多克的手下搜查了她的房間和辦公室並找到「10打安全套的盒子」。
成千上萬從事安全套生意的婦女都樂於挑戰科姆斯多克，主要目的當然還是為了賺錢。而到了19世紀末，在安全套使用的鬥爭中又出現了新面孔，這些人卻和生產、銷售安全套毫無關係。「生育控制」（birfh confrol）——這是美國最公開的生育控制倡導者想出的新名詞——成為正在發展中的女性主義議事日程的一部分。在鬥爭中，她們希望得到選舉的權利，很多女性主義者相信如果女性沒有能力——合法的能力——決定生養孩子的數量，也就不可能實現平等權。就這一問題，女權主義者和安全套經常發生衝突。
一些早期女權主義者贊同乃至鼓勵使用安全套這種簡單、便宜的方法避孕，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女權主義運動的日漸成熟，越來越多的領導者改變了態度，反對安全套的使用。她們將安全套的使用和女性享有權利的不充分等同起來，並認為這只是又一個由男人控制一切而女性只能被動聽從的例子。女性主義者更願意使用子宮帽避孕套和殺精劑清洗的方法來避孕，因為這些方法完全是由女性來控制的。
瑪格麗特·桑格登場
美國最早的生育控制先鋒對安全套的感情是複雜的。當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在紐約當護士的時候，她開始了自己作為生育控制倡導者的生涯。她驚訝於在諸如田德隆區和「地獄廚房」地區（Hell's Kitchen）[3]貧窮移民的生活條件之差，並認為太多的孩子令這些地區本來已經十分惡劣的生存條件變得更加不堪忍受。桑格撰寫了很多關於控制生育的論文，包括使用安全套，而在她試圖郵寄這些論文的時候，被科姆斯多克發現。後者在桑格漫長的社會活動家生涯中，不斷地將她投入監獄。
有兩次，桑格成功逃脫科姆斯多克的追捕，並去往了歐洲，在那裡她學到了更多關於生育控制的方法。同時，她不斷吸取歐洲女權主義者的思想，認為女性其實無法控制安全套的使用，所以對於女性來說，這並非一種好的保護方法。
最後，桑格回到紐約，並在那裡效仿荷蘭醫生愛列塔·雅各布（Aletta Jacobs），開設了一間節育診所。但是，開張沒多久，她就被科姆斯多克逮住，後者以「淫穢場所」的罪名關閉了她的診所。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是，在無數次阻止桑格對貧窮婦女進行避孕教育受到挫折後，在對桑格進行最後一次審判時（事實上，桑格的丈夫因為幫助自己的妻子已經被逮捕了），科姆斯多克被迫退出了戰鬥。在1915年的那次出庭作證中，70多歲的科姆斯多克在過堂風中感冒了，不久後因為併發症死去。
當此之時，在諸如桑格這樣意志力堅強的倡導者的努力下，以及越來越多的人想要嘗試避孕，「科姆斯多克運動」已是在垂死掙扎。到了20世紀，越來越多公眾不無嘲諷地認為科姆斯多克倡導的只是一個令人討厭的道德倒退，他將更早期的道德標準錯置在了自己生活的年代。
雖然一直以來都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白人在使用安全套，在諸如桑格這樣的倡導者的幫助下，原本不知道如何避孕或者沒有渠道得到避孕工具的移民們開始嘗試越來越多的方法，其中就包括使用安全套。此外，到了19世紀90年代，通過在非裔美國人中流行的雜誌報紙上刊登安全套的郵購廣告，大量城市中的非裔美國人接受了使用安全套的觀念。就連杜波伊斯博士（W.E.B. Du Bois）[4]也贊成通過使用安全套來控制家庭人口數量，他認為這樣可以提高黑人家庭的生活質量。
外舊內新……美國人和科姆斯多克的安全套傳承
到了20世紀，安東尼·科姆斯多克查抄了64836篇關於安全套的不道德使用的文章。他的努力迫使安全套的銷售轉入地下，但不管有沒有他，這項貿易還是蓬勃地發展了起來。安全套的便攜性和利潤推動了它的普及，同時，該項工業也在微觀經濟中逐漸興旺：用橡膠和動物皮膜製成的安全套可以在家庭或者微型的臨時性工廠裡以很低的成本、沒有受過專業培訓的勞動力以及很少的設備生產。這一事實也表明了根本不可能確切地知道生產、銷售和使用了多少安全套。直到20世紀20年代，乳膠安全套投入大量生產並進入華爾街後，統計確切數字才成為可能。但毫無疑問的是，這時的安全套已經無處不在了。
安全套的霍拉修·阿爾傑[5]——一個安全套大亨的肖像
尤里烏斯·施密特（Julius Schmidt）於1865年出生於南德一個貧窮的家庭，生命剛開始就遭遇了很多挑戰：出生時一條腿嚴重畸形，並且他是個猶太人。施密特快20歲時，在他祖父的支持下——他的祖父相信美國遍地是黃金——去往紐約。1882年，他乘船抵達紐約港口，身無分文，有的只是自己有朝一日終將成功的信念。
但是，可憐的施密特並沒有看到一個奇妙的世界，也沒有立時致富，他只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擁擠、骯髒和危險的城市裡，只是又一個絕望的移民。他體會到了那些比他先來的人的感受：在新世界打拼絕非容易的事。
由於找不到工作，施密特不得不賣掉多餘的衣物以果腹。正當他陷入絕望的時候，他找到了一份在香腸店清潔腸子的工作。和以前那些香腸作坊的工人一樣，他發現了多餘腸子的另外用途。
尤里烏斯·施密特在自己家中開始了製作安全套的生意，之後發展為在田德隆區街頭售賣——科姆斯多克最初踐踏的地區，妓院在那裡發展興旺，人們都願意花錢找方便。
對於施密特來說，不幸的是，1872年的科姆斯多克法案使他的生意成為非法經營。1890年時，安東尼·科姆斯多克親自闖進施密特位於曼哈頓46街的寓所，在那裡他發現了近700個安全套，以及更多等待生產的原材料。看見咄咄逼人的科姆斯多克是件悲慘的事情，他是如此高又如此強壯，推著要拄著枴杖走路的瘦小的施密特走出房間，塞進馬車裡。施密特被關進了監獄，必須被保釋才能出獄。他也必須支付50美元的罰款，不過這個金額相對於他大逆不道的罪行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挫折沒能阻止施密特繼續發展自己從事一生的事業，他要變得富有。
雖然，紐約城裡很多安全套來自於歐洲，但它們很昂貴。施密特很早就意識到，向那些承擔不起歐洲產安全套昂貴費用的男男女女們提供本地廉價安全套，大有可為。
施密特從來沒讓科姆斯多克阻止自己生產和銷售安全套，他的生意不斷發展，最後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Julius Schmid」——在他本名中的姓裡去掉了最後的一個字母「t」，他認為這麼做可以使自己的名字看上去不那麼像猶太人。施密特的生意發展得如此之好，終於有錢可以結婚了。美國人伊麗莎白·伍爾夫（Elizabeth Wolf）於1892年成為施密特太太，結婚時她已經有兩個兒子，而到了1898年，她又為施密特生了兩個男孩。當這兩個兒子——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dt）和小尤里烏斯·施密特（Julius Schmidt Jr.）長大之後，他們幫助父親繼續發展安全套事業，使其在20世紀更加成功。
當然，即使進入了20世紀，任何避孕措施或者避孕用品的傳播都還是非法的，所以施密特（和其他人一起）還只是地下的非法生產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證自己生意的保密性，在1900年的國家人口調查中，他聲稱自己是一個「蓋子生產商」。這個說法很巧妙，因為「蓋子」既可以代表瓶塞之類的東西，也是內戰之後人們對於安全套的另一種委婉的稱呼。
到了安全套可以合法生產的時候，施密特開始進軍橡膠產業，生產多種橡膠產品。他採用德國的先進生產方法，而他本人則是在美國第一個使用這些方法的人。施密特虔誠地相信它的安全套是美國本土質量最好的，並通過測試予以證明——還記得那個小洞引起的問題嗎？他提高了自己產品的價格，同時保證說產品是市面上質量最好的，如果發現任何問題，可以全額退款。和起步階段相比，他已經前進了很多。
對於尤里烏斯和其他安全套生產商來說，幸運的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安全套已經可以走出躲藏的櫥櫃了，雖然生產它們還是違法的。科姆斯多克法案逐漸失去影響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就被完全廢止了。在施密特看來，還有一件更為美妙的事情：1914年以前，德國被認為是歐洲最好的安全套供應商。但是戰爭將德國從歐洲經濟中孤立出來，最後它的出口貿易完全停滯。施密特預見到了這種可能，早早地就將自己定位成美國第一位出口安全套到同盟國的商人，這讓他本來已經很成功的企業更上了一層樓。
1932年，施密特回到德國，購買了當時德國最先進的橡膠生產設備。他沒有選擇將這些設備留在當地開廠運營，而是將機器拆解下來，運回了新澤西。作為一個猶太人，他表現出了非凡的掌握時機的能力：他差一點遭遇了「水晶之夜」以及納粹分子對所有猶太商業的摧毀。
雖然遭遇了經濟大蕭條，施密特的公司始終保持著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利潤發展趨勢。他去世的時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最主要的品牌——「謝克絲」（Sheiks）和「拉美西斯」（Ramses），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正式謝幕。
自由聯盟
1877年，華盛頓的自由聯盟試圖將科姆斯多克驅逐下台，他們開始了一場由一家書店老闆發起的請願活動，主要針對的是科姆斯多克本人以及他在郵政行業的特殊地位。很多人都在請願活動中籤了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一張極長的名單，其中有很多著名的紐約出版商、醫生、法官……攝影師、印刷業者、紙品商、生產商、藥店老闆和藝術家也忝列其中。」
有一點也許讓人吃驚，自由聯盟並沒有將科姆斯多克明目張膽地逮捕那些「罪人」的行為作為首項控訴點，而是斥責他逮捕無辜人群的動機：作為郵局的特別事務官，他每年可以得到幾千美元的工資，另外還有2500美元的額外收入。他們稱科姆斯多克是「遊方衛道士」，並且濫用權力：紐約出版商和編輯伯奈特（D.M. Bennett）重新出版了一本叫做《給上帝的公開信》（Open Letter to Jesus Christ）的小冊子，科姆斯多克就以褻瀆神明的罪名將他逮捕。雖然驅逐科姆斯多克的努力值得讚揚，但出於某種原因，這場運動逐漸失去了聲勢，最終也未能將請願書遞交到國會。取而代之的是，這項可怕的法案經由多年的個案裁決，才逐漸被廢止。
尤里烏斯·施密特並不是唯一一個在安全套生產的陰暗世界中發財的移民，主要的橡膠生產商並沒有將安全套生產作為他們的支柱產業——事實也不允許，因為一直到乳膠發明之前，動物腸子製作的安全套始終是最受歡迎的，從而將大片的市場讓給了那些並不受美國主流商業歡迎甚至不被允許進入的人。這些人包括婦女、猶太人和移民，成員構成和歷史上參與這門古老生意的人沒什麼區別。他們為自己違法的產品找到生存的縫隙，也從偏見中獲益，這種偏見在安東尼·科姆斯多克和他的同僚身上尤為明顯。
混亂、科姆斯多克運動和法庭
雖然又用了20年時間才推翻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到19世紀末它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了。以莎拉·切斯為代表的諸多案例就說明了很多法官和陪審團都認為科姆斯多克在運用法律懲治那些犯罪者的事情上太過誇張嚴厲了。他們厭惡他把法庭當作戲劇表演舞台，也一直嚴密關注科姆斯多克和他的手下為了逮捕安全套商人和其他避孕工具提供者而經常使用的非法手段。最高法院的很多裁決都認為投遞郵件是私人事情，受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四修正案保護。受以上因素影響，科姆斯多克在採取非法手段搜捕和起訴安全套郵購商的時候多少有些顧忌。
一對夫婦的肖像
即使在科姆斯多克的巔峰時代，閨蜜、姐妹以及夫婦之間的通信還是告訴了我們安全套有多麼流行。
在19世紀70年代，巴爾的摩的黛西（Daisy）在給丈夫艾爾默（Elmer）的信件中坦承自己不希望生育：黛西不想懷孕（永遠），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夠做點什麼來滿足自己的要求。艾爾默的工作需要經常出差（所以他們會通信），他答應妻子在經過諸如裡士滿和新奧爾良這樣的城市的時候，會去購買安全套。黛西因為丈夫的承諾、對安全套的態度以及他對安全套的知識而感到放心。
格蘭特總統在通過科姆斯多克法案前夕就任，他在位期間，赦免了不少依據科姆斯多克法案逮捕、定罪的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安全套交易商。在格蘭特的影響下，後任總統海斯也赦免了科姆斯多克的一個罪犯。以斯拉·海伍德是一個自由思想家，他曾經因為嘲笑科姆斯多克所作的努力是「對婚姻的羞辱」而被逮捕，並被罰做苦役。海斯同意一些法官以及前任總統的想法——科姆斯多克走得太遠了，因此釋放了以斯拉。
但是，到底是什麼讓安全套在這個混亂的世紀裡不斷前進，不斷發展呢？並不是因為法庭的裁決或者總統的赦免，而是人們每天必須面對的現實——男人和女人希望通過控制生育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儘管事實如此，科姆斯多克的的確確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影響。他的努力讓人們對性的不成熟的討論始終藏於地下。人們希望控制自己性方面的命運，但是人們對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記憶是，性方面的嘗試、壓抑以及無知在那個年代被奇怪地結合在了一起。無知留給人們最戲劇化和最痛苦的遺產也許是，伴隨著19世紀下半葉的發展，性病的發生率突然高漲起來。
雖然梅毒和淋病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問題，比如18世紀晚期的費城，但是直到19世紀下半葉，這兩種疾病的傳播才真正變得非常普遍，成為最沒有前兆，也最無法醫治的頑症，特別是在城市中。19世紀的安全套是用來避孕的，預防疾病的功能並不那麼強。而且，雖然安全套生產這種古老的職業在城鎮中不斷興旺發展，但科姆斯多克運動——即對涉性物品的監察制度——在美國人的性心理上敲下了沉默的圖章；而那些涉足性交易的人也因此承擔了更多的風險。
這種無知對美國人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後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特別是當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1]Tenderloin本義為（牛、豬等的）嫩腰肉，裡脊肉，喻油水豐厚，舊指紐約市罪惡活動頻發的娛樂區，後泛指美國任何城市的類似地區。——譯者注
[2]該詞由英國作家蕭伯納創造，依科姆斯多克姓氏而來，指「對有傷風化的文藝作品持強烈反對的人或行為」，後也指對情色文藝的審查制度。——譯者注
[3]指紐約市中擁有悠久和駭人聽聞的犯罪歷史的一個區域。——譯者注
[4]杜波伊斯，美國著名黑人學者，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先驅。——譯者注
[5]霍拉修·阿爾傑，美國著名勵志小說作家代表作《流浪兒迪克》，講述了流浪兒迪克通過誠實的勞動和不懈的努力，最終成為一個青年「紳士」的故事。該書通過血肉豐滿的窮孩子迪克形象地傳達了與阿爾傑的名字連在一起的美國精神與信念：只要有拚搏精神，有勇氣再加上運氣，就能夠從乞丐變成百萬富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