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草稿應屬於古代漆工藝史部分，舉例雖較簡略，還有代表性，提法也較新，可供漆工藝史或工藝史參考。
作者陳列說明，某一時期漆器或鑲嵌器也應分明它前後有什麼聯繫，從發展上說才有道理，孤立即無話可說。
——作者題於原稿封套
一、螺甸工藝的前期和進展
近年來，工藝美術品展覽會中，觀眾經常可見到一種螺蚌類鑲嵌工藝品，一般多使用雜色小螺蚌，利用其本來不同色彩，及不同種類拼逗黏合而成花鳥山水，有的從賞玩藝術出發，做成種種掛屏、插屏、盤盒，有的又從日用目的出發，專做煙灰碟和其他小玩具，或精工美麗，或實用價廉，在國內外展出，都相當引人注意，得到一定好評。我國海岸線特別長，氣候又溫和適中，螺蚌種類極多，就原料說來，幾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此由廣東到東北，沿海各都市工藝美術研究所，對於這一部門工藝生產，如何加以發展，是個值得注意研究的問題。特別是這種取之無盡的原料，如能較好地和沿海幾個都市同樣富裕的童婦勞動力好好結合起來，它的前途實無限美好。將在舊有的螺甸工藝中，別出蹊徑，自成一格，在賞玩藝術、實用藝術和玩具藝術生產中，都必然有廣闊天地可供迴旋。
在新的工藝品展覽中，在文物藝術博物館中，在人大禮堂各客室和其他公共花園及私人客廳裡，我們又經常可看到用薄薄蚌片鑲嵌成種種山水、花鳥、人物故事畫面的掛屏、插屏、條案、桌椅、衣櫃、書架及大小不同的瓶、盒、箱、匣，不論是傢俱用具還是陳設品，花紋圖案多形成一種帶虹彩的珍珠光澤，十分美麗悅目。總名叫「螺甸」器。做得特別精美的，上面還加有金銀，或和金銀綜合使用，則名叫「金銀嵌軟螺甸」。若系徑寸大切磨略粗蚌片鑲嵌面積較大花紋到箱櫃上的，名叫「硬螺甸」。這種蚌片或在玉石像翠雜鑲嵌佔有一部分位置，則稱「雜寶嵌」。前者多精細秀美，後者卻華麗堂皇，各有不同藝術成就。這些工藝品產生的年代，一般說來，較早可到唐代，已達高度藝術水平；最多的為明、清兩代，是全盛期也是衰落期。這個以蚌片為主的工藝品種，照文獻記載，雖成熟於唐代，其實源遠流長，屬於我國鑲嵌工藝最古老的一種。但是又和新近出現的嵌貝工藝，實同一類型，關係十分密切。因為同樣是利用海邊生物甲殼作為原料，來進行藝術加工，成為賞玩陳設美術品或日用品的。它不僅豐富美化了人民文化生活的內容，也代表我國工藝品一部門藝術成就，在世界美術博物館鑲嵌工藝陳列品中佔有一定地位，十分出色，引人注目。
螺甸原屬於鑲嵌工藝一部門，主要原料是蚌殼。一般多把蚌殼切磨成薄片、細絲，或切碎成大小不同顆粒，用種種不同技術，鑲嵌於銅木漆器物上，和漆工藝進展關係且格外密切。但應用和做法以及花紋圖案，卻又在不斷發展變化中，因此於歷史各個階段裡，各有不同成就。即同一時代，也常因材料不同，器物不同，藝術要求不同，做成各種不同藝術表現。例如同屬明代螺甸器，大型傢俱如床、榻、箱、櫃、椅、案，和案頭陳設插屏，及大小盤盒，就常常大不相同。有時甚至於把這些東西放在一處，即容易令人引起誤會，以為「螺甸」若指的是這一種，其他就不宜叫作螺甸。也有器物大小差別極大，加工技法藝術風格又極其相近的。前者或出於地方工藝特徵，例如山西、北京、蘇州、廣東生產就不一樣。即或採用的是同一主題畫，山西用大蚌片在木製衣箱櫃門上鑲嵌大折枝牡丹圖案，底子不論紅黑，一般多不推光，花樣也以華麗豪放見長。至於蘇式條案，這一叢牡丹花卻多做得瀟灑活潑，具迎陽含露清秀媚人姿態，漆面且鏡光明澈可以照人。至於用小說、戲文故事題材做的小件盤盒，藝術風格不同處就格外顯明。但也有由於個人藝術成就特別突出，影響到較多方面較長時期生產，令人一望而知這是某某流派的。例如明代蘇州藝術家江千里，一生專以做金銀嵌軟螺甸小件器物著名，小只寸大杯子，三寸徑小茶碟，大不過徑尺插屏盒子。並且特別歡喜作《西廂記》故事（有的人且說他一生只作《西廂記》故事），由於藝術精深，影響到明、清兩代南方螺甸製作風格，大如床榻、桌案，小如硯匣、首飾箱、杯盤，形成「江千里式」。和張成、楊茂做的剔紅漆器，楊塤做的描金倭漆，都同樣產生極大影響。除此以外，還有個時代因素，也影響到生產器物和藝術風格。比如唐代銅鏡背面和琵琶、阮鹹背面，都有螺甸做成的，以後即少見。清代到乾隆以後，玻璃鏡子和其他小幅插屏畫繡，都流行用廣作螺甸框子，因此京蘇也多倣傚。道光以後，臥室堂房傢俱流行紅木嵌螺甸，因此廣東、蘇州產生大量成分螺甸傢俱。從鑲嵌工藝應用範圍說來，我們還沒有發現歷史上另外尚有比螺甸工藝在應用上更廣泛的。
我們若想知道這部門工藝美術品種較詳悉，明代漆工藝專書《髹飾錄·坤集》內中曾記載下許多不同名目，反映得相當具體。明代權臣嚴嵩被抄家時，還留下個家產底冊，名叫《天水冰山錄》，也列舉了好些螺甸傢俱材料。若把這兩個文獻記載，結合故宮現有大量螺甸器，和其他大博物館收藏實物，以及被帝國主義者豪奪巧盜流失海外實物圖片加以綜合，有關這部門工藝美術知識，顯然即將豐富紮實許多。
螺甸工藝的起源和進展，與蚌器的應用分不開。由應用工具進而為藝術裝飾，又和玉石情形大體相同，都可說是「由來已久」。所以在鑲嵌工藝中，名稱雖不古，事實上出現卻較早於其他鑲嵌工藝。因為蚌器的應用，是在新石器時代，已成為某些地區某些部落當成利於刮削簡便合用輔助工具的。鋸類的出現，有兩個來源：在西北某些地區為細石片鑲嵌於骨柄上做成，中原或南方某些地區，最早便是用蚌殼做成。由於原料易得，因此在新石器時代，成為輔助生產工具。由於光澤柔美，且容易處理，因此在青銅時代，有機會和玉石同樣，轉化為鑲嵌裝飾工藝原料，施用於建築和其他器物方面。這自然只是一種「想當然爾」的說法，惟和事實相去必不太遠。
試從出土古文物注意，我們即得知殷商時，由於青銅工藝的進展，雕文刻鏤的工藝，也隨同工具的改變而得到長足進展，代替了延長數千年的彩繪藝術，而作出許多新成就。青銅器母範代表了當時刻鏤工藝的尖端。此外骨類的刻鏤成就，也比較突出。玉石用雙線游絲碾的做法，也是劃時代成就（且直到戰國，技術上猶並未超過）。為進一步追求藝術上的華美效果，利用各種不同原料的綜合鑲嵌藝術，因之應運而生，反映到工藝各部門，特別是幾個主要部門，成為奴隸社會上層文化美學意識的集中反映。較原始的情形，我們還無知。我們能接觸到的，還只是青銅文化成熟期，在青銅器上的鑲嵌工藝。主要加工材料是松綠石、美玉和骨蚌片。可能還有些其他混合油漆礦物粉末彩料。為什麼恰好選這幾種材料作鑲嵌原料？試加分析，即可知這也並非偶然事情。玉和骨蚌的性能，都是古代工人由於工具利用十分熟悉的材料，而松綠石卻是青銅原料一部分。這些材料有時綜合使用，有時單獨使用，全看需要而定。比如玉戈、玉矛、玉斧鉞、玉箭鏃，多是主要部分挑選青白美玉，卻用青銅作柄，柄部即常嵌松綠石顆粒拼成的花紋圖案。反映漫長石器時代已成過去，因而從石料中挑選出光澤瑩潤溫美難得的玉類，加以精工琢磨，作為象徵性兵器而出現。這種兵器一部分在當時也有可能還具實用價值，正如《逸周書·克殷篇》所敘述，武王當時得反戈群眾和西南八個兄弟民族共同努力打敗了紂王，紂王在鹿台自殺後，武王還用玄鉞、素鉞親自動手把這個大奴隸主的頭砍下懸旗示眾，表示天下歸於姬周。但一般只是象徵尊貴與權威，製作美麗重於實用卻十分顯明。還有一類，主要部分全用青銅，只器身和柄部花紋圖案用松綠石鑲嵌的。除上述的幾種兵器外，尚有一種弓形帶鈴器（可能是盾類裝飾），隨身佩帶小刀及車馬具，和部分禮器與樂器。就中又還有完全把玉石退縮到附屬地位，和松綠石蚌殼位置差不多的，例如有種大型青銅鉞，刃面闊徑將達一尺，中心部分有個二寸大圓孔，孔中即常鑲嵌一個大小相等小玉璧，璧中有一小孔，孔中又再嵌一鬆綠石珠，其他柄部、刃部有花紋處也滿嵌松綠石。這類兵器照文獻記載，是歷來為最高統治者或主兵權的手中掌握，象徵尊嚴和權威的（漢代將帥的黃鉞和後來的儀鍠，都由之而來）。蚌類和青銅器結合，也只是在這類斧鉞中發現過。最多是在另一方面，和漆木器物的結合。
從比較大量材料分析，商代青銅鑲嵌工藝，主要材料是用松綠石做成的（部分可能使用油漆混合其他礦物粉末彩料填嵌。因為兵器類有許多凹陷花紋，還留下些殘餘物質）。所得到的藝術效果，實相當華美鮮明。很多器物雖經過了三千多年，出土後還保存得十分完整。至於焊接藥料是和後來金工那樣，用明礬類加熱處理，還是用膠漆類冷處理，這些問題尚有待金工專家進一步作些探討。青銅斧鉞孔中也還有用揳入法鑲嵌可以活動的，從開孔內寬外窄可以知道。
從青銅器鑲嵌工藝看來，它是個重點工藝，卻不是唯一的孤立存在的事物。銅、陶、石刻容器的成形，或本於動植原形，如瓟尊兕觥；或本於竹木器，如簠簋籩豆。除容器外，當時竹木器應用到各方面也是必然事情。兵器必附柄，樂器得附架，禮器、食器勢宜下有承座而上有蓋覆。此外收藏衣物和起居坐臥用具，都得利用竹木皮革，由於青銅工具的出現，竹木器物工藝上更必然得到迅速進展，擴大了彩繪刻鏤加工的範圍。鑲嵌工藝使用到竹木器上，也必然隨同出現或加多。用青銅作為附件的用具也會產生。至於骨蚌類用於竹木器物上增加藝術上的美觀，自然就更不足為奇了。我們說骨蚌類使用於青銅器方面雖不多，一起始即和漆木器有較密切的聯繫，這種估計大致是不會太錯的。在來源不明的殷商殘餘遺物中，經常發現有大量方圓骨片，一面打磨得相當光滑，一面卻毛毛草草，且常附有些色料殘跡。另外有種骨貝情形也多相同。若非全部都是釘附於衣服或頭飾上遺物，有可能當時是膠合黏附於器物上的。而且它當時並非單獨使用，是和其他彩繪刻鏤綜合應用的。
安陽侯家莊大墓出土遺物中，還留下二十餘片高約尺餘、寬近二尺的殘餘彩繪花土，上面多用朱紅為主色，填繪龍紋、獸紋。圖案結構，龍紋和銅盤上情形相似，多盤成一圈，獸紋則和武官村墓大石磬虎紋極其相近（記得輝縣展覽時，也有這麼一片朱繪花紋，時代可能比安陽的早一二世紀）。在這類材料花紋間，就還留存些大徑寸餘的圓形泡漚狀東西，或用白石或用蚌片做成，上刻三分法迴旋雲文（即一般所謂巴文），中心鑽一小孔，和其他材料比較，且可推知小孔部分尚有鑲嵌，若不是一粒松綠石，便是其他彩料。因為一般骨笄上刻的鳥形眼孔，和青銅鉞上玉璧中和蚌泡中心，加嵌松綠石具一般性。
這種徑寸大泡漚狀圓形蚌飾，在古董店商代零散遺物中相當多，由於習慣上少文物價值，所以無人過問。既少文物經濟價值，也不可能作偽。究竟有什麼用處，還少專家學人注意過。考古工作者既未注意，一般談工藝美術的又不知具體材料何在。事物孤立存在，自然意義就不多。但一切事物不可能會孤立存在。試從商代青銅器、白陶器做的尊、罍、敦、簋、盤、斝、爵等略加注意，會發現幾乎在各種器物肩部，都有完全近似的浮漚狀裝飾，三分法雲紋雖有作四分的，基本上卻是一個式樣，才明白這個紋樣在商代器物上的共通性。這些蚌片存在也並非孤立。從形狀說最先有可能仿自紡輪，從應用說較早或具有實用意義，把帶式裝飾釘固到器物上，增加器物的堅固性。特別是在木器上使用時，先從實用出發，後來反映到銅陶上才成為主要裝飾之一部門。從銅陶上得知這類圓形蚌器曾用在圓形器物的一般情形，從朱繪花上又得知用在平面器物上情形，從青銅斧鉞上且知道還使用到兩面需要花紋的器物上情形。
儘管到目前為止，有權威性專家，還抱著十分謹慎的態度，不能肯定那份朱繪殘痕為當時彩繪漆器證明，且不樂意引用《韓非子·十過篇》中傳說的朱墨相雜的漆器使用於堯舜，對於商代有無漆器取保留態度。但事實上漆的應用，卻必然較早於商代，而成熟於新石器時代，由長時期應用而得到進展的。
在新石器時代或更早一些，人類和自然鬥爭，由於見蜘蛛結網得到啟發，學會了結網後，捕魚狩獵加以利用，生產方面顯然得到了一定進展。用草木纖維做成的網罟類，求堅固耐久，從長期經驗積累中，必然就會發現，凡是和動物血漿接觸，或經過某種草木液汁浸染過的，使用效能即可大增。這類偶然的發現，到有意識的使用，成為一定知識，也必經過一個時期。此外石器中由小小箭鏃到大型石斧，都必須纏縛在一種竹木附件上，使用時才能便利，求纏縛堅固，經久不朽，同樣要用血漿和草木液汁塗染。漆的發明和應用，顯然即由於這種實際需要而來。至於成為藝術品，還是第二步。這也正和我們蠶桑發明一樣，如《爾雅》敘述，古代曾經有個時期，為馴化這種蠕蟲，桑、柞、蕭、艾等不同草木均曾經利用過。後來野生蠶只有柞蠶，家養蠶以桑蠶為主，同樣是經過人民長時期共同努力的結果，不可能是某某一人忽然憑空發明。漆的發明過程也不例外。
所以我們覺得，在青銅文化高度發達的商代，還不會使用漆器，漆工藝還不能得到相應進展，是說不過去的。它的發明與應用只能早於青銅工藝成熟期，而不可能再晚。
商代這種圓泡狀蚌飾，大致有兩種不同式樣，一種作
式，一種作
式，形狀不同由於應用不同。前者多平嵌於方圓木漆器物上，或平板狀器物上，後者則嵌於青銅鉞上。現存故宮和其他博物館這類蚌器，在當時使用，大致不出這兩個方面。這是目前所知道的較早螺甸。
這個工藝在繼續發展中，從辛村衛墓遺物得知，圓泡狀蚌飾還在應用，另外且發現有嵌成長方形轉折龍紋的。又這時期當作實物使用的蚌鋸、蚌刀已較少，只間或還有三寸長蚌魚發現，和玉魚相似，或直或彎，眼部穿孔，尾部做成薄刃，有一小切口，還保留點工具形式，事實上只是佩戴飾物。玉魚到春秋戰國轉成龍璜，蚌魚便失了蹤。失蹤原因和其他材料應用有關，和生產進展有關。
文獻中材料涉及螺甸較重要而具體的，是《爾雅》「兵器」部門釋弓矢，說弓珥用玉珧為飾。考古實物似尚少發現。從其他現存殘餘文物中，也未見有近似材料可以附於弓珥的。事實上蚌類器材飾物在春秋戰國時已極少使用，主要原因是由於社會生產進展，工藝上應用材料也有了長足進展。金屬中的黃金，在商代雖已發現薄片，裹於小玉璧上，到這時，卻已把這類四五寸闊薄片，剪成龍鳳形象，捶成細緻花紋，使用於服飾上。又切鏤成種種不同花紋，鑲嵌於青銅器物上，較早還只在吳越特種兵器上出現，隨後則許多地方都加以應用，大型酒器也用到。人民又進一步掌握了煉銀技術，作成半瓢形酒器，或和黃金並用，產生金銀錯工藝。又學會發明了煉砂取汞的技術，因此發明了鎏金法。並能把金銀做成極細粉末，用作新的彩繪原料。雕玉方面則由於發現了高硬度的碾玉砂，不僅能切割、刻鏤硬度較高光澤極美的玉石，且能把水晶、瑪瑙等琢磨成隨心所欲的小件裝飾品。到戰國以來，由於商品交易擴大範圍，中原封建主為競奢斗富，不僅能用南海出的真珠[13]裝飾於門客的鞋上，並且還可以由人工燒造成各種彩色華美透明如玉的琉璃珠，作為頸串或鑲嵌到金銅帶鉤及其他日用器物上去。有的且結合種種新發現材料，綜合使用，做成一件小小工藝品，如信陽輝縣等地發現的精美帶鉤，見出當時嶄新的工藝水平。相形之下，蚌類器材在裝飾藝術中，可說已完成了歷史任務，失去了原有重要位置，由此失蹤就十分平常而自然了。
二、螺甸工藝的進展
螺甸工藝在美術中重新佔有一個位置，大致在晉南北朝之際，而成熟於唐代，盛行於唐代。特別是在傢俱上的使用，或在這段時期。直延續到晚清。
照文獻記載，則時代宜略早一些，或應在西漢武帝到成帝時，因為用雜玉石珠寶綜合處理，漢代詩文、史傳中均經常提起過。宮廷用具中如屏風、床榻、簾帷、香爐、燈台和其他許多東西，出行用具如車輦、馬鞍轡……無不有裝備得異常奢侈華美價值極高的。出土文物中，也發現過不少實物可以證明。例如故宮所藏高過一尺、半徑過一尺的鎏金大銅旋，器物本身足部和承盤三熊器足，就加嵌有紅綠寶石和水晶白料珠子等。其他洛陽各地出土器物，鑲嵌水晶、松綠石和珠玉的也不少。前幾年，江蘇且曾發現過一個建築上的黑漆大梁板，上嵌徑尺青玉璧，璧孔如嵌一徑寸金銅泡漚，上還可承商代斧鉞銜璧制度，聯繫近年洛陽西漢壁畫門上橫楣聯璧裝飾，可以對於《漢書》中常提過的漢代宮殿佈置「藍田璧明月珠」敘述，多有了一分理解，得到些嶄新形象知識，為歷來註疏所不及。漢代官工漆器物中，除金扣黃耳文杯畫案外，又還有剪鑿金銀薄片成鳥獸人物騎上舞樂，平嵌在漆器上的。金銀、珠玉、松綠石、紅寶石、水晶、瑪瑙，以及玳瑁，均有發現，惟蚌片實少見。主要原因不是原料難於技術加工，可能還是原料易得，不足為奇。
雜寶嵌工藝在晉南朝得到進展，大致有三個原因：
一、出於政治排場，晉《輿服志》《東宮舊事》《鄴中記》《南齊書·輿服志》，即有一系列關於這方面的記載。
二、出於宗教迷信，由《三國誌·陶謙傳》到《魏書·釋老志》《洛陽伽藍記》和王劭《舍利子感應記》，及南北史志傳中許多記載，都提到這一歷史階段，由於南北統治者愚昧無知，諂佞神佛，無限奢侈靡費情形，魏晉時托名漢人遺著幾個小說，和時代相去不多的《神仙傳》《拾遺記》，內容所載人物事跡雖荒唐無稽，美而不信，但記載中有關服食起居一部分東東西西，卻和漢代以來魏晉之際物質文化工藝水平有一定聯繫，不是完全子虛烏有，憑空想像得出。
三、為豪門貴族的競奢斗富的影響。如《世說·汰侈篇》及南北史志傳記載，和當時詩文、歌詠，無不敘述到這一時期情形。
西晉以來，工藝方面進展的重點似均在南方。如像綠色縹青瓷的成熟，綠沉漆的出現，紡織物則紫絲布、花、紅蕉布、竹子布，無不出於南方。北方除西北敦煌張駿墓的發掘，傳說曾出現過大量玉器，且有玉樂器、玉屏風等物出土，此外似只聞琉璃製作由胡商傳授，得到新的進展，大有把玉的地位取而代之之勢。夾紵漆因作大型佛像，也得到發展。其餘即無多消息。關於雕玉，南方更受原料來源斷絕影響，不僅無多進展，且不斷在破壞中。如金陵瓦棺寺天下聞名三絕之一的玉佛，後來即不免供作宮廷嬪妃釵鬟而被捶碎。加之由於神仙迷信流行，用玉搗成粉末服食可以長生的傳說，成為一時風氣，葛洪啟其端，陶弘景加以唱和，傳世玉器因此被毀的就必更多！（這也就是這一時期南北殉葬物中均少發現玉器另外一個原因。）當時琉璃已恢復生產，而且得到進一步發展，由珠子和小件璧環杯、碗而作成屏風，和能容百餘人的「行殿」，也可說即由於代替玉的需要而促成。當時豪族巨富如石崇，雖說聘綠珠作妾，用真珠到三斛。另一妾翾風，則能聽玉聲，辨玉色，定品質高下。但和王愷斗富爭闊時，提及的卻是紫絲布、珊瑚樹一類南方特產。且力趨新巧，以家用待客飲食器物，能夠全部是琉璃作成為得意（這種琉璃碗有時又稱雲母碗，專為服神仙藥而用。近年在河北省景縣封氏墓曾出土兩件）。
外來文化的影響，也起了一定作用。因為許多雜寶名目雖然已經常在漢代辭賦中使用，至於成為一般人所熟悉，還是從佛經譯文中反覆使用而來的，六朝辭賦中加以擴大，反映雖有虛有實，部分大致還是事實。例如常提到的兵器、鞍具、樂器和几案、屏風的各種精美鑲嵌，大致還近事實。使用材料且擴大到甲蟲類背甲、翅膀，日本收藏文物品中，就還留下個典型標本。蚌片鑲嵌，既有個工藝傳統，且光彩奪目，原料又取之不盡，且比較容易技術加工，和漆工藝結合，並可得到較好藝術效果，螺甸重新在工藝品中佔有一個位置，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
它產生、存在，而實物遺存可不多，大約有三個原因：
一、由於和日用漆木器結合，保存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