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思維直覺勝過邏輯，理解勝過盲從。
——窩王納侯爵（Luc de Clapiers, marquis de Vauvenargues）
在討論創造性時，我想更謹慎保守一點。我的目標不是討論美學或藝術創造的細節。我們問的是選擇性的大腦理論應該如何為理解個人和群體的創造性行為提供實用的背景。「創造性」這個詞本身具有豐富的含義。根據字典的解釋，具有創造性是新穎、獨特、富於表現力或想像力。創造是構建、製作或實現。創造者這個詞有一個意義就是上帝，這在一些場合很常見。一個不那麼明顯的意義是創造者具有創造的自由，將創造性的各個方面同自由意志問題聯繫到了一起。
我說了，我將不涉及這些問題，也許有人會問那我為什麼要談創造性問題。那是因為我相信可以通過這個例子來理解，大腦通過選擇性機制的運作產生出的大量區分所組成的意識，能為創造性意識提供基礎。我希望在追溯這個問題時能詳盡徹底。神經達爾文主義原則不是對我們在一切領域的創造能力的近似或終極解釋，但是它們能對意識和非意識大腦活動如何產生新思想、藝術、音樂作品和文學創作的問題帶來啟發。在這些作品和創作中我們揭示出一種習得之性。如果說我們對世界的科學描述關注的是本性，我們的創造性反映的就是我們的大腦產生習得之性的能力。
這是因為大腦模式的複雜性能夠選擇性地匹配來自自然本身的複雜性。我曾說過，如果神經達爾文主義的假說是正確的，那麼所有感知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創造行為，所有記憶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想像行為。此外，記住成熟大腦主要同自己交互。夢、想像、幻想和各種意向狀態都反映了意識過程背後的大腦事件巨大的重組和整合力量。
無需觸及自由意志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意識的神經達爾文主義及其擴展理論提供了這些組合行為的基礎。首先，一個選擇性的系統必須依賴於多樣性的產生。產生的模式總體上必須包含極為大量的變化。免疫系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1]。每個個體都可能具有產生各種抗體的能力，但如果成百上千的變體僅僅只是產生出來，系統還是無法識別病毒和細菌表達的各種外來抗原。事實上，抗體變種——每種對應一種淋巴球——的數量超出1000億種。然而，超過了某個上限，產生更大數量級的抗體就會導致收益遞減。足夠多的抗體種類還會表現出組分的冗余——某種抗原能被不止一種結構不同的抗體識別出來。這種系統不是根據其最終必須識別的對象的信息建構的。相反，它通過選擇性變體的差異放大對它們進行響應。
類似的觀念也可以應用到作為選擇系統的大腦，神經通路和動力學一般來說並不預先描述大腦將要通過感知分類識別的信息。當然，即便是大腦，也存在由進化決定的價值系統和某個物種特定的反射特徵。這些在響應外部和內部信號時對選擇事件進行約束，但是並不完全決定它們。大腦響應時的運作類似於福斯特（E.M.Forster）曾說過的話，「除非我懂我所說的，否則我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呢？」[2]
這些與創造性有什麼關係呢？在形成豐富的技能時，如果沒有提供被識別對象的信息，在建構系統時就只會湧現出不多的特定識別。因此，如果沒有指導，又需要識別大量不同的狀態，那麼付出的代價就是損失一些特異性。如果需要響應大範圍的信號，這個損失——比如語言的模糊性或不確定性——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事實上，我們知道動物生存的小生境中有大量個體必須適應的信號。個體和物種想要生存，就必須在特異性和廣度之間進行妥協。
與之類似，大腦或免疫系統除了識別的廣度，還必須存在其他機制，以便開始最初的選擇階段。最初選擇的識別要素在差別放大之後必須精細化。在免疫系統中是通過對已經選擇的細胞進行變異和復選，從而產生出對外來抗原具有更高結合能的抗體。當然，對於大腦，提高特異性的方式完全不同。
大腦依賴於一系列機制提高響應的特異性。一種涉及經驗選擇，通過價值系統的活動約束突觸強度的變化。從最初的試探響應到後來的條件響應的學習變化特異性和廣度之間的對比明顯湧現出來。另一種特異性源自注意機制，它限定神經響應的特定模式，同時忽略其他模式。
丘腦皮質響應模式的數量龐大，無法估量。上面提到的機制可以與（比如記電話號碼的）短期工作記憶或對過去生命事件的長程記憶結合起來，通過大腦功能的交互產生響應。
關鍵是選擇系統允許思維和想像甚至還有邏輯和數學計算的大量組合自由度。思維的序列可以是表象的，就像視覺圖像的序列，或是推理性的，就像基於語言的思維，在其中不必涉及想像。從這點考慮，思維就反映了運動感知大腦通路的活動，其中肌肉運動很重要但並不形成動作[3]。雖然思維的序列涉及皮質運動區域的活動，運動皮質本身卻並不隨之發送信號給脊髓運動神經元或肌肉。
我說過，我認為存在兩種主要的思維模式——模式識別和邏輯。我也提到過，考慮到所面對的新奇事物的廣泛多樣，首要的模式就是模式識別。這主要表現在格式塔響應、詞彙排序和各種分類行為中[4]。它非常強大，但是因為需要廣度，它損失了一些特異性。在一些情形中，可以用邏輯來消除模糊性。顯然，借助受控的科學觀察可以有效提高特異性和一般性。這個從廣度到特異性的變化，可以被認為反映了基於腦的認識論和傳統認識論之間的生成關係。
現在我們可以將創造性問題視為選擇性神經系統的產物。作為具有高級意識的人類，核心狀態的重組有巨大的自由度。不管是什麼領域，創造性都必須首先允許大範圍的可辨別感質。這個約束通過經驗和慣例促使產生各種「內部試驗」，牽涉到有序和無序、緊張和放鬆以及大腦核心和非意識部分的互動。當然，從文化中得到的經驗也會進一步約束所產生的輸出。這些經驗決定對模式的選擇和響應，改變對經驗流的期望並推動對其的抽像。
許多創造性響應依賴於大腦行為的建構性本性。這甚至可以在病感失認症（anosognosia）等神經心理學疾病中出現的對現實的否認中看到，下一章我們將對此進行討論。與計算機不能容忍程序有錯誤不一樣，大腦要以適應的方式處理新奇事物，因此即使在正常大腦中也必須容許錯誤的可能。毫不奇怪西方科學的最初起源依賴於科學本身既不能證明也不能證否的特定規範和信念，即便其已成功成為真理的主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