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歌頌偉人，歌頌生養我們的父輩。
——塞拉齊格言
長期以來，在家譜研究中，不乏年輕有為的個人歷史學家，有些人從小就對家譜產生了興趣。19世紀中葉，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喬納森·布朗·布賴特曾經抱怨家裡人對家族歷史缺少興趣：「除了我以外誰都不在意家族歷史……他們天生就不是研究家譜的人。」
戴維·艾倫·蘭伯特比布賴特晚生了100年，據我所知，他們倆沒有家族關係，卻有相同的志趣。蘭伯特在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新英格蘭歷史家譜協會工作了20多年，然而，對家譜學開始感興趣的時候他才7歲。他11歲加入了家鄉的歷史協會，14歲時，來到了新英格蘭歷史家譜協會，一到那兒就被擋在了門外，因為協會規定，如果沒有父母或監護人陪伴，未成年人不得入內。「可是我的父母對家譜不感興趣。」他解釋道。過了三年，他又來了，還帶著一份13頁的報告，報告封面上有他手繪的祖父肖像。他還著手編寫了一部馬薩諸塞聯邦墓地指南。這本書幾年以後出版了，現在被譽為「墓地寶典」，因為它收錄了該州所有的墓碑，甚至包括最不起眼的墓地裡的最小墓碑。他終於在2013年被任命為該家譜協會的首席家譜學家。
我拜訪了蘭伯特，他的辦公室在波士頓紐伯裡大街一座八層高的宏偉建築裡，面朝大街。蘭伯特留著修剪得很整齊的花白小鬍子。他談吐嚴謹、舉止謙和，但時不時會抖出幾個有關家譜學的小笑話。〔譬如，他祖母家姓「普爾」，與「年久失修」同音，因此他的祖父總說他翻過小山到一棟「年久失修的」房子裡（普爾家）去接新娘。〕他的辦公室裡全是木製書架和古老的書籍，天花板上面還吊著幾個枝形大吊燈。我們坐下來以後就談起了他的個人歷史和美國家譜學的歷史。
蘭伯特很小的時候，在家裡看到了一張夾在書裡的照片，照片上的人他都不認識。他的祖母告訴他照片上的人是她的父母。這時他才知道80歲的祖母也曾經有過父母，而她的父母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才十幾歲，這讓蘭伯特感到很驚訝。後來，他又瞭解到祖母的叔叔在亞伯拉罕·林肯的葬禮上當過敲鼓男孩，後來在戰爭中雙目失明了。他還知道了叔祖父的兒子在塞勒姆鎮審理女巫的案子中擔任地方法官，後來還放棄了法官頭銜——成了唯一放棄治安法官頭銜的人。從家譜中他還得知，他的一位祖先瑪麗·布拉德伯裡夫人據說曾經遭人控告，控告的罪名是有人看見她穿得像一隻藍色野豬在鄰居的院子裡亂跑。蘭伯特最終把家族歷史追溯到生於5世紀的不列顛西撒克遜國王瑟迪克，這位國王起碼是蘭伯特家族47代以前的祖先了。
當蘭伯特開始調查家族歷史時，還沒有互聯網。他跟我說：「你寫一封信發往英國，等上一個半月以後，或許能得到回音，或許杳無音信。」蘭伯特是天生的歷史學家，他10歲時曾搜尋過戰爭留下的箭頭，他想知道箭頭都是誰扔掉的，於是開始研究住在他家附近的印第安人。有一天，他來到了一個印第安人的議事會。一到那兒，有人就告訴他：「走過來的那位就是龐克珀格印第安人的首領。」蘭伯特走近那個人，問道：「你是誰？」那個人說他叫克林頓·維克遜。蘭伯特說：「呵，你就是克拉倫斯·維克遜的兒子了，你父親是在騎自行車時被一個剛拿了駕照的女孩撞死的。也就是說，你是林迪亞·廷克漢姆的孫子，而且你們廷克漢姆姓氏進入了班克羅夫特家族，後來又進入了伯勒爾家族。這說明你是個莫霍人，來自17世紀的摩門特奧格家族。」
「那位首領看著我，張著嘴，半天合不上。」蘭伯特回憶著當時的情景。後來龐克珀格印第安人請他當了部落的歷史學家。當蘭伯特的父母去世後，他們邀請他參加一個部落會議，並給他取了個阿爾岡昆族印第安人的名字，意思是「一個把曾經失去的祖先尋找回來的人，一個探尋過去的人」，簡稱為「過去歷史的追尋者」。
蘭伯特陪著我穿過新英格蘭歷史家譜協會大樓（他停下來請一位客人把她的手包從《獨立宣言》的第一簽署人約翰·漢考克坐過的椅子上拿開），大樓裡有許多精美的19世紀的家族群體畫像、不平常的手繪圖表和幾百年前的家譜。有一幅1884年的家族樹簡直就是一棵真正意義上的樹。這棵樹的底部是粗大的樹幹，分為三個大分支，再分為許多細小的分支，每個分支都用黑線刻出來。還有一幅幾十英尺長的畫在上等皮紙上的圖表，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每一個名字旁邊都配有不同的小盾徽，這些盾徽一代接一代地組合與複製：明亮的金色獅子、藍色的人字形、紅白相間的棋盤一次又一次被混合為不同的圖案。在一間最先進的家譜保護研究室裡，有家譜協會的工作人員保存的皮紙、古董級的紙質書籍、散頁，還有殖民時代人們在褲子的後兜裡攜帶的記錄等。
如今，作為新英格蘭歷史協會的首席家譜學家，蘭伯特負責管理280萬件手稿。對於他來說，這棟大樓就是美國的國家閣樓，他說：「即使有人在1897年給這裡寫了一封信，隨信寄來的幾張照片或文件，我們也會永久保存的。」他每天都坐在樓門前接待來賓，來訪者會問他各種問題，有的問他：「我想瞭解一下我的祖父，他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在哪兒能找到有關他的記錄？」有的說「我的祖先是五月花號輪船乘客的後代」，還有的說「我的祖先是一個朝聖者」，還有的說「我的祖先是『黑鬍子』海盜船上的人」等等，不一而足。
我們知道，《聖經》裡就有家譜學，亞伯拉罕是艾薩克的父親，艾薩克是雅各布的父親，而雅各布是猶大的父親。大約在《舊約全書》寫成的時期，羅馬人就開始把他們的祖先肖像繪製在教堂的中庭之上，畫中的祖先和後代是用綵帶花環連接的。當然，西方現代家譜學始於貴族的興起，歐洲有權勢的家族利用家譜來建立繼承順序，並用聯姻來加強王朝之間的聯繫。許多現代家譜學可以追溯到17世紀，但只有少數皇室家譜可以追溯到6世紀。
家譜的流行用了幾百年的時間，但是建立家譜的想法早在12世紀就對貴族產生了吸引力，他們認為建立家譜是從封地獲取利益的保證。貴族家庭的成員堅信，他們的身體裡流淌著祖先的血液，祖先的財富同樣也要傳承給他們。他們用來書寫家譜的羊皮紙卷就有10米長。大約400年之後，資產階級也開始建立家譜了。
當歐洲人移居到新大陸時，他們也把對於祖先的信念和家譜帶到了那裡。在殖民地時期的美國，家譜學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建立血緣紐帶。殖民者在寄往英國的家族信件中經常會詢問家族信息，這也證明了當時人們渴望與家鄉建立聯繫的普遍願望。有些殖民者用帶有紋章的印記給信封封口，在畫像中穿的衣服總是帶有盾徽，銀器上也雕刻著盾徽。還有些人使用英國頭銜，或用其他方式顯示他們非同一般的出身。女人們則會用刺繡來繡出家族樹。最簡單的家譜僅僅是把家族成員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記錄在特別的書籍或聖經之中。約翰·福勒船長在1711年去世後被葬在馬薩諸塞州的查爾斯頓，他的墓碑上刻著這樣的盾徽：一隻獅子側向站立，舉著爪子，旁邊是三朵花的圖案。在弗吉尼亞的阿並頓教堂墓地，有一座1658年的墓碑，上面刻著：
永遠懷念
弗吉尼亞州格洛斯特郡的劉易斯·伯韋爾少校，
他是一位紳士，
是貝德福德郡和北安普頓郡
古老的伯韋爾家族的後裔
在殖民地時期的美國，同權勢家族建立聯繫並不是家族尋根的唯一目的。本傑明·富蘭克林生於1706年，是美國最知名的早期公民之一，這樣一位傑出而學識廣博的人，最初曾給一個印刷工當學徒，後來創辦了當時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他為報紙和其他出版物撰稿（經常使用筆名），還搞了大量的發明，包括一種樂器、節能爐灶，當然，還有游泳用的蛙蹼。為了探究閃電的本質，富蘭克林所做的風箏實驗在美國歷史上，乃至在科學史上都絕對是永恆的篇章。他還是反對奴隸制的積極分子，晚年在巴黎當過外交家，還為制定美國《獨立宣言》作出過貢獻。儘管工作繁忙，他仍然抽出時間研究家譜。
有一年，他和兒子威廉去英國旅行，為了調查家族的源頭，他順便去了北安普頓郡的惠靈堡、阿克頓和班巴裡。富蘭克林一生都將自己視為印刷工，並始終以工人階級的出身為豪。為了瞭解自己的家族歷史，他和威廉去過墓地，查詢過教堂記錄。他證實了有關自己祖先的最初記載，是1563年阿克頓教堂給托馬斯之子羅伯特·富蘭克林的洗禮。富蘭克林認識了很多英國的堂表親戚，回到美國以後他還和一個表妹——來自惠靈堡的瑪麗·費希爾保持著通信聯繫。如果我們現在覺得他們通信的語言已經過時的話，那出生於12世紀的人，則會對他們說話的語氣——那些人在寫給生活在異國他鄉的親戚的信中，或者在邊飲茶邊聊家常的談話中，用的就是這種語氣——感覺很熟悉。富蘭克林曾寫信給瑪麗：
自我開始，上行五代，皆為家中幼子；……倘若家中有可繼承之遺產，我等五人皆無份。
瑪麗回信說：
從父輩開始，我是家族中仍未移居國外的最後一人，而且……已來日無多……我很高興在異國他鄉有年輕支脈延續。據此，我衷心祝福你和家人幸福安康、前程似錦。
在那個紛亂的時代，家庭流離失所，社會動盪不安，家譜則以其最簡約的形式，成為家族成員至關重要的記錄。家譜還用於紀念那些已經逝去的人。家族中的家譜學家記錄了死於猩紅熱或者一出生就夭折的孩子，還有那些在接連不斷的災難中死去的妻子或丈夫。例如，在1793年為麻省什魯斯伯裡的約翰·法勒立少校立的墓碑上就刻著他七個孩子的名字「帕蒂、約翰、露西、露西、帕蒂、漢納、雷麗斯」，這七個孩子中有六個在出生後一年內就夭折了，只有一個孩子活到了三歲。1815年，萊弗裡特·索頓斯托爾在一封寫給他妹妹的信中說，他正在寫有關他們祖先的記錄，不然的話，有關材料就會永遠丟失了，他說：「令人吃驚的是，現存的材料真是太少了。」
對有些人來說，記錄自己的經歷或者祖先的生活，具有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意義。殖民主義者記錄他們的時代以激勵後人，清教徒相信「新英格蘭兒女家譜登記簿」將用於最後審判日。
按照富蘭克瓦·韋爾的說法，美國的家譜學從一開始就是「各種慾望的產物」。韋爾是巴黎大學校長，著有《家族樹：美國家譜學的歷史》一書。他對於美國家譜學的好奇始於20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時，是從對於巴拉克·奧巴馬和夫人米歇爾家族的興趣引發的。美國總統的祖先歷來就是公眾關注的話題，而奧巴馬伕婦格外引人矚目，因為他們是美國第一個非洲裔第一家庭。巴拉克·侯賽因·奧巴馬生於夏威夷，父親老巴拉克·奧巴馬是肯尼亞政府的經濟學家，母親斯坦利·安·鄧納姆是來自肯薩斯州的人類學家。家譜學家們把奧巴馬的母系家族追溯到了來自愛爾蘭、德國、法國、瑞士的美國人，最多的是來自英國的美國人，父系家族追溯到了肯尼亞非洲人。目前仍在進行的一些調查顯示，奧巴馬家族還和一些美國名人有關聯，像薩拉·佩林、沃倫·巴菲特、布拉德·皮特，甚至喬治·布什，這些調查者對此感到興奮。
奧巴馬入主白宮以後，人們認為他與美國奴隸制沒有關係，因為他的父親來自肯尼亞，而他的夫人米歇爾的家族歷史被認為是更具有典型美國特徵的，因為這個家族牽涉到了美國黑人和白人、奴隸、南北戰爭中的南部聯邦軍人，還有傳教士。但是在2012年，來自Ancestry.com網站的一個團體透露，在奧巴馬家族的故事中有一個奇怪的變故。原來，奧巴馬的白人母親的祖先是美國最早的非洲奴隸，名叫約翰·龐奇。在17世紀中葉，龐奇先後住在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是契約奴僕，後來企圖逃跑未遂，被判終身奴役。
顯然，家譜學不僅揭示了人們如何建構自己的身份特徵，還揭示出了別人對他們的看法。自從奧巴馬當選美國第44任總統開始，一個稱為「出生地質疑者」的非主流政治團體就從家譜的角度，對於奧巴馬的總統競選資格進行了無情的質疑。儘管面對許多相反的證據，但這個團體仍然聲稱奧巴馬出生在肯尼亞，因此認定，按照憲法規定，他不具備擔任美國最高職務的權利。
儘管很多人關注奧巴馬的出身，但對於家譜學從歷史上來看對美國人意味著什麼的問題，韋爾卻找不到現實的解釋。他寫道：「實際上家譜學可以說是我們對當代美國文化瞭解最少的東西。」令人吃驚的是，第一個對美國家譜學進行全面研究的竟是韋爾，一個法國人。
韋爾著手歸納四百年來美國人從事家譜工作的動機，他發現存在多種動機，但在某些時期有些動機顯得尤為重要。
在美國歷史上最為動亂的時期當然要數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那時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擺脫英國的枷鎖，建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這意味著與貴族攀親附戚的願望越來越不被社會接受了。美國人開始重新把這塊土地定位成一個國家，他們對待自己祖先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在獨立戰爭前後，美國與英國日臻複雜的關係演變成與時間，尤其是與歷史越來越複雜的關係了。這是一個轉折點——美國國內的家譜學逐漸轉變為美國人的家譜學。同時，現代的反家譜學思想也在此時出現了。
韋爾記錄下來的許多跡象表明，對於個人歷史的厭惡（即便僅僅是對某個家族感到好奇），與新興的共和國同時誕生。1783年，獨立戰爭結束之後，一些大陸陸軍軍官組成了一個名為辛辛那提協會的團體，協會名稱取自古羅馬政治家辛辛那圖斯的名字。像很多類似組織一樣，這個協會為其成員提供友好的援助。協會還規定，當一個協會成員去世後，他的會員資格將傳給他的長子。到這個協會在13個州都建立了分會時，有關協會會員資格的規定在全美國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辛辛那提的軍官們被指控企圖在新興的共和國裡建立一個新的世襲貴族階層。
1815年，萊弗裡特·索頓斯托爾借助姐姐的幫助整理出了家族家譜，他寫道：「這些信息不是為公眾提供的……我不願意把我的調查公之於眾，因為許多人會認為我是出於虛榮心才這樣做的，尤其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虛榮心，我沒有，但我有以此為榮的自豪感，自豪是正常的感情。」
那麼，到底什麼叫出身卑微呢？出身卑微就是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實際上就是缺少一份檔案記錄，因為多數記錄基本上都用於記載有權勢的人：比如記錄在法律文件中的產權人的名字，而早期的人口普查人員是不會記錄婦女、奴隸或原住民的詳細信息的。儘管家族中的一些人已消失在了時間的長河裡，但那些家族檔案仍然還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檔案本身代表了強大的權力。可以說沒有檔案，就沒有權力。
然而，人們認為，家譜學是與「人人生來平等」、人人都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一美好的理念背道而馳的。托馬斯·傑弗遜在美國《獨立宣言》裡寫下了這些話，他還在1821年撰寫的自傳裡提到了父親一脈來自威爾士，而母親一脈來自英格蘭和蘇格蘭。正像韋爾指出的那樣，傑弗遜還加上了一條謙卑的告誡：「讓每個人都將其信仰與功績歸因於家族吧。」
散文作家和詩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是新興共和國前瞻性人物的代表，他在1836年宣稱：
我們的時代是懷舊的時代，是建立在前輩墳墓上的時代。這個時代書寫著各種傳記、歷史和評論。過去的幾代人直面上帝和自然，而我們則要通過他們的眼睛去觀察。為什麼我們不去享受與宇宙萬物本來的聯繫呢？
愛默生呼籲擁抱現在，呼籲人們與過去斷絕關係，他繼續說道：「我們為什麼總是在過去的枯骨中摸索？為什麼讓活著的一代人穿上從褪色衣櫃中翻出來的假面舞會服裝？今天，陽光一樣燦爛。」而在一年前他寫的話中，措辭可沒這麼含蓄：「我同家譜學家談話就像在同一具殭屍聊天。」
韋爾描述了一個戲劇評論家在1833年寫下的一段戲劇評論，這部戲劇描寫了一位非常得意於自己純正血統的英國准男爵。觀眾在看完這部戲以後心裡「充滿了對英國貴族的蔑視，暗自慶幸在美國沒有什麼准男爵」。名著《白鯨》的作者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父親阿倫非常熱衷於宣揚自己同英國和挪威貴族的血緣關係（而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祖父卻做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他從波士頓傾茶事件的現場回來的時候，鞋子裡裝滿了茶葉）。梅爾維爾在他1852年寫的小說《皮埃爾》中，用自己的方式對家譜學進行了一番嘲諷：
15歲的查爾斯·米爾索普立志當一名演說家或詩人。反正無論如何他都想成為某個行當中的天才。他回想著自己的騎士祖先，憤憤不平地將耕犁一腳踢開。
當時，對家譜學提出批評的還有外國人，他們發現美國人對於貴族血統的考慮即便不是很可笑，也是很奇怪的（毫無疑問，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自己家族更緊密的血統關係與美國人冷冰冰的血統聲明進行了對比）。韋爾說，很多人都評論了費城和查爾斯頓的上層階級對其貴族傳統的依戀。其中一位到訪的英國托利黨人驚歎美國人的舉止是「過分地貴族化、特權化了」。
戴維·蘭伯特也認為，對那幾代特別有影響力的人來說，對於祖先過於好奇是不可接受的。那個時代導致的一個最為奇怪的後果是：他現在對祖母雙親的瞭解，比祖母瞭解的還多。「生活在19世紀的人不願意透露過去的信息，當時的一個思維定式就是向前看，而不是朝後看。」
當然，那些批評者說對了一件事，那就是人們越是為了社會生活中的實際目的，尤其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而求助於家譜，就越與這個新國家的精神格格不入，也就越容易受到欺騙。
隨著美國領土的不斷擴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對過去必然對現實具有意義這一觀點；在最為極端的時候，人們甚至相信過去對於現實毫無意義。然而，這並不能抑制很多人想要審視過去的衝動。實際上，人們建立家譜的願望與反對建立家譜的情緒是齊頭並進的。如果你不打算證明你是貴族出身，那麼家譜又有何用？當然有用。在美國，家譜為你提供了一個證明自己是美國人的機會。即便記錄家譜的實際做法仍保持不變（列在家用《聖經》或普通書籍中），但這種做法卻有了新的意義：在有些社會圈子內，建立家譜不再是優越感的象徵，而是平等的證明。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檔案記錄，在這個偉大的共和國裡所有的家庭都是平等的，建立家譜越來越成為人們喜愛的、賦予家族榮譽的方式。
獨立戰爭結束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訂購家庭檔案登記冊和記錄家族歷史的圖標掛圖的人越來越多。作為家譜標誌的家族樹變得非常流行，女學生都把家族樹當作刺繡的樣式。歷史協會和家譜學協會在各個州湧現出來，有些大家族還創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並且在新英格蘭、賓夕法尼亞州和紐約舉行家族聚會。羅伯特·庫什曼在英國組織了著名的「五月花」號輪船租賃活動，後來在「五月花」號輪船到達馬薩諸塞州一年以後，他乘坐「財富」號輪船來到了普利茅斯的羅克。1855年，庫什曼的一千名後裔在馬薩諸塞州聚會，承諾建立一座紀念碑來紀念他們顯赫的家族歷史。經過最初那段不得人心的時光，辛辛那提協會倖存了下來，並成為美國最古老的世襲軍事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