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是我們在印度最後一段拍攝的製片主任，也是我們的朋友，他禁止我們自己開車。剛出機場，這條防範措施對我來說就顯得非常必要。金奈，離我們要去的村莊最近的都市，有著800萬人口，整個城市在我這個西方人看來，深陷在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紊亂和騷動之中。不論從城市規劃，還是從交通或商業方面來說，金奈的道路都似沉湎於完全的自我安排。鱗次櫛比的樓房明顯是依照需求而逐漸建立起來的，沒有任何規劃。某些樓房看起來並沒有完工，有的樓房的建築風格十分古怪。在功能大於一切的情況下，大部分樓房都像是被快速堆砌起來的。某些街道裡，路面整潔；而在另外的街道，路面突然就中斷了，各式各樣的車輛在這樣的街道上彙集，形成車輪和震耳欲聾的喇叭聲的舞會。我們坐在一輛顛簸的小巴士裡，看著我們的司機在小三輪（黃色三輪出租摩托車）、小汽車、貨車、經常侵佔街道的行人和默不作聲地穿過馬路的動物間滑行。他一隻手開車，另一隻手幾乎從不停息地按著喇叭。每個司機都用這種方式告訴其他人他來了。每一次交錯而過，我們都不得不抓緊座位，情緒恐慌，有時甚至會狂笑。在厭煩了這一切之後，我們告訴自己，司機淹沒在這片噪音的海洋裡，似乎只有本能在引導著他們。而事實上，我們安然無恙。
大衛曾說，印度自1950年以來，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之一。但我們的導遊、翻譯兼當地製片助理希里尼（同時也是我遇見過的最笑容可掬的人）認為，印度一直被腐敗、不平等和種姓等級制度腐蝕。只需要從車窗望出去，就能發現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巨大的貧民窟鋪展在擴姆河的橋下面、河岸邊。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或跨過或繞過殘疾、羸弱和貧苦的人。我們這一路上，到處懸掛著大幅海報。在每條街的海報裡，我們都能看到一位圓潤的女士的海報。我們問希里尼她是誰，他簡潔地回答道：「泰米爾納德邦首席部長。她以前是寶萊塢明星。現在因腐敗入獄，正等著接受審判。」她的肖像還能繼續掛在街上，我們對此顯然很吃驚。這一次，希里尼笑了。但他沒有做出任何解釋。
我們到達目的地庫坦巴干村後，又看到了其他肖像海報。我們開始對印度政治中的主導現象有了自己的看法。印度人熱愛領導人，就像他們熱愛精神領袖一般。展示或繪製他們的面容，賦予他們神秘的一面。另外，因為投票人數眾多，領導人需要讓自己被人認識、讓自己無處不在，就算是在窮鄉僻壤。印度人不像大部分法國人那樣瞭解參選者的競選計劃，一旦選舉來臨，在投票的時候，農民們就傾向於選擇他們熟悉的臉龐，選擇看上去最有可能遵守承諾的那張臉。這一點讓我們接下來的經歷，變得更加異乎尋常。
艾朗格·蘭格斯萬迷是印度人所說的賤民，「達利特人」[1] 。如果你不熟悉這個典型的印度概念，那麼我們就在這裡做一個簡短介紹。在印度所能記起的漫長歲月裡，其社會一直以「種姓」劃分。共有4個種姓：婆羅門（祭司，頂級中的頂級）、剎帝利或戰士（低婆羅門一級）、吠捨（現代用語中，多指商人）、首陀羅（奴隸或類似的人）。由於不為人知的原因（儘管存在好幾種相關猜想），這種等級制度構成了印度社會，使上層的種姓對下層的種姓有著絕對的優越性，而且世代相襲。我們還可以在這份名單上加入第五個種姓（被排斥在種姓之外）：賤民。在歷史上，賤民從事的都是被認為可恥或不潔的工作，這些工作通常和屠宰動物、去除動物內臟、死亡或垃圾相關（屠夫、漁人、獵人、淘糞工、乞丐、墓地看守、接生婆等）。因此，他們被排斥在社會系統之外，四大種姓的成員甚至都不觸碰他們。賤民（不可觸碰之人）也不能接觸水和水源（水井），不能接觸其他種姓的人的食物，他們的出行權或財產權非常有限。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法律禁止將一個人視為賤民對待。但事實上，這千年的傳統依然對印度社會有著強烈影響。因此，很難想像，有一天，一個賤民之子也能成為化學家、富豪、村長。他還培訓出幾百位村長，這些村長中不乏高級種姓人士，他對數十萬印度人、世界各地幾十位村長造成了影響。我們因而聽人說起他[2] ，並決定去拍攝他。他的事跡名不虛傳。
金奈布街
艾朗格於20世紀50年代初出生時，賤民的身份對他來說簡直就是地獄。他和家人居住在被排斥者的社區，在社區裡的學校只能讀到五年級。從六年級開始，他就得去公立小學上學，在那裡，賤民和高級種姓共存。根據傳統，除了和自己同一「種姓」的孩子外，艾朗格不能觸碰其他人，甚至間接觸碰都不行。老師沒有一次願意給他遞水喝。某天，發生了一場改變他一生的事故：「賤民中的一個男孩出了事故。他的頭在流血，他在學生們、老師們、高級種姓家庭的眼皮子底下漸漸失去意識。賤民孩子們大哭大喊，請求成年人幫幫那個孩子。但沒有人願意觸碰他。他就在我眼前死去。我無法理解為什麼連給他止血紗巾的人都沒有。我的父母知道這件事情後，立刻衝到學校所在的社區，開始朝高級種姓家庭扔石頭，打碎他們的窗戶、牆壁。我又哭了，我大叫著讓他們住手，不要再火上澆油。我告訴自己，我要做些事情。當時我只是個孩子，但我已經對自己起誓，一定要做些事情。」
艾朗格獲得優異的成績，之後去了金奈學習，他沉浸在大都市的氛圍裡。他成了一名化學工程師，有了一份工作，並且做了差不多10年。他的父母期望他事業有成、財源廣進。但他的腦海裡還是會不停浮現童年的那些畫面……「我看到我所屬的群體越來越淒慘的悲劇。某種東西始終無法消散，日日夜夜在我腦海裡盤旋。需要有人來結束這些不公正、不平等。我絕望地等待著國家、國會、部長能夠出面解決。但什麼都沒發生。」
接下來的1992年，印度憲法第73次修正案最終將這個人口大國的民主分散化，並加強了地方權力。產生了村務委員會、市政委員會和gram sabha，即人民大會。艾朗格恍然大悟。「地方民主可以通過地方政府得到加強。我們可以成立一個我們既能投票又能參與的系統，就像人民大會那樣。我們可以在這個系統裡選舉市政委員會、市長或村長，所有人都能參與大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影響政治。」
艾朗格看到一個讓自己的村莊變成理想村莊的黃金時機。他決定辭職，和妻子回到庫坦巴干村。一回到老家，他就花時間會見所有種姓的人、賤民、年輕人，告訴他們，他想參加村長競選。得益於艾朗格的文憑和10年工程師經驗的光環，他成功地將一定數量的高級種姓的人和大部分賤民聯合在了一起。1996年，他出乎意料地當選。沒有給他投票的人開始擔心。一個當上村長的賤民，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甚至可能會因多年的失望和恥辱而對他們進行報復。但是，他們萬萬沒想到，艾朗格做了截然相反的事。他成了召集者，他決定使用新的組織工具，讓所有人都能參與真正的改變。「在傳統的民主系統中，人們投票之後就沒有下文了。但民主不是這樣的！人們應該真正地參與地方政治。只有人民代表是不夠的。我們的代表花了大量時間去做不符合我們期待的事情。至少，在印度是這樣。而gram sabha是人民的國會。我們既投票又管理。如果領導人做了錯誤的選擇，我們就可以提出其他選擇，甚至有否決權。這個大會有能力改變政治議程。這樣居民真正關心的問題才會得到關注。」
他開始制定一個5年（他的任期）計劃，並向gram sabha介紹了這個計劃。「我第一次宣讀這個計劃後，就和大會全體人員對計劃的每一行、每一個提議進行了深入討論。有些成員對我的計劃沒有信心，有的則熱血沸騰，還有的人持觀望態度。3個月後，我帶著自己的5年計劃回到大會，此時我們在上一次大會中討論的主題已經取得了首批成果。通過這種方法，我逐漸贏得了居民的信任，讓他們追隨我。慢慢地，所有人都開始為5年計劃做出貢獻，然後付諸行動。這個計劃成了所有村民的計劃，而不再是我個人的計劃了！」
這個5年計劃用於解決庫坦巴干村面臨的主要問題：失業、貧窮、垃圾、基礎設施不足、文盲……這個計劃一經啟動，所有人都積極行動起來。居民開始清掃村莊，村政府在各個街道裝垃圾桶、公共照明設施和雨水收集系統。在5年時間內，他們還修復了學校，鼓勵村裡各家送孩子上學。之前村裡40%的學生不上初中，而現在，基本上所有學生都會正常上學，直到念完高中。
艾朗格募集基金，創造了幾百個就業機會，這些就業機會主要提供給深受失業和家暴之苦，有時被迫販賣非法酒精的女性。如今，這些女性組成了一個倡導微型信貸模式的聯盟。聯盟中的1500名女性都能拿到一筆5萬盧比的借款，用來創業。在艾朗格家旁邊的車間裡，有十幾位聯盟裡的女性在組裝煤氣灶點火器、為醫院製造敷料紗布。
然後，人民大會決定修建引水管道。艾朗格回憶道：「為了修建引水管道，市政委員會估計我們需要50萬盧比[3] ，但我們手頭只有17萬。還差33萬。我們又找了一些資助，但最後還是差40%的項目款。大會決定讓村民獻出這40%。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只需要給出力的村民提供飲食。所以，有錢的農場主就說：好吧，我們來提供你們的食物。工程就這樣開始了，雖然只有預算的60%，但我們卻取得了100%的成功。」
而艾朗格最引以為傲的，是關於種姓的工程。他決定著手處理賤民被迫居住的貧民窟問題。他向人民大會提交了貧民窟建築和生態復原的計劃。所有人，包括高級種姓，便和他一起重建街區。以前，貧民窟的居民住在搖搖欲墜的窩棚裡，鐵皮屋頂（有時蓋著篷布或路上撿回來的廣告海報），而如今卻有了150多座由當地生態材料建成的房屋。艾朗格發現了既「低科技」又高效的工具，比如水泥土磚塊壓力機和瓦片模具，它們能在幾周內生產上千部件。然後，被動員起來改變自己生活的居民，將這些部件組裝在一起，並塗上多彩的顏色。土路上鋪上了真正的路面。為了感謝居民們的行動，賤民們自己挖掘街區下水道，這讓市裡節約了3.1萬歐元，他們還整修市裡的馬路和水井。
艾朗格和一位居民在學校前
在首戰告捷之後，艾朗格於1998年發起了新的項目，目的是讓高級種姓和低級種姓生活在一起。很多賤民和一部分高級種姓者居無定所（種姓和貧富沒有任何關係，有有錢的賤民，也有特別缺錢的婆羅門），因此需要修建新的住所。「一般來說，當你建造小區時，小區內高級種姓、低級種姓和賤民之間的空間應當分隔開。而我卻告訴自己：為什麼不試著讓窮人在一起生活呢，不論他們屬於什麼種姓？我要求召開一次大會，在長時間的辯論之後，大部分窮人同意了我的計劃。當我把這個計劃介紹給泰米爾納德邦的首席部長時，他非常高興。這是印度一項歷史性的經歷，以前從未有人做過類似的事情。」
他們做出了建造50對孿生房屋（總共100座）的決定。在一對房屋中，一個賤民家庭將和四大種姓之一的另一家庭相鄰。因此，他們被迫互相接近。首席部長對這個項目給予極大的熱情，最後是他親自來參加這個小區的落成儀式，並給它起名為「Samathuvapuram」，意為「平等生活」。然後，他鼓勵將這個模式推廣。在全邦內，共建有超過300座類似房屋。「在這些地方，新的一代人正在出現，在這代人中，種姓之間的差異已不復存在。我們播下了種子，讓我們能在兩三代人以後，生活在一個完全擺脫種姓制度的社會中。」
艾朗格第一個任期結束後，他的政績已經非同凡響。當他再次當選（意料之中）時，他決定讓自己的計劃走得更遠。「通過市政委員會和人民大會的努力，我們修了路、改善了學校、在道路上安裝了太陽能照明系統、有了更好的住房、讓所有人都有飲用水，但我覺得只有在每個家庭都有一項能夠提供足夠生活收入的活動時，我們的社區才會真正地幸福，也才會有安全感。」他開始研究如何才能在村裡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個問題的答案呼之欲出：經濟重新本地化。他們可以不從邦內或國內其他地方進口多種糧食和物品，而是在庫坦巴干生產它們。Gram sabha又一次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很顯然，所有人都想工作，所以村子集體積極尋找就業突破口。他們決定進軍食品生產：村莊附近已經種植了大米。當時大米只能對外銷售，因為本地缺乏去除大米外殼的條件，然後本地再從其他地方進口大米。因此，他們需要找到能在本地去殼的方法。艾朗格和委員會又一次運用了「低科技」工具，它們不僅能去殼，還能讓大米變成米粉。村裡人已經採取了同樣的方法處理椰子油。在產業結構上，他們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核心思想是既能提升就業，又能阻止讓產品變得越來越昂貴、讓村民變得無力購買的投機。在艾朗格制定的這個計劃裡，10～15個村莊聯合起來，生產村民所需的主要產品。根據每個村的類型和資源的不同，一些村莊可以專門進行輔助其他村莊的生產，同時將剩餘產品拿出來交易。
席裡爾和我們的一台小攝像機
這是個極有野心的項目。如果說項目的一部分已經實現，艾朗格估計，還需要10多年的時間才能讓村莊達到甘地推崇的自給自足。他認為，「自己滿足自己的需求是自主的真正含義，也是走向自由的最明確的道路之一。當今社會的發展具有向心力，它把精力、金錢和權力向中心吸引。而可持續性來自於每個集體更大的自給自足。」
2001年，在兩屆任期以後，艾朗格決定離開村政府，向其他人傳授自己的經驗。他希望更多的村莊能讓村民有參與的機會，更多的印度人能加入到民主的建設當中。他創立了潘夏雅學院，為其他村培訓村長，他們在這裡學習如何依照庫坦巴干村的經驗進行改革。
在10年時間內，艾朗格向900位當選者傳授了公民自治原則。他的觀念是，創造甘地設想的「村莊共和國」，在這樣的共和國裡，即使在最小的級別內，民主觀念也非常強烈。「我繼續旅行，會見一些組織，發展新的方法，並將這些方法運用到庫坦巴干[4] 。村長們來到我們這兒實地考察，然後複製他們覺得適合自己村子的舉措[5] 。」
在和我們會面時，艾朗格正在努力解決因為沒有廁所而產生的衛生和社會問題。他的目標是在接下來幾年內，通過國家政府的幫助，在全國安裝2.4億個廁所。在一次gram sabha期間，他向村民介紹了廁所模型，同時還勸說其他村長加入這個項目。超過600個村長和市政委員會已經加入到這個網絡中，其中某些市政委員會，例如艾朗格老家的委員會，已經開始實行他的很多準則……艾朗格認為：「只有有權力的公民才能管理一種好的民主。如果他們沒有權力，我們就會陷入混亂。有了人民大會，我們才有了這種教育公民、向他們歸還權力的絕妙機會。這樣的公民達到一定數量以後，就能領導民主，建立自己的民主。」
和底特律的肖恩、哥本哈根的莫滕、托德莫登的潘和瑪麗及法國的愛馬略一樣，艾朗格認為不會有人來拯救我們，我們所有人，不管是當選者、企業家還是公民，都要開啟社會變革。
印度哲學家、物理學家、社會活動家凡達娜·希娃也持同樣的看法，她因反對跨國公司生物掠奪和獨佔種子的鬥爭而頗具聲望。她認為，不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世界其他國家，為真正的民主而鬥爭，是一項再具體不過的活動。如果之前從未見過凡達娜·希娃，那麼和她的會面會讓你異常難忘。凡達娜不過1.5米的身高，喜歡穿各色的沙麗，天冷的時候，她就在沙麗上再加一件羊毛套衫。第一眼看不出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只要她坐在你面前，用她黑色的雙眼和前額中間的「第三隻眼」看著你時，你就會感覺到一種非同尋常的、彷彿帶有磁場的力量從她的臉龐、雙手和聲音中發散出來。凡達娜不僅是鬥爭者，也是一位超凡的雄辯家。我們採訪的所有人中，沒有誰能像她一樣具體地、堅定地回答每一個問題，她的回答中沒有任何猶豫，她只說必要的話，完全尊重我們的時間安排。在我們的紀錄片中看到她的觀眾，也肯定會感受到這位女士的力量和堅毅，儘管她長期以來受到來自她所反對的跨國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的騷擾和詆毀。如果我們沒有向她詢問什麼是真正的民主，那麼我們的印度之旅就不可能結束。
[1] 達利特人指「被鎮壓者」。
[2] 我在上文提及的Benedicte Manier所著Un million de revolutions tranquilles中，發現了艾朗格的奇妙故事。
[3] 7000歐元。
[4] 儘管已經不是村長，但艾朗格仍然受到廣泛認可，他和他的繼任者緊密合作。
[5] 印度人所說的村莊，能達到幾萬居民。我們會見的一位村長領導著一個2萬居民的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