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後適當的時候，所有的Volksgenosse（同人種的同志）都要出具能夠顯示自己祖先的證明。對很多同人種的同志來說，盡早地證明他們的祖先是至關重要的。
——1939年德國公民登記員指令選自埃裡克·埃倫賴希《納粹的祖先證明》
當我初次見到73歲高齡的約·毛赫時，他從黑色公文包裡拿出了一本薄薄的棕色書籍放在桌子上。書的封面正中間印著的那隻金色的鷹已經褪了色，書的上方印有一行德文Deutsches Einheitsfamilienstammbush（《德國標準家譜》），這是一本關於德國家族樹的書。
書中記錄了毛赫的父母瑪麗亞·盧茨和阿爾方斯·毛赫、毛赫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還有那些能夠追溯到18世紀晚期的祖先約翰娜·米夏埃爾·魏德、埃萊奧諾拉·魏斯和巴爾塔扎·盧茨。毛赫揚了揚眉毛說，他們都是很好的德國人，他們都有很好的德文名字，並且從不到國外旅行。《德國標準家譜》是一本家譜規則，也是一套文件集，又是一本全家族的護照。這本書裡有全家族人的生日和婚姻記錄表，官方的印章認證了毛赫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婚姻細節。家譜還為毛赫和他哥哥於爾根、姐姐伊麗莎白每人設有一頁，記錄他們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他的姐姐在三歲時死於白喉病。毛赫生於1940年，起名「約阿希姆」，在他的那一頁，印有四個斯圖加特的官方印章，其中一個印章是一匹前蹄騰空後仰站立的棗紅馬，還有一個印章是一隻雄鷹，在一個圈起來的德國納粹萬字標記上方展翅高飛。
這本書還列了一些好的德文名字，如約阿希姆、約比特、尤利烏斯、於爾根等，供男孩和女孩選用。書的前後是一些文章，主題是指導20世紀30年代德國公民如何擁有富有成效的人生。「你看，」毛赫指著一篇文章的題目說，"Die Familie im Dienst der Rassenhygiene，為Rassen服務的家族，其中Rassen一詞的意思是『種族』，即『種族純潔』，保持種族清潔的意思。」還有一篇文章，論述為什麼不應該和有基因缺陷的人結婚，原因就是怕把這些缺陷傳給孩子。
毛赫既坦率誠懇，又若有所思。他時而停下來認真地思考，時而咧開嘴甜蜜地微笑，這微笑改變了他的整個面部表情。他的兩隻淡藍的眼睛同時看著不同的方向，他解釋說，雖然他兩隻眼睛都能看見，但是他的大腦對於右眼看到的東西沒有反應。他出生以後就住在斯圖加特的一條街道裡，兩邊都是公寓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第四年，那條街道遭到轟炸，當時他只有三歲。他說：「當時每次空襲都有兩次警報，一次是持續很長時間的警笛聲，意思是『趕快隱蔽』；另一次是非常快的嗒嗒嗒的聲音，意思是敵人的轟炸機已經到了，馬上就要轟炸。」
他問我是否看過《五號屠宰場》那個電影，電影是根據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小說改編的，說的是德累斯頓空襲。毛赫說，無論那部電影的製片人是誰，他一定經歷過那次轟炸。「當電影出現了轟炸的鏡頭時，我嚇得幾乎跑出電影院。那個鏡頭太真實了，鏡頭裡沒有炮火硝煙，只是展示了一群人跑進地下防空洞，接著是一陣晃動，牆上屋頂的灰漿直往下掉，房頂吊著的燈泡晃了幾下就熄滅了，一片黑暗，這幾個鏡頭我永遠不會忘記。」
那天，毛赫家隔壁的公寓樓被炸，這兩棟公寓樓的地下室是由一條通道連接的。毛赫回憶說，空襲過後，人們把那些半死的人順著通道拖進他們的地下室，他停了停接著說：「實在讓我受不了的是那些大人們，我母親情緒失控，大喊大叫，這對一個孩子來說簡直糟透了，當時父母都崩潰了。」他們在地下室躲了大約半個小時，出來時發現右邊的公寓樓不見了。從此以後，毛赫的兩隻眼睛就不能聚焦在一個方向了，誰也弄不清楚這是什麼病症。
當時，毛赫的哥哥被送到一個親戚家，父親在俄國前線。毛赫只見過父親一次，那是在他回來參加女兒葬禮的時候。幾個月後，毛赫的母親收到一封德國政府寄來的信，說她丈夫是個英雄，意思是他已經不在了。來信說他死得其所，卻沒有說具體是怎麼死的。
毛赫越來越憎恨德國，他和他的朋友都是在廢墟和混亂中長大的，在這個國家裡有1100萬人被殺害，還有更多的人被關押在死亡集中營裡。毛赫說：「沒有人告訴過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一直在四處詢問這些事，但是沒有人給出一個合理的回答。「我們有時打電話，有時找人面談，但是我們詢問到的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是行為端正的人，和這些事沒有關係。」有時他的母親很不情願地跟他說讓猶太人遭受恐怖境遇的也都是好人，毛赫當時就問她：「那你為什麼不制止他們？」毛赫苦笑了一下，對我說：「當然，這樣問她是不公平的。」可母親總是回答說：「你是永遠也不會理解的。」「沒有人是納粹，」毛赫說，「人人從一開始都知道希特勒是罪犯。」我問毛赫他的母親是不是納粹，他說：「我認為她不是。但是他們這些人當著孩子的面說話都得特別小心，因為老師會讓孩子揭發父母是否說過希特勒的壞話。」有一次，毛赫的母親告訴他當希特勒在電視上發表演講後，有一個鄰居過來質問她是否聽了他的演講。因此毛赫斷定他母親不是納粹，如果是的話，她就不會跟他說這樣的事了，但是她說她哥哥是納粹。那麼，毛赫的父親是納粹嗎？毛赫說：「我想他也不是，我聽說他是個非常嚴守教規的天主教徒，他根本不可能同時又是一個納粹。」
到了毛赫上學的時候，他的生物課本有好幾頁都被白紙蓋住了，後來有人告訴他，被蓋住的段落鼓吹雅利安民族在生物學上至高無上的地位。毛赫說：「當時只有一位教師是以讓我們瞭解事實真相為己任的。」毛赫現在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但依然記得那是一個義憤填膺的年輕人。有一天，這位教師把一份集中營的建築圖帶到班上來，把屠殺室展示給學生看，並解釋道：在其中一間屠殺室，納粹朝人們的脖子開槍，當人們中彈倒地後，血液會從地面上設計巧妙的溝槽排出去。老師對學生們說：「現在，想像一下那些繪圖人員坐在那裡設計這些東西的景象！」回憶到這裡，毛赫評論道：「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人們怎麼能夠那樣做。」
1960年，毛赫逃離德國，去了澳大利亞，因為他不願意被徵召入伍。但他不會說英語，所以開始時只能同德國人住在一起。他說：「那時我才第一次真正見到了納粹，這些人也認為希特勒不是好人，納粹幹盡了壞事，但他們仍然為納粹的行為找借口並為之辯護。」因此，毛赫就同他們疏遠了，長期以來他為自己是德國人而感到恥辱。
當毛赫開始結交當地人時，他驚奇地發現有些澳大利亞人積極地尋查自己的家族信息。對他來說，這種事充滿邪惡的味道。當然了，他的那本《德國標準家譜》支撐了批評家譜學的人的某些觀點，也使得這些人的惶恐之情順理成章。不僅僅是那些富人和志向遠大的人在乎自己的家族歷史，納粹也很在乎。
《德國標準家譜》由德意志帝國聯邦公民登記部門在20世紀20年代印製，很快在全國成為標準的家族家譜的法律證明。埃裡克·埃倫賴希撰寫的《納粹祖先證明》一書最為具體、詳細地論述了納粹把家族家譜官方化的過程，他認為，家譜登記員很明確地表示希望家族家譜能夠成為「宣傳人種改良學的方法」。埃倫賴希把《德國標準家譜》和其他類似文件的發起追溯到了納粹執政之前很早的時期，那時，家譜學家在德國已經很有社會影響力了。
早在1898年，德國歷史學家奧托卡爾·洛倫茨就已經把家譜學描繪成連接歷史與科學的橋樑了。他主張歷史學家應該多思考一下遺傳學，科學家也應多思考一下家譜學。在洛倫茨提出這個論點之前，家譜科學僅限於收集和整理記錄等活動，但是大約就在此時，家譜學界便開始與研究遺傳的醫生、研究人員和精神科醫生打交道了。他們首先研究的對象是皇室家族，這倒不是因為家譜學家都是趨炎附勢的人，而是因為貴族家譜保存得相當完整，而且貴族成員留有肖像，從中可以觀測到一些家族特徵。譬如，洛倫茨很專業地注意到哈布斯堡家族幾代人都有突出的下顎和嘴唇，他認為是這個家族近親通婚的習俗使得這些特徵在幾代人身上凸顯。
在那時的德國，探究家族歷史的行為非常普遍。1903年，德國家族歷史中心（Zentralstelle fǘr deutsche Personen-und Familiengeschichte）成立。1908年，這個機構正式承諾，要搜集家譜信息來幫助精神科醫生和人種改良學家瞭解「遺傳、退化和再生」等問題，目的是收集全國人口現有的和早先的家譜記錄，從貴族階級到資產階級，甚至監獄和避難所裡的人都包括在內。
當時，家譜學、遺傳學和進化論是宏大的科學運動中可以娛樂大眾的主要話題。1910年德國種族衛生協會成立，並於1911年在德累斯頓承辦了一次展覽會，這是一個生物學盛典，展示了細胞的活動和雜交的原理。展覽會還用家族樹來說明遺傳規律，表明音樂天賦、「道德淪喪」，還有一些更具體的像夜盲症這類的症狀，都具有遺傳性。家譜學家在展覽會上舉辦講座，這表明家譜學家和醫學界的交流逐漸增多。這種學科之間的密切交融還體現在家譜年鑒中，那時的年鑒開始登載有關家族樹在精神病學和人類學方面應用的文章。同時，精神科醫生還參與了有關患者家族史記錄標準化的討論。
科學與家譜學的結合發揮了民族團結的作用。但沒過多久，對於遺傳和家族特徵的關注就自然而然地與對殘疾和種族的關注交織在一起了。實際上，家譜學已經處於歷史、科學以及民族主義等領域的核心地位。從種族方面來講，當家譜學家越來越專注於種族群體，科學家也越來越關心進化如何對人產生影響時，他們不僅僅看到了家族之間的不同，更看到了整個種群之間的不同。當一個種群被隔離，不同種群通婚時，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科學家們尋找到生活在島嶼上的族群和那些堅持本族內通婚繁衍的族群。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研究的是在殖民統治者桎梏中生活的、與統治者關係緊張的土著人。據一位歷史學家說：「瑞士人類學家研究的種群是生活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脈的居民，這些居民很少與其他種群交往。對美國人來說，美洲土著族群就是最有研究價值的獨居群落；而對印度和英國科學家來說，研究的重點要放在印度種性制度上。」有一位遺傳學家迫切希望探討種族純潔性和種族混合性的問題，他說：「研究種族混合必須在美國黑人中進行，因為那裡幾乎具備了實驗室般的理想條件。」
反猶太人的情緒與德國家譜運動有著特別緊密的聯繫，埃倫賴希寫道：「人們持有兩種觀念：一是生物學意義上截然不同的種族是存在的，二是這些種族之間具有不同的價值。這兩種觀念之間的界限相當模糊。」在德國，猶太人被認為是血統單一的外來種族。就像達爾文用來作研究的鳥雀一樣，猶太人是遺傳學和進化論有用的研究對象。其他種族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和對他們的歧視比比皆是，這使得科學家們試圖從遺傳學，而不是從種族偏見方面來解釋對猶太人的社會評價。
在20世紀20年代，家譜學家及相關工作人員通常要清查有猶太血統的家族，並公佈他們的名單。1925年，有人呼籲在公民登記部門中建立一個專門的人種改良機構來記錄四至六代的家族史和生物信息。阿希姆·格爾克是家譜學領導人，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他在1928年到1932年間，出版了八卷本的《猶太人的影響與德國的大學》一書，書中列出的教師名單有猶太人教師、有部分猶太血統的教師，甚至有與猶太人結婚的教師。同時，家譜學雜誌越來越頻繁地呼籲，必須採取措施來控制遺傳疾病的威脅，譬如，採取絕育或其他更為嚴厲的措施。
回想起來，人們很容易認為保持種族純潔的觀念是在納粹的權力上升的時候才開始發展的，其實，正像埃倫賴希所寫的那樣：「納粹開始執政以前，種族人種改良理論的基本內容就已經出現在魏瑪時代的家譜學雜誌上了。」的確如此，如果家譜學不是從帝國時代就已形成，並延續到魏瑪時代，那麼納粹就無法要求德國公民出具血統證明。
即便是在納粹執政以前，納粹黨員也必須證明他們是純粹的雅利安血統。一篇納粹黨報刊登的文章認為：「狗和馬都有家族樹，牛都要在種群冊中登記，這是保持血統純潔的首要條件，也是在親屬群體中建立純粹的雅利安族的立足點。」當納粹在1933年掌權時，他們已經建立了龐大的管理機構來給六百萬德國公民的血統分類，分類標準是純粹型和混合型，並在此基礎上給全體公民的權利定位。歷史學家貝恩德·高澤梅厄寫道：「對於家譜學的興趣在納粹統治時期達到高潮，當時無數個人種改良學數據庫建立了起來。那時，人的生存權利幾乎取決於他們的家族家譜圖表。」
在德國，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開始，建立祖先證明檔案的需求和迫切程度與日俱增，甚至開始引起了外國媒體的關注。1934年，有一則新聞報道說，德意志帝國的郵政部長要求所有下屬職員都要出示自己是雅利安族後裔的證明，而在此之前，只有當人們的種族狀況出現疑問時，才被要求出示這樣的證明。同年，希特勒政府發佈命令：只有雅利安人才能在即將舉行的萊比錫交易會上擁有展位，而且所有參展的製品必須是德國製造。但是，對「參加交易會的猶太人或其他非雅利安人」卻沒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購買德國製品。
1935年，據《紐約時報》登載的一篇文章報道，有一位年輕女性因偽造祖父的出生證明在柏林被判四個月監禁，她祖父是猶太人，這個女孩把「猶太人」的字樣塗掉，改為「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因為她要想保留那份工作，就必須證明她的祖父不是猶太人。有些部門要求員工從1800年起就不能有猶太血統。在當時，報道雅利安民族排斥其他種族的文章遠遠不止這一篇。
納粹的家譜制度不僅僅是為了反猶太人而進行官方社會分類的一種方式，還是一部加強和記錄納粹種族主義與人種改良理想的龐大社會機器。數以千萬計的德國人身陷檔案文件造成的大混亂之中，他們每天必須在登記處或在其他政府代表面前排隊出示能證明他們祖先的文件。埃倫賴希寫道：「作為營銷策略，很多公司會分發家族家譜表格，就像現在有些公司發鋼筆和日曆一樣。」因此，帝國政府對於祖先的特別關注使很多人從中獲益，其中不僅包括科學家和家譜學家，就連公民登記處和教堂的信息管理員也從中受益。他們不但社會地位得到提升，還從日益增長的政府資助和不斷提升的聲望中獲取了經濟利益。家譜學雜誌很暢銷，類似於《如何找到我的祖先：迅速證實雅利安族的捷徑》的書籍也大賣特賣。
對於家譜學家來說，由此帶來的新權勢令人陶醉。1936年，有一篇文章寫道：「幾十年來，血緣關係研究就是科學界的灰姑娘。其他學術門類在大學裡都有教授職稱，並受到國家的鼓勵，但是人們對我們家譜學家卻不重視，還報以苦笑。現在，由於有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統治，這一切發生了改變，家譜學成了國家級的研究項目。」
1936年，德意志聯邦帝國的公民登記處製作了一種新的家庭護照Ahnenpass.就像《德國標準家譜》一樣，這是一本攜帶方便的口袋書，書中列有家族信息，一旦經過官方蓋章，它就可以當作法律文件使用。官方一共發行了幾百萬冊，私營公司又製作了20多個版本。德意志帝國對這本家庭護照非常重視，就連最高軍事指揮官，甚至元首秘書辦公室都提倡使用這本家庭護照。有一個版本還把希特勒的語錄放在了第一頁。
其實，許多德國人僅憑宣誓就足以「證明」他們是雅利安族世家了。地方行政部門有權自行決定個人的身份——前提是戰爭一旦結束，人們可以提供進一步的證明材料。但是，在20世紀的早期，許多猶太人與雅利安人通婚，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德國人。他們的孩子長大以後一般都成為基督徒，也認為自己是德國人。如果人人都必須出示他們家譜的細節，誰知道第三帝國會對他們採取什麼舉措呢？
很多人無法通過宣誓得到身份認證，他們必須通過其他方式和帝國家族家譜部門打交道。埃倫賴希梳理了數百封戰爭期間普通德國人寫給政府部門的信，請求當局盡快做出對他們有利的裁決。其中一位女士寫道「沒有人能瞭解我那難以名狀的、深痛的悲傷」，她悲傷的原因是她的兒子希望能娶一個雅利安族女人。還有一個人寫道：「請留給我一線希望吧，沒有你們的幫助，我會活不下去的。」
埃倫賴希的母親於1939年逃離德國，雖然他的父親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但是納粹卻奪去了他兩個姐妹和很多家族成員的生命，這次調查研究對他來說是一次非常離奇的經歷。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埃倫賴希就對納粹的大屠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有人要殺光世界上所有的猶太人呢？他查閱的信件都保存在德國檔案館裡，檔案館是戰時希特勒私人黨衛軍駐地舊址。如果他在白天翻閱到曾經住在附近的種族專家寫的信件，晚上他就會特意從他們曾經住過的房子旁邊走過。
1935年，納粹發佈了一條法律，禁止遺傳基因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通婚。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制訂了秘密的T4計劃，把幾千個殘疾人，連同那些窮人、「已成為沉重負擔的生命」，還有「無用的吃閒飯的人」重新劃歸為「不應該生存的生命」，在諸多方面，這一計劃可以說是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先行試驗。
起初，這個計劃只針對兒童，他們要求家長把身患殘疾的孩子送入特別中心進行治療，但是孩子一旦到了那裡，不是被活活餓死，就是被過量注射致命針劑而毒死。隨著計劃不斷擴大，那些因患精神分裂症、癲癇、癡呆或其他疾病住院的人，被身穿白大褂的黨衛軍士兵分別轉到六個殺人中心。隨後，他們被領進偽裝成淋浴室的房間遭毒氣毒害而死，屍體被放進特製的焚屍爐裡焚燒。他們的親屬會收到死亡通知書和偽造的死亡證明。後來不知怎麼的，這個計劃走漏了消息，甚至在納粹政府裡這個計劃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最終，一場民間抗議活動迫使該計劃表面上叫停，但在暗地裡仍秘密進行，先後有20多萬人在T4計劃中喪生。
戰爭結束後，納粹的血統和人種改良活動最終接受了法庭審判，希特勒的私人醫生卡爾·勃蘭特少將被逮捕，並在紐倫堡法庭受審。這個人曾制訂了一項計劃，把生病的、殘疾的、老年的以及「非德國的」人送入毒氣室，他殺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收集顱骨進行醫學研究，還用活人進行醫學試驗，譬如，給人強行絕育，做手術試驗、毒藥試驗，他還讓人接觸像天花一類的疾病，或把人放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例如高海拔地區）進行觀察。為勃蘭特辯護的材料包括一本麥迪遜·格蘭特寫的《偉大種族的傳承》，勃蘭特特別提請法庭注意此書中那些與作者所倡導的行為相關的段落，納粹所做的是將這些行為付諸現實：
對所謂神賜法律的錯誤認識和對生命神聖不可侵犯的感情用事，往往阻礙了對有缺陷的嬰兒實施淘汰以及對那些社會渣滓施行絕育的計劃。自然法則要求消滅不健康的人，只有對社會或種族有用的生命才是有價值的。
然而，納粹的人種改良計劃不僅僅是要消滅低劣的人，還要為那些他們認為優秀的人提供便利。
吉塞拉·海登賴希的父親死在了俄國前線。她的很多同學也沒有父親，但是他們都有父親的照片，都知道父親的名字。可吉塞拉既沒有父親的照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另外，她的朋友都是在托爾澤的巴伐利亞鎮出生的，可她卻生在挪威。母親告訴吉塞拉，1943年她懷孕的時候正在奧斯陸的一家名叫生命之源（Lebensborn）的診療所打工，吉塞拉就是在這個診療所裡出生的。吉塞拉以前從來沒聽說過「生命之源」這個詞，她還以為這就是那個診療所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