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聖經·詩篇》90:10
怪異卻真實：史前人類的平均預期身高大約是3英尺（約91厘米，不到1米）。
這個事實改變了你對史前史的印象了嗎？你是不是想到了一群小矮人，生活在窟窿大的洞穴裡，追兔子一直能追進兔子窩，見到狐狸就打哆嗦，老鷹都能把他們叼起來？你是不是要重新考慮一下，這些只有半號大的輕量級祖先，怎樣去獵取猛犸這樣的龐然大物？你是不是更覺得，生活在今天真是太走運了，我們優良的飲食和衛生條件讓我們的身高足足翻了一倍？
不要得意忘形。雖然史前人的平均「預期身高」大約為3英尺在技術上是正確的，但卻是能夠產生誤導的正確。就像有些人過於自信地宣佈婚姻、貧困和戰爭的普世性一樣，這類論斷播撒混亂的種子，收穫大把誤導性的數據。
我們先看看史前時期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用當時人的骨骸做指標）：大約6英尺高（72英吋——182厘米）。再看看史前嬰兒骨骸的平均身高：就算20英吋（50厘米）。然後根據考古墓地內嬰兒骨骸與成人骨骸的比率外推，假定在一般情況下，每三個人活到成年，就有七個嬰兒死亡。這樣，因為高嬰兒死亡率，史前人的平均身高就是〔（3×72）＋（7×20）〕/10＝35.6英吋。大約是3英尺。[1]
奇怪嗎？是的。誤導吧？嗯吶。統計上準確嗎？還算準確。
預期身高的「真相」不會比大部人心目中史前人預期壽命的真相更離奇，或者更誤導。
例證A：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生理學家傑夫·洛茨（Jeff Lotz）在接受NBC晚間新聞節目採訪時，討論到美國人中普遍流行的背痛。[2]那天晚上有幾百萬觀眾聽見他這樣解釋說：「直到兩三百年前，我們才活過了45歲，所以，我們的脊椎還沒有演化到在直立狀態下承擔這樣大的重量，維持這樣長的時間。」（本書作者加斜體以示著重）
例證B：在一本總體上相當不錯的關於史前女性的書中〔《看不見的性》（The Invisible Sex）〕，一位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和一本世界頂級科學期刊的編輯合作，構想了一位他們取名為「厄蘇拉」的女子，生活在45000年前的歐洲。他們寫道：「生活是艱難的，很多人，特別是孩子和老人，在冬天或其他接連不斷的意外中死於飢餓和疾病……厄蘇拉（在15歲的時候生了第一個女兒）活到看見了自己的第一個孫女，死在高壽的年紀——37歲。」[3]
例證C：在《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文章中[4]，麥克斯·普朗克人口統計研究所生存和壽命研究室的主任詹姆斯·瓦烏培爾（James Vaupel）解釋說：「沒有固定的壽命」。他給出了從1840年至今在那些預期壽命增長最快的國家的數字，並說，這樣的增長「呈直線型，完全呈直線型，沒有任何下降，或者衰減的跡象」。由此，他得出結論說：「沒有任何理由說，預期壽命不能繼續提高，每十年增加兩到三歲。」
只有一個理由。在某個時點上，所有的嬰兒都能活到成人。那時的預期壽命的增長就有了限制。
生命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前面提到的數據，和我們在提到平均預期身高時一模一樣，非常空洞。事實上，它們都是基於高嬰兒死亡率的扭曲的錯誤計算。當剔除這個因素，我們會看到，活過嬰兒期的史前人類一般能活到66歲到91歲，他們的健康狀況和活動能力要好於今天的大多數西方國家。
你看，這就是一場平均數的遊戲。史前人口中有大量的嬰兒和幼兒死亡——在大多數墓葬地內，都顯示有大量的嬰兒骨骼——這些遺骨告訴我們，他們遠遠沒有活到「高壽」。一般研究經常引用的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很難精確測量正常的生命長度。如果你讀到這樣的說法：「當20世紀開始的時候，新生兒的預期壽命大約是45歲，現在這個數字已經提高到75歲，多虧了抗生素和公共醫療的出現，讓人們能夠痊癒或避免感染惡疾。」[5]請記住，這種壽命的大幅度提高主要反映的是嬰兒存活率的提高，而不是成年人活得更長了。
在莫桑比克——本書作者之一卡西爾達出生和成長的地方，一個人在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至今還不到42歲。但是，卡西爾達的父親活到了93歲，甚至年過九十還能騎自行車。他活到了老年。40歲不是老年。在莫桑比克也不是老年。
不錯，很多史前的嬰兒死於疾病和惡劣的生活條件，就像其他靈長類、覓食人和當代的莫桑比克人一樣。但是，史前覓食人嬰兒死亡的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弒嬰的結果。很多人類學家同意，原來認為是飢餓和疾病造成的嬰幼兒死亡，其中相當一部分死亡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殺嬰。他們認為，覓食人社會限制嬰兒的數量，以避免群體負擔過重，或者避免人口增長過快，超過食物供給。
對我們來說，殺嬰的恐怖簡直難以想像，但即使到今天，它也絕不罕見。人類學家南希·謝博－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研究了巴西東北部的嬰兒死亡，直到今天，那裡大約仍有20%的嬰兒活不到一歲。她發現，婦女們認為對於那些嗜睡的、缺乏生機的孩子來說，死亡是一種「幸運」。母親們告訴謝博－休斯，那些孩子「自己想死，他們要活的意志不夠強或者沒有發展起來」。[6]
約瑟夫·伯德塞爾（Joseph Birdsell）是世界上研究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化最偉大的學者之一，據他估計，有一半左右的嬰兒被有意殺死。對當代前工業社會的各種調查的結論是，這些社會中有一半至3/4的人進行某種形式的直接弒嬰。
為避免我們誇耀自己是慈愛的、優等的，想想當年歐洲的那些育嬰堂。1784年，法國有4萬名嬰兒一生下來就注定要喪命；到1822年，這樣的嬰兒達到14萬名。到1830年，法國有270個附帶在育嬰堂門後的旋轉箱子，專門供匿名者丟棄不想要的嬰兒。這些被送到育嬰堂的孩子，八成到九成活不過一歲。
我們的祖先從開始耕作土地和種植糧食，就開始使用輪車，而且速度越來越快。土地越多，提供的食物數量也就越多。食物越多，也就意味著可以生養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提供了更多的幫手，既可以耕種，也可以當兵打仗。不斷增長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土地，而征服和戰爭是攫取和佔有土地的唯一途徑。換句話說，轉向農業的步伐越來越快，因為人們寧可搶奪陌生人的土地（如果需要的話就殺死他們），也不能讓自己的孩子餓死，這似乎是無可辯駁的觀念。
在我們自己的時代，BBC的報道說，印度南方的一些地區得到報告的女嬰死亡中有15%是殺嬰的結果。每年，中國有數百萬嬰兒死亡，殺死女嬰極為普遍，已經流行了數百年。19世紀末，生活在中國的傳教士報告說，在一個普通社區，某年出生了183個男孩和175個女孩，其中126個男孩子活過了10歲（69%），而只有53個女孩活到這個歲數（30%）。[7]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加上重男輕女的文化，讓女嬰的生存處境雪上加霜。[8]
在人口計算中也隱藏著不少有問題的文化假設，比如生命在出生之刻開始。但這樣的生命計算遠遠不是普世觀點。那些弒嬰的社會不認為新生嬰兒是一個完整的人。孩子是否被允許活下去的決定，一直被拖延到洗禮或命名慶典等一系列儀式舉行之後。在這樣的文化中，那些沒有被接受的孩子從來就不算活過。[9]
多老算是老？
這是《紐約客》上的一幅漫畫：兩個洞穴野人在聊天，其中一個說：「事情有點不對頭——我們的空氣很清新，我們的水很純淨，我們整天在運動，吃的不是有機就是放養，但沒人能活過三十歲。」
弒嬰造成的統計扭曲不是史前人壽命混亂的唯一原因。可以想像，用一具在地下埋了多少年的骨骼決定死者死亡時的年齡，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出於幾種技術原因，考古學家經常低估古人死亡時的年齡。比如，考古學家曾用加利福尼亞州傳教士墓地的骨骼估計死者的年齡，而在此之後，發現了記錄實際年齡的文獻。考古學家根據骨骼估計有5%的人活過了45歲，但記錄顯示有37%的人活過了45歲，是考古學家估計的7倍。[10]如果考古學家對只有幾百年遠的骨骼的估計都能犯如此之大的錯誤，可以想像對上萬年前甚至更古老的骨骼，他們的誤差會有多大。
考古學家用於估測死者年齡的最可靠手段之一是「牙萌出」。他們查看臼齒長出顎骨的程度，以此判斷死者的年齡。但是，我們的「智齒」在我們三十多歲時便停止「萌出」，也就是說，考古學家根據骨骼判斷該死者的年齡是「35+」（35歲以上）。這不是說死者的年齡是35歲，而是說35歲或者更老。他或者她可以是死在35歲到100歲之間的任何一個歲數上，具體哪個歲數，沒有人知道。
天曉得在什麼地方，大眾媒體撿起考古學的計數系統，再糊里糊塗地做一番演繹，給人們留下了古人很少能活過35歲的印象。荒謬至極。大量的資料（包括《聖經》的《舊約》）表示，一般人的壽命是在70歲到90多歲之間。
在一項研究中，科學家用各種靈長類的大腦和體重之比進行測算，得到人類平均壽命在66歲到78歲之間的結果。[11]另外一組使用類似技術方法的科學家的結論是，人類解剖數據顯示，一般人的壽命在66歲到72歲之間。他們說：「認為人類壽命在10萬年中沒有變化的觀點，可以被看作是基本正確的……」
現代覓食人社會的觀測結果支持這些壽命數據。在昆桑人、哈扎人（Hadza）和阿奇人（非洲和南美洲的覓食人社會）中，活到45歲的女性基本上可以預期再活20年、21.3年或22.1年。[12]在昆桑人中，活到60歲的人中，大部分可以再活10年或更長時間——而且行動靈活，有積極的社交生活。人類學家理查德·李報告說，他在博茨瓦納遇見的昆桑人中，有1/10以上的人年齡超過60歲。[13]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人類的健康水平（包括壽命）因為進入農業社會受到嚴重打擊。一般人的食物從極為多樣性和極富營養，變為僅僅幾種穀物，間或有少量的肉類和奶製品。比如，阿奇人的食物包括78種不同的哺乳動物、21種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150種以上的不同鳥類、14種魚類，再加上各種各樣的植物。[14]
除了農產品的營養價值較低之外，致人死命的疾病開始在人口中大面積蔓延。條件簡直不能更合適了：人類和牲口密集地混居在一起，泡在自己製造的污穢之中，混雜著糞便、病毒和寄生蟲；越來越發達的貿易路線將傳染病從有免疫力的人群帶往毫無防範能力的社區。[15]
詹姆斯·拉利克（James Larrick）的研究團隊研究了生活仍然相對隔絕的厄瓜多爾的瓦拉尼（Waorani）印第安人，發現他們中間沒有高血壓、心臟病和癌症。他們以前從來沒有得過貧血、感冒，也沒有體內寄生蟲。他們也從沒有接觸過小兒麻痺、肺炎、天花、水痘、傷寒、梅毒、肺結核、瘧疾和血清肝炎。[16]
得到這樣的結果也許並不出人意料，這些疾病或者起源於飼養家禽家畜，或者起源於為了運輸便利而出現的人口高密集居住。在人類社會進入農耕之前，未曾大面積爆發過疾病和寄生蟲的瘟疫。
表3：家養禽畜帶來的致命疾病[17]
與農業發展相平行的世界人口的急劇增長，不代表人類健康的提升，而是代表了生育率的上升：人口越來越多，但質量越來越低。甚至艾奇頓這位無疑會反對我們觀點的人類學家也同意說：「世界各地的農業人口的健康總是比不上狩獵和採集社會的人。」他寫道，歐洲城市人口的「壽命一直沒有達到狩獵－採集人的水平，此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9世紀，甚至20世紀」。[18]
這是歐洲的情況。因為日益惡化的貧困和艾滋病，目前生活在非洲的人，以及大部分生活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仍然沒有達到他們祖先的壽命，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他們也不太可能達到這個目標。
一旦來自家養禽畜的病原發生突變，進入人群，它們迅速從一個社區轉向另一個社區。剛剛萌芽的國際貿易成為疾病傳播的同盟軍。鼠疫通過絲綢之路進入歐洲，天花和麻疹通過航船進入新世界，梅毒則很可能是搭乘哥倫布的第一批回程船隊跨越了大西洋。現在的西方世界每年都要經歷來自遠東的禽流感的驚嚇。埃博拉病毒、SARS病毒、嗜肉菌、H1N1病毒（豬流感）和無數至今還叫不上名字的病原體讓我們沒完沒了地洗手消毒。
無疑，史前時代一定爆發過傳染病，但即使所謂史前人普遍高度混交的說法是準確的，傳染病發生的次數和傳播的範圍都很有限。不同覓食人團體之間交往稀少，病原在不同團體之間大面積傳播的可能性幾乎是零。農業革命之前，幾乎不存在發生大規模瘟疫和疫情的必要條件。說現代醫藥和衛生讓我們免受傳染病的危害，而前農業社會的人卻因為缺少保護而深受其害，等於是說，今天的安全帶和氣囊為我們提供了撞車時的保護，而對史前祖先來說，撞車的後果一定是致命的。
壓力山大壓死人
如果這些可怕的病毒沒有要了你的命，壓力山大的生活方式加上高脂肪的飲食也能把你壓倒。我們的身體在壓力下釋放的激素皮質醇，是已知最強大的免疫抑制劑。換句話說，沒有任何東西比緊張和壓力更能削弱我們的抵抗力了。
一些看起來似乎不重要的因素，如足夠的睡眠，對免疫力有極為重要的影響。謝爾頓·庫恩（Sheldon Cohen）和他的同事讓153個健康男女住進隔離區，並暴露在導致感冒的鼻病毒下，然後連續兩周觀察他們的睡眠習慣。他們中間，睡眠越少的人，越容易感染感冒病毒。那些每晚睡眠不足七小時的男人和女人，染病的機會是其他人的三倍。[19]
如果一個人想長壽，那就多睡少吃。迄今為止，唯一被證明有效的延長哺乳動物生命的方法，就是減少卡路里的攝取量。病理學家羅伊·沃爾福德（Roy Walford）只給老鼠餵食它們想得到的食物的一半，結果這些老鼠的壽命是平均壽命的兩倍——相當於人類活160歲。它們不僅活得更長，而且更結實、更聰明（你能猜到，它們更快在迷陣中找到出口）。對昆蟲、狗、猴子和人類所做的研究，都確認了飢餓可以帶來長壽的好處。一項對448人的研究顯示，斷續性節食可以減少40%的心血管疾病發病率，這項研究發表在《美國心血管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上，據它報道說，減少卡路里的攝取「可以抗禦包括癌症、糖尿病，甚至神經退行性疾病等大部分疾病」。[20]
從這一類研究，我們難道不是自然而然地能推導出懶人生活優越的結論嗎？也就是說，在我們祖先的生活環境中，食物有限，家無隔夜糧，饑一頓飽一頓——可能還要加上人們的懶惰——是不是一種節制，甚至健康的生活方式？還可以這樣說，如果你狩獵或採集到一些低脂肪的食物，勉強能填飽肚子，然後用其他時間做些輕鬆的活動，比如坐在火邊講講故事，躺在吊床上睡個午覺，和孩子們玩一會兒，你就是過著一種長壽的快樂生活。[21]
我們又回到了那個永恆的問題，當覓食人得到機會加入文明社會並開始耕種的時候，他們問：為了什麼？為什麼要如此辛苦地工作，既然周圍有的是蒙果果？為什麼要去園子裡拔野草，既然這個世界給了我們「好多的魚」「好多的水果」和「好多的鳥兒」？
我們到這個世界上就是來閒扯淡的，誰告訴你說不是，都不要相信。
——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Jr.）
1902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標題為「發現了懶蟲細菌」的報道。報道說，農業部的動物學家斯太爾博士（Dr. Stiles）似乎發現了要對「南方各州」的「潦倒白人窮貨」負責的細菌。但是，我們狂熱的工業新習俗實際上比我們的懶惰更需要解釋。
水壩工程事故會讓多少水獺喪命？詛咒能讓鳥兒突然暈眩，然後從天上掉下來嗎？有多少魚兒會被淹死？這些都非常罕見。但人類因為長期壓力而送命的數量巨大，這樣的壓力已經被視為人類生活的正常組成。
在日本，有一個專門的術語「過勞死」（karōshi）：過度工作導致死亡。日本警察局的記錄顯示，2008年，2200名日本工人因為工作壓力而自殺，而據一個工會聯盟的資料，死於壓力引發的中風和心臟病的人數是這個數字的五倍。不論我們語言中是否有專用的術語，長期壓力的致命影響絕不限於日本。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統疾病，失眠，抑鬱，性功能障礙和肥胖：每一種背後都有長期壓力的影子。
如果我們真是在霍布斯式的持續恐怖和焦慮下長期演化，如果我們的祖先真的生活在孤獨、貧困、骯髒、殘忍和短命之中，那麼，為什麼我們在壓力下仍然是如此脆弱？[22]
你說誰幻想浪漫呢，小子？
一些本來很講道理的人，似乎打定主意要在我們靈長類的祖先身上找到戰爭的根源，一定要證明自給自足的覓食人生活貧困，堅持傳播虛妄的故事，說前農業時代的人類活到三四十歲就算高壽。但是，這種歷史觀明擺著是錯誤的。怎麼回事？
如果史前生活是一場短命的持久戰，如果我們今天是一個幾乎完全受自利動機驅使的物種，如果戰爭是人類天性中的衝動，那麼，我們可以像平克一樣平心靜氣地說，世界變得越來越好啦——據平克的十足天真樂觀的觀點，「我們可能正處於人類有史以來最和平的時代」。這確實是個好消息，是絕大多數人想聽到的好消息。我們都想相信世界越來越好，我們這個物種正在學習、成長、繁榮。誰會拒絕這樣的祝賀，誰不慶幸自己活在此時此地？
但是正如蕭伯納說過，「愛國主義就是堅信你的國家超越一切其他國家，因為你生於此地」，認為我們處於人類「最和平的時代」的觀念在情感上令我們欣慰，但在理智上卻是毫無根據的。記者路易斯·梅南德提到過，科學是如何通過「解釋事物的存在，但不威脅事物的存在」而發揮保守的、純政治的作用。他反諷道：「為什麼有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富足的國家，卻感覺到不幸福，或者做出反社會的行為？這肯定不會是制度問題！」[23]肯定不是，這裡一切都很好。生活美好，越來越好！戰爭在減少！壽命在增長！這裡是嶄新的、改善的人！
當今世界被塗上閃閃金光還不夠，美景的周圍還要套上畫著霍布斯式的血淋淋歷史的畫框。在公眾眼裡，這是「眼光銳利的現實主義」立場，任何人想質疑它的基本前提，都要冒被指為浪漫妄想的風險，仍在為詹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的死和喇叭褲的消亡而傷懷。但是，「現實主義」的論點卻是拿誤解的資料、錯誤的解釋和誤導的計算做依據。科學明確告訴我們，在進入農業時代之前數萬年內——當然不是說那是一個沒有波瀾的烏托邦——大部分時期，人們生活的特點是健康，個人與團體之間和平，我們祖先的絕大多數人活得相當心滿意足。
提出這樣的觀點，我們是不是已經讓自己淪為空想烏托邦大軍天真浪漫的同志？認為史前歷史不是一片黑暗是否是盧梭式的幻想？提出以下這些說法是否愚蠢的浪漫主義：說人性不是生來更喜歡暴力、自私和剝削，而是也喜歡和平、慷慨和合作？我們古老的祖先也許比我們今天具有更多的社群意識？人類的性活動是否可能曾作為一種社交工具，作為避免和化解衝突的愉快手段，並從中演化和成型？那些活過嬰幼兒期的古人們通常能活的像今天發達國家的人一樣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