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1年，阿拉伯帝國軍隊由北非渡海，滅掉了西哥特王國，佔領了西班牙全境，接著，又多次入侵高盧南部的阿基坦。公元732年初，阿拉伯駐西班牙總督阿卜杜拉赫曼率5萬大軍，由西班牙再次入侵阿基坦，企圖取道阿基坦攻取法蘭克、意大利，然後進軍君士坦丁堡。阿基坦公爵歐德阻擋不住阿拉伯大軍的攻勢，不得已向法蘭克的查理親王求援……
介於波瓦第爾與圖爾之間的那片遼闊廣袤的鄉村原野，主要由連綿不斷的高產牧場所組成，謝爾河、克勒茲河、維埃納河、卡萊恩河、安德爾河以及盧瓦爾河的其他一些支流從這裡流過，把這塊土地澆灌得肥沃富饒。這片原野向四面八方延伸，風景如畫。偶爾出現一片林地、一叢紫褐色的石楠、一連片的葡萄園，打破了這片一望無垠的牧場那種單調的景觀。但這塊土地的一般特徵，還是屬於那種綠草茵茵的平原，似乎天然就適合於千軍萬馬在此施展身手，尤其是那些大隊的騎兵，他們在羅馬衰落後的數百年裡主要決定了這些國家的命運，在鞏固現代歐洲勢力方面，也領先於他人。
不止一次著名戰鬥使得這一地區名揚天下，不過歷史學家主要感興趣的，還是因為這裡是公元732年查理·馬特大敗撒拉遜人(1)的發生地點，這場勝利，決定性地阻擋了阿拉伯人在西歐的征服之路，把基督徒從伊斯蘭教的手裡營救了出來，重建了印歐語系對閃米特人的古老的優勢地位。
羅馬統治時期的高盧
西斯蒙迪(2)和米什萊低估了新月鬥士和十字架信徒之間的這場戰役的持久影響。不過，如果說法國人輕視了本民族英雄的豐功偉績，那麼查理·馬特贏得的這次對撒拉遜人的勝利，倒是得到了英國和德國歷史學家的充分欣賞。吉本在他那部偉大著作中用了幾頁的篇幅敘述圖爾之戰，討論如果阿卜杜拉赫曼的計劃沒有被那位法蘭克首領粉碎的話，這一仗可能導致的後果。(3)施萊格爾以強烈感激的言詞談及這次「巨大勝利」，他說：「查理·馬特的大軍保全並拯救了西方的基督教民族，使他們免遭摧毀一切的伊斯蘭教的致命掌控。」(4)蘭克則指出，作為「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新紀元之一，公元8世紀的開端，當時，一方面，穆斯林威脅要席捲意大利和高盧，而另一方面，撒克遜和弗裡斯蘭古老的偶像崇拜，將再一次強行越過了萊茵河。在基督教制度面臨著這樣一個危險的時刻，一位日耳曼民族年輕的王子查理·馬特，作為這些制度的捍衛者出現了，以他全部的精神活力維護了它們，這種活力必定是因為自衛而產生的，最後把它們擴展到了新的地方」(5)。
阿諾德把查理·馬特的勝利甚至放到了比阿米尼烏斯的勝利還要高的地位，放到了「影響人類福祉達數百年之久的重大解救中」(6)。事實上，我們越是檢驗它的重要性，就會導致我們對它的評價越高。而且，關於它的環境和它的主人公，雖然我們所佔有的可信的詳細材料很少，但追蹤其一般特性就足以讓我們饒有興味地注視這場遭遇戰，交戰雙方是江河日下的羅馬帝國的兩位互相競爭的征服者。羅馬帝國這個老邁的古典世界，其歷史佔據了我們早期研究的絕大部分，到了公元8世紀，已經了無生氣，被徹底顛覆。在德意志北方，在阿拉伯南部，人們正在瓜分她的行省。終於，掠奪者遭遇了掠奪者，彼此為了獵物的完全控制權而兵戎相見。他們的爭鬥，讓吉本回想起了荷馬的古老比喻，在荷馬那裡，赫克托耳和普特洛克勒斯為塞巴裡奧斯的屍首所發生的衝突被比喻為「雙獅之鬥」：在憎恨和飢餓中，它們為了一隻牡鹿的屍體而在山頂上展開搏鬥。而撒拉遜勢力對更強大的北方勇士的勉強屈服，大概不適合《伊利亞特》那本書中的詩行。在這些詩行中，普特洛克勒斯拜倒在赫克托耳手下，被比喻為一頭氣喘吁吁、筋疲力盡的野豬被迫屈服，它已經長時間與一頭更高級的食肉獸進行猛烈的搏鬥，為的是得到岩石間那一汪它們都急著想要喝的清泉。
自從羅馬的德意志征服者們橫渡萊茵河以來，到查理·馬特被召喚來擊退撒拉遜人從南方席捲而來的險惡潮水的時候，已經過去整整300年了，再也不會有人渡過那條邊境河流了，在那個國家再也沒有建立起固定的制度或政府體系，沒有把五花八門的種族融合為一個民族，沒有統一的語言或習俗。高盧還不是法蘭西。在那裡，就像在西羅馬帝國的其他行省一樣，愷撒的統治早在公元5世紀就已經被徹底粉碎，野蠻的王國和公國在羅馬勢力的廢墟上迅速崛起。但這些國家很少能持久存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其餘所有的國家（或者相當數量的其餘國家）統一為一個有凝聚力的、高度組織化的公民和政治社會。絕大部分人口依然是由被征服的外省人所組成，更確切地說，也就是那些長期在愷撒們統治下的已經羅馬化的凱爾特人和高盧人，他們已經學得了（再加上羅馬血脈不可小覷的浸淫）拉丁民族的語言、文學、法律和文化。在這些人當中，還有支配他們的那些人當中，漂泊或定居著那些德意志的勝利者：一些人幾乎完全保持著他們原始民族性格中的野蠻未化，而另一些人，則由於文明生活的言行舉止和習俗禮儀方面的訓練，而變得溫文爾雅。要記住，西羅馬帝國並不是被任何突然爆發的大規模蠻族入侵所摧毀的。橫渡萊茵河而來的德意志征服者，並非浩浩蕩蕩的大軍，每次只不過是幾千人的小股部隊。一個行省的征服，往往是這種小股部隊所發動的無數次局部侵襲的結果。得勝的勇士們，要麼帶著他們的戰利品奏凱而歸，要麼在佔領區安營紮寨，為了軍事的目的而小心翼翼地保持高度集中，不斷準備發動新的突襲，或者是針對日耳曼競爭對手，或者是針對迄今尚未受到襲擊的外省城市。不管用什麼方法吧，征服者逐步獲得了他們渴望已久的領土佔有。他們多多少少失去了那種對新奇和冒險的永不安寧的渴望，最初，正是這種渴望，使得他們聚集在本部落最英勇無畏的首領的旗幟之下，離開他們本地的森林，在萊茵河左岸戎馬倥傯，漂泊不定。他們皈依了基督教信仰，拋棄了他們大多粗鄙殘忍的古老信條，這些信條，必定是由神話在古代北方勇士的靈魂中培育出來的，這些神話，向現世的勇士，許諾了天國裡戰鬥和狂歡的永恆輪迴，作為對他們勇敢精神的酬賞。
但是，儘管他們的信仰改變和其他文明教化的影響強有力地作用於高盧的日耳曼人，儘管法蘭克人（他們最初是居住在萊茵河、緬因河與威悉河之間的日耳曼部落聯盟）已經確立了對其他行省征服者以及被征服的外省人的明顯優勢，但這個國家依然保留著一種游離而狡詐的混沌因素。早期墨洛溫王朝(7)的親王們，通常都在忙於與其他親王及其家族打仗，起因常常是法蘭克君主國中的小塊領土。他們當中最能幹、最優秀的人，便竭盡全力地保衛萊茵河屏障，抵抗日耳曼異教徒的入侵，這些日耳曼人，一直千方百計要渡過萊茵河，從帝國的戰利品中分一杯羹。
撒拉遜人在羅馬東南各省完成的征服大業，遠比日耳曼人在北方的動作要迅速得多。穆斯林所引入的新的社會組織，被迅速而統一地強制推行。從穆罕默德之死，到圖爾之戰爆發，之間正好過去了100年。這一個世紀中，先知的追隨者們已經席捲了羅馬帝國的半壁江山。除了征服波斯之外，撒拉遜人還以風捲殘雲、不可阻擋之勢，橫掃了敘利亞、埃及、非洲和西班牙。在公元8世紀初葉，穆斯林世界的遼闊區域，都臣服在哈里發的權杖之下，它們的每一個角落，從比利牛斯山脈到阿姆河，人們在禱告中都向穆罕默德的名字祈求，《可蘭經》被當作「法律之書」而受到敬畏。
正是在他們一位最能幹、最有聲望的指揮官的領導之下，再加上一支能征善戰的大軍，以及在天時、地利、人和上的明顯優勢，撒拉遜人在征服比利牛斯山脈以北的歐洲時大獲成功。一路凱歌高奏的穆斯林，渴望獲得更多的領土和財富，對他們的無敵大軍充滿了自信。
公元729年，當阿卜杜拉赫曼被哈里發重新任命執掌西班牙政權的時候，他們對新的戰爭的熱切期待被刺激到了極點，這次任命，還給了他們一位在非洲和西班牙的征服中以其技能和威力而名揚天下的大將，他的勇氣和慷慨使得他成了軍隊的偶像，他已經參加過幾次對高盧的遠征，因此對法蘭克人的民族性格和戰術策略瞭如指掌。他像每一個優秀的穆斯林一樣，渴望為幾支由忠實信徒所組成的特遣隊報仇雪恨，當時，他們在比利牛斯山脈北麓被切斷，因而慘死在敵人屠刀之下。
除了他主要的「武德」之外，在阿拉伯作家的筆下，阿卜杜拉赫曼還被描述為誠實和公正的楷模。在他第二次執掌西班牙政權的最初兩年，他一直在忙於改革政府系統在前任治下所滋生的弊端，以及為征服高盧的計劃作廣泛的準備。除了從自己的轄區所徵募的軍隊之外，他還從非洲得到了一大隊精銳的巴伯騎兵，由熟練而英勇的阿拉伯人充任指揮官。
撒拉遜人在法蘭克
撒拉遜人在法蘭克
732年夏天，阿卜杜拉赫曼率領大軍越過了比利牛斯山脈，根據阿拉伯作家的估計，這支大軍只有8萬人，而一些基督徒編年史家，則把它的人數誇大到了數十萬。阿拉伯人的估計，或許的確偏少，但在二者中恐怕更近於事實。面對這支令人生畏的大軍，阿基坦(8)的歐德伯爵竭力要阻擋它的前進，結果沒有奏效，許多城市在它的面前轟然陷落，半壁江山被橫掃一空。正是從這樣一支大軍的手裡，查理親王用他有力的手臂最終把高盧人和基督徒營救了出來，在戰鬥中，他用自己的力量把對手砸得粉碎，從這樣的力量中，他獲得了一個祖先們所信奉的戰神的姓氏—馬特（意為「戰錘」）。
在公元8世紀以前，墨洛溫王朝的國王們就已經淪為絕對的一錢不值，成了端坐在王位上的純粹傀儡。查理·馬特像他父親一樣，也是奧斯特拉西亞(9)的法蘭克公爵，奧斯特拉西亞人是法蘭克民族中最勇敢、最徹底日耳曼化的一部分，他以傀儡國王的名義行使著最高權力，那些狂暴專橫的地方統治者也承認這一權力，他們或者是被說服，或者是被強迫。在持續不斷的權力鬥爭中，他一直忙於應付那些競爭者，同時還要為了國家的安全而忙於更嚴重的鬥爭：抗擊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弗裡斯蘭人、巴伐利亞人、撒克遜人和圖林根人的那些凶殘部落，那年頭，這些人以一種特有的凶殘攻擊萊茵河左岸那些已經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人。查理·馬特在自己天生的勇敢中添加進了久經歷練的技能，他還在法蘭克人當中組建了一支由老兵組成的民兵部隊。在我們對查理·馬特的圖爾勝利大加讚賞的時候，哈勒姆(10)提出了他的懷疑：短時間內憑著這一事件我們是否能作出太多的判斷，他冒險把法蘭西的命運壓在一場與侵略者之間的普通戰鬥上是不是有些輕率。但是，如果我們還記得查理並沒有常規軍隊，記得那些追隨他的法蘭克勇士們的不受約束的精神，那麼，似乎最有可能的是：要採用那種密切注視侵略者、用拖延戰術耗盡其實力的謹慎政策，並非他力所能及。撒拉遜人的輕騎兵在高盧各地的劫掠，是如此可怕、如此廣泛，以至於要對法蘭克人義憤填膺的激情稍加抑制都絕無可能。而且，在撒拉遜人襲擊更多城鎮、夷平更多地區的時候，即使查理能夠說服他的人冷眼旁觀，他也不能在一場軍事遠征結束以後的平常時期保持一支大軍的團結。的確，如果阿拉伯人對穆斯林軍隊混亂狀況的報道正確無誤的話，那麼，就查理這一方來說，這場戰鬥的時機就恰到好處。
對於撒拉遜人的入侵所引發的恐懼，以及這次大搏鬥的艱苦卓絕，一些修道士編年史家（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那裡搜集關於這場著名戰役的記敘）提供了充分的證據。據他們說，撒拉遜人，以及他們的國王，從西班牙出來，全都拖家帶口、扶老攜幼，當然還帶上了他們的金銀財寶，這樣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沒人能把他們估算清楚。他們隨身攜帶著他們所有的盔甲，以及他們能帶上的一切，彷彿他們從此永遠離開西班牙，要在法蘭西安家落戶。
這時，阿卜杜拉赫曼看見遍地都是他浩浩蕩蕩的大軍，他們穿越莽莽群山，踩過崎嶇不平的地面，一路劫掠，進入法蘭克人的領地，用手中的劍毀滅一切，結果，當歐德在加隆河畔與他們展開廝殺並潰敗而逃的時候，只有上帝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殺。接著，阿卜杜拉赫曼開始追擊歐德伯爵，就在他們一路上劫掠焚燒圖爾的神殿的時候，與奧斯特拉西亞—法蘭克人的首領查理不期而遇，此人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是個能征善戰之輩，歐德已經向他發出了警告。在那裡，他們激烈戰鬥了7天，最後，他們排成了戰鬥隊形。那些北方民族的戰士們堅定地站在那兒，就像一堵牆，像一條冰帶一樣難以逾越，他們用利劍將撒拉遜人殺了個片甲不留。(11)
歐洲作家在談及這場戰鬥的時候，全都同意阿卜杜拉赫曼的陣亡是撒拉遜人潰敗的主要原因。據一位作者說，他們在發現自己的領袖被殺以後，一夜之間作鳥獸散，基督徒們一覺醒來不由得喜出望外，他們本指望第二天早晨能看見撒拉遜人從他們的帳篷裡走出來，重新開始廝殺。一位修道士編年史家記錄撒拉遜人損兵折將375000人，據他說，基督徒只有1007人陣亡—他覺得，這樣懸殊的傷亡人數，必定是有天意的特別關照。我翻譯了這些作家筆下那些最生動飽滿的段落，但是，要想從他們那裡搜集關於這場偉大戰役本身、或者關於這之前或之後的軍事行動的全面而可信的記述，幾無可能。
然而，儘管我們或許有理由對這些記述的貧乏和可疑而扼腕歎憾，但我們也有巨大的優勢，可以比較雙方國家的作家各自對阿卜杜拉赫曼的這場遠征所作的報道。對於探索這樣一次所能獲得的古代文獻是如此稀少的歷史事件的研究者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個好處，以至於在圖爾之戰這個實例中，我們所佔有的事實使得我們認為：關於這次偉大事件的歷史證詞，比許多別的實例中的證詞，更真實可靠、更令人滿意。在其他的實例中，我們雖然擁有關於軍事功績的豐富材料，但傳到我們手裡的這些材料，都只是來自一個國家的編年史家。因此，我們並沒有防止誇張、扭曲和虛構的措施，而這些，正是民族的虛榮心常常以偽裝的面目、以歷史的名義所產生出來的。那些記錄他們的同胞在西班牙的征服和戰爭的阿拉伯作家，也記述過他們偉大的酋長對高盧的遠征，以及他在圖爾附近與查理所率領的法蘭克大軍作戰時的潰敗和陣亡。
阿拉伯的編年史家告訴我們，法蘭克邊境上的那位伯爵與穆斯林之間是如何交戰的，而伯爵又是怎樣把他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懷著勝算不大的心理暫且一戰。
阿卜杜拉赫曼擊退了他們，他的人因為一次又一次的勝利而志得意滿，對他們的酋長在戰爭中的勇敢和謀略充滿信心。就這樣，穆斯林重創了他們的敵人，渡過了加隆河，摧毀了這個國家，抓獲的戰俘數不勝數。所過之處，一片焦土。這裡的繁榮使得穆斯林戰士們變得志得意滿。在通過加隆河的時候，阿卜杜拉赫曼擊潰了伯爵，伯爵撤回了他的要塞，穆斯林開始攻打要塞，奪門而入，殺死了伯爵。一切都在為他們的彎刀讓路。在這支可怕的大軍面前，所有法蘭克人都瑟瑟發抖，他們讓法蘭克人去告訴他們的國王查理，說這些浩劫是穆斯林騎兵干的，他們的鐵騎將踏遍納博訥、圖盧茲和波爾多的每一寸土地，告訴他，他們的伯爵已經死了。隨後，國王鼓勵他們振作起來，答應傾兵相助。114年（伊斯蘭歷），他騎上戰馬，領著盡其所能召集的大隊人馬，去抵抗穆斯林。他在偉大的圖爾城遇上了穆斯林大軍。阿卜杜拉赫曼與其他幾位處事審慎的騎士，認識到滿載戰利品的穆斯林大軍的混亂無序，但是，如果命令士兵們除了武器和戰馬把其餘所有東西都扔掉，就會惹怒他們，他們不敢冒這樣的險。阿卜杜拉赫曼相信他的士兵們的英勇，相信他們的好運，曾經，這樣的好運一直關照著他們。但是，紀律方面的這種缺點對軍隊來說一直都是致命的。就這樣，阿卜杜拉赫曼和他的人馬開始攻打圖爾城，以獲得更多的戰利品，他們的進攻是如此猛烈，以至於幾乎就在前來拯救這座城市的軍隊的眼皮底下攻破了圖爾城，穆斯林對這座城市居民的狂暴就像狂怒的老虎。很顯然，神的懲罰必將隨著這樣的暴行接踵而至，而幸運也因此會離穆斯林而去。
在歐瓦河（大概是盧瓦爾河）附近，兩支說著不同語言、信仰不同教義的大軍開始列陣相對。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指揮官們以及他的所有士兵，心裡都充滿了憤怒和驕傲，他們首先開始進攻。穆斯林騎兵向法蘭克人的陣地發動了猛烈而持續的衝鋒，法蘭克人頑強抵抗，直到太陽落山，雙方都傷亡慘重。夜幕降臨，兩軍才分開。第二天早晨，天剛濛濛亮，穆斯林就返回陣地，繼續戰鬥。他們的騎兵很快就殺開一條血路，進入基督徒大軍的中心。但是，許多穆斯林都為他們留在帳篷裡的戰利品的安全而提心吊膽，當一些敵人正在劫掠他們營地的時候，穆斯林的隊伍裡一片哭嚎。因此，幾隊騎兵策馬返身而回，要保護他們的帳篷。而這看上去彷彿是他們要逃跑，頓時全軍大亂。就在阿卜杜拉赫曼努力阻止他們騷亂，希望率領他們重返戰鬥的時候，法蘭克的戰士們一擁而上，把他團團圍住，他的身體被無數的長矛刺穿了，就這樣，他陣亡了。接著，整個大軍在敵人面前四散奔逃，許多人在逃跑的過程中被殺死。穆斯林的這次潰敗，以及他們的偉大首領和優秀騎士阿卜杜拉赫曼的陣亡，就發生在115年（伊斯蘭歷）。
圖爾之戰
從對手那裡，關於他們的徹底潰敗，很難指望得到比阿拉伯人在這裡所給出的更為真實的記錄了。這裡，他們的敘述與基督徒們的敘述有幾點不同之處：關於戰鬥持續了多少天，關於那座受到攻擊的城市是否得到了營救，以及諸如此類，對此稍作比較就會承認一個重要事實：這是法蘭克人和撒拉遜人之間一場決定性的實力檢驗，檢驗中，前者勝了。在穆斯林的眼裡，圖爾之戰的永久價值，不僅被阿拉伯作家在提及它的時候所使用的措辭（「殊死之戰」、「可恥的顛覆」之類）所證明，而且也被下面的事實所證實：撒拉遜人從此沒有進一步嘗試征服較比利牛斯山更遠的地區了。查理·馬特，以及他的子孫們，得以有時間鞏固、擴張他們的勢力。由查理曼大帝的天才所締造、並以他的鋼鐵意志給過去的信念和種族的無序狀態帶來和平的基督教西羅馬帝國，在它偉大的統治者去世之後，的確沒有保持它的完整。新的麻煩困擾著整個歐洲，但是，基督徒雖然四分五裂，然而卻是安全的。現代歐洲文明的進步，以及國家和政府的發展，從那時開始，前進的步伐雖然也並非從未間斷，但歸根結底，前進的道路卻是堅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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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撒拉遜人，中世紀基督教用語，指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阿拉伯人、突厥人等）。
(2)西斯蒙迪（1773～1842），瑞士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
(3)原註：參見《羅馬帝國衰亡史》卷7。吉本評論道：如果撒拉遜人的征服當時沒有被阻止的話，「或許，牛津的學校裡如今就該講授《可蘭經》的解釋，而她的講壇上則可能就要論證穆罕默德啟示的真理了」。
(4)原註：參見施萊格爾《歷史哲學》。譯註：施萊格爾（1772～1829），德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奠基人。
(5)原註：參見蘭克《德國宗教改革史》卷1。
(6)原註：參見阿諾德《晚期羅馬共和國史》卷2。
(7)墨洛溫王朝，法蘭克人的王朝（476～750），傳統上被認為是法蘭西國王的「最初家系」。在克洛維一世時期達到鼎盛階段。
(8)阿基坦，法國西南部歷史地區，大致相當歷史上阿基坦地區西半部。
(9)奧斯特拉西亞，公元6～8世紀法蘭克王國東部的一個地區，包括法國東北部、德國西部及中部。
(10)亨利·哈勒姆（1777～1859），英國歷史學家，著有《中世紀的歐洲》。
(11)原註：參見《手稿·傳奇·法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