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人類學家羅伯特·艾奇頓（Robert Edgerton）的記錄，美拉尼西亞群島（Melanesia）上的馬林－安寧族人（Marindanim）相信：
精液是人生長和發育所需要的基本物質。他們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結婚，為了保證新娘能生育，她必須被灌滿精液。因此，在她的新婚之夜，丈夫家族中的男性成員，可以多達十人，要與新娘發生性交，如果夫家的家族有超過十名男子，餘下的人則要在婚禮後的第二夜和新娘性交……在女子一生中，類似的儀式要在不同時期反覆發生。[1]
歡迎你進咱家門。見過我的幾位表兄弟了嗎？
千萬不要認為這個結婚慶典有什麼特殊之處，羅馬人的祖先也幹過類似的事情。慶祝聯姻的婚禮上要有一場奔放的狂歡，丈夫的朋友們要和新娘發生性交，身邊圍著一圈證人。奧托·紀佛（Otto Kiefer）在他寫於1934年的《古羅馬的性生活》（Sexual Life in Ancient Rome）一書中解釋說，從羅馬人的觀點看，「自然法則與男女聯姻不搭配，甚至相牴觸。因此，進入婚姻殿堂的女性必須為違反自然之母而表示贖罪，為此做一做免費娼妓，在這段時間裡，她用結婚初夜的淫蕩為代價，贖買婚後的貞潔。」[2]
在許多社會，類似的淫蕩把戲在新婚之夜後還一直延續相當的時間。亞馬遜的庫裡納人有一種儀式叫做「拿肉令」（dutse』e bani towi）。唐納德·波洛克解釋說，村裡的女人，「在拂曉成群結伙地從一家闖到另一家，向每一戶的成年男人唱歌，『命令』他們去打獵。每到一家門前，一個或結伙兒的幾個女人一起拿著棍子敲打房子。那一晚，如果這個男人白天有所獵獲，她們就會在這人家裡向他提供性伴侶的服務。這一組裡的女人……不能在活動中選擇自己的丈夫」。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特別有意義。村裡的男人們總是裝出點纏綿勁兒，慢慢爬下吊床，拖著腳步走進雨林。但在男子們分頭出發狩獵之前，他們商量好時間和村外的某個地點，歸來時先在那裡開碰頭會。碰頭會上要做的事情很簡單，他們將自己的全部收穫堆在一起，進行再分配，保證每一個男人回村時手裡都有一塊肉，以此也保證了每個人都能有配偶外的性生活。這在標準敘事的棺材上又加了一顆釘子。
波洛克對獵人們凱旋歸來的描述精彩絕倫：
到了傍晚，男人們結隊回到村裡，成年女性圍成半圓，對著男人們唱起浪聲浪氣的情歌，索要自己的「肉肉」。在半圓的中間，是一大堆男人們帶回的獵獲，他們通常用非常誇張的姿勢將獵物扔過去，臉上掛著自豪的笑容……烹煮燒烤、大快朵頤之後，每個女人拉上一位中意的男子回房約會。庫裡納人經常舉辦這種儀式，參加者的表現都非常幽默。[3]
我們打賭，他們一定會經常舉辦這樣的活動。承蒙波洛克的好心，他確認了我們的猜想，他說，庫裡納語中的「肉」（bani）既指食物，也指你心裡想到的那個東西。婚姻也許不具備人類普世性，但對有關性的雙關語的理解能力卻很可能是普世的。
瀘沽湖畔的愛、欲和自由
從來沒有過——現在沒有，過去也不曾有過這樣的社會，那裡人們對父系的信任如此之低，以至於男人對他們姐妹的子女，比對自己妻子的子女有更密切的親子關係。人們最後發現，幸福濫交的、毫無佔有意識的、盧梭式的黑猩猩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我所能夠看到的證據也不能讓我相信，世界上有這樣的人類。
——唐納德·西蒙斯，《人類性行為演化》
西蒙斯的大膽宣言充分展示了他堅信親職投資理論，堅信親子關係確定在人類演化中的極端重要性。但他在這兩點上都是大錯特錯。就在他寫下這些倒霉的論斷的同時，靈長類動物學家在剛果河沿岸的森林裡剛剛觀察到倭黑猩猩正過著幸福的濫交、毫無佔有意識的生活，不折不扣地，它們就是西蒙斯否認存在的猩猩。而摩梭人（也稱「納」人或「納裡」人），中國西南部的一個古老社會，那裡父系親子關係的確定性如此之低，結果，摩梭的男人撫養自己姐妹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親生的孩子。
女子和男子不應該結婚，因為愛情就像季節——它來來去去，一直變化。
——楊二車娜姆（摩梭婦女）
瀘沽湖位於中國雲南和四川兩省的交界處，在周圍的群山中生活著56000名摩梭人，幾百年來，他們的家庭制度一直讓外來的遊客和學者感到困惑和著迷。摩梭人將瀘沽湖敬為母親女神湖，湖旁聳立的格姆山被敬為愛情女神。他們沒有書寫文字，所用語言被歸為東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還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統。這個語言中，沒有詞彙表示「謀殺」「戰爭」和「強姦」。摩梭人的生活悠哉而寧靜，男女兩性均有近乎絕對的性自由和性自主。[4]
1265年，馬可·波羅途徑摩梭人的地盤，後來，他回憶起摩梭人毫無羞恥的性生活，寫道：「他們絲毫不反對讓一個外國人，或者任何人，用他喜歡的方式對待他們的妻子、女兒、姐妹或他們家裡的其他女子。他們會認為這是大大的好事，就是說，他們的神祇和偶像會保佑他們，給他們帶來財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慷慨大方地用自己的女人招待外國人。」波羅不無調侃地說：「很多時候，外國人能和一個傻冒的妻子在床上鬼混三四天。」[5]
作為一個大男子主義的意大利人，波羅完全不理解摩梭人家庭結構的性質。他錯誤地認為，女子的性是由男人控制的商品，而事實上，摩梭制度最令人震撼的特點就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男女，都會英勇地保衛自己的性自主權。
摩梭人稱自己的這套安排為「色色」（sese），意思是「走動」。一如既往，絕大部分人類學家都沒有看到本質，將摩梭制度叫做「走婚」，並將摩梭人拉入他們包羅萬象的「婚姻」文化清單。摩梭人自己不同意如此解釋他們的制度，楊二車娜姆說：「隨便你怎麼想像吧，色色都不是婚姻。」楊本人是摩梭婦女，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講到她在母親湖畔度過的童年時光。「所有的色色都是走訪，不涉及婚約婚誓，沒有彩禮嫁妝，無關撫養兒童，也不期待忠貞不渝。」摩梭人的語言中沒有詞彙表示丈夫或妻子，雙方用一個詞「阿注」（azhu），意思是「朋友」。[6]
摩梭人是母系農耕社會，家庭的財產和姓氏由母親傳給女兒（們），所以家庭事務以女性為核心。當女孩子成年，大約13或14歲時，開始有自己的臥房（稱「花樓」），房間面對內院和臨街各有一扇暗門。誰能通過暗門進入姑娘的花樓，完全是姑娘自己做主。唯一的戒律是，姑娘的客人必須在日出之前離開。第二天晚上，她可以讓另外的男子進花樓，也可以還是昨夜的老情人，全憑她自己的喜好。誰都不期望對方山盟海誓，如果她懷了孩子，她會在母親的家裡養育孩子，有兄弟和整個村莊幫助她。
楊二車娜姆對童年的回憶，讓人想起馬裡多馬·帕特裡斯·索梅在非洲鄉村的童年。楊二車娜姆說：「我們孩子們隨心所欲地亂跑，從一個人家衝進另一個人家，從一個村子衝進另一個村子，母親們從來不操心我們的安全。每個大人都會關照孩子，每個孩子也都會尊重大人。」[7]
在摩梭人中間，一個男人要對他姐妹的孩子承擔養育職責——而不是要對他四處夜訪花樓結下的果實負責。這裡，我們又見到一個雄性親職投資和父系血緣分離的社會。在摩梭人的語言中，「阿烏」（Awu）既是對舅舅的稱謂，也是對父親的稱謂。「與只有一個父親的家庭不同，摩梭人的孩子有很多舅舅關照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楊二車姆娜說，「我們也有很多的母親，因為我們叫我們的姨媽『阿直咪』（azhe Ami），意思是『小母親』。」[8]
只要寥寥數言，就可以讓很多主流理論家手忙腳亂起來，性關係嚴格地被排除在摩梭人的家庭關係之外。晚上，摩梭男人應該去和他們的情人睡覺。如果不是這樣，家裡最靠外面的房子裡給他們留了一個房間過夜，他們絕不可能在主樓裡和姐妹住在一起。按照風俗，家裡禁止談論任何愛情和浪漫史。雖然男女可以自由決定他們的私人關係，他們也要尊重彼此的隱私。
摩梭人所說的阿夏（acia）即男女朋友，這種兩性關係的特點是將個體男女的自主放到了幾乎神聖的地位。蔡華是中國人類學家和《無父無夫的社會》（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一書的作者，他解釋說：「不僅男女可以按照自己的心願擁有很多阿夏，也可以隨時結束和任何阿夏的關係，而且，每個人同時可以擁有幾個阿夏，這個同時可以是一夜之內，也可以是很長時期。」[9]這種關係是不連續的，只在兩人都在場的時候有效。「來訪者離開女子房間的時候，兩人之間的阿夏關係就告終結，」蔡華告訴我們。「阿夏的概念沒有未來時態。阿夏關係……只存在於當下和過去的記憶中。」雖然如果兩個人你情我願，可以不斷地、經常地繼續花樓走訪。[10]
摩梭人中性慾旺盛的男女毫不羞愧地報告說，他們有過成百上千的阿夏關係。從他們的觀點看，向對方發誓忠貞或要求對方忠貞才讓大家感到可恥。摩梭人覺得發誓忠貞不渝的做法實在很不得體——這分明是企圖討價還價或者是尋求交換。蔡華寫道：「阿夏關係是單純的個人結合。」摩梭人認為公開表達嫉妒是一種尋釁，是冒犯了另一個人的神聖的自主權，因此將遭到嘲弄和羞辱。
讓人難過的是，女性性自主權的自由表達遭到不少人攻擊，不只限於頭腦狹隘的人類學家和13世紀的意大利探險家，儘管摩梭人從來沒有試圖輸出自己的社會制度，也不曾想說服任何人相信他們的愛和性的表達更優越。摩梭人長期以來一直面臨要他們放棄傳統信仰的壓力，因為外來的人感覺受到威脅。
旅遊作家辛西婭·巴尼斯（Cynthia Barnes）在2006年訪問了瀘沽湖，發現摩梭人的古老生活方式仍在持續，雖然現在要面對中國遊客的壓力了。這些遊客和750年前的馬可·波羅一樣，將摩梭女性的性自主誤認為是賣淫。「雖然摩梭人在性生活上絕不忸怩作態，吸引了世人的注意力，但性絕不是他們的生活中心。」她繼續說：
我想到我父母苦澀的離婚，想到了童年夥伴們因為媽媽或爸爸決定和其他人睡覺而霎那間傾覆的世界。瀘沽湖，也許算不上是女兒王國或者家庭王國——至少政客和宣傳家不來這裡騷擾，沒有人喋喋不休地談論「家庭價值」。這裡沒有常見的「破碎的家庭」，沒有讓社會學家苦惱的「單身母親」，當父母分手的時候，也不會發生經濟困窘或難堪。在一眾男女親眷的呵護下成長起來的（摩梭女孩），大方而自信……當她加入舞蹈行列，邀請男孩子進入她的花樓，這將是為了愛情或者情慾，或者不管人們叫它什麼，反正是人們受激素驅動，幹得氣喘吁吁的東西。她不需要那個男孩子——或者其他任何人——為她置辦房屋，組織「家庭」。因為她知道，她已經永遠地擁有這兩樣東西。[12]
摩梭族婦女 圖吉姆·古德曼（Jim Goodman）拍攝
摩梭族婦女 圖馮·克裡斯蒂安·尼布（Von Christian Neeb）拍攝
在未來幾十年內，摩梭人的愛情方式和性生活方式也許會被外界的巨大壓力徹底毀滅，但在同時，只要他們頑強地存在，他們就是人類性行為標準敘事不能不面對的一個驕傲的、不可否認的反例。
論父權制的不可避免性
雖然有摩梭這樣的社會，女性不僅有自主權，而且在維持社會和經濟穩定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有幾十個覓食人社會也提供了大量證據，說明女性在這些地方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尊重，但是，很多科學家還是頑固地堅持說，所有的社會都是，而且一直是父權社會。在《為什麼男人統治》（Why Men Rule）——原來的書名是《父權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中，社會學家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為這種極端觀點提供了榜樣，他寫道：「父權確實是普世的……社會組織，沒有其他任何制度能有這樣被全體認同的普世性……現在看不見，過去也不曾看見過，任何一個在超家族水平上非男性權威和男性領導的社會。甚至不存在任何疑似案例。」[13]措辭相當強硬，但是，在這本247頁的書中，戈德堡一次也沒有提到摩梭。
戈德堡提到了印度尼西亞西蘇門答臘省的米南佳保（Minangkabau）人，但僅僅是出現在附錄裡，註明他引用了兩段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第一段，時間要回到1934年，提到那裡的男人通常在女人之前吃飯。據此，戈德堡得出結論，在米南佳保人的社會中，男尊女卑。這等於是說，西方社會是女尊男卑，因為男人總是為女士開門，讓女士先走一步。戈德堡引用的第二段是一篇人類學家佩琪·裡弗斯·桑迪（Peggy Reeves Sanday）和別人合作的論文，提到米南佳保的男人在傳統法律的若干方面的應用上有些權威。
米南佳保女人和女孩[14]
戈德堡在使用桑迪的研究時出現了兩個大問題。第一，說一個社會不是父權制和說這個社會裡男人還具有某些的權威之間沒有內在的衝突。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錯誤：梵高的名畫《星夜》不是一幅「黃畫」，雖然畫上有些黃色塊。第二個引用問題是，戈德堡引用的佩琪·裡弗斯·桑迪一直堅定地站在戈德堡觀點的對立面。桑迪最近出版的一部有關米南佳保人的著作的書名是《女性中心：一個現代母系社會的生活》（Women at the Center: Life in a Modern Matriarchy）。[15]
桑迪在米南佳保人中度過了二十多個夏天，她說：「米南佳保女性的權力延伸到經濟和社會領域。」她舉例說，女人控制了土地的繼承，丈夫一般是入贅妻子家中。居住在西蘇門答臘的400萬米南佳保人也認為他們自己是母系社會。「當我們西方人美化男性統治和競爭的時候，」桑迪說，「米南佳保人則美化他們神秘的女王母親和合作。」她還說，「男女之間的關係更像是謀求共同利益的夥伴，而不是自我中心下圖謀私利的競爭對手」，和倭黑猩猩的社會團組一樣，女性的地位和年齡正相關，同時「越會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地位也就越高。[16]
每當人們嘗試理解和討論其他文化的時候，經常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用詞讓很多專家栽跟頭。當人類學家們說從來沒有發現過「真正的母系社會」時，他們是對著父權社會的鏡子找映像，看不見男性和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定義和運用權力。比如，桑迪說：「（在米南佳保人中）很難說是男性統治還是女性統治，因為他們相信，應該根據大家的共識進行決策。」當她堅持詢問，到底是男人在統治還是女人在統治，最後，人們告訴她，她問的問題不對頭。「沒有哪個性別單獨統治……因為男女互相補充。」[17]
當酒吧裡有個大嗓門在叫囂「父權普世，永遠普世！」的時候，請想起米南佳保人，父權不是普世制度，而且從來都不是。但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男性讀者，與其說感到受威脅，不如這樣想一想：如果在一個社會裡女性有很大自主權和權威，這個社會一般都是對男性特別友好、輕鬆、寬容、性生活豐富的社會。明白了嗎，夥計們？如果你們不滿意目前生活中性愛的數量，不要怪罪女人。讓女人們掌權，看看那時候生活會發生何等變化。
在倭黑猩猩的世界裡，雌性同盟擁有絕對的統治權威，每隻雌性倭黑猩猩都不用擔心身強力壯的雄性會欺負它們。而說到人類社會，如果一個在社會裡，女人「大方自信」——像巴尼斯形容的摩梭女孩，能自由地表達她們的思想和性慾而不用擔心被羞辱和迫害，這個社會將遠比男人統治的社會讓男人感到更舒服。也許，要想讓西方的男性人類學家們認出母系社會實在過於困難，因為他們預想的是一個男子在女人的高跟鞋下受罪的社會——一幅西方文化中男性長期欺壓女性的鏡像。結果，當他們看到一個男人們悠哉悠哉地過著輕鬆和幸福日子的世界時，他們以為又發現了一個父權社會，完全錯過了事情的本質。
一夫一妻的征程
一夫一妻的主意還未被認真嘗試過，亦未發現其不可或缺，因發現要它挺難的，所以也就不去試它了。
——G. K.切斯特頓
2005年的票房驚喜電影《帝企鵝日記》（March of the Penguins），是迄今為止第二部最賺錢的紀錄片，觀眾無不為電影中企鵝夫婦在撫養小崽崽上的極端奉獻精神所感動。許多人在企鵝為後代和為對方所做的犧牲中看到了自己的婚姻。一位觀眾這樣說：「看到成千上萬的企鵝擠在一起抵抗冰雪南極的寒風……簡直不可能不湧出一種親人般的感覺。」美國各地的教會購買專場電影，帶著教徒一起觀摩。《國家評論》（The National Review）的編輯裡奇·勞利（Rich Lowry）在青年共和黨的一次會議上說：「企鵝是一夫一妻的理想楷模。這些鳥的奉獻精神簡直太神奇了。」國家地理專題影片組織的主席亞當·萊比錫（Adam Leipzig）宣佈，企鵝是模範「父母」，他還說：「它們為了照料孩子所做的一切簡直不可思議，沒有父母在看過此片後還會抱怨送孩子上學路上堵車的麻煩。它們和人性可有一比，真是太感人了。」[18]
但是，和企鵝身上的羽毛不同，它們的性生活不是只有黑白兩色。這些所謂的完美的雄雌伴侶、「一夫一妻的理想楷模」、「模範父母」，它們的專偶結合只能維持不到一年，也就是說，當它倆的小崽子出殼兒，離開冰川跳進南極的冰水裡時，夫妻的緣分也就到此為止了。如果你看過電影，你會知道在寒風刺骨的冰原上蹣跚跋涉，擁擠成一團抵禦南極風暴，這一切都擋不住婚外的誘惑。一旦小企鵝年滿11個月——年齡相當於幼兒園的孩子——忠貞不渝的誓言立刻被丟到爪哇國，離婚乾淨利索毫無痛苦，媽媽和爸爸踱著小步趕回企鵝求偶大會。按照企鵝的正常壽命三十年計算，這些「模範父母」一生至少有兩打兒（24個）「家庭」。這就是某人說的「一夫一妻的理想楷模」？
不論你覺得這部影片甜膩得反胃，還是甜得沁人心脾，如果有誰大膽地，當然不免有些故意作對地辦個雙片連映的話，和《帝企鵝日記》配對的影片應該是沃納·赫爾佐格（Werner Herzog）製作的《在世界盡頭相遇》（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赫爾佐格的這部南極紀錄片是攝影的傑作，他採訪了一連串讓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包括在南極研究了25年企鵝的戴維·安雷博士（David Ainley），一位含蓄到滑稽可笑的海洋生態學家。赫爾佐格變換花樣，不斷提出各種難堪的問題，安雷不得不報告說，他曾經目擊到企鵝的三角家庭——兩隻雄企鵝輪流照顧一隻雌企鵝的蛋，此外他還見過「企鵝賣淫」，雌企鵝用色情換取造窩用的卵石。
草原田鼠也被認為是一夫一妻制的標兵。據一篇報紙文章說：「草原田鼠——一種生活在平原和草原的矮胖的齧齒動物——被認為是近乎完美的一夫一妻制動物。它們雄雌結伴生活在同一個巢穴裡。雄鼠雌鼠均主動地保護對方，守衛家園和幼子。雄鼠是盡職的父親，而且，如果一對田鼠中一方死亡，另一隻不再尋找新的配偶。」[19]150年前，當達爾文戰戰兢兢地將人類與猩猩做比較的時候，他聽到了多少尖酸刻薄的嘲諷，而今天，當代的科學家們已經可以堂而皇之地將人類的性行為與草原田鼠之類的鼠類性行為之間連上等號，實在令人震驚。我們人類，過去將自己和天使相比較，現在卻在等而下之的田鼠身上看見了自己的影子。但是，C.蘇·卡特（C. Sue Carter）和洛維爾·L.格茨（Lowell L. Getz）對草原田鼠和其他動物中一夫一妻制的生物原理進行了35年之久的研究，他們毫不含糊地表示：「性排他……不是一夫一妻的特點。」[20]國家精神健康所的主任〔原來伊爾克斯（Yerkes）靈長類中心的主任〕托馬斯·英賽爾（Thomas Insel），是研究草原田鼠的專家，他表示，那些瞭解情況的人不會認為草原田鼠的一夫一妻有啥高貴可言：「這些傢伙到處亂睡，但是坐著的時候，只和伴侶待在一起。」[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