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繡出於繪畫的加工，使用到紡織物方面，和多數人民生活發生密切的聯繫。它雖起源於紡織物提花技術發明以前，卻在紡織物高度發展後，還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為多數人所愛好。就中國現存有花紋紡織物殘餘材料分析，約在公元前十二世紀絲綢提花技術已有相當成熟。刺繡應用到服飾及儀仗中旗幟和其他方面，時間顯然還應當早些。
根據中國古文獻《尚書·益稷》中記載說來，刺繡和氏族社會結合在政治上的應用，是屬於半傳說中的著名帝王大舜，囑咐治洪水的大禹，為在衣服上繪繡十二種圖案起始的。十二種圖案是「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通稱「十二章」（前六種圖案是手繪的，用於上衣；後六種圖案是刺繡的，用於下裳。當時衣裳的圖案花紋，手繪與刺繡並存）。這種用在古帝王衣服上裝飾圖案，花紋色彩真實情況雖難於考究，惟公元前十二三世紀以來，青銅器和玉、石、牙、骨等雕刻圖案，多還保存下來，許多花紋圖案都做得十分精美，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極顯明。刺繡雖因所用材料性質不盡相同，圖案花紋和這些古代工藝品卻必然有一定的聯繫。從當時工藝圖案中去探討古代刺繡十二種裝飾圖案，總還有些線索可尋。《尚書》在公元前二世紀的西漢，就被當成古代重要歷史文獻而流傳，因此「十二章」舊說，二千年來深入一般學人心中。但究竟是什麼樣子？卻少具體說明。漢代部分錦繡圖案，就由於反映這個傳統而形成。但是極顯明，歷史既在不斷發展中，新的創作和古代花紋是有距離的。公元前一世紀的時期，有個宮廷官吏史游，貫串前人舊作，用三七言韻語寫了個通俗讀物《急就章》，曾提起些絲綢錦繡花紋。雖只二千年前事情，經後來學者研究註釋，由於孤立地引書、注書，不結合實物分析，還是不容易明白。直到近半世紀，在西北地區發現許多漢代錦繡後，這部門知識，才比較具體。用它和同時期工藝紋樣相互比較，又才深一層明白它的成因，大約可分作三部分：一屬周代以來舊有樣式，二受當時儒家傳說影響，三受漢代流行神仙思想影響。至於公元三世紀後帝王服飾種種及十二章圖案，卻近於二世紀以來學者附會舊說而成，《帝王圖》前後延續千餘年，累代各有增飾。例如唐人作帝王圖所見，除肩部圖案日中三足烏、月中蟾蜍，系本於漢代傳述舊樣，其餘花紋多去古日遠。至宋《三禮圖》所見十二章，則和六朝以來又隔一層了。明程君房《程氏墨苑》玄工卷一下《有虞十二章圖》則本於宋《三禮圖》。
還有個歷史文獻《禹貢》，曾提起中國古代九州物產，若干地區養蠶和生產起花絲織物，每年納貢。文獻產生時代雖可疑，惟說及絲綢主要生產在山東、河南一帶，卻和公元前三世紀文獻說的「錦出陳留，繡出齊魯」情形相合。
中國古代文獻記載錦繡比較具體可靠的是公元前四、五、六世紀的《詩經》《左傳》《國語》《禮記》《考工記》《墨子》《晏子春秋》……或用詩歌描寫當時人衣服裝飾應用錦繡的情況，或記載當時諸邦國外交聘問用錦繡作禮物的情形。《禮記·月令》曾敘述及周代蠶織染事和有關法令，得知政府曾設官監督生產。又說「畫繡共職」，可知自古以來就重視設計。
戰國以來，由於鐵工具在若干地區的普遍使用，生產各部門都有了提高，商品貿易的流動，刺激了影響多數人生活的絲綢生產，錦繡在高級商品中，因此佔了個特別位置。文學作品中，對於貴族婦女、歌舞使用繡文華美的形容，也日益加多。這時期的實物，雖因年代過久，不易保存本來色澤，卻可從其他工藝圖案的反映，得到重要啟發。特別是這時期流行的青銅鑲嵌金銀器物的裝飾圖案，彩色華美的漆器圖案，和精美無匹的雕玉圖案，都必然和同時的錦繡裝飾圖案有密切的關係。加之近二十年來，湖南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大量彩繪木俑和漆器，信陽長檯關出土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還有一部分提花紡織物發現，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相比較，豐富了我們許多知識。比如照《禮記》所說，天子諸侯棺木必加黼繡蓋覆，河南輝縣出土彩繪朱漆棺，上面圖案就是記載中的黼紋形象。另一出土漆鑒花紋，則在公元前二世紀出土錦繡中，還有相似圖案發現。燕下都出土花磚的圖案，更是標準黼繡紋樣。漢儒注黼紋為「兩弓相背」，從當時實物比較，才知道原來是兩龍紋。
公元前三世紀末，漢統一大帝國建立後，絲織物統由國家設官監督生產，齊國臨淄和陝西長安，都各有千百男女工人，參加特種錦繡和精細絲織生產，供應政府需要，工藝上的成就，並且和國家政治經濟都發生密切關係。西漢初年就採用儒家建議，重視政治制度排場，帝王貴族及各級官吏，服飾儀仗，起居服用，各有等級，區別顯明。例如當時主持司法的御史官，平時就必需穿繡衣，名「繡衣執法御史」。帝王身邊又有一種「虎賁」衛士，也必需穿虎豹紋錦褲。宮廷土木建築生活起居用錦處甚多，在宮中直宿的高級官僚，照例用錦繡作被面。著名將軍霍去病死去時，政府給他的殉葬用繡被，就達一百件。宮廷貴族一般歌妓舞女，服飾更加紋彩炫目。據《漢舊儀》稱，武帝時於通天台祀太乙歲皇，即用童男女三百人衣繡衣，於高及數十丈的建築物上歌舞，通宵達旦。逐漸到豪富商人，除身衣錦繡，出入騎馬乘車外，還有用錦繡作帳幔、地衣的，致政府不能不用法令來禁止，直到豪富大商人，鬻賣奴婢的也有用錦繡做衣邊，腳穿五色絲履的。正不啻為當時諺語「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作一註解。所以政府有法令「禁賈人不得衣錦繡乘騎」。這種種又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即絲綢產量之大，和它在商品市場上所佔地位的重要。特別是對於西北居住各遊牧族和海外各古國，文化交流錦繡就佔有個重要地位。因為好衣著錦繡的風氣，不僅僅是長安和其他大都會貴族和商人的風氣，同時遠住中國西北部的匈奴族和其他部落胡族，也都喜歡衣著錦繡。文學家賈誼在他的作品中就說過，每來長安，族長必衣繡，兒童也衣錦。大歷史學家司馬遷著《史記》，還說起政府每年必從長安運出錦繡八千匹，作為對於匈奴統治者的禮物，其他贈予還不在此數內。張騫探索西域交通歸來時，得知川蜀方面早已有布匹運往印度諸國，此後長安也有大量錦繡和生絲，由西北運往大秦（古羅馬）、波斯和印度，開闢了「絲路」。同時大秦、印度所織的縷金繡、胡綾，及各色毛巾，和中國西北部諸族所特產的毛織品，也到了長安（見《魏略》）。促進了中國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中原地區和邊沿地區的物質交流，原來首先就是這些出自多數勞動人民生產的成就。
近半世紀來，科學考古工作者，在中國西北部發掘古墓和居住遺址中，不斷發現公元前一二世紀精美絲織物，有些錦繡出土後還色彩鮮艷如新。死屍還有用錦繡纏裹一身的。至於這種特種絲繡價值，有個經濟史料名《范子計然》，曾道及當時山東生產的錦繡價值：
齊細繡文，上等匹值二萬，中值一萬，下值五千。
至於普通綢絹每匹價不過六七百錢，比較說來，錦繡約高過一般綢價二十五倍。
刺繡紋樣作不規則雲紋和規矩花紋部分還和公元前三四世紀工藝圖案相近。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諾因烏拉古墓中發現之錦繡，和在新疆沙漠中出土之錦繡和在關內懷安發現的刺繡圖案風格基本上都相同。又在諾因烏拉古墓中發現之毛織物，上有三個匈奴騎士繡像，騎士所披衣衫花紋圖案，也是公元前三、四世紀金銀錯圖案。
公元後二世紀到六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南北分裂政治紛亂的時期，黃淮以北各地區，由於長期戰爭，生產破壞極大，絲綢的生產已失去漢代的獨佔性，長江上游的四川蜀錦，因之後來居上，著名全國。又由於提花技術的改進，彩錦種類日益增多，從晉人陸翽著《鄴中記》，記載石虎時在鄴中織造諸錦名目和衣飾用繡，和新發現漢代錦繡比較，才知道大部分花樣還是漢代本有的。從晉人著《東宮舊事》，循復《山陵故事》及其他文獻記載，又得知一般提花織物，種類已有增加，刺繡在應用上也得到新發現，顯著特徵有二類：一即寫生花鳥圖案，逐漸被採用。其次，即這時期佛教在中國各地流行，由於宗教信仰，產生了許多以佛教故事作題材的大型繡件，精美的還用珍珠繡成，有高及六七公尺的。當時的洛陽和金陵（今南京），都各有數百座大廟宇，也和宮廷一樣，使用大量錦繡作為裝飾，豪華程度為後世少見。青年男女戀愛，用錦繡互相贈予之事常見於詩人歌詠中。實物遺存雖然不多，反映於雲岡、龍門各地重要洞窟石刻裝飾部分，卻十分豐富。特別重要是在甘肅敦煌壁畫中屬於藻井、天蓋、帷帳及衣飾部分，充分反映出這一時期（約三個世紀）刺繡圖案組織壯麗和彩色華美。
公元後七世紀的隋代，重新建立了統一的帝國，到第二王朝即非常奢侈，音樂歌舞廣泛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成就，及中印度成就，大朝會日曾集中音樂舞部二萬八千人於洛陽，歌舞連月，並懸錦繡於市，炫耀胡商蕃客。又使用人力過百萬，建造了貫通南北大運河，乘坐特製大型龍舟由北向南，船上所用帆纜，多用彩色錦繡作成，連檣十里，耀日增輝。隋政權不久即為農民革命所傾覆。
接著唐大帝國的建立，從各方面都反映出這個時代文化特色，是健康飽滿，鮮明華麗，充滿青春氣息。當時不僅代表宮廷皇權的服裝儀仗，大量使用色彩壯麗的錦繡，即一般民間，對於刺繡需要也極廣泛。當時錦類配色已極華美，各地生產的花綾品種更多。婦女在花素衣裙上加工的，約可分作四類：
一、印染。
二、金銀粉繪畫。
三、彩繪。
四、刺繡。
普通衣裙刺繡小簇花是常用格式，串枝寫生花式也日漸流行，花中還雜有常見到的形態特別輕盈活潑的蜂蝶雀鳥。這種配合使用又多和青年男女愛情喻義有關。政治或宗教上用到的刺繡，有大及十公尺以上的。歌舞上畫繡服裝更是色彩富麗，排場壯大。有一個宮廷藝術家李可及佈置一次「歎百年舞」的舞蹈場面，背景和地面耗費綢絹竟到數千匹。唐代歷上一個著名奢侈皇妃楊玉環，個人平時即用繡工八百人，其姐妹共用繡工千人，相習成為風氣，反映刺繡在社會上的普遍應用情況。十九世紀末，在中國西北部甘肅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中世紀古文物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精美絲織品，包括佛幡和佛像等物。當時帝王為壯觀瞻，六軍衛士衣甲鮮明，部分多用繡畫，男子的衣飾雖然只能照品級著本色花鳥綢緞，但當時男女均習慣騎馬，馬身裝具障泥，必用錦繡做成。中等社會婦女衣裙，刺繡花鳥更是一般風氣，在繪畫中和詩人作品中都反映得十分具體。
當時服裝部分採用受波斯影響甚多的西域式樣，衣多作方斜領沿，上繡彩色花鳥，後來明、清領沿裝飾，就是從這個習慣發展而成。唐代以來，在社會各階層間——特別是上層社會，繡花已被當成一種文化娛樂，畫家作的《紈扇仕女圖》（《倦繡圖》），反映的就是這種生活。
十世紀的北宋刺繡，在題材上進一步的新發展，最顯著的是把著名畫家花鳥反映於各種繡件中，使花鳥更趨於寫實。其次是技術上的新發展，介於刺繡和編織物的刻絲，反映當時著名的繪畫和墨跡，也在社會上當作純工藝品，而創造得到社會的重視。宋代皇帝為增加政治上的排場，曾組織二萬八千人的一個儀仗隊，穿著五色錦繡花衣，扛著各種武器、樂器和五色彩繡的旗幟，在皇帝出行時排隊護衛，名叫「繡衣鹵簿」。某種品級職務的穿某種顏色錦繡，扛某種錦繡旗幟，記載得極其清楚明白。高級文官和武將，於大朝會日，必須穿上政府每年賜予的錦袍，這些華美袍服是各按官品等級作不同花紋的。婦女衣繡更普遍，流行的繡領、冠幘、抹額，有各種不同花樣。講究的還用真珠絡結。宮廷坐具椅子和繡墩以及踏腳的小榻也用真珠絡結。金線繡也極流行。當時在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城中以建築壁畫著名的廟宇大相國寺兩廊，售賣繡貨的聚集成市，最受歡迎的是庵堂中女尼繡的服飾用品。皇后的衣服上的成雙雉鳥，照規矩是五彩線繡成的。坐的椅子靠背，是用彩色絲線和小真珠繡成的。平民也喜愛刺繡。逢年過節，做母親的多把小孩子穿戴繡花衣帽，裝扮得極其華美。刺繡技法上精細至極的綜繡——發繡，雖傳說創於唐代盧媚娘，能於方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其實這種細繡技法如聯繫其他工藝圖案分析，到宋代才有可能產生。北宋末又還流行一種本色繡，現稱一色繡，曾見於詩人陸游《老學庵筆記》中。宮廷繡雖向纖細精工方面發展，民間繡則布色圖案比較健康壯美，這是從同時期陶瓷器銅鏡子花紋和其他工藝的花紋反映可以推測的。宋代民間瓷中的「紅彩」就是根據刺繡需要發展而成的。這時期由於捻金線技術的進展，織金錦類和金線繡也都盛行，據王栐著《燕翼詒謀錄》所記載，當時在婦女衣裙上使用金銀加工技術，即已達到十八種。和北宋時佔據中國東北部的契丹「遼」政權，就用法令制定金線繡鵝、鴨、水鳥定官職尊卑。佔據西北的黨項「西夏」政權，統治者不論男女，也多服繡衣。十一世紀後在中國華北建立「金」政權女真族統治者，本於遊牧民族習慣愛好，男女仍多喜愛錦繡衣服。當時在北京建都，為裝飾一宮殿即用織繡工人二千，經時二年，始告完成。捻金織繡素來為回鶻工人所擅長，十二世紀在繼續發展。
到十三世紀蒙古族統治中國政權百年中，因官制中重要朝會，皇族貴戚及大官吏，都必須衣著金色煌煌的「納石失」金錦帽，和用金錦織繡做衣領邊沿等的袍服，因之這部門技術更有顯著進展，幾乎絲織物中的紗、羅、綢、緞，都有加金的，金代即已如此。蒙古遊牧民族長住沙漠中，喜歡穿強烈的色彩，也影響到一般工藝品的色彩風格，錦繡更加顯著。花紋圖案一般說來遠比宋代強烈粗豪。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還繼續受這個風格的影響極其深切，表現於一般刺繡和刻絲，用色華麗而沉著。但從十一世紀北宋末期以來，北方定州、汴梁等處高級手工藝技術工人多逃往長江以南，雕漆、刻絲很顯然對於南方工藝都發生了較大的影響。雕漆工人在嘉興寄居後，元、明以來即出了幾個名家高手。張成、楊茂和漆工藝專門著作《髹飾錄》作者黃成，都是嘉興漆工。
刻絲工南宋以來也出了幾個名手，朱克柔、沈子蕃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人。此外還有吳煦等許多人。刻絲得到社會重視後，技術傳授日益普遍，因此到明代中期，蘇州愛美婦女，有費時經年作一衣裙穿著的。
中國在長江下游地區大量種棉於公元十二三世紀，棉布生產當成商品普遍流行國內，始於十四五世紀。民間染坊在棉布上印花技術的發展，和民間挑花技術在棉布上的應用，大都也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時間近，文獻記載也比較詳盡。更重要還是十五世紀一個著名權臣嚴嵩，因貪污，全部家產被沒收時，曾留下個產業清冊，記載下數以萬計的貴重字畫、金銀器和工藝品的名目。工藝品部分拍賣時，還有折價銀數。其中錦繡絲織物也達數千種。根據這個重要文獻，讓我們對於當時錦繡絲綢有了初步認識。用它來結合現有數以萬計的明代錦繡殘餘遺物研究，明代錦繡問題，因之更加明確具體。特別官服衣料應用灑線繡法是過去人從文獻難得其解，惟有接觸實物才明白的。現存材料最完整而重要的，是山東曲阜孔子家中收藏的部分材料，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藏材料。
明代是個都市市民階層抬頭的時代，蘇州刻絲部分改進發展到婦女費時經年來做衣裙，刺繡自然也日益向普遍方向上發展。除一般衣物用絲繡外，還有兩種近於新起的風格產生，在社會上得到一時重視，一種是用細如胎發的材料，如白描畫法一般繡故事人物。它出現也不是突然的，產生有個歷史淵源的。是由唐、宋以來吳道子、李公麟的白描畫，發展到十三世紀的元代王振鵬，明代的丁雲鵬、尤求，在繪畫技法上就自成一格。這種白描畫更因木刻版畫直接受它的影響，產生過千百種通俗小說和戲劇精美的插圖。又由於制墨需要，產生制墨名家程君房、方於魯等，作品中千百種精美墨范，在中國版刻史上就佔有一個特別的地位（多安徽刻工）。在刺繡部分則產生發繡，當純美術品而創造。其次是當時文人畫中正流行一種重韻味的簡單水彩畫，如董其昌、陳道復等所繪的條幅，蘇州繡工常用來作刺繡底稿，一般多在白綾地上面用錯針法或鋪絨法繡成，在明代刺繡上也自成一種風格。第二種是明末上海顧氏露香園繡，彩繡寫生花鳥屏條冊頁，有些據宋、元花卉草蟲冊頁畫卷，有些用明代畫家陸包山等花鳥畫稿，間或也有用徐青籐水墨花卉作底本的。用針逼真細密，配色華美而又準確，發展了刺繡中精細逼真特長，在作品中充滿生意。本屬於一種藝術上的提高，後因愛好的多，於是當成一種高級美術商品而流行，彼此模仿，不免真偽難分。這種刺繡比發繡和仿文人畫的水墨繡，更加容易為群眾接受，因此特別得到發展，並影響到十八、十九世紀和後來一部分蘇州繡法。刺繡本屬於中國社會婦女日常課藝，除專工製作的高級美術品和部分美術商品，大多數生產，是處於婦女處理家事之外，或生產工作餘暇，自作自用。有些地方，照社會風氣，親友結婚，即常邀約親友鄰伴，置辦嫁妝，參加工作的，照習慣也不受物質報酬。作品雖有精粗，都不屬於商品性質。例如日用品之一，收藏青銅鏡子的鏡套，就有各式各樣具備，多產生於社會各階層婦女手中，是美術品而非商品。這種圓形繡花鏡套，到十八世紀玻璃鏡子流行後，就再無使用的。十七世紀遺物還留下很多精美作品，特別重要是從這部分作品可以明白明代刺繡種種不同古代技法。
十七世紀末，中國政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李自成、張獻忠等為首的巨大農民革命，雖推翻了腐朽的明代統治政權，居住東北的滿族卻得到漢族中大地主官僚幫助，統治了全中國。到十八世紀初，社會生產不斷發展，刺繡因配合政治制度和社會習慣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社會中層以上，官制中大量使用刺繡。宮廷中的儀仗、車轎、馬具，凡利用紡織物部分，都需用刺繡。生活起居日用器物，由床榻、座椅、桌圍、幔帳，到掛屏、隔扇心，大小官吏身邊攜帶的煙荷包、香囊、扇套、眼鏡盒子、名片盒……更無一不利用刺繡。即一般農村婦女，也無不在工作餘暇，製作各種刺繡。工作時最重要的當胸圍裙，就各有不同風格的彩繡或挑花繡，此外頭巾、手帕、衣袖、褲腳，以至於鞋面，無一處不加上種種花繡。由於民間刺繡花樣需要廣泛，間接且刺激了民間剪紙的生產，成為鄉村手工藝一部門。雖參加這部門生產的人數並不多，卻自成一個單獨行業，為中國農村中巧手藝人所獨佔，作品豐富了廣大農村人民的生活，花樣豐富並且充滿地方風格，特別是中國西南地區的成就，更加顯得豐富多彩。直到現代，還留下萬千種顏色華美的圖案，通過八十歲白髮如銀老祖母的記憶，傳給十二三歲初學針線的年少女子。
這個歷史階段由於戲劇的發展，除全國各都市保有不同數量的劇團，即鄉村也常有流動劇團，來往各處，對於戲衣需要的旗幟、衣甲、帷帳道具，數量也相當大，因之又刺激了戲衣刺繡業的發展。北京和蘇州是兩個主要生產區，西南的成都和廣州，也有這個企業的存在。就總的方面說來，全國刺繡需要量之大，在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土製印花布的普遍流行，和有花絲綢後起的漳絨大量生產，刺繡在人民生活的需要量，還是無比龐大。除吸收了家庭婦女業餘勞動大部分，都市中則為適應這個需要，生產機構還分門別類，例如衣服和佩帶繡件，就各自成一種行業，各有專店出售。純粹作觀賞用的美術刺繡，由露香園顧氏繡創始，到十八世紀乾隆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精美的花鳥刺繡，多用當時寫生花鳥畫家蔣廷錫等畫幅作底稿，色彩華美，構圖典雅，具有濃厚裝飾性。花朵一部分或鳥身某部分，還穿綴小粒真珠和珊瑚珠子，增加裝飾效果。宮廷用三藍繡配色法，也從這時期確定影響到應用刺繡一般色調和風格約兩個世紀。大件如宮殿中的三五丈大毛織物龍鳳繡毯，小的如洋縐綢汗巾上繡的小朵折枝花，都採用過這個以三藍為主調的配色法。彩繡中組織規模宏大可稱近三世紀代表傑作的，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大幅刻絲加繡《無量壽尊佛像軸》，寬達307公分，長達620公分。設計之精巧，布色之華美壯麗，都達到了近十世紀以來織繡藝術最高水平。這種織繡品的製作，必須使用大量人工物力，費時數年才能完成。又有在二丈大織金錦上，用真珠珊瑚等繡成種種圖案，作為廟宇塑像披肩的。這時期帝王日常穿著朝服，取材也極精美，刺繡花紋更加華麗炫目。有用孔雀翎毛捻線織成袍服，上綴大小真珠作雲龍花鳥的，可作一時代表。至於美術刻絲繡，則長幅山水卷子的製作，是新發展。到十九世紀晚期，流行通身一枝花婦女長袍料時，也有用刻金銀繡法做成的。
二十世紀初，人民革命結束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政權，衣服制度一改，因之近三世紀以來的這個龐大刺繡業，自然即衰落下來，全國各地積累下來的萬萬千千精美絲繡，不是當成廢物毀去，也就是當成廢物處理，或改作其他用途。最多的是把乾隆以來流行二百年的婦女寬大衣袖部分和裙上裝飾集中部分，改成小件方幅，向海外輸出。在當時商人眼光看來，即是廢物利用一個最有效方法，因此近半世紀中，前卅年，北京手工藝美術品輸出品種中，這種改造加工絲繡品，歷來都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還為此產生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改制加工行業，專做這一部門的刺繡輸出貿易。一般歐洲人對於中國刺繡的印象，是從這部分作品起始的。在這個時期，京、蘇刺繡業和成都、廣州及其他省市刺繡業，僅戲衣刺繡業還保留一部分生產外，其餘當成商品生產的日用刺繡，由於需要不多，不免一落千丈。加之外來機制印花標布的推銷，不僅妨礙中國紡織工業的生產，同時還把大都市僅存的刺繡行業，也大部分打垮了。大都市刺繡業雖一蹶不振，惟因外銷刺激，南方又還有千萬海外華僑需要，因之廣東新刺繡，在出口日用美術手工藝品部門中，還占相當大比例。蘇州、上海地區生產刺繡日用品，占相當大比重。枕套和觀賞品鏡屏類，供新家庭採購作禮品的，在國內逐漸回到一定市場。廣東汕頭、山東煙台的麻布繭綢單色繡和彩色挑花、貼花等餐巾、檯布、睡衣等，由於物美價廉，輸出生產數字，因之在逐年上升中。湘繡雖屬後起，系從十九世紀末國際展出中引起注意，逐年發展，生產被面和花鳥掛屏，在國內曾有大量供銷。廣繡本來有個較早的傳統，十九世紀以來成品習於用百花雜鳥同置一繡件中，佈置設計和中國畫傳統要求不同，然而用針繡細密而色彩華艷，另具一種風格。到本世紀後，這個傳統風格已失去，新的外銷多種多樣，有一種在黑白綢地上用紅色線繡小折枝滿地花的，多供外銷做披肩桌毯，繡法也受外來影響較大，和傳統廣繡風格少相似處。湘繡較先本從寫生花鳥著手，惟底稿多取材於一般流行畫幅，受晚清上海畫派影響相當大。用色較重，針線較粗，寫生中有寫意底子，花色本宜於觀賞掛屏的，多用於日用品中之枕套、被面上，這些都指的是經常有數以千計的繡工在生產有商品性的刺繡而言。至於以新的技法，創造新的美術刺繡，個人中在這時期特別有成就的，應數十九世紀末江南女子余沈壽作的絲繡人像和其他寫生花。繡像法本來傳說公元前三世紀即已使用到，在蒙古漢代匈奴族貴族古墓中，曾發現在公元前一二世紀絲毛繡人像數種，就中有作三匈奴騎士形的，針線雖簡單，神氣卻極生動。公元三世紀後的晉南北朝時，多用於佛像。《洛陽伽藍記》曾敘述過這種用珠繡和織成佛像。八世紀後有作四天王等大繡像的。公元後十世紀以來，又有在大和尚所著扁衫上繡作千佛諸神，作法事的，披上表示宗教莊嚴的。這種方法且沿襲下來，直到十九世紀不廢。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佛教密宗教佛像盛行，布色濃厚，組織綿密，用刺繡法表現，效果有極好的。十四世紀以來流行的八仙和南極壽星湊成的「八仙慶壽」因道教流行，也得社會愛好，把八仙繡像繡於帳子類作祝壽禮物的，已成為社會習慣，流行直到十九世紀，且使用種種不同繡法來表現。繡法中的堆綾貼絹法，七八世紀的唐代即已盛行，是把雜色綾絹剪成所需要的人物鳥獸花枝形象，下填絮錦，釘繡於紅白絲綢底子上，形成一種彩色浮雕的效果。這種繡法用於明、清兩代的，多和人像發生關係，和麻姑獻壽、八仙或和合二仙等民間通俗吉祥主題有關。又十八九世紀以來，婦女衣裙上繡工加多，即夏天紗衣，也有加工極細上繡團花作麻姑獻壽、漁樵耕讀、西湖十景，或《西廂》《三國》戲劇小說故事、人物生活形象。雖人物大小不到三寸，也繡得眉目如生，針線一絲不苟。惟這種種多從服裝裝飾效果出發，極少從人物本身寫真藝術出發，因此中國傳統的寫影法，雖流傳千年不廢，十五六世紀以來，還留下許多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人物畫像，卻極少是刺繡表現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時正流行照相放大炭畫法，余沈壽才用人像作題材，繡成幾幅重要人像，這種繡像送到國際展出時得到成功後，余沈壽之名才為世人知道。但由於攝影藝術的進展極速，先是在放大照相上加色技術不斷進展，其次是天然色彩的發明，同時油畫作人像法流行，繡人像藝術，因之近半世紀以來並無發展，余氏繡法也少後繼者。直到解放後，近五年來，才又有上海王氏五姐妹用剪絨繡法作人像，得到新的成功。就題材說為舊傳統，就技術說則為新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