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要問什麼傳承了下來
出了什麼事情，你就直說吧！
——羅伯特·洛威爾《尾聲》
有一次，我參加了在澳大利亞帕拉馬塔鎮歸國軍人聯盟舉行的家譜學巡迴宣傳活動。這是在簡樸的城鎮舉行的簡樸的聚會。這個活動從規模和參加人數來說，都和全世界其他有關家族歷史的聚會相差無幾。在這次聚會上，幾位自由歷史學家和專職家譜學家作了講座，題目涵蓋搭乘輪船的旅客清單和軍事歷史，還有幾位檔案管理員對如何查詢文件提出了建議。展示大廳裡人頭攢動，有如Ancestry.com這樣的公司展位，也有超小規模的當地社團，例如從19世紀就有記錄的板球俱樂部、鐵路職工社團等。還有一組人幫著那些囚犯的後代查找他們與父輩之間的關聯。在澳大利亞，如果你能證明自己與囚犯有關聯，就如同在家譜方面中了頭獎。這個獎項就像在其他國家得到某些特別社團授予的成員資格一樣，譬如，英國五月花後裔總社、不列顛國王私生子女後裔社，或是馬薩諸塞州的女巫之子社團等。
我在展廳裡走來走去，一會兒查軟件找資料，一會兒同專家談話，一會兒又和與會者聊天。但是，這次聚會的主題仍然叫人捉摸不定，這很奇怪。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把這些人聚集在一起，雖然這些人都覺得這股力量非常重要，但是誰也說不清楚它為什麼重要，怎麼重要。
在餐廳吃午飯排隊時，站在我前面的是兩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她們正談論她們自家的親戚。她們倆人討論家譜就像討論食譜，又好像在比較她們花園裡的花木。午餐排隊的人走得很慢，她們兩位的談話一直在持續，每次她們在各自的家譜中提到一個人，我的額頭上就冒汗。天哪！眼前不就兩個人嗎？她們怎麼有那麼多表親呢？而且越數越多！讓我感到緊張的倒不是她們的談話內容，而是所牽涉的方方面面。請設想一下：如果一個人有四個祖父母，她就有八個曾祖父母，十六個高祖父母，三十二個太高祖父母。因此在五代之中，每一個人就有三十二個親戚，而且這僅僅還是直系。
如果你再數一數直系祖先的兄弟姐妹，說實話，數字大到簡直不得了。即便你自己的父母都是獨生子女，但是你越是往前數，你的家族裡前輩的兄弟姐妹就越多。在19世紀，一個家庭有五個或八個，甚至十幾個孩子是很普遍的事。因此，如果你想考察家族在不久以前的境遇，你輕而易舉就能找到三百人，甚至更多。如果你有個孩子，數字就會翻一番。因為這個孩子的出現，你必須把你配偶的家譜加到你自己龐大的家譜上。
這個工作量大得難以想像。我怎麼能夠調查如此龐大的、想一想都叫人腦袋發脹的群體呢？而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又代表著成千上萬種不同的生活，我又怎麼能夠理解這些人？當我丈夫在讀研究生時，每次走進大學的圖書館，他都感覺彷彿要暈倒，書籍浩繁的程度超出人的想像，書的作者是無比浩大的人群，書的內容涉及另一個更浩大的人群，這些作者參考了更多的作者，而這後者又寫了浩如煙海的關於其他人的書。書籍如此浩繁，加上他意識到他這一輩子也別想讀完這麼多的書，因此他煩惱不已！每天都有幾百個人漫不經心地進出圖書館，但對於CB來說，看一眼圖書館的館藏，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在這次聚會上我就有這種感覺。怎麼有這麼多人曾活在世上，而他們每一個人在有生之年都會有東西傳給後世？在帕拉馬塔的聚會上我只不過想同一些有相同愛好的人聊聊天，可又從哪兒找起呢？就算找到死神拍我肩膀的時候，這個願望也難以實現。
幾分鐘以後，我才看清楚所有的與會者在查看什麼，他們在查看成百上千份歷史文件、自行出版的書籍、列有一組組姓名的光盤，和存儲一些過世的人的信息的數據庫，人們早就不記得他們了，大廳裡每個人都在尋找那些永遠逝去的人。
雖然面對這麼多資料，但我好像依然無法真正走進家族歷史、世界歷史和所有歷史的歷史，這不單單是這次巡迴宣傳活動的問題，自從我告訴人們我要寫的這本書的題目時，我就收到很多客氣的鼓勵，也經常聽到懷疑的聲音。有一個朋友就說：「家譜學？這就像那些相信有上輩子的人的觀點一樣，是不是？而且他們的上輩子都是埃及女王克莉奧佩特拉，沒有一個是無名的奴隸。」
其實，尋祖歸宗這事聽上去並不是很好，人們經常把家譜學和占星術相提並論，說家譜學就是占星術在現實中的再現。這兩者一樣不一樣還有待研究，但是因占星術而感到煩惱的人卻不多見。可是關於家譜學，我遇到的很多人對此都不感興趣，而且是十分不感興趣。有個人就評論道：「呵，這真是美國人常幹的事，所有我認識的美國人都幹這事。」其他人反對家譜學是因為它不是「真正的歷史」，原因是它太私人化了。
有些人認為家譜學家不是受過訓練的檔案管理員，即便是他們找到了很有價值的帶有親戚姓名或事件的資料，他們也不知道這些資料是什麼。
傾向於存在主義哲學的評論家認為，即便得到了有關某人過去的這樣或那樣的文件，你也不能從中確定他或她在過去真正是什麼樣子。
我很快發現在現實中對於家譜學的批評真是太多了，諸如，家譜學家是過於浪漫的人，家譜學家是精英主義者，家譜學家是製造事端的人，等等。《衛報》專欄作家佐伊·威廉姆斯寫道：「家譜學表達了一種無聲的、不敢聲張的偏見。事實上，四處搜尋教區登記冊中有關祖先的記載說明：『對於來自薩福克郡或其他什麼地方的人，我還是比較重視的，噢，別誤會，我並不是說來自國外不好，我的意思是說，不來自國外要好得多。』」
《泰晤士報》記者薩瑟南姆·桑弗拉對於家族歷史給出了最尖刻的批評：「如果你給我介紹一位家譜學家，我就給你介紹一個癡迷地想證實自己來自皇家、貴族或名人世家的人，既可惡又無聊。」桑弗拉寫了一部336頁的書，描述了他20世紀80年代在武爾弗漢普頓長大的生活，當時他是個年輕的錫克教教徒。他說：「說傳記作家詆毀家譜學，這簡直太虛偽了，在有人指出這件事之前，我會說給人立傳與家譜學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前者相當於對音樂的興趣，後者相當於對高保真音響設備的興趣。也許把家譜學視為不斷GOOGLE自己的行為在學術領域中的體現更恰當。」
在一篇名為《家譜學純屬胡說》的博客文章中，科普作家理查德·康尼夫把這一觀點說得更過分：「在以前，只有富人和名人才糾結於自己的家族歷史，他們用這種方式證明他們曾經存在過，而且將永遠存在，以維繫該家族的權力。奇怪的是，長期在野外研究靈長類動物的生物學家說，這和自然界中家族關係所起的作用一樣，在等級較高的狒狒和綠猴家族裡，祖母輩按照常規要確保小狒狒蒂法尼和綠猴珀西三世得到其他地位較低的小猴子的特殊對待。這培養了這些幼猴的社會地位優勢感，從而有助於保持一個猿猴王朝代代相傳。」
就像許多評論家一樣，康尼夫堅信，從平等主義的角度說，家譜學是一派胡言；從任何事都必須講證據的觀念談，家譜學也是荒誕無稽的。他還說：「如若調查任何一個家族前十代的歷史，都可能會發現有未被認可的人爬上了家族樹。溫斯頓·丘吉爾爵士為他是偉大的18世紀莫爾伯勒公爵約翰·丘吉爾將軍的後裔而自豪，但是他的家族在兩性方面卻有過一段非同尋常的歷史，丘吉爾的父親死於梅毒，而他的母親據說在婚內就有200個情夫。」這位在父系社會中極有特權的女人在她的文化或其他文化裡有著怎樣的代表性？許多評論家把這種非婚生子的困擾歸因於家譜學。
康尼夫解釋說他有個女兒，十幾歲，是個家譜學愛好者，他想讓女兒明白「在她的家譜中沒有什麼東西能夠給她決定性的影響」。事實果真如此嗎？如果一個人的血統是一系列人組合的最終產物，那麼這個斷言的可行性則值得商榷。當然，我們身上的某些特徵是從我們父母、祖父母、高祖父母那裡遺傳下來的，但是我們所繼承的不一定都是身體上的，也不一定都是直接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們對於自己特徵的看法，這些特徵是在家族中遺傳下來的。如果你認為家譜包含和你有血緣關係的所有人的特質——不僅僅是生理特徵，還有他們獨特的歷史（包括他們的文化、他們的選擇、他們的性格，還有他們所經歷的重要事件），那麼，這些因素對他們產生了什麼影響？以及隨之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這依然是一個有趣的、懸而未決的問題。的確，我越思考那些反對家譜學的人所提出的觀點，就越覺得他們對生命中這些難以定義的方面如何世代相傳知之甚少，因此他們得出的「遺傳因素對我們不會產生真正影響」的結論根本站不住腳。
那麼我們又怎樣看待這樣一個事實：從字面意義上說，人是從父母的原材料那裡創造出來的，而父母又出自他們的父母。譬如，面部特徵有很強的遺傳性就是事實。那麼又該如何解釋這個事實？我們的相貌常常影響著我們對自己的看法。我並不是說我們所繼承下來的DNA的獨特組合完完全全，或絕大部分能夠界定我們是誰或我們怎樣看待自己，但是，DNA的組合肯定對我們有著巨大影響。
那麼，遺傳給我們的DNA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有影響，我們又在多大程度上受生活環境的影響（這種影響也主要是通過遺傳給我們的DNA起作用）？這是兩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任何人生活中的任何部分，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會決定這個人的特質。對於這些觀點，我以後還要討論，但是現在我至少可以說：如果你是某人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孩子，那麼你的DNA當然就出自那個人。把你養大的人也許根本不是你的生身父母，但是你無疑會受到他們文化的影響。你生長的環境的許多方面塑造了你的基因，但是你的DNA是通過你家族的血統遺傳給你的。
即便是到頭來你的基因模式不是你母親也不是你父親所具有的基因模式，那這個模式也是源自他們遺傳給你的DNA.即便是到頭來你所具有的特質你的父母並沒有，你的DNA也是這個特質的基礎，而你的DNA源自於他們。事實上，如果沒有基因編碼作基礎，你身上的任何東西都無法讓你稱之為人，而且這基因編碼一直在你的一生中起作用。
那麼，研究家族歷史引起了那麼多人的憤懣又是怎麼回事？誰也不會朝一個任性的編織工發火，誰也不會因為一個網球運動員缺乏情感而指責他，但是人們卻刻意地對家譜學家冷嘲熱諷。看來，對這些聚集在帕拉馬塔的家譜愛好者所提的問題，令一個高雅的世界不屑一顧：我們和祖先有哪些共同點？有哪些不同？我們生活中哪些東西來自我們的祖先？我越想這些問題，就越覺得我在那次巡迴宣傳活動中認識的人，和那些持有建譜尋根無用論的人之間差距很大。
不僅是新聞記者和科普作家不理會人們對家譜的好奇之心，學術界的人士也是如此。有一位心理學教授告訴我說：「我覺得那些分解自己並且想從中找出意義的人非常令人不快，這種做法毫無意義，也解釋不了你是誰。」一位歷史學家認為：「人們只想要那些有益於他們目前身份的家族歷史，當歷史醜陋時，他們就想把它抹殺。」
有一次，我問一位檔案管理員，從事檔案管理的人會對家譜學持什麼樣的態度，他告訴我說：「人們普遍認為家譜學家不是真正的朋友，他們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檔案使用者，而是消耗資源的半吊子愛好者。」
即便是在我接觸的遺傳學家中，那些對自己的家族歷史有所涉獵的人，在提及此事時也會顯得很窘迫，他們總說：你知道，我們幹這一行只不過是因為好玩兒而已。
在一篇2012年發表於《紐約書評》雜誌的文章中，一位哈佛大學的生物學教授理查德·盧恩丁談到了他曾在佛蒙特州的馬爾波羅歷史協會當財務主管時的工作，他負責處理一些請求——人們索要200年前由伊弗雷姆·牛頓牧師寫成的馬爾波羅歷史文件的副本。馬爾波羅的歷史包括許多家譜信息，盧恩丁說：「給我們寫信的人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說他們作為早期殖民者的後代而感到『驕傲』。」他還說：
對於我們本身的活動，無論是感到驕傲還是感到羞恥，這都是正常的情感。但是，對於別人的與我們毫無干係的活動，我們為什麼感到驕傲（或羞恥）？我們是要表達一種虛假的謙恭呢，還是為了減輕為我們自己的行為所承擔的責任？
後來，盧恩丁曾探討過猶太人關於他們享有共同的遺傳基因的觀念，而且這一點被認為是「一個團體的身份特徵和驕傲的源泉」。他又反覆重申他的觀點：
我們老是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瞭解那些遙遠的祖先或者一段共有的歷史會使我們感到「驕傲」？是否是因為對著歷史的鏡子打扮自己，比起在時尚的鏡子面前審視自己的形象，讓我們感覺不那麼自高自大了呢？
盧恩丁對於熱衷於追根尋源行為的藐視是確定無疑的，但是按照同樣的論點類推的話，我們可能就不應該為喜歡的球隊打贏了比賽而感到高興了。但是，通常我們都會感到很滿足，儘管球隊的大部分球員對你並不關心，對家譜學的愛好並不比為自己的主場球隊叫好的衝動更為複雜。無論如何，如果對於從基因上或從歷史上同我們有關聯的團體傾注感情是不合適的話，那麼，界線又從哪裡劃分呢？我們能為祖父母感到驕傲嗎？如果按照盧恩丁的標準，我們就不能，因為我們同他們的行為沒有絲毫關係。對於我們父母的大部分生活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問這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應該感到驕傲？其中暗含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為什麼對事物應該有感情？這就有點虛無主義的色彩了。那麼，我們又為什麼不應該感到驕傲呢？
大約在盧恩丁的文章發表的同時，埃茜·梅·華盛頓-威廉姆斯去世的訃告發佈了。埃茜於1925年出生在南科羅來納州的艾肯，2003年她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說她是一個私生女，父親是美國國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是個白人，母親是當時在瑟蒙德家當傭人的非裔美國少女，是黑人。在埃茜20多歲時，她父親斯特羅姆·瑟蒙德是南科羅來納州的州長，後來又長期擔任美國國會的參議員，並一度競選美國總統。他是一個嚴格的種族隔離主義者，他曾說過：「華盛頓的所有法律和軍人的刺刀也不能使黑人進入到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學校、我們的教堂以及我們所有的娛樂場所。」
埃茜等到斯特羅姆·瑟蒙德去世後才公開宣佈斯特羅姆·瑟蒙德是她的父親。她說：「我的孩子有權知道他們的祖輩是誰，是幹什麼的，來自何方。我有責任教育他們，並讓他們瞭解自己家族的過去。他們有權知道並理解他們的黑人和白人祖先的豐富歷史。「2005年，在埃茜撰寫回憶錄時，她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十三個孫輩的祖母，四個曾孫輩的曾祖母了。很難想像她的後代會對她的出身無動於衷。
在發佈了這條歷史性的消息後，高雅而自信的埃茜說，當她決定與公眾分享她的家史細節時，有一種「深深的平靜之感」充滿她的全身。對於一些人，實際上對很多人來說，他們自己的家譜，當然還有別人的家譜的一些細節，也許是平淡無奇的，但是一旦丟失或受到壓制，這些細節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我們為什麼應該為祖先感到驕傲？為什麼不應該為祖先感到驕傲？」這兩個問題或許不會給我們更深的啟發，但是如果問「我們為什麼會為他們感到驕傲？」這就肯定很有意思了，因為很顯然，很多人都會為祖先感到驕傲的。即便是盧恩丁也承認，各個時期不同文化的人都對祖先感興趣。是什麼促使他們感興趣的？是自豪，是悲傷，是開心，還是好奇？回答這個問題的難度簡直超乎人的想像。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溫迪·羅絲說，當她還是個小姑娘時，她就想在長大以後當個家譜學家：「我一直是我家的檔案管理員。」但是，羅絲一家是猶太人，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他們對戰前幾輩人的事知之甚少。羅絲解釋說：「總覺得別人可以建立家譜，而我們卻不能，因為家庭記錄都丟失了。我和一個英國女士很要好，她把自己家族的歷史追溯到了16世紀，我總是通過她，間接地感受自己家族的歷史。」
一次，羅絲在歐洲背包旅行，來到了波蘭的雷曼諾鎮，這裡是她的一個曾祖父的老家。這裡僅存的過去猶太人社區的遺跡是一個猶太教堂的廢墟。在那裡羅絲碰到了一位老者，這老人應該有80多歲了，他們之間連比帶畫，借助遊客那種特有的方式進行交流。她跟他說她想找到老猶太人的墓地，於是他把她領到了一個陡峭的山坡上。她回憶說：「我簡直跟不上他的腳步，他真是精力充沛。」他們來到了一片齊胸深的荒草灘，這裡曾經是猶太人的墓地。他比畫著對她說，他在戰爭年代還是個小孩子。「他用手勢把納粹來到墓地的情景表演出來，納粹把猶太人排成一排，然後朝他們掃射，槍殺了所有的人。後來納粹搬走了墓碑，並用墓碑鋪了一條路。」說著，老人指向山腳下的那條納粹用墓碑鋪成的路。
羅絲終於站在了她的祖先曾經站立過的地方，對羅絲來說，這種感覺是非比尋常的。大約15年以後，羅絲和她丈夫到立陶宛的斯凡克歐尼斯旅行，羅絲確信她的一個高祖爺爺一定在那裡居住過，那曾是一個處處洋溢著活力的猶太人社區。不尋常的是，那裡的猶太人墓地保存得還不錯。「我們又開始手腳並用，四處搜尋，墓地被雜草覆蓋，很多墓碑都倒了，不過大多數墓碑還比較完整。」有一個翻譯與他們同行，幫她尋找她家的墓碑，也包括羅絲高祖爺爺的。當羅絲看見墓碑時，她發現上面還有她高祖爺爺的名字，那是她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
羅絲說，這事「難以置信，絕對難以置信，我當時掉淚了」。為什麼那次相遇那麼讓人動情？「那是一種打破了一堵牆的感覺，也是一種受挫感，當你極想瞭解你的家族、你的過去，極想瞭解那些人過去生活得怎樣，來自何方，都是什麼人，以及這些人身上都有什麼故事的時候，卻發現你已經永遠不會找到結果了，心裡就充滿了失望。一旦你感覺這是個永久之謎時，你就會覺得任何信息都像是無價之寶，無論是一個名字，還是某個人曾經居住過的地方，都是一種連接，一種你曾認為無法再建立的連接。」
羅絲採訪了很多追根尋源的人（詳述見第十二章），而且她強烈地感到他們很難解釋是什麼迫使他們必須這樣做的。羅絲說：「採訪那些熱切的家譜學家，尤其是遺傳家譜學家，我很想知道他們為什麼對家譜學那麼感興趣。讓我驚訝的是他們也說不清楚到底為什麼，就好像很難把一個基本的願望、一個原始的興趣用語言表達出來一樣。有些人盡量回答你的問題，但是他們給出的答案有點兒像陳詞濫調，有的說他們想找到自己在歷史上的位置，有的說他們想知道自己是從哪兒來的，還有的說他們的探尋使得歷史更有意思。但是我覺得很多人如此投入，背後的東西一定遠比這些原因深刻得多。」
我是在開始尋找家譜學原始資料時遇到溫迪·羅絲的。我推斷，一定有人調查過探尋家族歷史是出於怎樣的心理，或者更確切地說，探究過遺傳的哲學思想是如何影響著人們對於家族歷史的探詢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家譜研究存在。我問過家譜學家、遺傳學家、歷史學家，以及那些因為工作關係而對遺傳和歷史提出這樣或那樣問題的人，但是沒人能給我提供可以依據的系統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