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唐代金銀錯的馬鐙復原圖。圖案組織在唐代應屬於「鵲含瑞草」一格，常反映於唐代一般工藝品的裝飾中。原物於一九三八年在南西伯利亞哈喀斯自治共和國境內發現，蘇聯專家葉甫鳩霍娃（吉謝列夫夫人）曾作文介紹於蘇聯《物質文化史研究所簡報》第二十三期一冊內。從馬鐙形式和圖案處理看來，是唐代的標準式樣，和我國西北各地發現的唐代文物，及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近年來在西北武威發現的平脫馬鞍、平脫飯碗，共同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唐代物質文化影響的廣泛性，以及和西域各地區民族的相互密切關係。當時這種出自人民的精美工藝品，不僅豐富了中國物質文化的內容，也提高了中國邊沿地區各個兄弟民族物質文化的享受，和許多重要發明一樣，更影響到世界各國文化的發展。唐代文化一部分，實吸收了西域文化，並印度、波斯文化，例如音樂就是一個好例。即婦女騎馬，也顯然是由於西北人民生活習慣影響中原。但是中原物質文化成就和生活習慣，卻有更多方面影響到西域。這從近五十年來高昌、樓蘭、交河城、武威、敦煌各地洞窟遺址和墳墓大量古文物的發現，及南疆石窟有純粹中原式樣的唐代建築彩繪可知。世界許多國家，如印度、埃及、土耳其都發現過大量唐代越州系青瓷，有的直接生產於浙江，有的又產於福建、廣東，更可知祖國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對世界所做的偉大貢獻，和自古以來東方諸文明古國的友誼長存。
會銀平脫工藝，在唐代本屬於國家官工業生產。照《唐六典》記載，國家官工業本源於漢少府監，到唐代更分門別類，組織龐大。少府監工人有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工人有一萬五千人，還僅指經常宮廷消費和賞賜官僚宗親物品生產而言。至於特別興造，如龍門石窟，即另外設官使監督，徵調人工常以十萬計！工人學習掌握業務技術，各有不同年限。好些種一二年可學成，鑲嵌刻鏤必四年才滿師。唐官工部分採用應差輪番制，從全國各處挑來的，多「技能工巧」，不得濫竽充數，到一定時期又可返籍就業，金銀平脫技術，也因此在長安以外得普遍流傳。在製作上，它的全盛時期，必在開元、天寶之際。姚汝能著《安祿山事跡》捲上，即載有金銀平脫器物許多種，例如——
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金銀平脫帳、金平脫五斗飯罌、銀平脫五斗陶飯魁、裝金平脫函、金平脫匣、銀平脫胡平床子、金平脫酒海、金平脫杓、金平脫大盞、金平脫大腦盤、金平脫裝具、金平脫合子、金平脫鐵麵碗。
照唐人筆記敘述，這些東西都是當時特別為安祿山而作的，和當時長安新造的房子一道，經玄宗囑咐過，「彼胡人眼孔大，不必惜費」而完成的。這些器物雖然已經不存在，我們從近年出土現藏歷史博物館幾面有代表性大鏡子，及肅宗時流傳日本，現在還保存得上好的幾面金銀平脫大花鳥鏡子、七絃琴和天雞壺及其他漆嵌螺甸樂器、傢俱等等實物，並近年長安一帶唐墓中出土平脫貼銀鏡子、西北發現馬鞍等物看來，還可知道它在工藝上所達到的高度藝術水平。「安史之亂」，中原重要生產和文化成就都遭受嚴重破壞。事平以後，肅宗即一再下令禁止，如《唐書·肅宗紀》，至德二年十二月戊午詔：
禁珠玉寶鈿平脫，金泥刺繡。
但從禁令中卻反映出，政府雖一時不會大量製造，各個地區還是能夠製造。到各地生產稍稍恢復，藩鎮軍閥勢力抬頭時，這部門工藝，也自然和音樂歌舞相似，在各個地區，特別是南方各州郡，都逐漸得到發展的機會。《唐書·文宗紀》，即位就停貢「雕鏤金筐，寶飾床榻」，可知還有這類器物繼續在生產，在進貢。《唐書·齊映傳》，貞元七年任職江西觀察使，希復相位，因刺史作六尺銀瓶，映乃作八尺銀瓶呈貢。王播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到唐末五代時，西蜀、南唐、吳越、荊楚、嶺南一些割據軍閥，除大量製造金銀器物、金銀稜瓷器和精美絲綢錦繡，作為彼此間結好的禮物外，西蜀統治者甚至於用七寶鑲嵌溺器。這種精美尿壺雖不可得見，王建墓中平脫寶函的製作制度，卻還留給我們一個印象。嶺南劉則用珍珠絡結馬鞍。天寶時，楊氏姐妹好騎馬，並競選俊秀黃門作導從，馬和馬具都特別精美。世傳《虢國夫人出行圖》中騎乘，和《唐人游騎圖》，及五代趙巖繪《游騎圖》《楊妃上馬圖稿》等，猶可見騎乘鞍具規模。至於一般乘騎用的金銀裝鞍鐙馬具的製作，本於上行下效的風氣，自然越來越普遍。這事情從稍後一時統一中國的北宋，把騎乘鞍具當成一種官品制度來加以限制處理，就可以明白。法令的限制，恰恰反映出濫用金銀裝鞍具，必在稍前一時唐末五代軍閥各自稱王作霸的時期。
又《唐六典·卷三》稱，襄州貢物有「漆隱起庫路真」，又有「烏漆碎石文漆器」。《文獻通考》則改稱「十盛花庫路真二具」，「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學人多不明白意思何在。史傳又有「襄州漆器天下倣傚」名「襄樣漆器」，值得倣傚必有原因。但是「庫路真」是什麼意義？卻難於索解。《南史·卷七十·侯景傳》，其部從勇力兼人的名「庫真部督」，庫真似和武勇相關。東鄰學人曾就「庫路真」一名辭作比較探討，推測有「狩獵人」含義，以為它或和金銀平脫螺甸作狩獵紋裝飾，及犀毗漆制鞍具有關。解釋似相當正確。因為鞍具在前橋上作狩獵紋裝飾，有武威出土唐代馬鞍可證！其實這種裝飾圖案，還源遠流長，有可能從西漢以來就已經使用，反映到工藝各部門，一直延續發展下來的。「隱起」屬於技術範圍，必和同時代的金銀帶銙「識文隱起」技術處理同式。照宋李誡《營造法式》「雕琢篇」說明，則為淺浮雕法，從明黃大成《髹飾錄》解釋，又近於淺「剔紅」作法。瓷器花紋中和臨汝青瓷的雕法相近。若這類材料值得引證，那「隱起」就正是通考說的「花庫路真」！可證剔紅法實出於唐代。至於「烏漆碎石文漆器」，顯明和「斑犀」相近。一般說「剔紅」和「犀毗」起於宋代的，由此卻為我們提出了一點新線索，證明《因話錄》一書中提起犀皮，系唐代以來馬鞍韉塗漆磨成花紋，並非完全無因。這種做法並且可以由唐代再上溯到更早一些時期。不過通考明說「五盛」「十盛」，一盛是否指一具還是一層？若從唐代實用器物注意，唯兩種東西相近：
一即魏晉以來墓中常見的分格陶器（這種陶器本系仿漆器而作，近江蘇已發現一實物，晉人稱九子方樏、十二子方樏或即指此物。即元、明之細點盒。清康熙改圓式，內多改成小瓷碟）。
一即由筒狀奩具衍進的蔗段式套盒，因此「五盛十盛庫路真」，如不是馬鞍，或許指的正是平脫漆作狩獵紋裝飾和犀毗漆作碎石紋的隔子食盒或分層套奩！
唐代襄州漆器，至今雖然還少實物出土，惟從敦煌壁畫供養人，和《張議潮出行圖》侍從行列手中捧的器物看來，還可明白一點規模。或如首飾巾箱，亦即魏武《上雜物疏》中所說的嚴具，或如捧盒、拜帖匣子，或如花式五撞七撞套奩（如上博元漆奩），胎榡則包括有絲綢、竹、木、革、紙。如系泥金銀彩繪，也必然和同時一般器物裝飾圖案相差不遠。如系斑犀漆，則和唐釉陶中的「絞釉」「暈釉」「三彩斑紋釉」，及絲綢中的各種染纈花紋發生聯繫。這也就是說，從同時期工藝生產花紋上注意，我們還有希望明白理解一些過去不易理解的問題。漆器值得全國倣傚，又必然還有發展，宋代器物中也還留下許多和犀毗漆接近的幾種瓷器花紋，例如臨汝青瓷，水和鎮紫褐地黃花，或鐵銹黃地黑花瓷，建陽窯「鱉甲」「玳瑁」「銀星」諸斑茶盞，可供參考。這些深色釉有花陶瓷，和當時的漆器及紡織物印染圖案，必然都有密切聯繫。正如同漆器中的「刷絲」一格，本源於宋代歙州「刷絲硯」而起，宋代刷絲漆已不易得，我們從歙硯譜幾十種刷絲硯材說明中，依然還可以明白《髹飾錄》中提起的「羅紋刷絲」「綺紋刷絲」種種不同刷絲漆的色澤和基本紋樣。故宮清初漆器還有此一格，有人亦以為犀皮，其實應為「刷絲」，多色的則應當叫作「綺紋刷絲」。
唐代的馬具裝飾紋樣和使用材料，既不會是孤立忽然產生，實上有所承，下還有發展，我們值得從中國車馬應用的歷史，看一看裝具上的歷史發展，對於新的文史研究，應當還有一點用處。
服牛乘馬，照史傳敘述，中國人在史前就已發明。不過從出土實物考查，馬具的裝備，最先是為駕車而作的。安陽出土甲骨文寧，關於馬具的名目，雖不怎麼多，但出土青銅馬具實物，卻相當完備。馬絡頭已用許多青銅圓泡密密固定在皮條上，馬頸項已懸有小小青銅串鈴。雖還未使用銜口銅嚼環，嘴邊排沫用青銅鑣飾，也有了各種不同式樣。控制輪軸的青銅軎、轄輨、䡅，控制馬匹行止的轡靷、游環，及人字形車軛，除調節馬車行走步驟節奏的鑾鈴素樸無華，大都印鑄有殷商時代流行的精美花紋。馬具且有鑲嵌孔雀綠石的。算算時間，至少已在三千一百年前！
又因科學考古的工作日益謹慎周密，比較材料也日益豐富，我們還得以逐漸明白了這些器物的位置和作用，可把它和《考工記》敘車制，古詩文中形容駕御車馬的「兩驂如舞」「六轡沃若」文字相互印證。自漢代以來，歷史學者從文字註疏中鑽研，始終難於索解的，出土實物已為我們提出豐富材料，幫助說明。
戰國時人批評統治者的奢侈時，常說用「珠玉飾狗馬」。其實這種風氣早從商代就已開始。根據安陽發掘報告，當時殉葬小狗，就有用精美青銅和美玉什件裝飾頭臉的。並且古代狗的品種，也有了比較具體知識。例如春秋時趙盾故事中所提起的「君之獒不如臣之獒」的短嘴大狗，和秦代李斯和他兒子出獵所牽的「細腰黃犬」，都已經從出土漢代明器中得到證實。從統計字數上考查，還可知道全舊漢墓葬狗形象，大部分屬於豎耳卷尾狗。可知這是漢代一種普通狗種。至於供狩獵用的細腰黃犬，惟輝縣漢墓發現過一群，此外即山東嘉樣刻石、洛陽空心磚上反映較多。
西周以來，隨同封建社會政治組織，車馬服章無不有一定制度。車飾什件用銅，木製輪、輿、轅、衡必塗漆繪朱，車蓋用帛，並各隨爵位等級大小高卑不同。雖然至今還少見完整成分實物發現，但考古所在河南濬縣（今浚縣）發掘得到的材料，和其他比較材料，已經可幫助我們證明這個時代車乘裝飾的特徵。西周青銅器中的大卷雲紋和魚鱗紋，就在車器上得到同樣反映。車上繪飾，也可從青銅器和漆陶雜器物紋飾，體會出一些基本規律。這階段社會分散成好幾百諸侯封地小單位，各自佔有一套工奴，一片封地，近於在自給自足情形中，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生產發展比較遲緩。從青銅器花紋的少變化和金屬貨幣的數量稀少，也同樣可以看出問題。
春秋戰國時期，在若干諸侯領域中，由於鐵的發現，生產工具有了基本改變，生產上有了進一步發展。生產品增多後，交換需要也增多了。周王朝政權日益衰弱，在諸侯競爭霸權掠奪資源大小兼併過程時，技術工人一再集中，社會享樂要求也增多了，對於交通和戰事所不可少的車馬具和兵器的改進，都顯明起著極大影響。諸侯會盟，就常在車馬、衣服、器仗上比賽。齊國新興商業都市臨淄，市民階級平時還以兩車相撞「擊轂」為樂。諸侯好馬，則「食上大夫之祿」。相馬有專書，制車有專工，「千金買馬骨」更成歷史有名故事。車馬具的種類和式樣，顯然都因之豐富和提高。在這時期古墓出土物中，除各式青制鑣及車軸外，還新發現了青銅馬嚼環和羊角形鏤刻彩繪的骨鑣，及種種形式不同花紋美麗的青制當顱，和其他車飾。如河南信陽墓中發現套在轡引上的薄銀管。更出現了青銅金銀加工的馬具。主要還是駕車馬身和車身的各種附件。詩史中提起的「約鑿衡」「金鋄鏤錫」，無一不有製作精美的實物出土，可以和文獻相互印證。戰車的裝備，也從出土實物和其他青銅器上刻鏤車子、陶俑車子，發現了好些不同式樣。至於這種加金鈿工技術上的發展，如聯繫其他器物裝飾圖案比較，以個人私見，有可能是由於長江流域的生產發展，由吳越金工促進的。因為銀子單獨的提煉，和南中國的豐富原料發現必有關係。兵器的製作，吳越工曾著名一時。近世出土特別精美的青銅鑲嵌金銀戈劍，就常有吳工造作文寧。又從圖案花紋分析，凡屬金銀加工車馬具，也顯明和南方的荊楚漆工藝活潑流利的裝飾紋樣比較接近，卻和同時在淮河以北黃渭流域及燕晉各地流行，用密集式半浮雕，或透雕蟠虯、蟠螭為主紋的青銅器裝飾有相當距離。金銀加工技術出於南方，這種說法雖還缺少具體證實，我們至少可以那麼提出，就是這種新興的鑲嵌藝術，正和同時新起的青銅鏡子一樣，技術上的提高，和花紋圖案的多樣化，南方吳越、荊楚金工有特別貢獻。它的圖案組織比較接近於當時的繪畫和刺繡，卻和傳統的青銅雕刻作風不大相同。（雖然一般青銅車馬具的花紋，基本上還是商周以來銅器紋樣！）
這種金銀加工青銅車馬器，近三十年來出土實物具代表性的，除過去洛陽金村發現一部分，及其他出土地不明白，現藏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的器物以外，應數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數年前在河南輝縣的發掘品特別重要。其中如轅首部分的龍頭，和其他管狀、片狀大小附件，用金銀線、片、點鑲嵌而成的渦雲龍風紋圖案，組織上融合秀美與壯麗而為一的藝術作風，充分表現出這部門工藝的高度成就。花紋奔放而自由，更反映在這個歷史階段上，造形藝術各部門，從傳統形式束縛求解放的精神。藝術中最先得到解放的是彩繪。彩繪漆和金銀錯工藝本屬於同一系列，因此反映得也格外明白清楚。
中國人騎馬始於晚周，最先從趙武靈王試用於對抵抗遊牧民族內侵的軍事上。但在中原和長城邊沿地帶，至今還未聞有戰國時騎乘用青銅馬鞍鐙發現。照《鹽鐵論》和《急就章》敘述，早期騎乘馬具，多用青銅和皮革做成，金銀裝高橋鞍和繡錦障泥掩汗，似到漢代中期才使用。金屬馬鐙的發明，也不可能早於加金鞍具。現存一個戰國晚期錯金銅鏡子，上面有個刺虎騎士形象，就像是有鞍鞁而無馬鐙。漢初古墓出土物中，也未聞有金屬馬鐙出土。鏡子上騎士雖有鞍韉，漢石刻中更有許多騎從，鞍韉形制分明，殉葬明器中又有種種銅、陶、玉、木、馬匹出土，去年長安並且出了一個三四寸大青銅騎士，不過除四川漢墓出土那一個殘陶馬鞍，我們對於漢代馬鞍實際知識還是不多。至於馬鐙有無，卻可從四方面推測得出，至晚在西漢中葉已經應用。一從洛陽出土一般大型空心花磚上騎士形象，其次是一般漢代釉陶奩壺狩獵圖案，其三是遼陽漢墓彩畫騎從，其四是四川漢墓方磚上浮雕騎從。這些騎士的馳驟形象，多兩腳向上挾舉，必足部有所踏蹬，才能夠做成這種姿勢。若從那面錯金鏡子注意，騎士雖系跪於馬背，表示十分緊張，障泥前那個環狀帶穗東西，比例上雖小了些，卻有可能就是最早踏鐙式樣。騎馬習慣雖從西域傳來，御馬附件卻為中原人民的發明。較早馬鐙或者只是一個皮圈套，屬於鞍韉一部分，正和鞍韉一樣，實用必重於裝飾。照漢代社會習慣，爵位品級稍高必坐車，只有隨從才騎馬，即用鞍鐙，也不會如何特別講究。
《鹽鐵論》說：
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韉而已。今富者耳銀鑷，黃金琅勒，罽繡掩汗。
馬鞍鐙具使用金銀加工，表現美術的要求，必然是漢代文景以後，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會出現。從政治上分析，到武帝劉徹時代，或者才會更進一步加以制度化。特別是花紋圖案的定型化。原因之一是由於封禪郊天，配合政治需要，特別重視儀仗排場，散騎侍從的鞍具，才可能有一定紋樣的金銀裝裹。原因之二是王公貴族遊獵，騎馬在藪澤中馳驟，追逐飛禽走獸，當成社會上層重要娛樂風氣時，實用以外還要好看，鞍鐙才會受特別重視。原因之三是在西北和其他區域軍事進行中，「樓煩將」和「越騎都尉」一類人的乘騎，也容許把鞍具做得更漂亮一些。工藝上各部門生產品質的提高，主要都是和社會生產發展相適應，同時又必然和社會背景有一定聯繫，鞍具的進步也不能例外。
《西京雜記》有關於精美鞍具的種種描寫，認為是武帝時創始，長安倣傚。這部書的時代雖可懷疑，提出的問題卻和大宛天馬南來，及社會生產發展情形一致。金銀裝鞍具，必木漆製作的「高橋鞍」才相宜，製作材料的改變，也必然由於這個時代的應用而起始。樂府詩起於西漢，盛行於東漢，就常有金銀鞍具的形容。而且越來越講究。《三輔決錄》記梁冀曾用一「鏤衢鞍」訛詐平陵富人公孫奮錢五千萬。如不是實物十分精美，是無從用它借口的。
漢代青銅工藝加工技術約計三種，即金銀錯、鎏金和細紋刻鏤。二、三兩種又常似同而不盡同。鎏金有素的，有加嵌雜寶石的，有加細雲紋刻鏤的。本來多系仿金器而作。一般青銅細紋刻鏤的可不一定鎏金。詩歌中提起的金銀鞍，加工部分雖僅樂浪漢墓一些鏤空銀片實物可證，我們卻可以推測，如不是用「金銀扣參帶」法，把帶式金銀片包裹在木漆制的高橋鞍上，就應當是用「金銀平脫」法，把鏤空金銀片鑲嵌在高橋鞍上。前一種還可能加有朱綠彩繪。後一種即川金銀片鏤花。漢代西蜀廣漢武都工官作的漆器，全國著名，特種鞍具生產，除長安少府工官，這些地區也可能有一定生產，因為同是產馬地區。如用金銅馬鐙，總不外前述三種青銅技術加工處理。至於鞍鐙的花紋，如和社會信仰聯繫，必作羽人云車種種形象，如陽高古城堡漢墓出土的金銀錯器表現。如和社會生活聯繫，必作騎士山中射獵，虎豹熊羆、鴻雁雀兔駭躍騰驤形象，如朝鮮大同江邊漢墓中發現的金銀錯器表現。又或者如一般釉陶博山爐花紋，把人間現實遊樂，和神仙不死願望，結合而成一體，加以藝術處理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裝飾風格，反映於各種器物上，在陶、漆、大型空心磚製作上，都可以見到遊獵的圖案，我們說同時期的鞍具使用這種花紋，和實際情形相差應當不會太遠。這種狩獵紋裝飾圖案的本來，還可說有可能實起源於鞍具。因為在鞍具上反映畋獵之樂，是比在其他器物上更合主題要求的。這種金銀加工鞍具，東漢末曹操父子遺文中均提起過。曹植有《進銀鞍表》，又有《瑪瑙勒》。又戰國以來，已經發現過在鐵製器物上作金銀加工藝術，到東漢還繼續，曹操《上雜物疏》曾提起過好幾十面金銀花紋鐵鏡，可以和近年出土錯金鐵鏡實物相互印證。東漢晚期鏡紐多加大，即近於由鐵鏡影響。有鐵鏡即可能有鐵皮馬鞍。如《隴上歌》詠陳安事，「鐵鍛鞍」必非自晉創始。金銀裝鞍具至今少出土實物，試推測原因，當由於東漢以來，一般殉葬日用器物雖還用實物，其他卻多用陶瓦明器，車乘則通用小模型。附屬騎從馬俑也極少見。
魏晉以來，統治階級除戰爭和狩獵用馬，一般代步多用牛車或步輦（即榻式肩輿）。牛車則如《顏氏家訓》所形容的式樣，名長簷車，出土物有不少反映，石刻也有。步輦也有三式，《女史箴圖》上一個具代表性。鞍具在應用上得到更進一步發展，逐漸成為社會上比較多數人使用，實在西晉末羌胡民族內侵期間。由於戰爭需要，鞍具改良，銅鐵質馬鐙大量出現，也必然是在這個期間中。羌胡騎馬民族的內侵，歷史進入五胡十六國階段，黃河流域生產和物質文化，大部分都遭受嚴重破壞。但由於實際需要，漆工藝還是得繼續保存下來。在歷史文獻上常提起兩部分器物，和金銀加工及漆工藝就關係密切，一是兵器甲仗，二是樂器，都有做得特別講究的。如「金銀裝鞍鐙轡勒」「金銀鎖子甲」「金銀鎧」和「明光漆鎧」「金銀畫飾矛稍駑弓」。
《世說》稱謝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