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裡爾：在生態環境運動中，有一個流派認為，我們可能不應該住在城市，城市無法可持續發展，我們也許要回到土地，回到鄉村……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揚：我個人認為，我們沒得選。世界人口增長得非常迅速。我們已經有70億人，很快就會達到90億。想讓所有人有房可住，最理智、最省錢、最具持續性的辦法，就是住在經過精心設計的城市裡，而不是分散於鄉村或郊區。但我們應該讓它們好過那些保持20世紀模式的惡劣城市。
席裡爾：但我們不是應該限制居民人數嗎？當2000萬人擠在同一個城市……
揚：有時甚至是3000萬……
席裡爾：……這會產生很嚴重的問題，比如食物供應、污染、與大自然脫節，以及單一化的問題……
揚：是的，我們能在中國、印度和巴西這樣的一些國家看到這些問題，以上國家的城市擴張迅速。我認為，關鍵在於細分。我們有必要建立自立自主的社區，居民在其中能找到他們需要的所有服務，能參加文化活動、接受教育和醫療，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在社區內出行只需要步行或騎自行車，社區內的暖氣與水電消耗都更加合理，而不是獨立供暖，還能共享所有設備（汽車、物件、家用電器等）。在這些社區，我們要重新引入大自然和農業，以及集會、交流和休息的空間。
席裡爾：追根究底，我們為什麼要住在城市？不僅僅是合理性的問題吧？
揚：人類聚集在一起並建造了城市，是為了能夠充分地見面，並一起發展文化。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認為這將繼續。城市是一個沸騰的、思想交鋒的地方，也是接納差異的地方。
當然，如今我們可以通過數字技術，在不見面的情況下進行交流。但是包含在見面中的各種肢體和人際關係的可能性，在社會發展中起著基礎作用。間接交流永遠也代替不了面對面的話語交流。
席裡爾：您認為，應該把城市還給人民，就像你的書的標題一樣？
揚：完全正確。在20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兩個重要的運動，它們毀壞了城市的內部生活。首先，是大量汽車進入城市，填滿了所有空間，把居民逼退到人行道上。其次，是大規模的建築現代化和城市現代化，我們依照美國模式，在郊區修建了數不勝數的獨幢樓房，而沒有去修路和廣場。所有的工程都是為汽車而建造。20年來，一個反對運動正在興起，準備重奪城市。我們修建城市的目的，不是讓汽車和城市規劃師幸福，城市需要讓它的居民幸福生活，我們必須為此而努力。
席裡爾：用什麼方法呢？
揚：首先，把公共空間還給居民。我的工作室已經做過很多這方面的工作，比如在澳大利亞、新西蘭，還有莫斯科、倫敦、馬爾默……所有想要變得更有吸引力、更宜居、更持續的城市……多年來，我們和哥本哈根大學進行了多項研究，制定了最優戰略。現在我們正在傳播這些戰略。我們把紐約時代廣場的一部分變成了步行街。它就在百老匯附近。交通被切斷的那一天，時代廣場上到處是人！現在紐約大概有50個從汽車手裡奪走並還給居民的廣場。這些廣場非常受歡迎，因為在現代社會，我們需要集會見面的地點。
席裡爾：作為城市規劃師和建築師，你怎麼設計一座人民的城市？
揚：我要向你揭露一件事。通過最近50年的研究，我們發現，如果我們修更多的路，就會有更多的交通。很難以置信吧？然而如果我們修更多的自行車道和自行車基礎設施（自行車停車庫、自行車上下樓專用軌道、火車裡的自行車專區……），10年以後我們就會有更多的自行車使用者。同時，如果還能整治道路、廣場、運河河岸，在這些地方引入公共生活，人們就會像紐約人一樣，重新適應道路。在城市整治中，我們面臨以下選擇：要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車還是更多的人？
席裡爾：你揭露的事，確實很驚人！（笑）
揚：我還沒說完！我們開始意識到現代城市規劃對健康非常不利。每天坐在電腦、電視前或者車裡，會導致很多病症。因此，就連大型健康組織都建議，城市的規劃應當盡量鼓勵人們步行或騎自行車。
席裡爾：當然，走路或騎車比交醫療費要划算得多……
揚：對於一個城市來說，沒有比建造基礎設施，用以鼓勵行人和自行車使用者更划算的項目了。地鐵、有軌電車、公交車和汽車的基礎設施成本非常昂貴。自行車和行人越多，成本就越低廉。另外，我們知道，這對於社會的包容性來說，也很重要。在這樣的城市，我們會感到安全，可以相識、結伴，而不是待在自己家裡，害怕他人。在家裡看電視電影、煲電話粥是不夠的。在城市裡，我們可以接觸多樣性，利用我們的感官，更貼近萬物，彼此學習。
波依的一部分，房子的風格各有千秋
這些整治帶來的間接利益非常可觀。城市會更加有生機、更持續、更安全、更健康……所以，我們在等什麼呢？
席裡爾：哥本哈根是不是把城市還給居民的好例子呢？
揚：當然是。值得稱讚的是，這個趨勢開始得很早。從1962年起，哥本哈根就開始把汽車趕出主要街道。當時所有人都說，這肯定行不通，我們又不是意大利人，說我們永遠也不會對公共空間投資。然而，哥本哈根堅持下來了，第二年我們就變成了在咖啡廳露台上曬太陽、在步行道上閒逛的意大利人。很快，我們也想把其他街道變成步行街，漸漸地，哥本哈根轉變了。越來越多的居民意識到，這變化給他們帶來了高質量的生活，我們更愛自己的城市了。交通、噪音、氣體……一切都適宜有度。席裡爾：你覺得這能在全世界、在所有文化裡運作嗎？
揚：我認為，一種文化越不發達，就越需要照顧城市居民，制定便利窮人出行的政策。短期內，窮人買不起車，但他們可以有和火車站聯通的良好的公共交通、良好的人行道和自行車道……席裡爾：在像中國這樣的汽車數量飆升的國家，應該怎麼辦？
揚：中國也發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近幾十年，隨著經濟增長，上海和北京曾試圖禁止自行車在市區行駛，認為它們阻止了進步，與此同時，汽車大量湧入城市，產生的結果，大家心知肚明。但如今，趨勢反過來了，自行車重回潮流。我的公司參與了上海市中心的重新規劃，市政府希望在市中心修建秀美的公共區域、小而窄的街道和自行車道……
席裡爾：是我們看待進步的方式變了嗎？
揚：昨天，進步就是汽車、高樓大廈。今天，我們更多考慮的是幸福、健康……質量代替了數量。一旦即時需求被滿足，人們就會開始自問什麼才是「美好生活」。當我們再看看邁阿密和洛杉磯的城市舊模式，那種充斥著汽車交通的模式，我們可以試著自問：「這真的是人類可以做出的最好的東西嗎？」
席裡爾：在城市居民幸福指數榜上，哥本哈根和溫哥華名列前茅，你的戰略好像已經成功了……
揚：是的，這50年來，我起床的時候都覺得，城市每天都在變得更好，我的孩子們將生活在比我所瞭解的城市更美好的地方，這樣的感覺很棒。有那麼多城市，情況卻正好相反。
席裡爾：所以，你付出了這麼多心血，是為了你的孩子們和住在這裡的人們的未來？
揚：當然。我是建築師。對我來說，建築存在的目的就是改善世界。先是我們塑造了樓房、城市，然後它們再塑造我們。我們建造的東西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是很大的責任。看看我們在20世紀60、70和80年代的郊區造出來的水泥堆引起的後果。如果建造出一些像美國很多地方一樣的城市，人們根本擺脫不了汽車，那麼所有人都會使用汽車，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城市裡滿是汽車、噪音和污染，人們就會更煩躁。反之，如果在街角修建歌劇院，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人去聽歌劇；如果建公園，那所有人就會跑到公園裡去，其他情況也是一樣。我們要自問，我們想要子孫們在什麼樣的環境裡成長……
現在是凌晨1點，我結束了一天繁重的拍攝工作，剛剛吃完遲來的晚飯。我們又一次沒能經受住誘惑（至少是我們中的某些人），一邊喝啤酒，一邊談天說地，而明早我們將為此付出代價。我回到自己的標間，裡面有我的標準床位，我把自己的標準門卡插進牆上的小縫裡取電，一瞬間，電從六七個源頭噴射而出：天花板上、床頭櫃上、浴室裡、小書桌上……我栽倒在床，把鞋子踢到角落，打開電腦查看信息。2014年4月，當發現眾籌進展良好，而且很多國家的拍攝期是2014年夏天的時候，我們幾乎是頭腦一熱，就決定出發。我們想在2015年年底，也就是巴黎世界氣候峰會COP21的時候發佈紀錄片。況且，11月份的農業，也不是很適合拍攝……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我每天晚上花很多時間來為下一段旅程做準備：確認地點、準備會面、制定路線、和當地的聯絡人確定日程安排……同時，我也在「臉書」上傳自己當天拍攝的片場照片，以便資助者們瞭解行程。那天晚上，在瀏覽信息的時候，我看到《衛報》2008年發表的一篇詹姆斯·拉伍洛克的文章（他是生態學的權威之一，氣候變暖的預言者，蓋亞理論之父，該理論把地球看作有生命的生物體，有著和我們一樣的免疫系統）。一位在舊金山的朋友轉發了這篇文章。
我最初只是泛泛而讀，接著便被深深吸引。老獅子（如今96歲，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90歲）沒了信心，放棄了競賽。按照他的說法，我們早就無可救藥地超過了氣候變暖的臨界點。如今大勢已去，做什麼都於事無補。2020年，極端氣候現象將會變得很普遍。2040年，歐洲氣候將會一團糟。英國的一部分會被海水淹沒，而歐洲南部情況將更惡劣。我們將接收數百萬氣候難民。裝風力發電機沒有任何用處，我們需要為生存做準備。這和我們剛剛經歷的一天有著天壤之別。那麼多男男女女兢兢業業地工作，想要改變這個星球的未來，可能根本就沒有去想他們的努力會不會白費。當然，拉伍洛克並非聖賢。他甚至說過一些蠢話（在我看來），他為核能辯護，認為它是及時制止氣候變暖的必要元素。不過，鑒於他在20世紀70年代的那些預言大部分都已成為現實，我們不禁相信他所說的，贊成他說的某些要點。儘管懷著誠摯之心，我們還是成了自己舒適生活和無意識行為的囚犯。我甚至能在所謂的「最積極」的環保人士身上看到這一點：非政府生態組織主席去新西蘭潛水或釣魚；人們眼中的那些熱衷於環保事業的鬥士，經常吃美味的牛排（或者一個大漢堡，比如在我成為完全的素食主義者之前，我們就多次在拍攝過程中吃漢堡）；很多朋友在最新版蘋果手機發佈之後，就馬上買了，然後跑來道歉（因為他們覺得，你是環保人士，向你道歉會顯得有禮貌）；我自己也經常一邊買李維斯牛仔褲或蘋果電腦，一邊批判帝國主義跨國企業，還給自己找借口買一些在世界另一端生產的沒用衣服。在騎自行車就很方便的情況下，我還是會開車去跑那幾公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太簡單、太具誘惑力。浮華讓我們迷失自我。幾年前，我非常喜歡貝赫唐·梅厄斯特的一本書《逆喻政治》[1] ，書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們可能永遠都無法逾越的主要障礙，就是舒適生活的壓力。今晚，我決定關上電腦，在這個毫無生氣的房間裡，躺在那張確實非常舒服的雙人床上，重新思考一番。直到晨曦初現，天空好似被我們的下一個主角照亮。
[1] La Decouverte,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