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事物在心靈中總是持久彌新，並且不斷帶來讚歎和敬畏——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
——康德（Immanuel Kant）
我們對基於大腦的認識論的討論承認真理有多種形式，並且對不同形式的真理也有不同的驗證標準。除了科學研究的可檢驗真理，還有邏輯和數學真理，以及在歷史文獻和法庭上的真理。有多種哲學研究處理各種真理的形式，包括從先天綜合判斷到歸納、演繹和數學證明的深度分析。
我的立場是認識論的自然化不僅要考慮科學真理，也要考慮人類思想和意識中其他各種真理形式的生物根源。在這裡，我想討論一下科學和人文（包括所謂的人類科學）的長期分離。在追溯這個分離的起源後，我將提出與科學的大腦理論一致的方法來解決它。但是在追溯這些根源之前，我必須指出當我使用「科學」一詞時，我是特指起源於17世紀的西方科學。當然，對科學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希臘，甚至黑暗的中世紀[1]。但是我所說的分離肇始於伽利略和笛卡爾，並由哲學史學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在18世紀早期明確提出[2]。
歷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將科學與人文的分離追溯到維柯。這個不那麼著名的人物挑戰笛卡爾的觀點，並否認人類擁有永恆的靈魂。人類創造歷史和理解自身活動的方式不同於他們對外在自然的理解。我們從「內部」——我們的「習得之性」——獲取的知識，不同於我們通過觀察外部世界所發展得來的。與將一組原則應用到所有知識的啟蒙觀點相反，維柯應用這些對立的思想並抨擊新科學方法的總體主張。就像伯林所指出的，這開啟了一場「看不到終點的」爭議[3]。
維柯的思想在他1744年去世後才被人注意，他挑戰了只有一種建立真理的途徑的思想。與維柯相對，人們可以發現，從笛卡爾和培根直到現代，存在一條思想的主線，試圖建立科學、自然和人文的統一思想體系。在這裡我不列舉這一邊（著名的啟蒙思想）的所有思想家，我將首先強調爭論的另一方，可以被追溯到維柯的一方。然後我再比較還原論或統一科學的現代支持者所持的對立觀點。
一個關鍵人物是德國思想家和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他將人類的知性視為解釋性的，物理因果的概念在其中沒有位置[4]。在他1900年以前的工作中（他於1911年去世），他否定人類本質為理性的觀念；相反，其中混雜著願望、情感和思考。他將心理學、哲學和歷史歸為Geisteswissenschaften，即人文科學。與之相對的是Naturwissenschaften，即自然科學，關注的是物理世界。
與維柯的設想相近，他認為描述心理學是人文科學的基礎。後來他又將歷史本身也作為基礎，尤其是其社會歷史學背景。本質上，狄爾泰的觀點是基於詮釋學，在某種歷史文化內部對解釋以及其條件的研究。
許多現代哲學家在這場爭論中採取這樣或那樣的立場。另外，也還有其他支流。比如科學與宗教的分歧，最近還有「科學戰爭」，後現代主義者極端地認為，科學本身也不是客觀的，只不過是觀察事物的另一種模式，與其他模式相比沒有優越性。
在這裡我不想追究這些爭議的細節，我只想提出如果想要彌合各方觀點必須考慮的一個方面。在我看來，如果笛卡爾的二元論成立，分裂就必然存在——人文科學關注res cogitans（思維之物）而自然科學關注res extensa（廣延之物）。這看上去似乎有些怪，因為笛卡爾想的是將所有知識建立在思維之物的基礎上。事實上，維柯駁斥了笛卡爾的立場[5]。顯然我所講述的基於意識的立場也拒斥笛卡爾二元論。在某種意義上，應該說威廉·詹姆士也反對物質二元論，他否認意識是某種實體，而認為其是以認識為功能的過程[6]。
這個分裂所導致的困難使得許多思想家採取極端立場。哲學家懷特海就非常關注這個問題，並構造出一種形而上學——機體哲學（philosophy of the organism）——想繞開這個困難[7]。後來斯諾（C.P.Snow）又再次給這個問題推波助瀾，他認為，存在著兩種文化或群體：人文學者和科學家[8]。物理學家薛定諤沒有走極端，他指出一個有趣的事實，偉大的物理學理論沒有考慮感覺或知覺，而只是簡單地假設它們[9]。
對於科學一方，極端的立場也被熱情地採納，就像歷史學家和詮釋學家們一樣。比如，源自沃森（John B.Watson）和斯金納（B.F.Skinner）的行為主義心理學流派認為所有心靈主義（mentalism）解釋都應被排斥[10]。有些人，比如斯金納，承認精神事件但否認精神作用的因果效力。在過去10年，出現了一種被稱為消除式唯物主義（eliminative materialism）的觀點，認為不存在精神事件或過程[11]。
另一種思維哲學流派——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則提出科學是知識唯一合法的形式。這裡「邏輯」指的是其依靠邏輯和數學研究，並斷言作為先驗知識所必需的真理能與經驗科學相一致。本質上，其觀點是這個框架以外的所有陳述既不真也不假，而是沒有意義。不幸的是，也沒有方法能證明這種觀點本身滿足有意義的標準。邏輯實證主義最初來自維也納小組，其中一些思想家希望能構造出完整而統一的科學。比如紐拉特（Otto Neurath）希望能為社會學建立堅實的科學基礎，可惜他沒有實現這個夢想[12]。不過他的一些觀點與蒯因後來的自然化認識論觀點相近。
最近還出現了另外兩種科學還原論嘗試。最為野心勃勃的來自理論物理學——想要構建所謂的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 TOE）。尋找一致的形式化描述（本質上是數學的）來統一四種基本力——電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強相互作用力和引力[13]。有人聲稱弦論（string theory）能實現這個目標。不幸的是，目前這個理論還沒有一個可證實的形式，並且即便如此，它也肯定不會像薛定諤所說的，會包括對感知覺的解釋。
另一種極端的科學還原論由威爾遜提出，是基於生物學而不是物理學[14]。他認為一旦我們瞭解了大腦形成和運作的後天規則，我們就能應用這些規則來理解人類行為，包括標準行為。威爾遜聲稱甚至倫理學和美學也能這樣還原分析，他稱之為協調（consilience）。「協調」一詞是威爾遜從休厄爾（William Whewell）那裡學來的，休厄爾在他的小冊子《歸納科學的哲學》（The Philosophyof Inductive Sciences，1840）中曾經使用過。其意指多個學科的事實和理論「合到一起」創造出解釋的共同基礎。
威爾遜寫道：「既然人類行為由物理因果事件組成，為什麼社會和人文科學就不能與自然科學協調一致呢……人類史課程和物理學史課程沒有根本性的分別，不管是談論恆星或是組織多樣性。」[15]
雙方立場的極端說明需要有一種不同類型的協調，現在我將這樣做。在此期間，我將展開前面簡略敘述的一些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