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布拉格揮舞歐盟的旗幟，慶祝捷克共和國獲准加入該組織。（c Sean Gallup / Getty Images ）
登陸那天，他們聚集在小海船的艙房內。從英國出發的航行時間漫長且暴風雨不斷。食物儲備耗盡了，死了一個人，又降生了一個小男孩。1620年11月的一天，雖然他們很高興到達了科德角（Cape Cod）海外平靜的水面上，但他們聚集在狹窄的船艙裡並不是要做感恩祈禱，而是要創建一個管理他們將要建立的殖民地的政治組織（圖9.1）。這份《「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是他們之間的一份協議，「自願結成民眾自治團體……制定和頒布有益於殖民地全體民眾利益的公正與平等的法律、法規、法案、憲章和公職……」，他們從同伴中選舉了一位行政長官，在完成了這些政治行動後，才放下一隻小船，派一小隊人登陸。
圖 9.1 《「五月花」號公約》的簽署，很可能是美洲第一個成文的自治計劃。41名成年男性移民登陸前在「五月花」號船上簽署了該項公約。（Courtesy of the Pilgrim Society, Plymouth, MA ）
他們試圖殖民的這片土地是他們所來自的英國100多年前要求得到的地方。1497年約翰·卡伯特（John Cabot）的新大陸航行使他們的君主取得了北美洲所有土地的統治權，並被授予管理居住在此地的臣民的合法權力。這項權力由王室委派給殖民者及其贊助者，授予他們管理當地臣民的權力。雖然「五月花」號的殖民者最初並未持有契約或特許權，但是他們自認是已建立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們通過由殖民地全體自由民組成的立法機構州議會（General Court）１ ，每年選舉自己的行政長官和州的行政部門負責人。
隨著人口的增長，殖民者建立了不少新城鎮，其選民距參加州議會選舉的地點太遠。到了1636年，較大的城鎮派出代表和行政部門合作制定法律。每個市鎮成為一個法人實體，選舉地方官員和制定地方法令是市鎮會議的首要議題，這仍然是目前新英格蘭地區的常規。
由41名自由民簽署的《「五月花」號公約》，作為他們在新大陸的第一個行動，是該殖民地以及更大區域（後來該殖民地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政治發展征途中的第一步。馬薩諸塞州（以及普利茅斯殖民地）從全體船員佔山為王的英國直轄特權殖民地，變成以大陸議會名下的造反派聯邦，再變成一個新國家的州，這是空間政治組織持續進程的一部分。
空間政治組織的進程就像人類歷史一樣古老。從部落到王國，人類群體都提出領土要求，都把自己組織起來並在其領土範圍內管理自己的事務。確實，社會政治組織就像經濟形式或宗教信仰一樣，是重要的文化與文化差異的表現。地理學家對政治架構感興趣，因為它是人類空間組織的表現，而且與文化在空間上的其他表現（例如宗教、語言與種族特性）密切相關。
政治地理學 （political geography）是對政治現象在其地域表現上的組織與分佈的研究。國籍是人群之間文化差異的基本要素，傳統意義上政治地理學首要的關注點是國土單元（country unit），即國家（state）（圖9.2）。政治地理學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反映中央政府實施管轄的空間格局，例如邊界勘定與實施問題。然而，關心的重點日益轉移到政治級別（political scale）的上升和下降方面。在世界舞台上，自1945年以來，國際聯盟、地區性協議和生產者卡特爾的聲望日隆，代表著空間相互作用的新形式。在地方水平上，選舉模式、選區界線和分區規則，以及政治分裂，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國內政治進程中的區域重要性方面。
圖 9.2 這些作為各成員國象徵的國旗，在紐約市聯合國大廈前熠熠生輝。雖然國家位處政治地理利益的核心，但是它只是空間政治組織的一個級別。（c Pictor / Image State ）
本章討論政治實體的一些特徵，研究司法權的界定、探索依附於政治實體的要素、考察部分放棄主權的含義、考慮政治權力分裂的意義等方面的問題。我們從研究國家開始，以地方政治制度結束。
本章把重點放在政治實體上，但我們不應忽視這樣的現實，即國家的根基是各國所表現的經濟與社會的運轉方式，社會與經濟的競爭一如邊境衝突那樣重要，在某些方面跨國合作和其他非政府機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可能比其所在或在其中運作的某個國家所起的作用更大。下文的論述會更詳盡地提及其中某些政治考慮，另有一些會在第10章中更充分地展開。
9.1 國家政治制度
文化地理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地球陸地表面幾乎全部被劃分為的單獨的國土單元，如本書對開頁的世界各國地圖所示。即使南極洲也有7個國家競相提出領土要求，不過由於有了1959年的《南極條約》（Antarctic Treaty），因此這些國家未能堅持這種主張（圖9.3）。另一個要素——國家單元的劃分只是近代才發生的事。雖然自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時代起就存在帝國，但直到20世紀，世界才完全被劃分為獨立的管理實體。今天，各地人民都接受了國家的概念及國家在其邊界內行使主權的要求。
圖 9.3 對南極洲的領土要求。7個國家提出對南極洲部分領土的要求，其中阿根廷、智利和英國所要求的領土有重疊之處。1959年的《南極條約》禁止了進一步的領土要求，使科學研究成為該大陸的首要用途。南極洲既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沒有永久居民或地方政府——也不是某個國家的一部分。
國家、民族與民族國家
在開始考慮政治制度之前，我們需要闡明一些術語。地理學家使用的「國家 」（state）和「民族」（nation）兩個詞彙，與日常談話中的用法略有不同，由於兩者都是多義詞，因此造成一些混亂。國家或州（state）可定義為：１構成聯邦政府的任何政治單位（例如美國的一個州）；２對一片領土擁有主權的獨立政治單位（例如美國）。在後一種意義上，「state」是「country」或「nation」的同義語。就是說，「民族」（nation）也可定義為對領土擁有主權的獨立政治單位（例如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但是它也可以用來描述擁有共同文化和地域的一群人（例如庫爾德民族）。後一定義就不是「state」或「country」的同義語。
為了避免混亂，我們把國家（state）定義為在國際水平上的獨立政治單位，是佔有一定面積、有永久居民的領土，而且對其內政與外交事務享有完全主權。我們使用「country」一詞作為國家（state）在地域與政治概念上的同義詞。並非所有公認的地域實體都是國家。例如，南極洲既沒有確定的政府，也沒有永久居民，因此，它不是一個國家。殖民地和保護國也不被認為是國家，儘管它們有確定的邊界、永久居民和某種程度上自主的政府架構，但是它們對自己的內政與外交事務沒有完全的控制權。
我們使用「民族」的第二種含義，用以指人民而不是政治結構。民族 （nation）就是擁有共同文化、佔據特定地域的一群人，因分享共同的宗教與習俗產生的團結感而緊密聯繫在一起。語言與宗教可能是一體化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感情上對文化獨特性的信念和民族優越感。例如，北美印第安的克裡民族就是因其文化的獨特性，而不是憑借其領土主權而存在。
嚴格地說，復合詞民族國家 （nation-state）是指一國的領土範圍被一個獨特的民族或人民所佔有，或者至少是其全體居民共享著一種普遍的凝聚感和奉行一套共同的社會道德標準（圖9.4〔a〕）。就是說，民族國家是一個實體，其成員感到彼此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繫，他們共享著語言、宗教或其他文化特點的程度強烈到足以使他們結為一體，並賦予他們一種不同於其社會以外所有人的感覺。事實上，很少國家能夠稱為真正的民族國家，因為沒有幾個國家現在是或者曾經是完全由一個民族組成的，或文化上是完全相同的。冰島、斯洛文尼亞、波蘭、朝鮮和韓國是經常被引用的恰當例子。
圖 9.4 國家與民族間關係的類型。（a）民族國家。波蘭和斯洛文尼亞是由一個獨特的民族或種族組成的國家。（b）多民族國家。瑞士表明，對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而言，共同的民族性、語言或宗教不是必要的。（c）部分民族國家。阿拉伯民族擴散到北非和中東的許多國家並在其中占統治地位。（d）無國家民族。一個古老的有著獨特語言的庫爾德族群集中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少數族人居住在敘利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
雙民族國家（binational state）或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是含有一個以上民族的國家（圖9.4〔b〕）。此類國家通常沒有哪個民族在全體居民中佔優勢。1988年以前蘇聯的憲法結構中，政府立法機構的一個部門叫作「民族蘇維埃」（Soviet of Nationalities）。該部門由來自蘇聯各民族區域的代表組成，這些區域居住著官方承認的「民族」：烏克蘭、哈薩克、愛沙尼亞和其他民族。在此實例中，民族的概念在地域上小於國家的範圍。
或者，一個單一的民族可能向外擴散，並在兩個或多個國家中佔多數。這就是部分民族國家（part-nation state）的案例（圖9.4〔c〕）。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民族性的意識超越了一個國家的區域界線。阿拉伯民族在17個國家中佔優勢即是一例。
最後還有一個特別案例是無國家民族（stateless nation），即一個沒有國家的族群。例如，庫爾德人是一個擁有將近2000萬人口的民族，分散在6個國家之中，但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中佔優勢（圖9.4〔d〕）。庫爾德民族主義在幾個世紀中得到保存，許多庫爾德人滋生了一種獨立庫爾德斯坦的幻想。其他無國家民族是吉普賽人和巴斯克人。
現代國家的演變
空間政治組織和人民的概念與實踐，是在世界許多地方獨立形成的。西方人的傾向性與偏見，使我們傾向於用近東、地中海地區和西歐的話語來追溯空間政治組織的思想。不過，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希臘的城市國家、羅馬帝國，以及歐洲進行殖民的王國和敵對的公國不是唯一的。南亞、東南亞和東亞有其相似之處，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半球也一樣。雖然西歐模式與殖民地化強烈影響了世界各地現代國家的形式與結構，但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文化根基比歐洲單個事例所表明的更加源遠流長。
今天現代國家的思想是由18世紀歐洲政治哲學家逐步闡明的。他們提出這樣一種概念，即人民效忠於代表他們的國家，而不是效忠於像國王和封建領主之類的領導人。這種新概念與大革命的法國相一致，並傳播到西歐、英國、西班牙和德國。
許多國家是17、18和19世紀歐洲擴張的結果，那時非洲、亞洲和美洲被瓜分為殖民地。通常對這些從前從未正式劃定的殖民地要求需給予確定或劃定邊界。當然，前殖民時代土著居民也有相對固定的居住地域控制，其中也曾有公認的統治和邊防，而且邊界上也許還發生過搶劫性的襲擊或對相鄰「外國」領土的征戰。在已知部落領地的遠方，興起了強大的帝國，同樣具有公認的影響或控制區域的外部界線：莫臥兒人和中國人；貝寧人和祖魯人；印加人和阿芝台克人。在這些領地上邊界仍然存在，而且在不甚正式地建立的空間格局上實施了有效的部落控制，後來歐洲殖民者又強加上他們武斷地劃定的新行政分界線。事實上，沒有什麼共同點的族群常常被歸入同一個殖民地中（圖9.5）。因此，新的分界線常常並非以有意義的文化界限或自然界限為根據。相反，這些分界線只不過代表了殖民帝國權力的範圍。
圖 9.5 非洲的許多族群與國界並不一致。歐洲殖民強國無視文化界限，造成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都具有相當大的種族多樣性，並造成國家之間的邊界衝突。
資料來源：Modifed from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A Question of Place by Paul Ward English, with James Andrew Miller. Copyright c 1977 Harper & Row.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隨著這些前殖民地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他們保留了國界的觀念。他們一般都接受——在非洲的情況下，是通過有意識的決定以避免因對前殖民時代的領土與種族的要求而導致戰爭——前歐洲統治者所確立的邊界。許多新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是「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在任意聯合起來的公民之間建立起對國家的忠誠感。1971年坦桑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說：「這些新國家都是一些人為的單位，是歐洲帝國主義者畫在地圖上的地理概念。這些就是我們試圖轉化為民族的單位。」
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國家的觀念起初進展緩慢，但現在已迅速加快。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發表之際，全世界只有大約35個帝國、王國和國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國家的數目增加到大約70個。大戰之後，殖民時代的結束帶來了主權國家數目的急劇增加。到2003年年底，獨立國家總數有將近200個。近年來由於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解體而創建的20多個國家中，只有3個是原有的（圖9.6）。
圖 9.6 迄至1992年的年中，15個新獨立的國家取代了蘇聯。
對國家的挑戰
長期以來，國家或民族國家是政治地理學研究的重點，下文將在很大程度上圍繞這個重點進行討論。然而，我們還應瞭解，國家中心論世界觀的正確性日益受到多種新的經濟與社會力量的攻擊。這些力量包括：
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出現。跨國公司的經濟與生產決策與任何一國（包括其總部所在國）都不相干。它們的決策——例如，外購產品與服務——可能有害於其中某個國家的僱傭結構、計稅基礎和國家安全，也可能限制了其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的適用範圍。
國際機構和超國家機構的激增最初只涉及金融或安全問題，但是都表現為自願放棄某些傳統的國家自主權。世界貿易組織、歐洲聯盟和區域性貿易集團（如北美自由貿易聯盟），以及許多國際協議，都對其成員行動的獨立性進行限制，從而在經濟與社會事務中減少了國家絕對優先的狀態。
非政府組織的出現和倍增。這些組織特定的興趣與集體行動超越國界，把關心全球化、艾滋病防治，以及經濟與社會不公等問題的人們團結起來。通過非政府組織渠道發起引人注目的抗議活動施加壓力，引導社會的壓力影響和制約政府的行動。
大規模的國際移民流往往損害作為文化共同體的國家，損害其已確立的和所期望的共同價值與忠誠。互聯網、便宜的通訊手段和便捷的國際旅行，使移民與其家鄉文化以及故國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繫，阻礙他們完全融入新的社會環境，也妨礙他們把忠誠轉移到接納他們的國家。
文化上由不同成分組成的國家中，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運動的增長，通過獨立與區域自治的要求，削弱著已建立國家至高無上的地位，而這種地位從前是毋庸置疑的。
這些力量和事態的進展，有一些在前面幾章已有所涉及，本章將評述其他幾種（見「離心力」一節）。所有這些都代表著近來日益增強的力量。有些看法認為，這些力量削弱了那種認為民族政府和制度化政治無所不能的世界觀。
國家的地理特徵
每個國家都有某些地理特徵，依據這些特徵就能對其進行描述，並令其有別於其他國家。只要看一下本書對開頁裡的世界政治地圖，就能看到每個國家都是獨一無二的。任何一國的大小、形狀和區位，綜合起來就使其有別於其他國家。這些特徵也影響著各國的力量與穩定性。
大小
一國所佔據的面積可能很大，如中國；也可能很小，如列支敦士登。世界最大的國家俄羅斯，擁有1700萬平方千米以上的面積，相當於世界陸地表面的11%。其面積為瑙魯（世界袖珍國之一）的100多萬倍（見「袖珍國」專欄）。
有人可能會想，一國的面積越大，其蘊藏有用資源（如肥沃的土壤和礦藏）的機會也越大。一般而言，這種假設是對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資源依賴於其所處區位的偶然性。礦物資源分佈並不均勻，僅就面積一項並不能保證其存在於一國之內。澳大利亞、加拿大和俄羅斯，雖然幅員遼闊，但能支持豐產農業的面積較小。事實上，面積遼闊反而可能是一種缺陷：面積很廣闊的國家可能有著難以到達、人口稀疏、難以納入經濟與社會主流的廣大地區。小國較之大國，更容易擁有文化上均一性的人口。這些國家更容易發展交通與通訊系統，便於聯繫全國各地，而且，需要防止外敵入侵的邊界也較短。因此，單就面積而言，它不是決定國家穩定與力量的關鍵，只不過是一種起作用的因素。
專欄 9-1 袖珍國
面積很小、人口很少，但完全或部分自治的政治單位引起了一些很有趣的問題。面積和人口的大小是否應該成為國家地位的標準？袖珍國 （ministate）在哪些方面可能造成大國間的摩擦？在何種情況下這些袖珍國能在像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中取得代表資格？
世界上小國數目日益增加，人口少於100萬的國家有40多個——100萬是聯合國採用的「小國」人口的上限，雖然這個數字對作為該組織的會員國來說不算太小。瑙魯在其21平方千米的國土上有大約1.3萬居民。其他面積上的小國，例如新加坡，面積為685平方千米，人口420萬，遠在聯合國標準之上。許多小國是島嶼國，分佈於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上（如格林納達和湯加群島），但是歐洲（梵蒂岡和安道爾）、亞洲（巴林和文萊）和非洲（吉布提和赤道幾內亞）也有不少小國。
許多袖珍國是已不復存在的殖民制度的遺跡。西非和阿拉伯半島的一些小國屬於這種類型。其他小國，如毛里求斯，主要是作為遠洋航行的加油站。但是，有些袖珍國佔據戰略要衝（如巴林、馬耳他和新加坡），另一些蘊藏著有價值的礦產（科威特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更有一些因臨海可能要求200海里領海權而獨具吸引力。
有些小島和屬地因其戰略地位或經濟價值，可能會遭到較大鄰國的覬覦。1982年英國和阿根廷的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之戰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表明這些地區導致大國之間衝突和吸引全世界注意力的能力與其面積大小和人口並不成比例。
袖珍國家數目的增加，產生了他們在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權和選舉權的問題。參加此類國際團體是否必須有一個起碼的大小？各國的選舉權是否應與其人口成比例？1999年和2000年被接受加入聯合國的新成員包括4個太平洋小島國，人口均少於10萬人：瑙魯、湯加、基裡巴斯和圖瓦盧。在聯合國內，「小島國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AOSIS）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力量集團，控制著聯合國大會1/5以上的選票。
太平洋上的袖珍國家。
形狀
國家的形狀就像其大小一樣，也能通過促進或阻礙有效的組織工作從而影響一國的福祉。假如沒有大的地形障礙，效率最高的形狀是圓形，首都位處圓心。在這樣的國家中，可以用最少的時間從中心到達所有地方，而且用於建造公路和鐵路等項目的費用最少，需要防衛的邊界也最短。津巴布韋、烏拉圭和波蘭的形狀大體呈圓形，形成緊湊型國家 （compact state）（圖9.7）。
圖 9.7 國家的形狀。圖中各國的大小不可比較，各自按不同比例尺繪製。
蝌蚪型國家 （prorupt state）的形狀也比較緊湊，但是有一片、有時有兩片狹窄的領土向外延伸。所謂「蝌蚪」，可能只是反映陸地面積半島狀的延伸，就像緬甸和泰國那樣。另一些情況下，這種突出的形狀具有經濟或戰略上的重要性，利用這種突出的地方保障國家獲得某些資源，或者在兩國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帶，否則兩國就會相毗連。無論國家起源如何，突出的地形都容易使國家的一部分被孤立。
就行政管理而言，效率最低的形狀是像挪威和智利這樣狹長的國家。在這種狹長型國家 （elongated state）中，遠離首都的部分很可能被孤立，因為這些地方和國家中心聯繫的費用很高。與緊湊型國家相比，這些國家在氣候、資源與民族等方面的差異性也更大，這種情況有可能會損害民族的凝聚力，也可能會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第四類形狀是鬆散型國家 （fragmented state），包括完全由島嶼構成的國家（如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部分為島嶼部分為大陸的國家（如意大利和馬來西亞），以及主要是大陸但其領土被另一國分隔的國家（如美國）。國土的分裂使國家難以將其領土置於中央的控制之下，尤其是那些彼此相隔很遠的部分。這就是印度尼西亞遇到的問題，它由1.3萬多個島嶼組成，呈弧狀綿延5100千米。分裂導致了巴基斯坦的解體，該國於1947年建立時就是一個分裂的國家，東、西巴基斯坦彼此相隔1610千米。這個距離加劇了東西兩部分的經濟與文化差異。當1971年其東部分離出去，自行宣佈為獨立國家孟加拉國時，西部巴基斯坦不能實施其控制權。
碎裂型的特例是外飛地 （exclave），即一國位處另一國內部的領土。德國統一前，西柏林就是西德在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之內的飛地。歐洲有許多一國位於另一國之內的飛地。例如，小瓦爾瑟谷（Kleinwalsertal）２ 是只有從德國才能進入的奧地利飛地；巴爾萊-赫爾托赫（Baarle-Hertog）是比利時在荷蘭的飛地；利維亞（Llivia）是法國之內的西班牙城鎮。不僅歐洲有飛地，非洲也有安哥拉的飛地卡賓達（Cabinda），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兩塊飛地梅利利亞（Melilla）和休達（Ceuta）（圖9.8）。
圖 9.8 北非和法國的西班牙飛地。雖然將近500年前西班牙軍隊攫取了要塞城市梅利利亞和休達，而且這些飛地中居民大多數是西班牙人血統，但是摩洛哥仍然要求取得這些城市的主權。近年來休達和梅利利亞已成為企圖移居西班牙的成千上萬人的臨時落腳點。來自馬裡、尼日利亞以及遠自克什米爾地區和伊拉克的移民進入休達和梅利利亞要求政治避難，尋求進入歐洲的工作許可證或護照。1660年西班牙根據《比利牛斯條約》放棄了利維亞周圍的地區，使其成為飛地。直布羅陀是英國殖民地，而安道爾則是一個獨立的袖珍國。
與外飛地極其相似的概念是內飛地 （enclave），這個概念有助於劃分第五種形狀的國家，即穿孔型國家 （perforated state），就是一國的領土完全包圍著一個不受其管轄的國家，例如南非共和國包圍著萊索托。被他國包圍的內飛地，可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可能是另一國的一部分。歐洲兩個最小的獨立國家——聖馬力諾和梵蒂岡，就是洞穿意大利的內飛地。西柏林作為西德的飛地，洞穿了前東德的領土，是東德領土中的內飛地。如果內飛地被價值體系有別於穿孔國的人所佔據，穿孔國的穩定性就可能被削弱（見「枝節橫生的內飛地政治」專欄）。
專欄 9-2 枝節橫生的內飛地政治
蘇聯的解體是伴隨著種族與民族主義感情的覺醒而發生的，這種感情曾長期受到壓制。這種情況沒有哪裡比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更明顯了，那是位於阿塞拜疆的一塊山區飛地，80%居民是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人是基督徒，而阿塞拜疆人則是什葉派穆斯林，不過宗教不同只是1988年開始毀滅該地區的衝突的部分原因。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都是20世紀20年代初併入蘇聯的。土耳其曾有過與本土亞美尼亞人不睦的歷史，它不希望有一個不必要的強大的亞美尼亞出現在其邊界上。斯大林迫於來自土耳其的壓力，把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判給了阿塞拜疆。雖然這個地區得到了作為一個單獨個體的地位，並成為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區，但是亞美尼亞人充滿怨憤。阿塞拜疆人在種族上屬於土耳其人，而亞美尼亞人聲稱，他們有100多萬親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土耳其人殺害。
蘇聯人認為在共產主義信條下民族主義最終會消失，但事實並非如此。雖然700萬阿塞拜疆人在數量上遠遠超過180萬卡拉巴赫亞美尼亞人，但是後者保持著強烈的民族意識，以自己的語言和忠於亞美尼亞基督教而保持同一性。
1987年卡拉巴赫亞美尼亞人受戈爾巴喬夫自由化政策和他宣稱要改正過去錯誤的鼓舞，他們鼓動要和亞美尼亞聯合。群眾在示威時舉著這樣的橫幅，聲稱「卡拉巴赫是改革的試驗田」。亞美尼亞首都埃裡溫舉行了許多集會，支持卡拉巴赫亞美尼亞人。有人議論要建立一條走廊，把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和亞美尼亞連接起來——這塊飛地西南端有不到16千米的距離把兩地分隔開。
阿塞拜疆對這塊飛地的反應是加強控制。官方禁止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學校講授亞美尼亞歷史，而且不鼓勵使用亞美尼亞語。
1988年2月在蘇姆蓋特市（Sumqayit）發生了反對亞美尼亞人的暴力行動，觸發了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間的戰爭。蘇聯軍隊被召來平息暴力衝突，但是未能恢復秩序，到1992年大部分軍隊被撤走了，那時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已經變成了兩個獨立國家。數以千計的人死亡，成千上萬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成為難民，到各自的故鄉尋求庇護。1994年阿塞拜疆人同意休戰。
現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已經沒有阿塞拜疆人。從前阿塞拜疆人居住的村鎮，主要住著來自阿塞拜疆的亞美尼亞難民。雖然這方領土在國際上仍然被認為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但被所居住的亞美尼亞人控制，就如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西部的拉欽（Lachin）地區一樣。
目前在國際和平對話所提出的建議中，承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和拉欽地區的自治地位，並用一條連通其飛地納希切萬（Nakhichevan）的受國際保護的公路來補償阿塞拜疆的領土損失。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和其他飛地一樣，檢驗著周圍國家的穩定性。它證明了過去對邊界所做的決定在今天可能造成怎樣的反覆；當中央權威衰落時，分裂的力量會怎樣增強。最後，飛地的衝突提出了重新出現的政治地理學問題：當少數民族的要求與大多數人的願望相左時，如何能和平共處。
區位
影響民族福祉因素的國家大小和形狀的重要性，可能因其區位（無論是絕對區位還是相對區位）而改變。雖然加拿大和俄羅斯面積都極其巨大，但是如果從農業潛力考慮，兩國處在中緯度以北的絕對區位降低了其面積優勢。另一個例子是冰島，雖然它具有相當緊湊的形狀，但是其處於北冰洋的區位，緊鄰北極圈的南界，這意味著其大部分國土是不毛之地，定居點僅限於該島國的邊緣。
國家的相對區位，即其所處區位與其他國家區位的比較，也和絕對區位一樣重要。那些不臨海而且被其他國家所包圍的內陸國 （landlocked state），處於地理上的劣勢（圖9.9）。這些國家沒有海運（船運）貿易的便捷通道，也沒有沿岸水體和海床上所發現的資源。1825年玻利維亞獨立時獲得了480千米的海疆，但1879年被智利征服時又喪失殆盡。該國每年一度的海洋日活動，都在提醒玻利維亞人遭受的損失，並通過持續的外交努力以取得一個替代的出海口。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從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多民族國家中產生許多新的小國，內陸國的數量——大約為40個——大量增加。
圖 9.9 內陸國。和有出海口的國家相比，內陸國在商業和戰略上居於劣勢。
也有幾個有利的相對區位成為一國首要資源的實例。面積只有685平方千米和420萬人口的新加坡，位於世界海運與貿易的「十字路口」。基於其海港和商業活動，並得益於新近的工業發展，新加坡已經成為引人注目的東南亞經濟成就的例子。歷史表明，一些國家得益於處在主要貿易通道上的區位，不因為這種區位易帶來經濟利益，而且因為這些國家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技術的擴散。
核心與首都
許多國家今天呈現的形狀以及所佔據的區位，是若干世紀發展的結果。這些國家從一個中心區域向外擴大，逐漸擴展到周圍的地域。一國最初的核心或核心區 （core area），通常容納最稠密的人口、最大的城市、高度發達的交通系統，以及最發達的經濟基礎。所有這些要素都隨著遠離國家的核心而變弱，城市化率和城鎮規模下降，交通網變稀疏，而且邊遠地區的發展強度也比核心區弱。
容易識別而且明確無誤的國家核心區包括法國的巴黎盆地、英國倫敦和東南部、莫斯科和俄羅斯歐洲部分大城市、美國東北部和加拿大東南部，以及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都市帶。並非所有國家都有這樣清楚的核心，有些國家可能有兩個或更多相匹敵的核心區。例如，乍得、蒙古國和沙特阿拉伯就沒有界線明顯的核心區，而厄瓜多爾、尼日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越南則是多核心國家的例子。
一國的首都通常都在其核心區，而且常常是在這個核心區的真正中心，其優勢地位不僅是由於它是中央權力的所在地，而且還因為人口與經濟功能的集中。就是說，很多國家的首都城市也是其最大的城市或首位城市，主宰著整個國家的結構。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都是此類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佔首位的例子。
首都與核心區的這種結合常見於所謂的一元化國家 （unitary state）中，即這些國家有著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相對較小的文化差異、強烈的民族認同感，以及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清晰的邊界。歐洲大多數核心區和首都都是這種類型。許多新獨立的國家也能見到這種結合，這些國家的前殖民者建立了開發與行政管理的首位中心，並在缺乏城市結構、沒有政府組織的地區建立了職能中心。隨著國家的獨立，這些新國家保留了已建立的基礎設施，給首都增加新的職能，並且通過對政府大廈、公共建築和商業建築投入大量經費，力圖打造國家地位的標誌。
聯邦國家，即大體上均等的、具有強有力的地區性政府職責的省或州的聯盟，其首都城市可能是作為行政中心而新創建的。雖然這個選定的首都是國家多元化核心區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是該國最大的城市，也沒有獲得多少附加的職能使其成為最大的城市。加拿大渥太華、美國華盛頓特區和澳大利亞堪培拉就是這樣的例子（圖9.10）。
圖 9.10 澳大利亞按規劃修建的首都堪培拉，其定位有意離開本國兩個最大的城市悉尼和墨爾本。按規劃修建的首都往往是一些建築「櫥窗」，集中展示民族的驕傲。（c Chris Groenhout ）
歐洲正在形成一種國家組織的新形式，叫作「地方性政府」或「不對稱聯邦制」（asymmetric federalism），即原先強大統一的國家承認若干下屬單位的自治願望，在不同程度上准予其地方行政管理權，但保留中央權力機構對全國性事務的權力，如貨幣政策、國防和對外關係等。自治權最可能給予這樣的地區：那裡的居民最直言不諱地聲稱該地區與全國有所不同。此類要求大多基於宗教、語言或經濟中心與利益的差異。全國政府可能承認地區首府、立法議會和行政系統。例如，英國的不對稱聯邦制現在包括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的獨立地位及各自的首府愛丁堡、加的夫和貝爾法斯特。西班牙也承認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其首府分別為巴塞羅那和維多利亞。
所有其他事項都是平等的，位於國家中心的首都使各地方到達政府的距離大體相等，方便往來於政治中心的交通，使政府能夠自如地發揮權力。許多首都城市，例如華盛頓特區，當初被選定為政府所在地時曾位處國家的中心，但因國土的擴展而失去其中心區位。
有些國家的首都從位處國家邊緣的核心區內遷，至少部分地是為了取得中心區位可能具有的優勢。這種遷徙的兩個例子是巴基斯坦首都從卡拉奇遷到伊斯蘭堡，以及土耳其首都從伊斯坦布爾遷到其領土中心的安卡拉。首都遷徙的一種特殊類型是前推型首都 （forward-thrust capital），即曾經有意地將其定位到一國的邊疆地區，表明政府對遠離核心區域的認識，以及促使其更均衡地發展的興趣。20世紀50年代末期，巴西將其首都從里約熱內盧遷往新建的巴西利亞城，以表明其開發廣大內陸地區的意圖。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西非國家尼日利亞在靠近其地理中心的地方建設新首都阿布賈，到20世紀90年代初，政府辦公室和外國大使館均已遷往該地。1841—1865年，英國殖民地政府曾6次遷徙加拿大的首都，部分原因是為了追隨19世紀中葉人口格局的中心，也是為了謀求一處溝通本國文化隔閡的區位（圖9.11）。
圖 9.11 加拿大首都的遷徙。金斯頓被選為加拿大聯合省（United Province of Canada）第一個首都，它既優先於下加拿大首府魁北克，也優先於上加拿大首府多倫多。1844年政府職能遷往蒙特利爾，並沿用到1849年，隨後又在多倫多和魁北克之間來回遷徙——如圖所示。1865年省立法機構會議在渥太華舉行，1867年這個城市成為加拿大聯邦的首都。
資料來源：Redrawn with permission from David B. Knight, A Capital for Canad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Research Paper No. 182, 1977, Fig. 1, p. vii.
國界：國家的邊界
讓我們回顧一下，地球上沒有哪塊陸地置身於一國主張的控制權之外，即使無人居住的南極洲，也有過其他國家對它的領土要求（圖9.3）。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國界以便和其鄰國分開，國界就是確定每個國家主權和權力的界限。國界是表明一國主權終止和另一國主權開始的地方。
一國在自己的疆界之內，執行法律、收繳賦稅、提供防衛和其他政府職能。因此，邊界的區位決定了一定地區內人民要使用哪種貨幣、服從哪種法規、可能被徵召進哪個部隊，還有兒童在學校接受的語言教育甚至宗教教育。這些例子表明了，邊界在世界上起著強有力的文化差異增強劑的作用。
主權國家的領土主張是三維的。國界不僅是國家所主張的陸地（或水域）表面外部界限的標誌，按照國際關於地表資源分配權的共識，國界也是向下投射到地心的界限。各國還將其主權向上投射，不過對於領空的上限較不確定，因為對此尚無一致意見。因此，嚴格說來，國界是一條沒有寬度的「線」，它是相鄰國家主權之間的一個垂直界面。
在國界劃定之前，國家或帝國之間大概是用一條邊境地帶 （frontier zone）分開，這是一個劃分不甚清楚而且不時擺動的地區，標誌著國家權力有效管轄的終點。這樣的地帶常常渺無人煙，或者人口稀疏，而且隨著聚落格局的改變而改變。目前許多國界處在從前的邊境地帶內，在這種意義上，邊界線已經取代了從前作為一個權力標誌的較寬闊的邊境地帶。
天然邊界和人為邊界
地理學家傳統上把邊界區分為「自然」邊界和「人為」邊界。自然邊界 （natural/physical boundary）就是那些根據山脈、河流和湖泊等可辨認的地文面貌劃分的邊界。雖然這種特色作為邊界看似很有吸引力，因為它們確實存在於景觀中，而且是看得見的劃分要素，但是事實證明許多自然邊界並不令人滿意。就是說，它們並不能有效地把兩國分開。
許多國界沿山脈走向延伸——例如阿爾卑斯山、喜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山脈很少成為相互作用的絕對屏障。雖然山脈有礙來往，但是可以通過關隘、道路和隧道穿越。高山牧場可用於季節性放牧，山區可能成為水電站的水源（圖9.12）。
圖 9.12 喜馬拉雅山的群峰。（c Fred Bavendam / Peter Arnold ）
河流作為邊界更不能令人滿意。與山脈相反，河流有助於相互作用。河谷可能既有益於農業也有益於工業，而且可能會彙集人口。例如，萊茵河有幾百英里用作西歐國家的國界線。它也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兩岸化工廠、其他工廠和發電站林立，城堡與教堂散佈其間，使其成為歐洲主要的旅遊勝地之一。河流更像一種公產、一種集中使用的資源，而不是其相鄰國家生活中的障礙。
自然邊界之外的另一種邊界是人為邊界 （artificial boundary）或幾何邊界 （geometric boundary）。這種邊界常常根據緯線或經線的一部分來劃定，主要見於非洲、亞洲和美洲。美國—加拿大的西部邊界沿北緯49°劃定就是幾何邊界的例子。許多這樣的邊界是在殖民地時期對該地區有爭議時確定的，那時土地上人口稀少，而且缺乏對邊遠地區詳細的地理認識。
按聚落分類的邊界
邊界也可以按照主要文化景觀的主要特徵形成之前或之後來劃分。先成邊界 （antecedent boundary）是一個地區人口不多時，也就是大部分文化景觀特徵形成之前劃分的邊界。繼續援引上文的例子，美國—加拿大的西部邊界就是這樣一條先輩劃定的界線，是根據1846年美國和英國之間的一項條約確定的。
文化景觀形成之後劃定的邊界叫作後成邊界 （subsequent boundary）。後成邊界的一種類型是順成邊界 （consequent boundary，又稱民族邊界〔ethnographic boundary〕），是為了順應兩國之間在宗教、語言或經濟上存在的差異而劃分的邊界。北愛爾蘭和愛爾蘭之間劃定的邊界即是一例。還可能有征服國或殖民國無視原有文化格局強加於現有文化景觀、國家或民族之上的後成的強加邊界 （superimposed boundary）。19世紀在非洲的殖民國把這種邊界疊加到原有的非洲文化之上，而無視他們分開的原住民的傳統、語言、宗教或所屬的民族（圖9.5）。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準備離開印度次大陸時，決定在該地區建立兩個獨立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因此，1947年該殖民地分裂為兩個獨立國時劃定的界線，既是後成的，又是強加的界線。當幾百萬印度人從次大陸西南部移居印度尋找家園時，幾百萬穆斯林離開即將成為印度的土地前往巴基斯坦。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試圖保證這條邊界將是後成的——就是說，這條邊界將與基於宗教的劃分相一致。第13章的「印度次大陸政治區」還要更詳盡地討論這條邊界的例子。
如果從前的邊界不再起作用，但其仍因雙方的某些景觀特徵或差異而留下印記，這就叫做「遺存邊界 」（relic boundary）。星星點點散佈的廢棄城堡標誌著威爾士和英格蘭從前的邊境地帶就是遺存邊界。有時這些城堡也是勘界過程中辯論的證據。更近的例子是1961年共產黨東德所建的柏林牆，作為用以封鎖東西德之間的邊界。隨著1990年德國的統一，該牆大部分被拆除。柏林人選擇保存一些牆體作為歷史紀念碑，另有一些地方，柏林牆所經之處用兩行鋪路石作為標記，這是遺存邊界的另一種形式（圖9.13）。
圖 9.13 德國統一後，柏林牆仍然保存的部分是一條遺存邊界。圖中柏林牆的殘存部分位於波茨坦廣場。
成為衝突之源的邊界
邊界可能在很多方面造成兩國之間的衝突。21世紀伊始，大約有80個國家捲入與一個或多個鄰國的衝突。雖然衝突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地理因素是許多衝突的基礎。圖9.14表示一個虛構的國家「假想國」（Hypothetica），其空間條件可能引起與鄰國的衝突。每個條件都用數字標識，並用下文討論的真實例子來說明。
圖 9.14 國際關係緊張的地理根源。為了闡明引起國家間衝突的條件，英國著名地理學家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編繪了這張假想國的地圖，並確定了潛在的糾紛地區。文中討論了圖中所示關係緊張的地點和有關爭論的實例。
資料來源：Redrawn from Peter Haggett, Geography, A Global Synthesis (Prentice Hall, 2001). Figure 17.10, p. 522.
內陸國（潛在糾紛地區１） 假想國和世界上1/5的國家一樣，是一個內陸國（圖9.9）。內陸國要與海外市場進行貿易，就必須通過陸路運輸模式進出口貨物。這些國家必須和鄰國合作安排貨物過境，而這種合作可能有困難。
通常有一兩種途徑通向海洋。內陸國一般協商使用外國港口設備加上到該港口的通行權，但這種安排會有種種問題。幾個世紀以來，內陸國必須克服種種限制、通行稅、高額運輸費與倉儲費、複雜的關稅手續、貨物遺失及損毀，以及妨礙海陸間貨物運動通暢的其他障礙。此外，這些國家很難或根本無法控制境外運輸與港口設施的效用與效率，而且還面臨戰時其出海口被關閉的可能性。不過近年來，對於那些簽署了國際公約的國家，局面有所改善。此類國際公約允許貨物通過跨界地區而不必支付歧視性稅金、通行費或貨運費。例如，玻利維亞可使用智利的阿里卡港、秘魯的伊洛港和阿根廷巴拉那河上的羅薩裡奧市（圖9.15）。
圖 9.15 玻利維亞和許多內陸國一樣，通過與鄰國協議獲得出海口。然而，玻利維亞不同於大多數內陸國，它能通達兩大洋的港口。
有些內陸國不依靠另一國的港口和善意，而是通過能出海或到達通航河流的狹窄的陸路走廊得到出海口。這樣的例子有剛果共和國的剛果走廊（Congo Corridor）和納米比亞共和國的卡普裡維地帶（Caprivi Strip），後者是德國人設計的，讓他們以往在西南非洲的殖民地得到通向贊比西河和印度洋的出海口。雖然這些走廊長期存在，但是另有一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波蘭和芬蘭走廊——卻是短命的。
水體國界（２，３，４，５） 上文談到，雖然河流與湖泊構成許多國家的界線，但也製造了許多衝突的機會。鄰國需要對邊界應劃在構成邊界一部分水體的何處取得一致意見：沿右岸或左岸，還是沿水道中泓線劃分，或者沿可通航河道中央劃分。蘇聯堅決要求其主權延伸到中國東北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岸邊，這是兩國之間長期以來的爭議事項和邊界衝突，直至1987年蘇聯同意邊界應該通過河流主航道才得到解決。即使根據國際慣例達成協議，沿主航道劃分的界線也不是永久性的，因為河流還會改道、氾濫或乾涸。
潛在糾紛地區（２ ）涉及劃分國家分界線時使用流域界線——就是說，分界線沿著分開兩個流域的山脊或山頂延伸。當兩國不同意對劃界 （boundary demarcation）文件的解釋和（或）界線的劃分時，就會出現爭議。阿根廷和智利之間的界線最先在是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劃定的，後來1881年經條約確定，界限沿著「安第斯山脈分水嶺最高的山頂」延伸（圖9.16）。由於安第斯山南段當時還未經充分勘探和製圖，不明確山脊線（最高峰）和東西向河流的分水嶺是否總是相一致。有些地方分水嶺在最高峰東面許多千米的地方，因此留下面積約5.2萬平方千米的狹長地帶，存在爭議。對領土要求的矛盾造成阿根廷與智利兩國間近一個世紀的不睦。
圖 9.16 阿根廷與智利對安第斯山南部邊界的爭議。兩國在該地區的邊界未經精確勘探與製圖即被條約所確定，使得其準確區位懸而未定。經多年摩擦之後，智利與阿根廷之間最後殘存的領土爭議，根據1998年末簽訂的協議得到解決。
壓力點（３ ）是一條曲流河（其河道會改變）。如果該河流是國界的一部分，如圖9.14，則邊界會隨時間改變。例如，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國界沿格蘭德河主水道走向，國界也隨著河道的改變而改變。同樣的，以湖為界（４ ）也需要兩國就在何處劃界取得一致意見。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案例中，兩國同意以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岸等距離的線，作為國界線的一部分。
另一個糾紛地點（５ ）與假想國以河為界有關，這條河的下游從另一國流入該國。用水日益成為國家間衝突的根源，在乾旱和半乾旱地區尤其如此。當水源短缺時，一個國家對河水的抽取、改道或污染可能對下游國家的水量與水質產生重大影響。淡水日益緊缺導致許多沿河國家關係緊張，這些河流包括約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尼羅河、印度河、恆河和雅魯藏布江。
少數民族身份（６，７，８） 假想國幾乎和所有國家一樣，有不止一個文化族群。在現實世界中，各地都曾有少數民族地區導致的國際緊張、內戰、解放戰爭和國際衝突。少數民族身份作為許多國家必須處理的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在「向心力」一節中有更詳盡的討論，不過下面幾段內容先簡要地舉例６ 、７ 和８ 幾處壓力點的例子。
如果一國的人民聲稱並試圖獲取一片領土，其居民在歷史上或民族上與該國有聯繫，但現在受外國政府管轄，就可能引起衝突。壓力點６ 就表示這種情況，那裡的少數民族從鄰國流散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邊境擴展的願望被稱為領土收復主義 （irredentism）３ ，該詞源自意大利語「未贖回的」（unredeemed）。1938年希特勒利用德國少數民族存在於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部分地區的事實，證明德國佔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劃歸捷克斯洛伐克的這個地區是正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台德地區被歸還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對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尼亞省（Transylvania）的領土要求既基於歷史又基於民族的聯繫。兩國為此爭吵了幾個世紀。特蘭西瓦尼亞從1649年開始受匈牙利控制，直到1920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政治地圖的重構，該地變成羅馬尼亞的一部分。1940年，德國和意大利強行把該省還給匈牙利，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不得不再次交還給羅馬尼亞。
上文討論了無國家民族——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的案例，並援引了庫爾德人、吉普賽人和巴斯克人的例子。壓力點７ 表示在假想國和鄰國都有分佈的一個特殊族群或民族。當這些民族在自己的國家內尋求自治，並試圖從現存國家的版圖中劃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時，就會發生衝突。巴斯克人的例子表明，他們並不需要為了激起衝突而去代表居民的多數。
巴斯克人居住在法國與西班牙交界的地區（圖9.17）。為了平息20世紀60年代以來分裂主義者的狂熱，1978年西班牙政府同意3個巴斯克省實行很大程度上的自治，但是這仍不能滿足極端分裂主義運動ETA（西班牙語Euskadi ta Askatasuna，即「巴斯克故國與自由」）的要求。分裂主義者聲稱，西班牙人的國家企圖破壞巴斯克獨特的文化身份，限制他們自己的語言尤斯卡迪語（Euskadi），這是一種與世界上任何其他語言都不相干的語言。他們要求一個獨立的、統一的巴斯克國，不僅包括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而且還包括法國南部一部分地區。儘管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已經擁有遠高於法國相應地區的自治權，但西班牙仍然是比法國更為動盪與狂熱的場所。這種情況使學者們建立一種理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地方的影響力——加上法國作為強有力的民族國家的歷史——造成了這個擬議中國家特異的認同作用。雖然ETA倣傚愛爾蘭1988年耶穌受難日停火的例子，遵守單方面停火14個月的協議，但是2001年9月11日以後，西班牙決心以武力摧毀ETA，並宣佈與其有密切關係的政黨不合法。ETA一直進行著意在損害西班牙旅遊經濟的零星暴力行動。
圖 9.17 橫跨西班牙與法國邊界的巴斯克地區。雖然巴斯克人已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ETA好戰的分裂主義者仍然希望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和法國南部地區建立一個獨立國家。
壓力地點８ 的情況是完全處於假想國內尋求獨立的族群進行的內部分裂主義運動。雖然19世紀美國的南北戰爭是分裂主義者衝突的一個例子，但是20世紀中也有無數此類內戰，尤其是在非洲和亞洲。1967—1970年尼日利亞內戰就是一個例子。
資源爭奪（９，十，） 鄰國可能覬覦邊境地區的資源——無論是有價值的礦藏、富饒的漁場、或是文化資源，例如具有宗教意義的地點——對其使用權提出爭議。例如，近年來美國就與其兩個近鄰發生資源爭議：與墨西哥對分享科羅拉多河和墨西哥灣資源的爭議，以及與加拿大對大西洋喬治海岸地區漁場的爭議。
當相鄰兩國對邊界地區實施的政策有不同意見時就會發生衝突。此類政策可能和傳統的遊牧部族的遷徙（９ ）、移民、海關條例之類的問題有關。例如，美國和墨西哥的關係，就曾受到從墨西哥日益增多進入美國的非法入境者以及毒品流的影響（圖9.18）。俄羅斯和芬蘭簽訂了一項協議，允許拉普蘭人在兩國之間跨界放牧馴鹿。
圖 9.18 為了阻止無證移民流從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入境美國，1993年美國沿邊境建立了3米高的圍牆，並加以延伸和加固。現在得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與墨西哥之間部分邊界有4.6米高的雙重圍牆。（c Fred Greaves / Corbis Images ）
存在於邊境地區具有國際意義的資源（十 ）提供了另一種衝突的可能。1990—1991年海灣戰爭的原因之一是知名的魯邁拉油田（Rumaila oil field）巨量的石油儲藏，該油田主要位於伊拉克境內，小部分延伸到科威特（圖9.19）。由於兩國對所有權的百分比，即對分享生產成本與收入的規則不能達成協議，科威特在沒有任何國際協議的情況下從魯邁拉油田抽取石油。伊拉克聲稱，科威特一直在偷取伊拉克的石油，這就相當於一場經濟戰爭，並以此證明自己對科威特入侵的正當性。
圖 9.19 魯邁拉油田。跨越伊拉克—科威特邊界的魯邁拉油田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儲庫之一。伊拉克對科威特鑽井的不滿是造成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部分原因。
最後一個潛在壓力點是圖9.14中的A點，國家認為該種資源對其生存至關重要而必須予以捍衛，即使這意味著對鄰國一片相鄰土地提出要求也在所不惜。這種資源可能是物質的，如一處軍事基地，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如一座聖城。例如，敘利亞和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爭奪，那裡既有水源又處於高處。控制了該高地的國家就能俯視和監聽對方——以色列就能從黑門山（Mount Hermon）上真切地俯瞰大馬士革。文化資源引起衝突的代表是耶路撒冷，一處對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和穆斯林都具有重大宗教意義的地點。這裡從公元1096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以來就是衝突的根源。以色列認為耶路撒冷對自己的身份至關重要，近年來已經有效地兼併了穆斯林東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區。目前，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主要爭論點是對城市中聖地的使用權和控制權。
向心力：提升國家的凝聚力
國家的特點是每時每刻都有兩種力量在較量：一種是促進團結與國家穩定的力量，另一種是破壞團結與穩定的力量。政治地理學家把團結的力量稱為向心力 （centripetal force），這種力量把一國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使國家得以運行，使國家強大。另一方面，離心力 （centrifugal force）使國家不穩定和變弱。如果離心力超過促使國家團結的力量，國家的存在就受到威脅。下文研究四種力量——民族主義、一元化機構、組織與行政部門，以及交通與通訊——如何能夠促進凝聚力。
民族主義
向心力中最強有力的一種力量是民族主義 （nationalism），即對國家的認同和對國家目標的接受。民族主義是基於只效忠一個國家的概念及其理想，以及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之上。民族主義是一種情感，提供一種身份與忠誠感，還有集體有別於所有其他民族與國家的意識。
有些國家刻意在其選民中灌輸忠誠感，因為這種感情給政治制度以力量。具有這種忠誠感的人可能接受調控本地區人們行為的規則，並參與建立那些規則的決策過程。當然，由於大多數社會都存在分裂力量，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感到同等程度的義務和忠誠。最重要的因素是國家人口大多數能夠接受該國的意識形態、擁護國家的法律，並參與國家有效的運作。對許多國家而言，這樣的接受與忠誠在最近才出現，而且也只是部分地得到實現；在有些國家裡，接受與忠誠則比較薄弱甚至瀕臨滅絕。
上文已述，真正的民族國家很少，只有幾個國家的領土只為某一個民族所居住而且與國家的領土界線相一致。大多數國家存在不止一個文化族群，這些族群自認為在某個重要方面有別於其他公民。在多文化社會裡，民族主義有助於不同族群聯合為一個統一的群體。在美國和瑞士等國家，形成了這種代表民意的民族主義，不同文化族群相結合建立了博得全體公民忠誠的政治實體。
各國以種種方式來發揚民族主義。意象學 （iconography）４ 是對象徵符的研究，有助於民族團結。國歌和其他愛國歌曲、國旗、國家運動隊、典禮和節日等，都是為了發揚民族主義和對國家的忠誠而逐漸形成的國家的象徵符（圖9.20）（見「體育運動與國家認同」專欄）。通過確保所有公民——無論其人口組成多麼多樣——都至少具有這些共同象徵，國家賦予他們從屬於一個政治實體（例如，日本或加拿大）的意識。有些國家的某些文件，如英國的《大憲章》和美國的《獨立宣言》，也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王權可能滿足這種需要：瑞典、日本和英國的君主政體起著效忠象徵性焦點的功能。象徵與信仰是一切文化的主要組分。當一個社會組分非常不一致，由各種不同風俗習慣、宗教與語言的人們所組成的時候，全國性信仰就能把他們緊密團結在一起。
圖 9.20 對美國效忠宣誓的儀式僅是美國試圖向學生灌輸民族認同感的一種方式。（c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 Jill Braaten, photographer ）
專欄 9-3 體育運動與國家認同
2003年，南斯拉夫的兩個國家被重新命名，變成塞爾維亞和黑山聯邦（The State Union of Serbia and Montenegro）５ 。那裡的居民一致認為新國名很糟糕。貝爾格萊德一位28歲的理髮師馬傑·喬萬諾維奇（Maja Jovanovic）輕蔑地說：「光是把它正確地讀出來就要花一輩子時間，我很難真切地想像有誰會在足球賽場上陷入狂熱狀態為它唱啦啦隊歌。」一位經濟學家對此有同感：「足球賽場上沒有誰會狂喊『塞爾維亞和黑山』。」
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不僅為足球著迷，他們還對可能給這片被戰爭破壞的土地帶來團結的向心力極其關切。長期以來體育運動使人團結。1976年夏季奧運會閉幕的時候，《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一篇文章寫道：
當第2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落下帷幕的時候，這個形象出現了。把民族主義從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去除，就可能沒有奧林匹克。就讓純粹主義者去說教、讓社論作者痛苦吧，但是悲慘的事實是——無論是好還是壞——民族主義就是奧林匹克運動的一切。
這個事實被寫在了星期二晚體育場每一根顫動的椽子上，那時美國籃球隊擊敗南斯拉夫隊獲得金牌。美國國旗揮舞在狂喊「U——S——A, U——S——A」如潮笑臉的背景上，那情景就是一種狂熱的民族主義。
那裡也曾有過南斯拉夫的、先前還有過俄羅斯和加拿大的聲音和國旗。如果那是一些沒有國家的運動隊，也就會既沒有歡呼也沒有國旗——因為那裡也不會有人。
人們並不是在那裡為個人和個人的表演歡呼，而是為發洩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和見證他們國家隊的勝利……
說我們是為比賽而比賽當然很時髦，很瀟灑，似乎也很像「世界大同」（one-worldish）的樣子，可是人們的精神所需要的比這要多。
去除了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的壯麗，取消了各國的列隊入場式、國旗和民族服裝，在統一的旗幟下只唱一首奧林匹克頌歌，讓運動員只作為個人入場。如果情況真是這樣，奧林匹克運動將會因財政不足而迅即死亡。６
今天民族主義和體育運動是否更加密不可分？請考慮以下事實：由於南非政府實行種族隔離政策而被禁止參加1984年奧運會，長跑運動員佐拉·巴德（Zola Budd）也因此不能代表南非參加比賽。在英國報紙的幫助下，巴德成為英國公民。英國政府加速辦理她的公民權申請，使她在奧運會代表英國參賽。
2002年7月，斯蒂芬·切羅諾（Stephen Cherono）在世界錦標賽上為他的祖國肯尼亞贏取了3000米障礙賽冠軍，13個月後，他又為他的新國家卡塔爾贏得同一項目。比賽結束時，切羅諾——現名賽義夫·薩義德·沙欣（Saif Saaeed Shaheen）——身披卡塔爾國旗，但他卻為肯尼亞長跑運動員所不齒，包括同為該項目運動員的他的兄弟。據稱沙欣通過改變國籍，從卡塔爾政府得到100萬美元的酬金和終身豐厚的薪俸。
是國界正在消失，還是個人認為經濟狀況比國旗更重要？在討論切羅諾改變國籍一事時，肯尼亞的體育評論員說，不應允許運動員改變其公民身份。你怎麼認為？
斯蒂芬·切羅諾身披卡塔爾國旗。（c AP / Wide World Photos ）
一元化機構
各種機構與象徵幫助形成對國家至關重要的奉獻意識與內聚力。學校，尤其是小學校，是其中最重要的機構與象徵。兒童在學校學習本國的歷史，而對其他國家歷史知之較少。人們指望學校向學生逐漸灌輸社會的目標、價值與傳統，教授他們用以表達的共同語言，指導青年認同自己的國家。
發揚民族主義的其他機構是軍隊，有時候還有國教。教育軍隊對國家的認同是必然的。他們把自己視為國家安寧的保衛者，讓國家免遭潛在敵人的侵犯。
世界上大約有1/4的國家，把大多數人信奉的宗教定為國教。在這種情況下，教會有時成為一種凝聚力，促進全民的團結。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教、以色列的猶太教、泰國的佛教和尼泊爾的印度教就是這種情況。在這樣的國家裡，宗教和教會與國家緊密地融為一體，你對其中某一方的信仰也會愛屋及烏，轉變為對另一方的忠誠。
學校、軍隊和教會僅僅是教育人民成為一國成員的三種機構。作為機構，它們主要在文化的社會子系統水平上起作用，幫助構建社會的觀點與行為。但是僅靠這些機構本身，並不足以形成一國的凝聚力並以此使其強大。我們所討論過的每種機構甚至可能是一種破壞穩定的離心力。
組織與行政部門
另一種結合力是公眾對國家有效組織的信心。國家能夠提供抵禦外侮和內亂的安全保障嗎？國家資源分佈與分配的方式是否使人感到所有公民的經濟福利將會提高？是否所有公民都能獲得參與政府事務的同等機會（見「立法機關的女性」專欄）？有沒有鼓勵公民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咨詢與和解的機構？國家的法規與法庭的權力如何建立？決策系統是否對人民的需求做出響應？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與答案的相對重要性因國家而異，但是這些答案與類似的答案都暗含著這樣的表述，就像美國憲法中說的那樣，國家將「確保正義、保證國家安定、提供共同防衛，（並）全面增進福利……」，如果不能實現那些期望，國家形象與一體化制度所鼓吹的忠誠就可能被削弱或喪失。
專欄 9-4 立法機關的女性
占世界人口多數的女性，在初等與高等教育、就業機會與收入，以及醫療保健等的資源分配等方面，總體上境況不佳。她們的命運有所改善，這是令人鼓舞的。幾乎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女性在讀寫能力、入學率和職業市場接受率等方面的差距也有所縮小。
但是在權力最終歸宿的政治舞台上，女性影響份額的增加仍很緩慢，而且各國情況也不一致。2005年，全世界大約200個國家中，作為政府首腦（總統或總理）的女性不超過15個，女性作為國會議員的情況亦非遠勝於此。這一年女性在全世界立法機構中只佔16%的席位。
2005年女性在立法機構中佔有1/4以上席位的國家只有29個，這29國（見附圖）中，12個在西歐，6個在非洲，3個在加勒比海地區，還有2個在大洋洲。盧旺達是最尊重女權的國家，立法機構成員中女性占49%。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中女性佔多數，還有許多國家根本沒有女性代表。
雖然那些國家中歐洲占12個，但是全歐洲女性在立法機構裡只佔19%的席位。許多歐洲國家裡，女性只佔立法機構席位很微不足道的少數。這種情況既包括早已確立民主制度的北歐和西歐，事實上也包括南歐和東歐所有國家。具有代表性百分比的國家有法國（12%）、意大利（12%）和匈牙利（9%）。
許多國家都顯示出對女性在立法機構中所佔比例過低而日益不滿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在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民主政體中，女性在立法機構的代表人數開始有了實質性增加，政治權力的「公平分配」也開始被正式認可或執行。尤其是在西方國家中，女性參政的改善變成一些政黨——有時也是政府本身——計劃中的重要事項和引為驕傲的事情。從墨西哥到中國的一些政黨，都試圖改變女性代表過少的狀況，他們一般通過設定女性候選人的份額來達到這個目的，還有幾國政府——包括比利時和意大利——設法要求他們的政黨改善以求平衡。
法國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1999年通過一項要求平等的憲法修正案，確認女性有平等擔任公職的權利。一年後，國民議會頒布法律，要求國家的政黨在該國所有選舉（地方、地區和歐洲議會）中女性候選人必須達到50%，否則就要損失國家提供的競選資金相應的份額。就是說，所有政黨必須提出與男性候選人一樣多的女性候選人。
然而，對配額是有爭議的，而且常常是從不贊成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甚至自詡為女權主義者也是如此。有人辯稱，配額有失身份，因為這意味著女性本身的條件不如男人。還有些人擔心其他群體（例如宗教團體和少數民族等）也會追求配額以保證他們在立法機構中的代表權。
請注意2005年女性在國家立法機構中占25%以上的29國中，美國不在其內。美國第108屆國會（2003—2005年）中，參議院只有14名女性，眾議院中有62名，參眾兩院合起來達到14%的史上最高比例。
美國女性在州立法機構選舉中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過去幾十年來所佔份額穩步增長，從1969年的4%增加到2005年的22%。2005年州立法機構成員7382人中有1663位女性，占22.5%。然而，各州之間差別很大。在馬里蘭州和特拉華州，2005年州立法者中34%為女性；在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佛蒙特州和華盛頓州為33%。相對的，南卡羅來納州和亞拉巴馬州，女性只分別占州立法機構的9%和10%。
立法機構中相當數量女性的存在，使通過的議案的種類和受政府重視的項目種類有很大不同。女性們無論屬於何種黨派，她們的優先問題一般都與男性立法者有些不同。例如，女性相對於男性，更傾向於倡議和投票贊成這樣一些政策措施，如兒童保育、老年人長期關懷、支付得起的醫療保險、女性健康問題，以及包括離婚和婚內濫用暴力等在內的女性權益問題。
2005年婦女在下議院或單個法機構中占25%以上席位的國家。
交通與通訊
國家交通網通過促進地區之間的互動，並使地區之間在經濟和社會兩方面緊密結合，增進政治一體化。自古以來，人們就已認識到交通對國家團結的作用。「條條大路通羅馬」之說，源自連接羅馬與帝國其他地方令人印象深刻的道路系統。幾個世紀後，法國也修建了連接巴黎與全國各行政區的系統。首都城市與其他城市的聯繫，通常都優於邊遠城市之間的聯繫。例如，在法國，從一地取道巴黎到另一地的耗時少於兩地之間的直達路線。
歷史上公路與鐵路對促進政治一體化起過重要作用。在美國和加拿大，兩國不僅在新地區開闢定居點，而且還增加了鄉村與城市地區的相互作用。由於交通系統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重大作用，由此可以推斷，一國的經濟越發達，其交通系統很可能也越發達。同時，發達程度越高，投資於交通線路建設的錢也越多。二者相互強化。
國家內部交通與通訊的發展雖然受到鼓勵，但在國家之間又常常被減弱或至少受到控制，這是為了限制與外國的空間相互作用以增進國家的內聚力而有意為之（圖9.21）。控制的手法包括通過關稅與禁運來限制貿易、對出入境移民設置法律屏障和通過護照與簽證的必備條件來限制旅行。
圖 9.21 加拿大—美國鐵路的不連續性。加拿大和美國各自開發獨立的鐵路系統，把各自的大草原地區與不相連的核心區銜接起來。儘管19世紀和20世紀初進行了廣泛的鐵路建設，但是所形成的路網即使在最近軌道被廢棄之前在邊境地帶也是不連續的。請注意政治界線造成了相鄰領土之間空間相互作用的不便。有許多支線通達邊境，但是只有8條穿過邊界。事實上，長約480千米的邊界上沒有鐵路連接兩邊。國界——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分隔——降低了人們所期望的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程度。例如，如果只考慮距離這個制約因素，那麼加拿大和美國之間城市通話的數量將遠低於人們的期望值。
離心力：對國家權威的挑戰
國家的內聚力不易形成，形成以後也不易保持不變。破壞穩定性的離心力卻永遠存在，播撒著內部不和的種子，挑戰國家的權威（見「恐怖主義與政治地理」專欄）。交通與通訊可能因國家的形狀不佳或面積太大而受到阻礙，令國內有些地區游離在外。組織管理不善的國家可能失去其公民的忠誠。有些國家的公共機構促進團結，而在其他國家中可能是一種分裂的力量。
專欄 9-5 恐怖主義與政治地理
艾倫·傑克遜（Alan Jackson）在他關於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分子襲擊美國的歌中唱道：「當地球停止轉動時你在哪裡？」你或許知道問題的答案，或許你總想知道問題的答案。當然，地球不會真的停止轉動，但這就是千百萬從未遭受過恐怖主義的美國人的感受。
什麼是恐怖主義？它和政治地理如何發生聯繫？所有國家都會經受恐怖主義嗎？恐怖主義是新現象嗎？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它？很難回答，但是試圖回答這些問題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這種現象。
恐怖主義 （terrorism）是對平民和有象徵意義的目標有計劃地使用暴力的行動，用以宣揚一種動機，恫嚇或強迫平民大眾，或影響政府的行為。像2001年9月11日那樣的國際恐怖主義，包含跨國界的行動。國際恐怖主義的目的是恫嚇其他國家的人民。國內恐怖主義由一些個人或小組的行動組成，反對本國公民或政府。國家恐怖主義是由某一政府力量實行的。亞國家恐怖主義（subnational terrorism）是由政府以外的集團實行的。
因此，恐怖主義是一種武器，是以恫嚇為目的的一種武器，其受害者通常是平民。
國家恐怖主義很可能和國家的概念一樣古老。例如，早在公元前146年，羅馬軍隊洗劫並完全摧毀了迦太基城，燒燬城市，屠殺男人、女人和兒童，並在田地裡撒鹽使莊稼不能生長。一些政府使用系統的暴力與恫嚇政策以進一步統治和控制本國人民。納粹德國、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都是20世紀國家恐怖主義的例子。國家首腦下令謀殺、關押或放逐國家的敵人——政治家、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和敢於批評政府的任何人。在盧旺達、南斯拉夫、薩達姆·侯賽因執政期的伊拉克，針對少數民族與其他宗教的國家恐怖主義給政府提供了一種鞏固權力的方法。在每種情況下，都造成有計劃的屠殺或對少數民族的集體謀殺。政府或政府部門發動軍事戰役對付少數族群。
亞國家恐怖主義發端晚得多，與民族國家的興起同時。亞國家恐怖主義是那些感到受本國或他國政府不正當待遇的人實施的。例如，一個少數民族群體感到國家政府奪取了他們的領土，並將他們併入一個較大的政治實體，如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他們就採取恐怖主義行動抵抗政府。感到受本國政府壓迫的政治團體、種族或宗教群體，如在美國俄克拉何馬城安放並引爆炸彈的人，他們實行國內恐怖主義行動。
19世紀中葉以來，幾乎每個國家都曾在某個時刻經受過某種形式的恐怖主義襲擊。這些行動形形色色，諸如19世紀40年代和19世紀晚期美國和歐洲無政府主義對政治領袖的暗殺，1970年魁北克解放陣線（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Quebec, FLQ）對加拿大政府官員的綁架，以及1995年日本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
然而，這些襲擊者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目的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混亂。2001年，路透社告誡其記者停止使用恐怖主義一詞，因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主義是另一個人眼中的自由戰士」。恐怖主義的定義有賴於界定動機的能力。
雖然可能難以區別恐怖主義的類型，但是要防止恐怖主義更加困難。一般來說，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對恐怖主義有4種共同回應：
減少或排解恐怖主義的原因。在有些情況下，政治上的變革能夠減少恐怖主義威脅。例如，1988年北愛爾蘭《耶穌受難日協定》（Good Friday Agreement）導致恐怖主義行動的減少；西班牙政府准予巴斯克人在某些地區的自治幫助平息了ETA的行動，並減少了巴斯克人對此類行動的支持。
增加對亞國家團伙監督的國際合作。阿拉伯海灣國家受到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恐怖主義犯罪的刺激，於1998年同意交換有關恐怖主義團伙的情報，分享有關預防恐怖主義行動的情報，並在研究恐怖主義犯罪方面互相幫助。
增加國家安全措施。2001年9月11日以後，美國政府組織了國土安全部，把航空交通篩查置於聯邦政府控制之下，並加強削弱對外國恐怖主義組織財政的支持。歐盟一致同意凍結列入恐怖主義組織名單的任何團伙的資產。
動用單邊或多邊的軍事手段對抗恐怖主義者或資助恐怖主義的政府。「9·11事件」以後，美國領導幾個盟國攻擊了窩藏本·拉登恐怖主義基地組織的阿富汗政府。
對恐怖主義的每種回應都耗資巨大，政治上困難重重，和（或）對平民的生活與自由可能有害。各國政府必須決定採取哪一種或同時採取幾種回應以盡可能得到最有益的效果。
例如，宗教組織（organized religion）可能是一種潛在的離心力。它可能和國家爭奪人民的忠誠。國內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宗教信仰——如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克什米爾地區和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可能動搖社會秩序。一種佔優勢的信仰，其內部對立的宗派主義觀點也可能激起國內衝突。近年來人民看到好戰團體試圖推翻官方的政策和世俗主義憲法制定的政策，或者取代他們認為推行其宗教法規不力的政府。宗教激進主義導致1979年伊朗國王被推翻；最近，好戰分子成為阿富汗、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動亂的因素。
民族主義既可以是一種有力的向心力，也可以是一種潛在的極具破壞性的離心力。我們在上文識別了國家與民族關係的4種類型：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部分民族國家和無國家民族（圖9.4）。民族國家的概念是指這些國家以某個民族為核心組成，國家與民族相一致。由此邁出一小步就能得出這樣的假設：每個民族都有權擁有自己的國家或領土。
在包含多個民族與未同化少數民族的國家裡，存在著種族或民族矛盾，存在著不同的文化以及語言與宗教的多樣性，這樣的國家裡離心力尤其強烈，容易受到來自邊界以內的民族主義的挑戰：一國人口不是由一種共享的民族意識結合起來，可能因分別效忠於幾個地方族群而導致分裂，這樣的國家就飽受亞民族主義 （subnationalism）之害。就是說，許多人首先效忠於人口較少的傳統族群或民族。
一個包含一個或多個重要少數民族的國家，如果少數族群具有清晰的地域認同感，並認為他們的民族自決 （self-determination）——一個族群在自己的國家或領土內自我管理的權利——未得到滿足，國家就容易受到來自境內的挑戰。其最強烈的形式是地方主義 （regionalism），即少數族群表現出對一個地區而不是對國家的強烈自我意識和認同感，這可能表現為政治上對更大程度自治的渴望，甚至要求從國家分裂出去。當前這種情況流行於世界上許多地區，並在許多國家、甚至是早已建立的國家內形成了動盪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