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人們都在思索這一可能：有一天，人類能否超越人體的極限，運用科學手段轉移自己的思維並將之保存。這種思索可以追溯到十分有影響力的俄羅斯哲學家尼古拉·費多羅維奇·費多羅夫（Nikolai Fedorovich Fedorov）。費多羅夫出生於1829年，是俄羅斯宇宙主義者。宇宙主義融匯了東西方哲學的理論，具有俄羅斯東正教的虔誠與率直。今天一些未來主義者的這種宗教般的熱情通常與最新的尖端科學齊頭並進，這很大程度上脫胎於俄羅斯宇宙主義。費多羅夫將進化設想成以智能和實現它的探索為中心的過程。他認為，人類是自然史的頂峰，應該運用一切可行的理由和道德去指引自然選擇之手。這種觀點引發了人們的一種興趣：利用科學方式實現徹底的壽命延長和肉體不朽，並且最終恢復所有逝者的生命。所有這些死而復生的人們生活在哪裡呢？費多羅夫認為太空和海底可以成為人類的殖民地。就像眾所周知的谷歌將民主和數據驅動的方法融入生活中一樣，費多羅夫宣稱：「人人都必須學習，一切都是知識和行動的對象。」
尼古拉·費多羅夫的想法很快受到了他人的追捧。法國社會學家珍·菲諾特（Jean Finot）於1909年撰寫了《長壽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ong Life）一書，在書中，他推崇利用科學來設計人生和製造生活物質。英國進化生物學家J. B. S. 霍爾丹（J.B.S. Haldane）1924年發表的《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隨後認為，進化可以通過定向突變在子宮裡進行。在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創作其反烏托邦小說《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時，霍爾丹的想法對他影響很大。在1927年出版的《為生存能力而奮鬥》（The Struggle for Viability）中，布爾什維克作家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宣稱：自然壽命正因為社會缺陷而被人為縮短。如果改善這一狀況，波格丹諾夫寫道，我們的生命至少應該「持續120—140年」。同期，X射線先驅J. D. 伯納爾（J.D. Bernal）於1929年撰寫了《世界、眾生和惡魔》（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這本書詳細說明了費多羅夫的「空間殖民」的概念，並描述了其延長人類壽命和增強人類智能的理論。
這些長篇大論今天讀起來仍然引人入勝，但是只有當在計算機、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成為20世紀晚期交流工具的一部分時，超人類主義才真正生根。特別是隨著年華老去，許多人工智能保守派也將注意力轉向了能夠幫助他們延長自然壽命的技術上。
其中一人就是馬文·明斯基。1994年，67歲的明斯基為《科學美國人》寫下了一篇名為「機器人是否將接管地球」的文章。在這篇4 500字的文章中，明斯基指出，我們瞭解死亡，我們正在解決死亡問題的途中。他將死亡劃分成兩種獨立的範疇：肉體的分解和靈魂的分解。他指出，身體是（相對）簡單的部分。之前他就指出，人類的平均壽命從古羅馬時期的22歲到1900年發達國家的50歲，一直在不斷增長。隨著科學對基因的不斷研究，明斯基認為我們將能夠改變許多當前影響人們未來生活的條件。他將人類與動物界進行比較，並提到了一個涉及地中海某種章魚的實驗。產卵之後，這種章魚不再進食，並且很快餓死。然而，當科學家將孵卵的雌性章魚的視神經腺體移除，他們發現章魚拋棄了自己的卵，並重新開始進食和生長，比未經改變的章魚壽命大約延長了兩倍。出於延壽的目的，我們也在人類身上也進行了類似的手術——移除惡性腫瘤或者對人們進行重要器官的移植以挽救生命。
正如人們從將整個職業生涯都花在了人工智能的研究上的科學家那裡瞭解的那樣，明斯基認為大腦更加複雜。他寫道：
作為一個物種，我們似乎已經達到了智能發展的頂峰，毫無變得更加智慧的跡象。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是比牛頓或阿基米德更偉大的科學家嗎？近幾年有超過莎士比亞和歐裡庇得斯的劇作家嗎？2 000年來，我們已經學會了很多，然而，仍有許多古代智慧似乎顛撲不破，這讓我不禁懷疑我們並未取得多大進步。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應對個人目標與全球利益的衝突。無論何時，我們在制定重要決策時總是缺乏判斷，我們對自己不確定的事總是聽天由命。
當互聯網開始騰飛時，建立一種「蜂群思維」的想法引發了時代思潮。但明斯基並不僅僅是希望保存信息並使其為後代所用。他希望全面地看待它。他寫道：「最終我們將使用納米技術完全替代我們的大腦。一旦突破了生物學的限制，我們就能夠決定我們生命的長度，不但可以選擇長生不老，還可以選擇其他現在無法想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