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出土文物古代工藝品中，使我們視野開闊，計五個部門，即金屬加工、陶瓷、漆器、絲綢和雕玉。特別是漆器上的彩繪，豐富了我許多知識，除明白它的工藝圖案藝術特徵外，還借此明白它和在發展中的社會歷史的密切關係。
北京榮寶齋新記，新近用彩色套印木刻法，試印行了十種漆器圖案，在美協會場隨同其他木刻畫展出。凡看過的人都同聲讚美，對於二千二三百年前楚漆工的優秀成就，感到驚奇愛好外，還對於現代木刻表現的高度藝術水平尊重和欽佩。這些漆器大部分是從「楚文物展」和「全國出土文物展」中的漆器選印的。數量雖然不算多，卻可以代表近年來中國古代漆器的新發現。特別重要是長沙楚墓出土的戰國漆器。把這類漆器的花紋，用現代彩色木刻套印，在國內還算是首一次，是惟有政權在人民手中的今天，政府和人民，才會同樣重視這種古代文化優秀遺產，把它來當作研究、學習和鑒賞對象的。
楚漆器的出土，最重要是三個地方，即安徽壽縣、湖南長沙和河南信陽。起始於一九三三年前後，安徽壽縣「李三孤堆」楚王墳的盜掘，除發現近千件青銅器外，還得到一片有彩繪雲紋的殘漆棺。這片殘棺是後來去作調查的李景聃先生，在附近一個農民人家豬圈邊偶然看到，知道是從墓中取出，才花了點點錢買回的。漆棺壯麗華美的花紋，讓我們首次對於戰國時代的漆畫，得到一種嶄新深刻的印象。上面裝飾圖案所表現的自由活潑的情感，是和戰國時代的社會文化發展情形完全一致的。但是注意它的人可並不多，因為一般學人還是只知道從帶銘文青銅器證文獻，一片孤立棺板引不起什麼興趣。
兩漢書常提起少府監所屬東園匠工官，當時專造「東園秘器」，供應宮廷需要及賜贈王公大臣死後殮身殉葬。共計事物約二十八種，中有「東園朱壽之器」，或「砂畫雲氣棺」，同指彩繪花紋漆棺。舊俄時代「科斯洛夫考察團」，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音烏拉漢代古墓中發現的彩繪雲氣紋殘棺，上面保存的雲中鴻雁花紋，是目下有代表性和說明性的重要遺物，沒有它，東園匠所造「朱壽之器」制度是不得明白的。因楚漆棺的出土，和科學院後來在河南輝縣發掘，得到一片作黼繡紋圖案的殘棺，我們才借此明白，漢代流行的喪葬制度，原來多是根據周代舊制加以發展的結果，並非憑空產生。即朱繪棺木，也並非從漢創始。輝縣棺上彩繪的花紋，更為我們提出黼繡紋一項重要參考材料，修正了漢代以來說的「兩弓相背」的註疏附會，得出了它的本來面目。
長沙楚墓漆器的發現，比壽縣器物出土稍晚一些，在抗日戰爭初期，因商承祚、陳夢家二先生的介紹，才引起部分學人的注意。舊中央博物館籌備處方面，才當買古董一樣收集了幾件漆杯案。但是對於它的歷史問題和比較知識，還是知道不多。出土有用材料多分散各地私人手中，由於保存不善，大都逐漸干毀。大批特別精美的器物，並且早被美帝國主義者的文化間諜，用種種狡詐無恥的方法，盜運出國。因此國內多數歷史學者和美術史專家，直到解放前後，還很少有人知道楚漆器的發現，在新的學術研究方面，具有何等新的意義。
解放以後，由於人民政府保護文物政策法令的實施，一方面把國內私人重要收藏，陸續購歸國有；另一方面又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在全國工業建設地區，經常配合一個文物工作組，清理出土墓葬遺址文物。材料日益增多後，戰國時期楚文化的面貌，就越加明確，自從前年楚文物在北京歷史博物館舉行展出後，許多人才認識到楚文化形象和色彩，實在豐富驚人。反映於文學作品中，曾產生愛國詩人屈原的詩歌，反映於工藝美術，還有當時楚國金工所鑄造的青銅鏡子，青銅加工兵器，木工作的大型彩繪雕花錯金棺板，弓工作的便於遠射魚、鳥的弓弩和矰繳，以及漆工所做的各種色彩華美、造形完整的漆器，特別具有代表性。文學和這些工藝品本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成就，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熱情充沛，而色彩鮮明」。其實我們應當說，愛國詩人屈原的文學作品的背景，計包括三種成分：一個是土地山河自然景物的愛好，另一個是社會政治在劇烈變化中人民苦難的現實，第三個是勞動人民在物質文化方面創造的輝煌成就。屈原文學作品的風格，是綜合了這一切的忠實反映。又漢文化受楚文化影響極深，文學上的關係，比較顯著，前人已經常有論述。至於工藝生產方面的影響，由於這些新的發現，才進一步給我們許多啟發。
楚漆器加工部分，大約可以分作四類：
一、多色彩繪，如漆盾和人物奩具。
二、朱墨單色繪，如羽觴和圓盤。
三、素漆針刻細花，如大小奩具。
四、浮雕罩漆，如大小劍匣。
楚漆器花紋特徵，從總的方面來說，是主題明確，用色單純，組織圖案活潑而富於變化。表現技術從不墨守成規，即或一個漆羽觴的耳部裝飾，也各有匠心獨運處。在器物整體中，又極善於利用迴旋紋飾，形成一種韻律節奏感。例如龍鳳雲紋漆盾和鳳紋羽觴，都得到同樣高度藝術成就。構圖設計，還似乎未臻完全成熟，卻充滿了一種生命活躍自由大膽的創造情感，處處在衝破商周以來造形藝術舊傳統的束縛，從其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新的發展。最顯明的是用三分法處理的圓式圖案，本出於殷商青銅和白陶器中的「巴紋」，當時在彩繪木雕上鑲嵌的圓泡狀的蚌片，也有同樣花紋。春秋戰國時新流行的「玉具劍」的柄端，也常使用這個圓式圖案：或錯金，或嵌松綠石，或嵌一片白玉，多用三分法加工。但是因為面積小，變化就不怎麼多。在楚漆器中，奩具和盤子類需要範圍極廣，每一個套奩里外，常用到五六種不同裝飾圖案，繪畫的表現又比雕刻鑲嵌簡便，因此這種圖案，竟達到豐富驚人的美術效果。經過漢代再加以發展，如在他處發現之三辟邪奩裡裝飾和三熊盤，設計妥帖周到處，在中國工藝圖案史的成就上，也應當佔有一個特別地位。
楚漆器的花紋，大部分是用龍鳳雲紋綜合組成，卻並不像銅器花紋的凝固。從個別優點而言，如漆豆的漆案，因為平面空間比較大，紅黑二色對照調子鮮明，即或只用幾道帶子式花紋作間隔裝飾，經常也作得特別美觀。羽觴造形不必受定型限制，材料處理伸縮性大，能把完整造形秀美花紋結合成為一體，更容易見出古代楚漆工的大膽和巧思。彩繪大漆盾同墓出土共四件，現存比較完全的計二件，雖大小形式相同，可是每一盾上的裝飾圖案，都表現出不同風格和性格，圖案的綜合變化，真是無比巧思。狩獵雲紋漆奩花紋，和戰國以來一般金銀錯器花紋，顯然一脈相通，也就為我們初步提供了許多物證，明白同式圖案的發展，長江流域荊、楚、吳、越工人實有大貢獻。這時期金銀錯和刺繡花紋，其實都是由漆器花紋發展而出。
這些東西值得我們重視，不僅因為它是「戰國漆器」，更重要還是「戰國時代裝飾藝術的作風」。種種花紋圖案當時無疑還曾反映到造形藝術各部門，特別是建築彩繪裝飾上，具有那個時代風格的特徵。
漢代漆器在材料應用和圖案設計兩個方面，都進一步有了新的成就。首先是特種漆器的製造，已成國家特種手工業生產一個重要部門，除政府所在地的長安、洛陽，少府監所屬工官東園匠，經常大量生產各種「乘輿髹器」，此外西蜀的廣漢和武都各地，也特別設立工官，監造各種精美漆器，並把成品分佈到國內各個地區去。這些金銀加工漆器，通名「金銀文畫扣器」或「參帶金銀扣器」，藝術價值既高，同時也是當時貨幣價值極高的特種工藝品。
這種金銀加工漆器，在器材應用上的新發展，是用麻布、絲絹作胎的夾紵器，多加上金銀及銅鎏金附件，通例是平面部分用柿蒂放射式圖案（多如水仙花式），腰沿部分則作三帶式，另加三小熊作腳。這麼一來，既增加了器物的堅固結實，同時又增加了華美。圖案沿用舊形式部分，也有了充實和變化，如圓式圖案利用三分法表現，因為需要範圍日益廣大，就創造了許許多多種好看新樣子。又從魏武《上雜物疏》和《東宮舊事》記載，結合漢墓出土陶漆器看來，得知漢代以來當時還盛行徑尺大小長方形「巾箱」「嚴具」「方盝」和收藏文具、藥物的筐匣，都需要用長方式和帶子式裝飾。圓筒形的奩具，邊沿也需要帶子式裝飾，因此更促進了這一式圖案的多樣化，打破了戰國以來龍鳳雲紋反覆連續的規律，並打破了圖案組成的習慣，代替以種種不同的新畫面。一個時代的藝術，內容必然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社會思想，漢代統治者重儒術，企圖利用孝道來鞏固政權，孝子傳故事就成了漆器中的主題畫。漢代現實生活喜騎射遊獵，狩獵圖反映到各種工藝品裝飾圖案中，漆器也有份。漢代宮廷方士巫覡最善於附會神仙傳說，影響政治文化各方面，到東漢夾書律廢除解禁後，這類信仰並且逐漸由宮廷流行到廣大民間。例如雲氣紋中的四神及其他雜鳥獸作主題的裝飾，一切工藝品上無不加以反映，彩繪漆更作成多種多樣的發展，雲氣紋中還常有羽人仙真夾雜其間。傳說中最普遍的西王母，在造形藝術青銅、磚石各部門都有表現，在漆器上無例外也佔了一個特別位置。由於造形藝術上的西王母形象普遍反映是在東漢，我們就有可能把幾個過去認為是六朝人偽托的漢代小說，產生時代提早一些，因為兩者都不會是孤立產生的。
漢代由於鐵冶生產發展，提高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加以文景兩朝數十年間，政治上對於人民壓迫比較緩和，知道節用惜物，在這個勞動人民生產物質積累基礎上，帝國大一統的局面，到武帝劉徹時代才逐漸完成。這時期國境四方的軍事活動，郊天封禪儀式的舉行，都不惜大規模使用人力物力，表示統治者政治上的大排場和成功的誇侈。更因神仙傳說的浸潤，長安宮廷園囿中，根據《史記》《漢書》《三輔黃圖》《漢舊儀》等記載，向上拔舉的土木建築，多已高達數十丈，神明台還相傳高達百丈，雲雨多出其下。每年祀太乙歲星時，還必用太祝率領三百名八歲大童男女，各穿錦繡衣裳，在台上歌舞娛神！為倣傚方士傳述的海上三神山景象，在長安挖掘了個昆明池，池中作成蓬萊、方丈、瀛洲三山，上面還放下各處送來的黃鵠白鹿、奇花異草，建築更極華麗無比。氣魄雄偉正是這個時代的特徵，這點特徵也反映到漆工藝的裝飾設計上。這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紋樣，多是山雲華藻起伏綿延中，有羽人仙真往來其間，鴻雁麋鹿，虎豹熊羆，青䴔白兔，野彘奔兕馳驟前後。圖案來源或從兩個矛盾部分綜合而成：一個是純粹社會現實享樂生活的寫照，另一個卻是對於神話傳說的嚮往。漢代宮廷文人司馬相如等，曾分別用富麗文辭來形容鋪敘的場面，在日用漆器上，常常結合成為一個畫面，而加以動人表現。
漢代金銀加工的特種漆器，文獻上如《漢書·貢禹傳》的《奏議》、《鹽鐵論》的《散不足篇》、《潛夫論》的《浮侈篇》，早都提起過，近三十年全國範圍內漢墓均有精美實物出土，已證明歷史文獻記載的完全正確。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出土有銘刻文字的漢代漆器，更得知當時生產分工已經極細，一件小小羽觴，由作胎榡到完成，計達七八種不同分工。繪畫向例由專工主持，這種畫工必須具體掌握生物形象的知識，能夠加以簡要而準確的表現，還必須打破一切定型的拘束，作自由適當的安排，不論畫的是什麼，總之，都要使它在一種韻律節奏中具有生動感。齊梁時人謝赫，談論畫中六法時，認為畫的成功作品因素之一，是「氣韻生動」。過去我們多以為這一條法則，僅適宜於作人物畫好壞的評判。如試從漢代一般造形藝術加以分析，才會明白，照古人說來，「氣韻生動」要求原本是整個的，貫穿於繪畫各部門——甚至於工藝裝飾各部門的。一幅大型壁畫的人物形象，可以用它來作鑒賞標準，一個純粹用靜物組成的工藝圖案，同樣也應當符合這種標準。最值得注意一點，即大多數工藝圖案，幾乎都能達到這個要求。漢代漆器圖案，「氣韻生動」四個字，正是最恰當的評語。
還有一個問題，也值得附帶一提，就是這種工藝圖案，還另外為我們保留了一點漢代社會史的材料。《三國誌·魏志》記載中國名醫華佗事跡，曾提起過他常教人古代導引養生之術，即所謂「熊經鳥申卻行返顧五禽之戲」。這種「五禽之戲」，極明顯是從西漢以來就曾經被海上方士當成延年益壽的秘密方技傳授的。以熊、鹿為主的五禽名目，史傳上雖有記載，形象活動，世人卻少知識。研究中國醫藥衛生史的人，也還少注意到。可是我們如果試從漢代漆器多留點心，就會發現，漆器圖案中的鳥獸名目行動，竟多和《華佗傳》中說起的「熊經鳥申」大致相合。這絕不會是一種偶然的巧合。熊、鹿活動形象變化之多，古代方士注意它的運動規律，用來當作鍛煉身體的模仿學習對象，正是十分自然的。
《華佗傳》所說的「五禽之戲」，也就是魚豢著《魏略》，記邯鄲淳初次會見三國名詩人曹植時，曹植解衣科頭，朗誦俳優小說數千言後，當面表演的「五椎鍛」。「五椎鍛」原屬於衛生運動技術一類，也就是古代的導引法，是「熊經鳥申返顧卻行五禽之戲」。傳習來處，當時或得於郤儉、左慈諸方士，還有可能和古代印度、波斯文化交流有些淵源。
我這點推測，可能是完全不對的，但是從這麼一個問題說來，也就可見從實物出發，對於中國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探討，還是一條新路，值得有人向前邁進一步。在全國範圍內，數量以十萬計（將來還會以百萬計）的出土文物，對於今後文史研究的影響，也是極明顯的。多數人如依舊照過去對於古文物情形，只把它當成古董看待，貨幣價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美術價值，保存文物的重要性將不容易明確。惟有能夠把它當成古代物質文化發展史的地下材料看待，才會覺得這裡有豐富的內容，值得我們用一種新的態度來發現，來研究，來理解！依個人淺薄私見，歷史科學能否成為一種科學，就決定於研究者方面，對於新的材料的認識態度而定。我們業已理解到，如孤立片面地從文獻學出發，貫穿史料，對於古代社會的面貌，文獻不足征處，將永遠成為空白；如相反，善於把這百十萬件分佈全國各個不同地區的地下文物，好好地和歷史文獻結合起來，從一個更全面、更紮實的認識基礎上，學習運用馬列主義，進行新的分析探討，就有可能，把許許多多的問題，逐漸明白清楚，文化史的空白處，也都可望逐漸充實填補起來。正猶如我們對於古代漆器一樣，本來只是從文獻上知道一些名目，並且由於宋、明以來《三禮圖》《三才圖會》等書中半出於猜想的圖畫，對漢以前事多附會曲解，所得印象更不可靠。通過了近二十年多數人的勞動，在一定時間中，把出土材料分析綜合，並聯繫其他出土材料作進一步比較，就可由「完全無知」進而為「具體明白」。並且由幾件乍一看來，平凡普通，破爛皺縮的漆器上的殘餘花紋，因此明白了從戰國到漢末，前後約六百年時間中的彩繪裝飾藝術的作風。而這種藝術作風，原來和社會各方面關係，又還如此密切！因此讓我們深深相信，必然還有許許多多歷史問題，出土文物可以幫助我們具體解決。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