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未來提出了一個深刻問題：工作、價值和「人」的意義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在2013年9月的一天，像一道閃電擊中了我。
我是一個工作狂。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工作上，為家庭和朋友留出的時間少得可憐。我眼中的自我價值源於工作上的成就、創造經濟價值的能力以及在世界上擴展自己的影響力。
做科研的日子裡，我構建了強大的人工智能算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力圖量化生活中的所有事情，而生活就像一套具有明確優化目標的算法：最大化個人影響力的同時就會最小化對該目標無益的任何事情。
但別以為我是一個完全忽視妻女的冷酷科學怪人。在我的算法中，準確地用剛好合適的時間來陪她們，得到「不被家人埋怨」的成就是算法優化目標之一。當我覺得所花的時間達到了內心設定的標準後，就會立即回到工作中：回復郵件、推出產品、投資其他公司以及做演講。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為了回復從美國發來的電子郵件，我的生物鐘每晚都會準時在凌晨2點和5點叫醒我。
著了魔似的投身工作，使我成為世界上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之一。我建立了亞洲最好的計算機科學研究機構，成功創立了風險投資基金，寫了很多本暢銷書，還在社交媒體上積聚了一大批粉絲。以「客觀」標準衡量，我這套「個人」的算法可以說是大獲成功。
然而，一道晴天霹靂，讓這一切戛然而止。
2013年9月，我被診斷為第四期淋巴癌。我的「生活算法」與個人成就構建的世界瞬間崩塌。它們既救不了我，也不能給我安慰，或者告訴我存在的意義。與其他被迫突然面對死亡的人一樣，我不只有對未來的恐懼，還有對於過往生活方式的遺憾，這些感情交織在一起，使我痛徹心扉。
這麼多年來，我忽視了陪伴在身邊最親近的人，忽視了與他們分享愛的過程。我的家庭給了我溫暖和愛，而我卻用冷漠的計算回應他們的愛。我想創造像人類一樣思考的機器，可最終我也變成了一個像機器一樣思考的人。
我的癌症慢慢好轉，我也能夠繼續生存下去。與死亡對抗的過程使我產生了不少頓悟，讓我重新確定了生活的重心，也完全改變了我的生活。我開始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妻子和女兒，搬到離我年邁母親更近的地方居住。我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明顯減少，我把這些時間用來同年輕人見面，努力幫他們解決問題。我請求那些被我錯誤對待過的人原諒我，併力求成為更友善、更理解同事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不再將自己的生活視作一個以影響力最大化為目標的算法。我把精力花在能為人們生活帶來意義的事情上——與身邊的人分享愛。
這次瀕臨死亡的經歷也讓我對人與人工智能如何共存的問題有了新的視角。確實，這項技術在創造巨大經濟價值的同時，也會消滅大量工作崗位。如果我們仍執著於將經濟價值與作為人類的存在意義畫等號的思維模式，那麼不僅向人工智能時代過渡的過程會毀滅我們的社會，同時還會對每個人的心理造成嚴重傷害。
但還有另一條路，一條利用人工智能讓我們變得更加「人性化」的路。這條路並不好走，但我相信它代表了我們的美好願望：我們不只是在人工智能時代生存，還希望獲得美好的生活。這條路將我的重心從機器帶回到「人」本身，從智能回到了「愛」。
1991年12月16日
醫生護士絡繹不絕地進出產房，他們不斷地檢測各項指標，調換靜脈點滴的藥物……我眼前是分娩的最後時刻常見的混亂。我的妻子謝先鈴躺在產床上，艱難地經歷著人類最耗費體力和精神的過程，以將另一個生命帶到世界上。在這一天，我的人生又多了一個角色，同時也多了一份重擔——我成了一位父親。
主治醫生告訴我，胎兒胎位呈「sunny side up」（意為嬰兒的頭面向媽媽的腹部，而不是後背），胎位不正，這意味著先鈴可能需要剖宮產。我在產房外焦急地踱步，比大多數准爸爸更緊張。一方面，我擔心先鈴和寶寶的健康；另一方面，我的心思沒有完全放在產房裡。那天我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安排：給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蘋果公司的CEO約翰·斯卡利做一個重要的工作匯報。一年前，我作為語音識別的首席科學家加入了蘋果公司。這次匯報的目的是希望斯卡利認可我的提案：在每一台Mac上都加入語音合成，並在新型Mac中加入語音識別系統。
妻子的分娩時間一延再延。我內心備受煎熬：陪在妻子身邊還是衝出去參加重要的會議？我不停地看表，祈望她能及時產下寶寶，使我既能現場見證寶寶的誕生，又能來得及趕去參加會議。
面對這樣的糾結，訓練有素的工程師思維開始飛速運轉。我權衡了投入和回報的所有選擇，思考了所有選項對於結果的影響：見證第一個孩子的出生很有意義，但父親是否在場並不會影響女兒的出生。如果錯過了這次向斯卡利演示的機會，或者不是由我——最瞭解軟件性能的項目負責人親自上陣，很可能對項目的未來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不論斯卡利是無限期地擱置語音識別研究，還是批准了這個項目但交給其他人負責，對我都是不利的結果。當時蘋果人工智能研究的命運懸而未決，如果想讓成功的機會最大化，我必須出現在會議室裡。正當我在產房外焦急地踱步時，同事打電話問是否要取消會議或者請同事代理，為斯卡利做演示。
「不，」我告訴他們，「我覺得來得及。」
命運最終眷顧了我。當我忙於心算時，醫生決定剖宮產，我跟著妻子進入了手術室。不到一個小時，寶貝女兒呱呱墜地。我們一家三口短暫而溫馨地待了一會兒，我衝出醫院趕去參加會議。之後的工作陳述也一切順利：斯卡利批准了項目，還要求公司圍繞它展開全面宣傳。宣傳活動包括一場TED演講、一則《華爾街日報》報道和一期在《早安美國》節目上由約翰·斯卡利和我為成千上萬名觀眾演示這項技術。在節目中，我們用語言命令安排預約、開支票以及設定錄影（VCR）等，這些都是最早的語音識別技術應用，直到20年以後才成為主流，出現在蘋果的Siri和亞馬遜的Alexa之中。這些成果使得我的事業飛速進步。
《華爾街日報》報道蘋果公司當年的創新突破
如今回首，我心心唸唸的不是事業上的成功，而是產房裡的場景。我感到深深慚愧的是當時如果被迫在見證孩子出生和出席公司會議之間做選擇，我可能會選擇參加會議。這不僅是一次會議時間與家庭生活的衝突，也是數十年來我用機器心態生活的結果。
鐵人
年輕的時候，我的思維方式與計算機算法的清晰邏輯如出一轍，也令我與人工智能產生共鳴。當時，我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友情、工作和家庭時間）都轉換成算法的變量，輸入我的「人生算法」，求取結果。這套「人生算法」和其他算法一樣，也必須在多重目標之間找到平衡。就像自動駕駛汽車不僅要規劃最快到家的路線，還要遵守法規、減少事故風險，我也必須在個人生活和職業發展之間做權衡。
作為父親，我並沒有完全缺席女兒的成長；作為丈夫，我對妻子也不是漠不關心（雖然有前文的案例）；作為兒子，我也不是不孝順。我會注意家人各種週年紀念日、送貼心的禮物，以及花一些時間陪家人，似乎看起來我的算法還不錯。不過，這個算法是為實現自身職業規劃而開發的，目標是使工作時間、社會名聲和職業地位呈現最優的形態。而我的家庭生活只能以函數優化的方式「被處理」：盡可能少花時間並且實現預期結果。舉例來說，如果公司給我放四周假，我只會花一兩周時間陪家人，然後立刻回到工作上。
我在家裡臥室安裝的金屬工作架
我喜歡同事給我起的綽號——「鐵人」。我想讓我的員工、老闆和粉絲認為我是一台可以超負荷運轉的機器，做常人兩倍的工作只需要一半的休息時間。甚至在做完手術臥床兩週期間，我還是放不下工作。在動完手術幾小時後，我把顯示器用金屬臂架在枕頭上方，電腦和鼠標與顯示器連線後放在肚子上，開始躺著回復郵件。這也給了我的團隊一些暗示：他們也應該付出相同程度的努力。
那套「人生算法」驅動了我不斷進取的生活方式，推動我站在科技前沿和全球商業巔峰，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2013年，我榮登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的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榜單。(1)
你想在墓碑上寫什麼？
每項職業成就都為我內心的火苗添加了更多燃料，它們推動我更努力地工作，我甚至向成千上萬的中國年輕人推廣這種生活方式。我寫下了《做最好的自己》(2)《世界因你不同》(3)等暢銷書，到全國各大高校做勵志演講。中國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貧困後以世界大國的姿態開始復興，我鼓勵同學們抓住時機，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跡。
在講座的最後，我總會用一張醒目的PPT總結我的墓誌銘。我告訴他們，找到自己使命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想想自己死後墓碑上會寫什麼內容。當時我的使命很明確，所以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的墓誌銘：
李開復長眠於此
他是科學家、企業家
經過在多家頂尖科技公司的努力工作
他使複雜的技術
變成人人可用
人人受益的產品
這段墓誌銘成為演講的精妙收尾，激起了全國各地年輕人的雄心壯志，也令我感覺非常良好。我很享受成為成千上萬名學生的人生導師，我相信轉型做「導師」能證明自己的無私，更好地表現樂於助人的殷切希望。離開谷歌、建立創新工場後，我開始花更多的時間指導年輕人。我利用粉絲眾多的新浪微博直接與同學們互動，向他們提供指導，並撰寫一些公開信。儘管我仍是知名風險投資基金的創始人，但同學們都稱我為「開復老師」，這個稱呼飽含敬意也讓人感到親切。我在中國高校的演講中一直保留著展示墓誌銘的環節，只是成為「開復老師」後，修改了墓誌銘的內容：
李開復長眠於此
他是熱心的教育家
在中國崛起的時代
他通過寫作、互聯網和演講
幫助了許多年輕學子
他們親切地稱呼他「開復老師」
對台下認真的年輕聽眾說這些話，我真的很開心。我覺得這樣的墓誌銘會是更好的結語，代表了我的影響力，也顯示出我隨著年齡增長的智慧。從科學家做到工程師，又從高管做到導師，這個過程中我力圖將我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最大化。我告訴自己，我的算法已經接近完美了。而直到面對墓誌銘背後的死亡的真實面孔時，我才明白我的算法多麼愚蠢，這算法誤導了我的人生。
診斷
每年我和妻子到台灣的時候都會順道體檢。2013年，我們有一位親戚確診癌症，之後妻子就要求我們兩個都要做磁共振成像（MRI）和計算機斷層掃瞄（CT）。檢查後，醫生告訴我初步掃瞄發現了一些問題，讓我接著做正電子發射型斷層掃瞄（PET）。
MRI和CT掃瞄專家才能看得懂，但PET結果相對簡單，人人都能看懂。PET的原理是給患者注射放射性同位素示蹤劑——一種含有少量放射性同位素的葡萄糖。癌細胞吸收糖的能力比身體其他部分強，因此這些放射性同位素會聚集在潛在腫瘤周圍，而掃瞄生成的計算機圖像上的亮紅色就表示同位素聚集的部分。
開始掃瞄前，我問醫生掃瞄完成後能否給我看一眼結果。
「我不是放射科醫生，」他說，「但可以給你看。」
然後，我躺下，被推進檢查儀器中。45分鐘後我被推出來時，負責檢測的醫生仍在電腦前專心盯著屏幕，快速且連續地點擊鼠標。
「現在我能看下圖像嗎？」我問道。
「你應該先去找你的醫生。」他頭也沒抬地回答。
顯示四期淋巴癌的PET掃瞄
「但你開始答應我說能看啊，」我反駁道，「圖像就在屏幕上，是不是？」
在我的堅持下，他把顯示器轉向我，黑色掃瞄圖中胃部和腹部散佈著許多紅色斑點。我感到一陣寒意，身體開始打冷戰。「這些紅色的東西是什麼？」我不自信地提問，甚至可以感覺下巴在顫抖。
負責檢測的醫生沒有看我的眼睛。我開始恐慌了。
「這些是腫瘤嗎？」我問道。
「有可能是腫瘤，」他回答道，眼神仍然沒和我接觸，「但你應該保持冷靜，先去見你的醫生，以他的看法為準。」
於是，我請求他為我打印掃瞄圖，然後拿著圖去放射科醫生的辦公室。沒有預約就請醫生看掃瞄結果是違反院方規定的。但在我的懇求下，放射科醫生破例查看我的掃瞄圖，並告訴我掃瞄圖像表明我患有淋巴癌。當我問我的病情處於哪個階段時，他想轉移話題。
「嗯，這個很複雜，我們必須弄清楚——」
我打斷他：「那我現在是幾期？」
「可能是四期。」
當我走出醫生辦公室離開醫院的時候，雙手緊握住掃瞄圖，貼著胸口，好像為了不讓路人看到我身體裡正在生長的可怕東西。我決定馬上回家寫遺囑。
遺囑
在台灣，即時生效的遺囑必須手寫，且不得有任何污點或修改痕跡。寫遺囑時，我拿出了最好的鋼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我的手在顫抖，心情極端焦慮，PET的圖像一直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試著專注於律師提供的關於遺囑的指示，但眼淚迅速在睫毛上積聚。我試著用紙巾擦拭，但慢了一步，眼淚滴下落在「李」字上。淚水融合了墨水，變成了一坨黑漬，形成了一個小黑團慢慢滲入紙中。我不得不重寫，而不斷落在紙上的淚滴讓我花了一個小時也未能成文。
另外，我必須用台灣慣用的繁體字寫遺囑。這種由各種偏旁部首組合而成的複雜字體比簡體字更難書寫。這些漢字是如今仍在沿用的古老的書寫文字之一，也是我從小學習的。當我11歲受在美國工作的哥哥啟發，從應試教育體制的台灣地區轉學到美國田納西州時，忍痛送我上路的母親讓我承諾：每週必須用中文給她寫一封信。而母親每次在給我的回信中，都會附上我去信的副本和她對錯別字的訂正。跨越大半個地球的中文書信往來伴隨著我在美國讀完高中、大學，直到研究生畢業，也保證了我的書面漢語水平沒有退步。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蘋果公司擔任高層職位後，與母親間的手寫書信往來越來越少。當我搬到北京開始為微軟工作時，計算機輸入法更是把我手寫繁體字的時間蠶食掉了。在電腦上輸入漢字僅需要打出中文漢字的拼音字母（比如「nihao」——你好），然後從列表中選擇相應漢字就行了。人工智能還能通過基於上下文的預測，自動選擇詞組，進一步簡化了輸入的過程，使得中文打字幾乎與輸入英語等字母文字一樣高效。
雖然效率提高了，但記憶卻丟失了。現在我弓著背對著桌子，努力回憶我數十年沒有寫過的漢字的形狀。我總是忘記在某個字上加點，或在本不該加橫的地方加橫。每次把一個字改到無法補救的時候，我不得不把紙揉作一團重新開始寫。
我的遺囑只有一頁：把所有財產給我的妻子謝先鈴。但律師堅持讓我寫四份，以應對多種意外情況。假如先鈴先去世呢？那就將全部財產給我兩個女兒。如果其中一個女兒去世了呢？如果先鈴和兩個女兒都去世了呢？
……
這是一組荒謬的假設，強迫某人在自己死亡的問題上糾結，但法律不會考慮你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不過，這些假設讓我開始重新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財務和資產管理不重要，我身邊的人才重要。從看到那張PET結果起，世界似乎融化成了絕望的漩渦，而我就在漩渦中心。災難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我沒有傷害任何人，我一直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想要創造出讓人們生活更安逸的科技，我用自己在中國的名望引導、鼓舞中國的年輕人……我沒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怎麼在53歲就要死去了？
這些想法都是由「我」而起，憑「我」的判斷，圍繞著「我」的價值。直到用黑色墨水一筆一畫地寫下妻子和女兒的名字時，我才從這種以自我為中心、自哀自憐的狀態中走出來。我真正悲傷的，不是我沒法活下去，而是我活著的時候沒有慷慨地和親人分享愛。
看到了結局，突然讓我的生活目標明晰起來，讓我從自我為中心的泥潭中走了出來。我不再問為什麼世界要如此待我，我開始提出新問題：為什麼我要拚命地讓自己成為工作的機器？為什麼我沒有多花些時間與家人、朋友分享愛？為什麼我忽略了做人的本質？
向死而生
台北，日落時分。我獨自一人坐在母親的餐桌前，看著花了4個小時寫完的四份遺囑。母親就躺在隔壁房間的床上。她患有多年的老年癡呆，雖然還能認得我，但幾乎無法理解周圍的世界。母親的失智，至少讓她不必承受最愛的兒子得了癌症這件事。
母親44歲時才懷上我。當時醫學沒有那麼發達，高齡產婦非常危險，醫生勸她終止妊娠。母親拒絕了醫生的勸告，十月懷胎生下了我，用無盡的愛撫養我長大成人。她最喜歡親手做四川風味的紅油抄手給我吃，面皮裡包了新鮮的肉餡，口感細膩，入口即化。儘管母親一句英語都不會說，在我到了田納西州後，她還是到美國陪我度過了最開始的六個月，確保我一切順利。準備回台灣時，她只要求我繼續每週用中文給她寫信，讓我與她的心保持親近，也教導我不要忘本，記得祖先傳承的文化。
想到母親用盡一生時間與我分享愛，我感到一陣陣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懊悔。我不斷自責，撫養我長大的是多麼慷慨大度的女人啊，但我竟如此以自我為中心。為什麼我從未對父親說過我愛他？在母親患癡呆前，也沒有真正表現出對母親的深切關心？
面對死亡，最艱難的是面對無法重來的人生。治療護士兼作家邦妮·韋爾（Bronnie Ware）記錄了許多病人在彌留之際最常見的遺憾。面對生命的終點，這些病人清晰地回顧了他們曾經因專注於工作而忽略了生活。他們談到，由於沒有過上無愧於心的生活而感受到痛苦，後悔過於專注工作，意識到生活的意義是身邊的人賦予的。沒有人在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會後悔沒有工作得更努力一些，許多人後悔的都是沒用更多的時間陪伴自己愛的人。
「歸根結底還是愛與感情，」韋爾這樣寫道，「生命的最後幾周就只剩下愛和感情了。」(4)
與母親在這種情形下同處一室，這個簡單的真理不斷拷問著我。我的思緒回到了過去，沉浸在對妻女、父母的回憶中。過去，我非常精確地計算著每種感情，我對所有感情進行量化，並計算出實現目標需要時間的最佳分配方式。事實上，我的算法分配給陪伴親人的「最佳」時間少得可憐。而開發出這套算法的思維方式不僅犧牲了我分配給親人的時間，還一點點吞噬了我的人性。
山頂上的法師
生命中的特殊時刻會帶來頓悟，但真的參透還需要時間。在寫遺囑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內心的某些轉變。而此後耐心與坦誠的自省，才能真正將這些遺憾與痛苦轉變為與周圍世界互動的新方式。
癌症確診後不久，一個朋友建議我去台灣南部的佛光山一行。這座寺廟由備受敬仰的星雲法師在1967年創建，並一直駐錫於此。佛光山的僧眾和一直面帶微笑的法師踐行著「人間佛教」，即將佛法中的修行與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寺內僧眾一掃傳統佛教令人生畏的神秘感，他們不採取避世修行的方式，而是擁抱現實世界。佛光山歡迎各界來訪的遊客，共同分享簡單實踐和點滴智慧。在寺廟周圍，有新人喜結良緣，有樂在其中的僧侶，還有從城市繁忙生活中抽身而來的遊客，享受著那裡的平靜安寧。
初次拜訪佛光山時，我沒有任何特別目的，只想沉澱幾天，靜心思考。雖然我本人不信奉任何宗教，我仍然相信世界創造者的說法，相信有一種大於我們人類本身的力量存在。
有一天早課之後，我有幸和星雲法師一起共進素食早餐。那一餐是雜糧燕麥、豆腐和粥，我們吃飯時太陽還沒升起。用餐的過程中，星雲法師突然問了我一個問題。
「開復，你有沒有想過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我不假思索，條件反射般地說出數十年來我給自己和他人的答案：「最大化我的影響力，讓世界因我而不同。」
剛說完，我立即感受到向他人赤裸裸地暴露自己抱負時的尷尬，而桌子對面法師的沉默讓這種感覺進一步放大。我的回答是自己的真實想法。致力於追求自身影響力這個信念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我曾廣泛閱讀哲學和宗教書籍，但數十年來，我從未批判性地檢查或懷疑過內心深處激勵我的這個核心信念。
星雲法師沉默片刻，用一張薄餅把木碗裡的殘羹抹淨。我坐立不安，調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
「『最大化影響力』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問我，「一個人這樣說的時候，通常都是在給追求名利一個淺薄的偽裝。如果你真正審視自己，你能說自己確實不是受名利驅使嗎？問問自己的心吧！千萬不要自己騙自己。」
我腦海中飛快地閃過各種反駁的語句，我想尋找客觀的、無懈可擊的邏輯為自己的行為正名。確診以來的日子裡，我一直為之前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方式而感到痛苦與懊悔。我慢慢地適應了自己感情生活的空虛。但正如伊麗莎白·庫伯勒-羅絲提出的「哀傷的五個階段」(5)中所說的那樣，接受之前總要討價還價。
我內心一直試圖用自己對中國年輕人的影響力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想以此來抵消與家庭、朋友分享愛這方面的缺失。我在社交媒體有大量的粉絲，我不知疲倦地最大化對這個群體的影響。
確實，我將很多陪家人的時間用在了公開演講上，但想想那些我幫助過的人呢？我影響了成千上萬名年輕的學生，並為推動一個泱泱大國快速邁上人工智能發展之路而努力。如果將這些累加起來，難道算不上功大於過嗎？我通過努力工作，向眾多陌生人提供的幫助，難道不能彌補在與親人分享愛方面的不足嗎？等式的兩端不能配平嗎？
但是，星雲法師對我這套「人生算法」取得的成果不感興趣。他耐心地剖開我層層的借口和偽裝，把我內心中的最後一根支柱取走。他不斷將我們的對話焦點轉移至內心，讓我不要畏縮，坦誠面對自己。
「開復，人類不該這樣思考。這樣一刻不停地計算、量化一切事物，會侵蝕掉我們內心本真的東西，會阻礙生命中真正的能量的湧現——那就是愛。」
我低下頭注視著兩腳之間的地板：「星雲法師，我最近才開始認識到這點。」
「許多人都認識到了，」他繼續說道，「但在生活中踐行很難。我們必須放低自己的姿態。我們必須在骨子裡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必須承認，在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比與他人分享愛這個簡單的行為更重要、更有價值。如果我們從這點出發，其餘的事情就順其自然了。這是我們真正實現自我的唯一方式。」
星雲法師說完這一句，就和我道別，轉動輪椅離開了。但他的話語在我腦海中迴響，滲入我的肌膚中。確診以來我一直處在痛苦、悔恨、反思和質疑的漩渦中。我意識到了過去的思維方式對個體的毀滅性，我努力嘗試用新的方法做人，不模仿算法的思維方式。見了星雲法師後，我又有了新感悟，這些感受不是什麼謎語的答案，或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一種處理問題、理解自己以及經歷世事的方式，一種在簡單的輸入、輸出和優化之外的方式。
30年前申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時，我寫下了我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抱負：「量化人類思維過程、解釋人類行為」，以及人類「理解人類自身的最後一步」。做科研時，我站在人工智能相關知識的絕對前沿，但我從未進一步真正認識自己或其他人。這種認識依靠精巧構建的算法根本無法實現，我需要的是毫不畏懼地直視死亡這面鏡子，接受我與機器的根本區別——「能否愛人」。
第二意見和第二次機會
在我深刻反思人生的同時，癌症治療也在進行。四期淋巴癌是這種疾病的晚期，平均來看，患者5年存活率大約只有50%。
我想在正式治療前再徵求一下其他專家的意見。朋友給我介紹了一位台灣在血液腫瘤方面的頂級執業醫師。介紹與看診之間有一星期的間隔，我用這段時間研究了這種疾病的特質。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在自己命懸一線時，我當然想要加深瞭解這種病並量化我活下來的機會。通過查找網頁，我搜尋了一切有關淋巴癌的信息：可能的病因、先進治療手段以及長期生存率。通過這個過程，我瞭解到醫生是如何對淋巴癌進行分期的。
醫學書上使用「分期」的概念描述癌症的階段，越到晚期，生存率越低。對於淋巴癌，傳統的方法是基於一些簡單的特徵進行分期，如癌症是否已經影響到不止一個淋巴結，膈上下部分是否都有癌變淋巴結，淋巴系統之外的器官或患者的骨髓中是否發現了癌變等。每當患者的情況符合上述一個特徵，診斷結果就會增加一期。我的淋巴癌變超過二十處，擴散至膈上下，並且進入了淋巴系統之外的器官。這些症狀都符合四期患者的病徵。
不過，這種極其原始的分級方法更多是為了便於醫科學生記憶。因為人類分辨變量之間關聯的能力非常有限，需要基於少量最明顯的特徵——「強特徵」做決策，基於簡單特徵對複雜疾病分期就是一個例子。再比如銀行貸款時，銀行調取貸款人的徵信也是「強特徵」，如貸款人的收入、房產價值和信用評級等信息。對於淋巴癌的分級，「強特徵」只有腫瘤的數量和位置。這些「強特徵」其實不能特別準確地將知識分類，它們只是為了便於知識在人類之間傳承。目前，醫學研究已經確定了數十個淋巴癌的其他特徵，這些特徵有助於更好地估計患者的預期壽命。但記住這麼多因素之間複雜的相關性和預測的準確率，即使最優秀的醫學生也無法做到。因此大多數醫生在給患者進行癌症分期時，不會考慮那麼多因素。
在研究中，我發現了一篇量化淋巴癌其他因素對應患者存活概率的論文。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意大利摩德納-雷焦·艾米利亞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論文分析了十五個不同的變量(6)，確定了其中與預期壽命超過5年的最相關的五個特徵。這些特徵包括一些傳統的衡量標準（如是否涉及骨髓），也有不太直觀的衡量標準（如是否有直徑超過6cm的腫瘤、血紅蛋白水平是否低於12g/dL、患者年齡是否超過60歲等）。論文給出了根據患者呈現出的特徵數量推測的平均生存率。
當然，對於我，一個接受過人工智能訓練的專家，這套新的判斷方法還是不夠嚴格（最簡單的算法做判斷時需要的顯著特徵即使沒有上千個，也有上百個），但相比傳統判斷方法，我馬上選擇了這種更重視數據的新方法來判斷自己的病情。通過瀏覽許多醫院的醫療報告和測試結果，我找出了每個變量的信息：年齡、受最大影響的淋巴結的直徑、侵入骨髓的情況、32-微球蛋白狀態和血紅蛋白水平。這五個特徵與預期壽命縮短的關聯最大，而我似乎只符合其中一種。我瘋狂地掃視頁面，篩選圖表，並在我的變量和生存率兩欄之間尋找。結果是：醫院給的「四期」診斷意味著我的5年存活率大約只有50%，而採取上述論文中更詳細、更科學的新方法則把我的存活率提高到了89%！
我不斷檢查並覆核這個數字，每次確認都讓我更加欣喜。我體內的情況沒有改變，但我感覺自己從無底洞裡被拉了出來。一周後，當我見到那位頂級專家時，他確認了我自己的研究成果：將我的淋巴癌定為「四期」有誤，我的病通過治療存活的可能性很大。我頓感重獲新生。
解脫與重生
在最後一刻成功避險的人大都有以下經驗。比如，你駕駛的車在高速路上急停，晚幾秒剎車就會造成一場事故。幾秒後，你會覺得一種麻刺感爬過皮膚，再蔓延至頭皮。當腎上腺素消散、肌肉放鬆後，大多數人默默發誓再也不會讓類似的情況發生。這個誓約也許能管用兩三天或者幾周。但很快，你就會重拾舊習。
在我進行化療、癌症開始好轉的時候，我發誓要謹記癌症帶給我的啟示。確診後幾周的時間裡，我經常夜不能寐，一遍遍地回顧我的人生，思考自己為什麼如此盲目。我告訴自己無論還有多少時間，都不能再讓自己成為一個機器。我不會靠著算法生活，也不會盡力優化變量。我會嘗試與愛我的人分享愛，並不是因為實現特定的目標，而是因為這樣讓我感覺良好且真實。我不想再成為一台運轉的機器。做一個懂得愛人的人就夠了。
生病以來，家人給予我的關愛不斷地提醒著我這一點，同時這份感情也是治療期間支撐我的力量源泉。儘管這麼多年來我陪她們的時間很少，但在我生病後，我的妻子、姐姐們和兩個女兒馬上前來照顧我。在讓人精疲力竭且似乎永無止境的化療過程中，先鈴始終陪著我、照顧我，睡覺的時候守在我床邊。化療會影響消化系統，有些正常的氣味和味道都會引起反胃或嘔吐。我的姐姐們給我送飯時，都會仔細注意我對每種氣味或味道的反應，不斷調整食譜和配料，以便我在治療期間也能享用她們在家裡烹煮的食物。在治療期間，她們無私的關愛和無微不至的照顧讓我感動得不能自已。她們親身示範了我頓悟到的一切。我把之前想通的所有內容整合起來，變成了澆灌我內心、隨我身體一起恢復健康的情感。
女兒發給我的父親節手繪賀卡
康復後，我開始珍惜與最親近的人相處的時光。以前，我的兩個女兒放假時，我只會抽兩三天的時間陪伴她們。而現在，我會花兩三周的時間與她們共處，甘之如飴。無論出差還是度假，我都會和妻子一起出行。我抽出了更多時間在家照顧母親，在週末與老友們一同出遊。
我也主動聯繫了多年前曾經被我傷害或忽略的朋友，請求他們原諒我，希望可以重建友誼。我會與那些向我求教的年輕朋友見面，而不是只通過社交媒體，進行不那麼直接的交流。我盡量不通過「潛力大小」來給會面排定次序，無論來人地位或才能如何，我都會盡我所能與所有人平等接觸。
我不再思考墓碑上將會寫什麼。這不是因為我害怕思考死亡這件事，而是現在的我更加清楚，生命無常，死亡一直長伴左右。墓碑只是一塊死氣沉沉的石板，無法與生活中豐富多彩的人們和記憶相提並論。我認識到，周圍許多人視為本能的事情，我才剛開始瞭解。雖然這些領悟很簡單，卻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些領悟也令我重新審視人與機器、人類心靈與人工思維之間的關係。我回想生病的經歷，從PET開始、到診斷、感受自身的痛苦以及隨後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恢復，通過這些我逐漸認識到，治癒我的藥物包含兩個部分：科技和情感。這兩點都將成為人工智能未來的支柱（對此我將在下一章解釋）。
我對醫護人員滿懷敬意並深表感激。他們通過多年的經驗和尖端的醫療技術控制住了我體內生長的淋巴腫瘤。他們的專業知識，以及為我量身定制的治療方案挽救了我的生命。然而，這僅僅是治癒我的半劑良藥。多虧了先鈴、女兒、姐姐們和母親，用無言的行動給予我無私的愛，讓我知曉了愛的意義，我才能有機會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在不久的將來，人工智能算法可以代替醫療人員完成許多診斷的工作。人工智能算法做出的診斷、給出的治療處方比任何人都更有效率。但事實是沒有任何算法可以替代家人在我治療過程中的作用的。他們給予我的東西比人工智能產生的東西要簡單得多，卻也深刻得多。
此外，邦妮·韋爾關於臨終遺憾的嘔心瀝血之作，在我最脆弱的時刻讓我重燃希望。星雲法師，他的智慧帶我走出了一直以來的執念，迫使我真正面對自己。如果沒有這些不可量化、不可優化的感情聯結，我永遠不會明白生而為人的真正意義。如果沒有這些人，我永遠不會重新劃分事情的輕重緩急。我開始減少工作時間，並花更多時間享受生活。我不再試圖量化每次行動的影響——如與誰會面，寫信回復誰，花時間與誰溝通，而是平等對待我周圍的所有人。我對待他人方式的轉變不僅對他人有益，同時也讓我有了完整感、滿足感和淡然的感覺，這是工作中的成就永遠無法帶給我的。
人工智能固然強大，而人類獨有的愛才是我們生活中最需要的。愛是第一眼看到新生兒的瞬間，是墜入愛河的那一刻，是朋友的傾聽所帶來的溫暖，或幫助別人時感受到的自我提升。人類對自己的心靈還欠缺認識，更談不上去複製。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只有人類具有愛與被愛的能力，也希望愛別人和獲得愛。而愛與被愛的感受構成了我們生命的意義。
我堅信的未來是由人工智能的思考能力，加上人類愛的能力構築的。如果我們能夠創造這種協同作用，我們就能在發揚最根本的人性的同時，利用人工智能無比強大的力量創造一個繁榮的世界。
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為我們自己——無論是人類、國家乃至世界共同體——創建這樣的未來，我們都要從頭開始，重新構思、組建我們的社會。實現美好的願景需要社會團結、創造性的政策和人情味，如果真的如此，我們可以將一場徹底的危機轉變為前所未有的機遇。
(1) 《〈時代〉百大影響力人物：任正非李開復上榜》，新浪科技，2013年4月19日，https://tech.sina.com.cn/t/2013-04-19/08458256353.shtml。
(2) 李開復：《做最好的自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開復：《世界因你不同》，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4) 邦妮·韋爾：《臨終前最後悔的五件事》，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
(5) Elisabeth Kubler-Ross, On Death and Dy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6) Massimo Federico et al., 「Follicular Lymphoma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2: A New Prognostic Index for Follicular Lymphoma Develo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ollicular Lymphoma Prognostic Factor Project」,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7, no. 27 (2009-09):4555—4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