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達娜·希娃：我認為當選政府並不代表人民的意願。民主應該是「通過人民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的民主」。20年激烈的全球化進程，使跨國公司完全控制了政府的決議。它們編寫法律、賄賂政治人物，讓政治服務於它們希望的事情。如今，我們的民主已經簡化成「通過跨國公司為跨國公司服務的跨國公司的民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食物。我們失去了對食物系統的控制，這已經嚴重到我們在一個世紀內，創造了個體不再自由的集體和社會。我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參與鬥爭的契機，是從GATT[1] 即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開始的。這個協定推動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產生。孟山都的一位負責人在1990年談及協定談判時，公開宣稱：「這一協定，是我們創造的史無前例的東西，我們造就了這個協定，將它提交給美國政府，然後美國政府把它強加給其他人。[2] 」緊接著，他又說：「我們既是病人，又是醫生和藥劑師。」他們創造了問題，又自己發明解決辦法。他們主要的問題之一，就是農民能夠自己生產種子。孟山都力求解決此問題，並通過知識產權將農民的這種做法變成非法行為：孟山都申請了種子專利。很少有人意識到種子是我們能生存在地球上的基本保證。沒有種子，就沒有食物、沒有服裝、沒有木材……控制種子就是控制了社會的一切。主張在食物系統中引入自由貿易（也就意味著本地農業的逐漸消亡）的農業協議（GATT總協議中的一部分），是在美國首席談判官的控制下擬定的。而這位首席談判官也是嘉吉公司（孟山都之後，世界第二大種子企業）的副總裁。這是一種新形式的獨裁。環太平洋協議（TTIP）[3] ，也是在暗箱操作中被擬定的，它推動了「新一代自由貿易」。這是一種打破歐洲通過社會運動取得的地方保護政策的方式，目的是把地方保護政策看作對自由貿易權的侵犯。目前，由於法國或意大利的憲法規定，跨國公司無法在這兩個國家獲取合法地位。它們開始尋找另一片跨國司法領土，讓它們可以將國家政府以束縛自由競爭為由送上法庭。因此，拒絕轉基因食品和農達除草劑的國家就有可能被跨國公司以「為了保護其他公司的利益而歧視銷售轉基因食品和農達除草劑的公司」的罪名指控。這樣的訴訟已經在澳大利亞發生過，煙草商指控政府發起反煙草運動。我們已經走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人類可能會失去為了捍衛自己和保護未來而進行民主行動的權力。國家傾向於放棄這些權力，因為個體（至少是個體中的某些人）從中謀得很多利益。然而，我們的社會是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國家放棄的權力越多，國力就會越弱。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之一。席裡爾：那我們要怎麼做呢？我們會見了一些專家，他們向我們展示了其他可能的民主模式，我們在愛爾蘭、冰島和印度也看見了這些民主模式是可行的……但聽你的意思，我們還要反抗並阻止跨國公司取得大量權力……
凡達娜：我認為我們應該花費90%的時間，在所有領域（農業、能源、經濟等），甚至政治領域，找到替代辦法。比如在印度，我們創造了納伍丹亞組織，農民自己生產並免費交換傳統的綠色種子。在20年的時間內，我們已經修建了120座集體種子儲藏庫。但如果我們不用剩下的10%的時間去監督政治系統，那麼我們就間接地接受了政府和當選者的權力屈服於大型跨國公司的事實。這種幾乎軍事化的機制將會不斷地控訴和限制我們的自由。席裡爾：所以我們不應當屈服？你認為通向未來的鑰匙之一就是不屈服嗎？
凡達娜：我們應當遵從最高法則。我認為，有兩種最高法則。一種是大自然、多樣性、生物的法則，它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好好照顧地球，這個孕育了我們生命的系統，我們將會和地球一起滅亡。第二類最高法則是人權、民主、憲法的法則。所有將自然的平衡置於險境的法律，所有阻礙我們成為自由和獨立的人的法律，都不能遵守。我們必須和這些法律做鬥爭。我認為，我們應該用有活力的民主去取代死氣沉沉的民主；在活躍的民主裡，公民每天都會參與到對社會的導向中。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從重奪地方權力開始。如果所有地方民主都不復存在，那麼國家或國際民主也就不能良好地運行。
席裡爾：如何同這些法律做鬥爭？我知道你們在印度所做的事情，但動員人民似乎非常困難……
凡達娜：在印度也是一樣，動員人民並不容易。但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讓人們明白這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直接相關。其次，我們還必須非常耐心、頑強、不言放棄。1987年，我有幸參加了一次工業家之間的機密會面，這次會面中，工業家們細緻地列舉出跨國種子企業在司法和知識產權佔有方面的企圖。所以，一旦政府因為要將這些措施寫入法律而受到跨國企業施壓，我們就能迅速應對。我們創造了信息工具，並會見了每一位國會成員，向他們解釋這一切的關鍵。之後，政府任命我為擬定物種多樣性法律委員會主席。我們修訂了植物多樣性和農民權利法案，這個法案規定，農民有權對種子進行生產、繁殖、儲存、交換、銷售、選擇和配種。法案還規定禁止剝奪農民的這一基本權利。
2004年，有人試圖廢除這條法律，然後再編寫新法律，想讓繁殖種子變成非法行為。我奔波於全國各地，告訴農民們這一消息，並組織了大型集會。我們收集到10萬個聯合簽名，把它交到了總理手中，我告訴總理：「這個國家可是甘地的祖國，當英國人為了壟斷鹽而試圖強制推行他們的法律時，甘地和十幾萬人一起走到海邊拾鹽，他說：大自然免費賜予我們鹽，滿足我們的需求。我們會繼續生產自己的鹽。我們應當在種子領域繼續甘地的鬥爭。大自然自古以來，就向我們提供種子，為了保證後代的生存，我們要贏得種子的鬥爭。所以我們不會遵從這樣的法律，他們最好也別頒布這種法律。」國會的介入最終阻止了這些法律出台。甘地的兩大理念給了我們靈感：一是「自發組織」，我們也可稱作「內部民主」，它是進行自我管理的技巧；二是「為真理而鬥爭」，尤其表現為拒絕實施有害法律。例如禁止將種子或植物用於醫療的法律。
席裡爾：我經常聽到你說，一個國家的人民自己餵養自己的能力是民主的第一要務……
凡達娜：我認為，它甚至是民主的中心，因為我們就是我們所吃的東西。如果農民沒有保存種子和繁殖種子的權利，如果人們忘記了食物從何而來，食物如何被製作（美國就是這種情況，在美國沒有「轉基因食品」標籤），如果大型企業控制我們的食物，那麼我們的自由裡最私密的一面——維持身體能量，保持身體健康——就會被剝奪。相比之下，民主的其他方面都只是鏡花水月。
要建立真正的食物民主，下一步是承認健康與食物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本應非常明顯，卻在我們的文明裡越來越被忽視，甚至被否認，被法律剔除。
席裡爾：面對擁有一切權力的金融、政治和經濟如此的碾壓，你真的覺得不使用暴力而改變社會的希望可能會實現嗎？
凡達娜：我來自非暴力的國家。非暴力這一原則行得通，它也帶來了真正的改變，出於道德和哲學方面的原因，我非常堅持這一原則。即使它並不是一種策略，我也還是會選擇這個原則。「非暴力」向未參與這些行動的人們發出信號。我們不能再讓自己只是個成員不多的俱樂部或者地下軍隊。如果你想擴大參與人數，非暴力就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大部分人既不希望暴力也不希望混亂。
席裡爾：你認為，我們只有在承受災難後才能出現改變嗎？
凡達娜：當災難來臨時，人們並不會改變，而是會恐慌。這正是滋生獨裁或奪取人民權力現象的溫床。「社會最底層受剝削的人民會奇跡般地站起來反抗」——這個觀點並不現實。
然而，團結卻十分可行。團結是與所有剝削形式正好相反的一種形式，它在所有人之間建立起聯繫，帶來真正的改變。至少，在發生改變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團結的人民。
席裡爾：所以你認為，帶領人民做出改變，是一種過程的結果，而一場災難並不能突然就讓人們覺醒？
凡達娜：不能，不可能。尤其是在如今這個時代。從前比較簡單：人們需要進食、住宿、穿衣……現今，我們甚至連自己的食物來自哪裡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做成我們麵包的小麥的種子是什麼成分。一切都變得複雜。「災難能在一夜間喚醒人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改變是一種需要教育的過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對所有人做的工作如此重要。我相信人類的潛力。我們可以成為地球的毀滅性力量，但也能成為創造性力量，我們可以照顧好地球。這也是量子物理的理論：萬物皆不永恆，萬物皆不分離，一切都能轉變，萬物皆不絕對。因此，我們要通過教育現今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讓他們瞭解所有問題的關鍵，從而增強人類的這種潛力。
[1]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2] James Enyart,「AGAT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 Les Nouvelles, vol.25，no2（Juin 1990），P.54-56，凡達娜·希娃在Ethique et agro-industrie（L\'Harmattan, coll. Femmes et changements，1996P12-13）中引用了此段話。
[3] 以在美國和歐洲之間成立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為目的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