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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錦矩紋錦的本源及其發展[18]

中國織錦,從比較可靠的文獻——《詩經》《左傳》《國語》等稱述,至少已有了約二千五六百年的歷史。古代所謂貝錦、重錦、純錦,雖為二千年來經、史學人時常稱引疏解,實物究竟應當是個什麼樣子,卻少有人具體提出。即或比較後來一些記敘,由於近半世紀的出土實物日益增多,把文獻和實物相互印證,工作上得到許多便利,有種種可能,過去學者通人如漢代鄭玄釋《三禮》,晉代郭璞注《爾雅》,唐代顏師古注《急就章》,及明、清以來如顧炎武、趙翼等,孤立引書、證書,即再博學多通,不易弄得清楚明白的問題,也可起始從文物互證得到許多新的認識、新的理解。例如對於《急就章》中涉及絲綢部分,前人以為屬於色澤形容的,新的發現已明白大部分實為花紋形象。但從整個情形說來,這部門生產成就及其在發展中如彼如此原因,問題還可以說是一片空白,不僅僅是漢代的知道的不夠多,即近五百年生產,也還是所知有限。既未在藝術史研究工作範圍之內,也不曾在國內幾個有條件大博物館,成為一個專題研究課目,佈置一點人力,來起始認真作些初步探索工作。因此文化史或藝術史涉及這部門藝術成就時,多缺少應有理解,只能空泛交代幾句不著邊際的說明,居多完全觸不著本題。一面涉及百十萬勞動人民,累代連續生產了大幾千年,還留下實物以十萬計的藝術品,我們對之還十分陌生;另一面是明、清以來,少數文人、畫家,在筆墨藝術風格上,略有突破,直到如今,還在藝術上佔用若干篇幅,作詳盡分析,而在藝術出版物上,也一再重印,還在國內作各種不同規模的展出。從這一點上,讓我們感覺到,若對於「民族優秀遺產」的「古為今用」要求落實時,發生困難是意中事。特別是關於絲織物這一部分在藝術上的偉大成就,所抱的輕視、忽視態度,是不大合理的,有負於古人的。因不揣鄙陋,試從常識出發,作些探索工作。拋磚引玉,實有待國內專家學人共同努力。

唐有「雙矩錦」「盤絛綾」,和其他花紋一樣,內容似還少人分析過。比較說來,這類絲綢花紋,實同源異流,同出於古代竹篾編織物,由之影響發展而成,且可代表較原始提花織物紋樣。時期早可以到三千年前的商代,晚也必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即已成熟。古人所謂「純錦」「重錦」,或陳留出的「美錦」,這種矩紋錦即或不佔主要地位,也必然有一定地位。

雙矩錦得名雖出於唐代,敦煌唐代壁畫服飾部門和邊沿彩繪部門,均少有反映。恰說明唐代裝飾藝術在絲綢上的要求,已將重點放在團窠圖案一類以寶相、牡丹、地黃、交枝小簇花為主的植物紋樣,和鴛鴦、鸞風和其他鳥鵲含綬穿花等動物圖案相互交錯處理上,較古式的矩紋圖案已不再佔重要位置。但是它的繼續生產還是事實。而且還在發展中,千年來依舊生產,且衍進變化成種種不同花式。在稍後的宋代及近三百年,在錦類生產中,還續有發展,做出百十個新花樣。

矩紋錦在唐代,似只在張萱《搗練圖》卷中一個骨牌凳墊子上繪出過。從比較得知它和青綠簟紋錦、金銀錠式錦均同屬一格。傳世實物雖不多,惟《營造法式》彩繪部門,卻還保留下好些種不同格式。明、清仿宋錦實物,以康熙有代表性,大致還可找出卅種不同樣子,可以證實它原來的式樣和衍變的過程。由此明白它在提花彩錦中出現,可能比龜子錦還早些。錦紋基本既從竹篾編織物而出,至少商代已可能有這種花紋產生,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卻逐漸成熟,發展成各種相似而不同的圖案。儘管到目下為止,還未發現過這種錦緞,另外一時必將從新的發現實物中得到證實。因為一切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又必然和其他事物有一定聯繫,且在不斷發展中的。我們無妨從「聯繫和發展」來作些初步探索:

一、商代白陶器上有相同連續矩紋圖案。

二、同時或早些青銅器上也有相同矩紋圖案(方鼎上反映特別具體)。

三、安陽出土一個白石雕刻人像,衣服上即使用這種矩紋圖案,而且反映得十分清楚明白。

特別重要便是白石刻人像上的花紋,雖間接卻具體。且不僅商代各物上存在種種相同花紋圖案,此後也還並未絕跡失蹤,還繼續反映到工藝品中,成為裝飾圖案一部門。

一、春秋戰國中原地區各處出土青銅車軸頭上還有這種連續矩紋,地子或作芝麻點,或作羽狀卷雲紋。時間比楚式鏡子上反映當略早些。

二、楚式青銅鏡子上,主要花紋圖案之一種,且形成種種不同變格式樣,地子或作整齊細緻羽狀卷雲,或作不規則螺旋雲紋。由於過去對於它的來源成因不明白,或稱「山」字鏡,或稱「T」字鏡,或稱「矩形」鏡,或稱「規矩」鏡,可極少注意到它和紡織物紋樣的關係。並且它既和「山」字可能有一定聯繫,也和禮制玉中的「蒲紋」不可分割。

三、戰國或秦漢之際大型空心磚邊沿有這種連續矩紋。從類似磚上使用紋已確知為絲綢中的綾紋,則磚上連續矩紋,更必然是一種織物花紋。

四、戰國玉璧上有這種連續矩紋,此外玉羽觴、玉具劍上之玉璏上,也使用過這種連續矩紋。這個一般可說是一種雲紋的變格,事實上卻更近於連續矩紋的縮小。(周代禮制玉說的蒲紋,如非指這類紋樣,即應當是另外一種青蒼玉大璧上所反映的一種直格紋和縱橫交錯的條紋。至於《三禮圖》所繪在璧上作小簇寫生蒲紋,則只是宋人以意為之,完全不符實際。因直到目下為止,出土周代大小玉璧千百件,還從無作《三禮圖》上那種寫生般蒲紋的。)

五、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彩繪俑,有些衣沿作這種連續矩紋。如結合史志上說的「衣作繡,錦為沿」的記載,則無疑這種花紋,事實上即當時一種錦紋。最具說服力也是這個俑上衣沿的反映,和商代那個白石刻人像花紋一樣,是直接出現於衣服上的。六、山西侯馬近年出土大量鑄銅用陶范,有幾個約四寸長人形陶范,有著矩紋短短花衣的,也有著條子式三角迴旋雲紋花衣的。這個材料且進一步為我們說明,既有全身矩紋圖案,又有間隔條子式花紋圖案,白陶早已發現過這種條子式作方折迴旋雲紋,彩陶則間隔條子也常有發現。白陶上矩紋且和人形泥范上衣著花紋完全一致。由此可知,當時生產這種花紋紡織物,至少已有幾種不同方式,幅面較窄只堪作衣沿或腰帶用的,或和目前還在西南苗族、西北回族用粗毛編織的帶子式材料技術相差不多,是屬於原始腰機地機,用手指憑操作習慣理經提花,而用一種木石璋式刀具或牛肋骨作工具,代筘壓線進行的。這雖是種原始提花機,而直到如今,卻還在邊遠地區繼續使用。十八世紀海南島黎族使用的工具全份,還陳列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運用這些工具進行織作方法,則在雲南石砦山出土銅器上,還有極典型形象保存,陳列於北京歷史博物館。這還是一千九百年前時留下來的。(至於西藏式織氆氌工具,卻已有了進一步改進。)同一時期也正是中原地區如陳留襄邑使用新式提花機織出「登高望四海」「長生無極」「韓仁」諸彩錦時!從這些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假定,即由商代到東周,這種矩紋彩色提花紡織物至少有兩種不同幅度:一種不過三五寸寬,楚俑所用衣邊,是不用剪裁照原來幅度綴上的。商白石人像和侯馬泥范人形所穿花衣材料,卻是照古代二尺幅筘立式提花機作成的。

矩紋錦在漢代已少見,同式花紋反映到其他裝飾圖案也少見。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由於生產發展,織機改進,這類近似幾何規矩圖案已不能滿足生活要求。因此漢代彩色花錦出土不下數十種,基本紋樣多是雲山中鳥獸奔馳為主題,打破了傳統束縛,自出新意。圖案來源不外從兩個方面:即反映現實主義的遊樂狩獵生活,反映於文字則產生《羽獵賦》《上林賦》等敘述,其次反映浪漫主義的對於神仙方士長生不死的迷信情形,反映於文字,則有如《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有關海上三山等敘述,及樂府詩關於博山爐形容。這兩種思想,影響到工藝裝飾圖案各部門,產生冠飾上的盾形金博山,和陶井欄青銅燈上的金博山形裝飾。產生五鹿充墓出土的錯金戈戟附件上的花紋,上作仙人駕鹿車在雲中馳逐,各種鳥獸駭躍騰驤於山雲間。產生朝鮮漢代古墓出土的同式錯金銀附件花紋,上作騎士射虎,及孔雀、鴻雁、麋鹿、野豕於山雲中奔走馳逐。影響到翠綠釉陶和栗黃釉陶鼎或尊蓋部博山,產生千百種各具巧思的金銅博山爐。反映於絲織物,則成各種大同而小異的錦紋,而以較著名的「韓仁」錦和「登高望四海」「新神靈廣」「明光」諸錦最有代表性。事實上這種錦紋也可以說是立體博山爐的平面化,圖案來源是共通的,都出於海上三神山的傳說。這種錦紋的成熟,如據上面文字分析,早或在秦始皇,晚亦不會到武帝以後,因為「登高望四海」必然和當時封建統治者大奴隸主妄想長生不死上泰山封禪有密切關係。錦上字體也具秦刻石風格。有些也可能早到戰國中晚期,因為花紋作式雲紋,正和戰國楚式銅鏡花紋及彩繪漆盾花紋有共通點。古代有關絲綢名目的「軻」和「綺」,可能和這個花紋有關。「長樂」「明光」則系秦漢宮殿名目。這種花紋錦緞,直到晉代還繼續生產。《鄴中記》所說「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及《南史》稱「仙人鳥獸雲氣異樣花紋」,和米芾所見晉永和時「仙人鳥獸雲氣織成錦」必然有密切聯繫。或簡直就是同一織物。到北朝晚期或唐代初期,錦類才有進一步變化,龜子紋錦或屬固有格式,連珠團花、對羊、對靈鷲、對天王狩獵、野豬頭等圖案,則有可能來自西域,或更遠一些地區。根據見多識廣的張彥遠記載,說竇師綸在成都做行台官時,出樣製作的瑞錦,游龍翔鳳諸花樣。既稱章彩奇麗,流行百年不廢,可知花紋圖案組織及和色方面成就,均必有過人處。從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實物及敦煌唐代彩繪壁畫種種壯麗絲織圖案還可窺見大略。韋端符《李衛公故物記》和《唐六典》羅列了部分綾錦名目,並特別對於一近似織成錦式刻絲衣袍花紋加以讚美。陸龜蒙《古錦裙記》則記述所見特種錦裙,雖說或陳、隋間物,其實以鳥銜花使用習慣而言,則大致成於唐初。

雙矩紋綾錦見於《唐六典》諸道貢賦,盤絛綾錦則著錄於較晚的大歷禁織綾錦紋樣詔令中,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諫織繚綾奏議」也提起過。唐代以來,大撮暈彩錦類,雖已達到和色極高藝術效果,惟在應用方面似以本色花綾和染纈比較廣泛。紅紫使用有一定限度,惟青碧色不受何等拘束。

彩錦類在歷史各階段中如玄宗開元初年和肅宗時,常因政治上原因,一再明令禁止。矩紋和盤絛在織法上比較簡單,且切合新流行於上中層社會坐具墊子類需要,從而得到發展是意中事。但從「諫織盤絛繚綾奏議」中,可見比一般本色花綾還是華美難織,貨幣價值也必然較高。直到宋代,社會生產有進一步發展後,錦緞花紋也因提花技術有了提高,更重要是絲綢生產數量的擴大和品種的加大,彼此競新立異,因此由比較簡單的龜貝錦發展而成的八答暈錦,由團窠錦發展而成的大寶照錦,由一般花紋比較疏朗的素地串枝牡丹錦發展而成的滿地金,或間金紅地藏根滿地花加金錦。燈籠式也由北宋成都起始織造金線蓮花燈籠錦而發展成各種各樣不同式樣。梭子杏仁式樗蒲綾,也由唐代遂州所織,到宋代發展而成許多相似不同花紋,有對鳳、游龍、聚寶盆、牡丹等等,就織法說則有羅、紗、緞,就材料說有織金,有間金,有裝花,有本色花等等。從簟紋發展而出的矩紋錦,這時節由於應用面的擴大,也得到進展,從《蜀錦譜》和後來些《博物要覽》所記宋代幾十種綾錦名目中試加分析,即可知至少有×種和簟紋有關。或由之發展而成。即明代普遍流行,清代又在南京、蘇州大量織成的萬字地大小折枝串枝花式,明人所謂「落花流水」錦,不下百種式樣,也無一不是由之發展而來。這類宋錦實物雖保存已不多,但《營造法式》彩繪部門若干種花式,基本上即是錦緞式樣,可以用來和現有明、清同式錦緞互證,給我們對於它有深一步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