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家庭組織內的常態，並不總是或者並不包含一組排他性的對偶父母。基於這一觀察，我無法明白為什麼要堅持說我們的祖先成長在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之中，對偶連結比其他性關係更自然。
——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1]
在亞馬遜，要娃兒的辦法與其他地方不一樣。在那裡，大多數女人可以「只懷一點孕」。我們在這裡談到的幾個不同社區都相信一個東西，即學者所說的「共父」（partible paternity）。這些部落的人有一種很奇異的觀念：胎兒是由很多精子積攢而成。
史蒂文·伯克曼（Stephen Beckerman）和保羅·瓦倫泰恩（Paul Valentine）兩位人類家解釋說：「懷孕被認為是一種一點一點累積的過程，沒有可以截然區分的懷胎受孕……所有處於性活躍期的女人都有一點懷孕。隨著時間的推移……精子在子宮裡積攢起來，一個胎兒開始成型，繼續過性生活，得到更多的精子，胎兒就能繼續長大。」[2]在這些部落裡，當一個女子停經，她也就停止性生活，人們相信胎兒也就不再生長了。
對精子如何製造孩子做如此理解，在「負責任的」性行為方面產生了一些特別有意思的結論。和所有地方的母親一樣，這些共父社會的母親也想自己的孩子擁有各種生存優勢。為此，她努力地和各種男子發生性關係。她要找各種各樣的人才為孩子做「貢獻」，最驍勇的獵人，最會講故事的男人，最風趣的男人，最善良的男人，最英俊的男人，最強壯的男人，如此等等——她希望自己這個孩子實實在在地擁有每一個優秀男子的精華。
人類學家有報告說，南美洲很多社區對妊娠和胎兒發育有類似的理解，包括狩獵－採集部落和刀耕火種部落。據不完全記載，這樣的社區有阿奇族人（Ache）、阿拉維特人（Arawete）、巴裡人（Bari）、卡內拉人（Canela）、卡西納瓦人（Cashinahua）、庫裡帕克人（Curripaco）、艾斯艾加人（Ese Eja）、卡拉坡人（Kayapo）、庫裡納人（Kulina）、馬蒂斯人（Matis）、美西納庫人（Mehinaku）、皮亞羅阿人（Piaroa）、皮拉罕人（Piraha）、斯奧納人（Siona）、塞克亞人（Secoya）、瓦老人（Warao）、雅諾瑪米人（Yanomami）和雅克瓦納人（Ye』kwana）。這些社區的分佈從委內瑞拉直到玻利維亞。這樣的生殖觀點不是某種部落的奇談，只在有聯繫的集團之間傳遞。沒有證據能說明這些社區在數千年內有任何交往，但它們都有共父生殖觀。而且共父觀也不只是限於南美。比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盧西人（Lusi）相信，胎兒有賴多次性交才能生長，而且經常需要與不同男人性交。即使到今天，年輕的盧西人，對現代生殖知識已經有所瞭解，仍然同意一個人可以有不止一個父親的觀點。
伯克曼和瓦倫泰恩這樣解釋說：「共父觀是一種古老的民間信仰，它有助於維護有效的家庭撫養——提供兒童所需要的父愛關照，在這樣的家庭中兒童能夠順利長大成人，除此，對共父說很難有其他解釋。」[3]
一位在巴拉圭做調查的人類學家不經意間問阿奇人，誰是他們的父親，他面前立刻呈現出一道數學難題，而答案只能從詞彙知識上找到。321個阿奇人稱他們有600多個父親。誰是你們的爸爸啊？
結果是阿奇人有四個意義上的父親。據人類學家金姆·希爾（Kim Hill）分類，這四種父親是：
● 米阿爾（Miare）：將生命放進去的父親；
● 佩羅阿爾（Peroare）：將生命混合在一起的父親們；
● 瑪瑪博阿爾（Momboare）：將生命裝滿的父親們；
● 白庫阿爾（Bykuare）：給孩子提供實體的父親們。[4]
他們毫不擔心被臭罵成「雜種」或「狗娘養的」，反而，這些多父的孩子可以享受不止一個男人的關懷和照料。人類學家計算說，在這些社區內，多父孩子的生存概率遠遠高於只認得一個父親的孩子。[5]
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男人的孩子被質疑來路不明時，他非但不會惱火，反而對其他男人心懷感激，為了他們和他一起創造並照料一個健旺的小生命。同樣，在這樣的社會中，男人非但沒有像標準敘事所預言的那樣妒火中燒，反而因為有了共生同養的孩子而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正如伯克曼所說，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共父制度可以給孩子提供一些額外的保障：「你知道如果你死了，還有另外一個男人承擔著照顧你的某個孩子的責任。所以，在太太找了個情人的時候，你應該裝作沒有看見，甚至祝福她，因為這是你能給孩子買到的唯一的保險。」[6]
為了避免有讀者將上面描述的性行為歸類到B.A.D.（怪異且罕見類），我們從身邊再找些類似的案例。
性愛社交的快樂
理解很像性愛；這類活動有其非常實用的目的，但這個目的卻往往不是人們從事這一活動的理由。
——弗蘭克·奧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
戴斯蒙德·莫裡斯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對一支英國職業足球隊做了幾個月的觀察，後來，他寫作了一本名為《足球部落》（The Soccer Tribe）的書。如書名所言，莫裡斯發現，球隊隊員的行為和他以前研究部落人時見到的行為驚人地相像。他在書中說，有兩類行為特別相似：群體內的平等和沒有個人佔有。
莫裡斯寫道：「當球員之間談話的時候，你立刻會注意到他們的機智敏捷。他們的玩笑經常很粗野，任何隊友顯示出一絲自大，他們就會給予無情的打擊。」但史前平均主義的迴響並不局限於在更衣室抨擊小我，它也延伸到球員的性生活。「如果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得分（在性的層面），他不會據為己有，而是會非常高興地看見其他隊友在同一位姑娘身上得手。」當然有些人會覺得這是無情無義，莫裡斯向讀者強調說，沒有嫉妒心，「就是顯示了不論在場上或場下，隊友之間的私心被克制到了怎樣一個水平」。[7]
對於職業球員、音樂家和他們最熱情的女粉絲來說，就像許多覓食部落的男女成員一樣，重疊、交叉型的性關係可以強化團體凝聚力，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上提供某種程度的保障。某些時候，也許是絕大多數時候，人類的性活動既不是為了快感也不是為了生殖。一個成年人社區內，輕鬆隨意地進入性關係，可以具有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遠遠超出肉體的滿足感。
讓我們給乾巴巴的學術語言中加些鮮活的力比多：我們假定，在小型遊牧社區內（以及其他高度相互依賴的社區內），「社會－情慾交換」（Socio-Erotic Exchanges）——簡稱性愛社交（S.E.Ex.），可以增強個體關係，編結一張感情、歸屬和相互義務交織的牢固網絡。
從演化論的角度看，這類人際網絡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說到底，正是這種靈活變通、適應力強的社會小群體生存了下來，在這些小群體中，人類大腦的發展和語言能力之間形成不斷的正反饋互動，最終讓我們這個行動遲緩、體能虛弱、總體上毫不起眼兒的物種得以延續並逐步統治了整個地球。沒有頻繁的性愛社交，覓食人的社群很可能無法維繫綿延數千年的社會平等和繁殖能力。在這樣的小社區中，大家集體照料父系模糊甚至共父的兒童，每個孩子和團體內的大多數男子都有關係（如果不是父子，就是叔侄甥舅，或者叔伯兄弟……），為此，性愛社交對凝聚社群的成年成員至關重要。
這些人際的交互連鎖關係對於社會的凝聚如此重要，以至選擇脫離會產生問題。人類學家菲利普·埃裡克森（Philippe Erikson）寫道：在馬蒂斯人中，「多父……不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婚外性行為不僅普遍存在，通常被社會接受，在很多方面，甚至具有某種強制性。不論婚否，如果遇到一位異性表親（不論是真正的還是分類意義上的）示意挑逗，予以響應是一種道德責任，否則將受到指責，被戴上『小氣鬼』的帽子。違反馬蒂斯人的守則，遠比單純的私情出軌要嚴重得多」。[8]
顯然，被戴上性吝嗇的帽子不是什麼好玩的事情。埃裡克森說，一位男子為了逃避一位慾火正旺的表姐妹，在埃裡克森的棚子裡躲藏了幾個小時，如果他被這位女子抓住，他無法名正言順地拒絕她的性要求。更嚴重的是，在馬蒂斯人的文身節期間，明令禁止各人與自己常處的性伴侶（們）過性生活，犯規者必受嚴厲處罰，甚至被處死。[9]
如果性愛社交真的在史前社會凝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應該在世界各地的歷史和現實中找到很多此類傷風敗俗的遺跡。我們確實找到了。
在莫哈維人（Mohave）中，女人以她們的性放縱、絕不固守一位男子的風俗而聞名。[10]凱撒（是的，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凱撒）得知鐵器時代的不列顛人的性習俗時大吃一驚，「十到十二個男人組成的團體內實行共妻，特別是，這些男人彼此是兄弟和父子……」[11]當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在1769年到達塔希提時，他發現塔希提人「當眾滿足自己的各種慾望和激情」。在1773年首次出版的一部庫克的航海記中，庫克寫道，「當著我們幾個人和一大群土著人的面，一個六英尺高的年輕男子和一位十一二歲的小女孩行合歡之事，他沒有感到絲毫羞赧或失禮，顯然，這樣的做法完全符合當地習俗。」現場的情況大約是，幾位年紀大些的當地婦女一邊看著這場激情戲，一邊向小女孩大聲發出各種指示。儘管庫克告訴我們：「雖然她還那麼年輕，但似乎並不真的需要這些（老婦人的教導）。」[12]
另一艘船的船長薩繆爾·瓦裡斯（Samuel Wallis）也在塔希提盤桓了一些時光，他報告說：「女人一般來說都很俊秀，有些是真正的大美人，但是她們的操守脆弱得連一顆釘子也擋不住。」當時的實情是，塔希提人對舶來品鐵器格外著迷，拿一顆釘子就能和當地女人換一次幽會。到瓦裡斯船長下令啟航離開塔希提的時候，他的船員大多都只好睡在甲板上，因為船上已經不剩下什麼能掛吊床的釘子了。[13]現在的特羅布裡恩（Trobriand）群島上，人們每年為蕃薯豐收舉行慶祝活動，節日期間，成群結隊的年輕女子在島上亂竄，「強姦」外村的男子，據說如果任何男人不滿足她們的要求，她們就咬掉他們的眉毛。在古希臘，每逢阿芙狄洛忒節、酒神狄俄尼索斯節，還有勒內節，都是可以公開性放縱的時刻。在羅馬，崇拜酒神巴庫斯（Bacchus）的信徒們每個月至少要聚會五次，集體縱情聲色。而南太平洋上的很多島，儘管已經有幾代傳教士不懈地向島民進行教化，至今卻仍因為居民毫不掩飾的性放蕩而名聲卓著。[14]今天還有很多的巴西人在狂歡節上甩開一切拘束，參加一個名為「放蕩」（sacanagem）的自願婚外性活動，這套儀式放蕩到讓新奧爾良和拉斯維加斯的色情節目都顯得有些古板或拘謹了。
雖然有些讀者會對這些性活動中女性的積極參與感到震驚，但事實上，不論達爾文和其他人怎麼說，無數事實早已證明，女性的性含蓄的根源主要來自文化，而不是生理。五十多年之前，性問題專家克萊倫·福特（Clellan Ford）和弗蘭克·畢奇（Frank Beach）已經宣佈：「有些社會在性生活上沒有雙重標準，允許多種性關係的存在，在這些地方，女人和男人一樣主動，不會放過自己的機會。」[15]
與我們最近的靈長類表親中的雌性，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明，能讓我們相信人類女性因為生理原因而在性活動中畏首畏尾。相反，靈長類動物學家梅雷迪斯·斯茂爾（Meredith Small）已經寫過，雌性靈長類動物在交配活動中特別喜歡新鮮感。新鮮的雄性顯然比老相好更能吸引雌性的注意，只要他們凸顯任何不同的雄性特質（地位、身高、毛色、經常打扮、胸毛、金鏈子、小指指環……）。斯茂爾說：「在一般靈長類動物中，最普遍的性興趣就是對新鮮和變化的喜愛……事實上，已經有記錄顯示，受雌性靈長類青睞的雄性，往往是那些不熟悉的新面孔，也就是說，其他任何我們能觀察到的雄性優勢都比不上新鮮更有吸引力。」[16]
德·瓦爾在書中寫道：「雄性完全不知道哪一次交配能導致受孕，哪一次不能。幾乎可以說，團體中養育的任何一個孩子都有可能是這個雄性的孩子……如果一定要設計一種保持父系模糊的社會制度，沒有人能比大自然在（此）社區做得更漂亮了。」[17]這段話可以用來形容前面提到的任何一個亞馬遜人社區，甚至也適合任何將多偶性交儀式化的社區；不過，德·瓦爾的書講的其實是倭黑猩猩，因此也強調了連結了三種近血靈長類——黑猩猩、倭黑猩猩及其矛盾的人類表親——的性習性連續性。
如果說，人類、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屬於性慾旺盛的物種，那不免要問一下，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堅持說，女性的性排他已經是百萬年人類演化發展的組成部分？除了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各種一手證據之外，還有更多的二手證據也否定了標準敘事。
對初學者來說，請記住，以大型社團方式生活而實行一夫一妻制的靈長類動物的數目為零——除非你堅持人類是唯一的特例。（在數百種物種中），世界上僅有的幾種一夫一妻制靈長類都以分散的家庭為單元，生活在樹上。靈長類之外，哺乳動物中只有3%，而一萬種無脊椎動物中只有一種，可以歸類為性專偶。在所有被研究過的表面上一夫一妻制的人類社會中，都存在私通的記載，而在當今世界，私通是離婚的主要理由。但是，就是那位觀察到球員高高興興分享情人的戴斯孟德·莫裡斯，在修訂他的經典之作《裸猿》時，仍堅持說：「人類的性行為幾乎完全發生在排他的對偶關係中。」[18]
私通只是一種常見的「瑕疵」。
就在我們寫作本書的時候，CNN報道說，伊朗用石刑處決了六名通姦犯。在那些虛偽的罪人扔出第一塊石頭之前，男女通姦犯先被活埋在土中，男性被土埋到腰部，而女子被以令人髮指的方式拉到人前，再被土埋到脖子——這樣女子可以更快些結束生命。這些女子不過是認為自己的身體可以自己做主，卻受到如此懲罰。在人類歷史上，因違反性行為的清規戒律而進行如此殘酷的死刑，一點也不稀奇。埃裡克·邁克爾·約翰遜說：「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是印度教，女性的性自由都是它們關注的基本問題。『與鄰居之妻行淫的，姦夫淫婦都必治死。』（利未記20:10）但是，如果未婚女子和未婚男子發生了性關係，女子要被帶到『父家的門口，本城的人要用石頭將她打死』（申命記22:21）。」[19]
但是，即便對通姦實施如此恐怖的酷刑，千百年之後，通姦仍然無處不在，絕無例外。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在20世紀50年代就說過：「即使是在那些以最嚴厲的手段控制女性婚外性行為的文化中，事實也明白顯示，這類性行為仍然要發生，在很多地方，甚至相當普遍。」[20]
想想看，人類之外，沒有一種群居的靈長類是一夫一妻制；而在人類研究過的每一種文化中，都存在婚外姦情，甚至是通姦者要被拖進刑場再被石頭砸死的文化也無一例外。如果說，一夫一妻制要用如此血腥的暴力來實施，很難明白何以說這個制度是一種人類「自然」形成的東西。為什麼這麼多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失去聲望、家庭、職業，甚至總統的百世芳名——只是要得到一點東西，而這點東西居然還不符合人類的本性？如果一夫一妻制真的像標準敘事所說，是我們人類古老的、演化生成的特性，這些無所不在的姦情就應該不是常態，完全沒有必要對之採取如此恐怖的刑罰。
沒有一種生靈要靠用死亡威脅，才能按照本性行事。
混交的保證
現代男女貪戀性愛；這是我們大多數人還能找到的唯一原生野性地帶。就像動物園裡的猩猩們，我們在這片僅有的遊樂場上消耗精力，除此之外，人類基本上是生活在囚籠之中，我們周圍無非是工業文化的牆壁、鐵條、鎖鏈和緊閉的大門。
——愛德華·阿貝（Edward Abbey）
我們在對史前人類的性生活進行新思考的時候，一定要記住標準敘事的核心邏輯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假設：
● 一位史前時期的母親和孩子需要一位男人提供肉類食品和保護。
● 一位女子可以用自己的性自主做交換，讓一位男子相信他撫養的孩子是他的骨血。
標準敘事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之上：用食物蛋白和保護來交換父系血統的確定性，是提高兒童長大成人機會的最佳途徑。說到底，後代的生存是達爾文和後來的理論家們所闡述的自然選擇的主要動力。但是，如果某種鼓勵相反的制度安排的性行為能夠更有效地化解後代的生存風險呢？如果——不止一個男人同意和某個女子及其孩子分享他的獵獲，他的保護和地位——每個人願意和其他所有人分享他的資源呢？如果群體內的共同分享，能夠更有效地抵禦我們史前祖先所面臨的風險呢？鑒於這些風險，如果父系不確定，能夠讓更多的男人願意關照孩子，因此給孩子帶來更大的生存機會呢？
再說一遍，我們不打算給出一個「更高貴的」社會制度，而只想討論一種能夠更有效地應對史前時代的生活風險，更有效地幫助人類活到生育期的社會制度。這種以分享為基礎的社會生活絕非人類所獨有。比如，中美洲的吸血蝙蝠從大型哺乳動物身上吸血維生。但並不是每一隻蝙蝠每天晚上都能找到伙食。當它們飛回巢穴，那些當晚有斬獲的蝙蝠向那些不走運的蝙蝠嘴裡回吐血汁。一旦機會變化，接受贈予的蝙蝠會回饋那些曾經慷慨的蝙蝠，但對小氣鬼，它們也會以吝嗇對之。一位觀察家這樣說：「它們能有這套分食系統，關鍵在於每隻蝙蝠都能夠記住所有生活在同巢穴內的蝙蝠的關係史。這樣的記憶需要推進了吸血蝙蝠大腦的演化，讓它們擁有已知蝙蝠類中最大的大腦新皮質。」[21]
希望吸血蝙蝠會為了非血緣的同伴喂血的這幅圖景，應該讓人相信分享算不得什麼「高貴」品質。有些物種在特定環境中會發現，先天的慷慨是減少不確定生態環境中風險的最佳手段。直到很晚近的時候，人類似乎都還是很會慷慨分享的物種。[22]
也許，我們的史前先祖的確別無選擇。考古學家彼得·博古吉（Peter Bogucki）寫道：「對冰河期的遊獵社群來說，小團體型社會組織，並由全體成員義務分享資源，是唯一的存活方式。」[23]說史前人類選擇了最適合生存的路徑——即使這個路徑要求平均分享資源，而不是自私地把東西藏著掖著——完全符合達爾文的進化觀。只是當代西方社會認定自私地囤積才是人的本性。而且，連達爾文自己也相信，善於合作的人組成的部落比自私的個人主義者們的部落更有生命力。
我們是在鼓吹不著邊際的「花朵權力論」(1)嗎？不是。對全世界任何地區的原始狩獵－採集社區的研究說明，他們均實行成員平等的社會制度。這類社區面對的環境和5萬到10萬年前我們祖先的處境非常相似。他們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不是因為他們高貴，而是因為這種生活方式能帶來最大的生存機會。確實，正如博古吉的結論，在這樣的環境中，平均主義是唯一的活路。制度化地分享人力物力資源和性資源，能夠分攤並最小化風險，在一個沒有冷藏設備的世界上保證食物不要被浪費，消除男性不育的影響，提升個體的基因健康水平，為孩子也為大人提供一個更有保障的社區環境。這裡沒有烏托邦的浪漫情懷，覓食人選擇平均主義，因為它在實際生活的各個層面都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