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戰爭既厭煩又噁心。它的榮耀全是鬼話……戰爭就是地獄。
——威廉·T.謝爾曼將軍
每一種生物都必須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時期、一年中的某一季節、每一世代或間隔的時期，進行生存競爭，並大量死亡。當我們想到生存競爭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如下的堅強信念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生存不是無間斷的，恐懼是感覺不到的，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強壯的、健康的和幸運的則可生存並繁殖下去。
——查爾斯·達爾文，《物種起源》
想逃離這個世界，我決定遠離一切現存的、死了的、垂死的：那些想活而不能活下來的，那些動過切除手術的人可以存活，卻不想活的；還有那些傷勢嚴重的人，他們幾乎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下來。成堆的屍體被從叢林裡拉出來，炸彈毀掉的田地，以及摧毀的一間間茅草屋。我想到了來自我女朋友凱西的信——「親愛的約翰……」她無法忍受再聽到任何關於我的所見所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現在我所能感覺到的是來自中國海域的暖暖的海水。5個月後，我決定游泳離開這個充滿胡說八道、風言風語和極度恐懼的地方。
我的計劃開始實行，也許我會筋疲力盡沉入漆黑的大海深處最終被海水完全淹沒。我相信這不容易成為事實，因為我是游泳健將而且體格健壯。游離海灘2000多米的海面上，我看見有毒的海蛇露出海面呼吸，我開始懷疑我的所作所為是否正確。但是我仍堅持游過了一大片墨綠的海域——直到我碰見了一條鯊魚我才回到現實中來，它襲擊我，對我又撞又咬。我不停地游，但是慢了下來而且我的決心也開始動搖了。我踏水環望四周，空氣中煙霧瀰漫，我看不見海岸。有一段時間我很生氣鯊魚破壞了我的計劃。然後由於害怕，我耗盡了我的勇氣。我他媽的在做什麼啊？我腦子裡要死的想法消失了。我想活，這種念頭比以往21年的生活中任何念頭都強烈。
我回轉身朝海岸游過去，極度害怕，純粹是腎上腺素所驅使，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感到恐懼，倒不是害怕鯊魚或者有毒的海蛇，而是害怕由於我想死的心情，想找條捷徑逃離越南的野蠻和寂寞的愚蠢想法將導致我可能無法安全返回了。
游回岸邊好像花了很長時間，我簡直無法相信我已經游出去那麼遠了，那時候很想知道自己是否找對方向了。我那時候所考慮的是我多想活下來，我的行為是多麼愚蠢啊。接著我突然碰到了小浪花，於是我知道如果能人體衝浪到海灘，我就有機會成功抵達岸邊。我竭盡全力抓住一個浪頭，騎上去，然後抓住第二個，第三個，直到最後一個浪頭。我的雙腳現在能接觸到沙底了，我繼續朝前游了一兩碼，在我徹底虛脫之前跑過了水面。
耐力
我能在水裡游相當遠的距離，部分原因是我的一段基因沒有突變，這段基因負責腺甘單磷酸脫氨酶（AMPD1），後者在肌肉收縮中起主要作用。這種最常見的突變引起上述酶的缺乏，從而導致肌肉酸痛、抽搐和容易疲乏。所有這些都是因為一個鹼基由C到T的改變，抑制這種酶的產生，結果使得耐力大為下降。幸運的是我是C/C而不是T/T。
我裸體躺在沙灘上數小時，感到筋疲力盡也很放鬆。我很高興自己還活著，而且逃離了我對生命的錯誤觀點而導致的致命的後果。現在在我腦子裡毫無疑問全是想活下去的念頭，我想讓我的生命有意義，我想與眾不同，我感到了純真，我感到了活力，我感到我有堅持下去的力量。
我順著泥腳印在海灘上走，這些腳印將會帶我穿過陸軍特種部隊的營地，在一個沙丘脊邊上，立著一個個竹籠子，每個大約有1米高，面積有1平方米。在每一個籠子裡，都有一個人蹲著——很明顯是個越南人，大概是越南共產黨人。他們的遭遇我很難感同身受，但是我知道我的困境，對於任何一個囚禁在我面前的人來說都是像天堂一樣。所以我甚至感到更加的生氣，對自己更加失望，剛剛居然自願過早地交出自己的生命。
我走過海軍航空基地上了主幹道。「1號大道」是一條鋪砌的從峴港到猴山的雙車道路，途中穿過海軍醫院。我穿過後門，上了幾階木質階梯，然後打開小屋的門，屋裡永遠亮著微弱的燈光，到處可以感到潮濕、陰暗。這就是我睡覺的地方，是我唯一能逃離越南，唯一可以使自己倖存的地方。這裡現在就是我的家。我大老遠從南加州舊金山海灣地區來到這裡，從一個衝浪運動者，一個自由、瘋狂的孩子和一個反戰者變成了現在的樣子：海軍看護兵。
在越南，我對生命最初最真實的一瞥已經留在了載我來的包機上，當飛機開始俯衝降落時，它的光芒也消失了。當我們靠近跑道時，我能看見向我們瞄準射擊的槍口閃爍的亮光。從我1967年8月踏上越南這塊土地的那一刻開始，生命就有了創傷。我發現自己置身於峴港港口，峴港與廣南（Quang Nam）省和中國南海接壤，我在流動軍隊外科醫院工作，這裡既沒有笑話也沒有漂亮女人。身邊正進行的這場戰爭是美國支持的南越軍隊同越南共產黨之間的戰爭。前者我們統稱為「阿文（Arvin）」。早在兩年前，數百萬的美國觀眾被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播出的一條晚間新聞報道所震驚，報道稱一批越南農民的家被駐紮在峴港市附近村落裡的美國軍隊放火燒著了。當我到達海軍醫院時，這種僅僅為了例行公事的縱火行為早就臭名昭著了。
像幾乎所有其他人一樣，我被安排到了廉價房舍內，這種住房在軍用飛機場、兵營、醫院到處都可以看見，他們稱之為「匡西特」的活動房屋內。這一排排用鋼筋條搭成的半圓形瓦楞頂的建築，上面覆蓋著波浪形的金屬片，是以它的出產地匡西特羅得島來命名的。我的舖位和櫃子正好就在門邊，所以很容易找到。屋裡時常是漆黑的，因為醫院實行12小時倒班制：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然後再從晚上7點到早上7點。
我更喜歡上晚班。晚上工作的那幾個小時能讓我有機會跑到海灘上游泳、衝浪。這種日程也有另外一個實際的好處，因為天黑後，海軍航空基地的導彈就會在街道上空呼嘯而過，周圍的機械槍炮台幾乎每晚都在射擊。晚班也意味著我能避開老鼠，它們一到天黑就跑出來了。你唯一可以從軍旅生活逃離出來的時候——做夢的時候——也會因為被老鼠嚙咬或者亂竄驚醒，它們有時甚至會跳上你的臉。
夜晚基因
人人都本能地知道自己是貓頭鷹還是百靈鳥——也就是說是白天工作者還是夜晚工作者。我總是挑燈夜戰，結果（可能就是這個原因）發現早上很難早起。答案一定出在我的生物鐘上。事實上，人體內除了一個超時鐘外沒有單獨的計時器。時鐘存在於每個細胞內，細胞是由蛋白質組成的，蛋白質具有月亮陰晴圓缺似的內在循環性。
這些時鐘基因決定的蛋白質的齒輪共同運轉起作用，它們由這些時鐘基因構成，後者產生所謂的日節律，它將幫助控制各個不同的生物變化時間，包括激素的產生、血壓、睡眠過程中新陳代謝減弱。那麼使我痛恨起床的機制到底是什麼呢？
有一項研究已經把週期同系物2（Per2）中的基因突變和「睡眠時相提前綜合征」（即想早睡早起）聯繫起來了。
我的基因組和我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我缺少這個特別的基因突變。
更有研究前景的是，另一個時鐘基因週期同系物3（Per3）的長度差別和夜間工作者之間的相關性已經被薩裡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在倫敦聖托馬斯醫院揭開了。這些荷蘭人認為，這段基因的長度變異和早起是有內在聯繫的（儘管這個相關性仍在爭論中）。缺乏這樣的突變而喜歡夜晚工作的人則更為常見，它被稱為「睡眠時相推遲症」。但是因為我的週期同系物3表明我不是一個夜晚工作的人，因此要理解我生物鐘的特性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儘管醫院已經在基地和北越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區，炸彈仍然會突然墜落，在醫院周圍某個地方爆炸。醫院的紅十字標誌就畫在匡西特活動屋頂上，好像正好給攻擊者指引了目標（我們推測越南共產黨應該已經接受了日內瓦條約的條款）。一天晚上，當我正工作的時候，一顆炸彈正好在我的屋子前爆炸了，離我的舖位很近。牆上滿是彈片留下的洞，有一大塊彈片嵌入我剛睡過的床墊裡。空襲警報在我屋子附近響著，當它響起的時候，通常會引起比炸彈本身更大的恐懼。我知道這是典型的巴甫羅夫條件反射，當人們處於沉睡中時，它的反應更強烈。
基因與上癮
我痛恨越南，但是它沒有讓我對毒品上癮。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和多巴胺有關，它是神經傳導中一個活躍的化學信使，能影響大腦對事物產生的歡愉感受。編碼這種化學作用的一類蛋白質的基因是多巴胺4受體基因（DRD4），它包含一段由48個鹼基對組成的片段，該片段有2～10次的重複。有主張稱——儘管目前證據尚不確鑿——這段較長的基因與精神分裂症、情緒紊亂和酗酒有關聯。編碼一個多巴胺受體的多巴胺2受體基因（DRD2）的一些變異，也與物質濫用有關。對於其他求助於酗酒和吸毒來尋求感官刺激的人而言，他們的基因組成意味著用更多的直接的方法可以激活大腦的快感中樞。
我確實喜歡喝酒，而且我有濫酗酒的家族史。我祖父63歲時，酗酒的併發症奪走了他的生命。而他的父親的死也是由於在喝醉酒後又去賽馬車導致的。這與我們的多巴胺基因組有關嗎？我自己的命運已經被一段基因的重複定型了嗎？事實上，我有多巴胺4受體基因的4次重複片段，這也就是個平均水平[1]。其他基因也與多巴胺關聯，所以多巴胺4受體基因並不能給出完整的圖像。雖然我已經檢查了我的多巴胺受體基因組（DRD1，DRD2，DRD3，DRD5和IIP），但是沒發現任何特殊之處。
交朋友很難。很少有人對獲得快感以外的東西感興趣，麻痺自己可以逃離恐懼和無助。當成噸的大麻輕鬆地進入越南時，每個基地都在使用它。在醫院門口，我只需花2美元就能買到一袋200個高質量的曼谷黃金大麻煙卷（戰後不久這些癮君子們馬上轉向可以給他們帶來欣快感更強的海洛因和鴉片）。把自己灌醉是可供選擇的唯一其他方案。醫院有個類似夜總會的地方，那裡酒很便宜，而且一天24小時都供應。越南人的樂隊和歌手激情演唱披頭士（Beatles）、滾石（the Stones）以及野獸（the Animals）樂隊的歌。多數看護兵下了班都去那裡，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我有時也那樣做，邊抽煙邊喝酒，但多數時候，我一有空就去做運動。
我幾乎每天都要在我的軍事海灘上跑步，現在被叫作中國海灘。沙灘從猴山橫跨一個大圓弧，猴山起自峴港，穿過大理石山，在那裡幾乎每天晚上都有瘋狂的戰鬥。雖然很難做運動，但是就是在這珍貴的時刻，我能忘記戰爭，而且意識到自己處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山巒中隱藏著神秘的巖洞、隧道，其中有一些還有佛教和儒教的神廟。離我住的地方幾英里處有一個大教堂似的巖洞，那被越南共產黨當作野戰醫院。
沿海灘跑3英里（1英里為1.6千米）本身就是個冒險行為，尤其是當我一路前進穿過鐵絲網的屏障和每個間距半英里的防護塔時。為了娛樂，海軍隊員們會用50口徑的機械槍或者他們的M16向我射擊。在槍林彈雨中，我學會了保持自己穩健的步伐。每次跑完，我會游一會兒泳，然後人體衝浪個把小時，直到後來得到一塊衝浪板。
峴港有洶湧的海浪和強大的激流：潛流或「河流」裡的水在這裡匯合，然後又返流回大海。面對我每天要在營地遭遇的這一切，我總是毫不猶豫地跳進離岸流。海浪就像滑雪斜坡上方索道裡的椅子，會把我帶到海洋深處。有時被拽到水下不得不屏住呼吸幾分鐘，但是一旦我征服了它，將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駕馭。水裡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包括鯊魚、六步梭魚、海蛇等。海蛇是最令人恐懼的。黑背海蛇和劍尾海蛇是南中國海岸很常見的蛇。它們通常如潮湧來，蛇潮有數英里長，半英里寬。蛇不是典型的攻擊性動物，但是一旦遭到驚擾，就會又撞又咬，體內釋放的一種含有神經毒素的毒液可以很快置人於死地。幾乎每天都有報道稱越南漁民抓海蛇時被咬傷致命。
一天下午我正在做人體衝浪時，感覺有東西撞我的腿。於是我把手伸下去推開那個入侵者，馬上發現我抓了一條海蛇。我的手正握著的不是它的扁尾巴，而是它頭附近圓溜溜的身體，我絕不能讓它溜了。它張開口試圖咬我。海蛇游泳能力很強，所以我得盡全力堅持攥住它。用一隻胳膊游泳還不住地被海浪打翻，我可不建議大家堅持攥住一條在海浪裡翻滾的海蛇不放。最後，我的腳終於能站穩了，不過還是被海浪又打翻了一次。好不容易氣喘吁吁、跌跌撞撞跑到海灘上，看見一些浮木，我拿起來就往蛇的頭部打，一直打得它不再動彈了。我拿著這個戰利品讓一個朋友照了張相，記錄下生命中的這段險些喪命的遭遇。我不想忘記這段經歷，於是跑到醫院後面用小刀把蛇皮剝了下來，用注射器針頭把它釘在一塊板子上，在太陽下曬乾。為了提醒自己那場遭遇，我現在仍把那張蛇皮掛在我的辦公室裡。
我在重症病房是一名高級看護兵。重症病房是一個獨立的單間，無窗，只有兩個門，20床被子。條件差得難以忍受，由於天氣又熱又潮濕，雨季期間，這個地區常會有梅雨天氣（法國人稱為毛毛雨）出現。這時通常會鬧洪災，大家都在木板上行動。多數的夜晚我們面臨的是附近炸彈的爆炸，因為我們的傷員不能動，我們必須和他們待在一起，和其中睡不著的人說說話安撫他們的恐懼，也是在安撫我們自己。不管怎麼說，基本沒什麼機會睡覺。穿過高速路，就是海軍航空基地，每天不斷有噪聲從飛行香蕉「H21肖尼」、蝌蚪形的「喬克托人H—34」、載貨機「奇努克人CH—47」、「休伊」等一些其他的越南人稱為「大鐵鳥」的直升機上傳來。直升機在我們房子後面的空地降落，每次著陸都會帶來很多遇難者，有碰上地雷的，被尖竹樹樁扎傷的，子彈、手榴彈打傷的，各種炮彈、炸藥炸傷的，白磷燒傷的等。
重症病房的結構床可以靠一個圓形架子旋轉，這讓我們能再放一條薄墊子在癱瘓患者身上以便讓他能從上到下地翻轉過來。我們這裡從來沒有空床，我看到它們的佔有者被用我再也不希望用到的方法檢驗傷勢和生命體征。我們經常會有雙肢都被截的患者，一般是地雷爆炸所致。雙腿動脈被切斷後，他們只能一直躺在那裡。他們之所以能活著躺在那裡，一方面證明了醫護兵的技術高，另一方面也證明了使用直升機來清理傷亡人員的效率。這些傷員經常意識到自己的困境，經常在發現自己沒了腿、腳、手或胳膊後，大聲痛苦恐懼地嚎叫。腦外科患者，「素食者」，經常不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他們失去了什麼。最極端的要數胸部和腹部受傷的了。
在我的病房，傷員面臨兩種命運：要麼他們足夠幸運可以被直升機送到日本或菲律賓經過治療而存活下來，要麼他們在這裡停止呼吸。我見過幾百個士兵死在這裡，經常是當我按摩他們的心臟時（每次都是徒手），或者是給他們做人工呼吸時。有幾個人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裡。有一個18歲的海軍戰士，他的狀況讓我很為難。他看起來很普通，很健康，身上沒有明顯的傷，但是他一直不省人事。經過仔細檢查，我發現他的頭部後面墊有一小塊沾了血跡的紗布。在我們進一步檢查之前，他的心臟就停止跳動了。這是很常見的事，作為心搏驟停搶救小組的頭頭，我照例開始了一套訓練有素的程序。我們有很好的成功記錄，因為我們的傷員年輕而強壯，但是這次這個年輕人例外。我們試著電擊他的心臟，然後給心臟注射腎上腺素，不斷對心臟進行按摩，但是一個多小時後，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他死了。
他的死令人不解，於是對屍體做瞭解剖。因為這個孩子的死讓我感到費解，他們問我是否願作解剖助手。第二天早上，我去了病理辦公室，我的患者赤裸著躺在桌子上。年輕的病理學者注意到沒有什麼傷，除了頭後面有一個小洞。我發現甚至是開第一刀之前屍體解剖也是難以忍受的：在這樣又熱又潮濕的小屋裡，一旦你聞到了從屍體身上散發出的甲醛味道，你就再也不會忘記它了。當病理學者從屍體的一邊到另一邊切了一個馬蹄鐵形狀的切口，拉起一大塊皮組織，把它反搭到屍體臉上時，我強忍住噁心看著。他用大剪刀剪開了胸部中心以下的肋骨，把心臟暴露在外，這顆心臟幾小時前我們曾努力地想使它活起來。沒有明顯創傷。
病理學家又用解剖刀切開戰士的頭，露出他的頭顱，並且用剃骨鋸刺穿頭顱上邊。把大腦移出來後，他把它切開。我們看見一顆子彈停在一條鉛筆長的小徑的一端。我很驚奇大腦不到百分之一的傷害何以致命，我向病理學家尋求答案。他的回答只能是子彈一定打中了一些重要的東西。儘管輪我換班休息了，可是我睡意全無。我們身體裡的每一個細胞在有蓋培養皿中無限期地生長，而僅僅因為其中幾百萬的細胞被毀，組成年輕人身體中100萬億個細胞就都毀滅了。
另外兩名傷員對我影響也很深刻，因為他們提供給我一個不同尋常的證明：有關人的精神以及生或死的願望。他們都是大面積腹部受傷：一個是高加索人，35歲左右，被M16射中腹部，不是被敵人抓住就是在一次「友好的射擊」中的意外受傷。由於這種武器的小型循環極端不穩定——甚至一層薄紙都能讓子彈翻滾到其他方向——這會導致討厭的傷害。我曾經見過身體的一側有一個子彈進口和對應的在另一側似乎不太可能的位置有一個出口。這個患者也不例外：他的部分腸子碎了，其餘的也被子彈撕裂了。外科大夫把腸子破損的部分切除了並確定他能活下來。他不是一個作戰戰士而是一些輔助部門的兵，無意中遇到了襲擊。他不久甦醒過來，驚奇自己還活著，精神很好。但是腹部手術帶來的疼痛很劇烈，不久他的情緒開始低落。三天後，病房的門被撞開了，一個新傷員被推進來：一個18歲的非洲裔美國人，也是腹部受傷，機關鎗所致。他的腸子已所剩不多，而剩下的大多都堆在擔架上。外科醫生和醫療隊盡全力搶救，但因為這個人不僅同時失去了脾和部分肝臟，大腸還在流血，所以估計活不過第二天早上。可是驚奇的是，當我回來換班時，這個傷員醒來了而且很警覺。他的性格很溫和，很善談。他描述了他的部隊怎樣遭伏擊，他又是如何關心他們的。他有吸引人的生命活力，在這樣混亂的局勢中，連我都被感染了。我知道他傷勢很重，所以一晚上都在陪他談話，談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和這次奇怪的襲擊，但大多數是有關回家和他打籃球的夢想。最後當我下班時，他已經睡著了。我不指望可以再見到他。可是第二天我值班時，他還在那兒談論暴風雨，挑戰他的傷病和他的生理功能。他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所有的事一天天地繼續著，一次我給那個35歲的傷員換藥，他問我能否幫他一個忙。他想給他妻子寫封信，由他口述，告訴她他還活著，他很愛她，但是他無法忍受疼痛，他想他不能再見到她了。我認為他康復的概率還是很大的，我希望他能在一兩天之內被直升機接走，從他的病況來看，他不久就能逃離這場戰爭。不管怎麼說，我的拼寫和書法以及我這20年的情感無法勝任此重任，所以我讓別的看護兵幫他這個忙。我也很生氣他要放棄治療。1967年在戰區惡劣的環境下，醫藥短缺，但我們仍盡全力搶救他。我認為我被激怒了，因為關於死我已考慮過很多次，它是最容易的出路。當我回來換班時，他死了，就在中午，驗屍官指出「他放棄治療了」。多麼不可思議的對照！那個應該可以活下來的人卻死了，而那個被認為馬上會死的人卻出乎所有人的想像，因為他想活下來。人們通常不會放棄生命，是生命棄人們而去。
儘管後一位傷員被帶到菲律賓幾天後還是不免一死，他向我展示的是比任何毒品還要強大的人類精神和純毅力的作用。我們所有的努力多給了他幾天的生命，這個努力沒有白費，因為他已經贈予我們所有的人一份絕好的禮物，尤其是對我而言：他已經贏得了我們的尊重，給了我們對人生的渴望，這是我遇見他以來幾乎每天都渴望得到的。我經常談到和想起這兩個人，感覺是他們部分地推動了我未來的事業。他們把我從一個漫無目的的年輕人轉變成一個迫使自己理解生命本質的人。在越南這塊土地上，生命是如此廉價以至於我覺得我的使命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