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絲織物加金，從什麼時候起始，到如今還是一個問題，沒有人注意過。比較正確的回答，要等待地下新材料的發現。以目下知識說來，如把它和同時期大量用金銀裝飾器物聯繫看，或在戰國前後。因為這個時代，正是金銀錯器反映到兵器、車器和飲食種種用器的時代，是漆器上起始發現用金銀粉末繪飾時期，是用金捶成薄片，上印龍紋作為衣上裝飾時期。但是文獻上提及錦繡時，是和金銀聯繫不上的。春秋以來只說陳留襄邑出美錦、文錦、重錦、純錦。「錦」字得名也只說「和金等價」，不說加金。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過這時期墓葬中絲織物加金的記錄。長沙戰國古墓中，得來些有細小花紋絲織物（新近還發現棺木上附著的黼繡被），可不見著金痕跡。陝西寶雞縣（今寶雞市陳倉區）鬥雞台，發掘過西漢末墳墓，雖得到些鳥獸形薄金片，或是平脫漆上鑲嵌的東西，可不像是衣服上的裝飾。西北樓蘭及交河城廢墟中，掘出的小件絲繡品，其中有些金屑存在，絲織物還極完整，不見剝損痕跡，當時是用金箔粘貼，還是泥金塗繪，又或只是其他東西上殘餘金屑，不得而知。東漢以來，封建帝王親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賜東園秘器，有用硃砂畫雲氣的棺木、珠襦玉柙。這種玉柙，照《後漢書·輿服志》解釋，是把玉片如魚鱗重疊，用金銀絲縷穿綴起來裹在身上的。一般圖錄中還沒有提起過這種實物式樣。中國歷史博物館中有份劉安意墓中出土遺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猶可看出用金縷的方法，還是用細金絲把玉片釘固到絲織物上。當時這種金絲有一部分必然外露，但決不會特別顯著。
《史記》《漢書》都稱西北匈奴、胡人不重珠玉，歡喜錦繡。漢代以來中國每年必賜匈奴酋長許多錦繡。中國向大宛、樓蘭諸國換馬和玉，也用的是錦繡和其他絲織物。這種絲織物中，是有加金的，如《鹽鐵論》說的中等富人的服飾，即有「罽衣金縷，燕貉代黃」。說的金縷也可能指的是大夏、大秦外來物。
《晉書·大秦國傳》稱：
大秦能刺金縷繡。
西北匈奴羌、胡民族，既歡喜錦和金銀，就有可能從大秦得到金縷繡。近半世紀西北發掘的文物，證實了史傳所稱西北民族愛好錦繡的習慣。在蒙古和新疆沙漠中，得到的漢代絲織物，如帶文字的「韓仁」錦、「長生無極」錦、「宜子孫」錦、「群鵠」錦、「新神靈廣」錦、「長樂明光」錦，和不帶文字的若干種綾錦繡件，截至目下為止，還是中國古代絲織物中一份最有代表性的、珍貴的遺物。它的紋樣和古樂浪漢墓出土的絲織物大同小異，恰是漢代中原絲繡的標準紋樣（正和《鹽鐵論》說起過的，兩地當時受中原墓葬影響情形相合）。
中國科學院黃文弼先生，在他作的《羅布淖爾考古記》中說：
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塚中，死者衣文繡彩，甚為麗都，雖黃發小兒，亦皆被服之。
遺物中有一片近乎織成刻絲的織物，上面做的是一匹球尾馬拉一輛車子，文獻和其他報告圖錄中，還從來沒有提起過。但似乎沒有見過刺金縷繡。其中一個青紅錦拼合成的錦囊，記錄上雖說是從魏晉之際古墓中得來，其實是正格漢式錦，一作龍紋，或即《西京雜記》所謂蛟龍錦，有無極字樣。一作對立小鴛鴦花紋，有一「宜」字，似宜子孫錦，已啟唐代作風。這些絲織物據朱桂莘先生說，當時或著金。但從提花緯線考察，不像加過金。在北蒙古古墳中，曾得到一小片桃紅色有串枝花的毛織物。花紋和一般絲織物截然不同，和漢末鏡緣裝飾倒相近。如非當時西北著名的細罽，從花紋看，有可能來自大秦或西方其他國家，時代當在魏晉之際。
因《西域傳》記載，中國絲織物加金技術上的發展，一部分學人即以為實來自西方。但是，一切生產都必然和原料發生聯繫。錦緞類特種絲織物生產，除古代的陳留襄邑、山東臨淄，漢以來即應當數西蜀。金子生產於西南，漢代西蜀出的金銀知漆器，在國內就首屈一指。因此，中國絲織物加金的技術，說它創始於西南，或比較還符合事實。最早用到的，可能是金薄法，即後來唐、宋的明金縷金法，明、清的片金法。絲織物紋樣既和同時金銀錯紋樣相通，加金部分也必然和金銀錯大同小異。
張澍《蜀典》引魏文帝曹丕《典論》，批評三國時絲織物說：
金薄蜀薄不佳，鮮卑亦不受。如意虎頭連璧錦，來自洛邑，亦皆下惡，虛有其名。
循譯本文的意思，即川蜀織的金錦和彩錦，送給鮮卑民族，也不受歡迎！洛陽有名的出產，品質並不高。
《諸葛亮文集》則稱：
蜀中軍需惟依賴錦。
可知當時蜀錦生產還是軍需主要來源。川蜀是金子重要生產地，捶金箔技術，於蜀中得到發展，是極自然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會的需要。《三國誌·魏書·夏侯尚傳》稱：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稀鏤之物。
說的即明指各種絲織物衣服上加金銀裝飾。或刺繡，或織成，則不得而知（用金銀縷刺繡作政治上權威象徵，從此一直在歷史發展中繼續下來，到以後還越來越廣泛）。
歡喜用金銀表示豪奢，在西北羌胡民族中，最著名的是石虎。陸翽著《鄴中記》稱，石虎尚方錦署織錦種類極多，可沒有提過金錦。其中有「大明光」「小明光」諸名目，這種錦在漢墓中即已發現，還是韓仁錦類漢式錦。但這時節印度佛教大團花已見於石刻，反映於絲織物，很可能就有了後來唐代的暈錦類大花錦，宋時的大寶照錦，用虹彩法暈色套彩，技術上比韓仁錦已大有進步，可不一定加金。至於當時的織成，則近於宋以來刻絲。有幾種明白稱金縷和金薄，說明小件絲繡用金的事實。
《鄴中記》又稱：
石虎獵則穿金縷織成合歡禱。
可見當時也用到比較大件衣著上。所說金縷即唐宋的捻金，金薄即後來的明金和片金（但唐人說縷金，卻有時指明金，有時指捻金。捻金又可分後來克金式的和一般庫金式的）。
《西京雜記》也記了許多特別絲織物，曾說「蟻文萬金錦」，這個著作說的雖是漢代故事，反映的卻多是魏晉六朝時物質，蟻文萬金似乎只是奇異貴重的形容，花紋正如西域所得錦緞，並非用金織就。
許多記載中，惟《蜀典》引曹丕批評，所說金薄、蜀薄指的近於後來織金，且和曹操《上雜物疏》文中一再提起的「金銀參帶」漆器相關聯。文中還提起許多漆器是用金銀繪畫的。
另外，東晉時也用泥金，王隱《晉書》稱，江東賜在涼州的張駿以金印大袍。如金印大袍指一物，用金印必泥金方成功。
又《北史·李光傳》，說賜光金縷繡命服一襲。還是像捻金繡，不是織金。
就情形說來，織金法大致至遲在東漢已經使用。川蜀機織工人所作金薄，必和所做金銀扣漆器一樣，當時實在具有全國性，既可得極高利潤，自然會繼續生產。
到三國時，由於中原長年戰爭，影響到銷路，也必然影響到生產。這時生產技術雖保留，品質已退步，不如本來。至於用捻金刺繡和捻金法，技術上有可能是從西方傳來的。魚豢《魏略》即稱大秦能織金縷繡。至於在中國和泥金塗畫，三種加金同時用到，當在晉六朝之際。以北方用它多些。原因除奢侈享樂，還有宗教迷信，諂媚土木偶像（《洛陽伽藍記》提金銀著佛像極多）。不久南北同風，南方用於婦女衣裙，且特別顯著。隋代用泥金銀即極多。到唐代，貞觀時先還儉樸，及開元、天寶之際，社會風氣日變，一般器物多用金銀，或金銀裝飾，如漆器中的平脫鏡子、桌兒、馬鞍（姚汝能《安祿山事跡》還提到金銀杓甕笊籬）。加之外來技術交流，一般金細工都有長足發展，從現存實物可以明白。絲織物加金技術，也必然於此時得到提高。捻金織物於是同樣得到發展機會。不過從唐人詩詞描述中看來，用於女子歌衫舞裙中的，還不外兩種方法：一即銷金法的泥金銀繪畫或印花，一即捻金線縷金片的織繡。以泥金銀繪和捻金刺繡具普遍性，織金範圍還極窄。
「銀泥衫穩越娃裁」，「不見銀泥故衫時」，「羅衣隱約金泥畫」，「羅裙拂地縷黃金」，即多用於女人衣裙的形容，也間或用到男子身上。
《雞跖集》稱：
唐永壽中，敕賜岳牧金銀字袍。
又：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時，武後賜以紫袍龜帶，自製金字十二以旌其忠。
這可見男子特種衣袍上加金銀文字，從晉以來就是一種政治上權威象徵，不會隨便使用的。
又《唐書》稱：
禁中有金烏錦袍二，元宗幸溫泉，與貴妃衣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元宗賜安祿山衣物中，也有「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雞袍」。指的都是當時特種統治身份才能用這種加金絲織物衣服。
又《唐語林》稱，貴妃一人有繡工七百餘人。為了滿足當時楊家姐妹的窮奢極欲的享樂，衣裙中用金處必然極多。至於如何使用它，從敦煌唐代女子服裝可以見出當時花朵的佈置方法，主要多是散裝小簇，即宋時金人說的「散答花」。串枝連理則多用於衣緣、斜領和披肩、勒帛。花式大都和現存唐鏡花式相通（特別是男子官服中的本色花綾，如雁銜綬帶、鵲銜瑞草、鶴銜方勝、地黃交枝等等，反映到遺物和鏡文中，都極具體分明）。它的特徵是設計即或用折枝散裝花鳥，要求的還是圖案效果。做法則刺繡和銷金銀具比較普遍性，也有可能在彩色夾纈印花絲織物上，再加泥金銀繪的。
《新唐書·肅宗紀》：
禁珠玉寶鈿平脫、金泥刺繡。
正反映元宗時金泥刺繡必十分流行，經安史之亂後，才用法令加以禁止。但唐代特種絲織物，高級錦類，一般生產我們卻推想是不用織金，也不必用金的。韋端符記李衛公故物中有錦綾袍，陸龜蒙記所見雲鶴古錦裙，說的都是唐代講究珍貴彩色綾錦，文字敘述非常詳細，均沒有提起錦上用金。兩種織物照記載分析，都近於後來刻絲。
日本正倉院收藏唐代綾錦許多種，就只著明有四種唐代特種加金絲織物。惟用金到衣服上，且確有織金，和許多不同方法加金，開元天寶間《唐六典》已提到，用金計共有如下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縷金、捻金、戧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此為明楊慎所引，今六典無）。
唐人記閻立本畫，用泥銀打底，是和泥金一樣把金銀做成細粉敷上去的。若用於衣裙帳幔，大致不外是印花和畫花。捻金是縷金再纏在絲線上成線，也可織，也可繡。一般說來，繡的技術上處理比較容易，用處也比較多。織金通常卻用兩種方法：一則縷切金銀絲上機，是三國以來金薄法，唐、宋、明金法，明、清片金法；一作捻金線織，捻金法有可能從西域傳來。早可到三國時，由大秦來。晚則唐代由波斯通過西域高昌、龜茲諸地區兄弟民族，轉成中原織工技術。北宋末文獻記錄已有捻金青紅錦五六種。但直到明代，織金錦中用到捻金的，占織金類比例份量還是極少。清代方大用，是因細捻金線技術有了特別進步，才把這種捻金範圍擴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應數清華大學藏乾隆兩軸刻絲加金佛說法圖，逕幅大到一丈六尺以上。原藏熱河行宮，共十六幅，辛亥以後取回北京，存古物陳列所，日本投降後，不知為何被人偷出售於清華。還有一種細拉金絲織成的純金紗，明代已見於著錄，北大博物館曾藏一背心，似清代剪改舊料做成）。
唐代宗時禁令中稱：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大襉錦、竭鑿錦（即鑿六破錦，龜子紋發展而成的）、獨窠、連窠、文長四尺幅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及常行文字綾錦，及花紋中盤龍、對風、麒麟、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均宜禁斷。
禁斷諸綾錦名目，如瑞錦、大襉、麒麟等錦，有一部分還可從正倉院藏綾錦中發現。這些錦樣的設計，多出於唐初竇師綸。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說得極清楚：
竇師綸，敕兼官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
張彥遠見多識廣，筆下極有分寸，說的「章彩奇麗」，必然是在講究色彩的唐代，也非常華麗。這些錦樣真實情形，已不容易完全明白，但從正倉院藏琵琶錦袋（似織成錦），和時代雖晚至北宋，花式尚從唐代傳來的紫鸞鵲譜刻絲，內容我們還可彷彿得到一二。這種華麗色調，在宋錦中已有了變化發展，但反映於這片刻絲，還十分動人。一切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此外我們也還可以從同時流行反映於敦煌洞窟天井牆壁間彩畫團窠方勝諸錦紋，及銅鏡、金銀器上的花紋圖案，得到唐代絲織物花紋基本特徵。
因此我們明白，唐代絲織物工藝上的重要貢獻，還是以花紋色調組合為主，即部分加金，也是從增加裝飾效果出發，如正倉院藏加金錦，和元明以來之納石失、遍地金、庫金、克金，以捻金或片金為主要的絲織物，是截然不相同的。
絲織物加金有了進一步發展，大致是在唐末五代之際。絲織物花紋由圖案式的布列，發展為寫生折枝，也是這個時期。其時中原區域連年兵亂，已破敗不堪。前後割據於四川的孟昶，江南的李煜，吳越的錢俶，政治上還能穩定，聚斂積蓄日多，中原畫家和第一流技術工人，能逃亡的大致多向這些地方逃去。幾個封建統治者，都恰是花花公子出身，身邊又各有一群官僚文人附庸風雅，金銀一部分用於建築裝飾和日用器物，一部分自然都靡費於婦女彩飾衣裙中。這些地方又是絲織物生產地，織繡工和當時花鳥繪畫發生新的聯繫，大致也是在這個時期。惟關於這個時代的絲織物，除詩詞反映，實在遺物反不如唐代具體（僅近年熱河遼駙馬墓出一件捻金織雲鳳類大袍或被面）。詩詞中敘女子服飾用金極普遍。在瓷器上加金銀邊緣裝飾，也是這個時代，從吳越創始各種「金銀稜器」。
到宋統一諸國時，從西蜀吳越得來錦緞數百萬匹，除部分犒軍耗費，大部分是不動用的。北宋初年，宮廷儉樸和社會風俗淳厚，都極著名。舊有的還不大用，新生產也不會在這個時間特別發展。直到真宗時，社會風氣才有了變化。由於政治上的新中央集權制，一面是從諸國投降得來無數金銀寶貨，一面是從各州府財政收入統屬中央，且集中京師，就有了個可以奢侈浪費的物質基礎。其時正和佔據北方的契丹結盟議和，權臣王曾、丁謂輩，貢諛爭寵，企圖用宗教迷信結合政治，內騙人民，外哄契丹，因之宮中忽有天書出現，隨即勞役數十萬人民，修建玉清昭應宮，存放天書。把全國最好的工人，最精美的材料，都集中汴梁，來進行這種土木興建工程。並集天下有名畫師，用分隊比賽方法，日夜趕工作壁畫。一千多間房子的工程全部完成時，君臣還儼然慎重其事，把天書送到廟裡去，大大地犒賞了參加這個工程的官吏和工人一番，絲織物用金的風氣，也因之日有增加。
宋王栐著《燕翼詒謀錄》，記述這個用金風氣的發展，便認為實起於粉飾太平，上行下效，不僅士大夫家奢侈，市井間也以華美相勝。用金情形，則可從反覆禁令中充分反映出來。其實，當時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例如：汴梁城中二十餘酒樓，特別著名的樊樓，樓上待客用的大小金銀器具，就有二萬件。三兩個人吃喝，擱在桌面的銀器也過百兩。即小酒攤吃過路酒的，也必用銀碗。大中祥符八年詔令，提起衣服用金事，名目即有十八種之多。計有銷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
除部分是用於直接機織，其餘大都和刺繡、印畫、纏裹相關，即從用金方法上看，也可以想見這個中世紀統治階級，是在如何逐漸腐敗墮落，此後花石綱的轉運花石，壽山艮岳的修造，都是從這個風氣下發展而來的。
不過，現存宋錦或宋式錦，都很少見有加金的。說宋錦加金，且和一般習慣印象不相合。這有兩個原因作成：
一、照習慣，鑒賞家對於錦類知識，除從《輟耕錄》《格古要論》《博物要覽》諸書知道一些名目，居多只是把畫捲上引首錦特別精美的龜子紋、盤絛瑣子紋、八達暈等幾何紋式彩錦，就叫做宋錦。即名目也並不具體清楚明白。因此不聞宋錦有織金。
二、宋人重生色花，即寫生折枝，這些花也反映到錦的生產中，打破唐以來的習慣。這種生色花，而且部分加金，或全面用金。明代把這些花錦，斜紋織繆絲地的叫「錦」，平織光地的叫「緞」，福建漳州織薄錦叫「改機」（弘治間織工林宏發明），凡彩色平織，帶金的叫做「妝花緞」或「織金緞」，不作為錦。因此，即遇到這種宋錦或宋式錦，也大都忽略過了。其實宋錦和社會上的一般認識，是不大相合的。折枝寫生花部分加金和全面用金，在宋錦中是不少的。文獻中提起的近百種錦名，大部分還可從明錦中發現。
宋錦加金至少有兩種方法，我們已經知道。一即古代之金薄法，宋代稱為明金。《洛陽花木記》稱，牡丹中有「蹙金球」，以為色類「間金」而葉杪皺蹙，間有黃稜斷續於其間，因此得名。又記「蹙金樓子」，情形也相差不多。宋人歡喜把本色花鳥反映到各種工藝品上去，若反映於絲織物上時，自然即和建築中的彩繪勾金，及現在所見織金妝花緞用金情形大體相合。宋錦中是有這種格式的。加金有多少不同，在宋人通呼為「明金」。記載這種絲織物名目，花紋和用處較詳的，以《大金集禮》提起的比較多而具體。說的雖是南宋時女真人官服，我們卻因此明白許多問題。因為這種服制花式，大多是抄襲遼和宋代的。也有捻金錦，如明、清捻金或庫金。文獻上提起捻金錦的，多在南北宋之際。《大金吊伐錄》記靖康圍城時，宋政府和金禮物中即有金錦一百五十匹。周必大《親征錄》稱南宋使金禮物中，即有捻金絲織物二百匹。周煇《清波雜誌》卷六，載給北使禮物，也提起過青紅捻金錦二百匹。又周密記南宋初年高宗趙構到張浚家中時，張是當時有四萬頃田著名大地主，獻錦數百匹，其中也有捻金錦五十匹。可知這種捻金錦在當時實在是有代表性的高級絲織物。同時也說明這種金錦，至遲在北宋中葉已能生產，但始終不會太多。《大金集禮》又叫作「捻金番緞」，說明從金人眼目中它既不是中國織法，也不是金人所能織，顯然是西域金綺織工做的。又叫作捻金綺，和錦的區別或在它的織法上。關於這種織工，南宋初洪皓著《松漠紀聞》說得極詳細：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修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虯髯。帛有兜羅綿、毛罽、絨錦、注絲、熟綾、斜褐。又善結金線。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克絲，甚華麗。又善捻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惟以打換達靼。辛酉歲，金人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虯者，蓋與漢兒通而生者。
這個記載極其重要。我們知道，唐代工藝生產中若幹部門，是和印度、波斯、阿拉伯，或西域回鶻技工關係密切的。絲織物加金工藝，在唐代得到高度發展，由金薄進而為捻金，和這個盛於唐、到宋代入居秦川為熟戶的回鶻，必有聯繫。金人稱「捻金番緞」，也是這個原因。
金錦中明金和捻金花緞，說得比較具體的，是《大金集禮》提起金人服制中的種種。可知道明金還是用處多。時代稍後記錄中，元人費著作的《蜀錦譜》只提及一種，可推測得出紋樣的，即「簇四金雕錦」。如簇四和營造法式彩繪簇四金錠相通，金雕即盤絛，則這種錦必然是捻金，不是明金。因為這種錦正如同瑣子一樣，捻金可織，片金織不出。至於陶宗儀《輟耕錄》說的一種「七寶金龍」宋錦，卻有可能是片金兼捻金兩種織法，明織金中還保留這種錦類式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