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論主義者說，回到一頭野獸的初生時刻，名稱和性情不詳，播下了兇殺的種子，從此，這頭野獸的後代的血液裡永遠激盪著源自那顆種子的衝動。
——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
就像霍布斯原教旨主義者們堅守一夫一妻制是人類生存的必然組成部分，他們也堅持認為，戰爭及貧困，都是人類天性的基本前提。比如，尼古拉斯·韋德（Nicolas Wade）聲稱：「前國家社會之間的戰爭是連續不斷的、無情的，以滅絕對手為總目標，而且也經常取得這樣的戰果。」[2]據此觀點，我們對有組織衝突的嗜好，溯本求源，一直可以追回到人類生物屬性的形成，也就是通過我們靠採集維生的先人追溯到靈長類遠祖。而這一切似乎永遠是關於打仗，而不是做愛。
但是，對我們人類的覓食祖先來說，比起血腥的你死我活的戰爭，合作是重要得多得多的行動原則。說真的，他們死掐，所為何來？儘管在認定覓食人的生活是一場「持久戰」之外，韋德也承認：「古人生活在成員平等的小社團裡，沒有財產，沒有領袖和差序等級……」所以，我們怎樣才能理解，一個平等的、非等級化的、沒有財產的游動社群……始終處於戰爭狀態？狩獵－採集社會因為沒有什麼佔有，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可以失去（除了他們的生命之外），他們生活在人跡罕見的遼闊土地上，而等級化的定居社會，人煙稠密，居民們一天到晚為棲身之地和積累財富而爭鬥，兩者沒有任何相同之處。[3]為什麼覓食人要沒完沒了地打仗？
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對標準霍布斯敘事中的這一點進行全面回應，但為了更認真地審視他們的觀點和使用的數據，我們選擇了三位最著名的代表：演化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受人尊敬的靈長類動物學家簡·古達爾，還有當今世界最著名的人類學家拿破侖·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4]
平克博士要打仗
想像一下，一位受人矚目的專家，站在聽眾面前指責亞洲人是糟糕的司機。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他用了七個國家的統計數據：阿根廷、波蘭、愛爾蘭、尼日利亞、加拿大、意大利，還有俄國。你也許會說：「不對吧？這些國家都不是亞洲國家——除了，一部分的俄國。」站在台上的他會遭到哄笑。
2007年，世界著名的哈佛教授、暢銷書作家史蒂文·平克在加州長灘（Long Beach）聲名卓著的TED（「技術，娛樂，設計」）講壇上給了如此這般的一個演講。[5]平克的演講，既給出了新霍布斯主義戰爭起源觀的提要，也展示了這些宣揚血腥史前史的人慣用的伎倆。TED的網站上可以看到這個25分鐘長的演講。[6]我們鼓勵你先去看看這個錄像，至少看看開頭五分鐘涉及史前史的部分，再來讀下面的討論。去吧，我們等著你。
雖然平克只用了不到10%的時間談論狩獵－採集人（我們人類的90%的歷史處於這種社會制度之下），但他竟然能將這段歷史熬成一鍋粥。
平克開口三分半鍾後，他展示了一張根據勞倫斯·基利（Lawrence Keeley）的《文明之前的戰爭：和平野蠻人的迷思》（War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所繪製的圖表。圖表給出了「若干覓食人或者採集和狩獵社會中男性戰爭死亡的百分比」。他宣稱，這幅圖表顯示，狩獵－採集人中的男人遠比今天的男人更多地死於戰爭。
平克的圖表：「男性的戰爭死亡百分比」
不要著急做結論，請再仔細琢磨一下圖表。上面列出七個「狩獵－採集」文化，代表史前戰爭相關的男性死亡。這七個文化是黑瓦洛人（Jivaro），雅諾馬米人（Yanomani）的兩個分支，馬伊恩加人（Mae Enga）、杜古姆丹尼人（Dugum Dani）、門金人（Murngin）、胡利人（Huli）和傑布西人（Gebusi）。
但他們能代表我們狩獵-採集人的先祖嗎？根本不能。[7]
平克引用的這七個社會中只有門金勉強和即時回報的狩獵－採集社會有點關係（就像俄國也可以說位於亞洲，如果我們不理會這個國家的那些大城市和相關的定義）。平克使用的門金人統計數據採樣於1975年，到那時為止，門金人已經與傳教士、槍支和動力快艇一起生活了幾十年——與史前狀態大不相同。
平克引用的其他幾個社會事實上都不屬於狩獵－採集人。他們在村莊的園地裡種植白薯、香蕉、甘蔗，飼養豬、駝羊、雞。[8]即使不考慮這幾個社會遠遠不能作為居無定所、即捕即食的狩獵－採集社會的代表，平克所舉的例子在其他問題上也不能代表我們的祖先。雅諾馬米人之間的衝突是否達到了真正的戰爭級別，仍然是人類學家激烈爭議的問題，我們等會兒再做討論。門金人不是澳洲土著文化的典型，而是一個血腥的例外，澳洲原住民文化模式的特點是群體間的衝突幾乎為零。[9]平克例舉的傑布西人也不能支持他的論點。平克圖表上的資料引自人類學家布魯斯·克瑙福特（Bruce Knauft）的研究，克瑙福特本人表示，傑布西人的高死亡率和戰爭無關。事實上，克瑙福特說，傑布西人中很少發生戰爭，他寫道：「為疆土或資源進行戰爭的情況極為罕見，此類糾紛一般很容易得到解決。」[10]
即便如此，平克還是站在聽眾面前坦然地說，他的圖表是對典型狩獵－採集人中史前戰爭死亡率的合理估測，這真是讓人難以置信。[11]
不是只有平克一個人使用此類手段為霍布斯黑暗史前史觀進行辯護。有關人類嗜血天性的文獻中，這類選擇性使用數據的情況比比皆是。
在理查德·朗漢姆和戴爾·彼得森合著的《惡魔的雄性》一書中，他們承認，可能一般人想不到，但戰爭是特殊狀態，「是動物的正常規則的例外」。但是因為人類和黑猩猩都有群組間暴力的記錄，他們認為，嗜好戰爭很可能是一種古老的人類品質，可以一直回溯到我們共同的先祖。他們說，我們乃「連綿500萬年的血腥攻擊習性的懵懂的倖存者」。哎呦！倭黑猩猩哪去了？在這本250多頁的書中，「倭黑猩猩」只出現了11次，這個與我們有著最近共祖的物種似乎與我們沒有多大的相關性，還不如人類和倭黑猩猩的共祖黑猩猩更重要——雖然，有很多靈長類動物學家持相反意見。[12]但至少朗漢姆他們還是提到了倭黑猩猩。
2007年，戴維·列溫斯頓·斯密，《最危險的動物：人性和戰爭的起源》（The Most Dangerous Animal: Human Nature and the Origins of War）的作者，在2007年發表了一篇論文，探究有關戰爭根源回溯到靈長類祖先的演化論論點。他描繪了黑猩猩如何互相廝殺，倒霉鬼被打得血肉橫飛，再被生吞活剝，讀之令人毛骨悚然，而敘述當中，他不斷說它們是「我們最近的非人類親戚」。讀他的論文，讀者永遠不會知道我們還有另一個同樣距離的非人類親戚。他完全沒有提及倭黑猩猩和這個物種提供給我們的知識。[13]
既然我們能夠英勇地面對黑猩猩暴力對人類的陰暗意義，那麼，人類另一個親近，厭惡戰爭的倭黑猩猩是不是也值得提一提呢？為什麼所有的人都對著張三大喊大叫，卻對李四一聲不吭？看不見光明的黑暗畫面也許能讓聽眾興奮，但卻不能給他們任何啟發。在有關戰爭的古老起源的研究文獻中，我們經常能看到這種「哎呀，忘記說一下倭黑猩猩了」的手法。
但是，不僅在戰爭討論中有意迴避倭黑猩猩，但凡談論人類雄性暴力的淵源，不論何種暴力，都會看見倭黑猩猩缺席。比如在《人的陰暗面》關於尋找強姦的起源這段話裡，看看你是不是能找到倭黑猩猩的蹤影：「男人沒有發明強姦。他們很可能是從我們靈長類祖先那裡繼承了強姦的習性。強姦是標準的雄性繁殖戰略，而這個戰略很可能已經被實踐了數百萬年。男人、雄性黑猩猩和紅毛猩猩慣常地強姦異性。野生大猩猩使用暴力劫持雌性大猩猩，與它們交配。人類圈養的大猩猩也對異性進行強姦。」[14]
且不說為不能與之交流體驗和動機的非人類物種定義強姦的複雜性，在對野外倭黑猩猩和圈養倭黑猩猩的幾十年觀測中，從來沒有發現過它們有強姦行為，以及殺嬰、戰爭和謀殺行為。從來沒有。
這是不是值得放進一條註釋裡呢？
瑪格麗特·鮑沃神秘地消失了
除了倭黑猩猩的疑問，猩猩「戰爭」還有其他值得探究一番的問題。1970年，理查德·朗漢姆是簡·古達爾在坦桑尼亞貢貝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生，專攻食物供給和猩猩行為之間的關係。1991年，在朗漢姆和彼得森出版《惡魔的雄性》的五年前，瑪格麗特·鮑沃（Margaret Power）發表了她精心研究的成果《平等主義者：人類和黑猩猩》（The Egalitarians: Human and Chimpanzee），書中提出了若干重要問題，牽涉到古達爾的黑猩猩研究（必須說明，鮑沃在書中對古達爾的科學方法及其意圖表達了崇高的敬意，沒有一絲不敬之處）。但《惡魔的雄性》一書完全沒有提到鮑沃的名字和她的疑問。
鮑沃注意到，古達爾在貢貝採集的第一批數據（從1961年至1965年）所描繪的黑猩猩樂於社交，非常不同於她和同事數年後發表的著名研究結果——黑猩猩戰爭。貢貝研究最初四年的觀測，黑猩猩給古達爾留下的印象是「遠比人類更和平」。她沒有見到過不同群體之間的戰爭，僅僅偶爾能見到個體之間的暴力行為。
四十年後的2002年，兩位靈長類動物學家羅伯特·蘇斯曼（Robert Sussman）和保羅·加爾波（Paul Garber）對有關靈長類社會行為的科研文獻做了綜合回顧，並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黑猩猩最初給古達爾的和平印象與他們兩人的成果相吻合。在80多項涉及各類靈長類醒時生活行為的研究中，他們發現：「幾乎所有的靈長類動物，從最原始的靈長類動物狐猴到各類猩猩……通常每天有近5%的活動時間用於社交行為。」蘇斯曼和加爾波說：「通常每天不到1%的時間用來打鬥或競爭，一般比1%還要低很多。」他們說，在所有靈長類中，諸如遊戲和梳毛一類的合作型、交往型的行為，比衝突型行為要多十到二十倍。[15]
但是黑猩猩給古達爾留下的和諧印象改變了——鮑沃認為這不是出於偶然，而恰恰是發生在她的學生們開始每天向黑猩猩提供幾百個香蕉之後。學生們的目的是要黑猩猩們待在營地附近，方便他們進行觀察。
在野外，黑猩猩或者單個，或者結成小團體四散覓食。因為它們的食物散佈在叢林中，鮮少發生競爭。弗朗斯·德·瓦爾解釋說：「一旦有人開始提供食品，甚至在叢林裡，和平立刻遭到破壞。」[16]
餵養黑猩猩的水果鎖在牢固的水泥箱裡，只有在一定的餵食時間才會打開。這樣的定時餵養讓黑猩猩的行為發生了巨變。因為成堆水果的濃郁香味飄出箱子，蕩漾在空氣中，黑猩猩為了打開箱子自然地進行了無數粗暴的嘗試，古達爾的助手們被逼得不斷重新打造箱子。竟然有熟透的水果不能立刻到手，這是黑猩猩們從未有過的經歷——這讓它們困惑，因而也讓它們憤怒。設想一下，在聖誕節的早上，告訴一屋子三歲頑童（每一位都有著成人的力氣）要等一陣子——等多久，沒有人能說得清楚——才能打開他們眼前聖誕樹下花花綠綠的禮物。數年之後，古達爾回想這個時期的研究時說：「不斷的餵養對黑猩猩的行為產生了明顯的影響。與它們過去的活動方式相比，它們開始更經常地以大團隊的形式活動。它們在營地附近睡覺，每天一早成群結伙呼嘯而來。最糟糕的是，成年雄性變得越來越凶暴……不僅僅黑猩猩之間的打鬥比原來多得多，而且很多黑猩猩每天在營地周圍盤桓幾個小時。」[17]
瑪格麗特·鮑沃對古達爾餵食黑猩猩的影響有所疑慮，而她的工作一直被大多數靈長類動物學家——不只是朗漢姆——所忽略。[18]比如，邁克爾·吉格裡瑞在烏干達一帶的基巴萊森林（Kibale Forest）研究黑猩猩，目的就是要驗證古達爾團隊見證的群體間衝突是否是香蕉箱子的扭曲效應。吉格裡瑞寫道：「我的使命……（是）查證這些戰爭般的殺戮是黑猩猩的常態，還是研究人員為觀察而進行餵食的人造產品。」[19]但是，吉格裡瑞的索引裡一次也沒有提到瑪格麗特·鮑沃的名字，儘管吉格裡瑞的研究發表在鮑沃的著作出版八年之後。
我們受篇幅限制，無法充分探討鮑沃提出的疑問，也不可能羅列在其他地區對某些無餵食（和餵食）黑猩猩群體性衝突所做的後續研究。[20]儘管我們對平克和沙尼翁的動機有疑問，我們對簡·古達爾的意圖和科學精神卻沒有任何疑問——瑪格麗特·鮑沃也表示沒有任何疑問。雖然鮑沃那些招人厭煩的問題遭到了普遍的漠視（如果說沒有被完全忽略的話），但任何對靈長類中戰爭起源的爭論真感興趣的人，都應該關注一下鮑沃的工作。
戰利品
瑪格麗特·鮑沃的疑問直戳此議題的心臟：如果沒有東西作為爭鬥的目標，為什麼還要爭鬥？在科學家們餵食靈長類動物之前，食物散落在叢林各處，黑猩猩們每天四散尋覓，找自己的口糧。每當發現一棵果樹，它們經常呼喚其他黑猩猩；互相關照對大家都有好處，森林裡覓食不是一個零和努力。但是，一旦它們知道，每一天在同一個地點有一些唾手可得的食品，而這些白食兒又是有限量的，越來越多的黑猩猩便開始「盤桓」在這個地點，成群結隊地衝向這個地點，「呼嘯而至」。很快，古達爾和她的學生們開始目睹到後來著名的黑猩猩「戰爭」。
黑猩猩們有了值得它們爭奪的東西了：一種集中的、可靠的，但有限的食物來源。突然，它們進入了零和博弈世界。
將同樣的原理用於人類社會，我們不由得會問，為什麼能夠得到即刻回報的狩獵－採集人會拿生命冒險進行戰爭？真的，為啥呢？食物？食物散佈在四野八荒。有些地區，自然環境決定食物供給相對集中，比如美國和加拿大西北太平洋沿海三文魚回游地帶，那裡土生土長的社區一般不是即時回報的狩獵－採集人社會。在這樣的地方，我們經常看到的是比較複雜的等級社會，比如誇扣特爾人（Kwakiutl）——我們後面會談到他們。物件？覓食人擁有的物品極其有限，除了自己，不會有人稀罕。土地？對我們祖先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他們生長繁衍的地球，是個人跡罕見的世界。女人？有可能，但是這個觀點假定人口增長對覓食人很重要，而且女人是一種能夠爭奪到手，並用來和農民的牲口做交換的商品。對覓食人而言，似乎維持人口穩定比人口增長更重要。我們已經看到，當一個群體的人口達到一定規模，往往會分裂成較小的群體，團體規模上的社區沒有添丁進口、加重餵養負擔的內在動機。我們也已經看見，在狩獵－採集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聚變－裂變共生的社會制度下，任何成員（部分男女）都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團體之間進出。
對於社會結構（覓食，栽種，農業，工業）、人口密度和戰爭可能性三者之間的因果聯繫，社會學家帕特裡克·諾蘭（Patrick Nolan）做過一項專門研究，他發現：「發達栽種社會和農業社會要比初級栽種社會和覓食人社會更容易發生戰爭。」當諾蘭將研究對像僅限於狩獵－採集社會和農業社會時，他發現，人口密度一旦超過平均水平，是最靈驗的戰爭預警指標。[21]
這一發現讓人類戰爭是「500萬年的古老習俗」之說有了麻煩，因為我們的祖先生活在地廣人稀的年代，直到幾千年之前的後農業社會才發生了人口爆炸。最近對人類DNA線粒體的研究證實，本來就相當低的史前世界人口數量，有好幾次下降到瀕臨滅絕的水平（原因可能是火山爆發，小行星碰撞，或者大洋環流的突然變化引起的氣象災難）。最近的一次，大約74000年前，當時多巴（Toba）火山大爆發，地球氣候劇變，世界上的總人數可能曾經下降到只有幾千人。但是，正如我們上面所言，即使北半球完全被冰雪覆蓋，我們的高祖們也沒有覺得這個世界有一點點擁擠。[22]
在最近的歷史時期，人口確實觸發過多次戰爭。生態學家彼得·圖爾青（Peter Turchin）和安德烈·克羅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研究了英國、中國和羅馬的歷史數據，發現人口密度增加和戰爭之間存在密切的統計相關性。他們的研究說，歷史上90%的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轉折可以用人口增長來解釋。[23]
早期農業儲藏收穫的穀物和飼養馴化的牲畜，正像叢林裡的裝滿香蕉的箱子。至此，值得爭奪的東西便出現了：越多越好。更多的土地，用來開墾耕種。更多的女人，生養更多的人口，需要他們在土地上勞動，組成軍隊保衛土地，幫助收割。更多的奴隸，負擔那些艱苦的工作——耕種、收穫和打仗。一個地區的歉收，會導致該地的農民搶劫鄰人，鄰人會奮起報復，接著是一輪接一輪沒完沒了的打鬥。[24]
自由（免除戰爭的自由），換句話就是沒有東西可以失去，包括糧食。
但是，新霍布斯主義者不理會這個直率的分析和支持這一分析的數據，堅稱戰爭是人類的本性，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平克那樣的誤導圖表為自己的觀點做辯護。
比如，在《病態的社會：挑戰原始和諧的迷思》（Sick Societies: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Primitive Harmony）一書的第四章中，作者羅伯特·艾奇頓寫道：「有些小型社會既沒有官僚和祭司，也沒有農耕，但社會也開始發生分化。」好吧，但是為支持這個有關「小型社會」的論斷，他寫了15頁紙，活靈活現地、逐一地（全面地）描述了：
● 溫哥華島（Vancouver Island）上的誇扣特爾印第安人（一個畜奴、定居、聚斂財富、慶祝炫財節、複雜和等級化的社會）；
● 阿茲特克（Aztec）帝國（人口達數百萬，具有精緻的宗教組織、祭司，在首都周圍有奴隸開墾的數不清的土地，首都的面積超過當時的任何歐洲城市，城市有下水系統，夜晚街道還有燈火照明）；
● 祖魯（Zulu）帝國（同樣，人口高達數百萬，有奴隸、精耕細作的農業、家禽家畜、跨越整個大陸的貿易網絡）；
● 最後，是今日加納境內的阿善提（Asante）帝國，對它，艾奇頓告訴我們，「是西非無以倫比的最大軍事力量」。[25]
艾奇頓沒有說，這一切當中沒有任何東西與「小型社會既沒有官僚和祭司，也沒有農耕」有共同之處。在這一章中，他沒有提到一個覓食人社會。這就像宣佈貓是很難訓練的，然後給出一系列樣板：德國牧羊犬、小獵犬和金毛犬。
在《超越戰爭》（Beyond War）一書中，人類學家道格·富萊（Doug Fry）反駁了新霍布斯主義者的普世戰爭觀點。「認為『戰爭始終存在』的信念，」富萊寫道，「與相關的考古發現不一致。」人類學家萊斯裡·斯龐塞爾（Leslie Sponsel）同意富萊，他說：「缺乏戰爭的考古證據表明，大部分人類史前史沒有戰爭，或者很少有戰爭。」人類學家布萊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對史前人類骨骸證據進行了一次全面審查，他發現，除了在今日蘇丹的一個遺址之外，「在數百具有一萬年或超過一萬年歷史的人類骨骸中，只有十幾具上明確有他人施加暴力的痕跡。」弗格森繼續說：「如果在早期史前時代戰事頻繁，考古記錄上應該有大量材料證明戰爭的存在。但是，沒有這樣的證據。」[26]
有些學者們會指出黑猩猩的有組織暴力，還會挑選幾個人類栽種社會栽到覓食人身上，然後說這些就是戰爭古老根源的證據。每到這個時候，我們的廢話探測裝置就會發出「嘟嘟」聲。更有甚者，這些學者明明知道，黑猩猩在人類餵食、士兵和捕獵者的圍困，以及生存空間和食物資源日益萎縮的影響下，行為發生了扭曲，但是他們卻經常裝聾作啞。同樣麻煩的是，他們也緘口不言人口和農業文明對人類衝突行為的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