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創造了模因（meme）一詞，特指通過學習和模仿而在社區內傳播的信息單元，就像通過繁衍而複製的有利基因。平等主義和福禍同當的模因在史前環境下是有利模因，自私模因在後農業社會的大部分地區則野火般地蔓延。即使如此，經濟學頭號權威亞當·斯密仍然堅稱，對人類的同情和愛心與自私自利一樣也是人的天性。[1]
我們一直認為以稀缺為基礎的經濟學能夠解釋人類財富供求和分配問題，這個錯誤的假說在過去幾個世紀內誤導了大部分人類學、哲學和經濟學思考。經濟學家約翰·高迪（John Gowdy）說：「『理性經濟行為』是市場資本主義的支柱，並成為一套信念，已經不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虛構的經濟人神話不過是解釋了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組織原則，僅此而已。」[2]
理性經濟人
我們都同意，我們有貪慾……
——艾迪·韋德爾（Eddie Vedder）作詞作曲，《社會》（Society）
很多經濟學家已經忘記了，他們最重要的組織原則——理性經濟人，是一個建立在人性假設上的迷思，而不是以實實在在的真理為基石，在上面構築牢靠的經濟哲學。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表示，他承認，「這是對人的一種武斷定義，即將人視為這樣一種存在，他的行為必定是以他自己盡可能少的勞動和盡可能小的自我犧牲，來取得盡可能多的必需品、便利和享受。」[3]當穆勒寫下此話的時候，他恐怕絕對想不到，他的武斷定義成為此後幾百年內經濟思想的指路燈。盧梭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必須選擇出生地的話，我會選一個國家，那裡每個人都相互認識，無論是任何險惡的陰謀還是謙遜的美德，都要接受公眾的審視和判斷。」當我們說貪慾是人性的組成部分時，我們往往不會提及此話的前因後果。不錯，貪慾是人性的組成部分。但是，這是可恥的。當經濟學家們將自己的模型建立在一個臆想的、受自我利益驅動的經濟人身上時，他們忘記了社區——我們人彼此互相交織在一起的最最重要意義之網，真正屬於人類的那些習性發生和發展的環境。
博弈論和經濟學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思想實驗被稱為「囚犯博弈」。它給出了一個優雅而簡潔的互惠模型，有些科學家說它是「社會心理學的大腸桿菌」。這個模型是說：想像一對嫌疑犯被抓起來了，但警察沒有足夠的證據給兩人判罪。兩個囚犯被分開關押，兩人分別拿到了同樣的提議：如果你作證指控你的同夥，而你的同夥保持沉默，你將獲釋，同夥將被判10年監禁；如果他揭發你，而你不吭氣，你將獲刑10年；如果你們兩人都不吭氣，兩人均被關押6個月；如果你們兩人都作證揭發對方，兩人各判5年。每個囚犯都必須做出選擇，說，或者不說。獄方保證兩人彼此不會知道對方的決定。囚犯會怎樣做呢？
在典型的博弈中，參與者很快看到了迅速背叛的好處，於是學會了永遠選擇背叛對方：率先告密，立馬自由。但是，帶著這樣的理論性結論去真正的監獄，不論哪個國家的監獄，去問問那些告密者是什麼下場？當科學家們決定讓博弈者在博弈中積累經驗，然後觀察他們的行為是否會逐漸改變的時候，他們的理論與現實發生了衝撞。羅伯特·阿克塞羅爾德（Robert Axelrod）在《合作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一書中對此解釋說，博弈者很快就發現，如果他們合作，並假定同夥也合作，他們會給自己贏得更好的機會。如果他們的同夥不合作，他們將名譽掃地，並受到以牙還牙式的懲罰。隨著時間的推移，博弈者中具有利他心的人越來越多，那些只顧及個人短期利益的人則有了大麻煩——也許，會在澡堂子裡挨上一刀。
心理學家格裡高利·S.伯恩斯（Gregory S. Berns）和他的同事將女性引入博弈，並在她們的頭上接上核磁共振儀，結果讓囚犯博弈的經典解釋又遭到當頭一棒。伯恩斯等人本來預計，他們的研究對像在遭到背叛時——一人準備合作，而另一個人卻「告密」——會做出強烈反應。但是事與願違。「結果確實讓我們大吃一驚，」伯恩斯告訴《紐約時報》的娜塔麗·安吉爾（Natalie Angier），「她們的大腦對合作行為的反應最活躍：對合作聯盟，大腦發出最明亮的信號，閃亮區緊鄰我們已知大腦對快樂做出響應的部位，這些快樂的來源可能正當也可能不正當，包括甜品、漂亮面孔、錢、可卡因，等等。」[4]
伯恩斯和他的團隊對腦掃瞄進行分析後發現，當女人進行合作，她們大腦中的兩個部分被激活，而這兩個部分正是對多巴胺產生反應的部位——前腹側紋狀體和眶額葉皮層。這是參與衝動控制、強迫行為和獎賞機制的兩個大腦部位。雖然伯恩斯對團隊的發現感到意外，但同時他也感到寬慰。「結果令人鼓舞，」他說，「可以說，這意味著我們天生能夠互相合作。」
公地悲劇
生物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論文，發表在聲名卓著的《科學》雜誌上，成為科學刊物上被重印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最近，一份世界銀行討論報告的幾位作者稱，《公地悲劇》是「社會科學家用以評估自然資源的主要範式」，此外，人類學家G. N.阿佩爾（G. N. Appell）說，這篇論文「已經被學者和教授們奉為聖典」。[5]
進入19世紀後，英格蘭農村的大部分土地還被視為公地——土地歸國王，但每個人都可以進入——就像鐵絲網出現之前美國西部的開放式牧場。哈丁用英國的公地做模型，意在展示當一份資源為公社擁有時會發生什麼。他表示，「在一片向所有人開放的草場上……每個牧人都盡可能多地放養牛羊」，雖然這樣的做法破壞草場，但從牧人個人角度看，其自私有很好的經濟理由。哈丁又說，「理性的牧人（得出結論）他能夠採取的唯一合理的行動就是給牛群裡再增加一頭牲口」，這是唯一合理的選擇，因為草場被過度放牧的成本是由大家分攤，而增加牲口的收益則歸他一個人所有。如果每一個牧人都得出同樣的結論，公地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過度放養的破壞。「公地上的自由，」哈丁總結說，「讓全體走向毀滅。」
和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與農業生產能力的相對關係思考一樣，哈丁的結論令人矚目有兩個原因：（1）這些結論具有A+B＝C一樣的簡單性，看起來無可爭議地正確；（2）這些結論可以用來為既得權勢的冷酷表現尋找正當性。舉例說，馬爾薩斯的論文經常被英國政商兩界的領袖引用，拿來解釋他們對英國的普遍貧困，包括對19世紀40年代餓死幾百萬愛爾蘭人（另有幾百萬逃到美國）的大饑荒不作為的道理。哈丁對公社產權失效的簡單闡述，被不斷地用於支持將政府服務私有化和佔據原住民土地的主張。
哈丁優美的論述與馬爾薩斯有一個共同點：經不起現實的驗證。
一位加拿大作家伊安·安古斯（Ian Angus）說：「哈丁完全忽視了現實中公地的情況：社區內進行的自我規範。」在小規模的農村社區，人口數量有限，牧人彼此相互認識（這是歷史上英國公地的現實），任何人想鑽現有制度的空子，都會被發現並且受處罰。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研究了小型社區的公產管理。她發現：「所有社區都有某種針對欺騙或超定額多佔資源的監督制度。」[6]
真正的公地悲劇威脅不到小群體控制下的資源，受威脅更大的是國家或公司控制的資源。公地不需要我們操心，我們面前有的是「公海悲劇」「天空悲劇」「江河悲劇」和「森林悲劇」。全世界各地的漁業正在走向滅亡，因為沒有一個人有權威、有力量和有動機去阻止國際捕魚艦隊掠奪海洋，因為海洋是屬於所有人的（所以也就是沒有主人）。俄羅斯非法開採的原煤在中國的煙囪裡放出滾滾毒煙，然後被韓國人吸進肺裡，美國的汽車焚燒委內瑞拉的石油，融化了格陵蘭的冰川。
鏈式悲劇之所以能發生，是因為我們沒有了羞恥心。馬爾薩斯經濟學、囚犯博弈和公地悲劇之所以產生了虛幻的確定感，是因為我們不去關注小型社區生活的現實，用盧梭的話說，在那裡任何人「都要接受公眾的審視和判斷」。這些悲劇變得不可避免，皆因群體的規模超出了我們這個物種的內部監督能力，也就是說，超過了一個特定的數值——即「鄧巴數」（Dunbar』s number）。在靈長類的社區內，規模非常關鍵。
英國人類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在觀察到社會性靈長類動物中梳理行為的重要性之後，他提出，群組的規模大體上由大腦新皮質的發育所決定。根據這一關聯，鄧巴預測當群體人數超過150名時，其中的人便開始忘記誰對誰做了什麼。用鄧巴自己的話說：「大腦新皮質的處理能力給人際交往中能維持穩定私人關係的人數設置了限制。」[7]其他人類學家通過觀察群組成長到什麼規模後會分裂，得出了差不多相同的數字。鄧巴的論文發表在1992年，數年前，馬文·哈里斯就提出：「在50人的團體或150人的村莊中，每個人都相互熟識，因此互利交往型的人際關係可以將大家凝聚在一起。人們在給予時渴望得到，在得到時期待付出。」[8]最近有些論述150人規則的文章，包括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的暢銷書《臨界點》（The Tipping Point），讓很多人都在談論有效組織的規模上限。
人一直在親密的小團體中演化，小團體中每個人都叫得出所有人的名字，在對付匿名才能提供的曖昧不明的自由上，人類幹得並不漂亮。當社區發展超過一定規模，成員不再認識所有的人，甚至沒有見過所有的人，我們的行為和我們的選擇開始變化，我們對可能性和可接受性的判斷越來越抽像。
從共產主義悲劇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在大規模社會中，人們基本上互不相識，社區所有制完全無效。在《規模的力量》（The Power of Scale）一書中，約翰·鮑德雷（John Bodley）寫道：「人類社會和文化的規模是一個關鍵因素，因為社會規模越大，越需要集中社會權力。大社會不像小社會那樣民主，它將對風險和收益做不平等的分配。」[9]因為社會越大，恥辱感的約束力越小。當柏林牆倒下的時候，資本主義興高采烈地宣佈，共產主義失敗的根源就是它無視人性。這話說得也對也不對。馬克思的致命傷是他沒有看到社會環境的重要性。人性在親密、相互依賴的社區中以一種方式行動，但在彼此互不相識的環境中開始放縱，在不同環境下，我們是不同的造物——從絕對意義上說，這兩種動物都是人，誰也不比誰更像人，或者更不像人。
永遠進步的夢想
他是個蠻子，把他家裡孤島部落的風俗當成自然規律了。
——蕭伯納，《凱撒和克婁巴特拉》，第二幕
我們真的全都降生在盛世福地嗎？還是說，我們出生的時間和地點只是無限可能性中的一個隨機瞬間——無數瞬間中的一個，每一個瞬間有自己相應的快樂和失望？也許，你覺得問這樣的問題——以為還存在任何選擇本身就很荒唐。但是，選擇真的存在。我們都有將自己的經歷視為標準的心理傾向性，我們認為我們的社區就是「我們人民」（The People），相信——也許是下意識地相信——我們是神的選民，神在我們這一邊，我們的團隊應該獲勝。我們用最迎合的眼光看今天的現實，對過去則戴上血紅的濾鏡，看到一片愁雲慘霧。霍布斯已經為人類頑固的心理瘙癢抓撓好幾個世紀了。
人們常犯一個錯誤，即設定演化是一個不斷改進的過程，演化中的有機體逐步進入某種最終的完美狀態。但是，它們——這些有機體，包括我們在內並不是永遠在演化中進步。一個不斷演化的社會或機體不過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存中適應不斷變遷的生存條件。這些適應性的調整也許有即時收益，但在任何絕對意義上都不是改進，因為外部條件永遠在變化。
從對演化的錯誤理解出發，人們臆斷他們的現在——此時此地，肯定好於人類的過去——彼時彼地。三個半世紀之後，科學家們仍然在引述霍布斯，說我們是多麼的走運，生活在國家出現之後，逃脫了我們野蠻祖先經受的無所不在的苦難。認為自己是走運的人，給人帶來深深的寬慰，但我們要問一個一直被封口的問題：我們到底有多走運啊？
古老的貧困，還是假想的豐裕
史前人沒有儲存食物的習慣，但這並非意味著他們永遠處於飢餓狀態。對史前人類骨骸和牙齒的科學研究顯示，古人的生活有禁食也有歡宴，但長期飢餓則非常罕見。我們是怎樣知道祖先們不是在飢餓的生死線上掙扎呢？
如果兒童和青少年在一周左右的時間內持續得不到足夠的營養，他們四肢上的大骨頭會減緩生長。一旦他們攝入的營養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這些骨骼開始恢復生長，新長骨骼的骨密度和被打斷增長之前的骨密度有所不同。X光顯示古人骨骼上有這些生長線，說明史前生活的特點是「幾餐饑幾餐飽，飽餐期間骨骼生長陡增」。[10]
更長時間的營養不良會在牙齒上留下痕跡——即人們所說的發育不全——在牙齒釉質表面形成不同的色帶和小坑，數十萬年後，變為化石的牙齒上仍會帶有這些痕跡。考古學家發現，與依賴種植業的定居村民相比，史前狩獵－採集人遺骨中哈里斯生長線和牙齒發育不良的數量更少。因為狩獵－採集人的高度流動性，他們一般不會忍受長期的飢餓，「樹挪死人挪活」，他們只消抬抬腿，即可離開受乾旱或其他自然災害影響的地區。
很多實例——比如在伊利諾伊河谷內的迪克森山崗（Dickson Mounds）的發現說明，覓食人的營養狀況好過農民。研究人員對迪克森山崗出土的大約800副骨骸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了公元1200年左右從覓食向玉米種植轉變中人們的健康變化。考古學家喬治·阿米拉戈斯（George Armelagos）等人在報告中說，與之前的覓食人相比，農民的慢性營養不良增加了50%，（由骨病變指示的）感染性疾病是原來的三倍。而且，他們發現，嬰兒死亡率上升，成人的骨骼發育減緩，而多孔性骨肥厚是覓食人的四倍，說明超過半數的人有缺鐵性貧血。[11]
許多人都提到過覓食人對食物有一種奇特的騎士派頭。他們從來不用冰箱保存食品。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保羅·勒·熱恩在今日魁北克的蒙塔格尼人中生活了6個月，土著人的慷慨讓他惱火不堪。他寫道：「如果我的房東抓到兩隻、三隻或者四隻河狸，不論是白天抓到的還是黑夜抓到的，他們一定立刻宴請所有四鄰的土著。如果這些蠻子中的某人也抓住點什麼，他們會在同時大宴賓客。所以，你一家吃完，再到另一家吃，有時候會連吃三家甚至四家。」當勒·熱恩勸告他們保留一點食物，說有這樣那樣的好處時，「他們笑話我。『明天，』他們說，『我們會搞些東西再來大吃一頓。』」[12]
以色列人類學家努瑞特·博德－戴維（Nurit Bird-David）解釋說：「西方人的行為被認為與他們的短缺假設有關，狩獵－採集人的行為則與他們的豐裕假設有關。而且，就像我們設定西方人的行動是對生活中不足的反應，並據此分析，甚至預測西方人的行為方式；我們可以設定狩獵－採集人的行動是對他們心滿意足的生活的反應，在此前提下分析和預測他們的行為方式。」[13]
農民們辛辛苦苦地種植稻米、土豆、小麥和玉米，覓食人的食物構成中則是各種各樣營養豐富的植物和小動物。覓食要花費多少勞動？他們有沒有辦法很利索地弄頓飯吃？
考古學家戴維·馬德森（David Madsen）調查了採集摩門螽斯（Anabrus simplex）的能量轉換效率。這種昆蟲一直是生活在今天猶他州境內土著人的食物。馬德森的小組平均一小時能採集18磅這樣的綠蟈蟈。按照這個比率計算，一個覓食人只需要一個小時的工作，他能得到的卡路里就相當於87個辣熱狗、49片比薩餅，或者43個巨無霸漢堡——還沒有堵塞血管的脂肪和添加劑。[14]在你嘲笑綠蟈蟈的美食吸引力之前，請想想一根泥腸裡面可能混雜的可怕物質。還有一項研究發現，（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裡的）昆桑人（在好月份裡）平均每天攝取的食物熱量為2140卡路里和92克脂肪。馬文·哈里斯這樣說：「石器時代的人與後來接替他們的那些人相比，過著更健康的生活。」[15]
甚至，他們可能比他們身後很多代人都更健康。歐洲的城堡和博物館裡擺滿了武士的甲冑，對現代人來說，它們都是超小號，完全沒法穿上身。按照現代標準，我們中世紀的祖先都是些小不點兒，考古學家提摩西·泰勒相信，我們最初學會控制火的祖先——大約在140萬年以前——身材比今天的普通人更高大。在希臘和土耳其挖掘出的骨骸證明，在那個地區，農業社會之前的男子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吋（合175厘米），女子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5英吋（合165厘米）。但隨著進入農耕生活，居民的平均身高急劇下降。直到今天，希臘和土耳其人的平均身高還沒有趕上他們的祖先。
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進入農業社會均伴隨有大部分人的飲食質量和總體健康狀況的大幅下滑。賈雷德·戴蒙德將此斥為「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錯誤」，他寫道：「狩獵－採集人擁有人類歷史上最成功、最悠久的生活方式。相反，我們現在仍在和農業給我們造成的麻煩做鬥爭，而且，不清楚我們能否解決這些麻煩。」
論舊石器時代的政治
史前的生活裡，人經常在打瞌睡。薩林斯在他著名的、極具挑戰性的論文《原始豐裕社會》（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提到，在覓食人中，「獲取食物的工作過於成功，以至於他們有一半的時間不知道自己該幹些什麼。」[16]甚至澳大利亞的土著們，他們生活在看起來荒禿禿的曠野裡，在混飽肚子上也沒有任何問題（他們整夜酣眠之外，每天下午還要小睡三個小時）。人類學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對博茨瓦納卡拉哈里沙漠內居住的昆桑人的研究稱，他們每週只需要用15小時尋找食物。據李的研究，「一位婦女一天之內可以採集到足夠一家人吃三天的食物，其他的時間裡，她在營地休息，做針線，到其他營地串門，接待來自其他營地的客人。在家裡的每一天中，廚房裡的工作，比如燒煮、敲乾果、撿柴、取水，大約需要一至三個小時。一年到頭她都能維持這樣穩定的工作節奏和休閒節奏。」[17]
工作一兩天，休息一兩天。你覺得怎麼樣？
在狩獵－採集人的社會，人們在周圍世界尋找食物，沒有人能控制其他人得到生活必需品的途徑。哈里斯解釋說，在這樣的環境中，「平等……深深根植在資源的開放性、生產工具的簡單性、不可移動財產的稀少性和團體內部的靈活結構之中。」[18]
當你不能阻斷某人取得食物和住所的途徑，不能阻攔他們離開，你也就不能控制他們。覓食人社會中徹底的政治平等正是扎根於這一簡單的生活現實。領袖不擁有強制性的權力，他們不過是有人追隨——得到了同夥尊重的個體。這樣的「領袖」不要求——也沒有辦法要求其他人的服從。這些觀點早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亞當·斯密在1896年發表的《法理學講義》（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中寫道：「在狩獵人的國度，完全沒有政府……（他們）為了彼此的安全同意聚伙，但彼此之間對他人沒有權威。」
毋庸詫異，保守派演化心理學家們已經感到覓食人的分享傳統是最難理解的執念。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書處境尷尬，「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觀念又是如此深入人心，但是，給覓食人之間的瘋狂慷慨尋找解答，已經有好幾十名作家做出了嘗試。科普作家馬特·利德萊在《德性起源》（The Origins of Virtue）一書中總結了他們面臨的內在衝突：「我們的頭腦由自私的基因打造而成，但它們被打造成具有社會性，能夠被信任，能夠進行合作。」[19]在看到大量的資料展示數萬年來人類社會組織一直以分享動機為核心之後，如果有什麼人仍要堅持說自私自利是（而且永遠是）人類演化的主動力，此人一定是在走高空鋼絲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