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夏本紀》稱「禹行四載」，四種交通工具中有「山行乘」，註解恐難得詳盡。特別是這種古代交通工具本形及其以後發展，用以書注書方法，不免顧此失彼，讀者既得不到原來形象具體知識，更難得到在歷史發展中，這一奴隸社會殘餘轉入封建社會制以後種種知識。試從形象出發，結合史志記載，相互印證，看是不是可得到些新的常識。
金文中常見「輦」字，反映奴隸制社會，奴隸主虐待奴隸現實，用人當牲口使用四人拉車的情形。殷商發掘是否有遺物出土，不得而知。《史記》提「山行乘」，集注會注必有解釋，不是本人所能深究。唯就「山行」二字而言，可以推測得知，必是「抬舉」而不是「推挽」。（古有輿人之誦，得知周代還在使用，但是否即「輂」，個人為無知。）漢石刻千百種，似無形象可征。四十五六年前，記得曾展出個五代周文矩《大禹治水圖》，有不少人夫開山運石，是不是同時也有的形象，已難記憶。至於清代那個一丈多高大青玉雕的《大禹治水圖》，時間差距過遠，不可望發現有用證據。
直到近年，雲南昆明附近石砦山發現的大量青銅器群，在一個銅鼓邊緣裝飾圖像中，卻有個西南夷酋長出行圖，給了我們不少新啟發。這個酋長是穩穩當當半躺式坐在個四人肩扛的傢伙裡的。人人耳著大環，頭纏長巾，前後親信隨從，均腰圍虎皮，表現得十分明確具體。不僅證實了二千多年前古代「輂」的式樣和坐法，還同時證明了此後千餘年唐人樊綽著《蠻書》裡提起的南詔酋長隨身親信官必身披「波羅皮」的事實。因為《蠻書》就說「波羅即老虎」。這個圖像的出現，即可證明「山行乘」的制度，還可說明《蠻書》所稱南詔土官必腰圍虎皮，西漢以來就是這樣，延長千年還未大變。（並且因此明白明以來犀毗漆中「斑犀」又稱波羅漆的由來，技術實傳自雲南，首先或多用鞍韉，和趙璘《因話錄》記載，說犀毗出於南詔鞍韉敘述相同。）
漢石刻多成於東漢，且集中於山東或徐州一帶地區，交通發達，沒有「輂」的應用形象，事極自然。但為時稍後，就有發現，反映在《女史箴圖》卷中。文章出於西晉著名文人陸機（即《文賦》作者），文章辭約而意深，不愧為好文章，畫則歷來以為成於東晉顧愷之手筆。就畫言畫，產生有可能還較早一些些，因為內中「人莫不知修容」一段中，有個梳頭宮女，髮髻後曳一長髾，完全是漢代制度，和近年出土壁畫多相同，而地面席前擱置一漆奩，漢末似名叫「銀參帶嚴具」，見於曹操《上雜物疏》，在嚴可均輯《三國文》中，當時即作為貴重事物，所以繳還政府的。東晉則受法令禁止，已不使用。所以原作可能還早幾十年。出於陸機同時的畫家之手。這個卷子或是重摹，時代又較晚於顧好幾個世紀，疑出自隋人。因為：
一、題字和隋代字體極相近。末題顧姓名，當時似還無這個習慣。
二、奩具上柿蒂畫得不大對，顯明已不懂制度。這當另作商討。
更重要還是這個畫卷裡有個八人抬的似床非床，似榻非榻，上加紗罩帳子的一個坐具，內坐一人似乎還在從容讀書的樣子，晉代名稱應叫「八槓輿」或「平肩輿」。又還另有個磚刻形象，除上作罩棚，不是紗帳，其他大同小異。記得《晉書》或《南史》曾提作「平肩輿」，而侍從鼓吹必著「荷葉帽」，這個磚刻上即前有鼓吹，後有僕從，果然帽子多像個倒覆荷葉，可知流行時代，宜在公元二三世紀間。如不文圖互證，認識是難具體的。
到唐代，則發展成為「腰輿」或「步輦」。唐代名畫家閻立本、立德，具家學淵源，畫藝多於其父隋名畫家閻毗。傳世《列帝圖》即出其手，內中梁武帝也坐了個有腳的平榻狀東西，旁附雙槓，似由四人抬摃，和前者相似而不大同。特徵在用手提，齊腰而止，照史志稱呼，宜名「腰輿」。當時大致只限於宮廷中短距離使用，出行是不抵事的。
閻立本既承家學，唐初由虞世基等制定官服制度儀衛規則時，閻氏弟兄即參與繪圖。如用《列帝圖》和敦煌唐初貞觀時壁畫《維摩說法圖》下列帝王大臣聽經形象相比證，可知《列帝圖》所繪必有所本，非駕空而成。特別是關於「腰輿」的應用形象，必有一定真實性。因為凡事不孤立存在，這個「腰輿」實上有所承而下有所啟，同時又還可能有別的相同存在的。
傳世名畫還有《步輦圖》，繪李世民從容坐在「腰輿」上接見吐蕃使者形象。前有一著青綠執小笏贊禮官，腰繫「帛魚」，後即吐蕃使者，拱手而立。步輦前後有宮女四至八人，穿緊身小衣，波斯式金錦卷口褲（和洋服褲極近），軟底錦靿靴（即後人所謂小蠻靴），披長帛，腕著蛇形金釧，《拈花圖》似乎也有過（這種蛇形金釧似外來物，實物只明萬曆七妃子墓中曾出土過）。李世民著黃色常服，黑紗帕頭，相當文靜，須角雖上翹，卻與後來詩文形容虯髯可掛角弓（似應為如角弓）不大合，無背景，顯明近於剛從宮中出來，半道相遇而停下來接見的。似不符合應有排場。好像是時代較晚什麼人，把閻作《職貢圖》不一定是吐蕃使者中一人，配上隋煬帝一類人物「夜遊圖」湊合而成。因此是否成於閻之手筆實可疑。但這問題不是本文擬商討的。只就「步輦」而言，得知是用絲繩一端繫在槓上，一端掛在肩頭，手扶槓桿行進的，應用情形是相當明確的。唯宮女衣著上身似有點不三不四，在唐代為僅見，近於孤立存在，值得研究。
（史稱黃巢入長安時坐在肩輿上。將不外以上幾種式樣。個人認為參考前三式似乎妥當些。至於《列帝圖》《步輦圖》中所見，似近於宮廷中物，應用到黃巢入長安場面，實不大合適。目下陳列畫面則似參取最早一式，即石砦山式。但如參第三式或較接近真實。）
再晚些，即傳為晚唐畫家周昉在所做的《宮中圖》卷裡所見的一個方轎式形象，卻像是為封建帝王小公主一類帶遊戲性的東西，也可說是「鳳輦」的雛形，因為槓頭前端刻了個鳳頭（記得宋摹唐人繪《阿房宮圖》中一個遊船，也畫作鳳形）。
照史傳記載，這時已開始出現「擔子」，計分兩種用途：
一為在宮中朝見時，特賜年老大臣，作為一種特別恩寵待遇。正如清代「賜紫禁城騎馬」差不多；
一為出遠門代替了騎馬舊習慣，改用人力代馬。
兩種「擔子」究竟有什麼區別，我們卻近於無知。宮裡應用只有《宮中圖》小型鳳輦可得大略印象，上遠路則無圖像足征。直到五代人繪畫裡，還是只有《游騎圖》傳世（趙巖繪《游騎圖》）！
記得故宮八年前名畫展覽時，曾有一大幅金碧山水，原本即近於逸筆草草（金碧山水還無此一格），絹素又十分破碎，且尺幅極大而景物極細，故宮專家定為「唐」，卻照例並不說明什麼是唐，特徵何在。其實證明非唐，倒有二特徵值得注意：
其一，其中過橋、入廟，到處有不少成形的二人抬轎子出現；
其二，即畫中人物衣冠別緻，非唐非宋，多戴一種高筒尖帽，為任何圖像所少見，違反了凡事不孤立規律。
是否較後一時高麗畫？大有可能。不過對於字畫時代鑒定，有的是專家「權威」，我從來少發言權，只是從制度上提提而已，疑是五代十國濱海偏霸所屬作品，也還少證據。但肯定不會是唐代中原畫家手筆，則從大量出現轎子可知。
因為直到北宋，燕雲十六州割去後，馬匹顯然已相當缺乏，全靠川蜀，茶馬司錦坊織錦和茶葉等換取川西北山馬備軍用、官用。北宋官制定鞍鐙制度時，還分二十（十八？）來種，最高級為「金銀鬧裝鞍」，官價要二百多兩銀子才備辦，即最小的縣令，「鐵製銀銜鐙鞍具」，也還得十二兩銀子。史志還提到縣令許可用八到十二僕從，戴曲翅帕頭（一稱卷腳帕頭），還得知內中有個僕從，照例專扛一張有靠背可折合的交椅，把它套在頸子上上路的。留下兩個畫面可以作證：一個在《清明上河圖》中，在開封市人眾往來中，有那麼一位知縣和僕從出城；另一個在天籟閣藏宋人畫冊中，有幅題作《春遊晚歸圖》的，明明白白也是縣官「走馬上任」的情景，才獨自騎馬，而用上八到十二個隨從抬抬摃扛前後相隨，正和史志敘述相合。（無知收藏家或商人，隨意題個「春遊晚歸」，有知的「專家」，也即省事原樣展出，就只這個畫冊裡至少就有三幅名稱和內容不符合，還少有人提到！）
宋代官製品官出行必騎馬，但婦女出行，特別是清明掃墓，坐「小轎」已成習慣。《東京夢華錄》上就記載得極詳細，還說清明出城掃墓，歸來必在轎前插雪柳。《上河圖》就反映得清清楚楚。這像還只是統治階級中層使用的。開始還有更簡便些，切合山行的式樣，即傳世郭熙名畫《西湖柳艇》大軸畫幅裡所反映的當時西湖遊客所乘「四川滑竿」式的工具。傳世橫捲中還有個顏暉繪的《鍾馗出遊圖》也坐了那麼個東西，印於波士頓藏中國名畫中，或張大千輩偽作。（這個簡便式樣，直到我在雙溪鄉下默寫這個小文時，住處附近的區醫院，還經常可看到由較遠山村來診病的老人，由二親人抬摃而來。）
宮廷中，似乎也還依舊使用裝備較完美的轎子，最有代表性，最傳世蕭照所繪《中興楨應圖》卷中的反映，已開啟後來明、清兩代轎子基本式樣。
這就是《史記》所稱「山行乘」由奴隸社會延長到封建社會末期的歷史發展。也反映長期封建社會階級壓迫的一個方面。歷史本來是不斷發展前進的，但經常也會在某一方面、某一地區、某種事物中，不僅會保留些封建制度殘餘，甚至於還反映奴隸社會制度人不當人的殘餘。所以儘管商代以來，制車工藝，即已達到相當高水平，唐代因為國家養馬到了四十五萬匹，一般婦女出行也騎馬，而全國還設有驛站、官邸，因公出京上京的，都可照當時等級制度得有使用相應馬匹和住處權利。但是到了近六百年的明、清兩朝，反而做武將的，也有出門不會騎馬，只坐到四人或八人抬的「官轎」裡的事情！使明、清政權的貪污腐敗，極端無能，終於崩潰，被人革命打倒，這個當然不是主要的，但即就這一件小事說來，也可以明白「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趨勢、發展，是終於積累如此如彼的種種，促進了封建皇權的傾覆，在勢是無可避免的。
（附）籃輿、板輿
或問：「晉南北朝史志記載可能還有個什麼簡便的玩意你忘了，試想想看！」
當然忘掉的還不少，一個人即絕頂聰敏，無一本書，無一個實物圖，無一個形象圖，這麼過考，也怕難及格的。何況我這麼一個公認為笨拙的人。嚴格地要求，是肯定不過硬的，那就得包涵包涵了。
三四十年前讀《陶潛傳》裡，似曾提到過他上廬山應廬山高會時，由於山路高，年歲老，要子侄們用籃輿或板輿抬上山去。究竟應當是什麼樣子，似乎沒見過。但到北宋李公麟繪了個《廬山會圖》，記得卻像個四方平板小筐筐，是子侄挑上去的，離地不及二尺，倒也方便省事。此外還有個署名《靖節軼事》的小畫冊，筆道細如明代尤求，也署名李公麟，好像也有那麼兩人有一個扁擔各挑一頭的辦法，在行進中。稿似相當舊，但是那個籃輿似乎不會早於宋代，而且顯明不像是從實用物畫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