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是情感的客觀化，自然的主觀化。
——蘇珊·K.朗格（Susanne K.Langer）
我們能解決在科學中導致了極端還原論立場，在人文科學中導致了現象學、詮釋學和傲慢的人文主義的問題嗎？我們能彌合分歧嗎？前面在討論笛卡爾的立場時說過，彌合分歧的一個障礙就是無法將意識自然化。現在這已經有可能做到了，事實上神經科學有堅實證據表明我們的認知能力是自然界中進化的產物。顯然，這種能力不是來自邏輯或計算，而是隨著感知、記憶、運動控制、情感和意識本身等各種大腦功能的出現而湧現出來的。
大腦本身通過進化過程中一系列歷史偶然事件湧現出來。由於人類大腦及其產物是在歷史背景中發展出來的，人們可能會說研究其發展一定程度上必須用到歷史學家研究社會變化或戰爭的同樣方法。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是自然選擇理論有分子遺傳學和古生物學的支撐，對大腦進化的歷史考量多少能比對和平及戰爭中的人類交流的大部分描述更加一致。
伯林在他的文章中明確提出，有很多理由讓科學的歷史觀念站不住腳[1]。首先，不像科學，歷史不能用普適規律描述。這並不是說歷史學家就不依賴於普適命題。他們依賴於多重事實和經驗的一般結構，通常涉及常識。不過，一般來說缺乏科學中習慣尋找的模型。此外，在科學中作為核心的邏輯和假說演繹方法在歷史事件中通常不適用[2]。它們雖然在社會學和經濟學這樣的人文科學中有應用，但還是無法應用於大多數歷史場合。如果說科學關注的是相似和定律，對於歷史來說關注的就是獨一無二的事件和差異，通常依賴於給定文化的信念、願景和意圖[3]。在考察人類事件時，研究者和詮釋者必須將自己置於這些主張態度的結構之中。通常的歷史是不同要素的混合物，可以在不同學科中進行研究，但是沒有普適的定律。此外，歷史敘述中還牽涉到與道德和審美相關的要素。這些問題糾纏著歷史學家，他們經常還需要理解和詮釋其他文化中發生的事件。
伯林提出科學和歷史敘事代表了不同類型的知識。他用外部觀察者和演員觀點的對比來表述這種差異，一致和詮釋之間的差異。有才華的歷史學家必須能在許多維度上描述人的行為，而科學家則無法將他們的普適性與人類的通常經驗相聯繫。在伯林看來，歷史不是也不可能成為科學。
許多歷史學家反覆嘗試過度概括歷史解釋。結果顯得滑稽。舉個例子，亨利·亞當斯的兄弟布魯克斯·亞當斯（Brooks Adams），在《文明和衰退的規律》（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一書中，試圖用商業的增長和衰退解釋歷史，結果差強人意[4]。後來還有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重要嘗試，兩人都有失偏頗。甚至維柯在嘗試描述文化階段的歷史以及商品、英雄和人的歷史時也有些過度概括[5]。
並不是所有描述和解釋過去事件的嘗試都過於宏大和可笑。比如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就對歷史學家所用的方法論有精彩論述[6]。他充分認識到歷史事件的偶然、不完整和不可逆轉的複雜性。在描述處理這些事件的方法時，他批判了許多社會科學家線性和過度簡化的分析。他認為牛頓模型無法適用於歷史的複雜性，他也否定了還原論作為歷史分析手段的觀念。但是他提出歷史學家的分析接近科學家！他的根據是科學家們在複雜性理論、混沌、分形等領域的進展，他感到這些與歷史學家的方法學有相同之處。
不幸的是，這個類比有些缺陷。首先，雖然複雜系統的分析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結果，科學家還遠沒有對非平衡或不可逆過程有足夠的認識。我們仍然缺乏應對複雜因果過程的有效手段，無法識別其中的獨立變量。其次，對於具有混沌特性的確定性系統的測量仍然是物理測量。雖然這樣的測量導致的微小初始誤差會擴大成混沌，它們也仍然是定量測量。而歷史幾乎無法量化。雖然加迪斯堅持他的類比，不同意伯林的觀點，但他精心總結的歷史學方法仍然主要是定性的。
加迪斯辯稱科學也具有歷史的特性，包括宇宙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生態學和人類學。的確，這些領域的科學家必須考慮歷史事件，而進化論和自然選擇也必然要面對這些問題。（人們甚至能認為達爾文是歷史學家！）而且，由於材料具有不可避免的複雜性和局限性，像地質學和古生物學這樣的領域，不得不面對不完整的記錄。但是，存在有力的科學理論對這些領域進行約束——對宇宙學是天體物理學，對地質學是板塊構造理論，對生物學是自然選擇。對歷史學沒有這樣的約束理論，除了與心理學扯得上點關係——弗洛伊德的分析、理性行為的社會經濟學模型，諸如此類。與加迪斯提出的最接近的也許是生態學，在其中許多因素在複雜環境中交互影響。事實上，我們有一定理由將生態學看作軟科學。但是，即便如此，生態學仍然具有一系列約束性的科學理論和歷史學家所不具備的定量方法。
如果我們認可伯林而不是加迪斯的分析，我們也許會問為什麼科學與歷史分析的方法論和目標會不同。答案不難找到。歷史事件具有偶然性，通常不可再現，並且經常是唯一的。它們涉及一些高層次問題，關係到文化、語言的模糊性以及特定的道德或審美局限。科學家也是人，必然也處於這樣的環境中，但是他們的目標超越日常事件，不管研究什麼科目，都是要得出具有普遍性的模型和定律。
不過，有趣的是，這些定律本身並不產生科學。人們通過實驗和假說得出定律。科學本身，最起碼西方科學，產生自特定的歷史背景。是什麼因素決定了從培根和伽利略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科學知識的實際歷史湧現呢？
我相信我們能通過研究大腦的演化和運作得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前幾章，我提到有證據證明大腦和心智是自然選擇的產物。我下結論說人腦本身也是具備高度靈活回路的選擇系統。這些回路的子集被選擇出來與外部世界的複雜事件信號相匹配。在前面的章節，我提出大腦不是計算機，世界也不是編碼好的數據。大腦必須在缺乏精確信號的情況下，在遺傳的價值系統以及各種感知和記憶事件的約束下建立起行為規則。對於人類，這樣的系統和事件必然涉及情感和偏見。
選擇性的大腦本身表現出歷史偶然性、不可逆性的特徵以及非線性的運作過程。它們由極為複雜的冗余網絡組成，嵌入各不相同的人體中。此外，人腦主要是基於模式識別而不是邏輯進行運作。他們對特定的模式有很強的辨別力，與此同時又不斷犯錯誤。無論是感知圖景還是高級信念都是這樣。但是對學習的分析證明，適當的獎懲通常能校正錯誤。
在我們基於選擇性的大腦思考思維模式時，模式識別和邏輯之間的一組關係具有對比性，起到加強效果[7]。早期的思維模型高度依賴於涉及隱喻的模式識別。隱喻反映出了極為複雜和冗余的大腦網絡的廣度和聯想力。隱喻思維的產物能被理解但是不能像明喻或邏輯命題那樣被證明。比如，如果我說「我已到了生命的黃昏」，這句話能被理解但是無法證明[8]。
語言本身反映了思維模式具有的建構性以及天生的模糊和不確定的一面。這些特點是必定具有冗余的選擇系統在特異性和廣度之間妥協的產物，我將在第十章處理這個主題。這種系統多樣的能力不可能與它們必須識別的對象完美匹配。但是通過對一系列變化的選擇，隨著特異性的增加，它會越來越精巧。在這種情形下，可以應用邏輯和數學。可想而知，最初的冗余、模糊和複雜性是創造性思維強大的模式識別能力必然的產物。對於科學來說，隨後觀測、邏輯和數學的應用會產生出定律或較強的規則。而在歷史分析的情形中，定性判斷和解釋通常是我們所能做到的極限。
雖然所有的大腦功能和認知能力都受物理學的限制，並且可以理解為是自然選擇的產物，但並不是所有這些能力都能用還原論成功地解釋。作為彌合分歧的手段，威爾遜提出的協調觀念是不可取的[9]。比如，他提出像道德和審美這樣的常規系統可以用大腦的後天規則解釋，這個思想與這些系統的本質以及選擇性大腦的工作方式都不一致。就像休謨指出的，「應當」不是來自於「是」。這種觀點陷足於摩爾（G.E.Moore）的自然主義謬誤[10]。從大腦和思維的方面看，後天規則無法令人滿意地解釋大腦中冗余網絡豐富的複雜性和個體經驗。就像我們曾指出的，意識體驗本身是對高層感質空間極為複雜的區分，並且每個個體的經驗和腦事件場景都不一樣。雖然有意向性和行為的特定規則，它們卻是可變的，依賴於語言和文化並且極為豐富。主觀性無法還原。
在基於大腦考慮知識的獲取時，存在有趣的遞歸因素。要得到科學，我們需要選擇性大腦的歷史活動。最終，這允許特定物理和化學事件還原為普適定律。世界和宇宙的秩序遵循物理定律。餘下的個體和歷史事件必須也遵循這些定律，但是無法完全還原為這些定律[11]。不管是否可以還原，我們都能同意所有事件都是科學地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礎之上。大腦和意識思維的進化在物理學定律的框架內通過自然選擇發生。因此，結果很明顯：通過智人的進化，語言和高級意識的湧現使得經驗科學在可證真理的幫助下成為可能。與語言相關的邏輯的應用、對世界的觀測以及研究不變思維對象的數學，加速推進了這些發展。但是，這些發展發生在一個無法還原為它們或通過它們還原的特定歷史場景中。此外，具有高級意識和模式識別能力的選擇性大腦能在特定歷史和文化條件下創造出藝術、審美和道德體系並不矛盾。我們可以得知，在科學和人文之間邏輯上並不必然分離，只是對於將科學作為我們知識中基本但並不唯一的基礎存在一點緊張的關係。
這幅圖景作為基於大腦的方法論的起點，明顯比以前的哲學家們對認識論問題的嚴格發展更為模糊。但是，其並不排除嚴格發展。相反，它將它們關聯到自然和神經元群選擇的最終起源上。與蒯因的自然化嘗試比起來，基於腦的認識論沒有停留在皮膚或感知器上[12]。它所包含的不僅是感知。事實上，它是在自然達爾文主義的基礎上對意識狀態的分析。這些狀態的神經基礎使得人類知識成為可能。
雖然我們所有的知識都是基於我們的意識狀態，這些狀態對於學習卻是必要又並不充分的。意識狀態本身具有不可逆、偶然和易變的特性。它們是一個整體，但是變化得很快。它們具有很廣泛的內容，並且提取存儲的記憶和知識。它們受注意力的調整。總的來說，它們反映出主觀感覺和感質體驗。折返動態核心的湧現提供的進化優勢，使得其主體具有大量對感知運動的區分。感質正是由這些不同內核狀態產生的區分。它們能表現事實、幻想以及一切受神經價值系統約束的主題。
有了這幅與神經達爾文主義相一致的圖景，毫不奇怪，豐富的個人經驗和外部歷史事件能同時擁有偶然和必然的特徵。背後的歷史過程具有的複雜性使得我們不可能將所有體驗還原為科學描述。令人奇怪的事件仍然存在：這樣的系統中思維居然產生了科學革命和科學定律的普適性。分歧並不是問題，這個過程使得我們既能理解科學也能理解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