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沉默
瞭解歷史是很重要的。如果不瞭解歷史，你就好像是昨天才出生的人；如果你是昨天才出生的，無論有權勢的人跟你說什麼，你都無從驗證它的真偽。
——霍華德·津恩
1937年，14個月大的傑夫·邁耶被帶到地方法官面前，法官判定他的監護權屬於國家，並隨即將他移交給一所國有孤兒院。從此以後他就同其他三五十個男孩子一起生活在「男孩倉庫」裡，直到四歲時才被人領養。他們當中有很多人被領養了以後又被退回來，然後再被領養。在這裡生活的那幾年中，邁耶一直不知道其他男孩子的姓名，他對我說：「我們是不允許相互說話的，這裡的管理人員總是用『嘿，你』或者更難聽的字眼稱呼我們。」
孤兒院的每一天都是以懲罰那些尿床的男孩開始的。管理人員把尿濕的床單蒙在尿了床的孩子的頭上，強迫他們在宿舍裡來回走動以示眾。其他男孩在一旁傻笑，他們後來也尿床，也被示眾。邁耶對我說：「當時我太小，還不會笑話別人，但我很害怕挨打。」他們吃的飯經常是餿的，當邁耶喝了爬滿象鼻蟲的粥嘔吐時，監管者們強迫他把嘔吐物再吃進去。懲罰的手段有鞭子抽，用牙刷刷地板，最可怕的是被關在樓梯下面的櫥櫃裡，被關進去的孩子沒吃沒喝，等放出來的時候滿身屎尿，污濁不堪。他們從不交談，邁耶說：「我們只是手拉著手。」
當有意領養孩子的人來到這裡時，這些孩子在樓外門廊前站成一排接受審查。邁耶被領走過八次，最後被來自新南威爾士州文特沃思維勒市的一個老婦人領養。邁耶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會來孤兒院，更不知道家裡還有什麼人。和其他領養人一樣，那個老太太什麼也不告訴他。在老太太給他辦理學校註冊手續時，邁耶才無意中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出生年月。可是學校裡的每個人都知道邁耶來自孤兒院，因為副校長讓他和另一個男孩站起來，對全班宣佈說：「他們倆是接受社會福利救助的孩子，因為他們的母親從來不愛他們。」
1954年5月10日是邁耶的18歲生日，這一天他逃跑了，再也沒有回去。除了身上穿的衣服、24英鎊18便士、一支網球拍子和一個板球拍以外，他孑然一身，沒有親友可投，既不知何處安身，更無工作可言。
邁耶在澳大利亞長大，這個國家在20世紀起碼有50萬兒童接受過公共機構的監護，在美國，有過這樣遭遇的孩子有三萬多，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官方發佈的數字是數萬人，沒有統計在內的人數更多。長久以來，這些孩子被人們忽視，只是在過去的20年中，媒體才報道了他們在家庭中遭受的虐待和虐待帶來的長久後遺症。在整個西方世界，那些在兒時曾被福利機構收容的人，生動逼真地敘述了他們類似的經歷：鞭笞、強迫勞動、性虐待，以及情感上的折磨。在一些領養家庭裡，有些孩子甚至不被允許與他人對視。
受到這樣虐待的後遺症在全世界是一樣的，當這些孩子達到一定年齡被趕出「家門」後，他們就成了自己國家的難民，不知道「理事會、圖書館、選舉」為何物，很多人死於毒品、酗酒等。也有些人在一些機構中工作，這些機構有海軍或他們自己家庭信奉的宗教社團。他們中只有少數人事業有成，絕大多數人都在苦苦掙扎。有數字表明，他們中的三分之一曾有過自殺企圖，很多人曾經無家可歸，四處流浪。他們當中患精神病和身體上受到傷害的人很多，這些「孤兒」大多數身材明顯矮小（營養不良的表現）。由於他們害怕去養老院，因此他們的後代就得照料他們。從孤兒院出來的人犯罪率很高，在澳大利亞最後被施行絞刑的三個人都是從孤兒院出來的。
如今，大多數人對於這些孩子的悲慘遭遇都有所瞭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領養機構就像是一個民主國家裡的獨立王國一樣，施行極權統治。在這裡，孩子們遭受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即便是他們離開了孤兒院之後，這些機構還經常控制他們與外界的接觸。在很多孤兒院，工作人員有權控制孩子與外界聯繫的所有渠道，包括收聽新聞，甚至連孩子家裡寄來的信件他們也要沒收。有些孩子甚至在這些機構裡接受所謂的教育，很多年都不准離開，但是他們不教孩子讀書寫字的技能，也不教基本的算術課。他們隨意更改孩子的姓名，甚至常常用代號稱呼孩子。有些孩子的父母還活著，他們卻偏偏跟孩子說父母已經死了；或者明明孩子的父母很想見他們，卻謊稱他們的父母再也不想見他們了。
儘管這些福利院已經關閉幾十年了，但與被收養人相關的重要信息仍然對外封存。對於這些孩子來說，他們就好像是被人從一面鏡子裡推出來似的，不知道自己來自何處。幾十年過去了，他們始終找不到回去的路徑。
那麼，什麼東西得以保留下來了呢？當然是檔案記錄。從本質上講，記錄是個人信息的主要來源。這也許是老生常談，但是只有某樣東西遺失時，你才感覺到它的重要。當出生證明、學生檔案、家庭成員姓名等瑣碎信息觸手可及的時候，人們並不把它們當回事，但這些材料一旦丟失，人們才惶然感到這些文件的重要。這些普通記錄，記載著人生歷程，不僅僅對政府、公司和檔案管理員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普通人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孤兒院長大的孩子大都沒有歸屬感，對此人們往往難以理解，因為大多數人都在信息網絡中生活。他們知道自己出生在何處，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相愛，更知道一個成年人怎樣刷牙。他們屬於相互關聯的群體，這個群體也許是家庭，也許是左鄰右舍，也許是某種宗教，而且他們的經歷不斷強化已知的信息。這些瑣事與線索交織在一起形成的信息，其數目之浩繁，意義之重大，難以估量，人們在其中不但能追尋到歷史，還能找到自我。我們絕大多數人很難想像有人會不知道這些有關自身的信息。然而，對於那些在20世紀於孤兒院中長大的孩子來說，這些信息在他們的生活中蕩然無存。
有一位孤兒出身的人跟我說，那些在福利院長大的孩子同其他公民一樣，也想知道有關自己和家庭的信息，或他們監護人的信息，因為這些信息能帶給他們能量。但是想得到這些信息，簡直困難重重，在澳大利亞，這些檔案記錄散落在各州，由政府檔案機構和收容這些孩子的宗教機構管理。一項請求，要得到政府部門的回復，往往要花上幾年的時間。很多記錄已經被毀，沒有人清楚哪些記錄已經遺失，哪些記錄從一開始就沒有保存。很多文件沒有註明日期，或凌亂不堪，或有失精準。文件查詢或傳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連一個中央組織機構也沒有，大多數人需要具備職業檔案管理人員的專業技術方可查找並看懂相關文件。一般來講，那些孤兒出身的人對於政府官員極不信任，對他們來說，進入公共檔案室那樣的機構就夠讓人膽怯的了，更何況很多人必須回到曾虐待過他們的機構裡去辦事。有時人們過分強調隱私法，因此有許多離開福利院的人儘管費盡周折拿到了相關文件，但卻不是文件原本，他們失散的兄弟姐妹的姓名都是經過改動的。有一個曾被福利院收養的人收到了一張他小時候聚會的照片，可照片上除了他本人以外，其他人的臉部都被塗白了。
在美國，有48個州的公民不僅自動擁有獲取自己原始出生證明的權利，並且受隱私法的保護，其他任何人都無法看到這些出生證明。然而，這個法律對於被領養的孩子來說並不適用。在辦理領養手續時，這些孩子的出生記錄就被封存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證明，印有養父母的姓名。在許多州，除非生身父母明確表示同意被領養的孩子日後可以同他們聯繫，否則的話那些曾被領養的人只有交納了數百美元並經法院允許，方能查看自己的檔案記錄。即便如此，成年的被領養者要查看自己檔案記錄的請求也有可能被拒絕，即使他們被允許查看那些文件，各州允許他們查看的文件內容也不一樣。
在得克薩斯州和南卡羅來納州，法律要求被領養者在得知了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誰之後必須去進行心理咨詢，因為他們有可能出現情緒異常。康涅狄格州處理那些有助於被領養人找到生身父母信息的做法是：如果有第三方（如最初安置被領養人的機構）認為有些信息可能會對被領養人或生身父母造成傷害，那公佈這些信息就被視作違法行為。在許多州，生身父母有可能阻撓公開相關記錄。2008年在明尼蘇達州，有1200名被領養者不能看到自己的出生信息，因為他們的生身父母在法庭宣誓陳述書中沒有給予授權。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發生了變革，人民獲得了公民權，禁止歧視婦女和有色人種的法律得到通過。在所有這些變革之後，被領養者才有權直接查看自己最基本的個人信息。
當然，當人們可以查詢信息時，那些丟失的生活信息，哪怕是最平常不過的細節也會使人痛苦萬分。有一名積極幫助棄嬰的社會活動家對我說：「在看自己的檔案材料之前，有人怕受刺激，往往先喝個爛醉。」在一份政府報告中說，有一位婦女在家裡獨自打開了自己的檔案文件，結果一個星期以後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還有很多人把文件存起來，壓根兒就不看。
愛維·格徹爾在2004年到州政府機構去查詢自己的個人信息。在她還是個小姑娘時，她被社會福利機構的人從家裡帶走，送進了帕拉馬塔女子培訓學校，一住就是很多年。這其實是一所關押罪犯的老監獄，那時手銬腳鐐還掛在牆上。在帕拉馬塔期間，格徹爾的「名字」是「55號」，她在71歲時才認為能夠尋找有關自己生活的記錄材料了。她的父親早已去世，但是她找到了父親寫給她的信件卷宗，她以前根本都不知道還有這些信件。父親在一封信中寫道：
愛維，我的小朋友，看在基督的分上給我回信吧！告訴我你在哪裡，我來接你回家。我們很想念你，我們愛你。我們在巴思赫斯特山老凱利家附近有一所不錯的房子，你可要記住這個地方。我已經有了份工作，我能幫你。快告訴我你在哪兒啊。
再來說說傑夫·邁耶。我是在2012年見到他的，當時他穿著費爾島圖案的毛衣，頭髮梳理得光滑整齊，看上去與普通的76歲高齡的爺爺沒什麼兩樣。他溫文爾雅、好開玩笑，稱我為「姐們兒」。他說他逃到悉尼不久後，「腦子裡就產生了尋找家人的念頭」。他覺得最應該去的地方可能是兒童福利部。等到了福利部辦公室之後，他對一個年輕的官員說：「我是個福利院的收養兒，我想問問我的父母是否還健在。」那個年輕人聽了以後就走進另一個房間，五分鐘後回來對邁耶說：「我想你可能還有個妹妹。」說完又走了，可能想繼續給他查查。這時候，一個年齡大一些的人出來對他說：「我想你最好離開這裡。」邁耶以為自己聽錯了，可是那個人又重複說了一遍：「你最好離開這裡。」「我不走！」邁耶說。於是他們就吵了起來，那個人急著要把邁耶趕走，也不解釋原因，邁耶拒絕離開，結果那個人朝他吼道：「滾出去！要不我他媽的叫警察了！」邁耶害怕被送回他的養母那兒，只好走了。
後來邁耶有了工作，成了家，有了四個孩子。很多年過去了，他現在已經有11個孫輩了，但是他跟誰也沒說過自己曾是個福利院的收養兒，每當他的孩子問起他的童年，他總是轉換話題。但是當他退休的時候，他開始到州檔案館去詢問，看看能有什麼發現，即便是到了那個時候，他也沒告訴妻子他的過去，他解釋說：「我感覺那是非常非常隱秘的個人私事。」最後，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證明，也知道了母親名叫梅賽·艾琳·邁耶，是悉尼人，父親名叫利奧·約瑟夫·邁耶，是個美國水手。他沒有找到被送到福利院的原因，也沒有找到父母同他聯繫的記錄。不同的部門告訴他的事情都不一樣。有些官員對他很和藹，有些官員卻對他冷淡敷衍。有人說他的檔案丟失於洪水，也有人說他的檔案毀於大火。在檔案館他不得不再三說明，從法律上講他有權得到他的檔案副本，但是費了幾個月的周折，當他終於收到副本時，卻發現副本中比他當初看的原件缺了幾份文件。
當邁耶68歲時，他從報紙上看到了一則啟事，尋找曾由國家領養的人，他立刻給報社寫了回信。讓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以後，設立在悉尼的澳大利亞被領養人互助網竟然邀請他來總部商談。互助網發起人利奧尼·希迪女士接待了他。「她先開口跟我交談，我也跟她交談。我說得越多，她從我的談話中得到的東西就越多，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交談過。」那天，在離開總部時，邁耶說：「我感覺如同超人在空中飛行，好像耶穌基督在水上行走。」那次對話重新規劃了他的人生，他對我說：「一開始我以為這一切都因我而發生，以為這事只發生在我一個人的身上，而事實上，這事處處都有。」他回家以後把談話內容告訴了妻子，妻子聽後問他：「在以前，你的生活到底都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他把一切對她和盤托出了。
邁耶一邊喝著茶，一邊把他找到的檔案材料給我看。第一份材料是他上中學的證明，還有一些其他關於他的教育以及養父母的材料，但是他只找到了一份有關他10歲以前的材料。他花了很長時間搜尋他10歲以前的記錄，因為那是證據，沒有那些證據，他就永遠不知道他最初十年的生活了，另外，他還想用這些材料起訴政府，以期得到賠償。
邁耶找到這些檔案的希望很渺茫。就全世界而言，用來保存記錄和檔案的經費都在削減，當然，經費越少，遺失現有檔案記錄的危險就越大。
2012年，有一名巡視官曝光了當地政府所犯的幾百件違反檔案管理法的行徑。他發現僅僅一個部門保存的有關收養兒童家庭的檔案，排列起來就長達80公里，而這些檔案絕大多數都沒有目錄。有些檔案放在潮濕滴水、老鼠橫行的地下室裡，有些檔案被打上了「待銷毀」的字樣，這些字樣都是未經法律許可的。
在大多數西方英語國家，由於有信息自由法案的存在，像傑夫·邁耶這樣的人或許能夠尋查到他們的檔案，但這個法案不適用於那些沒有編入索引目錄的檔案。那些曾被領養的人懷疑政府有意封鎖檔案是為了避免被人起訴。或許是吧，然而政府部門的冷漠態度也同樣讓人懷疑。
我上一次見到邁耶時，他告訴我通過Ancestry.com找到了他父親的一個遠房表親，現住在美國。這位表親跟他說他父親早已回到美國，並且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去世了，後來邁耶的母親同另一個男人也乘船去了美國，輪船曾在加利福尼亞停泊過，以後就不知去向了。
邁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想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妹妹，但始終沒找到線索。現在他認為那個檔案館的年輕管理員把他的名字拼錯了。邁耶告訴我，他的心臟病發作過三次，可每次都活了過來，每次甦醒後，他最想說的一句話就是：新的一天又開始啦！邁耶說他最想知道的是他到底是被家裡人主動送出去的，還是被人強行抱走的。如果是家裡人主動把他送走的，他認為這個人可能是他的親戚，或許是他母親的姐妹，這個人可能也有孩子，或許邁耶自己還有更多的家人。然而他說：「我已經76歲了，還能尋找多少年呢？」
專制政權依靠剝奪人民個人的基本信息而勢強力大。當歐洲的奴隸主把非洲人從家鄉拐走時，也幾乎毀掉了他們的歷史。這種極度的泯滅人性的行為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在販賣奴隸的制度下，這些被拐賣的人不被當人看待。從20世紀的早期到中葉，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很多土著人家的孩子被人擄走，然後被殖民者或社會機構收養。這不但是拐賣人口的行為，還是滅絕文化的惡行。
還有些政權也蓄意破壞歷史信息和家族信息。在1924年，新的政黨奪取了蒙古政權後，把延續了幾代人的家譜都給毀掉了，並且取消了原住民的姓氏。在70多年中，當地蒙古人互相稱呼只用名字，不帶姓氏。在1998年，蒙古政府頒布法令，公民必須重新啟用並註冊家族的姓氏和父親的名字，但是很多人在那個時候已經記不得他們家族的姓氏了。
東歐也恢復了對家族歷史的關注。有些研究人員認為，這是20世紀90年代政權被推翻後所留存下的空缺引發的一種反應。有一位研究人員說：「他們渴望同自己的家族重新建立聯繫，渴望追根尋源。」
當然，家庭裡的成年人負責探尋並管理家族信息，但是他們如何同家族樹中最小的分支分享這些信息就屬於家庭私事了。當然，有時成年人對孩子隱瞞家族信息的方式是很極端的，有時隱瞞家族信息的並不是政府，而是家長。
「誰的家族歷史裡有過囚犯？」教我們初二的老師問班上的同學，學生們一個接一個地舉起了手，聲明自己有令人敬畏的囚犯祖先，但是我卻靜靜地坐在那裡，對這些同學生起氣來。我沒有吸取七歲那年的教訓（詢問父親有關祖先的問題），問他在我們家族裡有沒有過囚犯，我推斷從來沒人跟我說過沒有是因為沒人提起過這個話題，因此，只要問一問也許就會有答案了，可是我錯了。當時十幾歲的孩子都認為如果有囚犯血統，那是很酷的事，父親卻對此無動於衷，根本沒有理會我的問題。
有趣的是過了幾十年後，我聽說把我父親養大的那個女人——我父親的外祖母——就是囚犯的女兒。我是在請當地的一位歷史學家幫我探詢家族出身的時候發現這個秘密的。在極短的時間內，她就幫我找到了有關我的高祖爺爺——邁克爾·迪根的文件，而我以前對他竟一無所知。檔案館囚犯登記簿上有他在1842年被送到范迪門地阿瑟港的記錄。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竟然中了當時澳大利亞家譜領域的頭獎，一時間我滿足極了，就像一下子變成了公主。
在塔斯馬尼亞清新涼爽的空氣中，建在阿瑟港的監獄舊址就像一座古老幽靜的莊園。19世紀90年代，一場大火過後，主樓已經廢棄，但這個四層樓高的龐然大物仍然俯視著整個區域。這棟樓矗立在港灣深處，周圍有蒼翠的群山、藍桉樹和灰皮桉樹林環繞，是整個樓群的最高建築，建築周圍有一座教堂、一家精神病院、一所醫院，還有一個樹木都經過精心修剪的花園。這些建築的四周都是英國橡樹。在遠處綠草如氈的山坡上，有一排漂亮的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曾經住著監獄長和他的同事及家人。在港灣中心半島的最頂端是普爾角，是一所與其他罪犯隔離的青少年罪犯的管教所。在管教所和主要監獄之間是死亡之島，有1500多人葬在那裡。
在阿瑟港的黑色心臟地帶，是單獨的監獄大樓，當時，那裡的監獄看守堅決取消了鞭刑，試圖用更直接的辦法粗暴地對待他們看管的犯人。當囚犯被帶到那裡時，戴著面罩，在被關押期間不能互相見面，也不能互相說話。在監獄的小教堂裡，囚犯被木門隔開。每個座位，更嚴格地講是每個人站立的地方，是個窄窄的令人窒息的箱子，囚犯在此只能看到傳道的牧師。大樓有些部位是按照全景監獄的式樣設計的，這樣的設計可讓一個看守站在一個地方就能同時監視四個小院兒裡繞著小圈子安靜地放風的犯人。那些表現不好的犯人，或者那些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不能控制自己情緒的犯人，則被單獨關進一間小石屋裡，在那裡就是在大白天也幾乎見不到亮光。在監獄外面，犯人們在田園般的美麗環境中做著苦工，他們燒磚、採石、造船、打傢俱。他們穿的是精紡毛料的囚服，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等級。其中有種上衣叫作「喜鵲裝」，是專門設計用來羞辱犯人的：上衣的布塊兒、衣袖和兩邊的領子都是黃色和黑色相間的，穿上這樣的囚服，犯人就像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