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數以千計的埃及人正在做黎明祈禱。（c Aladin Abdel Naby / Corbis Images ）
「（人口）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是東南亞島國新加坡的總理於1972年提出的口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945）該國人口為100萬，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已經翻了一番。為了避免他所預見的人口過多的情況發生，該國政府頒布了一項法令——「生男生女，兩個夠了」。同時對第三胎和多胎取消產假和健康保險權。墮胎和絕育合法化，第四胎以上的孩子受到入學政策的歧視。結果，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加坡出生率下降到低於人口更新的水平，墮胎率超過妊娠的1/3。
「至少兩個，三個更好，如養得起，請生四個」，這是同一位總理在1986年提出的口號，反映了其對原先發起的運動「走得太遠」的擔憂。李光耀總理對人口過多會使第三世界 （Third World）陷入永久貧困的關切，轉變為對限制人口會削弱增長潛力與國力的擔憂，暗示要有足夠受過教育的年輕勞動力來替換與贍養正在老齡化的人口。他在1990年的國家預算中，對28歲以下的母親生育第二胎提供了可觀的長期減稅額度。現在尚不確定單憑財政上的刺激能否足以使人口增加，但新加坡政府每年都重申1997年香港回歸時的意向：每年接受10萬名願意移居的香港居民。
新加坡政策的逆轉反映了一種不可改變的人口現實：當前的人口結構控制著未來的人口總量。今天人口的大小、特徵、增長趨勢和遷移有助於我們設想尚未出生、但其數量與分佈現在就可確定的人口的福祉。人口的數量、年齡和性別分佈，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格局與趨勢，聚落的密度與增長率，所有這些都影響著、又受影響於社會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我們可以通過人口數據來瞭解某個地區人民如何生活，他們之間如何相互作用，他們怎樣利用土地，對資源有什麼壓力，以及他們會有怎樣的前途。
人口地理學 （population geography）提供那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的研究方法和解答。這門學科側重研究與地球空間狀況有關的人的數量、組成和分佈。這門學科與對人口進行統計研究的人口學 （demography）不同，它關心空間分析——人口數量與區域的關係。資源基地的區域狀況、經濟發展的類型、生活水平、糧食供應，以及健康與福利等，這些都是人口地理學所關心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也是所有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人地關係實質的基本表述。
6.1 人口增長
2007年初某一天，地球人口達到了66億。而1994年的年中，該數字為56億。就是說，這之間的13年裡，世界人口每年平均增加7700萬，或每天增加21.1萬人。然而，這個平均值掩蓋了這樣的事實，即每年所增加的人口數業已減少。20世紀90年代初，聯合國人口司報道，每年增長的人口為8500萬—9000萬人；到了21世紀初，增長數下降到7400萬—7500萬人。即使按照人口增長減緩的記錄，2004年聯合國預測，2050年世界人口仍可能達到91億。儘管每年繼續增加幾百萬人口，但到2100年世界人口也許會達到94億或95億。
然而，許多人口學家對2005年底人口眾多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印度——所報告的出生率大幅下降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們改變了對本世紀末世界人口的預測：峰值為80億—90億之間，隨後數量下降，但仍未穩定。不過，大家一致認為，從根本上說，未來所有的人口增長都發生在現在所稱的「發展中」國家（圖6.1）。我們將在本章後面再回過頭來討論這些預測，並討論各種困難與做出這些預測固有的分歧。
圖 6.1 世界人口數量和預測。（a）歷經兩個世紀緩慢增長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後世界人口開始爆炸性膨脹。美國人口學家預測2050年全球人口為91億。發展中世界多數國家人口增長率的下降，使原先預測的2100年世界人口100億下降到不超過94億—95億；有些人口學家認為該數字會進一步下降到80億—90億。由於2000年初51個發達國家和地區人口趨於穩定或減少，這些地區的人口到21世紀中葉將保持不變或少於世紀初。但是在美國，由於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其人口在2000—2050年間將會增加50%，而大量移民進入歐洲則可能改變其人口下降的預測。相反，2000—2050年「欠發達」地區人口有可能增加60%以上。（b）雖然2000年「欠發達」地區人口已經略微超過世界人口的80%，但到2050年每增加的10個人中有9個會在這些地區。
資料來源：(a) Estimates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an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b) Based on United Nations and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data and projections.
數以百萬計和十億計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用什麼來比較2005年歐洲愛沙尼亞（約130萬人）和中國（約13億人）的人口？除非我們對這些國家的規模和國情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掌握，否則我們對這些數據和人口學家對數據處理的理解是極其淺薄的。很難體會像百萬和十億這樣巨大的數字以及它們之間的巨大差別。美國人口咨詢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PRB）提供的一些例子可以幫助我們想像這些數字的浩瀚和含義。
2.5厘米厚的一沓美元紙幣有233張。如果你有100萬美元，每張面值1000美元，這沓美元就有11厘米厚。如果你有10億美元，每張面值1000美元，錢摞起來就有109米厚——大約等於一個足球場的長度。
如果你活了11.6天，就是100萬秒。直到你31.7歲，你才有10億秒壽命。
如果你乘協和式超音速飛機飛行，理論上其巡航時速為2150千米，環繞地球僅需18.5小時。一個乘客乘協和式飛機飛行161萬千米要31天，而16億千米的旅程則要85年。
當前人口數目及其可能的增長所涉及的因素，在社會、政治和生態上都有著重要意義。1.2萬年前大陸冰川開始消退時，人口數目很少，那時人們擴散到地球上原來無人佔據的地區，人類對糧食資源的試驗開始了農業革命。後來組成全人類的那500萬或1000萬人顯然在客觀上有著擴大人口數目的可觀潛力。回顧往事，我們看到地球的自然資源基礎對人口支撐的能力遠遠超過早期獵采族群對它施加的壓力。
有些觀察家斷言，儘管從目前的或未來能夠合理預測的人口數目來考慮，人類的適應能力和充分利用資源的聰明才智尚無遭受重負之虞。但是，其他觀察家把地球比作一艘自給自足的宇宙飛船，他們令人寒心地宣稱，這艘小小的飛船不能承受永無休止地增加的乘客的重負。這些觀察家提出一再出現的營養不良 （malnutrition）和飢餓問題（雖然在世界範圍內，這些問題事實上主要是由糧食分配不公而不是由生產不足造成的）。他們引證種種危險狀況——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森林和耕地損失、許多礦物和化石燃料明顯近於耗竭，以及其他地球資源緊缺的證據，預言了人口增長明確的上限。
從全世界看，人口增長只有一條路：某個時期內出生人數超過死亡人數。如果忽略人口遷移造成某區域人口的變化，我們可以斷定，觀測到的和所預測的人口增加，必定是因控制出生人數或增加死亡人數的天然機制失效，而某區域人口的減少則是在此類控制方面取得的成功。相反，目前對世界人口增長正在減緩，甚至穩定或下降的估計清楚表明，人類因個人或集體的決定，有可能有效地限制人口增長和控制全球人口的數目。當我們定義了世界人口研究中某些重要詞彙並揭示其意義以後，這些觀察將會變得愈加清楚。
6.2 關於人口的一些定義
人口學家對人口組成和趨勢採用各種度量標準，儘管他們的計算都從一些事件的計數開始：人口中的個體數、出生數、死亡數和婚嫁數等。人口學家對這些基本計數進行了改進，使這些數字對人口分析更有意義、更有用。其中包括各種「比率」和「同生群」的度量。
比率 （rate）就是特定人口在某時間框架內以一種事件出現的頻率——例如，婚嫁率就是去年美國每千人中婚嫁的數目。同生群 （cohort）度量是指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一組人口——1—5歲年齡組或大學2010級——的數據（圖6.2）。
圖 6.2 無論這些嬰兒的種族、性別或民族有什麼差別，他們在人口學上都聚集在一個出生年齡組裡。（c Herb Snitzer / Stock Boston ）
出生率
粗出生率 （crude birth rate, CBR）通常也簡稱「出生率」，就是每年每千人出生的活產數。之所以稱為「粗」，是因為它與總人口的出生有關，而不問該人口的年齡或性別組成。一個有200萬人口的國家，每年出生4萬人，其粗出生率就是20‰。
40,000／2,000,000=20‰
當然，一國的出生率受其人口年齡和性別結構、居民習慣與對家庭大小的期望，以及國家採取的人口政策等諸方面的強烈影響。由於這些情況變化很大，所以有記錄的出生率也差別很大——21世紀初，從西部非洲某些國家高達45‰—50‰，到歐洲20多個國家的低至9‰—10‰。雖然出生率30‰以上就被看作高出生率，但世界上幾乎1/5（自1990年下降一半）的人生活在出生率這樣高或更高的國家裡（圖6.3）。這些國家——主要在非洲、西亞和南亞，以及拉丁美洲——佔優勢的是農業和鄉村人口，而且年輕女性人口比例很高。這些國家中許多國家的出生率可能遠高於其官方記錄。現有數據表明，每年大約有5000萬人無出生記錄，因此未納入統計。
圖 6.3 2005年粗出生率。該圖有某種精密度，但因缺乏可信的、普遍的生育登記所以可能造成誤導。不過，如果不十分認真地看待圖中的分級，那麼該圖的格局可概略地作為一種有用的相對生育一般模式。有報告的或估計的數據每年不同，因此本圖和其他人口圖中的數字可能不盡一致。
資料來源：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
低於18‰被認為是低出生率，是工業化、城市化國家的特徵。所有歐洲國家，（包括俄羅斯），英語美洲國家、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屬於低出生率國家，尤為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其中有些國家，如中國（見 「中國方式及其他方式」專欄)採取了有效的計劃生育。其他改變了文化準則的國家也減小了家庭的規模。過渡性出生率主要是一些新近工業化小國的特徵，雖然龐大的印度在1994年也加入了其中。
專欄 6-1 中國方式及其他方式
1965年毛主席宣稱不斷增長的人口是「好事」，那時中國出生率為37‰，人口總數為5.4億。1976年，雖然出生率下降到25‰，但人口還是達到了8.52億。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口增長顯然正在消耗國家一半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國發動了一場廣泛的宣傳運動，提出「兩孩家庭」（two-child family）並提供包括人工流產在內的各種服務，以支持這項計劃。結果，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5‰。
「一對夫妻，一個孩子」（one couple，one child）變成了1979年提出的更嚴格的人口控制新口號，通過獎懲兩方面的支持以保證其成功實施。鼓勵晚婚，對各家庭提供免費避孕、金錢獎勵、人工流產與絕育等服務以達到只生一胎的目的。懲罰手段包括對第二胎徵收高額罰款。1983年運動達到高潮時，政府要求超過一個孩子的丈夫或妻子進行絕育手術。
到1986年底，中國官方報道總出生率下降到18‰，遠低於那時其他較不發達國家登記在冊的37‰。1984年獨生子女政策被有效地減弱了，但到2002年，隨著農村出生率被低估的大量證據顯現，獨生子女政策又恢復為全國性法律。相反，新近富有起來的城市人自願將生育率降低到遠低於替代水平，無子女夫婦日益增加。
從全國範圍看，過去和現在的人口控制如此成功，以至於到2000年底，人口數量比不實行控制政策少出生了3億人。的確，到2001年底，人口學家和政府對於人口減少而不是增加會成為下一個面臨的問題表示嚴重關切。預測表明，到2042年，由於生育率降低，中國人口數量將真正開始下降，同時將面臨緊迫的社會問題：就業年齡人口比例下降和缺乏適當的福利網絡照顧數目迅速增加的老年公民。
許多發展中國家出於對人口日益增長的關切，也提出了自己的家庭計劃，著重使用避孕與絕育手段。孟加拉國在1970—1990年間，在廣泛的家庭計劃鼓勵與經常性的指導下，已婚育齡女性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從3%猛增到40%，其生育率下降了21%，國際機構為此類計劃表面上的成功而歡欣鼓舞。但是，每防止一例生育，至少要消耗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60美元。
研究表明，生育率下降是由於女性決定她們想要較小的家庭，而不是由於她們未能滿足避孕的忠告與設備的需求。觀察表明，19世紀北歐在沒有科學幫助的情況下，比其他中等收入國家如今的生育率還要低。現在一些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要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比鼓勵避孕或強制性措施更為可靠的途徑。對個別國家的研究表明，女性接受一年教育能夠降低5%—10%的生育率。不過，未受教育的泰國女性的生育率只及受過中學教育的烏干達女性的2/3。顯然，對嬰兒的需要並非絕對與教育水平有關。
相反，這種需要似乎與發展中世界某些貧窮家庭對兒童使用價值的看法密切相關。在那些許多家庭分享薪柴、牲口飼料、放牧地和漁場之類公共資源的地方，誰能夠把更多的此類集體資源轉變為家庭私有財產，誰就越富裕。的確，可供「奪取」的這些公共資源越多，一個家庭就有越大的動力要更多孩子以佔用這些資源。有些人口經濟學家斷定，只有當人口數量增長到全部公共資源轉變為私有財產的那個點——而且兒童必須是被撫養和教育而不是被僱傭——發展中國家貧窮家庭才不會想要那麼多孩子。如果是這樣，強制性措施、避孕和教育等作為控制生育的手段，可能並不比人口增加造成的經濟效果本身更有效。
c Owen Franken / Corbis Images
正如近年來新加坡和中國歷史顯示的那樣，出生率常有變化。目前歐洲國家以及它們曾經殖民的一些地區，出生率的下降通常歸因於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近年來趨於成熟的人口。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迅速降低了出生率，從1970年的33‰降低到1986年的18‰；而日本則在幾乎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在1948—1958年10年間下降了15點。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似乎確實與出生率變化密切相關，儘管對這種相關的嚴格檢驗表明並非完全如此（圖6.3）。發達國家21世紀初的粗出生率為11‰；欠發達國家（中國除外）在冊的出生率（從1990年的35‰）下降至27‰或28‰。
宗教和政治信仰對出生率也有影響。許多羅馬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因宗教上禁止使用人工生育控制技術，所以他們的信念常導致信徒的高出生率。不過，天主教佔優勢的意大利則有著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伊斯蘭教本身並不禁止避孕。同樣的，有些歐洲國家政府——出於對出生率過低難以維持現有人口水平的憂慮——還資助生育，力圖提高出生率。圖6.4總結了各地區預期人口變化對世界人口增長貢獻的百分比。
圖 6.4 2000—2050年按地區統計預測的世界人口增長百分比。按不同年齡結構記錄的大小不等的地區人口出生率變化，正在改變世界人口增長的格局。2000年占世界人口13%的非洲，到2050年很可能增加到世界人口的1/3。1965—1975年，中國對世界人口的貢獻是非洲的2.5倍；2000—2050年，非洲增長的數目將比中國大7倍以上。印度在2000年達到10億人口的水平，預計到21世紀上半葉將增加50%，在世界人口上遙遙領先。按聯合國2002年的人口預測，與世界各地區的增長相反，同一時期歐洲人口預期將減少9000萬。
資料來源：Projections based on World Bank and United Nations figures.
生育率
粗出生率能夠揭示由年齡與性別組成差異，或者育齡婦女生育的差異而不是由總人口造成的這種區域變化。之所以稱這個比率「粗」，是因為它的名稱包括了所有沒有生育機會的人——男人、小女孩和老年婦女。為了表明有生育能力女性（人口中能孕育小孩的那部分）生育的比率和概率，提出了總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這是比粗出生率更精準因而也是更滿意的說明。
總生育率（圖6.5）告訴我們以現有生育率計算每個女性在其育齡期間可能生育孩子的平均數。因此，總生育率3.0就意味著人口中平均每個女性在其有生之年可望生育3個兒女。生育率減小了人口結構波動的效應，從總體上說明女性已證實的和預期的生育行為。因此它對人口的區域對比與預測而言，比出生率更加有用和可信。
圖 6.5 總生育率是指每個女性在其育齡期間，以某一年其他同齡女性同樣的生育率所生育兒女的平均數。由於總生育率採取了年齡校正，所以兩個出生率相同的國家，其生育率可能頗不相同，因此它們的人口增長預期值也不同。每個女性的總生育率在2.1—2.5間被認為是人口的「替代水平」——就是人口最終停止增長的水平，當然這還取決於死亡率的情況。
資料來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雖然總生育率2.0似乎足以準確替代現有人口（一個孩子替代父母的一方），但是，實際上只有生育率為2.1—2.3時才能達到替代水平。需要用高於2.0的部分來補償嬰幼兒死亡率、總人口中無兒女的女性及意外死亡。
這裡有一個有用的概念，「替代水平生育率」——在這種生育水平下，每個連續世代中女性生育足夠多的兒女以確保本世代同樣數目的女性擁有她們自己的後代。一般說來，人口死亡率越高，其替代生育水平就越高。例如，莫桑比克在21世紀初的替代生育水平為每個婦女生3.4個孩子。
2005年全世界的總生育率為2.7，20年前為3.7。發達國家從1985年接近替代水平的2.0下降到2005年的1.6。這種下降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生育行為的急劇變化而在數量與重要性上相形見絀。1960年以來，欠發達世界的平均總生育率從傳統的6.0下降到今天的3.0左右。20世紀60年代到世紀末，生育率最大的下降出現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分別下降55%和52%）。下降最小的——15%——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然而，發展中國家近來生育率下降比任何人預期的更快、更廣泛。的確，如此之多的發展中國家的總生育率自20世紀60年代初（圖6.6）以來比過去大幅下降，使得過去普遍認為本世紀末人口達到100億的預測大打折扣並遭擯棄。實際上2005年佔全球人口近50%的88個國家和地區生育率已低於2.1，還有更多國家悄然加入其中。中國每個女性的總生育率從1960—1965年的5.9下降到2000年的1.8左右（估計2005年為1.6），而孟加拉國、巴西、莫桑比克和其他國家總生育率的相對下降表明，生育率反映的是文化價值而不是生物學的需要。如果現在的價值取向與過去相比傾向少些兒童，則基於先前較高總生育率的人口預測必須予以調整。
圖 6.6 生育率下降各有不同。拉丁美洲和亞洲生育率下降最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下降慢得多。現在發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其生育率低於替代水平。歐洲更低，2005年總生育率為1.4，但是美國2.0的總生育率接近於2.1的替代點。
資料來源：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05 an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事實上，人口學家長期以來就假定現在觀察到的發展中國家——因此也是全球——生育率下降到替代水平後將會持續下降，從長遠看，這會導致人口數量的穩定。然而，邏輯或歷史從不需要人口穩定在任何水平上。毫無疑問，相比過去的假設，事實上生育率在以2.1的恆定比率下降，2004年聯合國的世界人口預測，預期長期（2050）的生育率為2.05——在替代水平以下。如果聯合國對生育率的估算被證明是正確的，那麼世界人口將不僅是停止增長——如同過去的預測所想像的那樣，還將不可避免地下降（見「人口劇減？」專欄）。當然，如果文化價值又改向喜愛兒童，人口就會恢復增長。不同的總生育率估算意味著相互矛盾的人口預測和對各區域與世界人口的關注。
應該注意到，個別國家基於當前生育率的人口預測，可能不會精密地預測到即使是最近的未來人口水平。由於政治動亂或認識到經濟機遇的差異，國家內部人口常發生大規模遷移。這些移民流可能使正在下降的人口趨於穩定甚至增長。例如，近年來歐盟人口出現自然增長率的負值，但是自2000年以來卻實質上經歷了人口穩定的過程，這完全是由來自東歐、亞洲和非洲的移民造成的。
許多來源的數據所報道的區域性和各國生育率只是概略的狀況，它掩蓋了各人口族群之間的重大差異。例如，加勒比海地區2005年的總生育率為2.6，但各國的總生育率差別很大，低至古巴的1.5，高到海地的4.7。美國2005年全國平均生育率為2.0，這並不能揭示西班牙族群的2.8、非洲裔美國人的2.1和非西班牙裔白人的1.8。
專欄 6-2 人口劇減１ ？
20世紀下半葉大多數時間內，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都十分關注「人口爆炸」問題，以及其中所暗含的對一個人口過多而支持人口的糧食與礦物資源過少的世界的威脅。到了20世紀末，某些觀察家的那些憂慮正在被一種新的預測所取代——擔心這個世界人口過少而不是過多。
有兩種相關趨勢表明這種可能性。第一種在1970年已經很明顯，那時有19個國家，幾乎都位於歐洲，其總生育率都已下降到替代水平 （replacement level）——在這種水平上人口自行更替——以下的2.1。同時，歐洲人口金字塔開始顯著扭曲，年輕人口較少而中年和退休老年居民數量增長。到了1970年，本土工作年齡組人口的減少促使非歐洲的「外來工人」流入，因為歐洲需要這些勞動力以維持經濟增長和向任何大陸都正在變得老齡的人口提供慷慨的安全保障。
西歐和東歐許多國家都試圖採取鼓勵出生的政策以改變其出生率的下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用慷慨的家庭津貼、免費醫療、延長產假和兒童保育等措施獎勵懷孕和生育。法國、意大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以及其他國家，對頭胎、二胎和以後的生育給予類似的獎金或獎勵。然而，即使有了那些優惠條件，生育率仍然在下降。到2003年，由於文化和個人生活方式決策的廣泛影響，43個歐洲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均低於替代水平。影響決策的因素包括女性學歷較高、婚齡推遲、女性體驗挑戰性職業或一般就業的機會增加、撫養多名兒童的費用增加、享受沒有家庭義務束縛的樂趣、財富日增提供越來越多的休閒娛樂機會等等。這些方面對人口增長預測的影響令人矚目。例如，西班牙和意大利人口在2000—2050年將減少1/4，而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到本世紀中葉將減少7000萬人。「從人口學上看，」法國總理說，「歐洲正在消失。」
歐洲的經歷很快就反射到各大陸經濟發達的其他社會中。到1995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其他新興工業化的國家，其登記在冊的生育率低於替代水平。這些社會的人口如歐洲一樣，簡單的預測就能預言其人口老齡化與人口下降。例如，日本人口自2006年開始下降，那時它的人口年齡長於歐洲。即使在中國，人口也將於21世紀30年代開始下降。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有50個國家人口將低於2006年的水平。
第二種趨勢向許多人表明，在如今一代大學生的有生之年，世界人口數量將會穩定甚至下降，這種趨勢只不過是簡單地延伸了第一種趨勢：總生育率正在世界各地、各種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裡下降到替代水平以下。1975年只有18%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於替代水平的國家中，而本世紀末這種人口將達到45%。人口學家估計，到2015年，全世界將有一半國家和2/3人口中每個女性生育的孩子少於2.1個。處於這種趨勢之外的仍將是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南亞、中亞和西亞的一些地區。然而，即使這些地區，近年來生育率也正在下降。「在全球化的強大力量作用下，世界各地向降低生育率的方向前進」，這是1997年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French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觀察到的情況。
這個結論看來是正確的，2004年聯合國的預測支持這個結論，認為多數欠發達國家長期生育率會下降到平均為1.9的水平。據聯合國同一評估，這些國家的生育率會在2050年或之前就降低到替代生育率的水平。如果那些假定能實現，本世紀中葉之前全球人口就會開始減少。有一種預測表明，2040—2050年世界人口將減少大約8500萬人（大體相當於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年份的年增長量），此後每個連續世代進一步減少25%左右。
如果聯合國預想的情景全部或部分實現，就有望出現一種十分不同的人口與經濟前景，而不是最近所做的「人口爆炸」的預報。將來隨著全球、區域與國家經濟的收縮而不是擴張，對世界糧食與礦物資源的壓力也將會減小而不是增加。即使達到了人口零增長（zero population growth，ZPG），即一國的生育人數加上外來移民數等於死亡人數加上出境移民數的時候，其社會後果和經濟後果也並不總是像其鼓吹者所理解的那樣。隨著退休人口的日益增加，這些後果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由不斷縮減的勞動人口贍養日益增長的老齡人口和社會服務成本增加的問題。目前歐洲普遍存在人口減少的狀況，且將會在全世界範圍內放大其後果。
死亡率
粗死亡率 （crude death rate, CDR）又稱死亡率 （mortality rate），和粗出生率的計算方法相同：每年每1000人中死亡的人數比例。過去有一種正確的概括：與出生率一樣，死亡率也隨國家的發達程度而變化。典型的事例是高死亡率（20‰以上）出現在欠發達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低死亡率（10‰以下）和歐洲與北美發達國家相關。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死亡率大幅下降，這種相關關係減弱了。由於抗生素、疫苗接種和殺蟲劑等疾病防治手段幾乎遍及世界各地，以及對城鄉衛生設施與安全飲用水方面投資的加大，嬰兒死亡率 （infant mortality rate）和預期壽命都得到了改善。
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死亡率方面的差異（圖6.7）確實已經減少到這樣的程度：欠發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1994年的死亡率實際上已下降到發達國家之下，並從此保持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下降並未延伸到產婦死亡率方面（見「做母親的風險」專欄）。對死亡率的研究，也像總出生率一樣，只有對具有相同結構的人口才有意義。假如影響健康與長壽的國情相同，則可以預期像丹麥和瑞典等老齡人口比例高的國家，其死亡率會高於像冰島這樣年輕人口比例高的國家。像衛生與健康狀況改善一樣，發展中國家人口明顯的年輕化，是近年來這些地區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圖 6.7 粗死亡率在世界範圍內變化較小，不像圖6.3所示的出生率變化那樣大。發展中國家最低限度的醫療手段和一般較年輕的人口組成造成其死亡率常常低於那些「老齡化」的歐洲國家。
資料來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專欄 6-3 做母親的風險
全世界的死亡率並不適用於與妊娠有關的死亡。事實上，孕產婦死亡率——每10萬次活產的孕產婦死亡人數——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健康方面最大的差別。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每年大約有53萬名女性因妊娠或分娩有關的原因死亡；其中99%生活在欠發達國家中，那裡孕產婦死亡率大約是發達國家的30倍。儘管如圖表所示那樣，孕產婦死亡的發生率絕不相同，但是妊娠、分娩和人工流產併發症是發展中國家育齡女性致死的頭號殺手。
根據2000年的數據，非洲每20起妊娠中就有1起死亡的風險，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為1/160，歐洲為1/7700。在國家水平上其差別更加令人矚目：例如，安哥拉每7起妊娠中就有1起死亡，而瑞典只有1/30,000。
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2000年的孕產婦死亡率為4.4‰，而所有死亡中的10%是由於圍產期和母系的原因；最欠發達國家登記在冊的死亡率為8.9‰。2000年亞洲和非洲有幾乎相等的孕產婦死亡數字（分別為世界總數的48%和47%），但承受著全世界孕產婦死亡人數45%的重負的撒哈拉南部的女性，才是統計意義上風險最大的。那裡，2000年安哥拉、馬拉維和尼日爾的孕產婦死亡率達到16‰以上，而塞拉利昂則超過20‰；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每16人中就有1人死於做母親。相反，發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包括俄羅斯和東歐），其母親死亡率為萬分之二，而且一些國家——例如愛爾蘭、澳大利亞和瑞典——更低至每10萬中只有2—5人（2000年加拿大為6人，美國為17人）死亡。
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孕產婦的死亡是可以預防的。此類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她們家庭環境中女性終生所面臨的社會、文化和經濟障礙：營養不良、貧血、缺乏對母親及時的基本醫療保健、因矮小而發育不成熟，以及沒有適當的產前醫護或訓練有素的助產士。儘管女性地位與孕產婦死亡率之間的相關性並不精確，但造成這種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女性的社會地位低下，女性被認為是社會上可犧牲的部分。在那些文化中，人們極少注意女性的健康或營養和妊娠狀況，死亡的主要原因被認為只不過是一種正常情況，無須給予專門考慮或處理。為了改變這種認識並增強採取負擔得起的方法以減少全世界孕產婦死亡率的意識，聯合國把1998年定為「母親安全年」。
為了克服可比性不足，死亡率可以按某個年齡組來計算。例如，嬰兒死亡率就是每1000個存活嬰兒1歲以下的死亡率：
1歲或1歲以下死亡數／1000個存活嬰兒
嬰兒死亡率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加強了醫療保健服務，所以這個年齡段上出現了最大的死亡率降低。嬰兒死亡率降低是過去幾十年總死亡率降低的原因，因為生命中第一年的死亡率常常高於其他年紀。
兩個世紀之前，每千名嬰兒在第一年死亡200—300名並不罕見。即使在今天，儘管過去60年來許多國家死亡率大為降低（圖6.8），但各地、各國之間的差別依然很驚人。整個非洲的嬰兒死亡率仍高達90‰，個別非洲國家（例如安哥拉、利比裡亞、尼日爾和塞拉利昂），本世紀初該比率高達150‰以上。一個國家之內死亡率也不一致。蘇聯曾報道，該國嬰兒死亡率為23‰（1991年），但其中亞地區有110‰以上的記錄。相反，北美白人和西歐、北歐該比率較均一，在4‰—7‰之間。
圖 6.8 部分國家的嬰兒死亡率。由於實施了針對發展中國家嬰兒和兒童的國際醫療保健計劃，所有國家死亡率均出現大幅降低。然而，按比率下降最大的還是正在城市化的工業化國家，那裡廣泛使用衛生設施、安全飲用水和高質量的醫療保健。
資料來源：Data from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and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
現代醫藥衛生狀況延長了人類預期壽命並改變了出生率與死亡率之間由來已久的關係。20世紀50年代初，只有北歐的5個國家嬰兒出生時的預期壽命高於70歲。2001年，歐洲和北美以外大約有60個國家——儘管沒有一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名列其中。能得到並採用現代醫療保健方法的國家因區域而不同，最不發達的國家獲益最少。在這些欠發達和貧困的地區，如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地區，除HIV/AIDS以外的主要死亡原因是發達國家不再關心的那些疾病，如瘧疾、腸道感染、傷寒、霍亂等，尤其是嬰幼兒的營養不良和痢疾造成的脫水。
在評論全球性預期壽命延長和成人死亡率及嬰幼兒死亡率降低的時候，HIV/AIDS是一個悲劇性而且（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普遍的例外。艾滋病在世界常見死亡原因中位列第四，而且據預測將超過14世紀的黑熱病——估計造成2500萬歐洲人、1300萬中國人死亡——成為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傳染病。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報道，2000—2020年間，艾滋病感染最嚴重的45個國家因該病死亡的人數可能高達6800萬人，其中5500萬發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聯合國預計2005年HIV陽性人數為4000萬，其中大約95%生活在發展中國家，70%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裡女性病例占60%。在感染最嚴重的地區，一些國家高達1/4成年人口為HIV陽性，平均期望壽命急劇下降。南非21世紀初出生的嬰兒期望壽命應為66歲，艾滋病使之降低為47歲；在博茨瓦納為36歲而不是70歲；津巴布韋從69歲降到43歲。總體上，自20世紀50年代HIV（原本是猴子的一種疾病）在非洲被確定為一種人類致命傳染病品系以來，已有1500萬非洲人因艾滋病死亡。隨著撒哈拉以南地區預期壽命急劇降低，現在預測2015年其總人口將比沒有這種疾病時少6000萬人。在經濟上，到2010年，受艾滋病之害最嚴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國民收入將減少8%。非洲南部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女性負擔大部分農活和家務。因艾滋病致死的女性多於男性，撒哈拉以南的糧食不安全性增加了，又由於許多年輕成年人過於虛弱不能從事耕作，因此糧食短缺。營養不良、飢餓且易感染其他疾病使艾滋病加重了客觀的國民收入（impersonal national income）減少的代價。
雖然如此，但由於除南非以外所有撒哈拉以南國家的高生育率，2000—2050年人口仍有可觀的增長，非洲人口還將增加近10億。的確，儘管HIV/AIDS造成了高死亡率，但據聯合國預測，50個最不發達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在2000—2050年間，高生育率將使其人口增加近2倍。然而，即使出現某些非洲和東南亞國家傳染病和死亡率正在下降的充滿希望的報告，俄羅斯、烏克蘭、南亞和東亞——特別是印度——艾滋病迅速蔓延的警告還是引起了新的全球性人口學關切。
人口金字塔
進行人口對比的另一種方法是繪製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一種表現人口年齡和性別組成的圖解。「金字塔」一詞是17世紀創造用以描述許多國家人口狀況的圖解：底部是寬闊的年輕年齡組，上部因年長人口的死亡而漸次變窄。現在形成的各種不同形態的年齡金字塔，各自反映不同的人口史（圖6.9），有些人認為「人口剖面」是一種更合適的稱謂。把幾個世代的人口組合到一起，金字塔或「剖面」突出顯示了「嬰兒潮」、導致人口減少的戰爭、出生率下降和外來人口遷入的效果。
圖 6.9 人口結構的4種模式。這些圖解表明，人口「金字塔」有多種形式。這些國家人口年齡分佈反映了過去、記錄了現在，並預測了未來的情況。像烏干達那樣的國家，與年輕人口有關的社會成本很重要，而且經濟增長為新勞動力進入市場提供就業機會。奧地利的負增長意味著未來要以較少的勞動人口去贍養老齡人口日益增長的社會服務需求。俄羅斯1992年的金字塔記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出生銳減的情況，形成了45—49歲年齡組的「收斂」，並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男性大量傷亡和戰後俄羅斯男性壽命急劇縮短造成65歲以上男性不足。
資料來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for Russia: Carl Haub,「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 Population Bulletin 49, no. 4 (1994 ).
像烏干達這樣最低年齡組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迅速增多，較年長年齡組所佔百分比持續下降，形成一個斜邊明顯的金字塔。最具代表性的特徵是欠發達國家年長年齡組中女性預期壽命縮短，因此烏干達年長年齡組女性的比例低於瑞典等其他國家。女性預期壽命和死亡率可能受到文化因素而不是經濟發展因素的影響（見「1億女性缺失」專欄）。瑞典是一個出生率很低的富國，各年齡組人口近乎相等，「金字塔」兩邊幾乎呈直立狀態。在老齡人口組中，像奧地利表明的那樣，男女比例可能不平衡，原因是後者的預期壽命較長。戰爭的影響也很明顯，俄羅斯1992年的人口金字塔生動地顯示出該國因戰爭減少的年齡組和男女比率的不平衡。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歐之間金字塔組成的尖銳對比概括地表現了世界發展中地區和發達地區人口的差異；從博茨瓦納人口的預測可以看出，一般公認的人口金字塔的形狀能迅速改變（圖6.10）。
圖 6.10 簡化的人口金字塔。2004年西歐（〔a〕）和撒哈拉以南非洲（〔b〕）地區的年齡金字塔表現出強烈對比：成熟的發達地區以低出生率和低總生育率為特徵，而發展中的撒哈拉以南各國則年輕人多。即使在2004年，撒哈拉以南各國人口仍有44%在15歲以下。但是，這個比例已經低於5年前，並意味著未來更明顯下降的可能性。所預測的這種下降，部分由於經濟發展和家庭大小決策的改變，但對某些國家（〔c〕）甚至對整個地區而言，金字塔的極度扭曲很可能受艾滋病的影響。到2020年，博茨瓦納本應「正常」的金字塔很可能變形為「人口煙囪」，屆時60—70歲的成年人將超過40—50歲的成年人。
資料來源：(a) and (b)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c)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World Population Profile 2000.
專欄 6-4 1億女性缺失
全世界「缺少」1億女性，缺少的原因除了性別別無其他。印度、巴基斯坦、新幾內亞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傳統上對男孩的偏愛意味著對女孩的忽視和謀殺，成百萬女嬰剛出生就被殺死、被剝奪食物，或有病不予治療，而兒子則受優待，因為他們是贍養老年雙親和掙錢養家的保證。在印度，人們常常違反政府指令，用超聲波和羊水診斷試驗測定胎兒性別，如是女孩則進行流產。
女性缺失的證據始自一個事實：每孕育100個女孩就有大約106個男孩。一般情況下，女孩比男孩健康、對疾病抵抗力強。在營養和醫療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口性別比例大約為105個或106個女性對100個男性。但是，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發現，男女比例為100:93.2，同時中國（根據最近的人口普查２ ）20世紀90年代年齡段全部女孩的10%「消失」了，2000年5歲以下兒童中，每120個男孩才有100個女孩。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記錄了全國性差距，平均117個男孩對100個女孩——加深了1990年人口普查時111個新生男孩對100個新生女孩的不平衡狀態。2000年海南省和廣東省記錄了更大的差距，新生兒比率分別為130個和140個男嬰對100個女嬰。
這種不正常比率最驚人的是第二胎和隨後的生育。例如，根據中國、韓國最新數字，第一胎性別比近於正常，但是中國第二個孩子的性別比上升為121個男孩比100個女孩，韓國第三個孩子該比例為185:100。基於這些跡象，女性缺少問題每況愈下。保守計算顯示，僅在中國就缺少6000萬女性，佔全國人口的近5%，大大高於其他國家。
這種問題隨處可見。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報道，像巴林、也門、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國家男女比例變動範圍從116:100到186:100。在南亞、西亞和北非多數國家中，該比率為100個男性對94個女性，比西方的期望值低12%左右。2000年聯合國基於南亞數據的報告稱，全世界缺少「1億」女性是一種保守的說法。報告宣稱，對女胎實行人工流產，加上溺嬰和對男孩的食物偏袒，意味著南亞缺少7900萬女性（僅印度就缺少4000萬）的原因是性別歧視。
但並不是所有窮國都有這樣的失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裡貧窮與疾病也許比任何其他大陸更普遍，但那裡的比例為每102個女性對100個男性，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男女人數相等。造成全世界缺少1億女性的厄運和這個數字增大的原因，似乎是文化規範３ 和習俗，而不是貧窮或欠發達。
人口剖面便捷地提供了一幅直觀、有實用價值和預測價值的示意圖。例如，某國每個年齡組人口的百分數強烈地影響其國民經濟中對貨物和服務的需求。國家年輕人比例高就會造成對教育設施與某些種類醫療保健服務的大量需求。當然，還有大量年輕人口就業的問題（圖6.10和圖6.11）。另一方面，老齡人口比例高的國家同樣需要面對為這個特殊群體提供醫療藥械與服務的問題，而且這些人還需要比例較小的勞動力人口來贍養。隨著國家人口剖面發生變化，國家對社會與經濟制度會有不同的需求（圖6.12）。贍養率 （dependency ratio）是每100名勞動年齡（一般為15—64歲）人口要贍養老幼人口數量的簡單度量。人口金字塔對該比率給出了直觀的顯示。
圖 6.11 15歲以下人口百分數。一國15歲以下人口的高比率增加了該國的贍養率，並預示著未來年輕年齡組進入孕育年齡時人口的增長。
資料來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圖 6.12 「嬰兒潮一代」的進程。嬰兒潮——1946—1964年出生的年齡組——通過美國人口金字塔聯繫著美國生活方式和費用構成。1970年國家的重點是兒童與青年的利益與需求、教育以及對幼年組的贍養。21世紀初嬰兒潮一代構成工作年齡成年人口的大多數，他們的需求與消費模式塑造了國家的文化與經濟。到2030年，該金字塔預示著他們的願望與贍養需求——當前對退休人口服務的設施與對老年人的照料——將再次成為關心的焦點。
資料來源：Redrawn from Christine L. Himes,「Elderly Americans. 」 Population Bulletin 56, no. 4 (Dec. 2001 ), Fig. 1.
人口金字塔還能預示當前人口政策和措施造成的未來問題。例如，中國嚴格控制家庭人口和普遍偏愛男孩的情況，使金字塔偏向男性一方。根據現有證據，從2010年起，中國每年進入婚齡的男性將比女性多100萬。即使現在，中國的人口金字塔也已表明，20—44歲從未結婚的男性已經比單身女性多出將近1/2。2020年中國很可能有4000萬單身漢，無妻無兒游離於社會之外，這是推行計劃生育時未曾預見也未納入計劃的，但是現在人口金字塔的扭曲已經清楚暗示了這種前景。
自然增長與倍增時間
有關一國人口性別與年齡分佈的研究，還能夠讓人口學家預測未來的人口水平，儘管預測的可靠性隨著預測年份的增長而降低（圖6.13）。因此，年輕人比例高的國家將經歷高自然增長率，除非其嬰幼兒死亡率非常高或生育率與出生率有重大變化。人口自然增長率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是用粗出生率減去粗死亡率算得的。所謂「自然」是不包括因人口遷出或遷入造成的增加或減少。如果一個國家某一年出生率為22‰、死亡率為12‰，其自然增長率就是10‰。該比率通常用百分率表示，即每百人而不是每千人。在上例中，年自然增長率就是1%。
圖 6.13 美國未來人口前景。這些對2050年人口的預測表明，由於對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移民流假設的根據不同，所以對未來人口的預測數字變化很大。根據這些假設，2000年人口普查局對美國2050年人口估計為3.135億（低限）—5.527億（高限）。最常引用的居中估計數字為4.036億。美國人口普查局還展示了一種荒唐的規劃結論，基於一些非常長期的預測，將人口發展趨勢外延整整100年。據此估計，到2100年美國人口可能介於2.827億與10.18億之間。
資料來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如果現有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不變，那麼人口自然增長 （natural increase）與人口倍增所需的時間有關，這就是倍增時間 （doubling time）。表6.1表明人口增長率為1%（接近於21世紀初泰國或阿根廷的自然增長率）時倍增時間為70年。2%的增長率——2005年埃及和薩爾瓦多的記錄——意味著人口倍增時間僅為35年。（人口倍增時間可大致用「72規則」測定，即只需用72除以增長率）。每1000人增加20人為何使人口增長如此之快？其原理就如同銀行所用的復利一樣。表6.2表示2%的增長率每5年所產生的人口數。
年自然增長百分數（%）
倍增時間（年）
0.5
140
1.0
70
2.0
35
3.0
24
4.0
17
5.0
14
10.0
7
年份
人口數
0
1000
5
1104
10
1219
15
1345
20
1485
25
1640
30
1810
35
2000
迄今，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在人類歷史範圍內，人口增長率都在上升。因此，倍增時間穩步減小（表6.3）。各地區之間增長率變化很大，在高自然增長率的國家中（圖6.14），其倍增時間低於2005年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58年。假若全世界生育率下降（如同近年來那樣），人口倍增時間就相應地下降，如同1990年以來那樣。
圖 6.14 年自然增長率。2005年世界人口自然增長率（1.2%）意味著人口倍增時間為58年。因為人口學家期望世界人口——目前約為72億——將（於2100年前後）穩定在95億左右，此後也許會真正下降，「倍增」的含義以及當前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時間框架，所反映的是數學上的而不是現實的預測。當然，若干大陸和許多國家偏離全球平均增長率很遠，這些大陸和國家人口倍增時間差別很大。非洲總體上的增長率最高，中美洲和西亞次之。21世紀歐洲總體上（包括俄羅斯）為負增長，個別國家有增長，但增長率太低，其倍增時間以千年計。
資料來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
年份
估計人口
倍增時間（年）
1
2.5億
1650
5億
1650
1804
10億
154
1927
20億
123
1974
40億
47
世界人口可能達：
2030
80億
56４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下面就是上文所提出問題的答案：即使每年增加一個小數目也會累加成一個大的總增量，因為我們處理的是幾何級數或指數（1，2，4，8）增長而不是算術級數（1，2，3，4）增長。不斷增長的世界人口基數業已達到這樣的規模，以至於每一次倍增（如果真正實現的話）都會造成天文數字般的增加。只須做一次簡單的心算即可明白這種倍增或J型曲線 （J-curve）的必然後果。找一張足夠大的紙張，把它對折再對折。七八次折疊以後，這沓紙就有一本書那麼厚——厚到不能再用手來折疊。如果你能折疊20次，這沓紙的高度就有一個足球場的長度。此後進一步倍增的結果將令人驚駭。折疊40次，這沓紙就足以到達月球，70次就達到地球與最近恆星距離的2倍。圖6.15表明，世界人口確實是在1900年前後轉過了J型曲線的彎，促成了1950年以後人們做出的人口壓力不可避免地超過地球人口承載力的可怕預測。
圖 6.15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世界人口增長。注意J型曲線的轉彎從18世紀中葉開始，那時工業通過農業和糧食供應上的革命性變革，開始為支持人口增長提供新手段。20世紀初，工業化國家在醫學科學、衛生和營養方面的進步降低了死亡率。
然而，到了2000年，事情已經變得很明顯，少數發達國家，尤其是在歐洲，如果單純依靠其自然增長率預測人口增長——像通常所做的那樣——很可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或永遠都不會倍增其人口規模。但是個別國家的增長還有賴於移民入境和出境的格局以及預期壽命的情況。就是說，一國單獨基於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人口「自然」增長，較之同一國家包括移民遷入在內的「總和」增長率而言，可能產生明顯較低的人口預測和較長的倍增時間。二者的對比可能是驚人的。美國21世紀初的自然增長率為0.6%，倍增時間為117年，但是，其總和增長率為1.2%，倍增時間為58年。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移民遷入，生育率下降，加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人口眾多的亞洲國家受艾滋病影響，即使對目前高增長率的國家而言，進行長期人口倍增時間預測的實用性和適用性也是值得懷疑的。雖然聯合國估計，2000—2050年50個最欠發達國家的人口將很可能增加近3倍，但我們應該理解，倍增時間的假設原本就是誤導，而實際的人口增加有限。
6.3 人口轉型
理論上人口按指數增長的推論並不能實現。某種形式的制動機制必定起著控制人口無節制增長的作用。如果不採取自願的人口控制，就會有一種不愉快的、非自願性質的因素起控制作用。
有一種概括歷史上觀察到的自願控制人口增長的嘗試——把人口控制與經濟發展相聯繫——叫作人口轉型 （demographic transition）模型。這種模型假定出生率和死亡率變化的軌跡與工業化和城市化有關。這種模型假定，隨著時間的推移，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將逐漸被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取代（圖6.16）。取代過程以及人口轉型模型的第一階段以高出生率和雖然高但變化起伏的死亡率為特徵。
圖 6.16 人口轉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人口增長緩慢；第二階段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仍舊偏高，人口數量急速增加；第三階段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長不快；第四階段的標誌是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自然增長緩慢，如果死亡率超過出生率，人口甚至減少。許多歐洲國家的負增長率和其他地區出生率下降表明，第五階段即人口下降階段，是人口轉型模型的區域性——最終全球性——合理延伸。
一旦出生率稍高於死亡率，甚至兩個比率都較高，人口就只會緩慢增長。這就是迄至公元1750年人類大部分歷史的情況。人口學家認為從公元元年到1650年前後人口從2.5億增長到5億，倍增時間超過1500年。
當然，增長是不穩定的。在區域性人口擴張的時候，總有某些災難性的下降抵消了這種擴張。戰爭、饑饉和其他災禍造成大量傷亡。例如，據估計，14世紀橫掃歐洲的淋巴腺鼠疫（黑死病）導致該大陸1/3—1/4人口死亡，而且歐洲人帶到西半球的傳染病據信在隨後一兩個世紀內使新世界的土著人口減少了95%。現在任何國家都不再存在人口轉型第一階段。到20世紀末，沒有幾個國家——即使是撒哈拉以南的貧困地區——死亡率高於20‰。然而，若干非洲國家的出生率達到或超過50‰。
西方的經驗
人口轉型模型是為解釋西歐人口史而被提出的，其中有些部分甚至在1750年前後工業革命之前，因流行病轉變為地方性疾病，開始經歷死亡率下降的過程。然而，人口轉型的第二階段通常與歐洲工業化的現代化後果有關。轉型的效應——死亡率下降伴隨著持續走高的出生率——逐漸擴散到全世界，即使尚未普遍轉變為工業經濟也是如此。由於預期壽命的大幅延長造成了第二階段人口急速增加。這種情況又由於醫藥衛生的進步、食物保存與分配的改善、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提供一種集衛生、醫療與糧食分配改善於一身的環境，導致死亡率下降（圖6.17）。出生率的下降不像死亡率那樣快，即根深蒂固的文化格局變化不像技術變化那麼迅速。許多農業國家認為大家庭有好處，兒童通過早參加勞動與贍養其年邁的雙親對家庭有所貢獻。
圖 6.17 19世紀後期的英國利物浦。在那個進步的世紀，正在現代化的歐洲經歷了居住條件的改善和死亡率的下降。（c Topham / Image Works ）
南亞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表現出人口模型第二階段的特徵。最典型的是出生率為34‰、死亡率為9‰的不丹和這兩個比率分別為32‰和5‰（2005年估計數）的尼加拉瓜。這些國家的年增長率接近或高於25‰，其人口將在25年內翻一番。當然，這樣的比率並不意味著工業革命的全部影響是世界性的，但的確意味著欠發達國家從生命保全技術中受益。
隨著人們開始控制家庭的規模，出生率下降，社會進入第三階段。農業社會多子女的好處在城市化的工業文化中不那麼明顯。事實上，後者可能把孩子視為經濟負擔而不是資產。當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仍較低時，人口規模開始穩定。許多國家正在寫下第三階段較低死亡率和過渡出生率的記錄。
經典的人口轉型模型以第四個——即最後階段宣告結束，該階段以非常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為特徵。本階段僅產生非常少的人口增長百分比，而倍增時間也延伸到千年以上。世界人口具有重大意義且不可逆轉的老齡化是全世界範圍內模型第四階段生育率和死亡率從高到低轉型的結果。少數國家死亡率開始等於或超過出生率，人口確實在下降。
從第四階段延伸到人口的第五階段，迄今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一些富有的工業化國家——特別是歐洲和日本——但日益有望影響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國家都記錄到生育率大幅下降的現象，這表明最遲到2010年，世界人口的大多數將居住在這樣的區域，這些區域人口的重大增長不是由第二階段的擴張所致，而是由人口動力造成的。
最初的人口轉型模型是為描述西北歐國家的經歷而設計的，那時這些國家從鄉村農業社會轉變為城市工業社會。模型可能並不能完全反映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前景。有些歐洲教會和市政的記錄可追溯到16世紀，這些記錄表明那時人們傾向於晚婚或不結婚。英國工業革命前，15—50歲年齡組多達半數的婦女不結婚。嬰兒死亡率高，預期壽命低。隨著18世紀和19世紀工業化的到來，直接支付的工廠薪金制代替了長期的學徒制度，提供了較早結婚和生育更多兒女的可能性。由於醫療衛生方面的進步進展較慢，死亡率依然較高。到1800年前後，瑞典25%的嬰兒在1週歲前死亡。法國整個19世紀人口增長率仍然低於1%。
1860年前後開始，先是死亡率，然後是出生率開始下降，雖然下降緩慢但是意義重大。首先出現的是作為疾病轉型標誌的「死亡率革命」，它是與死亡率有關的人口轉型的反映。許多原先致命的流行病——一個世紀前已經開始下降——變成了地方性疾病。就是說，基本上只在一個地區中經常發生，而且死亡率的格局表明其由傳染性轉變為非傳染性。由於人們逐漸有了部分免疫力，所以與這些疾病有關的死亡率下降。畜牧業和輪作等農業實踐的進步，以及從海外殖民地傳來的新糧食品種（馬鈴薯就是早期的例子），從總體上提高了歐洲人口的健康水平。
與此同時，城市中逐漸普及了下水道系統和清潔供水系統，各地一般衛生水平也有所改善（圖6.18）。在源於傳染病、寄生蟲、呼吸道疾病和營養不良的死亡減少的同時，與成年和老年人口有關的慢性病死亡增加了。西歐從「瘟疫與饑饉的時代」過渡到一個假想的最終「退化性疾病和源自人類的疾病（Human-Origin Disease）的時代」。但是，近來由於抗藥性、耐抗生素的疾病和攜病昆蟲對殺蟲劑抗藥性的增加，以及欠發達和發達國家像艾滋病之類的新災難，使人對「最後階段」的定局產生懷疑（見「我們脆弱的健康狀態」專欄）。不過，即使舊災難的復甦和新災難的出現，例如瘧疾、肺結核和艾滋病（1945—2005年這些疾病造成約1.6億人死亡），也不大可能造成全球規模的人口後果。
圖 6.18 19世紀歐洲和北美城市日益用自來水管取代了各戶或鄰里共用的水井，下水道與垃圾處理廠代替了簡易廁所。其後繼者，照片中的拉斯維加斯和內華達等地的處理廠，徹底完成了發達國家的「疾病轉型」。
資料來源：USDA,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Center .
在歐洲，由於社會開始改變關於理想家庭規模的傳統概念，在死亡率顯著下降的同時出生率也下降了。城市中，兒童勞動法與義務教育意味著兒童不再是家庭經濟的重要貢獻者。由於「扶貧」的立法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福利改變了家庭贍養的結構，養兒防老的價值下降了。工業革命不僅能夠提供基本生活的多種需求，而且能製造種種商品滿足各種消費慾望，家庭消費模式也因此發生改變。兒童不是有助於而是阻礙人才流動與改進生活方式取得成功的因素。也許最重要的是婦女地位的改變以及她們對生育是自己的權利與利益的信念。通過某些措施，這種情況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出現，而且與工業革命並行不悖。
專欄 6-5 我們脆弱的健康狀態
死亡率直線下降，加上現代醫藥、抗生素和衛生習慣的效益，使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提高了生命質量和預期壽命。但是，預防傳染病的鬥爭遠未取得勝利，而且寄生蟲病日益嚴重——也許永遠難有勝算。在抗生素被發現的半個多世紀後，原想用它根除的疾病反而增加了，原有的和新的致病微生物傳播到全世界。因傳染病和寄生蟲病致死的人數每年達1700萬—2000萬人；按官方計算，佔全球死亡率的1/4—1/3，但由於診斷不確，所佔份額無疑還要高得多。全世界這些疾病的發病率仍在上升。
前5位的傳染病殺手是肺炎之類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結核、瘧疾和麻疹。此外，本世紀初艾滋病每年致死300萬人，遠多於麻疹和瘧疾。當然，傳染病的發生頻率遠高於死亡率。例如，全世界幾乎30%的人受到致肺結核病的細菌感染，但每年因此而死的人只有200萬—300萬。有5億多人受到像瘧疾、嗜睡病、血吸蟲和河盲症之類的熱帶病感染，每年可能因此死亡300萬人。新病原體不斷出現，諸如造成拉沙熱、裂谷熱、埃博拉出血熱、漢坦病毒肺綜合征、西尼羅河腦炎、丙型肝炎、非典型肺炎的那些病原體，導致殘疾和受傷害的人群遠多於其致死的人數。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至少出現了30種未知的傳染病。
傳染病的傳播和毒性與地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大幅變化有關。氣候變暖使得受制於溫度的病原體侵入新的區域，產生新的受害者。砍伐森林、水污染、疏乾濕地和自然環境的種種人為改變擾亂了生態系統，同時破壞了自然系統對這些傳染病的控制。人口迅速增長、高速城市化、日益增長的全球性旅遊業、使人流離失所的戰爭與移民，以及不斷擴大的世界貿易，這一切都增加了人與人之間傳播疾病的幾率，增加了致病微生物的活動性與範圍，包括因新開闢的陸路與空中交通系統而從原先孤立地區帶來的那些微生物。計劃不周或執行不好的公共衛生計劃、衛生基礎設施投資不足、醫務人員與設備分配不當，以及種種人為的原因，在目前許多疾病的流行中清晰可見。
鑒於此，1993年建立了一個世界性的發病監測項目（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ProMED），並開發了一個全球性傳染病在線系統，聯繫著100多國衛生工作者與科學家，向日益增長的被稱為「傳染病中的傳染病」開戰。我們已經知道在這場戰爭中應該使用哪些有效的武器，包括改進衛生教育、對疾病的預防與監控、對疾病媒介物與病區的研究（包括對某些疾病適宜的生境進行GIS和其他方法製圖）、對藥物治療的謹慎監控、供應衛生飲用水、推廣簡易低廉的藥物與預防方法，如兒童免疫、口服補水治療與補充維生素A等。但是，這一切都需要對那些正在傳播的傳染病——其中許多是新近發展的對抗生素有抗性的品系——加大投入和給予更多關注，而最近人們還認為不再需要對其予以關注。
分裂的世界日漸趨同
人口轉型模型描述了現代化之前（不發達）社會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向先進（發達）國家低而穩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這種假想人口模式轉型的必然過程。但是，模型未曾預料到歐洲人口史顯然不適用於20世紀中後期所有發展中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仍停留在模型的第二階段，不能實現進入第三階段出生率下降所必需的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革。
西方醫學與公共衛生技術的引入，包括抗生素、殺蟲劑、衛生設施、免疫、嬰幼兒衛生保健，以及天花的根除，使發展中國家迅速而且大幅降低了死亡率。這些重要技術和治療在若干年內就完成了，而在歐洲經過50—100年才得以實現。例如，在斯里蘭卡，廣泛噴灑DDT（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以防治瘧疾，使國民預期壽命從1946年的44歲延長到1954年的60歲。印度在1947年以後用同樣的公共衛生計劃經歷了死亡率穩定下降的過程。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遭遇旱災和其他災害時，在國際糧食援助下也大大減少了死亡人數。歐洲各國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是漸次出現的，而1950年以後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以驚人的速度大幅下降。
出生率並未立即隨之下降，並且世界人口總數飆升——從1950年的25億增加到1960年的30億和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50億。關於「人口爆炸」及預期對全球糧食與礦物資源的毀滅性衝擊的警鐘頻傳而刺耳。從人口學的意義上說，許多人把世界看成永恆不變的兩部分：一邊是已實現了人口轉型、人口數目穩定的發達國家；一邊是人口不斷增長、尚未實現人口轉型的發展中國家。
當然，出生率的水平有別於預期壽命，對技術與援助的依賴較少，更多有賴於社會對小家庭和較少孩子的認同（圖6.19）。在區域與世界人口增長似乎不可控制的情況下，這種認同開始在世界範圍內顯著但不均衡地增強。
圖 6.19 世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後的「人口爆炸」反映了發展中國家死亡率的急劇降低及出生率並沒有同步的補償性減少。但是，到20世紀末，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了3種相互聯繫的趨勢：（1）生育率比25年前全面下降得更大、更快；（2）接受並使用避孕方法的人數明顯增加；（3）婚齡上升。結果，一些發展中國家人口轉型時間從一個世紀壓縮到一個世代。其他國家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減緩，但仍反映了許多國家中的家庭依舊願意有4個以上的孩子。
資料來源：Revised and redrawn from Elaine M. Murphy, World Population: Toward the Next Century, revised ed.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89 ).
1984年，世界上只有18%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處於或低於替代水平（即已經達到人口轉型）的國家。但是，到了2000年，生活在這種國家的人口已達44%，而且到21世紀初，已經越來越難以按生育率來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印度的個別邦（例如喀拉拉邦和泰米爾納德邦）和斯里蘭卡、泰國、韓國以及中國等國家，生育率比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還要低。亞洲和拉丁美洲近年來許多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也出現了在一個世代的時間內生育率明顯下降到接近替代水平的情況。低生育率似乎日益成為富國和窮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種共同特徵。
儘管生育率總體上呈現實質性趨同，但是發展中世界仍有相當重要的少數國家保持著替代水平1.5—2倍以上的平均出生率。的確，21世紀初幾乎有14億人還生活在總生育率3.5以上（當然，在20世紀50年代這種水平並不算高，那時只有1/4的世界人口總出生率低於這個數字）的國家或地區。目前這種總出生率高的國家和地區，在極大程度上位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亞中部和中東（圖6.5）。聯合國人口學家預測，至少在2050年以前，總出生率高的地區將是世界人口增長的主力。
已確立的高生育率和低生育率格局都趨向於自我強化。人口低增長使提高生活質量與生命安全的個人收入增加和資本積累成為可能。反之，在高出生率地區，人口增長消耗了社會服務與國家對投資資本的補助，而這些方面本應有可能刺激經濟的擴展。日益增加的人口對土壤、森林、水、草地和耕地資源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由於環境基礎退化，農作物產量下降，人口支持能力縮小到使人口轉型所賴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這是國際上日益關心的明顯的因素（見「開羅計劃」專欄）。
地理學＆公共政策 開羅計劃
1994年9月在開羅召開的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國際大會，經過9天不時的針鋒相對以後，簽署了一項至遲於2015年把世界人口穩定在72.2億的戰略文件。這項被179個簽約國接受的為期20年的行動計劃，旨在避免人口過度增長的環境後果。因此該會議的建議與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討論與決議緊密相關。
開羅計劃擯棄了幾十年來基於多目標和多份額的鼓勵「人口控制」（大會所避諱的措詞）組織管理嚴密的政府計劃，首次代之以給予女性對生活更大的控制權、更好的經濟質量和機會，以及在生育決策方面更大的發言權的一項政策。會議承認，限制人口增長取決於這樣的計劃，它能夠引導女性形成少生孩子的意願並使女性成為經濟發展的夥伴。基於這樣的認識，大會文件認可增加女性教育與就業機會和降低出生率與小家庭之間的聯繫。先前的人口大會——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和1984年在墨西哥城——並未完全針對平等、機會、教育與政治權利這些問題；那兩次大會表決通過的目標未能達到所期待的出生率轉變，大部分是由於在許多傳統社會中女性無權堅持避孕，而且害怕作為避孕替代方法的絕育。
先前兩次大會小心避免或有意迴避把人工流產作為一種可接受的計劃生育方法。但在開羅大會上各國更公開地討論了人工流產問題，並引起了激烈的辯論，梵蒂岡和許多穆斯林與拉丁美洲國家的修道士，針對把合法人工流產作為衛生保健的一部分以及對婚外性關係的認可，從宗教的角度提出異議。雖然大會宣言的最後文件不鼓勵把人工流產作為普遍的權利，並排除將其作為計劃生育的手段，但有些代表仍然對文件中關於性與人工流產兩方面的措詞持保留態度。但是，在大會閉幕時，梵蒂岡認可了宣言中潛在的原則，包括把家庭視為「社會的基本單元」，鼓勵經濟增長和促進「性別平等、公正與婦女權益」。
1999年聯合國「開羅＋5」特別會議對原先的協議提出了一些調整。會議敦促人工流產合法化的國家把重點放在保證人身安全與容易實施兩方面，提倡對在校生進行性與生育健康問題的指導，並告訴各國政府向性活躍的青少年提供專門的計劃生育與保健服務的指導，特別強調減少青少年患艾滋病的風險。
2004年聯合國召開了一系列區域會議，評估在實現開羅計劃和「開羅＋5」會議目標方面取得的進展。大多數人認為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要向最貧窮的人群推廣這項計劃，要為鄉村發展和城市規劃進行投資，要加強終止歧視女性的立法，還要敦促援助國全面兌現對此項計劃已商定的資金（2002年只兌現了所允諾總數的一半）。儘管如此，從人口較多的許多國家生育率下降也可以看出開羅計劃的正面成果。有些人口學家和婦女衛生組織斷言，生育率的下降和政府的計劃政策不相干。相反，他們聲稱，目前生育率較低而且仍在下降是由於女性對其經濟生活與生育有了更大的控制權。聯合國人口署主任稱：「一個鄉村女性做出要一兩個或最多三個孩子的決定本身不算大事。但是……乘以百萬又百萬……的印度、巴西和埃及女性，就有了全球性重大意義。」
人口專家注意到，自開羅計劃以來女性正在做出的那些決定，反映了正在出現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衛星電視把避孕信息傳播到哪怕是很偏遠的村莊，並向想要效仿的觀眾播放看起來很幸福的小家庭的節目。日漸加速的城市化減弱了一些傳統家庭對女性的控制，也使避孕方法較容易操作，嬰兒死亡率下降使母親對嬰兒存活更有信心。人口專家斷言，也許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女性入學率大幅增加和即將做出生育決定的女孩與女青年的文盲率相應減少。
思考題
你認為國際團體提倡像生育和家庭計劃這樣純屬個人或國家關心的問題的政策是否適當或有用？為什麼？
你認為目前國際上對人口增長、發展和環境等問題的關切是否十分有效，是否有把許多傳統社會悠久的文化準則與宗教習慣推向喪失的風險？為什麼？
開羅計劃要求發達國家提供相當可觀的金錢保證，以支持發展中國家強化人口計劃。那些保證在極大程度上沒有被兌現。考慮到援助國政府面臨許多其他國際需要和國內要務，你認為分配給援助國的財政義務是否有道理？為什麼？
許多環境學家把世界看作一個不能支持無休止增加人口的有限系統，超過了該系統的極限將會造成可怕的環境傷害和全球性災難。許多經濟學家反駁說，自由市場將會持續供應不斷增長的需求商品，而必要時科學將會以替代品或擴大生產的方式提供技術性解決方法。面對人口增長後果如此截然相反的觀點，把國際計劃基於其中單獨一方是否適當或明智？為什麼？
6.4 人口方程
一個地區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自然增長或減少——僅僅告訴我們人口變化故事的一部分。人口遷移包括人口從一個居住地點向另一地點的長途運動。當這種重新安置跨越政治邊界時，就會影響遷出地和目的地兩方面的人口結構。人口方程 （demographic equation）概括了因人口自然變化（出生與死亡之差）和淨移民 （net migration，遷入與遷出之差）相結合造成的地區人口隨時間的變化。５ 當然，在全球範圍內，所有人口變化都是由自然變化造成的。遷移對人口方程的影響隨著所研究地區人口規模的增大而減小。
人口重置
過去，人口遷移被證實為減輕人口迅速增長壓力的一種重要策略，至少對某些歐洲國家而言是如此（圖6.20）。例如，在一個90年跨度上，不列顛群島自然增長人口的45%向外移民，1846—1935年，大約有6000萬各民族歐洲人離開了該大陸。儘管目前大量經濟和政治難民越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界線，但移民並未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種類似的減壓方式。因為發展中國家人口總數太大了，即使有上百萬移民也影響不大。只有少數國家——例如阿富汗、古巴、薩爾瓦多和海地——近年來才有多達10%的向外移民。第8章將以空間相互作用的方式對國際和國內移民過程和格局做更詳盡的論述。
圖 6.20 最近幾個世紀主要的移民群。箭頭表示1700年以來主要的國際性人口自主移動或被迫移動方向。圖中深色區域是占現有人口50%以上的近幾個世紀移民後代的地區。
資料來源：Shaded zones after Daniel Noin, Geographie de la Population (Paris: Masson, 1979 ), p. 85.
移民的影響
在越境移民數量足夠大的地方，移民對人口方程可能產生顯著影響，並對遷出地和目的地雙方造成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例如，過去歐洲和非洲的移民，不僅改變了而且實質上造就了西半球和澳大利亞新殖民地人口稀疏地帶的人口結構。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幾十年間，美國人口增長的30%—40%以上是移民造成的。同樣，東進的斯拉夫人向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亞殖民完全吞沒了當地人口。
移民很少能代表他們所離開的人口年齡組的橫斷面，但給他們所加入的年齡組增加了年齡與性別組成的不平衡。反覆研究的觀測資料表明，移民強烈地向年輕單身年齡組傾斜。外流移民究竟以男性還是女性為主，視當時當地的情況而不同。雖然傳統上國際移民流中男性遠超過女性，但近年來女性已佔越境移民的40%—60%。
因而，移民受納國人口年齡結構至少因外來年輕人、而且很可能是未婚群體的增加而有所改變。其結果直接表現在對人口金字塔的修改及其對未來生育率以及額外的出生與死亡的潛在影響兩方面。向外移民源地將損失部分生育年齡的年輕人口，也許還將面臨年輕人性別比例失調的問題，當然也將被記錄到統計學上的人口老化中。目的地社會可能因新移民而出生率增加，而且一般其平均年齡下降。
6.5 世界人口分佈
我們所討論的幾百萬和幾十億人在地球上的分佈並不均勻。世界人口分佈圖（圖6.21）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分佈異常不均勻的格局。陸地上有些地區幾乎無人居住，有些地區人口稀少，其他地區則人口稠密。世界稍多於一半的人口居住——不均勻地聚居——在鄉村地區。但是，有將近一半的城裡人是百萬以上人口大城市的居民，而且其比例還在不斷增大。
圖6.21 世界人口密度。
地球上自然條件十分相似的地區，人口數量和密度往往差異很大，這可能是由定居時間長短不同或文化族群不同造成的。例如，北歐和西歐定居的時間比北美早上千年，土地面積不及美國的70%，卻容納著同樣多的居民；現在西半球不同種族的人口密度遠高於原先土著美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