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英國的窮人一定覺得生活不可能變得更加糟糕的時候，生活就是變得更加糟糕了，這一打擊的原因是1834年提議並嚴格實施新的濟貧法。救濟貧民始終是個很敏感的問題，令許多富裕的維多利亞時代人感到不安的，不是窮人的悲慘處境，而是那筆費用。自伊麗莎白時代以來一直有濟貧法，但實施的方法由每個教區自己來定。有的教區比較寬厚，而有的很卑鄙，據說把病人和產婦抬到別的教區，那樣他們就成了另一個轄區的責任。非法生育是一件令官方特別頭痛的事，地方當局幾乎是全力以赴地確保違法亂紀的人雙方都受到應有懲罰，讓他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這裡有個典型的例子，17世紀的最初10年末，蘭開郡有一家法院做出了這樣一個判決：
賴廷頓的老處女簡·索特伍思發誓，法澤克利的農夫理查德·加斯坦格是她私生女兒艾麗斯的父親。艾麗斯應由簡照管兩年，如果不必行乞的話，然後由理查德負責照管到12歲。他應給簡一頭奶牛和6先令現金，男女雙方今天在奧梅斯柯克以鞭笞責罰。
到19世紀初，濟貧問題已經成為國家危機，拿破侖戰爭的費用嚴重地消耗了國庫裡的資金。和平的來臨只是使事態變得更加糟糕，大約30萬陸、海軍士兵回歸平民生活，開始在一個已經不景氣的經濟環境中找工作。
大家幾乎一致認為，解決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濟貧院體系，並按同一國家標準來進行統一的管理。一個以埃德溫·查德威克為書記的委員會極其認真地考慮了那個問題（這是那個時代的辦事風格，也是查德威克的辦事風格），最終提出一個長達13卷的報告。有一點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的濟貧院應該辦得越糟越好，這樣才對窮人沒有吸引力。有一位提供證據的委員講了一個故事來告誡大家，這個故事表明了當時普遍的看法，因此值得全文摘抄如下：
我記得有一戶姓溫特爾的人家，有丈夫、妻子和5個孩子。大約兩年以前，父親、母親和兩個孩子病得很厲害，家裡陷入困境，不得不變賣自己僅有的一點兒傢俱來維持生計。他們住在我們這個教區。我們聽說他們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我就去提供救濟。然而，他們堅決拒絕幫助。我把這件事報告了教會執事，他決定陪同我去，我們兩個人一起敦促這家人需要接受救濟。但他們依然拒絕，我們無法說服他們接受我們的建議。然而，我們覺得這件事挺有意思，就用小口袋裝了4先令錢連同一封信送了去，說要是他們的病不見好，希望他們再提出申請。他們就照這個辦法做了。從當時到現在（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兩年多），我認為，我們的登記簿上每隔3個星期就會出現一次他們的名字，雖然那戶人家很少有人生病或根本沒有人生病。就這樣，我們實際上破壞了他們以前的勤勞習慣。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嘗到教區救濟的甜頭以後經常就是這般結果，10戶人家中倒有9戶是這個模樣。
委員們在報告中一本正經地斥責了那些「把教區的救援看成是他們的特權，理所當然地要求這種救援」的人。委員們認為，濟貧已經做得如此寬宏大量，「貧民誤以為事情對自己很有利，政府已經著手廢除普通的自然法則；規定父母不得虐待孩子，丈夫不得虐待妻子，或妻子不得虐待丈夫；人人都應享有舒適的生活條件，無論他怎麼懶惰，怎麼揮霍，或怎麼邪惡」。報告以近乎患了狂想症似的熱情接著認為，窮工人很可能故意要「對教區進行報復」，所以娶老婆、生孩子，「使得當地的人口嚴重過剩，把用來維持他和所有其他勞工的教區資金漸漸消耗殆盡」。畢竟，他採用這麼一種計謀不會有任何損失，因為他可以讓孩子們在家裡幹活，這「對父母來說是個收入來源，如果生意好的話，如果生意不好，反正孩子們由教區養著」。
為了確保懶惰的窮人始終受到懲罰，新的貧民救濟院辦得極其嚴格，沒有半點歡樂。丈夫與妻子分開，子女與父母分開。在有的貧民救濟院，居民要穿囚衣似的制服，伙食有意搞得糟糕透頂。（「沒有任何理由，要求這裡的伙食好於或等於本地區勞動階級普通的生活標準。」委員們規定說。）在餐廳裡以及在幹活時禁止互相交談，一切想要開心的希望都被無情地撲滅了。
為了得到膳宿，救濟院的居民們每天要干幾個小時活，通常是理麻絮。麻絮就是舊繩子，上面塗著一層厚厚的柏油，用於填充船舶裂縫。理麻絮就是把繩子解開，以便再利用。這是一件討厭的苦活兒，硬邦邦的纖維有可能割破手，而且速度特別慢。在倫敦東區的波普勒救濟院，男性居民每天要理出5磅半麻絮，這個指標比下達給監獄犯人的指標高出將近一倍。對於那些沒有完成指標的人，伙食就只有麵包和水，到1873年，波普勒救濟院的居民靠不足量的口糧度日。在漢普郡的安多弗爾救濟院，居民們幹的活是把骨頭碾碎了用作肥料，據說他們由於常年挨餓，不得不靠從骨頭裡吸取骨髓來充飢。
醫療服務各地幾乎都很匱乏，不大願意提供。為了減少開支，救濟院的病人做手術時通常不施行麻醉。疾病容易傳染。兩種結核病——對骨頭、肌肉和皮膚造成危害的肺結核（又稱癆病）和淋巴結核病——特別普遍，斑疹傷寒經常令人擔心。由於孩子們身體一般比較虛弱，如今的小恙在當時是毀滅性的。在19世紀，導致兒童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是麻疹。百日咳和哮喘也奪去了成千上萬條小生命，而空氣混濁、擁擠不堪的救濟院是最容易傳播這類疾病的場所。
有的濟貧院條件如此之糟糕，本身就是疾病的滋生地。有一種不大明確的慢性病——現在被認為是個多種皮膚感染的綜合征——被簡單地稱作「疥瘡」。幾乎可以肯定，這種病是缺少衛生條件引起的，糟糕的伙食也是原因之一。由於營養不良，衛生條件差，蟯蟲、絛蟲和其他爬蟲幾乎到處都有。曼徹斯特有一家專利藥品製造公司生產出了一種瀉劑，說保證能把腸道裡的每個不受歡迎的寄生蟲驅逐出境，你可以絕對信賴，也許只是發力有點太猛。有一位用戶自豪地作證，他排出來了300條蛔蟲，「有的粗得出奇」。然而，對於住在濟貧院裡的人來說，這樣的重獲新生只不過是個夢想。
癬菌病和別的真菌感染也很流行，虱子是個經常性的問題。有一種解決辦法是把床單泡在氯化汞和漂白粉溶液裡。經過這樣處理的床單是有毒的，不僅對虱子來說是這樣，對睡在裡面的倒霉蛋也是如此，剛進濟貧院的居民還常常被粗暴地消毒。在英格蘭中部的一家濟貧院，有個名叫亨利·卡特賴特的男孩子被認為臭不可聞，女總管下令把他推進硫化鉀溶液裡，試圖除掉他的體臭。她除掉的卻是那個可憐的男孩子，等到把他拖出來時，他已經窒息而死。當局對這樣的虐待事件也不是完全不管，在埃塞克斯郡布倫特沃德，當一個名叫伊麗莎白·吉萊斯皮的護理員把一個女孩子推下樓梯死亡以後，她受到了審判，並被判處5年徒刑。即使如此，肉體虐待和性虐待比比皆是，尤其是對小孩子。
實際上，濟貧院只能收容那麼多人，任何一次收容的數量不超過英國貧民人數的1/5。該國的其餘貧民要依靠「戶外救濟」——用於幫助支付房租和食品的小額錢款——來維持生存。領取這種救濟金有時候幾乎難以置信的困難。C. S. 皮爾講了這麼個例子：肯特有一名失業的羊倌—— 一個老實而又勤勞的人，失業也不是他自己的過失——他被要求每天走來回26英里路程，為他自己、老婆和5個孩子領取1先令6便士救濟金。那名羊倌每天疲憊不堪地走呀走，走了9個星期，最後因體弱和飢餓倒下了。倫敦有個名叫安妮·卡普蘭的婦女，丈夫死後留下6個孩子要她撫養。人家告訴她，她靠這點微薄的收入養不起這6個孩子，讓她自己挑定兩個送孤兒院，卡普蘭拒絕了。「6個孩子挨餓，4個孩子照樣挨餓，」她說，「一塊麵包4個孩子吃，6個孩子照樣吃……我哪個也不送走。」當局請她重新考慮，但她不願意，於是他們什麼也不給她。她和她的孩子們後來情況怎麼樣，就不得而知了。
對窮人的困境深表同情的少數人之一，也是個最不大可能會這麼做的人。弗裡德裡希·恩格斯於1842年剛滿21歲時來到英國，幫助他父親經營在曼徹斯特的紡織廠。那家工廠名叫「厄門和恩格斯公司」，製造縫紉用線。年輕的恩格斯是個聽話的兒子，比較勤奮的商人，後來他成了一名合夥人。但是，他還花了大量時間來挪用廠裡的資金，雖數量不多，卻持續不斷地支持他在倫敦的朋友和合作夥伴卡爾·馬克思。
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耐心支持幾乎是個奇跡，在1851年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馬克思接受了《紐約先驅日報》的工作，擔任該報的外國記者。即使那樣，那個收入也不夠維持日常生活所需。一面管理工廠，一面支持馬克思，恩格斯真的開始對曼徹斯特貧民的困境產生了興趣。在描述維多利亞時代貧民窟的生活時，誰也不像他那樣動情。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他描寫人們生活在「無窮無盡的污物和臭氣裡」，「垃圾、廢品和令人作嘔的污物堆積如山」。他講述了一名婦女的例子：她的兩個兒子凍得受不了，快要餓死，便去偷食物，結果被當場捉住。警察把這兩個孩子送回家時，看到那位媽媽和另外6個孩子「就蜷縮在一間小小的後屋裡。裡面只有兩張椅子，坐墊已經不見，上面鋪著燈芯草。有一張斷了兩條腿的小桌子，還有一個破杯子和一個小碟子。除此以外，沒有任何別的傢俱。爐子裡幾乎沒有一點火星，有個角落裡堆放著許多破布，大概可以裝滿婦女的一個圍裙，這就是全家人睡的床」。
在其他地方，貧民的狀況開始引起重視。19世紀60年代，記者中間興起了一股風，他們化裝成流浪漢混進臨時濟貧院，即我們今天所謂的收容所，調查和報道裡面的情況，便於讀者既可以不離開舒適的家庭生活，又可以安全而又毛骨悚然地從這些報道間接經歷那些可怕的狀況。讀者們瞭解到，蘭貝思濟貧院的居民們被要求脫光衣服，踏進骯髒的浴缸裡，「水的顏色像淡淡的羊肉湯」，裡面都是前面洗澡的人留下的皮屑和污物。對面是陰森森的宿舍，男人和男孩子「都光著身子」一起擠在不過貨板大小的床上。「小孩躺在大人的懷裡，大人蜷縮在一起。沒有火爐，沒有燈光，也沒有人管理，體弱的、力氣小的人完全聽憑力氣大的、霸道的人擺佈。空氣裡瀰漫著有害的臭味。」
新一代的施主們被這些報道所打動，開始創建一大堆組織，什麼「為勞動階級建造浴池和浴室促進委員會」啦，「抑制少年流浪協會」啦，「威斯敏斯特地區工人階級窗邊園藝促進協會」啦，甚至還有一個「拯救未犯罪青少年協會」，差不多都是希望幫助貧民不酗酒或不再酗酒，保持或者變得像基督徒，勤勞，講衛生，守法，做有責任心的父母，以及具有其他美德。還有的人努力為窮人改善住房條件，美國實業家喬治·皮博迪就是最豪爽的人士之一。他1837年定居英國（你也許還記得，就是他提供了那筆緊急資金，使得美國的展品能在博覽會上得以陳列），花掉了自己的大量財富來為全倫敦的貧民建造公寓樓。皮博迪為將近15000人提供了乾淨的、比較寬敞的套房，雖然他嚴厲的家長作風依然是顯而易見的。居住者不得使用塗料或壁紙，不得掛窗簾或把家裡搞得太個性化。結果，這些房子並不比牢房更有生氣。
但是，真正的變化是當地傳教工作的迅猛發展，尤其反映在有一個人的努力之中。他在幫助貧苦兒童方面所做的工作（常常不管他們願不願意接受幫助）超過之前的任何人，他的名字叫托馬斯·巴納多。他是個愛爾蘭年輕人，19世紀60年代初來到倫敦，對身處絕境的兒童所面臨的狀況感到震驚，於是就創建了一個組織，正式的名稱叫「全國貧困流浪兒童感化協會」，雖然人人都開始把它叫做「巴納多醫生的協會」。
巴納多具有外來的背景。他的家人原是西班牙系猶太人，但先是移居德國，後又移居愛爾蘭。到1845年托馬斯出生的時候，他的家庭的宗教信仰已經轉向新教中比較極端的一種。巴納多本人深受原教旨主義的普利茅斯兄弟會的影響，因此於19世紀60年代初來到倫敦，打算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然後去中國從事傳教工作。實際上，他始終沒有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卻開始對無家可歸的男孩子（最後還對女孩子）產生了傳教的興趣。他借了錢在倫敦東區的斯特普尼開辦了他的第一家感化院。
巴納多是一位傑出的宣傳家，把自己所營救的孩子們在收容前和收容後的照片進行對照，開展了一場極其成功的運動。「收容前」的照片顯示骯髒不堪的（幾乎不穿衣服的）流浪兒是一副不開心的樣子，而「收容後」的照片顯示孩子們洗得乾乾淨淨，精神飽滿，因基督教使自己重獲新生而滿臉喜悅。運動開展得極其成功，巴納多過不多久就把興趣朝多個方向擴展，開設醫院、聾啞兒童收容所、無家可歸的擦皮鞋工收容所，還有許多。斯特普尼感化院的正面掛著一條醒目的標語：「無家兒童，來者不拒。」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高尚情操，許多人因而恨巴納多。問題是，無條件收容男孩子對1834年的《新濟貧法》是一種蔑視。
雄心勃勃的巴納多跟同為傳教士的弗雷德裡克·查林頓發生了衝突，查林頓是一個以倫敦東區為基地的極其富有的釀酒家族的子弟，他之所以突然從事傳教工作，是因為有一天他看到一個醉漢在查林頓家開設的一家酒店外面打自己的老婆。查林頓恰好從裡面出來，醉漢的老婆向他要錢給孩子們買吃的。從那時起，查林頓主張禁酒，放棄了這份遺產，開始在貧民中開展工作。他把邁爾恩德路看成是自己的地盤，因此當巴納多打算在那裡開設一家禁酒咖啡店時，查林頓感到很生氣，著手想方設法地破壞他的名聲。在一個名叫喬治·雷諾茲的巡迴傳教士（他不久以前還是個火車站搬運工）的協助之下，他到處散佈謠言，說巴納多在自己的背景問題上撒了謊，他的收容所管理不善，跟自己的房東太太睡覺，還用虛假的廣告來欺騙公眾。他還暗示，巴納多的感化院成了雞姦、酗酒、敲詐以及其他最墮落的罪惡的前哨基地。
對於巴納多來說，遺憾的是，這裡面相當大一部分的情況是符合事實的。巴納多在某種程度上是個騙子，現在他以不得體的謊言來回擊，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有人說他在詐稱自己是醫生，根據1858年的《醫療法》，這是個比較嚴重的罪行。巴納多掏出一張某所德國大學的文憑，但幾乎馬上被一眼看穿，這是一份蹩腳的假文憑。而且還發現，許多他所營救的孩子們在收容前和收容後的照片是他自己偽造的，將他們弄得看上去比實際情況要貧苦得多。從許多經過策劃的照片上看出，孩子們穿的衣服破得很巧妙，露出引人注目的大量皮肉。現在，許多人認為，這種手法很卑鄙，是為了迎合淫穢的情趣。連巴納多的最忠實的支持者也覺得他忠於職守的感情有點不自然，許多人除了擔心他的人品和德行之外，還擔心他的大量債務。普利茅斯兄弟會的基本信條之一是節儉為本，而巴納多為了開設更多的機構不斷隨心所欲地借錢。
最後，巴納多因偽造照片和假冒醫生而被判有罪，但對於所有更加嚴重的指控都被證明無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巴納多的感化院裡的生活並不比可怕的濟貧院裡的生活增加多少吸引力。居民們5點半鍾就被叫起床，幹活要一直幹到晚上6點半，中間只有短暫的休息，用來吃飯、做禱告和學一點兒文化。晚上用來搞軍訓、上課和再做禱告。哪個男孩子要是被發現試圖逃跑，就要被關禁閉。巴納多為了弄到孩子，不僅採用招募的辦法，而且使出在街頭強拉的手段，美其名曰「慈善性綁架」。每年，大約有1500名這類兒童被草率地運往加拿大，以便在感化院裡騰出地方來收容更多的男孩子。
到1905年去世的時候，巴納多總共收容了25萬兒童。他給組織留下了多達25萬英鎊的債務，一筆巨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