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包括我本人在內），儘管人類具有各種崇高的品質，但是，在他的軀體內仍然保留著他出身低微的永不磨滅的烙印。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DNA既不關心也不知道，DNA就是DNA。它是我們舞蹈的樂章。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在我所有的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可以擁有完全絕對的自由。在當今社會，孩子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鐘都要由媽媽來安排。有些媽媽給孩子們配備手機以保持聯繫，還有一些甚至打算用GPS跟蹤或用網絡攝像來監視她們的孩子。這種事在半世紀前是不可能發生的，那時孩子們的生活一般是無人看管的。
我很幸運生在一個有自由傳統的家庭裡。母親小時候喜歡赤腳攀登聖迭戈附近海灘上的峭壁。父親則常常在愛達荷州的蛇河裡用假蠅釣魚，夏天在懷俄明州他叔叔的牛場裡工作。我的童年是在加州度過的，父母常常對我說「玩去吧」，從不約束我。鑒於這種家庭影響，我發現我喜歡冒險和面對挑戰——這一點並沒有因為我的成年而改變。當時我尤其喜歡比賽，這個愛好直到現在我仍然保留著。
我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是當地的機場，我常常會站在跑道邊的長草坪上，看著DC—3飛機的螺旋槳旋轉起來並逐漸變得模糊。而後，當飛機向跑道邊上靠近時，我血液開始沸騰，一旦飛機滑進起飛點，比賽即開始了。我先就近蹲下來數機身上面鑲嵌的亮晶晶的鉚釘，當飛機的兩個引擎發動起來時，我就飛快跳上自行車，使足了全身的勁，弓著腰猛蹬腳踏板。飛機開始朝東衝進加州蔚藍的天空時，我的心狂跳不止，低著頭盡最大努力沿著跑道蹬車飛馳。
在靠近機場的灣邊莊園，我的父母擁有一套9000美元的平房。和灣邊莊園緊挨著的是距舊金山南24千米的密爾布市，它是一個只擁有不到8000人的小城市，以前曾是密爾家族的領地。202高速公路向東延伸，朝西是鐵路，而我們的南邊和北邊是牧牛的草場。這唯一的一個鄉村標誌已經隨著機場的擴建逐漸消失了。當年的舊金山地方機場在1955年已擴建成現在的舊金山國際機場了，而且它仍在無休止地繼續擴大領地。我敢肯定終將有一天渦輪螺旋槳飛機也會被噴氣式飛機所取代，從我們家低矮的平房上空呼嘯而過。
我小的時候舊金山機場與現在大不一樣，既沒有任何安全設施，也沒有監控裝置，更沒有鐵絲網護欄。隔離飛機主跑道和公路的是一個排水溝和一條小溪。我經常和朋友們騎著自行車滑到溝底然後再上到溝的另一邊。開始我們總是坐在草地上驚奇地看著飛機滑出跑道起飛，奇怪那只「大鳥」為什麼在跑道上滑行那麼慢。此時我已不記得是誰出的主意，但某一天我們認為我們肯定比飛機跑得快得多，於是我們等到飛機預備起飛時，跳上自行車和它「賽跑」。我們甚至在飛機加速並超越我們之前暫時跑在了它前面。這種時刻真令人興奮啊！
今天我經常坐飛機飛來飛去，不管何時我站在相同的東—西跑道上，我都很懷念我的童年。當一個飛行員看見一群小孩子在飛機旁邊狂奔時，不難想像他是多麼著急啊！而一些乘客也凝視著窗外，他們有的向我們招手，有的驚訝得張大嘴，也有的簡直被嚇呆了。偶爾有時候飛行員會向我們晃動著拳頭，甚至會通知地面控制塔派機場警察來。但因為跑道很長，我們很容易就能看見警察過來，於是馬上就從小溪逃走了。後來的一天，我們騎車去機場發現我們和飛機賽跑的歲月結束了：因為機場周圍新修了一圈柵欄。
我童年的每一天都是在玩耍和探險中度過的，這給我的成長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儘管我不像瞭解DNA那樣確切地明白我當時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學校裡所學的任何東西都無法與之相比。我想我能成為一名成功的科學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天生的好奇心沒有被教育體制所抹殺。我甚至還發現競爭其實很簡單，就像一群孩子試圖超越大而笨重的飛機一樣，而這種競爭所產生的長遠利益和它給孩子們帶來的短暫的快感一樣多。在今天不論何時我看見跑道周圍的柵欄，我都會為我對機場的安全所做的貢獻而感到自豪。
我的DNA，我的生命
我這部自傳涉及我身體的每一部分。我共有100萬億個細胞（除去精子和血紅細胞），其中每一個細胞裡都包含有我的46個染色體，我的DNA就包含在這些染色體中，這些染色體數量是通常的人類染色體的數量，沒什麼特別之處。只有黑猩猩、大猩猩和類人猿才有48個染色體（我們曾一度以為人類染色體也是這個數，直到1955年一位勤勞的科學家才完整地給出正確數據）。25000～35000個基因分佈在我的染色體中，這比我們曾經認為的數量要少得多。它們似乎也不是以一種特別聰明的方式組織在一起的，而且並不是所有具有類似功能的基因都必須聚合在一起。
基因中的密碼子是由3個鹼基組成的，它是一個DNA的三聯體，能編碼專門的氨基酸，並與其他的氨基酸連接後折疊成蛋白質，它是構成和操控我的細胞的基本單元之一。利用全部的20種不同的氨基酸作為材料，我的細胞可以產生出讓人眼花繚亂的排列組合從而生產出各種各樣的蛋白質，就像我頭髮中的角質和血液中傳輸的血紅素相當不同一樣，這些蛋白質相互之間也有很大的區別。蛋白質能攜帶各種信號，如胰島素；或接收信息，如我們的視覺色素、神經遞質受體以及味覺和嗅覺的受體。所有的這些蛋白質在結構上都是相同的。沒有一個染色體能編碼大腦和心臟，每個細胞擁有整套可以組成任何器官的遺傳信息，但是它們不能組成大腦和心臟。我們對於細胞有多大能力的理解只處於初級階段，胚胎期的干細胞能結束不同基因的組合，形成大約200種在體內發現的專門的細胞，如神經以及可以依次形成大腦和心臟等器官的肌肉細胞。但是總的來說，我們確實知道DNA中鹼基的排列順序給形成唯一的克雷格·文特爾提供了妙方（即通過一個更為古老的基因分子RNA翻譯成細胞的活動）。
1946年2月我寫過一本關於人類基因組的專著，那時我們還住在鹽湖城猶他州大學的已婚學生住房裡。我的父母，約翰·文特爾和伊麗莎白·文特爾，與我的哥哥也一起住在簡樸的學校住房裡，那些房屋曾經被美國軍方佔用。我的父母都很熟悉軍營生活，不管怎麼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作為海軍陸戰隊的成員，都曾在太平洋的不同海岸上服役過。他們邂逅於加利福尼亞的潘德頓營區，我奶奶是一個虔誠的摩門教徒，而我爺爺不信奉任何宗教。
有一位來訪者曾回憶說被我爺爺邀請到車庫見一位老朋友「馬爾科姆」，最後發現馬爾科姆原來是一瓶蘇格蘭威士忌。我爺爺一直都不同意去教堂舉辦婚禮，所以奶奶只好等他去世後才舉辦婚禮，婚禮上由她弟弟來充當爺爺。父親也步爺爺的後塵，最後被逐出了教會。雖然可能是因為父親反對摩門教的什一課稅制（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給「教會」），但我總是認為是因為父親喝咖啡和吸煙。不管怎麼說，父親被逐出教會除了給他母親有些影響以外好像並沒有給他自己帶來什麼麻煩，因為他並不特別信奉宗教。但是在奶奶的葬禮上，由於教會的人操控葬禮的方式，父親與之發生口角，這加深了他對宗教的反感。
1946年10月14日，我，一個天真無邪的嬰兒出生了。那時父親正受惠於《軍人權利法案》[1]，在鹽湖城的一個學校裡攻讀會計學位。當他艱辛地照看媽媽和我14個月大的哥哥加裡（Gary）時，經濟幾乎入不敷出了。現在想來他當時肯定視我為額外負擔，一個讓他的生活更加困難的傢伙。我母親說在所有的孩子中，我是最像我父親的。但是我們從來都不很親密。
我母親做了一段時間房地產銷售，可是父親很討厭她的這份工作，因為在那個年代這被看作是地位低下的象徵。她太誠實，這一點也不利於這份工作：她不願推銷她不喜歡的房子。藝術是她的創造力的發洩渠道，具體表現為無數的關於海洋的繪畫，但是在我童年時期，她多數時候是家庭主婦。我最早的記憶是她從報紙上剪下優惠券然後一家超市一家超市地跑著去買最好的廉價商品。儘管附近有很多奶牛場，但我們為了省錢只喝奶粉。暑假時我們去野營或去聖地亞哥（San Diego）看望我的外公外婆，聖地亞哥這座城市在我的一生中佔據了重要位置。我也能清楚地記得我那些親戚們是怎樣不停地褒獎我哥哥的。他是一個數學天才，表現比我好，而我總是被恐嚇如果不聽話就被送到少管所去。
Y染色體和原因
我的基因組有一個特點，當我一來到這個世界時，這個特點對於我的母親、我的接生員或者任何一個人就是顯而易見的了，更不要說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遺傳學家、基因研究的領袖或測序大師了。我有一個X染色體（女性有兩個）、一個Y染色體，而不是各有一對（就如同女性那樣）。X染色體和Y染色體被稱為性染色體，用來區分其餘的常染色體。
同每個男性一樣，我的Y染色體負責使男人擁有男性的特點，特別是一個叫SRY（Y染色體上的性別決定區域）的基因。儘管它只有14000個鹼基對長，但當一個英國科研隊把它植入一隻綽號蘭迪（Randy）的母老鼠使其變成公老鼠時，它的力量首次展示了出來。相對而言，這個男性基因的捐獻者倒沒給人什麼印象。在人類的25000個基因中，只有千分之一的基因，也就是只有25個基因位於Y染色體上。儘管如此，這個小基因組的影響力被證明還是很大的。對於遭受Y染色體折磨的人們來說，生活從一開始就很艱難，而且只會越來越難。看看這個星球上最老的居民，你就會發現他們缺少一個Y染色體。從受精到最後死去的整個過程來看，相比那些擁有兩個X染色體的人們而言，擁有Y染色體的人們正在逐漸衰敗。Y染色體帶來了很多特性，如冒險自殺、患癌症、成為富翁、禿頂等，這些可能性都比較大。
甚至直到兩歲時，也許最能標誌我的成功的一個特性才變得明顯了，那就是冒險。對於那次事故，我已經沒有任何記憶了，但是我被告知在與一個很高的跳水板的遭遇戰中，我幾乎被淹死了。後來我的一個導師布魯斯·卡梅倫（Bruce Cameron）開玩笑說我喜歡做從高處跳進空池子的運動。（原話是「他試圖計時，於是跳進盛滿時間的池子，他撞到了池底。」）[1]在那次我跳進我一無所知的水中後，我父母就堅持讓我在當地的基督教青年會學游泳。我很高興他們能這麼做，因為游泳增強了我的信心，並且不管怎麼說，在越南戰場上它還救了我一命。
當我在密爾布（Millbrae）長大時，更多的證據證明我的血液裡有著冒險的精神。早期在鐵軌上冒險的經歷似乎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每天火車的卡嗒聲就是背景音樂。而火車也把我父親帶到舊金山去工作，每天晚上再把父親送回來，在我當時看來，那座城市既大又遙遠。我們居住在鐵軌「錯誤」的一邊。每次購買食物時，我和哥哥就跟著媽媽拉上我們的紅色四輪馬車「無線飛鳥」翻過鐵路去商店把食物拖回來。
鐵路是另一類禁地，我老是跟著哥哥以及我們的朋友們在鐵道下面的排水管裡消磨時間。從一個小男孩的眼光看來，每天幾乎每個小時呼嘯而過的蒸汽式火車簡直是一台令人難以置信的既強大又迷人、振奮人心的機器。當火車慢慢駛向密爾布火車站時，火車司機會將蒸汽向我們這邊噴放出來，我們就在氣體的包圍中看著心愛的大機器轟隆隆地呼嘯而過。
我們也經常在鐵軌上玩耍。其中有一個遊戲是把你的耳朵緊貼在路基上看看誰能聽到最遠的火車發出的第一聲細微的將要來臨的震顫聲。我們會把硬幣放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扁它。（最近一次去密爾布我又嘗試了這個遊戲，可是卻發現現在的硬幣不是銅做的，所以太硬壓不扁，僅僅在鐵軌上留下了一個金屬痕跡。）當我大約7歲時，我們變得更加膽大了，居然敢跳上呼嘯而過的貨車。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即使是一輛行駛緩慢的車，要爬上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經常有在車尾押貨的列車長衝我們喊叫，趕我們下車。
那時父親已是約翰·福布斯公司的合夥人了。他雖然做得很好，但是為此他也不得不付出代價，他給公司的定額支付使我們的家庭收入受到限制，他沉重的工作壓力意味著他經常晚上在電視機前睡著，即使是在拳擊賽或是《黛娜海灘追趕秀》裡女主角那著名的吻別畫面前。但是到了1953年，我們積攢了足夠的錢從我爺爺那裡買了一輛結實耐用的1949年產的斯圖貝克四門車。我們也需要一個更寬敞的住處了。現在我有一個姐姐蘇珊和弟弟基斯。我們的新家在密爾布的山裡，位於鐵路另一邊較遠的地方，但是我們仍能感受到鐵軌的感染力。每天早上，我母親開車送父親去車站，晚上再接他回來。這些短途旅行變成文特爾一家的每天的固定行動了。路上母親總把我惹的麻煩和搞的惡作劇向父親報告。現在我哥哥加裡爭辯說我們那時的行為都是一樣的，只是我樂意被抓住，「可能那時你具有一個壞孩子的形象吧」。
在那方面，我的新家和鄰居也沒能改變我。我搞惡作劇的靈感來源於一個朋友，他父親是鐵路工人，家住在車站附近鐵軌邊上的一個車廂裡。我認為他的生活最美好所以經常去看望他。他給我演示了一些有用的惡作劇，比如怎樣釋放車閘來使火車停止，怎樣連接和分開車皮。畢業那一年，他家搬到了另一個車站，這讓我父母如釋重負。我看著他的車廂卡嗒卡嗒地離開了我的生活。
接著我的冒險活動從鐵軌轉移到了老海灣高速公路上，這條高速路沿著海灣的岸邊繞行直抵正在發展壯大的舊金山機場。在20世紀50年代時，這一帶還未被開發出來，很空曠，沒有任何建築物。我和我的朋友們經常騎自行車穿過天橋去老海灣路。幾年後在高中，這也是我們飆車的場所之一，我們甚至最終發展到了玩「比膽大」的遊戲，就像《飛車手羅德》書裡描述的那樣，在年輕的飛車手浪漫的眼光看來誰先打方向盤躲開誰就是懦夫。
然而，我的成長經歷不僅顯示了我熱愛自由可以不顧一切的一面，我的早期成長經歷的另一個明顯的重要特徵，就是我無休止地想要製造東西的衝動，從晶體管無線電裝置到堡壘無所不造。當我把一些東西捆紮到一起，用我的想像力去創造出一些僅用天然材料和工具所不能完成的東西時我總是最快樂的。就在我的同齡人在學校裡毀滅他們的創造力之時，我可以做我能做的任何事情，用我的雙手去邊學邊干地建造東西。
我早期許多的傑作都得到了小弟基斯（他現在仍做相同的行當，是美國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建築師）的幫助，這些創舉通常是在我們的後院完成的，我們把它叫作「後院」，因為它處在我家花園的後邊。花園柵欄有1米高，那個後院的一邊有一個肥料堆，一部鞦韆，還有一棵野蘋果樹；院子另一邊就是我的領地了，一棵杏樹，一簇黑莓灌木叢，還有就是我建造使用的大量的泥土。
我的建築開始時並不十分誇張，大多數是很小但很精緻的隧道和城堡。每個月我也會盡力省下1美元去買個塑料輪船或戰鬥機模型。感謝無聊的時間、打火機油和火柴，我們發現我們可以有更真實的戰鬥場面，那就是把模型點著。玩具兵燃得很旺，看著熱塑料不斷往下滴我非常滿意。當我的隧道初具規模時，我的縱火癖發展到了開始在隧道裡面放鞭炮的程度。
我日漸擴大的地下隧道堡壘用一塊60厘米寬、1米多長的夾板蓋住，上面再鋪些泥土。但是幾個星期以後，它還是被我父親發現了。父親害怕地下堡壘有塌方危險，命令我將它填滿，我的建築工作只好轉移到地上。用建築工地上找來的廢木料我開始修建一座組合堡壘和俱樂部。為了能再利用那些廢釘子，我們能花上幾個鐘頭把它們從木頭裡拔出來弄直。我相信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早期電影裡照顧孩子的史潘奇都吃驚我們蓋起了一座兩層的建築物。我們有數不盡的杏、黑莓和野蘋果來充當我們戰鬥的軍火。最終由於一個鄰居抱怨說那個堡壘簡直是他的一枚眼中釘，我的創作再一次被摧毀。
所有這些建築的故事發生在我7—10歲年間。後來我的活動移到了院外的街上，在那裡，我試圖把我兩個最初的最愛——建造和冒險，結合到一系列交通工具上，從四輪馬車和肥皂箱賽車到粗製過山車，都充分利用了我們家坐落在山頂的優勢。我們甚至做了一個早期版本的滑板——用螺栓把一隻冰鞋的兩邊固定在寬60厘米、長1.3米的木板的兩端。基斯和我比賽從山頂往下滑，直到我哥哥加裡玩的時候把胳膊摔斷了這項活動才宣告中止。
受到《大眾機械》（Popular Mechanics）的啟發，我的野心轉移到了傳動裝置。這個雜誌有一個計劃：僅用船舶夾板製造一艘2.5米長的水上划艇，而不用任何複雜的基本框架。生活在舊金山海灣的我們被水環繞著，但是如同陸地上的像網球、高爾夫球等興趣愛好一樣，我們也很少利用這些天然優勢。在這些藍圖中，我第一次看到享受海浪的可能。我割草坪和發送報紙掙來的錢，足夠買我必需的材料了。我的朋友湯姆·凱很有藝術方面的才能，他告訴我怎樣把計劃轉化成實實在在的木料，以及怎樣利用基本的工具。修建那條船花了我幾個月時間。我父親確信我不能成功，其理由是我沒有舷外發動機。最終我花14美元從他的一個機械學方面的朋友那裡買到一台20世紀40年代晚期使用過的已經壞了的舷外發動機。我不得不學習怎樣拆除發動機又怎樣把零件裝配到一起使其繼續工作。我用一個50加侖的油桶作為測試桶，結果發現我成功了。我重新讓這個古董運轉起來了，它在我家後院嘎嘎地響了長達數小時。
發動機安裝好後，我把船體噴氣裝置刷成黑色，船頭配上橘黃色的亮邊。令我既驚奇又高興的是父親居然自豪地幫我完成最後的測試。水上划艇被抬到他那輛新的1957年產的「水星」旅行車車頂上，一家人開車去機場南面的小狼尖海港。海灣入口處沒有滑道，我們也沒有香檳酒瓶來打開慶賀。我們必須抬著它走過一片泥地才能使船下水。水淹住發動機後，我鼓起勇氣發動引擎，船體迅速拍打著海浪，船頭衝起巨大的浪花，眼前什麼也看不見。雖然那天成功地完成了任務，但那個時好時壞的發動機讓我感到很不滿意。我夢想著有一天能做得更好。
在七年級的科學課上，我發現我對一些與我的知識相關的實踐活動很感興趣。和父親一起去燭台公園（Candlestick Park）參觀舊金山巨人後，我受到了啟發，決定為初中棒球場建一個電子計分板。當我發明的計分板第一次出現在賽場上為比賽計分時我感到很滿意。同時這也很明顯地表明，我今後將會因為生存而做一些特別的嘗試。
1960年9月我進入米爾中學但有關這段歷程我不記得什麼了。因為學校既不是我的興趣所在也不是我的強項。由於早年痛恨死記硬背和考試直到現在我的拼寫仍然有問題。在幼兒園時我曾是尖子生，可自從那以後我的成績每況愈下，中學時，只有體育、游泳和木工課得了A。當我說不想做傢俱想建一艘時速可達100千米的水上划艇時，我的木工課老師並沒有對此很在意。我開始實施這項計劃時，才發現這是一項複雜的工作，紅褐色的船板被架在蒸汽船頭框架之上。300多美元的材料費正好超過了我的預支能力，但是我這個項目得到了特德·麥爾斯（Ted Myers）的資助，他每天開著「雷鳥」車去上學。他是個游泳愛好者，而且很專業。但是他對手工製作不感興趣，而且對他那個擁有一個建築公司的父親深感厭煩，他的父親倒是希望有一個更具男子漢氣概的兒子。只要我能讓特德動手做，他父親就資助買兩艘船的材料。我同意了，特德也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