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接受化療時，有一位連續創業的老朋友來拜訪，給我講述了最近創業中遇到的問題。
這位朋友成功創辦並賣掉過幾家消費領域的科技公司。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想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為科技創業公司常常忽略的人群開發適合他們的產品。朋友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到了日常生活需要更多協助的年齡，所以他決定開發能夠方便老年人生活的產品——一款放置在老年人床邊的觸摸顯示屏。通過這塊大屏幕，老人可以使用一些簡單實用的應用程序來獲得線上或線下服務，如訂餐、看電視劇、和醫生通電話等。老年人難以駕馭複雜的互聯網產品，也很難準確點擊智能手機的小按鈕。而這款產品將一切盡可能簡化，所有的應用程序僅需點擊幾下即可使用，屏幕邊緣還有一個可以直接呼叫客服的按鈕。
我覺得這是一款非常棒的產品：子女成年後忙於工作，無暇照顧年邁的父母，幾乎在世界上的每個角落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一塊觸摸顯示屏很好地解決了這樣的問題。
但在產品測試版投入市場後，一個意外的問題出現了：在所有功能和應用中，使用最多的不是食品配送、電視控制或醫療服務，而是「按鍵呼叫客服」。於是，公司客服代表接到了大量老人來電。這究竟是為什麼？是設備不夠簡單易用，還是老人連按一下屏幕都有困難？都不是。根據客服代表的反饋，老人們呼叫客服並不是因為有操作困難，而是因為感覺孤單，想有人陪著說話。許多老人的子女都會盡力滿足父母的物質需求，如吃飯穿衣、看病抓藥、日常娛樂等。但是老年人最大的需求——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交流，卻無法滿足。
如果幾年前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我的建議很可能是用科技手段解決，例如提供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給老年人群。但自從患病後，我開始思考人工智能引發的就業與生命意義的危機問題。這時，答案明顯不同了。
在觸摸顯示屏老年用戶渴望與真人交流的需求裡，我看到了人類和人工智能共存的可能。沒錯，智能機器將越來越擅長人類目前的工作，也能逐步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影響行業發展並逐漸取代人力勞作。但是，愛是我們與智能機器最大的不同之處。
不管在機器學習方面取得了多大進步，我們依然沒辦法創造出可感受情緒的人工智能機器。例如，機器能體會到投入一生時間後終於擊敗世界冠軍的那一刻狂喜嗎？AlphaGo確實擊敗了世界冠軍，但它體驗不到成功的喜悅，更不會因此激動得想擁抱它愛的人。與科幻電影《她》描繪的不同，人工智能還是沒有愛或被愛的能力與渴望。該片的女主角斯嘉麗·約翰遜（Scarlett Johansson）或許能讓我們相信人工智能具備愛的能力，但我們有這種感受的原因也很好理解——斯嘉麗是人類，她在電影中用她對愛的理解打動了觀眾。
試想，先告訴一台機器將被永遠關機（終結生命），然後又告訴它計劃有變，它可以繼續「存活」下去，這台智能機器會因此改變它的「人生觀」，或發誓花更多的時間去陪它的機器夥伴們嗎？我相信，它不會變得感性，也不會發現愛人或服務他人的價值。
我看到的未來社會的希望，是人類在心靈成長、共情與愛這些方面獨一無二的能力。我們必須在人工智能和人類特有的感情之間建立新的協同，並利用人工智能必將帶來的高效生產力，讓社會變得有愛、有人情味。這樣，人類在未來才可以同時享有經濟繁榮與精神富足。雖然前進的路上會有坎坷，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因這個共同目標而團結起來，我相信人類不僅在人工智能時代可以存活下去，我們更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發展。
危機考驗與新的社會契約
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依然嚴峻。如第6章所述，在未來15年內美國會有40%到50%的工作崗位在技術上可被取代。「技術上可被取代」並不意味著所有崗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但是如果不加以調控，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將會承受巨大的壓力。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具體表現在受到上述影響的時間早晚，以及失業率更高或更低。但整體趨勢是一樣的——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
技術樂觀主義者也許會回顧歷史，引用工業革命和19世紀紡織工業的大變革作為「證據」，來說明順其自然總會有最好的結果。但這個論點越來越站不住腳。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革命，無論是規模、速度還是對技術的偏向，都表明我們面臨著全新且史無前例的挑戰。即使失業狀況沒有向著最壞的方向發展，人工智能還是會繼續大幅拉開互聯網時代的貧富差距。
在美國，我們已經開始看到一些工資停滯不前與貧富差距拉大導致的社會不穩定。隨著人工智能在經濟和社會其他方面的深層次應用，這個趨勢將會速度更快、涉及的範圍更廣。歷史上，就業市場最終能依靠市場的力量找回平衡，但是這一次人工智能來得太兇猛，我們必須面對失業和貧富差距加劇的考驗。
迎接這些挑戰，不能只做被動反應，必須主動利用人工智能創造的物質財富（2030年可能達到15.7萬億美元——普華永道數據），重構經濟體系，重寫社會契約。我從患病經歷中得到的思考非常個人化，但我相信，這些思考也能在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時提供新的視角。
構建人工智能時代的新社會需要經濟變革，也需要文化變革。在延續了幾個世紀的工業經濟社會後，我們大多數人認為自己在社會中的主要作用（甚至包括我們的身份）來自有成就感的帶薪工作。沒了這一點，人與社會之間最牢固的紐帶就將斷裂。從工業時代過渡到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需要擺脫舊的思維模式，不再將工作與生活等同，也不再將人類視為優化生產力算法中的變量。我們應該構建新的文化，要比以往更加珍視人類的愛、共情和服務他人的態度。
沒有任何經濟或社會政策可以「強迫」人的內心發生改變。但不同的政策可以對不同的行為進行激勵，推動文化向不同的方向發展。我們可以選擇認可純粹的技術統治論（即將我們每個人視為一系列待滿足的經濟和物質需求），並且只給每個人提供足夠安家和果腹的資金。事實上，這種僅僅滿足所有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分配模式越來越流行了。
但我認為，這種政策是貶低人性的做法，也錯過了絕好的機會——利用人工智能創造的經濟財富來宣揚我們的人性。做到這點需要重寫基本的社會契約，重建經濟激勵機制，激勵造福社會的行為；需要全方位的經濟和社會轉型。該方法依賴於社會各個階層的投入，不斷探索、大膽實驗。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如何建立適應人工智能的經濟體制，最受歡迎的政策建議多數來自硅谷。迄今為止，中國大多數科技精英還沒有提及人工智能對就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科技精英與美國的技術樂觀派經濟學家想法一致，他們認為長遠來看技術總能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並帶領所有人步入繁榮的未來社會。我理解中國企業家為什麼會這麼想，在過去的40年中，中國人目睹了科技進步帶領所有人走向了共同富裕，並使中國從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強國和現在的創新巨頭。
但我認為這種想法過於樂觀。無論在中國或美國，人們都應該意識到人工智能時代就業市場即將面臨重大挑戰。企業家、科學家和決策者必須認真對待這些挑戰，要開始為提供創造性的解決方案奠定基礎。但中國與美國不同的一點是，近40年來的經濟大發展強化了一種心態：人們不願討論中國的「人工智能就業危機」，更不用說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我們必須再次轉向硅谷，看看那裡正在進行的討論。
3R：再培訓、減時間、重分配
硅谷針對人工智能將引發的失業問題，提出三類解決方案：就業者再培訓（retraining workers）、減少工作時間（reducing work hours）或重新分配收入（redistributing income）。每一類方案的出發點均是調節就業市場的某一個變量（技能、時間、報酬）。
基於人工智能會逐漸改變市場需要的技能，提倡就業者再培訓的方案相信：如果就業者能及時參加新技能的培訓，就不會發生人力需求減少的問題。
基於人工智能會減少對人力勞動的需求，提倡減少工時的方案相信：如果把每週的工作日減為三至四天，工作總量不變但人均工時減少，就可以讓更多的人得到工作機會。
基於對人工智能引發的失業有著最悲觀的預期，提倡重新分配財富的方案相信：無論就業者接受多少培訓，如何調整工作時間，人工智能都將徹底取代或擠走就業者。因此，政府要採用更激進的再分配方案，以保障失業人員的生存，分享人工智能所創造的財富。
下面，我們來仔細研究每種方案的利弊。
提倡工人再培訓的方案認為有兩種趨勢對於人工智能時代的就業至關重要：在線教育和終身學習。他們認為，隨著免費或付費的在線教育平台激增，失業人員更容易獲取培訓和指導，從而找到新的工作。視頻網站、在線編程學院等平台可幫助就業者成為「終身學習者」，幫助他們不斷更新技能，進入尚未實現自動化的新行業。再培訓的過程中，失業的保險經紀人可利用在線教育平台（如網易公開課或國外的Coursera）成為軟件工程師。即使當新工作也實現了自動化，他們還能利用同樣的工具，參加另一個人工智能無法取代的新崗位的再培訓，比如算法工程師或心理學家。
我認為，通過在線平台進行終身學習是個不錯的想法，尤其可以幫助那些處在第6章的象限圖中右下角（「慢變區」）的人，無論是學習人工智能編程、創新思維還是進入新興服務業。我也相信自我學習會提升學習者的能力，經過一系列的成長獲得成就感，同時增加自信。
但如果考慮到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深度和廣度，該方法遠遠不能解決大量失業的問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使得其在取代人類工作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進，使得就業者每隔幾年就不得不更換職業。此外，自動化的步伐和路徑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更多的障礙，就連人工智能專家也很難預測未來幾年哪些工作將會受到自動化的影響，我們很難指望一名普通就業者選擇再培訓計劃時，能準確預測幾年後哪些工作更安全。
我擔心，就業者會發現自己只能不斷退縮，就像無情的洪水來臨時叢林裡的動物會逃亡一般，急切地從一塊岩石跳到另一塊岩石，尋找更高的落腳點。再培訓固然可以幫助許多人找到在人工智能經濟中的新位置，但這只是權宜之計，沒辦法真正緩解宏觀層面上就業市場正在受到的衝擊。
以谷歌創始人拉裡·佩奇為首的一批人，意識到人工智能會帶來大規模的衝擊，提出了更激進的減少工時的方案。他們建議可以把每週的工作日變為四天，或讓多人「分享」同一份工作。(1)還有人提倡一份全職工作可以分成幾份兼職工作，給大量就業者平分日益稀缺的工作資源。這些方法意味著大多數人的工資會減少，但至少沒有徹底失業。
減少工時、工作共享可以有效減少失業人數，特別是處在象限圖「結合區」中的職業。這些職業將由人工智能執行主要的工作任務，只需要少數工人與客戶對接。這個政策如果執行得好，可以讓更多工作人員免於失業。
在美國，減少工時、工作共享的方案已在有些州落實。(2)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好幾個州均已落實工作共享的安排，以避免業務量驟減引起的企業大規模裁員。它們沒有選擇裁員，而是將部分人員的工時減少了20%—40%。當地政府為這些人員損失的工資給予了一定補償，通常是50%。該方法在部分地方很有效，讓員工和企業都不必承受失業和再就業造成的衝擊，還為當地政府省去了可能需要全額支付的失業救濟金。
但是，面對人工智能對工作崗位持續不斷的衝擊，這種方案可能會失去後勁。現有的減少工時、工作共享方案僅能補償部分損失的工資，意味著就業者的淨收入還是會減少。面對短暫經濟危機導致的收入下滑，就業者也許還能接受，或者政府還能承受補助，但是長期來看，工資不斷下滑肯定不會被低收入者認可，政府也很難負擔巨量補助。企業和政府可以繼續對此進行試驗，但我認為這種方法並不能減輕人工智能帶給就業市場的長期壓力。因此，我們可能不得不選擇更為激進的再分配方案。
全民基本收入
時下，最流行的再分配方案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其核心思想很簡單——每個公民（或每個成年人）從政府那裡定期領取收入補助金，這筆錢的申領沒有任何附加條件。UBI不同於傳統福利或失業福利，其適用於所有人，而且不受時間或崗位需求限制，可以隨意支配。也就是說，如果按這個方案執行，無論貧窮還是富裕，人人都可以從政府領一筆錢。
另一個再分配方案稱為最低保障收入（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 GMI），即僅向窮人提供補助金，並建立「最低收入」的門檻：保證就業者的收入不會低於這條線。這種方案類似於中國執行的「低保」政策，保證城鄉居民可以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
再分配方案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對人工智能時代「贏家」徵收的巨額稅款，如大型科技公司、從人工智能謀利的傳統公司，以及借這些公司東風而起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甚至是萬億富翁。補助金的額度一直存在爭論。有些觀點認為補助金不能太多，這樣就業者們不會失去找工作的動力。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補助金要完全覆蓋因失業造成的收入損失。從這個角度來看，UBI可能成為邁向「休閒社會」的關鍵一步，人們完全擺脫了對工作的需求，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夢想。
在美國，UBI和GMI的政策討論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支持者包括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等。1970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差點兒通過一項在經濟上援助每個家庭，以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法案。這項半個世紀前未能頒行的舊法案突然引起了硅谷精英的注意，而像UBI、GMI這類工業社會消除貧困的政策方案，現在成了人工智能導致普遍性失業後的解決方案。
曾經鼓吹顛覆行業的硅谷精英們突然意識到，顛覆了一個行業後，人工智能也會取代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這些硅谷精英（很多已經是超級富豪）創辦或投資的互聯網公司帶來了經濟上的重大轉型，導致了貧富不均的擴大，因此他們似乎想緩解人工智能對人類的衝擊。對他們來說，大範圍的再分配方案，也許可以有效解決人工智能驅動下的經濟體系所導致的廣泛失業和貧富不均的擴大。他們認為，僅憑再培訓和減少工作時間，無法阻止自動化大潮。只有保證全民的收入，社會才能在未來的就業危機中倖免於難。
UBI究竟如何實施還有待觀察。美國著名創業孵化器Y Combinator的總裁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3)和Facebook聯合創始人克裡斯·休斯（Chris Hughes）(4)贊助了相關研究計劃，推動基本收入試點方案的實驗。Y Combinator旗下的研究機構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展開了一項試點方案，該方案在3到5年內為1000個家庭提供補助金，每個家庭在每個月都可以領到1000美元(5)。研究小組通過定期問卷的方式，追蹤這些家庭的整體情況和日常活動，並將他們與每月僅收到50美元的對照組進行比較。
硅谷精英用企業家的視角來看待該項目。他們不僅將這筆錢看作一種保障，還當作一筆「啟動資金」或「給每個人的風投」(6)，一筆給失業人員的「天使投資」。失業人員可以用這筆錢開展新業務或學習新技能。2017年，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畢業典禮的演講中，表達了對UBI的支持，他認為我們應該探索出一套讓「人人都有緩衝空間，可以放手嘗試新想法」的方案(7)。
我理解為什麼硅谷精英們如此迷戀UBI。他們認為通過科技就可以簡單地解決他們自己製造的、巨大且複雜的社會問題。但是如果採用了UBI，社會契約就會發生重大改變，我們應該謹慎考量是否要實行這一方案。我支持保障人的基本需求，但我並不認為可以將UBI作為消除眼前危機的「萬靈藥」，這會讓我們錯過巨大的機遇。因此，我們必須瞭解硅谷精英對UBI狂熱興趣的背後動機，認真思考如果實施了相關方案後，可能會創造出什麼樣的社會。
硅谷的「魔杖」心態
硅谷對UBI的興趣漸長。我認為有些人是真的關心因科技進步而失業的人員，但有些人則是出於自我救贖——他們手握著巨額財富，也知道這筆財富與這場危機的關係。一旦出現社會問題，會讓他們成為眾矢之的。心存擔憂，使他們開始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些複雜的動機當然不是我們否決他們方案的理由，但讓我們更慎重地思考類似UBI的提案，意識到硅谷工程師和投資者在解決問題時固有的文化偏見，尤其在這樣一個對社會和人類都有著深刻影響的問題上。最重要的是，在評估這些解決方案時，我們必須知道提案者的真實想法：是希望科技能惠及社會中的所有人，還是只為了避免產生嚴重的社會動亂？是真的願意辛苦地構建新的社會秩序，還是只想找個權宜之計，盡快在自動化對人產生深層心理衝擊這件事上脫掉干係，以求心安？
我擔心，恐怕許多硅谷精英倡導實施UBI，都是出於最後一個動機。他們認為UBI是一根「魔杖」，可以瞬間消除他們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功績」引發的錯綜複雜的經濟、社會和心理問題。UBI是之前提過硅谷信奉的「輕量」解決方案——偏愛理念和技術輕量解決問題，而避免處理現實世界中的「累活」。這種方案傾向於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調整激勵機制或是塞一大筆錢解決。只要每個人都能拿到每月的UBI就會開心過日子，而不會怪罪科技精英，這樣科技精英們就可以全神貫注地繼續用科技改造世界，並獲得豐厚的經濟收益。雖然支撐UBI所需的高稅收會一定程度上削減他們的收益，但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絕大多數經濟收益仍將歸於這個精英群體。
當然，UBI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推動者的動機，而在於它本身的問題。首先，單一的UBI政策就是不勞而獲。一個失業的人，如果能無條件並長久得到每月固定的補貼，誰能保證他會努力學習再找工作？人的本性都是好逸惡勞。這種方案很可能導致接受補貼的人無所事事，沉迷遊戲、煙酒甚至毒品。其次，即便一個人非常上進，想要通過培訓實現再就業，但也無法保證他選擇的新工作在未來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失業人員拿著UBI去培訓，找到新工作後不久又被人工智能取代。所以，哪些培訓值得補助，應該由政府、企業以及相關專家探討後拿出可行方案來確定，而不是讓個人去漫無目的地找工作。
如此看來，在人工智能時代，UBI不是構建更美好世界的建設性解決方案，反倒像是止痛藥，讓被人工智能傷害的人獲得暫時的鎮靜和麻木，既緩解了失業者的痛苦，也讓人工智能的既得利益者的良心過得去。我們需要建立順應人工智能發展的經濟與社會制度，使得每個人都能獲得保障，而不是簡單地求助於止痛藥（如UBI），我們必須主動想辦法利用人工智能的優勢，同時更加重視我們與機器之間的本質區別，那就是愛的能力。
當然這並不容易，需要我們發揮創造力，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離開數字領域，進入現實世界。如果我們立刻行動，我相信我們很有機會避開大規模的失業災難，還可以普遍領悟到我直面死亡期間重新發現的那種生而為人的價值。
人機共存：優化與人情
人工智能革命由民營企業引領，因此我認為民營企業也應該主導創造更人性化的新就業機會。其中一些將通過自由市場的自然運行而出現，而另一些則必須靠人來努力創造。自由市場創造出來的工作，很多都是結合人類與機器能力的協作機制：由人工智能負責例行的、重複性的優化任務，人類負責需要創意和戰略思維的工作和處理人際關係。這需要重新調整很多崗位，也會創造新的工作，讓人類和機器聯手提供高效率且人性化的優質服務。在第6章的就業風險評估圖中，這種人機協作機制在未來可以為左上角「結合區」的群體提供最多的就業機會－－人工智能做分析性思考，人類則用溫暖和關愛傳達機器所做的分析。不僅如此，「安全區」和「慢變區」的工作也會有類似的改變趨勢。這是發揮人類光芒最好的方式，因為有關創意和關愛工作人工智能幾乎不可能完成。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應該積極發展STEM〔STEM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四門學科〕教育，在教育上強調創意和思維的培養，這與下文要分析的關愛型工作，是未來教育的兩個重點。在未來，由於人工智能的進步，左下角人工智能的圓圈會往右邊擴張。
人類與人工智能在未來可以共存
人機協作有很多非常好的例子，如處於第6章的就業風險評估圖左上角的「結合區」的醫療工作。我堅信人工智能算法在診斷疾病、制定治療方案等方面一定能超過人類醫生。儘管傳統的醫療機構，如醫學院、專業協會和醫院可能會推遲人工智能診斷工具的應用，但我相信只要幾十年的時間，人工智能的診斷準確度可以近乎全方位超過醫生。
面對這樣的趨勢，一個可能的結果是人工智能算法完全代替人類醫生，完成全部的問診工作。但是，很多患者可能不希望面對一台機器來完成看病的過程。試想，你會願意由一台機器（即使這台機器掌握了大量最新醫學知識和病例）冷冷地告訴你「您患有淋巴癌，並且已經到了四期，5年內死亡的概率是70%」嗎？我相信，患者更希望得到人性化的醫療方法，而市場一定能創造出這樣的方法。
傳統醫生可能會演變成一種新職業，我稱為「關懷護理醫師」。這種醫學專家集護士、醫療技術人員、社會工作者，甚至心理學家的技能於一身。「關懷護理醫師」需要接受兩種培訓：一是瞭解和操作診斷工具；二是與患者交流、在患者遭受生理或心理創傷時給予安慰、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給予患者情感支持。「關懷護理醫師」可以給患者分享鼓舞人心的成功治療案例，而不是簡單地告訴患者冷冰冰的診斷結果。他們會說「李開復也得過淋巴癌，採用和你一樣的治療方案後他恢復得非常好，所以我相信你也可以」。病人得到這樣關懷後，可以增加自信，康復的概率也會提高。
「關懷護理醫師」不會同機器在記憶力或優化治療方案方面進行競爭。從長遠來看，在這些方面他們肯定會輸。「關懷護理醫師」接受培訓，是為了在更多需要情商的活動中發揮作用，而不是成為一本醫學百科全書。他們會與機器完美互補，讓患者一邊享受空前準確的診斷，一邊也能得到現今醫院經常缺失的人情關懷。在由自由市場衍生出的人機協作中，將會把我們的社會慢慢變成一個更友善、更有人情味的世界。
市場對「關懷護理醫師」的需求，能大量增加就業機會，整體提升醫療護理的質量。如今，訓練有素的醫生數量有限，導致了醫療成本增加、醫療服務質量卻在下降。患者排幾小時的隊，最後卻只能和醫生說幾分鐘的話。「關懷護理醫師」可以從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中選拔、培訓。他們不需要像今天的醫生一樣，花多年的時間來記憶和應用大量的醫療知識。因此，病患可以得到更多的「關懷護理醫師」資源，遠遠超過現在醫生的數量，醫療服務質量也會得到提升。
許多其他領域也將出現類似的協作效應，如教育、法律、活動策劃和高端零售業等。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助理可以將常規研究任務交給算法，專注地與客戶進行溝通，使客戶感受到更多的關心。人工智能超市（如國內的永輝、京東，美國的Amazon Go）則不再需要收銀員，它們可以僱用第5章中描述的那種高情商、有同理心、體貼的服務人員來大幅度提升顧客的購物體驗。
對於專業人士來說，隨著人工智能的逐漸普及，一定要盡快學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與其他技術革命一樣，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與人工智能競爭的人終將會失敗。長期而言，反抗可能是徒勞的，協作才會有收穫。
最後，互聯網引領的共享經濟潮流將大大緩解失業的情況，並重新定義人工智能時代的工作。我們會看到更多傳統崗位由人工智能算法接管，過去在這些傳統崗位上工作的人會加入Uber式的新型平台，例如連接護理人員與客戶的在線平台Care.com。我相信教育等行業都會出現更多類似的案例。許多商品和服務都可以數據化並不斷通過算法優化，但共享經濟中那些碎片化、個性化的工作仍然只有人類可以完成。過去，這類工作受到傳統公司垂直化組織架構所限，即使沒有足夠的工作量，還是繼續給所有員工發放足額工資。人工智能的加入——比如滴滴和Uber等網約車公司極大地提高了效率並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也增加了用戶需求和服務人員實際獲得的工資。
除了共享經濟中既定的角色之外，還會出現我們今天無法想像的全新服務類工作。人工智能在解放我們時間的同時，具有創造力的企業和普通人都能利用這些平台，創造新形態的工作。例如人們可能會僱用「換季師」，每次換季幫助自己整理衣櫃，並讓衣櫃散發當季的花香。再比如重視環保的家庭會僱用「家庭可持續發展顧問」，探索創造性和有趣的方法，減少家庭生活給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
不過，我依然擔心僅靠自由市場的運作，不能完全扭轉大規模失業以及即將出現的大幅擴大的貧富差距。民營企業已經創造了大量的以人為中心的服務崗位，只不過報酬不高。經濟激勵、公共政策和文化秉性導致如今許多有人情味的工作通常缺乏職業保障或基本的尊嚴。比如，健康護理和私人護理是美國成長最快的兩個職業(8)，到2026年，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預計這兩個行業將增加120萬個工作崗位。但是這些職業的年均收入僅有20000美元出頭。(9)其他可以展現愛心的工作，如全職育兒、照顧老人或殘疾人並未被視為「工作」，也沒有正式的固定報酬。而這些服務，正是我們在人工智能時代中應該鼓勵發展的。
如果想要鼓勵和激勵這些服務發展，我們不能只靠民營企業市場的人機協作機制，還必須通過服務業的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和政策，推動更廣泛的文化價值轉變，為這些產業注入新的活力。
芬克的信與影響力投資
當手握5.7萬億美元的人講話時，全球商界都會認真傾聽。因此當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創始人勞倫斯·芬克（Laurence D. Fink）致信全球CEO，希望他們更多關注社會影響時，在全球各地的企業界都掀起了軒然大波。信中寫道：
「我們……看到許多政府還沒有做好準備應對未來，無論是在退休、基礎設施的修建還是在自動化、再培訓等方面。因此，社會逐漸靠向民營企業，並要求企業去應對更多的社會挑戰……上市以及未上市的企業都需要做出社會貢獻……企業必須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受益，其中包括股東、員工、顧客、員工所在的社區。」(10)
芬克的信發佈於2018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前幾天。我參加了該論壇，看到與會CEO們焦慮地討論著這封信。這是一位在眾多大公司裡都擁有控制權和影響力的人發出的嚴厲警告。許多人公開表示贊同芬克的信，但私下裡卻認為呼籲重視更廣泛的社會福祉，有違企業經營的邏輯。
從狹義上看，他們並沒有錯：上市公司就是為了賺錢，因為要對公司股東負責，需要將利潤最大化。但是在人工智能時代，這種冷冰冰「向錢看」的邏輯根本站不住腳。盲目追求利潤而將社會影響拋諸腦後，不僅在道德方面存在爭議，也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芬克在信中多次提到了自動化和就業再培訓。作為涉足整個全球經濟的資產管理者，他認為人工智能導致的失業，自由市場不能徹底解決。相反，我們必須重新構思、重振企業的社會責任感（CSR）、影響力投資以及公益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過去，企業只有在時間、金錢都有富餘時才會做這些事。企業家們很多時候會這樣想，既然有錢了，就投資些房地產企業或初創公司，所謂社會責任感，就是捐些錢給留守兒童，還可以發發新聞稿，好好宣傳一下。但是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需要以更認真的態度來參與這些活動，同時也要拓展我們對這些活動的定義。國際大企業之前做的社會責任感項目都是傳統慈善，例如環保和扶貧。如果想要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衝擊，則需要更進一步的解決方案——為失業者創造大量的服務性工作崗位。
作為風險投資人，我認為有種新形式的「影響力投資」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我希望未來能出現這樣一個風投生態體系：將創造「人性服務」崗位本身視為美好的事業，同時也投資相關的產業，將資金引入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的、以人為本的服務項目中，如產後護理哺乳顧問、青少年運動教練、口述歷史收集人、國家公園嚮導或者老年人陪聊等。這類崗位對社會、對個人都是有意義的，許多崗位還可以產生經濟價值和營收。但投資這些創造崗位的公司不會像投資獨角獸科技公司那樣，可以獲得100倍的回報。
創造這樣的生態體系，需要參與其中的風險投資人轉變心態。傳統風投信奉高風險、高回報，他們在投資十家創業公司時，心裡已經明白其中的九家會倒閉。但是成功的那家一旦市值飆升，他們的回報會呈幾何級數增長。如此高回報的基礎是獨特的「互聯網經濟學」：數字產品可在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的狀態下無限擴張，這意味著最成功的公司獲得的收益可以達到天文數字。
服務導向的影響力投資則不同。創造有意義的工作崗位，對應的回報是線性增長的。這是因為人力驅動的服務行業，無法實現幾何級數增長的回報。例如，創建主營護理業務的大公司，是無法數字化複製服務並擴張至全球的，這類業務必須由每個工作者一項一項去完成。傳統風投不會對這類線性回報的公司感興趣，但在建立人工智能經濟體系時，這些公司將成為中流砥柱。它們不僅能創造新崗位，還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這個新的投資生態體系可以由資歷更老的、希望改變世界的風投高管引領，帶動年輕的、希望做些「慈善」或「公益」工作的年輕風險投資人共同參與進來。他們有選擇優秀創業者和創業公司的敏銳直覺，可以將這種直覺用在線性回報的服務類公司上。他們的資金可能來自希望創造更多新就業崗位的政府，以及希望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企業。這些參與者會一同創造獨一無二的生態系統，更專注於新崗位創造而不是簡單地做慈善，更關注影響力而不是單純地考量投入和回報。如果來自各行各業的、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能聯合起來，我相信，我們能夠編織一張新的就業「安全網」，建立起充滿關懷和人性的社會。
政府的角色
然而，無論市場的力量有多強大，企業家的初衷有多美好，還是會有許多人無法得到保障。我們只要看看當今世界上存在的不平等，以及那些極端貧困的地區，就該認識到想要給每個人的生活以保障，光憑市場和道德力量的驅動是不夠的。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結構需要政府全力以赴。要在人工智能時代重寫新的社會契約，需要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
硅谷有些人認為這是UBI應該扮演的角色。面對工作崗位增長不足的問題，政府必須提供全面的經濟保障，調撥資金以維持下崗人員的生存，也可以減輕科技精英們的壓力。這種無條件的資金調撥與硅谷賴以生存的高度個人主義、互不相擾的自由主義非常契合。支持UBI的人會問，政府憑什麼替民眾安排時間？只要給他們錢，然後讓他們自己解決就好了。這與科技精英們將社會視作一個整體的觀點不謀而合。這種觀念符合硅谷科技精英觀察社會的一貫角度：「用戶」角度而不是「公民」角度，「顧客」角度而不是「社群」角度。
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並不想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人工智能精英與世隔絕，坐擁驚人的財富，用最少量的施捨來保證廣大的失業人員不鬧事。我希望，我們可以共同創造出一個全員協同發展的制度，妥善運用人工智能創造出來的財富，建立更有人情味、更有愛心、更人性化的社會。這一想法的靈感始於台灣佛光山。
當司機的CEO
那是一個清晨，太陽還未升起。我穿過宏偉的寺院去見星雲法師，與他共進早餐。正當我努力登山時，一輛高爾夫球車停在我身邊。
「早上好，」司機說，「需要載你一程嗎？」
因為趕著赴約，我接受了邀請。這個司機看起來和我年齡差不多，黑髮中夾雜著幾縷白髮。他穿著牛仔褲和簡單的長袖襯衫，外面套著一件橙色馬甲。車子盤山而行，我呼吸著微冷的晨風，享受著寧靜的山景。車子安靜地行駛了幾分鐘，我開口打破了沉默。
「這是你的職業嗎？」
「不，」他說，「我只是在工作之餘來這裡當志願者。」我這才注意到他橙色馬甲的左胸處縫了「志願者」幾個字。
「原來如此，那你做什麼工作？」
「我是一家製造電子產品企業的CEO。最近我減少了工作時間來這裡做志願者。星雲法師在這裡與人們分享人生智慧，我也想盡力幫助他人。」
這些話語以及他平靜的態度，深深打動了我。在台灣地區，電子產品製造行業競爭非常激烈，利潤微薄，還要不斷承受創新、升級和運營優化的壓力。在這個行業取得成功，通常是以健康為代價換來的。公司負責人不僅白天要在工廠長時間工作，晚上還免不了陪客戶應酬：抽煙、喝酒。但這位開車的男士看起來非常健康、從容。他告訴我，週末在佛光山做志願者是他紓解工作壓力的方法。他還不準備退休，為參觀佛光山的遊客提供服務，讓他理解到了比經營公司更簡單也更深刻的東西。下車時，我向他表示感謝，他也微笑著衝我點點頭。
與那名志願者的對話，以及之後早餐時星雲法師分享的人生見解，都令我難以忘懷，也深刻影響了我對工作和人生的思考。一開始，我認為他的服務態度是寺廟所獨有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所致。但我返回台北接受治療之後，發現城市中有很多穿著志願者背心的人，他們舉著「停」的標誌，引導兒童過馬路，在公園裡向遊客講述台灣地區的歷史及原生植物，在櫃檯窗口指導人們申請健康保險。許多志願者都是老年人或剛退休的人。他們的養老金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於是他們把時間貢獻出來幫助他人，並與社會保持緊密的聯繫。
當我開始思考人工智能時代即將帶來的負面影響時，我時常想起那些志願者。我注意到志願者們在平凡的工作中創造出了廣泛的社群文化。沒有穿著橙色馬甲、頭髮花白的志願者，城市照樣能夠運轉，但總讓我們感覺社會缺少了一些關愛、一些人性。在這個微妙的轉變中，我看到了前進的道路。
「社會貢獻津貼」：護理、服務和接受培訓
志願者把時間投入到讓社會變得更有愛的工作中，我們也有義務利用人工智能時代富足的經濟條件培養這些價值觀，並鼓勵這一類工作。要做到這一點，與其啟動UBI，不如試試我設想的「社會貢獻津貼」（social investment stipend）：對於那些把時間和精力投入慈善、使社會更有人情味和創造力的人（其中包括三大類活動：護理工作、社群服務和接受培訓），政府可以付給他們一筆還算不錯的報酬。這種津貼將成為新型社會契約的支柱。這種津貼不是為了取代基本的社會保障，而是為了鼓勵人們多做善事。但如果運轉得當，會讓我們的文化變得更有人情味。發放這種津貼的目的，是將人工智能創造的經濟效益投入到創建更好的社會環境之中，而不是像UBI一樣單純領錢，來麻痺由人工智能導致的失業痛苦。
具體而言，對於護理、服務和接受培訓這三類工作的全職和兼職參與者，應給予不同的薪資。護理工作包括給孩子一對一的教育、陪伴老人、幫助患病的朋友或家人，或者幫助其他精神、身體有缺陷的人提升生活品質。將會有一大批人去從事這類工作，關懷需要幫助的人，給他們提供本章一開始提到的，我那個創業家朋友的冰冷大屏幕無法提供的服務：溫暖的人際互動。
服務工作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界定，包括目前非營利組織的大部分工作，以及我在台灣看到的志願者們做的事，如治理環境、主持課後活動、做公園導遊、收集各個社區長者口述的歷史等。這些項目的參與者將在指定的機構註冊，服務一定的時間後才能領取「社會貢獻津貼」。
最後，在接受培訓方面，人工智能時代的職業教育包含專業工作技能的培訓，也包含將愛好轉變為職業的課程。政府會把大部分的補貼用在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領域。享受津貼的人可以在財務相對自由之後攻讀機器學習的學位，也可以學習表演或數字化市場營銷等專業知識。
我要特別強調一點，規定要求領取「社會貢獻津貼」的人從事這些工作，並不是要通過強制手段左右他們的日常活動。人類之美在於多樣性，每個人有不同的背景、技能、興趣和愛好，我並不是主張通過嚴格的再分配控制扼殺掉這種多樣性。為了獲得津貼而做出一定的社會貢獻，這樣會培養出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而非UBI背後的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從事造福社會的工作可以獲取津貼，也傳達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傾盡全社會之力，我們才獲得了如此多的財富。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共同利用這些財富，幫扶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重塑人情味和愛的紐帶。
我認為，每個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新工作。懂得關心別人的人可以選擇護理的工作；有雄心壯志的人可以參與其他行業的職業培訓；有理想的人，可以選擇大眾服務類的工作。在人工智能取代人類成為經濟引擎的時代，我希望能重視如護理、服務和人才培養之類的工作，為建立更人性化的社會添磚加瓦。
尚未解決的問題
實施「社會貢獻津貼」當然會引起新的問題和摩擦，例如津貼數額為多少合適？是否要依據績效發放不同的津貼？如何保證「護理」工作完成得盡職盡責？哪些活動應計為「服務」工作？這些問題都很難解答，也沒有標準答案。「社會貢獻津貼」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和組織機構做大量的討論、研究和嘗試。
但是，這些挑戰並非不可克服。政府為了維持公共服務、教育體系和社會保障網絡，已經建立了大規模公務員體系。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社會貢獻津貼」，我認為是很有價值的嘗試。
當然，實施「社會貢獻津貼」政策需要大量的財政收入，對於財政狀況不佳的國家而言是不切實際的。除非人工智能增加社會生產力所創造的經濟效益，能支持政府增加這樣大的一筆支出。
獲得這樣大規模的財政收入還需要花費許多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為了順利度過這一時期，我建議循序漸進：不直接全方位地推行上述的「社會貢獻津貼」方案，而先試著減輕工作流失對社會造成的衝擊，再逐步編寫前文提到的新社會契約。
我們可以從增加政府對新生兒父母的補貼入手，讓他們有資本選擇在家裡照顧孩子，還是將孩子送去全天候的托兒所。如果父母選擇自己在家教導孩子，一定時間後經過考核達到某個標準成績的孩子，政府就可以提供給孩子父母津貼，津貼的額度可以參考托兒所的費用和托兒所教師的薪資。參加再就業培訓，以及在家照顧年邁父母的人也可以享受到類似的政府補貼。這些簡單的計劃可以幫助我們邁出「社會貢獻津貼」的第一步。
當人工智能增加了更多的生產力，同時也更廣泛地影響就業時，我們可以逐漸擴大補助的範圍。當人工智能對社會形成全面衝擊時，我們應該有能力集中資源和公眾意志，實施類似上述「社會貢獻津貼」的計劃。我希望這不僅能減輕人工智能時代給我們帶來的經濟、社會和心理上的痛苦，我還希望人們能開啟新的生活模式，彰顯我們的人性價值，讓我們做機器永遠做不到的事情——與身邊的人分享愛。
環顧週遭，展望未來
本章的觀點只是對抗人工智能帶來的大範圍衝擊的一支小小預防針。我們分析了目前已有的、可以幫助人們順利過渡到人工智能時代的解決方案——重新培訓、減少工時、通過UBI重新分配收入。這些方案都有各自的作用，但我認為還遠遠不夠。
我希望民營企業能用富有創意的方法培養出高效的人機協作關係，引領新一撥影響力投資注入以人為本的服務工作，此外，政府可以通過「社會貢獻津貼」鼓勵發展護理、服務和接受培訓行業以增加就業。這幾個方案會重新調整我們的經濟體制，改寫社會契約，以鼓勵造福社會的活動。中美兩個人工智能超級大國可能都有能力實施以上方案，但是人類要在人工智能時代真正實現繁榮，需要來自各行各業的、世界各地的人們共同努力。
引導我想出這些方案的價值觀深深根植於一段我的個人經歷——診斷出患癌的經歷，我的妻子、星雲法師以及其他無私的人分享愛與智慧給我，幫助我迎來了人生蛻變。如果我從未有過如此可怕、最終又極具啟發性的經歷，我也許永遠也不會意識到愛在人生中的核心地位，也可能不會建議打造充滿關懷與人情味的世界，而是站在人工智能行業資深從業人員的角度來看待迫在眉睫的危機。
我患癌的經歷還讓我懂得欣賞普通人的平凡行為中隱藏的智慧，教會我細心觀察普通人平凡生活中隱藏的智慧。我當了那麼多年的「鐵人」，在被迫卸下盔甲面對死亡時，才第一次懂得感恩我們周圍那些慷慨分享愛的人。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在國際上看到相同的發展。中美兩個人工智能超級大國，或許在人工智能科技領域會引領全球，但是在人工智能時代，創造人類未來的繁榮景像要靠吸取來自全球各個國家、各行各業的人的智慧和經驗。所以，在我們展望未來的同時，切莫忘了環顧四周。
(1) Seth Fiegerman, 「Google Founders Talk About Ending the 40-Hour Work Week」, Mashable, July 7, 2014, https://mashable.com/2014/07/07/google-founders-interview-khosla/#Lbd1N2l1z5q7.
(2) Steven Greenhouse, 「Work-Sharing May Help Companies Avoid Layoffs」,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09, https://www.nytimes.com/2009/06/16/business/ economy/16workshare.html.
(3) Kathleen Pender, 「Oakland Group Plans to Launch Nation』s Biggest Basic-Income Research Projec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1, 2017, https://www.sfchronicle.com/business/networth/article/Oakland-group-plans-to-launch-nation-sbiggest-12219073.php.
(4) The 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 https://economicsecurityproject.org/.
(5) 同注(1)
(6) Steve Randy Waldman, 「VC for the People」, Interfluidity, April 16, 2014, https://www.interfluidity.com/v2/5066.html.
(7) Chris Weller, 「Mark Zuckerberg Calls for Exploring Basic Income in Harvard Commencement Speech」, Business Insider, May 25, 2017,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ark-zuckerberg-basic-income-harvard-speech-2017-5.com/2017/10/24/business/economy/future-jobs.html.
(8) Ben Casselman, 「A Peek at Future Jobs Reveals Growing Economic Divid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24/business/economy/future-jobs.html.
(9)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ccupational Employment Statistics, 「Home Health Aides and Personal Care Aides」, https://www.bls.gov/ooh/healthcare/home-health-aides-and-personal-care-aides.htm, and 「Personal Care Aides」, https://www.bls.gov/oes/current/oes399021.htm.
(10) Larry Fink, 「Larry Fink』s Annual Letter to CEOs: A Sense of Purpose」, BlackRock, January 18, 2018, 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en-us/investor-relations/larryfink-ceo-l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