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們只談到貧苦的孩子，但富裕人家的孩子也有自己的苦惱。毫無疑問，這種苦惱是許多挨餓的窮人很樂意有的，但不管怎麼說，苦惱還是苦惱。大多數是屬於感情調整和學會在一個缺少愛的世界上生存的苦惱，幾乎從呱呱落地之時開始，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中層和上層階級子女就被指望聽話、盡職、勤奮、堅定沉著、感情不外露。過了嬰兒期以後，偶爾握一次手大概是你可以指望獲得的最大程度的身體接觸了。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用一位同時代人的話來說，富裕階級的普通家庭是「冷漠、粗暴、特別缺乏人性的沉默寡言」的基地，「完全失去了每個家庭關係中都該具有的友好、體貼、同情的交流」。
富裕人家的孩子不得不忍受培養品格的痛苦，伊莎貝拉·比頓的妹夫威利·斯邁爾斯有11個孩子，但只擺出10份早餐，以便鼓勵他們快速到達餐桌。劍橋大學有一位學者的女兒格溫·雷夫拉特後來回憶說，她每天只能往稀粥裡撒鹽，不得像她的父母那樣撒一大堆閃閃發亮的糖，還不得在麵包上塗果醬，理由是那樣有滋味的任何東西都會嚴重損害她的道德品質。在回憶整個童年時代自己和妹妹所吃的食物時，有一位出自類似背景的同時代人若有所思地說：「我們在聖誕節有橘子吃，橘子醬可是從來沒有見過。」
在摧毀味蕾的同時，說來也怪，還把擔心和害怕作為培養品格的強大力量加以尊敬。有許多書讓年輕的讀者作好準備，自己隨時有可能死亡，即使死神不降臨到他們頭上，幾乎肯定會降臨到他們的媽媽、爸爸或親愛的兄弟姐妹頭上。這類書極其暢銷，它們總是強調天堂是多麼美好（雖然那個地方似乎也不提供果醬，其用意顯然是要幫助孩子不被死亡所嚇倒，儘管效果幾乎肯定是適得其反）。
有的文學作品旨在確保孩子們懂得，不聽大人的話是一種愚蠢的、不可原諒的罪行。有一首通俗的詩，題目叫《波琳與火柴的可怕故事》，講述了一個不聽媽媽的話而玩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詩中說：
可是，波琳不聽勸告，
她劃著一根火柴，真好看呀！
它辟啪出聲，火焰閃耀——
真像是一幅畫。
她高興得蹦蹦跳跳，四處飛跑，
快活得忘了把火柴滅掉。
瞧呀！哦，瞧呀！多麼可怕啊！
她的圍裙帶子著了火。
圍裙燒起來，還有胳膊，還有頭髮。她全身是火，變成一團火。
為了確保讀者不會理解錯誤，這首詩還附了一幅插圖，顯示一位小姑娘被一團烈火吞沒的情景，她臉上露出驚恐萬狀的神色，這首詩最後說：
就這樣，她被活活燒掉，連同她的衣服，她的胳膊和雙手，眼睛和鼻子。
直到她身上沒有可燒的東西，
除了她那雙小紅鞋，
這就是找到的全部東西，
從地上她的灰燼裡。
《波琳與火柴的可怕故事》是德國醫生海因裡奇·霍夫曼寫的一系列詩中的一首，他寫這些詩，原先是用來鼓勵自己的孩子們嚴格要求自己，小心謹慎地過日子。霍夫曼的書非常暢銷，而且已經有多種譯本（包括馬克·吐溫翻譯的一個譯本），這些書都是一個模式：先把一種難以拒絕的引誘放在孩子們面前，然後告訴他們如果屈服的話會帶來什麼樣無法挽回的痛苦後果。在霍夫曼的筆下，幾乎所有童年時代的活動都可能被無情地用作教育孩子的題材。在他的另一首詩《吮吸拇指的孩子的故事》裡，小男孩康拉德被警告不要吮吸拇指，因為這麼做會引起一個被稱作大個子裁縫的食屍鬼似的人物的注意，他總是來到「吮吸拇指的小男孩子跟前」——
他們還沒有搞清楚他來幹嗎，
他已經掏出一把大剪刀，
剪掉了他們的拇指——那樣的話，拇指永遠不會再長出來，你知道。
天哪，有個吮吸拇指的孩子不聽勸告，發現在霍夫曼的世界裡懲罰來得真快，而且不可挽回：
門被突然推開，他跑了進來，
那個長著兩條紅腿、拿著大剪刀的高個子。哦！孩子們，快瞧！裁縫來啦！
抓住了那個吮吸拇指的孩子。
卡！嚓！卡！剪刀張開。
康拉德哭起來——哦！哦！哦！
卡！嚓！卡！剪刀動得好快。
最後，他的兩個拇指全被剪下來。
媽媽回家了，康拉德站在那邊，一臉傷心的樣子，把兩隻手給她看。「啊！」媽媽說，「我知道他會來，來到吮吸拇指的小調皮面前。」
在年紀大一點的孩子看來，這樣的詩也許很好玩，但對於年紀小一點的孩子來說，這樣的詩往往很嚇人——這也是寫這類詩的初衷——尤其還總是配有生動的插圖，顯示驚慌失措的孩子們無可挽回地被火吞沒，或者身體上本來長著有用的東西的部位現在流著血。
比較富裕的家庭的孩子還常常聽任僕人的擺佈，僕人想怎麼欺負他們就怎麼欺負他們。未來的柯曾爵士是一位教區長的兒子，在德比郡長大。有好幾年時間，他被一名精神有點毛病的家庭女教師嚇得魂不附體。她把他綁在椅子上，或者鎖在食櫥裡，每次幾個小時，吃掉他午餐盤子裡的甜食，強迫他寫信承認他沒有犯的罪行，還讓他穿著滑稽可笑的女人衣服，脖子上掛著有「騙子」、「小偷」字樣的牌子，或以某種通常是無事生非的羞辱辦法，在當地村子裡遊街。這些經歷使他的精神蒙受嚴重創傷，竟沒有勇氣將其告訴任何人，直到長大以後。未來的第六代比徹姆伯爵的經歷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但也同樣令人絕望，他落到了一名家庭女教師的魔掌裡。她是個宗教狂熱分子，要求他每個星期日到教堂去做7次禮拜，在其餘時間裡寫頌揚上帝仁慈的文章。
早期童年時代的許多磨難，只是普通的熱身運動，為過公學裡的緊張生活作好準備。信奉艱苦生活的熱烈程度，很少比得上19世紀的英國公學。從到校之時起，學生就接受嚴格的訓練，包括洗冷水澡，經常挨鞭子，不吃哪怕可以被稱作是稍稍令人嘴饞的食物。牛津附近拉德利學院的學生，經常餓得受不了，竟然從學校的花園裡挖取花草的球莖，然後在自己的宿舍裡用蠟燭烤了吃。在沒有球莖可挖的其他學校裡，學生就乾脆吃蠟燭。伊夫林的哥哥、小說家亞歷克·沃上過弗恩登預備學校。那所學校似乎特別緻力於虐待學生。在他到校的第一天，校方就把他的手指伸進硫酸裡，為的是不讓他咬指甲。過不多久，要他吃掉一碗粗麵粉布丁，而他剛剛在這碗裡嘔吐過。此次經歷使得他在這輩子的剩餘時間裡不會再有多少吃粗麵粉布丁的熱情，這是可以理解的。
私立學校裡的生活條件總是很糟糕的，從19世紀描繪學校宿舍的一些插圖我們可以看出，裡面的空間與牢房和濟貧院幾乎沒有區別。宿舍裡往往很冷，罐子裡和碗裡的水放一晚上就會結冰。床鋪不過是用木頭搭起的平台，用來取暖和作為墊料的往往只有一兩條粗糙的毯子。在威斯敏斯特學校和伊頓公學，大約50個孩子被一起鎖在幾個大房間裡，到第二天早晨都沒有人照管。因此，力氣小的就只能聽憑力氣大的擺佈。低年級學生有時候不得不半夜裡就起床，開始擦靴子，打水，做完早飯之前必須做完的雜務。劉易斯·卡羅爾後來談到自己的學校生活時說，他說什麼也不會願意重溫那段經歷。
許多學生每天都挨揍，有的一天挨兩次，不挨揍成了個慶祝的原因。「這個星期我的算術大有長進，我一次也沒有挨鞭子。」19世紀初有個學生快活地從溫切斯特學校給家裡寫信說。挨揍通常是3—6下，用一根鞭子似的樺條連續打，但有時候打得很重。1682年，一位伊頓公學的校長打死了一名學生，不得不辭職。相當多的年輕人對挨鞭子時發出的嗖嗖聲和造成的疼痛產生了愛好，結果挨鞭子取樂開始被稱作「英國人的惡習」。至少有兩位19世紀的英國首相——墨爾本和格拉德斯通——是喜歡挨鞭子的人。有個科利特太太在科文特加登廣場開了個妓院，她在提供性服務時專門要打一頓屁股。
大人尤其期望子女們聽話，到了成年很久以後還要聽話。父母保留替子女選擇配偶、職業、生活方式、政治派別、服裝款式的權利，決定能決定的幾乎任何別的事。要是子女們不聽他們的指揮，父母們經常在經濟上做出強烈的反應。社會改革家亨利·梅休因不聽父親讓他當律師的教誨而被斷絕經濟來源，他的7個兄弟也相繼受到同樣的對待。只有老七比較精明，成了一名律師（也許只是精明到能獲得那份產業的程度），他恭順地達到了要求，因此繼承了全部遺產。詩人伊麗莎白·巴雷特由於嫁給了羅伯特·布朗寧[1]
也失去了繼承遺產的權利。布朗寧這位詩人不僅身無分文，而且說來嚇人，還是酒吧老闆的孫子。同樣，艾麗斯·羅伯茨不聽勸告，嫁給了羅馬天主教會的一名鋼琴調音師的窮兒子，感到震驚的父母剝奪了她的繼承權。羅伯茨小姐還算運氣好，那個男人就是未來的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他反正也讓她富起來了。
有時候，剝奪遺產繼承權的原因更是微不足道。第二代湯森爵士多年來一直對他的脂粉氣十足的兒子很生氣，有一天看到他穿著一雙繫著緞帶的粉色鞋子走進房間，一怒之下從遺囑上劃掉了那個倒霉蛋的名字。人們經常談論的還有第六代薩默塞特公爵的例子，這位人稱「傲慢公爵」的公爵要求他的幾個女兒在他面前必須站著，據報道有一天他午休醒來時發現有個女兒坐著，就剝奪了這個不孝之女的繼承權。
往往惹人注目，也確實令人喪氣的是，父母不僅很快不給錢財，而且終止了父愛和母愛。伊麗莎白·巴雷特和她的父親一直關係極其密切，但當她宣佈打算嫁給羅伯特·布朗寧時，巴雷特先生馬上跟她一刀兩斷。雖然她嫁的是一位很有才華、清白正派的男人，二人的結合有著深深相愛的基礎，但他從此再也沒有跟他的女兒說過話，也沒有給她寫過信。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父母當中，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他們把聽話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勝於愛和幸福。在富裕家庭裡，這種古怪和令人不快的信念一直保持到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因此，從表面看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似乎與其說是首創了童年，不如說是廢除了童年。然而，實際上，情況要比這複雜。通過不對孩子顯示愛，而又讓他們努力把握自己的行為直到成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處於一種古怪的雙重地位，既試圖壓制童年，同時又把童年延長至永遠。維多利亞時代的信仰的終結，幾乎與心理分析治療法的發明同時發生，這是不足為怪的。
違抗父母的意志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大多數孩子，即使到了成年以後，也完全不願意那麼做，查爾斯·達爾文的例子就能最好地說明這一點。達爾文在年輕時代獲得了隨「貝格爾」號船航行的機會以後，就給父親寫了一封很動人的信，解釋他到底為什麼很想去，但竭力讓他的父親放心，要是他的父親對這個想法感到有半點「不安」的話，他會馬上撤銷報名。達爾文先生考慮了這件事，宣佈他對這個想法確實感到不安，於是查爾斯二話不說就撤銷了報名。今天，在我們看來，查爾斯·達爾文不隨「貝格爾」號去航行的想法是不可想像的。而對達爾文來說，不可想像的是不聽父親的話。
當然，達爾文最後還是去了。在很大程度上，他父親之所以發了慈悲，是由於很多上層階級人士生活中的一個古怪而又關鍵的因素：家族內部的婚姻關係。直到進入19世紀，表兄弟、表姐妹之間的婚嫁現象特別普遍，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達爾文家族和他們的表兄弟、表姐妹的韋奇伍德家族（以製造陶器聞名）的例子。查爾斯娶了他敬愛的舅舅喬賽亞的女兒、嫡親表妹埃瑪·韋奇伍德為妻，而達爾文的妹妹卡羅琳嫁給了埃瑪的哥哥、達爾文家族兄弟姐妹共同的嫡親表哥喬賽亞·韋奇伍德第三。埃瑪的另一位兄弟娶的不是達爾文家族的人，而是自己韋奇伍德家族另一支脈的一位嫡親表妹，為這個家族極其錯綜複雜的遺傳關係又增加了一個組成部分。最後，跟這兩個家族都沒有關係的查爾斯·蘭頓，先是娶了喬賽亞的另一個女兒、達爾文的表妹夏洛特·韋奇伍德，然後，在夏洛特死了以後，又娶了達爾文的妹妹埃米莉，這樣他似乎就成了達爾文的表妹的表妹夫，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可能性：這一結合所生的孩子將是自己的表兄弟、表姐妹。這一切意味著，就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以及下一代表兄弟、表姐妹之間的關係而言，那簡直是搞不清楚的。
相當出人意料的是，這一切卻產生了19世紀最美滿的家族群體之一。達爾文家族和韋奇伍德家族裡的所有成員似乎都真誠地互相關愛。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大好事，因為當達爾文的父親對「貝格爾」號航行疑慮重重的時候，達爾文的舅舅喬賽亞很樂意替他去說情，跟達爾文的父親、他的表兄羅伯特談一談。而且，羅伯特尊敬和喜愛喬賽亞，願意聽從勸說，因而改變了主意。
所以，多虧了他的舅舅以及家族內部保持基因不變的傳統，查爾斯·達爾文在接下來的5年裡才能出海，採集回來大批實際材料，有機會改變世界。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方便地，即使有點兒突然，前往住宅的頂部，我們要走過的最後一個空間。
[1] 羅伯特·布朗寧（1812—1889），英國詩人，代表作是《指環和書》。——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