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舊城的哭牆前祈禱。（c Nathan Benn / Corbis Images ）
高達１ 的兒子18個月大了。每天早晨，高達僱傭的男僕抱著這個孩子走過戈巴爾布爾（Gopālpur）的街道。這個孩子衣著整潔入時。當他被抱著走在街上時，街邊的老婦們停下了手中舂磨穀物的活計圍在他的四周。孩子想要什麼玩具都會得到滿足。孩子哭了，人們就會惶惶然。如果他和其他孩子玩耍，警惕的成年人就要確保其他孩子不會惹惱高達的兒子。
高達的兒子被僕人護衛著，實質上也是被村莊裡每個人呵護著，他很快就知道眼淚和狂怒會讓他得到想要的一切。同時，他開始知道，使他能擁有號令他人，並需要他人服務的這種優越地位也使他身處險境。村子裡所有其他孩子都食用的青芒果會使他發燒，粗糲的飯食會使他胃痛。其他孩子滿身泥土，而他卻有人為他不停地洗浴。他作為一個婆羅門（宗教神職者），學會了遠離一切不潔之物，履行洗浴、就餐、睡眠和所有其他日常生活過程中的煩瑣的常規禮儀。
到了上學的年齡，高達的兒子就入學讀書。他將一動不動地坐幾個小時，記憶梵文聖經的大段文字和英語與烏爾都語長詩。他將學習每個婆羅門都有義務履行的禮儀。他將每天都用自家的井水進行冷水浴、背誦祈禱文並遵從嚴格的程序。他屋子裡供奉的是必須每天誠惶誠恐長時間膜拜的主神２ 。
正如上文的引述和典故所表明的那樣，高達一家不是美國人。細心的讀者會正確推斷出，他們是印度人——如果你進一步閱讀這段引文出處的那本書，就會明白高達住在印度南方的村莊裡。上文所述的階級結構、宗教、語言、食物和生活內容中的其他細節，把高達、他的家庭和村莊置於特定時間和地點中。正是這些細節把該地區的人民結合在一起，分享共同的文化，並使他們有別於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其他地區的人。作為第6章主題的70多億人同屬一個人類大家庭，但這是一個有著許多支系的家庭，各自以其獨特的文化為標誌。
對某些報紙和大眾出版物的作者而言，文化是指藝術（文學、繪畫、音樂等）。對社會學家而言，文化 （culture）是用來概括一群人生活方式的特定行為模式、理解力和適應性的術語。從這種廣義的理解來說，文化是地球自然環境中像地形、氣候和其他方面那樣的區域分異的一部分。可見的和不可見的文化跡象——建築物和耕作方式、語言和政治組織——是引發地理研究並作為地理學主題的空間多樣性的要素。文化的區域差異導致了變化多端的人文景觀，其微妙之處就像對巴黎、莫斯科和紐約等城市的不同「感覺」，其強烈對比就像津巴布韋農村和美國中西部商品穀物農場一樣明顯（圖7.1）。
由於存在著這樣的差別，文化地理學才應運而生，而且文化地理學的分支所研究的就是「為什麼」「什麼」和「怎麼樣」等一系列問題。人類是由單一物種組成的，但是為什麼文化差異如此巨大？區分文化和文化區最明確的方法是什麼？我們現在看到的各文化區的起源是什麼？個別文化特質及其混合物是在何種局限的地區形成和發展的？它們又是怎樣擴散到世界各地的？即使像美國那樣看似「大熔爐」的社會或表面上均質化的歐洲文明古國，為什麼明顯不同的族群之間還長期存在著文化差異？有關文化差異的知識今天對我們有怎樣的重要意義？此類問題就是本章所關心的問題，也是第8章和第9章涉及的部分內容。
（a）
（b）
圖 7.1 明顯的文化差異。（a）津巴布韋自給性玉米地；（b）美國中西部廣闊的田地和機械化耕作。
資料來源：(a) c Ian Murphy / Getty Images ; (b) Tim McCabe, U.S. Dept. of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Service.
7.1 文化的組成
文化通過模仿、教育和示範在一個社會中代代相傳。文化需要習得而不是與生俱來的，而且與本能或遺傳基因無關。個人作為社會群體的成員，學會了一整套的行為模式、學會了對環境和社會的理解，也學會了現存的各種技術知識。我們必須從養育我們的文化中學習，但是我們不必——事實上也不能——學習文化的全部。年齡、性別、地位和職業決定著在整個文化中我們被灌輸的是哪些方面。
一種文化顯示一種社會結構——個體與所在群體的角色和相互關係的框架。儘管一種文化總體上有著普遍和確定的特徵，甚至有一致性的外觀，但它卻不是均質的。例如，「美國」文化就包含著無數複雜的、組合的、常常是相互競爭的亞群體：農民和城市居民，男人和女人，青少年和退休人員，自由派和保守派，業主和僱員，各種宗教、政治、社會或其他正式組織的成員，諸如此類。每個人都要學習而且被要求遵從文化的規則和慣例——不僅是作為整體的文化，而且還有個人所從屬的亞群體獨有的文化。這些亞群體可能擁有他們各自公認的社會結構。
文化是一種複雜的行為與心態相互交織的網絡。事實上，如果我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幾種有限的、明顯的特質上，就不可能領會且事實上可能完全誤解文化完整而多樣的含義。一個漫不經心的觀察者可能用獨有的餐具、所用的手勢或者宗教典禮的儀式來概括和表徵一種文化。但是，文化結構要複雜得多，這些只是其中個別的無關緊要的部分，只有深入體驗其全部才能領略個中三昧。
我們試圖從豐富多彩的人類生活中為專門的研究提煉出對社會賦予結構和空間秩序的基本文化變量。我們從文化特質開始，這是最小的獨特的文化細節。文化特質 （culture trait）就是學到的行為——從所使用的語言到用的工具和各種遊戲等。文化特質可能是某種物體（例如魚鉤）、一項技術（編織漁網）、一種信仰（住在水中的精靈）或一種看法（魚肉優於其他獸肉的信念）。當然，同一文化特質——基督教或者西班牙語——可能是多種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化特質是對文化最基本的表述，是不同群體複雜行為模式的構件。
功能上相關的單個文化特質構成文化情結 （culture complex）。此類情結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現象。養牛曾經是肯尼亞馬賽人（Maasai）和坦桑尼亞人的文化特質。相關的特質包括以擁有牛的數目衡量個人財富，包含喝牛奶和牛血的飲食習慣，蔑視與放牧無關的勞動等。這些特質和其他相關特質的聚合產生了一種描述馬賽人社會一個方面的文化情結（圖7.2）。用完全同樣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識別美國或其他任何社會的宗教情結、商業行為情結、體育運動情結和其他文化情結。
圖 7.2 東非原先遊牧的馬賽人現在大部分已經定居，部分人移居城市，他們常常是有圍欄農場的主人。牛構成馬賽文化的傳統基礎，是財富與社會地位的象徵。牛還提供馬賽人食物中重要的牛奶和牛血。照片中一個牧民正在從牛頸小切口中放血。（c Kennan Ward / Corbis Images ）
文化特質和文化情結可能是空間上相連而各具特色的民族的共有屬性。如果有足夠多的共性，就可以識別出一個文化系統 （culture system），把它看作一個較大的空間實體而將其泛化。一些多種族社會，也許可以根據語言差別、食物喜好和許多其他內部差異進一步細分，但對他們自己和他人說來，仍然可能共享足夠的共同特徵，從而可被識別為獨特的文化實體。當然，「大熔爐」美國的公民願意把自己看成「美國人」，共同組成世界舞台上一種獨特的文化系統。
文化特質、文化情結和文化系統都具有一定的空間範圍。把這些要素標繪在地圖上，就可以揭示文化組分的區域特徵。雖然地理學家對這些單個要素的空間分佈也感興趣，但是他們通常關心的是文化區 （culture region），即地球表面上共享可識別而又獨特的文化特徵的人們所佔據的部分。文化特徵的例子包括政治組織的社會傳承——宗教、經濟形態，乃至服飾、飲食器具和住宅。此類文化區的數量就像各人口群的個別文化特質和文化情結一樣多。
最後，一組具有相關文化情結和文化景觀的文化區可能組合成一個文化泛區 （culture realm）。該詞語承認地球表面一大片地區在文化特徵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而且明顯有別於其相鄰的泛區。在某種意義上，文化泛區是對文化區最大尺度的概括。事實上，尺度如此寬泛且某泛區內的多樣性如此巨大，使得泛區的概念可能造成誤導而不是使這個概念更清楚。
實際上，對圖7.3所提出的特殊文化泛區的正確性，因人類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所謂的全球化而受到質疑。有些觀察家斷言，由於經濟全球化，加上跨國公司生產的標準化商品滿足了千人一面的消費者的需求，全球化的結果就是文化的同質化。然而，其他觀察家強調，世界還遠未同質化，他們觀察到全球化不斷受到地方主義、地方認同和族群等方面強有力的對抗。圖7.3提供了人類文化泛區劃分的許多方案之一。文化泛區、文化區、文化系統、文化情結和文化特質等都是文化地理空間層級系統中的要素。本章全部內容都將直接和間接涉及這些要素。
圖 7.3 現代世界的文化泛區。文化泛區、文化區、文化系統、文化情結和文化特質等都是文化地理空間層級系統中的要素。本圖僅表示把世界劃分為多因素文化區的許多方案中的一種。
7.2 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
文化在自然環境中以自己的方式發展，造成不同人群之間的差異。在現代化之前的自給社會，衣、食、住——全是文化的組分——的獲取取決於對附近自然資源的利用。人類與某個地區環境的相互關係、他們對環境的感知和利用，以及他們對環境的影響是地理學中相互交織的主題。這些方面是探討文化生態學 （cultural ecology）的地理學家和人類學家特別關心的問題，文化生態學所研究的是文化群體與其佔用的自然環境的關係。
文化生態學家注意到，自給社會牧民、獵采者和園丁的生產活動——並延伸到他們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與他們所在地生境特殊自然條件的局限性相適應。可以假定的是，各自獨立、互不相連的場所相似的自然環境狀況影響著相似適應反應的發展和相似的文化成果。當然，初始的影響並不能預先決定隨後文化發展的細節。
環境對人類的制約
地理學家早已擯棄了站不住腳的、理性上有局限性的環境決定論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思想——認為自然環境本身塑造了人類以及他們的思想與行為的理念。世界各地文化的差異並不取決於社會的自然環境。技術水平、社會組織制度和對真實與正義的理解同環境狀況並沒有明顯關係。
環境確實對人類的土地利用施加了某些限制。然而，不能把此類限制看作絕對的和永久的束縛，它們只不過同技術、成本回報、民族的願望，以及同外部世界的聯繫等方面有關。人類對地理景觀使用的選擇，受群體對其定居地與自然資源開發的可能性與願望的認識的影響，而這些方面並不是土地與生俱來的狀況。
或然論 （possibilism）是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文化發展的動力是人而不是環境。一種文化的需求、傳統和技術水平既影響著這種文化如何評估一個地區的可能性，也決定了該文化在這些方面的選擇。每個社會對自然資源的使用都與其文化相一致。一個群體在技術能力或目標上的變化也改變著他們對土地效用的理解。當然，對區域的利用也存在一些環境限制。例如，一個地區缺乏衣、食、住方面的資源，或者並不缺乏，只是我們沒有認識到這些資源，人們就沒有佔用該區域的動機。確實蘊藏此類為人所知的資源的環境為文化在其中的發展提供了框架。
人類對環境的影響
人類也能改變環境，這是地理學關心的人類-環境關係的另一半。包括文化地理在內的地理學，既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反應，也研究人類對環境的影響。我們在利用環境的同時也改變了環境——這種改變部分是通過我們施加到環境中的實物來實現的：城市、農莊、道路等等（圖7.4）。這些變化所採取的形式是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群體的產物。文化景觀——地球表面因人類活動產生的變化，是某種文化有形的實體記錄。房舍式樣、交通網絡、公園和墓地，以及聚落的規模和分佈，都是人類使用土地的標誌。
圖 7.4 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相鄰。先進社會有能力對自然環境做如此巨大的改變，以至於其創造的文化景觀支配了環境。南非開普敦市是一種「建築環境」，在很大程度上與周圍的自然環境無關。（c Charles O』Rear / CorbisImages ）
從一般規律來講，技術越進步、文化越複雜，對環境的影響通常也越大，固然前工業化社會也能經常對他們所佔用的土地施加破壞性壓力（見「查科峽谷廢墟」專欄）。在城市蔓延的工業社會，文化景觀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已經超過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文化景觀插足於「自然」與人類之間。工業社會的城市居民——居住和工作於有空調的建築物裡，開車去封閉的購物中心——能夠終生幾乎不接觸也不關心自然環境。
7.3 文化的子系統
對於一個不屬於某種文化的人，要充分瞭解這種文化也許是不可能的。然而，為了進行分析，我們可以把文化特質和文化情結——文化的構件和表現——進行分類，並將其作為整個文化的亞單元（subset）３ 進行研究。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提出，可以把文化看作由三個子系統組成的三分結構，並名之為「技術子系統」「社會子系統」和「意識形態子系統」。他在另一個類似的分類中又識別出文化三個相互聯繫的組分：人工產物 （artifact）、社會產物 （sociofact）和精神產物 （mentifact）。把這些解釋結合起來，這些子系統——根據它們各自的組分識別——就組成了文化結構的整體。不過這些子系統是相互聯繫的，彼此相互作用，反過來也互相影響。
技術子系統 （technological subsystem）由實物組成，人們借助技術才能生活。這樣的實物有工具和其他器械，使我們能夠解決衣、食、住、防衛、交通和娛樂等方面的問題。一種文化的社會子系統 （sociological subsystem）是人們所期待和接受的人際關係格局的總和，在經濟、政治、軍事、宗教、親緣關係和其他關係中都可見這種人際關係的存在。意識形態子系統 （ideological subsystem）由一種文化的思想、信仰、知識，以及用講話或其他交流形式表達這些方面的方式所組成。
專欄 7-1 查科峽谷的廢墟
現在還不清楚阿納薩茲人（Anasazi）什麼時候首次來到此地，但是公元1000年他們就在今天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營造了繁榮的文明。僅在查科峽谷一地，他們就建立了多達75座城鎮，城鎮周圍都有印第安村莊，城鎮中有高達5層、多達800個房間的巨大磚石公寓大樓。這些建築物是19世紀末北美大城市建造鋼結構的「摩天大樓」之前最大和最高的建築物。精心建造的公路網和灌溉渠連結並支撐著印第安村莊。大約公元1200年這些聚落突然被廢棄了。擁有農業與建造公共寓所先進技藝的阿納薩茲人——一些學者如是說——因他們給脆弱環境帶來壓力而造成的生態災難而不得不遷居他鄉。
他們將森林用作燃料，將成百上千原木用作住宅的房梁和圍牆。峽谷中的矮松-刺柏（pinyon-juniper）群落迅速耗竭。為了獲取建築所需的大木料，他們首先砍伐了40千米以外的西黃松（ponderosa pine）。早在公元1030年，這些黃松就被砍光了，於是他們轉向峽谷四周遠方山頂上的雲杉和花旗松。到公元1200年這些樹木被砍光以後，阿納薩茲人氣數已盡——不僅由於森林的損失，而且還由於毀林和農業引起不可逆轉的生態變化。隨著森林的消失，侵蝕作用破壞了表層土壤。用以灌溉的地表渠道因加速侵蝕而加深，變成了不斷擴大的、對農業毫無用處的干谷。
文化的物質根基被破壞了，阿納薩茲人開始相互攻擊，戰事撼動了整個地區。較小群體遠走他鄉尋求避難所，以較小的規模重建他們印第安村莊，不過現在是建在近乎不可通達的、可嚴密防禦的平頂山和懸崖等地。阿納薩茲人所造成的破壞反過來毀了他們自己。
c Jon Malinowski / Human Landscape Studio
技術子系統
對文化的變化和各地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的研究，集中於一些常見的問題：某地區的人以什麼為生？他們利用什麼資源和工具——什麼樣的人工產物——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問題？從事農業生產人口的比例是否大於從事製造業的人口比例？人們開車、騎自行車還是步行上班？他們買糧食還是自己種地？
這些問題涉及各種文化用以「維持生計」的適應策略。在廣義上，這些問題所針對的是那些文化所利用的技術子系統——人們日常生活週期中所使用的器械和工具。人類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靠狩獵和採集為生，利用大自然的慷慨恩賜而最小限度地依靠武器、工具和有限地用火。他們的適應技巧很高但技術水平很低，幾乎沒有什麼專門工具，只能開發有限的幾種可利用的資源，很少或根本不使用人力以外的能源。他們對環境影響很小，但同時各處土地「承載力」（第6章討論過這個概念）也很低，因為所有群體所用的技術和人工產物基本上是一樣的。
1.2萬—1.3萬年以前末次冰期冰川退卻，標誌著一個文化空前發展時期的開始。它帶領最初的原始獵采經濟經過農業和動物養殖業革命，最終進入城市化、工業化和錯綜複雜的現代技術子系統。因為並非所有文化都同時經歷各階段，甚至會差異巨大，所以各群體之間就有了明顯的 文化趨異 （cultural pergence）。
古代社會的文化差異反映了隨著食物保障度增加和有可能更廣泛、更集約利用資源而帶來的技術增殖。在相互隔離的環境狀況下，各群體開發了用以開採他們所認識的資源的專門工具和行為方式。但是，始自18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了一種相反的趨勢——走向技術的同質化。
今天各先進社會所掌握的工具和技術幾乎毫無區別。他們經歷了文化趨同（cultural convergence）——分享技術、組織結構甚至文化特質和人工產物，這在今天這個通過廣泛分佈的即時通訊和高效交通而聯繫在一起的世界是非常明顯的。發達社會和欠發達社會之間在技術傳統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差別，部分地反映了國家和個人財富、經濟發展階段和複雜性等方面的情況，以及重要的能源消費的水平和類型（圖7.5）。
（a）
（b）
圖 7.5 （a）巴厘島農民使用畜力和代表自給經濟中低技術水平的農具進行耕作。（b）擁有先進技術子系統的文化使用複雜的機械，利用非生命能源進行生產。（〔a 〕Dave G. Houser / Hillstrom Stock Photos; 〔b 〕Scott Bauer / USDA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
在技術先進的國家裡，許多人就業於製造業或與之相聯繫的服務業部門，人均收入一般較高，教育與營養水平、預期壽命和醫療衛生服務水平也較高。這些國家掌握較強大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反之，技術較落後的國家有較大百分比的人從事農業，而且農業大多為自給水平（圖7.6）。這些國家國民總收入 （gross national income，GNI，對一國居民每年國內外所有商品與服務價值的增加量的衡量）遠低於那些工業化國家。人均收入（圖7.7）、預期壽命與識字率一般也較低。
圖 7.6 2002年從事農業勞動力的百分比。全世界總體上農業人員占總勞動力數的近一半。在高度發達的經濟體中，農業部門佔用勞動力比例通常非常低，但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比例的差距正在縮小。發展中國家人口迅速增長造成了農村無地情況和貧困人口增加，他們逃離農村移居城市。由此造成的農業人口比例減少，是貧困與失業的重新安置，而不是經濟進步的表現。
資料來源: FAO 2004 .
圖 7.7 對收入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二者均假定國民總收入平均分配到所有公民，但對這樣分配的人均收入的含義各自持不同看法。（a）2003年人均國民總收入。人均國民總收入表示按官方市場匯率轉換為美元推算的個人收入。由於這個指標表現了較先進和較落後經濟之間的強烈對比，因此常用以概括技術開發的程度。雖然從子系統上看，人口稀少的富油國的高收入和工業發達國家的人均數值相比，可能有著不同的含義。本圖並不具備實際的精確度。對許多國家而言，不可靠的國民總收入除以不可靠的人口總數，得出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最多也只是一種粗略的估計。將本圖與圖7.6比較是一種有趣的區域對比研究。（b）2003年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考慮了價格水平的變化以衡量經濟的相對大小。該指標基於這樣的概念，即同樣一籃子貨物在所有國家都應該值同樣多的錢，並試圖以此來衡量當地貨幣的相對國內購買力。用這個更現實的尺度，發展中國家按人均國民總收入算出的赤貧國數目大量減少了。
資料來源：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United Nations.
貼上「先進-落後」「發達-欠發達」或「工業化-非工業化」這樣的標籤可能產生誤導，使我們想到「非此即彼」。在一般文化術語上，這些說法也可能被曲解為「高級-低級」。這樣的理解完全不正確，因為這些術語僅聯繫著經濟與技術狀況，而與音樂、藝術或宗教等重要文化方面沒有定性關係。
不過，正確理解這些術語和經濟發展指標，能夠揭示不同國家和世界各地區不同文化與社會在所蘊含的技術子系統方面的重要差異。圖7.8表示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和日本、美國和加拿大——「北方」——的技術水平較高，大部分欠發達國家位於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亞——「南方」４ 。
圖 7.8 相對發展水平。1980年《勃蘭特報告》中的「南-北」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當時所記錄的工業化程度和人均財富提出的一種發達與欠發達世界的簡單對比。2004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和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確認了50個「最不發達國家」。這種認識現在反映3個標準方面等級比較低：人均國內總收入、用一系列「生活質量指標」衡量的人力資源，以及經濟多樣化水平。包羅範疇廣泛的「發展中國家」忽略了若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目前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取得的重大進步，它們現在正在提升到「工業化/發達」的地位。有些「最不發達國家」是一些本圖比例尺無法表示的小島國。
資料來源：UNCTAD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但是，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指標所反映的全國平均值掩蓋了內部差異。所有國家都有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我們還必須牢記，技術發展是一個動態概念。把世界各國看作一個在技術水平和子系統方面不斷變化的連續序列，才是最有用和最精確的。
社會子系統
連續性和變化也是宗教機構、政治機構、正式與非正式教育機構和其他機構的特色，這些機構構成了文化的社會子系統。這些社會產物共同確立了文化的社會組織形式。它們調控著個人在群體中的功能，無論這個群體是家庭、教會還是國家。
對於這些機構中任何一種相互作用模式而言，沒有什麼「特定的」模式，有的只是大多數文化的結構性行為都具有的種種正式和非正式方式。不同行為模式的社會重要性對各種文化有所不同，這也構成了各種文化的明顯差異。不同行為模式是學而知之的文化表達，通過正規教育或通過榜樣和期許世代相傳（圖7.9）。本章開頭高達兒子的實例闡明了這一點。
圖 7.9 一切社會都把兒童培養為該文化群體的成員。照片中每個場景裡的人都在把某種價值觀、信仰、技藝和得體的舉止方式傳授給年輕人。（〔a 〕c Cary Wolinsky / Stock Boston; 〔b 〕c John Eastcott / Momatiuk / The-Image Works; 〔c 〕c Yigol Pardo / Hillstrom Stock Photo; 〔d 〕c Stephanie Maze / Corbis Images ）
一個文化群體的社會機構與其技術體系密切相關。因此，獵采者有一套機構，而工業社會則有截然不同的機構。農業社會以前一般由基於血緣關係的小群體組成，群體內少有社會分化或專門功能。乾旱的非洲南部的桑族（San）（布須曼〔Bushmen〕）人和亞馬孫雨林中孤立的族群就是現代的例子（圖7.10）。
圖 7.10 獵采是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生活方式，隨著人口增長，人們需要更多和較單一的食物，從而使生活方式轉變為更艱苦的農民生活。不同於與其相對的定居農民及其後代，獵采者的人際關係和勞動分工的首要基礎，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年齡和性別的差異而不是社會地位或經濟地位的不同。照片中的博茨瓦納桑族（布須曼人）獵人是非洲至全世界迄今仍至少部分地延續這種古老生活方式的一個很小族群中的一員。（c Aubrey Lang / Valan Photos ）
約1萬年前開始，因動植物馴化引起的糧食革命觸發了社會轉型，包括人口增加、城市化、勞動分工和社會內部結構性分化等。在政治上，支配人們行為的規則和機構也隨著定居農業社會的形成而發生變化。忠誠由血親群體轉向國家，資源變成私人財產而不是所有人共有的資產。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後發生了同樣深遠的變化，形成了人類社會組織的情結，這是我們今天在發達國家所能體驗到並受其控制的，世界各地所有文化也日益受其影響。
文化是一個複雜交織的整體。每一種組織形式或機構都以錯綜複雜的種種方式影響著相關的文化特質與文化情結，而前者又受到後者的影響。例如，土地與財產所有權和控制制度都是社會子系統在制度上的表現。這些同時又都是經濟分類和瞭解經濟發展空間格局與結構模式的明確核心——第10章將予以研究。此外，對每個國家而言，所採取的法律與審判制度是與社會子系統相一致的文化變量，不過它的影響延及經濟和社會組織所有方面，包括第9章要討論的政治地理系統。
意識形態子系統
界定與鑒別一種文化的第三級要素是意識形態子系統。該子系統由思想、信仰、知識，以及我們在講話和其他形式交流中表述這些方面的所有方式組成。神話、神學、傳說、文學、哲學、民間智慧以及常識均歸入此類。這些代代相傳的抽像信仰體系或精神產物告訴我們，應該相信什麼、重視什麼、如何行動。信仰構成了社會化過程的基礎。
通常，我們從書面材料知道——或者認為我們知道——一個群體的信仰是什麼。然而，有時我們必須依靠一個群體的行為或目標告訴我們，他們的真實思想和價值觀是什麼。「事實勝於雄辯」和「說一套，做一套」就是對實際中存在的言行不一的常見認識。一個群體的價值觀不能僅憑文字記錄來推斷。
一種文化中沒有完全孤立之物。社會所持有的思想變化影響著社會制度和技術體系，就像技術上的變化推動社會制度的變化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俄國意識形態結構急劇改變，從君主制農業資本主義制度變為工業化共產主義社會，包括國家文化制度全方位相應的突然改變。20世紀90年代初俄國共產主義同樣急劇的解體，對該國確立的一切經濟、社會和行政組織同樣是分裂性的。文化的各方面相互結合的性質被稱為文化整合 （cultural integration），或文化融合。
對三個有特色的文化子系統的識別，雖然有助於我們認識文化的結構和複雜性，但同時可能模糊了單個文化元素的多面性。文化整合意味著任何文化的目標或行動都可能有許多含義。例如住所是一種人工產物，為其佔有者提供棲身之處。同時，它又是一種社會產物，反映了它被設計用來容納家庭或血親群體的性質，它還是一種精神產物，概括了一個文化群體對居住單元適當的設計、朝向和建築材料等方面的信念。沿著同一思路，服裝作為人工產物用以蔽體，要適合氣候狀況、採用可用的面料和技術，還要適合穿用者參與的活動。但是服裝也可能是社會產物，用以識別個人在群體的社會結構或文化中的角色。在精神產物方面，衣著使人聯想起更大的社會價值體系（圖7.11）。
圖 7.11 （a）衣服用以蔽體、保暖或幫助進行各種活動時，它是人工產物。（b）有些服裝是社會產物，用以識別穿著者在社會結構中的角色或地位：士兵、神父或佩有緞帶的大使的與眾不同的「制服」立即顯示出他們在一種文化的社會組織中受人尊敬的地位。（c）穆斯林婦女有時被強制穿著的蒙面長袍是精神產物，並不特別表明穿著者的身份，而是反映穿著者所代表的文化價值觀。（〔a 〕c Vol. 94 / Corbis Royalty Free; 〔b 〕c W. Marc Bernsau / Image Works; 〔c 〕c Vol. 145 / Corbis Royalty Free ）
7.4 文化變遷
變遷是文化地理反覆涉及的話題。沒有哪種文化是（或者曾經是）以一套永恆不變的物質實體、組織制度或意識形態為特徵的，儘管在一個穩定的、與世隔絕的社會裡，所有這些方面可能持續很長時間，但這樣的隔絕和穩定性總是罕見的。總體上看，雖然文化本質上是保守的，但是它永遠處在一種不穩定狀態。
當然，許多個別的變化十分微小，開始時幾乎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綜合起來就可能實質上改變受影響的文化。回想一下今天的美國文化和1940年有多麼不同——也許不是本質上的不同，而是所推廣無數的電氣、電子和交通設備，以及由於這些和其他技術變化引起娛樂、社會和行為方面的調整。這些調整包括就業格局的變化：婦女更多地加入到有薪酬的勞動力中，對婦女社會地位的態度也因此發生很大轉變。之所以出現這樣累積性變化，是因為任何群體的文化特質都受外界影響，是以互相耦合和互相協調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的。小規模的變化會因相關的特質為適應所採取的調整而變化，從而引起廣泛的反響。一種文化中或大或小的變化，都是由創新、空間擴散和文化互滲引起的。
創新
創新 （innovation）是指社會群體內部所產生的思想和該文化所接納的思想導致的文化變化。新奇的事物可能是弓箭或噴氣式發動機之類實質性的技術發明改進，也可能包括社會結構和相互影響等非物質形態的發展，例如封建主義或基督教。
現代化之前和傳統社會以不創新或不接受變化為特徵。在與環境達到均衡而別無所求的社會裡，變革沒有適應性，也就沒有發生變化的理由。的確，所有社會都與生俱來地反抗變革，因為創新不可避免地在新現實與其他已確立的社會經濟狀況之間造成緊張狀態。這些緊張狀態只有整個系統的各部分都做出適應變革時才能解決。例如，新採用的技術和步伐緩慢的社會特質之間可能產生的差距，被稱為文化滯後 （cultural lag）。抱怨年輕人的時髦或讚美往日的好時光，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不願接受或不適應變革的例子。
創新——發明——常常因壓力而出現，並成為人類歷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冰期結束時糧食基地的擴大是伴隨著人口增長壓力而發生的。動植物的馴化似乎是各自獨立地在圖7.12所示的幾個公認的農業「發明」地區發生的。由此想見，不遲於2000年前，大多數的人類從獵采社會進入定居農業社會時，食物類型、生產技術和新的經濟與社會組織模式得以迅速傳播。一切創新對文化網絡都具有輻射作用，越是基本的創新，其結果越是普遍、深入。
圖 7.12 動植物馴化的主要中心。南亞和東南亞中心以芋頭等植物馴化為特徵，此類植物通過現有植物的分株和移植來繁殖（營養繁殖）。通過種子播種繁殖（例如玉米和小麥）則以中美洲和西南亞為典型。非洲和安第斯地區發展了用上述兩種方法繁殖的農作物。圖中所列各源地的農作物和家畜名單並非全部，而是經過選擇的。
人類歷史上沒有什麼發明創造比農業革命更根本。它影響著社會的每個方面，造成了農業社會前獵采文化與定居農耕文化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在這兩種文化接觸的地方，在對領土控制的競爭中，農民是勝利者而獵采者是失敗者。這種競爭一直延續到近代。過去500年來，歐洲人的擴張完全控制了他們在北美和澳大利亞等世界大部分地區所遇到的獵采文化（見「是地理條件注定的嗎？」專欄）。農業及其定居的生活方式，使文化以加速的步伐改變，而農業本身也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人類學會了用動植物纖維紡織的技藝，學會了使用制陶轉輪燒製黏土製造器具，開發了制磚、制灰泥和建造房舍的技術，發明了採礦、冶煉和金屬鑄造技術。某些地方的資源或產品優勢促進了長途貿易關係的發展。在這些技術進步的基礎上，一種更複雜的、帶有剝削性的文化出現了，這包括一個分階層的社會代替了大體上平等的獵采經濟。
專欄 7-2 是地理條件注定的嗎？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獲得1997年普利策獎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５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中提出：「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其原因是民族環境的差異，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學上的差異。」起作用的——以及導致世界以歐亞人佔優勢的——環境差異是歐亞大陸有豐富的適合馴化的動植物可資利用，東西向延展的陸地使動物、糧食作物和技術的長距離傳播成為可能。其他大陸都不具備這兩方面的任一種優勢。
糧食生產是問題的關鍵。雖然冰期結束後世界上若干地區分別發展了農業，但是中東地區的居民有幸擁有眾多適合種植的植物，包括8種最重要的禾本作物中的6種，其中有小麥品種的原型。這些植物很適合栽種、生長迅速、營養價值高、能夠支持大量人口。歐亞大陸還有豐富的能被馴化的大型動物——包括牛、羊、豬和馬，進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長。此外，由於同動物親密接觸，歐亞人也感染了後來被證明對其他大陸居民極具破壞性的各種流行病，與此同時形成了他們自己對那些疾病的免疫性。
像中東這樣的文化源地所開發的糧食生產技術很容易沿著歐亞大陸無垠的東西軸線擴散，該大陸寬廣地域上大體相似的氣候適合培育同樣的農作物組合，從西班牙到中國都能看到同樣的家畜。歐亞大陸的巨大面積還意味著數量眾多的不同民族，每個民族都具有開發新技術的能力並將新技術擴散到遠方。人口增長、農業生產力和富有創造力的頭腦產生了各種文明——中央政府、城市、勞動分工、紡織、制陶、文字、算術、長途貿易、金屬加工，最後是四處征戰的歐亞人帶到其他大陸的槍炮。
世界上沒有哪個地區享有歐亞大陸那樣的環境優勢以及因之而來的人口與技術優勢。非洲或美洲開發的幾種糧食作物，不能穿越這兩個南北向延伸大陸的氣候和生態屏障而有效擴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亞，由於大自然的意外事件或先民對大型動物的捕獵，沒有產生家畜，而美洲只馴化了美洲駝。其他地方缺乏歐亞大陸的糧食基地和便捷的緯向運動，人口規模停留在較小水平，比較孤立，總體上創造性不夠。15世紀開始的大發現和殖民之旅，證明歐亞人的優勢無可阻擋。其他大陸的居民對許多疾病缺乏抗性，沒有馬匹、甲冑、火器和像征服者那樣的組織，只能迅即臣服、受制於人——按照戴蒙德的觀點，不是由於天生自卑，而是因為限制或延緩其發展前景的地理劣勢。
這些社會和技術革命的源地起初在空間上是有限的。文化源地 （culture hearth）一詞用以描述那些創新的地區，關鍵的文化要素從這些地區向外擴散，對其周圍地區施加影響。文化源地可看作任何文化群體的「搖籃」，所形成的謀生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世界上所有地區和自然環境下形成的千百個文化源地，大多數仍停留在社會與技術發展的低水平上，只有少數產生了象徵文明的符號——通常認為包括文字（或保存記錄的其他形式）、冶金、長途貿易關係、天文學與數學、社會階層的形成與勞動分工、定型化的政府體系，以及結構化的城市社會等。最初的糧食革命之後出現了若干主要文化源地，有些早達7000—8000年以前。最突出的早期創造中心位於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河流域、中國北方、東南亞、非洲若干地點、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圖7.13）。
圖 7.13 舊大陸和美洲的早期文化源地。「公元前」（Before the Common Era，B.C.E.）是指文化源地形成複雜社會、知識與技術基礎並作為文化擴散中心的近似時間。
大多數現代社會裡，創新的變化業已成為尋常、可預期和必然的現象，儘管某些單獨的文化群體可能拒絕接受這些創新（見「原生態文化與流行文化」專欄）。發明創造的速率——至少按專利授權的數目計算——是穩步增長的，而且從概念到形成實用產品之間的週期也越來越短。有如一條普通的公理：即有用的思想越多，能開發與結合這些思想的頭腦越多，則發明創造的速率越快。這條公理的空間含義是經濟發達的大城市中心往往也是發明創造的中心，這不僅是由於其大小，而且也由於這裡有大量思想交流的機會。的確，多種想法不僅激勵新的想法，而且必定創建一種產生解決方案的環境，以維持社會前進的勢頭（圖7.14）。
圖 7.14 人類歷史上創新的趨勢。獵采者的生活與其環境和資源基礎達到平衡，幾乎沒有創新的需要，其文化也無須改變。農業革命加速了思想和動植物馴化、城市化與貿易的擴散。隨著工業革命，社會經濟全方位創新的大幅增加開始改變世界各地的文化。
專欄 7-4 原生態文化６ 與流行文化
即使在「發達」社會裡，也並非所有文化群體都樂意接受或適應文化的變化。按一般理解，文化用以表示「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如何（和為何）行事、吃什麼、穿什麼、如何消遣、信仰什麼、讚美誰。然而，在人們所接受「生活方式」普遍性的問題上，有些方面還須加以區分。
原生態群體得以存在，或是由於空間的隔離，或是由於自願與周圍主流文化實行社會隔離，但他們本應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原生態文化 （folk culture）意味著同族的、內聚的、在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群體的傳統和不入時的生活方式的特徵，從根本上孤立或抵制外來的影響。傳統控制著原生態文化，強烈地抵抗變革。在工具、食物、音樂、故事和禮儀等方面，自製和手工居主導地位。原生態生活是一種文化整體，由有形和無形的元素組成。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是有形的部分，由物質的、可見的事物組成：從樂器到傢俱、工具和建築物等一切事物。在原生態社會中，這些事物都是家庭或社區自己的產物而不是批量的商品。無形的非物質文化 （nonmaterial culture）包括口頭流傳及民歌、民間故事和習慣性行為表達的精神產物和社會產物；講話方式、禮拜模式、各種見解和價值體系都是通過教育和示範世代相傳的。
在英語美洲７ ，真正的原生態群體已很少見而且日益減少。過去此類群體數目較多，是由於移居新大陸的移民帶來不同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這些族群有著各自的語言、宗教信仰與地區來源。隨著時間流逝，他們帶來的民族特性逐漸變成美國的「民族」風貌。例如，弗吉尼亞州西部的傳統歌曲可以認為是上南方（Upland South）８ 的非物質原生態腔調，也可以認為是移民傳承英國鄉村先民的證據。
就此而論，我們每個人都具有民族起源和原生態生活的痕跡。我們每個人都使用自己家庭或我們所屬文化的諺語，每個人都熟悉孩童時代的童謠和神話。我們擊木祈福，聽說過如何觀月相和種植花草，知道什麼是節日慶祝或者製作佳餚的「正確」方法。然而，此類原生態文化證據至多是我們生活中的次要元素，只有少數群體——如舊規阿米什人（Old Order Amish）９ ，拒絕電力、內燃機和其他「世俗的」裝備而熱衷於馬車、人力工具和傳統服裝——殘存在美國，使人回想起這是原先廣為人知的原生態文化的特別之處。另一方面，加拿大保留了大量清晰可辨的、具有民族特色和裝飾藝術的傳統。
按一般理解，流行文化 （popular culture）是原生態文化的對立面，也是其替代物。「流行」是指一般大眾而不是原生態文化小群體的獨特性和個性，暗示一種不斷接納、追隨並迅速擯棄的變幻莫測的時尚和共同行為模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本地獨特生活方式和物質與非物質原生態文化特質多半被取代和喪失；同一性取代了多樣性，小群體身份漸次消失。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同一性深受歡迎。18世紀50年代，喬治·華盛頓寫信向英國代理商要求買「……兩副刺繡褶襉邊飾……如果它已過時，就請發送時尚的……」，又說「無論你給我發送何等貨物……一定要流行的式樣」。折射到今天，他的要求就是要融入其同齡人和他所從屬的社會環境之中。
我們既可以把流行文化看作一種趨同的力量，也可看作一種釋放的力量。一方面，它泯滅了群體在隔離和自給狀態下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原生態文化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群體中的每個人又有更多機會接受種種影響——衣著、飲食、工具、娛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而在原來文化環境受風俗習慣和隔離狀態的控制所限制的且選擇有限的情況下，這種影響很小。廣泛的區域一致性——形式上雷同的全國性折扣店商品目錄、完全相同的大型購物中心裡千人一面的零售商，或是無處不在的快餐連鎖店——可能取代原生態文化的地方主義。但這種文化上的一致性，其內容、多樣性和可能性均比其取代的文化豐富得多——雖然它所包含或鼓吹的社會價值和宗教價值不一定是一種進步。
擴散
空間擴散 （spatial diffusion）是一種過程，使一種概念、實踐、發明或一種物質，通過擴散從其起源地傳播到新的地域。擴散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但基本上包括兩種過程：或者是人們帶著他們的文化遷徙到新地區（如同移居美國的僑民那樣），或者是一種新的技術信息（例如帶刺鐵絲網或雜交玉米）能夠傳遍整個文化。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新思想都是從其源區向新區和新文化群體傳播。空間擴散將在第8章詳加討論。
並不總是能夠確定兩個不同地區存在的一種文化特質是擴散還是獨立（或平行）創新的結果。文化上的相似之處並不一定能證明發生過空間擴散。埃及和中美洲都有金字塔，但這很可能是各自的構思，而不是有些人認為的哥倫布時期之前人們從地中海航行到美洲的證據。石器時代建造紀念碑的文化也是如此，畢竟那時沒有幾種式樣可供選擇。
歷史上有無數獨立、平行發明的例子：納皮爾（Napier，1614）和布吉（Burgi，1620）發明對數、牛頓（Newton，1672）和萊布尼茨（Leibnitz，1675）發明微積分、以利沙·格雷（Elisha Gray，1876）和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1876）發明電話，這些都是經常引用的例子。農業不僅是新大陸和舊大陸各自獨立發明的，而且在東西半球都有不止一個文化源地，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所有文化都是從其源地向四周傳播並融入受體社會結構的無數發明創造的混合物。據估計，任何社會只有不超過10%的文化項目可追溯為本土人員創造，而其餘90%以上是通過擴散進入該社會的（見「本土文化」專欄）。
當然，確實存在著擴散的屏障，如第8章所述。一般地說，兩個文化區越接近、彼此越相似，那些屏障就越小，接受發明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擴散是一個選擇的過程。當然，受體文化有可能選擇性地接納供體社會的某些物品和想法而拒絕另一些商品或想法。接納的決定取決於受體群體本身的文化。擴散的文化屏障包括政治限制、宗教禁忌和其他社會風俗等。法裔加拿大人雖然在地理上緊鄰許多擴散中心，如多倫多、紐約和波士頓，但受這些中心的影響極其有限。他們在語言和文化情結兩方面，使法裔加拿大人有選擇地接受英國人的影響。傳統的群體，也許受嚴格宗教信念的控制——如紐約市哈西德派猶太社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拒絕他們所在地社會主流的文化特質與技術（見「原生態文化與流行文化」專欄和圖7.15）。
圖 7.15 伊利諾伊州中東部的阿米什人受宗教信念的激勵，認為「好生活」必須簡化到最簡樸的生活方式，他們摒棄了周圍主流世俗社會的現代奢華。兒童騎馬或乘輕馬車到鄉村學校上學，而不是乘校車或汽車。（Courtesy of Jean Fellmann）
受納的文化通常並非全盤接受外來的事物。思想和器物的擴散常常在意義上或形式上有些改變，使之能夠為借鑒的族群所接受。被稱為融合 （syncretism）的新老結合的過程，是文化變遷的主要特色。這種情況可見於皈依某種宗教的社會常在宗教儀式和教條上做些改變，以便在新舊信仰之間尋求可接受的一致性；海地天主教派和伏都教的混合就是一例。更熟悉的文化融合例子是對引進的烹調法做出細微的或明顯的改變，使其適合美國的快餐口味。
專欄 7-3 本土文化
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指出，一個「100%美國人」平日的早晨活動如下：
一個真正的美國公民在床上醒來——那張床的式樣起源於近東，但傳入美國之前已在北歐經過修改。他掀開用印度種植的棉花製造的棉毯，或者在近東種植的亞麻製作的被，或者同樣在近東製作的羊毛毯，或者中國發明的絲棉被。所有這些材料都是用近東發明的工藝紡織的……他脫掉睡衣，那是印度發明的服裝，用古代高盧人發明的肥皂洗臉……
回到臥室……穿上亞洲草原遊牧民式樣的皮衣，套上用古埃及人發明的鞣革工藝和按地中海古典文明式樣裁剪製成的皮鞋……到餐廳吃早餐之前，他向窗外瞥了一眼——玻璃是埃及人發明的。如果正在下雨，他要穿上套鞋，那是用中美洲印第安人發現的橡膠製成的，還要帶上東南亞發明的雨傘……
（吃早餐）他面前是一整套舶來的元素。盤子是中國發明的一種陶器。鋼製餐刀所用的合金最先是在印度南部製成的，餐叉是中世紀意大利的發明，勺子起源於羅馬。他先吃一個來自地中海東部的甜橙、一個來自波斯的香瓜，或者一片非洲西瓜。就著這些水果喝咖啡，那是一種阿比西尼亞十 植物……他可能吃印度馴化的一種鳥產下的蛋，或者一薄片東亞馴化的一種動物的肉，肉是用北歐開發的工藝醃製和熏制的。
我們的朋友吃完以後……他閱讀當天的新聞——是在中國發明的材料上用古閃米特人⑪ 發明的字符書寫、用德國人發明的工藝印刷的。當他得知這些舶來品的種種辛勞時，如果他是一位保守派好公民，他就會用一種印歐語言感謝一位希伯來神：我是100%的美國人！
資料來源：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c 1936, renewed 1964, pp. 326-32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rentice 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文化互滲
文化互滲 （acculturation）是一種過程，一個文化群體通過這種過程接納另一個通常佔優勢文化群體的許多特色而經歷較大的改變。在實際生活中，文化互滲可能包括所涉及的兩個群體在長期接觸中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的改變。這種接觸和隨後的文化改變可能出現在被征服或被殖民的地區。臣服於人或受制於人者被迫或自願接受征服者在人數或技術水平上佔壓倒優勢的文化傳入。
羅馬人征服時代的歐洲各部族、土著居民倣傚佔領西伯利亞的斯拉夫人、土著美洲人追隨北美的歐洲移民，這些地方都經歷了此類文化互滲。文化互滲另一種不同方式是第二次世紀大戰後，因美國佔領軍的影響，或者是由於日本人接受了美國生活方式某些較為膚淺的方面，引起日本政治組織和人生觀所發生的變化（圖7.16）。反之，美國人的生活又因為對日本的食物、建築和哲學的瞭解而更加豐富多彩，這顯示了雙向文化互滲的狀態。
圖 7.16 從美國引進的棒球是日本最流行的運動之一，每年吸引幾百萬觀眾。同樣，一代人以前，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足球是外國的或外來的運動項目而對其缺乏興趣。今天，大多數美國大學生曾經或仍舊熱衷於參加這項運動，足球俱樂部聯合會和對世界足球比賽的熱切心態是美國運動場上經常看到的景象。（c Geoffrey Hiller / eStock Photography / Leo de Wys ）
入侵的族群有時會同化到被征服的社會中。例如，13—14世紀，悠久豐富的中原文化就戰勝了入侵的蒙古部族。宗主國與其殖民地的關係也可能造成殖民者文化永久性改變，即使人口間很少直接接觸也可能如此。這裡可以引用吸煙行為在早期歐洲傳播的例子（見第8章「有據可查的擴散」專欄），還可舉出從美洲引進馬鈴薯、玉米和火雞對舊大陸飲食和農業影響的例子。
第6章所討論的現代人口遷徙與移民的影響，已造成遍及世界的空前的文化混合。傳統的「熔爐」觀——更正式地被稱為集聚理論 （amalgamation theory）——對外來移民融入像美國或加拿大等社會的看法是，接受移民的社會和新來的各色人等，最終,將融合到復合的主流文化中，把各成員的許多文化特質融為一體。實際上，新來的群體為了被人接受，必須學習他們所進入的文化的行為模式和反應，以及在工作單位和政府居支配地位的語言。對他們來說，文化互滲包括接受該社會的價值、態度、行為方式和民族語言，該社會本身也因吸收新來族群而改變。在這個過程中，外來移民群體逐漸喪失了其獨特的文化特質，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接受了較大的主體社群的文化。
雖然文化互滲通常牽涉到少數群體接納優勢人口的行為模式，但是這種過程也可能是相互的。就是說，優勢群體也可能至少吸收新來少數群體的某些模式和習慣，形成更加廣泛、多樣的復合文化。這就不是原來「熔爐」的概念，而是形成文化混合的「沙拉碗」。
這種融合過程完成後，就出現了文化的同化作用 （assimilation）。但是同化作用並不一定意味著原有文化身份意識的減弱或喪失。事實上，競爭論提出以下觀點：當文化上的少數派取得成功並進入主流社會的經濟生活時，文化差異的意識可能得到提升，使遷入族群強化為「我行我素」的少數派，在主流社會內努力追求保衛其地位的目標和利益。好鬥的少數派將「我行我素」發揮到極致，可能招致文化互滲過程想要確保的主流社會和文化融合過程的喪失——這正是西歐和英語美洲等移民目的地國家日益關心的問題。
7.5 文化多樣性
我們從文化的技術、社會和意識形態子系統開始進行文化的討論。我們知道這些子系統獨特的組成——特定文化特質與文化情結特徵的結合與相互作用——因創新、空間擴散、吸收和文化互滲而發生變化，同時也是這些變化的產物。然而，文化發展和改變的那些過程並未導致世界文化的均質化，即使自農業起源以來經過千百年的文化接觸和交流也是如此。
的確，從上文可以看出，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中，大多數民族和社會都能廣泛使用現代生活和經濟所需的各種物品和技術。結果，逐漸形成了重要的文化共性。不過，我們全部經驗和觀察均表明，世界文化依然分而未合。作為地理學家，我們關心的是識別一種具有空間顯示的文化特質，指出一種文化如何明顯有別於其他文化情結。
我們可能不接受從種種瑣事中得出膚淺而無意義的概括：例如人們早餐的食物或他們所用餐具的類型。這種反對意見是我們所追求的那種理解類型和概括水平的反映。沒有哪種最合適的方法能單獨指明或認識一種文化、界定一個文化區。由於地理學家關心的是世界系統，所以我們感興趣的是世界廣闊區域和各種社會風格明顯不同的那些文化外貌。
語言、宗教、族群和性別符合我們的標準，是各種社會和各地區文化特質分異最顯著的一些方面。語言和宗教是文化最基本的成分，幫助識別個人是誰和屬於什麼身份，把個人明確地歸入具有相似特色的由人組成的社會中。用上文的術語表示，這些都是精神產物，是文化中意識形態子系統的組分，幫助我們塑造一個社會的信仰系統，並將其傳承給後代。
族群 （ethnicity）是對一種文化的概括而不是一種單一的特質。這基於一個群體的成員堅信他們在某些根本方面有別於其他群體，那些群體和他們有著不同的特質，可能包括語言、宗教、民族起源、獨特的習俗或其他識別標誌。像語言和宗教一樣，族群具有空間識別性。在文化上複雜的社會和國家裡，族群和語言與宗教一樣，還可能是用作界定多樣性與分區的要素。
語言、宗教和族群對社會所有成員（或所有成年人）一視同仁。然而文化結構中最顯著的線索是社會結構（社會產物）和確定男性與女性在指定的義務和各自得到的回報方面差異的關係。「性別」是承認那些社會造成的差別的參考詞彙。它調控著人們利用空間的方式，評估區域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可能性，使人確信女性的地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文化空間變量。
7.6 語言
永遠在變化發展的口語和書面語言使族群的協作、理解和用以區別各文化群體的共享行為模式成為可能。 語言 （language），可簡明地定義為有組織的說話系統，人們通過語言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語言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媒介。語言使父母能夠教育兒童，讓他們知道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什麼，他們必須如何行事才能成為社會上稱職的成員。有些人主張一個社會的語言構成了其使用者洞察的工具。人們說，語言通過其所包含的詞語及其構成的概念，決定了社會的態度、理解力和反應。因此，語言既是文化分異的原因，又是文化分異的標誌（圖7.17）。
圖 7.17 巴斯克人（Basque）的故鄉群山環繞，雖然2000多年來被周圍低地說拉丁語或羅馬語的人包圍，但巴斯克人保持了其語言的獨特性。照片中是西班牙語和巴斯克語友好道別的表示。（c Mark Antman / Image Works ）
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文化異質性問題就不難理解。地球上70多億人使用6000—7000種不同語言。如果你知道非洲總共包含所有仍在使用的活語言的近1/3，那麼就會對該大陸的政治和社會分野有較清楚的判斷了。單是歐洲就有約230種語言和方言（圖7.18）。語言是文化多樣性的一種標記，當今世界上主要語言的分佈（圖7.19）所記錄的不僅是我們語言上的祖先遷徙和征服的過程，也是近幾個世紀人類遷徙、定居和殖民的連續動態模式。
圖 7.18 2005年世界活語言的分佈。目前仍然在使用的6800種語言中，有33%在亞洲、30%在非洲、19%在太平洋地區、15%在美洲、3%在歐洲。語言學家估計地球上曾經使用過的語言大概有3.1萬種至30萬種。即使採用較低的估計數甚至更小的數目，「死語言」也遠遠多於「活語言」。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或印度尼西亞的森林裡，每週都有一兩種語言在消失。相反，由於各族人民與各種文化大量混合，過去400年內創造了100多種新語言。
資料來源：Estimates based on Ethnologue and other sources.
如果把「重要性」看成是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數，那麼語言的相對重要性差異很大。世界一半以上居民的母語僅是數千種語言中的8種，至少有一半人常常使用或有能力使用其中的4種。表7.1羅列了那些使用人數在6000萬以上的語言，該名單包括了世界將近90%的人口。而另一個極端是，很多種使用者人數為數百或多達數千的語言正在迅速消逝。的確，今天世界上語言多樣性遠少於過去，每年都有附庸方言（additional tongue）⑫ 在消失，被廣為傳播的英語和其他「大」語種取代。有關學者估計，現有口語中大約有一半瀕臨消失——即兒童不再學習這些語言，最年輕的使用者也步入中年——並將在下一世紀消失。
語言
用作第一或第二語言的人數（百萬）
約占世界人口百分數（%）
普通話⑬ （中國）
1100
17
英語
1000
16
印地語/烏爾都語⑭ （印度、巴基斯坦）
750
12
西班牙語
450
7
俄羅斯語/白俄羅斯語
270
4
阿拉伯語⑮
260
4
孟加拉語（孟加拉國、印度）
250
4
馬來語/印度尼西亞語
205
3
葡萄牙語
195
3
日語
132
2
法語
125
2
德語
121
2
泰語/老撾語
90
1
旁遮普語
85
1
吳語（中國）
85
1
爪哇語
80
1
土耳其語/阿塞拜疆語/土庫曼語（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
80
1
朝鮮語/韓語（朝鮮、韓國、中國、日本）
78
1
馬拉地語（印度）
77
1
越南語
75
1
泰盧固語（印度）
75
1
泰米爾語
74
1
粵語（廣州話）（中國）
70
1
意大利語
68
1
烏克蘭語
65
1
資料來源:Based on data from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5 thed.; Linguisphere 2000; and other sources.
當我們認識了各種語言的親緣關係時，語言的多樣性就被簡化了。語系 （language family / linguistic family）就是被認為共同起源於某種單一早期語言的一組語言。印歐語系就是這種分組中最著名的，它包括大多數歐洲語言和亞洲語言的大部分，以及引入的——而非本土的——美洲的語言（圖7.19）。使用印歐語系語言的人數總計約占世界人口的一半。
圖 7.19 世界語系。語系是具有共同的、但年代久遠的先人獨特語言的群組。圖中通過劃定專門使用一種語言或一個語系的地區，省略了重要的語言細節。許多國家或地區都有一些區域使用方言，這些區域太小，不能按此比例表示在圖上。圖上也未能報道許多地區能流利使用不止一種語言的人口，或者在商務、教育或政府中必須用第二種語言作為媒介的情況，也沒有給出說不同語言人數的重要信息，在這種比例尺的地圖中甚至沒有表示出印度或非洲說英語的人數多於澳大利亞的事實。
語言學家通過識別大多數印歐語系中相似的詞語，演繹出這些語言起源於被稱為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的共同祖先的口語，那是大約5000年前生活在歐洲東部的人所說的語言（雖然有些人斷言土耳其中部更可能是起源地）。到公元前2500年，他們的社會顯然分裂了，部分人離開故土，部分母體文化四散遷移。無論這些佼佼者定居在哪裡，他們似乎都能在當地人口中佔優勢，並向當地推廣他們的語言。
在一種語系內，還可區分出亞語系（subfamily）。羅曼語（包括法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拉丁語的後代——和日耳曼語（如英語、德語和荷蘭語等）就是印歐語系的亞語系和分支。亞語系中的各種語言雖然無法相互理解，但是在發音、語法結構和詞彙上常具有相似性。例如，日耳曼語中的「女兒」在英語中作daughter、德語中作Tochter、瑞典語中作dotter。
語言的傳播和變化
語言傳播作為一種地理事件，表現為隨著時間的遷移講某種語言的區域逐漸擴大或遷移到新的地方。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班圖線」以南發現的300多種班圖語就是原始班圖語的變種，是由不斷向外擴張的文化上的先進民族帶來的，他們取代了原先存在的語言不同的群體（圖7.20）。近年來，歐洲殖民者的語言同樣取代了他們在美洲、澳大利亞和西伯利亞殖民地的土著語言。就是說，語言可能因其使用者佔領新區域而傳播。
圖 7.20 非洲班圖語擴展，克瓦桑語退卻。語言學證據表明，原始班圖語起源於喀麥隆-尼日利亞邊境，向東傳播越過蘇丹南部，然後向南到達中非。從那裡緩慢向東、西擴散，在向南擴散時遇到輕微的阻力。早期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講克瓦桑語的人無法抗衡使用先進金屬工具的班圖農學家。採用班圖語的俾格米人退居密林中。布須曼人和霍屯督人保留了他們獨特的克瓦桑式「卡嗒」語言，但是被迫離開森林和草地，進入西南部的乾草原和荒漠。
然而，拉丁語在西歐取代凱特爾語的原因，不是迫於人數的力量——羅馬軍團、行政官和殖民者從未代表人口的多數，而是在羅馬帝國的影響和控制下，土著人口逐漸放棄了其原先的語言。對語言的接納而不是驅逐，似乎是歷史上大多遵循的規律，也是當代語言傳播的情況。就是說，語言可能因獲得新的使用者而得以傳播。
語言傳播的兩種方式——原使用者擴散或獲得新使用者——可能由於種族隔離和孤立，社會所說的原始母語已不復完整，產生一些單獨的、相互不能理解的語言。一種語言內，在詞義、讀音、詞彙和語法 （syntax，詞語安排在短語和句子中的方式）等方面，通常也會自然而然地出現類似變化。這些變化是逐步出現的，一般不易察覺，然而逐步積累起來就會造成巨大的語言變化，經歷若干世紀的演變後，最終創造出全新的語言。17世紀莎士比亞的英語作品和詹姆斯國王欽定版的聖經（1611）今天聽起來就很不自然。我們當中沒有幾個人能流利閱讀喬叟（Chaucer）14世紀用中世紀英語寫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原著，8世紀的古英語詩歌《貝奧武夫》（Beowulf ）⑯ 也少有人領會。
語言的演變可能是漸進的和累積性的，每個時代稍微偏離其舊語言的說話風格和詞彙，也可能是大規模的和急驟的改變——反映出征服、移民、新的貿易接觸和其他文化孤立的中斷。英語的形式要歸功於不列顛群島最初的定居者凱爾特人和隨後入侵者的浪潮，包括講拉丁語的羅馬人和講日耳曼語的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丹麥人。11世紀講法語的諾曼征服者把大約1萬個新詞加進正在發展的英語口語中。
16—17世紀新土地和新大陸的發現與殖民，遇到和接納了新的食物、植物、動物和器物，也接納了原有土著美洲人、澳大利亞人、印第安人或非洲人所用的名稱，英語也極大地和必然地豐富了。僅美洲的印第安語言就把200多個相對普通的日常用語帶進英語中，其中80多個來自北美土著的語言，其餘來自加勒比海地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語言。還把2000多個更專業的或地方化的詞彙，如moose, raccoon, skunk, maize, squash, succotash, igloo, toboggan, hurricane, blizzard, hickory, pecan⑰ 等，和一大群其他名稱直接加入英語中；還有一些間接取自南美洲土著詞彙的西班牙語變體，如cigar, potato, chocolate, tomato, tobacco, hammock⑱ 等。
由於英國殖民者把英語帶到西半球和澳大利亞，又由於貿易、佔領和領土要求把英語帶到非洲和亞洲，所以英語得以在全世界傳播。在這種地域傳播過程中，英語又因接觸其他語言而更加豐富。由於英語逐步成為商業和科學研究普遍採用的語言，它又以通用詞彙反哺其他語言。在大約400年內，英語已經從歐洲海外700萬島民的地方性語言發展為一種真正的國際語言——成為大約4億人的母語，大約有6億人將其作為第二語言，有時還是國家的官方語言，還有數百萬人能較熟練地把英語作為外語使用。大約有60個國家把英語作為官方語言（圖7.21），遠遠超過當今其他主要的國際語言，如法語（32國）、阿拉伯語（25國）或西班牙語（21國）。21世紀初，78%以上的互聯網網頁使用英語（其次為日語，占2.5%）。歷史上沒有哪種語言能在世界舞台上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圖 7.21 國際英語。英語在全世界的傳播和被接受，無論在過去還是在現在都無可匹敵。英語和法語都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也是歐盟機構員工和各委員會有效的通用語言；全球科學論文大約有2/3用英語公開發表，使英語成為科學論述的首要語言。英語除了是國際航空運輸管制所採用的語言外，還是比任何其他語言都更多地被一些國家和地區確定為唯一或共同的官方語言的語種——其中有些國家面積過小無法在圖中表達。英語也是其他擁有不同正式官方語言的多語種國家中用作行政管理的非官方有效語言。有些國家在公立學校近於普及或實行強制性英語教育，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圖上無法全面表示英語在歐洲大陸滲透的情況，那裡超過80%的中學生（在歐盟國家中是92%的中學生）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1/3以上的歐盟居民能用英語流利交談。
標準語和變體語
講像英語這樣一種共同語言的人是某種言語社區的一員，但是這種成員身份並不一定意味著語言上的一致性。言語社區通常既包括由公認的言語社區標準語法、詞彙和發音組成的標準語 （standard language），還包括很多多少有點獨特的方言 （dialect），即總人口中不同地區、社會、職業等組成部分的普通百姓的日常語言。
官方或非官方的標準語是政府、教育部門或社會認可的語言形式。例如，在阿拉伯國家，阿拉伯語是清真寺、教育機構和報紙使用的語言，在整個阿拉伯語世界被標準化。家庭、街道和市場裡——以及其區域變體語裡——使用的阿拉伯口語，其差異可能像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那樣大。另一方面，美國、加拿大英語區、澳大利亞和英國，其標準英語形式上只有微小的差別。
就像沒有兩個人能說得一模一樣，除了最小和聯繫最密切的言語社區外，幾乎所有言語社區都有可識別的、被稱為方言的變體語言。講話中所用的詞彙、發音、節奏和語速都有可能清楚區分出說話者屬於不同的話語族群。不同方言可能在同一地方共存。講倫敦腔和有教養的英國人共享倫敦的一些街區；美國的每個校園裡都能同時聽到黑人英語（Ebonics）和標準美語。許多社會裡，方言標誌著社會階層和教育水平，社會經濟地位或教育程度較高的人講話最可能遵從他們標準語的規範。受教育較少或地位較低的人，或有意識地置身於主流文化之外的族群更傾向於使用「土話」（vernacular）——非標準語或被社會團體採用的方言。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如在德國和瑞士德語區，地方方言受到保護並被珍視為地方身份的標誌。
下面我們更一般地從空間角度考慮方言。語音是一個地理變量。每個場所都可能有自己的語言，和相鄰地方也許有微小的差異。這些在發音、詞彙、詞義和其他語言特徵上的差異，有助於界定廣義言語社區的語言地理學——研究地理方言或區域方言特徵和空間模式的科學——的範疇。圖7.22所顯示的只是一條短語用法的變異。在美國，南部英語和新英格蘭地區的語言是最容易根據其獨特的口音來識別的區域方言。某些情況下，地理方言之間的變異如此之大，以至於講同一種語言的人中一些人所說的話，別人聽起來幾乎就是外語。美國人要聽懂澳大利亞英語或者英格蘭利物浦人與蘇格蘭格拉斯哥人講的話就比較費勁（見「世界英語」專欄）。第13章的區域研究「作為一種語言的嘎勒語」討論了一個有趣的美國實例。
圖 7.22 像本圖一樣的地圖用以記錄社會階層之間在詞彙使用、口音和發音方面的空間變化。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不僅是最初的聚落格局，還是近年來大規模人口遷移——例如從鄉村移向城市地區和從南到北。儘管全國性廣播和電視節目的影響可能會助長「通用」或「標準」美國口音和用法，但是地區性或種族語言的差異依然存在。
資料來源：Redrawn with permission from A Wor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by Hans Kurath. Copyright c 1949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專欄 7-5 世界英語
母語非英語卻講英語的人遠多於第一語言為英語的人。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講英語和至少懂一點英語的10多億人大多住在亞洲，他們正在借用這種語言並以當地獨特風格將其改造，使英語適合自己的文化、語言背景和需要。
廣泛使用的語言不可避免地被距離、隔離和文化差異所分隔，分化為各種方言，然後發展為新的語言。拉丁語分化為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其他羅曼語，許多國家阿拉伯語口語的變體事實上已經成為不同的語言。英語同樣經歷了這種區域分化，被其廣泛使用者社會的各種需求和投入所塑造，越走越遠，最終衍生的語言無法相互理解。儘管標準英語可能是有些人出生國的一種或唯一的官方語言，但是世界上聲稱精通英語或把英語作為國語的千百萬人並不能相互交流。例如，即便是印度、馬來亞、尼日利亞或菲律賓的英語教員，也不能用他們想像中的共同語言交流——而且發現倫敦土話絕對是迥然相異的英語。
英語口語的分化是語言生活中的事實，而這種分化的產物——語言學家稱之為「世界英語」——不顧各國政府經常採取的消除方言、鼓勵堅持國際標準的意圖。新加坡英語（Singlish）和菲律賓英語（Taglish，英語和菲律賓優勢語言塔加洛語的混合）就是世界英語不斷擴大的常見例子。但同樣顯著的區域變體也出現在印度、馬來西亞、尼日利亞、加勒比海和其他地區。有一位語言學家提出，在「內圈」國家，即以英語為第一語言和母語的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之外，存在著一個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外圈」（孟加拉國、加納、印度、肯尼亞、巴基斯坦、贊比亞和其他許多國家），那裡具有區域特色的世界英語發展最為明顯。甚至外面還有一個「擴大圈」，像中國、埃及、韓國、尼泊爾和沙特阿拉伯，在這些國家中英語是一門外語，尚未形成有共同用法特色的地方變體。
雖然現代世界不同地區英語之間不斷有電子與文字的互動，使得這種共同語言仍能得到普遍理解，但是，儘管英語在脫離與第一語言使用者接觸的地區進行教學和使用，但這似乎也不容易改變英語變體之間不能相互理解的情況。一位法國官員悲歎歐盟內法語地位的下降：「我們唯一的復仇方式是英語因這些外國人把它講得如此糟糕而被消滅。」
我們難以預料地方方言和口音一致或變化的模式。例如，在民族和區域方面都較複雜的美國，有些研究人員研究流動性越來越大的人口、從其他國家和文化來的移民、大眾傳媒的深入人心和可能產生的趨同效應等方面對語言影響，他們對地方語音的模式得出相互矛盾的結論。芝加哥、紐約、伯明翰、聖路易斯和其他城市之間講話風格和口音差異日益增大的明顯證據，與經歷了大量北方人流入的達拉斯和亞特蘭大這樣的中心城市方言發音減少的現象正好相反。其他研究發現，有些口音在小城鎮和鄉村地區正在消失，這大概是由於大眾傳媒的標準化比地區人口下降和自然與社會機動性增加對地方方言的強化更具影響力。
語言很少成為人際交往的全部障礙。雙語主義或多語主義可以讓熟練的語言學家以共同理解的第三種語言交談，但是兩個沒有這種能力的人群之間的長期接觸可能需要創造一種雙方都要學習的新語言——混雜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