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問題是，女士們，先生們，貪婪，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眼了，是件好東西。貪婪是正確的，貪婪是有效的。貪婪澄清、揭示、抓住了演化的精髓。貪婪，不論是何種形式的貪婪……一直是人類向上爬的足跡。
——「戈登·蓋克」，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
什麼造成了對宇宙的濫用？這個問題可以用一個詞來回答：貪婪……貪婪造成了最嚴重的錯誤。
——勞倫蒂·瑪戈薩，《非洲宗教：豐盛生活的道德傳統》（African Religion: The Moral Traditions of Abundant Life）
經濟學，這門「沉悶的科學」，從一開始就沉悶。
1838年秋末，一道晴天霹靂擊中了查爾斯·達爾文頭部的右上側，這道世界上所見到過的最明亮的閃電，在他的腦袋裡留下了讓他自己也震驚念頭，理查德·道金斯稱之為「人所能想到的最強有力的思想」。就在達爾文得到自然選擇理論的偉大靈感的那一刻，他正讀著一本名為《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書，作者是托馬斯·馬爾薩斯。[1]
如果用一種思想的時間耐久性來衡量它的影響力，托馬斯·馬爾薩斯當之無愧地高居維基百科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排行榜第80位。他的理論發表在兩個世紀之前，而到了今天，如果你能找到一個經濟系的學生，竟會不知道馬爾薩斯——世界第一位經濟學教授——所提出的簡單人口理論，你會感到震驚。馬爾薩斯的理論是，每一代人的人口數量比上一代增長一倍（2，4，8，16，32……），但農民新墾土地和生產能力的增長方式則呈線性，所以食物的供給只能按自然數遞增（2，3，4，5，6……）。由此推理，馬爾薩斯得出了殘忍的結論：週期性的人口過剩、絕望和大規模的饑荒與人類相生相伴，是人類無論如何也逃脫不掉的命運。幫助窮人，就像是給倫敦的鴿子餵食：他們會迅速繁殖，直至回到饑荒狀態為止，所以，幹嗎要去幫助他們呢？馬爾薩斯告訴我們：「下層社會普遍存在的貧困和悲慘，絕對是不治之症。」
馬爾薩斯估算人口繁殖率的根據是150年前（1650-1800年）北美（歐洲裔）人口增長的記錄。他總結說，移民定居人口大約每25年翻一番，他據此推測史前時期的人口增長應該也是這個速度。
達爾文在自傳中回憶說，當他將馬爾薩斯的這些悲慘的計算用於自然界時，「腦子裡立刻閃過一個念頭，在這些情況下，具有有利性狀的生命可能生存，不利的則消亡。結果將是新物種的形成。我終於找到了一個能夠工作的理論……」[2]科普作家馬特·利德萊相信：「馬爾薩斯給達爾文上了悲涼的一課，過度繁殖只能以瘟疫、饑荒或暴力為終結。由此，也給了他靈感——物競天擇，可能只有適者能夠生存。」
所以說，最陰暗淒涼的馬爾薩斯理論點燃了達爾文最明亮的思想火花。[3]魯塞爾·華萊士（Russell Wallace）在達爾文之外獨立提出了自然選擇說。他也讀過同一本《人口原理》。當時，他身處地球的另一邊，在馬來西亞的一條蚊蟲滋生、瘧疾猖獗的河岸邊發燒打擺子。他躺在茅屋裡，在兩次打擺子之間，開始翻閱馬爾薩斯的著作，竟然得到了和達爾文同樣的靈感。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從自然選擇說中嗅到了馬爾薩斯的腐臭，他感歎說：「當你豁然看到其中的全部意義時，你的心像是沉入了沙堆。」蕭伯納悲歎自然選擇是「可怕的宿命論」，抱怨它「令人憎惡地蔑視美和智慧、勇氣和意志、榮譽和抱負。」[4]
但是就算達爾文和華萊士巧妙地運用了馬爾薩斯的陰森數字，他們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計算的結果有問題。
狩獵部落的生存方式和掠食動物相像，與那些野獸一樣……這些人只能非常零散地生活在地球上。與那些野獸一樣，如果不能趕走敵人，就只能自己逃離，他們始終生活在相互爭鬥之中……相鄰族群處於永久的敵對狀態。任何發展自己部落的行動只能是侵犯鄰居部落，因為他們為了維持新增人口，需要更大面積的疆土……勝利者的成就取決於他的敵人的消亡。
——馬爾薩斯，《人口原理》
如果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的估計接近事實的話，他（也包括達爾文）或許可以假設人類社會長久以來一直「被自然關在房間裡」，結果就是，他們相互之間沒完沒了地打來打去——「處於永久的敵對狀態」。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達爾文回顧了馬爾薩斯的結論，他寫道：「我們已經知道，文明社會的人在有利條件下，比如美國，在25年內將人口翻一番……按照這個增長率，以美國的現有人口（3000萬人），美國人將在657年內厚厚地覆蓋整個地球——包括陸地和水面，厚實到每平方碼的面積上要人落人地站上四個人。」[5]
如果馬爾薩斯對史前人類的人口每25年翻一番的計算是正確的，他們的假說肯定有其合理性。但是，他錯了，所以，他們兩人都錯了。我們現在知道，在農耕文明到來之前，我們的祖先從來沒有每過25年就讓自己的人口翻一番，而是每隔25萬年，人口才翻一番。也就是說，馬爾薩斯（還有達爾文）實在錯得離譜，假說和事實相差10000倍。[6]
馬爾薩斯認定，他在身邊看到的種種苦難，就是人類和動物永恆的、不可逃避的生活狀態。他不明白，1800年前後倫敦擁擠、絕望的街道完全不能反映史前人類的生活狀態。在馬爾薩斯之前一個半世紀，托馬斯·霍布斯犯了同樣的錯誤，他也是用自己的個人體驗推斷史前人的生活。
世界人口估算[7]
托馬斯·霍布斯一出生就被嚇得要死。他的母親聽到西班牙無敵艦隊將要進攻英格蘭的消息，在驚恐中早產。多年後，霍布斯寫道：「我母親生了一對雙胞胎：我和恐懼。」他的名著《利維坦》（Leviathan）（書中，他將「孤獨、貧困、骯髒、殘忍和短命」這句名言套在史前人類生活的頭上）創作於巴黎，當時，他在英國內戰中支持王室，為了逃避政敵的迫害而流亡法國。寫書期間，他身染重病，輾轉病榻6個月之久，寫作計劃幾乎流產。《利維坦》在法國一出版，立即在霍布斯的流亡夥伴中引起強烈不滿，他的生命受到威脅。霍布斯只好渡海逃回到英格蘭，向11年前嚇得他出逃的政敵請求善意。雖然他獲准留在英國，但國王禁止英國出版他的著作。教會也將《利維坦》列為禁書，而牛津大學不僅禁書，還要焚書。文化歷史學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這樣描寫霍布斯的世界，他說：「基督徒們被末日噩夢般的世界嚇懵了，現在基督徒們互相追逐殺戮，手段殘忍，這些狂熱的仇恨本來只留給穆斯林、猶太人和異教徒。世界真是瘋掉了。」[8]
霍布斯接受了這個瘋狂的世界，認為它「正常」，並將它投射回他不甚瞭解的史前時代。霍布斯所說的「人性」是17世紀歐洲的映像，那裡的生活——讓我們毫不誇張地說——對絕大多數人都是相當艱苦的。雖然霍布斯的史前人類生活觀流行了幾個世紀，但它還是沒有多少正確性，就像我們僅僅根據對巴爾的摩市流浪狗的觀察，就對西伯利亞的狼進行總結一樣。「是啊，」人們會說，「（巴爾的摩街上）骯髒的狗雜種看起來真不怎麼健康，既然狼（和巴爾的摩的流浪狗一樣）也沒有主人餵養和關照，那麼狼的生活一定是孤獨、貧困、骯髒、殘忍和短命的，或者，這些野雜種的日子可能更糟糕。」
平心而論，馬爾薩斯、霍布斯和達爾文確實受到資料匱乏的限制。必須承認，達爾文認識到了這一缺陷，而且試圖進行補救——他窮其一生都在收集物種的樣本，不厭其煩地做筆記，與任何能夠給他一點點新信息的人通信。但是，這些還是不夠。他需要的事實還要等上幾十年才會被揭示出來。
但是，我們已經看見了這些事實。科學家已經知道如何解讀古人的骨骼和牙齒，可以用放射性碳素測定更新世（Pleistocene）篝火的灰燼，還能夠追溯我們祖先DNA線粒體的漂移。他們發現的信息令人信服地推翻了霍布斯的推斷——達爾文囫圇吞棗接受的史前人類生活觀。
我好可憐啊
我們得到的滿足，不在於我們的佔有，而在於我們能有所克制。
——伊曼努爾·康德
「誰控制了過去誰也就控制了未來」，如果喬治·奧威爾此言不虛，那麼，那些塑造了大錯特錯的史前人類生活流行觀點的人們，他們又控制了什麼？
無疑，在與農耕相關的人口增長發生之前，大部分世界是天高地闊，人跡罕見。但霍布斯、馬爾薩斯和達爾文腦子裡人類擁擠不堪的印象之深刻，深深嵌入了演化理論，並被人們一遍又一遍咒語般地重複，事實反而不見了蹤影。比如，在哲學家戴維·列溫斯頓·斯密（David Livingstone Smith）最近的文章《為什麼打仗？》中，他再次重申了馬爾薩斯的毫無根據的絕望觀點：「競爭有限的資源是演化變遷的驅動力。」他說：「人口無節制的增長遲早會壓倒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個人將別無選擇，只能越來越絕望地競爭生活資源。那些能夠拿到資源的人將會繁榮，那些得不到資源的人將死亡。」[9]
聽到了吧，「別無選擇，只能越來越絕望地競爭……」但是，斯密忘記了，我們的祖先是最早的漫遊男（和漫遊女）——遊牧民永遠是在流動中，從一個地方走向另一個地方，在一個地方停留最長不會超過數日。離開，是他們的最佳選擇。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假定他們必須守在已經人滿為患的地界兒，為了可憐的資源「絕望地」鬥爭——如果他們能夠沿著海灘再走遠一點，就像他們無數代人曾經做過的那樣？另外，史前人類也從來沒有像耗子那樣繁殖。事實正好相反，在整個史前時期，人口的年增長速度據估計要低於0.001%。[10]這完全不符合馬爾薩斯描述的人口炸彈。
在覓食人的生活環境下，人口高速增長說從基本的人類生殖生物學上也講不通。婦女哺乳期間很少懷孕，而在沒有飼養動物提供奶製品的情況下，狩獵－採集社會的婦女對每個孩子的哺乳期要長達五六年。狩獵－採集生活方式需要不間斷地到處遷移，在流動中，就算母親能從其他人那裡得到很多幫助，也很難同時攜帶一個以上的嬰幼兒。最後，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讓女性身體脂肪含量較低，因此她們初潮的時間要比農業社會的女性推後得多。大部分覓食社會的女子要到十七八歲才進入生育期，因此她們的生育期較短。[11]
霍布斯、馬爾薩斯和達爾文看夠了身邊人口飽和的慘況（瘋狂傳播的疾病，無休無止的人類戰爭，政治上的爾虞我詐和爭權奪利）。但是，史前世界卻是人煙稀少——很多地方根本沒有人類的活動。除了被沙漠環繞的綠洲，或者巴布亞新幾內亞這樣的島嶼，史前世界裡幾乎完全沒有邊境線。大部分學者相信，我們的祖先在大約50000年前離開非洲，經過5000到10000年後進入歐洲。[12]直到12000年前，才第一次有人類踏足北美大地。[13]在農業出現之前的幾萬年裡，地球上人類的數量從來沒有超過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現有的人口規模（大約400到500萬）。[14]
換句話說，人類是非常年輕的物種。我們的祖先從未面對過霍布斯、馬爾薩斯、達爾文所構想的嚴重資源稀缺產生的選擇壓力。人類祖先行進的旅程大多不是發生在人口飽和的地區。相反，我們祖先結伴行走的路線，主要是穿過一系列那裡當時還沒有出現任何和我們相近物種的生態系統。想想最近佛羅里達大沼澤地國家公園內緬甸大蟒蛇製造的問題，澳大利亞氾濫成災的甘蔗蟾蜍，還有被重新引進黃石公園的野狼，我們的祖先就像這樣進入了一片開闊的生態空間。當霍布斯說：「人之於人就是一頭徹頭徹尾的狼。」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在正常情況下，狼彼此之間能夠進行什麼樣的合作和溝通。一個物種進入到豐沃的新生態環境，其個體並非一定要在相互之間做殊死爭鬥。除非生存空間達到飽和，物種內部的衝突既沒有收益，亦沒有必要。[15]
我們已經說過，即使在空曠的史前世界，覓食人的社會生活也絲毫談不上「孤獨」。但霍布斯還宣佈史前人的生活「貧困」，馬爾薩斯相信貧困之於人類乃屬於永恆和不可逃避。大多數覓食人不覺得自己是窮人，每一個證據都表明，我們那些知道使用火的祖先相當聰明，他們結成合作型的小團體，生活遠遠談不上艱難。當然，偶然也會發生毀滅性的天災，如乾旱、氣候變化、火山爆發。但我們的祖先生活在人煙稀少的土地上，到處都是食物。在幾十萬代人的時間裡，我們祖先作為雜食者的困境是選擇哪些東西來吃：植物吃土，鹿吃植物，獅子吃鹿。而我們人幾乎是可以，而且也確實吃所有的東西——包括獅子、鹿、植物，是的，還有土。[16]
百萬富翁的絕望
貧困……是文明社會的發明。
——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
最近《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硅谷：百萬富翁不覺富》。文章開頭說：「按照任何一種定義，哈爾·斯台格（Hal Steger）都已經成功了——除了他自己和他在硅谷的鄰居們。」文章提到，儘管斯台格先生和太太共有價值350萬美元的財產，他每天還是要工作12個小時，加上週末還要干10小時。「幾百萬，」斯台格解釋說，「不像原來那麼值錢了。」約會服務網絡Match.com的創始人加裡·克萊門（Gary Kremen，估計淨資產值1000萬美元）說：「這裡每個人都盯著上面的人。」他繼續每週工作60-80個小時，他說：「（因為）只有1000萬美元，你在這裡什麼也不是。」另一位公司高管一針見血地說：「在這兒，頂尖的1%追求1%中頂尖的1/10；而這1/10的人追求的則是1%中頂尖的1/100。」[17]這類想法不限於硅谷。2003年9月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條報道說：「小康人家是現在的新窮人。」克裡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博士在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他著手研究「難受的富人」，研究發現在每十位掙錢超過5萬鎊（當時大約等於8萬美元）的人中有四位感到自己「窮兮兮的」。漢密爾頓的結論是：「昨天窮人的真正憂慮已經變成今天富人的想像憂慮。」美國最近進行的另一項研究發現，擁有超過100萬美元（包括他們的住房）財產的人中有45%擔心在他們死之前錢會不夠用。在擁有超過500萬美元財產的人中，有1/3存在同樣的擔憂。[18]
「富裕病」（別名「奢侈熱症」）不是我們人類這種動物與生俱來的痛苦，雖然有人這樣告訴我們。它是農業社會財富差距的結果。但即使到了現代社會，我們仍然不時能聽到先祖們古老平均主義的迴響。
在20世紀60年代，一位叫斯圖亞特·沃爾夫（Stewart Wolf）的醫生聽人說，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意大利人移民及其後裔聚居的小鎮裡，幾乎沒有人得心臟病。沃爾夫決定去這個小鎮羅塞圖（Roseto）做一些觀察。他發現，小鎮裡55歲以下的人中沒有一例心臟病。65歲的男子中患心臟病的人數是美國同齡人平均患病率的一半。羅塞圖小鎮的死亡率比全國的死亡率低1/3。
研究小心地排除了若干可能有影響的因素，比如鍛煉、飲食，一些地區變量如污染指數，沃爾夫和社會學家約翰·布魯恩（John Bruhn）得出的結論是，保持羅塞圖人更健康更長壽的主要因素是該社區本身。他們注意到，大多數家庭是三世同堂，老人受到敬重，社區內非常反感炫耀財富的行為，大家表現出「對出風頭的恐懼，這來自意大利村民的古老風俗，擔心被『魔鬼眼』看到」。沃爾夫還說：「孩子們受到的教育是，向鄰居顯擺財富和地位會帶來厄運。」
沃爾夫和布魯恩提到，到60年代中，羅塞圖鎮平等的社會人際關係已經開始消失，他們預測在一代人之內，小鎮的死亡率將開始上升。25年後他們進行的追蹤調查顯示，「最驚人的社會變化是，人們普遍地不再接受厭惡炫耀的古老禁忌」，而且「羅塞圖鎮原來的共享傳統，逐漸被競爭所取代」。在一代人之內，心臟病和中風的發病率翻了一番。[19]
在覓食人社會，因為財產共享，所以貧困不是一個問題。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他的經典之作《石器時代經濟學》（Stone Age Economics）中做過這樣的解釋：「世界上，大部分原始人身無長物，但是他們不貧窮。貧困既不是用品的數量問題，也不只是所入與所需之間的關係問題，追根究底，它是一種人際關係。貧困是一種社會地位。因此，它是文明社會的發明。」[20]蘇格拉底在2400年前發表過同樣的觀點：「最富有者皆知足者，因知足本身即天然財富。」
但在文明社會，財富只能是財富本身。記者戴維·普羅茲瓦斯（David Plotz）逐字逐句細讀《舊約》，其中重商主義的口吻讓他感到震撼。他寫道：「《聖經》，特別是《創世紀》的主旋律就是地產。神……不斷地做著土地交易（然後不斷收回，改變條款再重新交易）……《聖經》熱衷交易的不只是土地，還有可攜帶的財產：黃金，白銀，牲畜。」[21]
馬爾薩斯和達爾文兩人都意識到覓食人社會具有平等的特色。前者在書中說過：「在大部分美洲部落中……平等的程度非常之高，在他們艱苦的野人生活中，以及在偶有發生的饑饉的壓力下，每個部落內部的全體成員幾乎是完全平等地分配一切。」[22]對達爾文來說，他認識到，他所知道的建立在資本之上的文明，和他所看到的土著人自我犧牲式的慷慨，兩者之間存在著內在衝突，他寫道：「無論是在荒野的大平原上，還是在熱帶密林中，或者是在沿海地區，遊蕩的土著人都有一些非常有害的習俗……所有成員之間的絕對平等，將在很多年裡妨礙他們進入文明。」[23]
在最低級的人類中尋找滿足
為了給世界最低級、最淒慘、最貧窮的「野人」尋找一個樣板，馬爾薩斯提到了「火地島的可憐土著」，此前已經有歐洲旅行者將這些人看作是「最低級的人類」。30年後，達爾文本人登上了火地島，對同一群土著進行了觀察。他同意馬爾薩斯對火地島人的看法，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相信，即使找遍全世界，也不能找到更低級的人了。」碰巧，達爾文乘坐的小獵犬號的船長費茲羅伊（Robert FitzRoy）原來曾到過火地島，他當時從島上挑選了三名年輕的土著帶回英國，讓他們見識一下光彩奪目的不列顛生活和標準的基督教教育。這一次，費茲羅伊船長將這些親身體驗過一流文明生活的火地島人帶回家，希望他們能成為當地人中的傳教士。船長的計劃是要這三位年輕人向火地島人展示他們迷亂的生活方式是多麼荒唐，幫助他們加入文明世界。
但是，在傑米、約克和富其婭三人返回家鄉一年之後，小獵犬號的船員發現，這三位青年遺棄了現在名為達爾文山山腳下烏利亞海灣的草屋，任憑園地荒廢，雜草蔓延。終於有一天，傑米現身了，他告訴英國人，他們三個皈依基督教的火地島人又返回了原來的生活方式。無比傷感的達爾文在日記中寫道，他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徹底和悲傷的轉變」，「這讓他感到痛苦」。他們把傑米帶上小獵犬號，讓他穿上合適的衣服，坐在船長的餐桌上用晚飯；看到他還記得如何正確地使用刀叉，英國人算是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