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的煽情紀錄片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主持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中，有一個相當搞笑的情節：大屏幕上顯示著一千年來地球的碳排放曲線，戈爾為了強調該曲線右端近年的劇烈上升，站上了一架折疊升降機，一邊嘴裡嘀咕著「希望我不會摔死」，一邊上升到了接近天花板處。這一行為藝術當然讓現場聽眾笑了起來，同時也達到了加深聽眾印象的效果。
戈爾為何要如此強調這條曲線？因為他相信一個理論：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導致地球溫室效應加劇，從而使得全球變暖，而這條曲線和一千年來地球氣溫變化是同步的。
也就是說，從一千年的時間尺度來看，地球氣溫在近幾十年急劇上升。
《難以忽視的真相》紀錄片海報
所以，全球變暖被認為是一個事實。
戈爾極力宣傳全球變暖的危害和環保的必要性，在國際上有一定市場，在中國也有相當影響。最近與上述紀錄片對應之書的中譯本也出版了，而「全球變暖」也被許多中國官員和媒體接受為一個事實。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認為，所謂的「全球變暖」是彌天大謊，是騙局，是陰謀。這種「陰謀論」得到一些美國和西方學者的贊同——甚至最初就是他們提出來的，但它也被不少中國公眾所接受，或者被認為「至少有幾分道理」。
如果真是陰謀，那這陰謀是針對誰的呢？
其實「全球變暖」問題遠不是一個「變暖」或「不變暖」的簡單問題，它至少包括這樣三個問題：１全球到底是不是真在變暖？２全球變暖真是過多碳排放造成的嗎？３即使全球確實變暖了，就真會引發災難嗎？戈爾對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事實上，「全球變暖」爭議有非常複雜的背景，是當代「科學政治學」的典型個案。
「曲棍球桿曲線」之學術造假
要使全球變暖被廣大公眾接受為一個「科學事實」，當然要提供「科學證據」。
這些證據中佔有核心地位的是一條得名為「曲棍球桿」（hockey stick）的著名曲線，其實就是戈爾極力強調的那條曲線，形狀也基本一樣——只不過它是直接陳述過去一千年地球的氣溫情況。曲線基本是水平的，只在右端明顯翹起，狀如曲棍球桿，故得此名。這條曲線是一個名叫米歇爾·曼恩（Michael Mann）的學術新秀在1998年、1999年的兩篇論文中公佈的，描述的是公元1000—1980年間的地球氣溫變化。前一篇文章發表在著名的《自然》雜誌上（Nature，392，779—787）。
曼恩的文章發表後，受到「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高度重視，很快廣泛傳播，被數以千計的報告和出版物引用，也被克林頓政府當作全球變暖事實的證據。資歷尚淺的曼恩本人也立馬平步青雲，被任命為IPCC有關氣候報告的執筆人。
但是這條「曲棍球桿曲線」不久就被兩位加拿大學者（S．McIntyre和R．McKitrick）揭露，它根本就是錯誤的。例如，曼恩選擇北美西海岸山區的狐尾松（bristlecone pine）年輪來描述歷史上的氣候溫度，然後賦予它在統計學上站不住腳的權重，使得構造出來的地球歷史氣溫曲線符合自己的需要。
兩位加拿大學者的指控相當嚴厲，2004年曼恩不得不在《自然》雜誌上刊登了一份「更正錯誤」的聲明（Nature，430，105），不過他在聲明中辯解說，這些錯誤「沒有影響我們以前公佈的結果」。
但這項指控引起美國國會的關注，能源與商業委員會委託當時美國國家科學院應用與理論統計學委員會主席E．Wegman教授組織專門小組進行調查。2006年Wegman提交了調查報告：斷定曼恩的研究方法是錯誤的，所以他論文中的分析無法支持他的結論。
至此，「曲棍球桿曲線」變成學術醜聞。這一醜聞使得「全球變暖」理論失去了一個重要支撐。由此引發一波從學術上清算「全球變暖」的浪潮，結論是對上一小節中的三個問題全部給出否定答案。
但是，如果我們將上述爭議視為一起「學術造假」，並且產生樸素義憤的話，那就太單純了。例如：曼恩作為一個學術新人野心勃勃急於上位，有學術造假的動機還可以理解，但IPCC又有什麼動機要造假呢？
「全球變暖」與《京都議定書》
這就要引導到國際上的環境問題了——環境問題正在成為21世紀最大的政治問題。
在某些美國學者看來，「全球變暖」問題背後隱藏著這樣一條線索——「曲棍球桿曲線」支持了IPCC關於全球變暖的報告，IPCC的報告支持了《京都議定書》，而《京都議定書》被視為戈爾為競選總統所作的政治秀。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是一種國際條約，正式名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它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補充條款。1997年12月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會議在日本京都制定，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京都議定書》已經於2005年2月16日開始強制生效。至2009年2月共有183個國家通過了該條約，但偏偏美國沒有簽署。
一些美國人認為，《京都議定書》提議由美國和第一世界的發達國家來承擔全部的氣候保護責任，是不公平的。美國國會參議院事先就宣佈它不會批准《京都議定書》。2001年布什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理由，拒絕批准執行《京都議定書》。
中國早在1998年就簽署了《京都議定書》。按照其中規定，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第一階段不承擔二氧化碳減排任務。
在今天的時代，還很少有普世的「政治正確」。對於不同的民族國家，「政治正確」經常有著不同的含義。例如，對於中國人民，只有不侵害中國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張，才有可能是政治正確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戈爾的上述主張，《京都議定書》中要求美國和發達國家率先節能減排的主張，對中國來說可以算是政治正確的——儘管它被一些美國人視為「政治不正確」。
當然，戈爾也不是美國的「賣國賊」，因為《京都議定書》畢竟也符合美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比如在《難以忽視的真相》中，戈爾明確指出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了中、日、俄等國排放之和，那麼要保護世界氣候環境，美國當然應該帶頭，保護了環境美國人民同樣蒙受其利。這恐怕也是戈爾為何能得到相當多美國人擁護的原因吧。
面對上面這場公案，我們能得出什麼結論呢？我想至少有三條：
1．即使是「政治正確」的主張，也不能靠學術造假來支持。
2．世界上既有「政治正確」的偽科學，也有「政治不正確」的真科學。
3．不管「全球變暖」是真是假，我們都應該保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