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說我們的下流是動物遠祖遺留的包袱，而我們的善良是人類獨一無二的特性？為什麼我們不能從其他動物身上看到我們「高貴」屬性的連續性？
——史蒂文·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從動物的可見行為與我們人類行為的相似性，我們判斷它們的內心也與我們相像；按照同樣的原則推理，向前多走一步，可以得出結論說，人與動物內心活動彼此相似，故產生這一活動的原因必然也是相似的。因此，在解釋人與獸均常有的思維運作上，任何有關假說都必須適用於人獸兩者。
——大衛·休謨，《人性論》（1739年）
動物園裡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與你和其他遊客是近親，它們在基因上更接近人，而不是籠子裡的大猩猩、紅毛猩猩、猴子和任何其他動物。我們的DNA與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只有大約1.6%的差異，我們和這兩種猩猩之間的差別，小於狗與狐狸之間的差別，甚至小於白掌長臂猿與白頰長臂猿、印度大象與非洲大象、紅眼鶯雀與白眼鶯雀之間的差別。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先祖和人類的先祖在500萬到600萬年前分叉（雖然分叉後的100萬年內，它們之間仍可能有雜交），只是在130萬年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才成為兩個不同的物種。[1]這兩位親近表兄弟之外，包括其他靈長類遠親的家庭要大得多：900萬年前分家的大猩猩，1600萬年前分家的紅毛猩猩，而靈長類中唯一實行一夫一妻對偶制的長臂猿，在2200萬年前分家。DNA證據顯示，靈長類和猴子最後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約3000萬年之前。如果我們從人類的角度畫一張基因譜系的地圖，從我們的共祖分家之日起，一英里代表十萬年，我們會看見這樣一幅居民分佈狀態：
● 晚期智人定居在紐約州的紐約市；
●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比鄰而居，一位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布裡奇波特（Bridgeport），一位住在紐約州的約克敦海茨（Yorktown Heights），兩地相距不到13英里。兩個小鎮距離紐約市只有50英里，都在人類的通勤範圍內；
● 大猩猩住在費城，方便享用奶酪扒牛肉；
● 紅毛猩猩住在馬裡蘭的巴爾的摩市，巴爾的摩人喜歡什麼，它們也喜歡什麼；
● 長臂猿在華盛頓特區忙著一夫一妻制的立法；
● 舊大陸猴（狒狒和獼猴們）則住在弗吉尼亞州的裡士滿。
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在18世紀中期首次將人類和黑猩猩做了生物分類，但他最後認為他犯了錯誤，希望自己從來沒有做過這項工作。現在，對猩猩（Pan）和人（Homo）進行如此分類，被認為完全沒有科學根據，很多生物學家主張重新分類，將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歸為一類，以反應我們之間驚人的相似性。
尼古拉斯·圖爾波（Nicolaes Tulp）是著名的荷蘭解剖學家，倫勃朗（Rembrandt）的傑作《解剖課》（The Anatomy Lesson）讓他永垂不朽。圖爾波在1641年對非人類靈長類的解剖學研究，是我們能見到的最早的精確描述。圖爾波分解的動物身體是如此地接近人類，他評論說，「（想看出它與人類的區別）就像在兩個雞蛋中尋找差別一樣困難」。圖爾波將他的標本稱為「印度色鬼」（Indian Satyr），他記錄說當地人叫它 orangutan，馬來語意為「森林中的人」。當代靈長類動物學家在研究了圖爾波的筆記後認為，該標本應該是一隻倭黑猩猩。[2]
和我們一樣，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非洲大猿。和所有靈長類一樣，它們沒有尾巴。它們一生有相當多的時間待在地面，並不總是盤桓在樹上，而且它們都是有很高智商的社會動物。以倭黑猩猩為例，它們生機勃勃的性活動，顯然脫離了生育的需要，具有社會交往和群組凝聚的主要特點。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認為，倭黑猩猩「在向卵子發起的進攻上浪費大量的火力，」最後還是得到了「生殖回報」的補償；這個回報是「兩性間更密切的社會合作」產生了「更密切合作的社團和更安全的育兒環境，於是乎，更性感的雄性和雌性均有了更高的繁殖成功率」。[3]換句話說，倭黑猩猩的多偶濫交，賦予倭黑猩猩極大的演化優勢。
另一方面，生活在東南亞的長臂猿是唯一一種毫無爭議地實行一夫一妻制的靈長類，它們的基本生活單元是家庭，成員構成是一雄一雌加上它們的幼子。它們與世隔絕地散居在一片30到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們與其他長臂猿沒有任何組群間的交往，沒有什麼高級智商可言，它們只在排卵期進行稀少的交配活動，它們永遠待在樹上。
在其他任何有社會組織的群居的靈長類中，都沒有再發現一夫一妻制——如果標準敘事靠譜的話，我們要加上，「除了人類之外……」
對我們不斷拿長臂猿的一夫一妻製作為人類性行為的參照模型，人類學家唐納德·西蒙斯感到了訝異，他寫道：「論述人類為什麼（或是否是）像長臂猿一樣實行配對結合，讓我覺得簡直和論述海水為什麼滾燙，以及豬是否有翅膀沒有兩樣。」[4]
靈長類和人性
如果托馬斯·霍布斯有機會按照他對陰暗人性的理解設計一種動物，他得到的結果很可能就是黑猩猩。這種靈長類動物，似乎確證了霍布斯對人類固有惡習的所有假設。據報告，黑猩猩瘋狂地貪戀權力，並且嫉妒、暴力、狡猾、好鬥。黑猩猩最突出的行為包括兇殺、不同集團間有組織的戰爭、強姦，以及殺嬰。20世紀60年代，這些觀察數據一經發表，學者們立刻提出了所謂的人類起源的「殺手猿」理論。靈長類動物學家理查德·朗漢姆（Richard Wrangham）和戴爾·彼得森（Dale Peterson）用凝練的字眼對該理論進行了總結，黑猩猩的行為成為古代人類嗜血的證據，他們寫道：「黑猩猩式的暴力是人類戰爭的前例和先導，現代人類實乃連綿500萬年的血腥攻擊習性的懵懂的倖存者。」[5]
在黑猩猩成為古代人類習性的活典範之前，人們將一個八桿子才夠得著的遠親——草原狒狒——放在光榮榜上。這些在平地居住的靈長類逐漸適應了某種生態環境，我們的祖先剛從樹上爬下來的時候，很可能經歷過同樣的生態環境。後來，人們放棄了草原狒狒模型，因發現它們缺少某些基本的人類特性，比如：協作捕獵，使用工具，有組織的戰爭，帶有複雜聯盟建造的權力爭鬥。同時，簡·古達爾（Jane Goodall）和其他科學家正好觀察到黑猩猩具備這些品質。神經科學家羅伯特·薩博斯基（Robert Sapolsky）——他也是研究狒狒行為的專家——注意到「如果黑猩猩能有一絲的自律，它們就是狒狒渴望成為的樣子了」。[6]
也許我們犯不上大驚小怪，即使看到這麼多的科學家假定：如果黑猩猩不是還缺少一點自律，黑猩猩就是人類的樣子了。黑猩猩在20世紀後期人性模型中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我們繪製的（或者我們從前人那裡繼承的）地圖，決定了我們去哪裡繼續探索，以及在那裡能發現什麼。黑猩猩展示的狡詐凶暴，加上人類歷史上令人羞愧的殘忍，似乎證明了霍布斯的預測——如果不加以某種強有力的約束，人性將帶來世界的浩劫。
表1：靈長類的社會組織[7]
倭黑猩猩： 平等與和平，儘管雌猩猩和雄猩猩關係密切，但倭黑猩猩社區主要是通過雌猩猩之間的社交維繫在一起。雄猩猩的地位由母親的地位來決定。母子關係是終生關係。多夫－多妻式多偶交配關係。 黑猩猩： 雄性間關係是最牢固的關係，導致不斷變換的雄性聯盟。雌性在雄性守衛的領地內游動，雌性的小地盤之間有交集，但不形成穩定的關係，也不與特定的雄性形成特殊關係。多夫－多妻式多偶交配關係。 人類： 人類是靈長類中最多樣化的社會動物，有大量證據證明當代人類存在各種形式的社會－性關係、合作和競爭。多夫－多妻式多偶交配關係。(1) 大猩猩： 一般而言，大猩猩是單一首領雄性（所謂的「銀背」）為自己的家庭統領一片地盤，家庭單元內有數位雌性和幼崽。雄性大猩猩一到發情的年齡會被驅逐離群。大猩猩群中最穩定的關係是首領雄猩猩和雌猩猩們之間的關係。一夫多妻式交配。 紅毛猩猩： 紅毛猩猩獨居，沒有任何交往關係。雄性紅毛猩猩彼此互不相容，見面立刻打架。雄性佔據一塊相當大的領地，領地內有幾隻雌性生活。每個雌性有自己的地盤。雄性和雌性分別交配，交配活動稀少，而且經常是暴力性的。 狒狒： 以核心家庭為單元；每對狒狒有自己的領地，不許其他夫婦進入。一夫一妻式交配。對黑猩猩模式的懷疑
用黑猩猩的行為模式來理解史前人類社會，有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黑猩猩社會極端等級化，而人類覓食部落的小團體則是典型的平均主義。如何分配肉類是觀察社會結構的最好窗口，黑猩猩的等級制在分肉上表現得一清二楚，而在人類的覓食社團內，分肉促生了多種極為重要的平分機制。
絕大多數靈長類動物學家都同意黑猩猩有顯著的權力意識。但是，將在貢貝（Gombe）(2)一地得到的觀察結果對所有的黑猩猩做一般化的概括，似乎為之過早；特別是人們在不同觀察點——比如在西非象牙海岸的塔伊（Tai），觀察到野生黑猩猩分配肉類的方式相當接近人類覓食部落成員。靈長類動物學家格裡格·斯坦福（Craig Stanford）的描述是，貢貝的黑猩猩的分肉手段「絕對是裙帶關係式和馬基雅維利式的」，而塔伊黑猩猩的狩獵小組內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分享肉食，不論親疏關係如何。[8]
所以，儘管古達爾和其他科學家在貢貝的研究數據表示，無情且算計的自私是黑猩猩行為的特徵，其他觀察點的資料卻得出了與之相反或至少不一致的結論。我們都知道在野外觀察黑猩猩行為有太多的困難，所以在對有限的散養黑猩猩資料做一般化推論時應該格外小心謹慎。說到黑猩猩不可爭辯的智力和社會性，我們對從觀察圈養黑猩猩得到的資料，也應該保持同樣的警惕，用圈養黑猩猩的行為推論黑猩猩的一般行為，不啻於用人類監獄內囚犯的行為泛化人類的行為。
我們同樣對黑猩猩的暴力本性有疑問，如果它們不受人類干擾地在野外生活，情況會怎麼樣？我們將在第13章進行討論，有些因素很可能徹底改變了黑猩猩的受觀測行為。文化歷史學家莫裡斯·波曼（Morris Berman）表示，如果我們「改變某些條件，比如食物供給、居民密度和自發的群體組合和解散的可能性，一切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人類如此，對猩猩也是如此」。[9]
即使我們只談黑猩猩的行為模式，當今新霍布斯派的悲觀主義者也許也已經找不到他們陰暗的自信。比如，演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評價人性的時候說：「如果像我一樣巴望建造一個人人為了共同利益而真誠和無私合作的社會，請你千萬不要對人類的生物天性抱任何期望。還是讓我們來教化慷慨和利他，因為我們天生都是自私的。」[10]如果他知道黑猩猩行為的更多觀測，他在發表如此陰暗的評估之前，可能會再掂量一下。也許，我們這個物種天性中也有進行合作的古老基因。受比較靈長類智力研究新發現的啟發，瓦內薩·伍茲（Vanessa Woods）和布萊恩·哈爾（Brian Hare）想到，合作的衝動也許是我們物種智力發展的關鍵。他們寫道：「與其說，如通常人們所說，最聰明的人科動物才有機會繁衍生息，但事實也許是，更能夠進行社會合作的人科動物——因為他們更善於一起解決問題——能夠獲得更強的適應力，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更有機會因善於解決問題而成為勝者。」[11]他們的假設是，人類有今天的智慧，因為我們的祖先學會了共同生活。
不論自私是否是天性，食物分配和棲息地枯竭對野生黑猩猩和人類覓食社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道金斯等人認為，人是天生好鬥的、自私自利的野獸，但他們在引用這些黑猩猩的觀察數據支持自己的觀點時，應該更小心一些。人類社群在處理食物剩餘和儲藏時，發生的行為很像在黑猩猩中看到的樣子：強化等級制的社會組織，社群內部的暴力，守衛領地範圍和建立政治聯盟。換句話說，和黑猩猩一樣，當有了一些值得一爭的東西的時候，人類就會開始爭鬥。但是，在大部分史前時期，既沒有剩餘食物供爭奪，也沒有營地需要防守。
尋找靈長類的連續性
女性和倭黑猩猩有兩個共性，都有無法直接覺察的隱蔽排卵期，全年都可以有性生活。但是，共性也就到此為止。你能看見我們的陰部腫脹嗎，你能看見我們到處隨意性交嗎？
——弗朗斯·德·瓦爾[12]
性是一種友善的表示：在非洲，它和握手一樣……是友好和嬉戲。沒有強制，都是主動提供。
——保羅·泰羅[13]
不管你對黑猩猩的暴力及其與人性的關聯做何等解釋，我們還有另一個近親倭黑猩猩，提供了一個迷人的相反模型。就像黑猩猩彷彿證明了霍布斯版的人性起源，倭黑猩猩則彰顯了盧梭的觀點。雖然只是到了今天，盧梭才被冠以「高貴野蠻人之擁躉」，從盧梭自傳中有關他本人性趣的細節看，如果他當年瞭解倭黑猩猩的話，他一定會將這些小精靈引以為同類。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兩種靈長類的區別，德·瓦爾用這樣的話總結說：「黑猩猩用權力解決性的問題；倭黑猩猩用性解決權力的問題。」
雖然倭黑猩猩性生活的頻率高過黑猩猩，但兩種猩猩中的雌性都會在短時間內接連和不同雄性進行交配。在黑猩猩中，排卵期的雌性對本群內的任何雄性，甚至所有雄性的性要求都迫不及待地給予響應，但它們每天進行的交配次數每天只有六到七次。靈長類動物學家安妮·普賽伊（Anne Pusey）這樣描述她所觀察到的雌性黑猩猩：「在發情期，每一隻雌性黑猩猩在與自己本社區（它的出生社區）內的雄猩猩交配之後，就會拜訪其他社區……它們急切地靠近其他社區的雄性，尋求交配。」[14]
先不說野生黑猩猩彼此不分享食物的群體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我們總是能聽到一些帶有偏見的意見，諸如：「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戀愛中，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表現都有驚人的不同。在萬巴（Wamba），當兩群倭黑猩猩在領地的邊界地帶相遇時……不僅不會出現黑猩猩有時會進行的致命性攻擊，而且很可能發生交往，甚至發生雌性與敵方雄性之間的性交。」[15]
敵方？當兩群高智商的靈長類動物碰頭，互相交往，互相交配，憑什麼還要說它們是敵方，或者說這類交往關係是戰爭？還有其他類似的說法：「黑猩猩會發出一種特殊的叫聲，提醒遠處的黑猩猩某地有食物。因此，這也算是某種形式的食物分享，但沒有必要硬說成是慈善。發出呼叫的黑猩猩，面前有充足的食物，讓其他猩猩分享一些，對它本身毫無損失，沒準今後還能因此從其他黑猩猩那裡得到同樣的好處。」[16]
就算這種疑似的合作行為「沒有必要硬說成是慈善」，但就這樣說了，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嗎？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對一群非人類靈長類動物（或者說，就是一般的動物）的似乎慷慨大方的行為做其他解釋？難道慷概大方是人類獨具的特質？這樣的言論讓人費解，正如古爾德曾經發問，為什麼科學家不願意在人類的正面本能中看到靈長類動物的延續性，而他們中很多人毫不猶豫地將人類好勇喜斗的根源一直回溯到靈長類先祖身上。
只要想一下，如果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黑猩猩或者倭黑猩猩，或者我們先認識倭黑猩猩，我們此刻很可能相信，早期的人科動物生活在母系社會中，其中性有重要的社會功能，戰爭或者非常罕見，或者聞所未聞。
——弗朗斯·德·瓦爾[17]
因為倭黑猩猩僅僅生活在偏遠的密林中，而這片森林坐落在政治動盪不安的國家裡（剛果民主共和國，原來的扎伊爾），倭黑猩猩屬於被人類進行自然棲息狀態下研究的最後一批哺乳動物。雖然早在1929年，我們就知道了它們與其他猩猩的解剖差異，但在人們認識到它們的行為模式與其他猩猩截然不同之前，它們一直被歸為黑猩猩的一個亞種——通常叫做「侏儒黑猩猩」（pygmy chimps）。
對倭黑猩猩來說，雌性的地位比雄性的等級更重要，但即使雌性的地位也是靈活可變的、非約束性的。黑猩猩、大猩猩和其他靈長類動物中都有自己表示統治和順服的正規儀式，倭黑猩猩則沒有此類套路。靈長類動物學家加納隆至（Takayoshi Kano）收集了極為詳細有關野生倭黑猩猩行為的資料，他表示，雖然倭黑猩猩中不是毫無等級結構，但在描述雌性倭黑猩猩的時候，最好使用「有影響力」這樣的字眼，而不是「高層」之類。他相信，對雌性的尊重是出於感情，而不是因為等級。弗朗斯·德·瓦爾也想過討論倭黑猩猩內部的等級制度是否有意義，他說：「如果確實存在一個雌性等級序列，它的主要根據也是年齡，而不是體格的強健：年長的雌性通常比年輕雌性的地位要高。」[18]
那些研究人類母系社會的人一定會對倭黑猩猩的社會感到困擾，倭黑猩猩的母權「統治」沒有產生人們設想的雄性臣服，絕不是黑猩猩和狒狒社會中雄性權力構架的反轉版。雌性倭黑猩猩在運用權力上和雄性靈長類手法非常不同。雖然雄性倭黑猩猩在社會上處於從屬地位，但它們的處境還是比雄性黑猩猩和雄性狒狒要好得多。正如我們在本書後面談及人類母系社會時將看到，男人與掌權的女性相處基本融洽。薩博斯基選擇研究狒狒，因為無休無止的爭奪權力讓雄性狒狒常年處於高度緊張；而德·瓦爾注意到，他所研究的倭黑猩猩有非常不同的生存狀態，他說：「從倭黑猩猩的頻繁性交活動和群內幾乎不存在爭鬥來看，我很難想像這個物種的雄性會有任何感到特別緊張的時候。」[19]
人類和倭黑猩猩，不包括黑猩猩，似乎都具有一種特殊的生理構造，讓他們傾向和平共處。這兩個物種（在基因AVPR1A上）都帶有一種叫做重複微衛星（repetitive microsatellite）的東西，它關係到身體內催產素的釋放。有時我們稱催產素為「天然迷幻劑」，它對親社會情感的發生特別關鍵，這些情感包括關切、信任、慷慨、愛，對了，還有性慾。人類學家和作家埃裡克·邁克爾·約翰遜（Eric Michael Johnson）說：「與其說黑猩猩喪失了這種重複性微衛星，不如說人類和倭黑猩猩分別發展出了同樣的基因變異。」[20]
但是，對於古代人類享有較低的生活壓力和極大的性自由這一說法，很多人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海倫·費捨承認倭黑猩猩有這樣的生活方式，以及它們與人類行為的種種相似，她甚至俏皮地將倭黑猩猩與摩爾根的原始部落拉扯到一起：
這些造物成群結隊地出行，一群中有男有女有幼子……個體根據食物的供給在不同群中出出入入，幾十隻倭黑猩猩結成一個緊密的社群。這是一個原始部落……性生活幾乎就是日常的消遣……雌性幾乎在整個經期都能進行性交——這種性交模式比任何其他動物都更接近人類女性……倭黑猩猩要釋放壓力的時候來一場性交，要鼓勵分享食物的時候來一場性交，旅行期間想放鬆一下的時候來一場性交，別後重聚難免感到有些小彆扭，為了重建友誼，它們會再來一場。「做愛不打仗」就是倭黑猩猩的行動方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