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法國人菲利普·阿利耶斯寫了一本極有影響的書，名叫《童年世紀》，引起了令人吃驚的反響。他宣稱，最早在16世紀之前，根本就沒有童年這回事。有小孩，這是當然的，但在生活內容方面，他們跟大人並沒有有意義的區別。「童年的概念並不存在。」他很有把握地最後說，童年實際上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項發明。
阿利耶斯不是該領域的專家，他的看法幾乎完全是以間接證據為依據的，其中許多現在被認為是有點不可靠的，但他的看法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鳴。很快就有別的歷史學家宣稱，在現代社會之前，兒童不但不受重視，而且實際上還不大討人喜歡。「在傳統社會裡，媽媽對不足兩歲大的孩子的成長和幸福是漠不關心的。」愛德華·肖特在《現代家庭的形成》（1976）一書中說。原因是嬰兒的死亡率很高。「你不會去喜愛一個你知道死神很快就會將其帶走的嬰孩。」他解釋說。芭芭拉·塔奇曼在兩年以後出版的暢銷書《一面遙遠的鏡子》中幾乎完全贊同這種看法。「在中世紀和現代的全部不同之處中，」她寫道，「最鮮明的，相對而言，就是不喜歡孩子。」把愛投資在小孩子身上是如此危險——她用了一句奇特的話，「如此不划算」——無論在哪裡，愛是不能給的，都把它看成是毫無意義地浪費精力。感情壓根兒談不上。按照她令人寒心的看法，孩子只是「一種產品」而已。「一個孩子生出來了又死了，另一個孩子會接替他的位置。」或者就像阿利耶斯自己解釋的，「總的看法是，而且在很長時期一直是這種看法：一個人生幾個孩子，是為了保留少量孩子。」這種看法在研究童年的歷史學家中間很普遍，要再過20年才會有人提出異議，它嚴重曲解了人類的本性，更不用說不符合已知的歷史事實。
毫無疑問，過去孩子確實大量死亡，父母親不得不因此調整自己的期望，現代之前的世界到處都是小棺材。通常引用的數據是，1/3的孩子在第一年就死去，半數的孩子活不到第五個生日。即使在條件最好的家庭裡，死神也是一位常客。斯蒂芬·英伍德說，未來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家境富裕，在普塔尼這個健康的環境裡長大，但他有6個兄弟姐妹在幼年時代就已死去。但是，這不等於說，父母在死了孩子以後不會像今天的父母那樣悲痛欲絕。日記作家約翰·伊夫林和他的妻子生了8個孩子，有6個在小時候就夭折了。他們每次都顯然傷心透頂。1658年，他的大孩子過完5歲生日以後3天就死了。伊夫林只寫了幾個字：「我的生活中不會再有歡樂。」作家威廉·布朗洛一年失去一個孩子，連續4年，一連串的不幸「讓我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他寫道。然而，他和他的妻子實際上還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每年死個孩子的悲慘規律還要持續3年，直到他們身邊再沒有孩子交給死神。
在表達父母的喪子之痛方面（就像在表達大多數事情方面），誰也比不過威廉·莎士比亞。下面是《約翰王》裡的幾行詩，他寫於他11歲的兒子哈姆納特於1596年去世後不久：
孩子離我而去，房間裡充滿著悲傷，
他曾拉著我的手走來走去，睡過這張床，說話聲不絕於耳，露出漂亮的臉膛，我想起他的各個部位都是如此優美，以自己的身體撐滿空蕩蕩的衣裳。
這些話是那種把孩子當做產品的人說不出來的，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任何證據，包括常識去推測，在過去的某個時期，父母親普遍不關心自己子女的幸福和安康。從我們目前所在房間的名字裡，我們發現了一條線索。[1]
根據記錄，「幼兒房」（nursery）一詞首次出現在英語裡是在1330年，之後一直使用。把一個房間完全用於孩子們的需要和舒適，這似乎與那種看法，即孩子在家裡是不重要的，幾乎是相矛盾的。同樣有意義的是「童年」（childhood）這個詞本身。它已經在英語裡存在了1000多年（首次有記錄使用這個詞是在公元950年的《林迪斯芳福音書》裡）。因此，不管「童年」在感情上對人們意味著什麼，作為一種生命狀態，作為一種獨立存在，它無疑古已有之。暗示孩子們在當時是不受重視的物品，或者幾乎不是獨立存在的生命，最起碼說，這似乎有點簡單化。
這不等於說，童年是漫長的，無憂無慮的，成天玩耍的，就像我們現在喜歡認為的那樣。事實上絕非如此，從十月懷胎起，生命裡充滿了危險。對母嬰雙方來說，最危險的關口是分娩本身。萬一事情出了差錯，產婆或醫生都沒有辦法。醫生——如果能稱他們為醫生的話——往往採用加劇痛苦和危險的方法，讓筋疲力盡的產婦把血流乾（理由是，這麼做能使她放鬆下來，然後把產婦失去知覺看成是成功的證據），給她敷上起泡的泥敷劑，要不就讓她把剩下的精力和希望消磨乾淨。
嬰兒經常卡著出不來，萬一出現這種情況，生產過程有可能長達3個星期或以上時間，直到嬰兒或母親或二者疲憊至極，已經救不過來。假如嬰兒死在子宮裡，把它取出來的步驟簡直嚇人，不堪用文字來表達。這麼說就夠了：其中包括使用鉤子，把死嬰一片一片地鉤出來。這些步驟不僅給產婦帶來難以形容的痛苦，還會損壞她的子宮，甚至導致感染等更為嚴重的風險。考慮到這些情況，據說100位產婦當中只有一兩位死於分娩，這真是匪夷所思的。然而，由於大多數婦女不停地生孩子（平均7—9次），在婦女的生育經歷中，某個時期死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大約為8個中間有一個。
18世紀一名婦女在分娩（注意：為了保持莊重，醫生把床單圍到脖子跟前）
對孩子來說，出生僅僅是開始。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前幾年與其說是一次冒險，不如說好像是一場災難。每條生命除了要不斷經受一場又一場的疾病，特別是傳染病以外，意外死亡更是極其常見，實際上是到了令人心驚膽戰的程度。13世紀和14世紀倫敦驗屍官的花名冊裡還包括突然死於這樣原因的兒童名字：「掉在水坑裡淹死」、「被豬咬死」、「掉進開水盆裡」、「被馬車輪子撞死」、「掉進一桶熱糊糊裡」、「在人群裡被踩死」以及更多類似令人不安的原因。埃米莉·科凱恩講了一個男孩子的悲慘故事：男孩子躺在路中央，身上蓋了稻草，想要逗樂他的朋友，一輛路過的馬車把他碾為泥漿。
阿利耶斯及其信徒們把這樣的死亡看成是父母不關心孩子、對孩子的安康缺少興趣的證據，這是把現代標準強加在歷史人物身上。要是抱著寬容的態度，那麼就不會忘記，在一位中世紀母親的一生中，醒著的每時每刻裡都充滿了分心事。她也許要護理一名生病的或快要死去的孩子，自己痛苦地發著燒，掙扎著生起火（或熄滅火），以及忙於各種各樣的其他事情。今天的孩子之所以沒有被豬咬，不是因為他們受到了更好的照管，而是因為我們不在廚房裡養豬。
現代相當多的結論，是根據過去的死亡率得出的，而這死亡率實際上並不那麼很有把握。有點出人意料的是，第一位對這個問題進行仔細研究的人，是天文學家埃德蒙·哈雷。當然，人們現在還記得他，主要是因為有顆彗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雖然這顆彗星並不是他發現的，他只是認出它是前三次出現時別人注意到的同一顆彗星；直到1758年，在他去世很久以後，它才開始被稱為哈雷彗星）。在研究科學現象方面，哈雷是個不知疲倦的人。他發表了從磁力到鴉片的催眠作用等各種題材的論文。1693年，他偶然看到西裡西亞的佈雷斯勞（現在波蘭的弗羅茨瓦夫）每年的出生和死亡數字，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因為這些數字特別完整。他意識到，他可以用這些數字繪製圖表，從而有可能計算出處於生命任何時刻的任何人的預期壽命。他可以說出，對於25歲的人來說，他次年死亡的可能性是 80︰1弱，已經活到30歲的人可以期望再活27年，40歲的人再活7年的可能性為5.5︰1強，如此等等，這是首次出現的精算圖表。除了可以派別的用場以外，它使得人壽保險業成為可能。
哈雷的研究結果刊登在科學雜誌《皇家學會哲學學報》上，因此社會史學家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這是很不幸的，因為裡面有許多有意思的東西。比如，哈雷的數字表明，佈雷斯勞有7000名生育年齡的婦女，但每年生出的孩子只有1200個——「只有1/6多一點」，他說。顯然易見，大多數婦女在任何時候都小心翼翼地採取了避孕措施。因此，生育並不是婦女所不得不忍受的負擔，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個自願的行為，反正在佈雷斯勞是這種情況。
哈雷的數字還表明，嬰兒死亡率並不完全像現在一般引用的數字會鼓勵我們去推測的那麼糟糕。在佈雷斯勞，有略微超過1/4的嬰兒活不過第一年，有44%在7歲以前死亡。毫無疑問，這些數字很糟糕，但與通常引用的1/3和1/2的數字相比，那要好得多了。在佈雷斯勞，是在不足17歲的孩子中間，死亡比例達到了50%，這實際上要比哈雷預期的糟糕。他利用自己的報告來表明個人的看法，人們不應當指望長壽，而應當堅強起來應對早死的可能性。「我們老是抱怨自己壽命短，」他寫道，「認為自己不活到老有點冤枉。現在看來，有一半的孩子在17年之內死於非命……（因此）我們不要對所謂的夭折唧唧噥噥，而要以耐心和不在乎的態度來忍受那種解體，這是我們這類容易腐敗的材料所必然出現的情況。」顯而易見，對於死亡的預期，要比根據一次簡單的數據評估就得出的結論複雜得多。
這些數據裡還有一個複雜的問題——一個關於婦女避孕的正當理由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全歐洲的大批婦女正死於一種神秘的新的疾病。這種病連醫生都戰勝不了，也搞不明白。這種名叫產褥熱（源自拉丁文「孩子」）的病，1652年在萊比錫有過第一次記載。在此後的250年裡，醫生對這種病束手無策。產褥熱特別可怕，因為它來得很突然，往往是在產婦已經成功生下孩子、身體完全康復幾天之後發生。患者會在幾個小時之內發高燒，神志失常。這種狀態會持續大約一個星期，最後產婦要麼康復，要麼一命嗚呼，多半是一命嗚呼。在最嚴重的暴發中，90%的患者死亡。直到19世紀末，大多數醫生還把產褥熱歸因於污濁空氣或放蕩行為，而實際上卻是他們自己的手指把細菌從一個子宮傳播到另一個子宮。早在1847年，維也納有一位名叫伊格納茨·澤梅爾魏斯的醫生已經意識到，只要醫院的工作人員在稍稍加氯的水裡洗洗手，各種死亡便會大幅度下降，但對他的話幾乎誰也不加理會。還要再過幾十年，才會普遍採取消毒措施。
對於少數運氣好的婦女來說，隨著產鉗的出現，安全至少有望得到較大程度的保障。有了產鉗，嬰兒可以通過機械手段復位。不幸的是，產鉗的發明人彼得·錢伯倫不願意把自己的發明與世界分享，為了自己使用而加以保密。在此後的100年裡，他的繼承人保持了這種令人遺憾的傳統，直到別人獨立發明了產鉗。在此期間，成千上萬婦女死於不必要的痛苦之中。應當指出，產鉗本身也不是沒有風險。未經消毒、顯然是侵害肌體的產鉗，要是操作不是絕對小心，很容易對母嬰都造成傷害。因此，很多醫務人員都不願意使用產鉗。最著名的例子是，英國王位的預期繼承人夏洛特公主在1817年分娩第一個孩子時死亡，原因是主治醫生理查德·克羅夫特爵士不願意讓他的同事使用產鉗來緩解她的痛苦。結果，在經受50多個小時的子宮收縮以後，筋疲力盡，毫無效果，母嬰雙雙死亡。夏洛特之死改變了英國歷史的進程。假如她活著，就沒有維多利亞女王，也就沒有了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舉國震驚，表示決不饒恕罪人。克羅夫特對於國人的一致譴責感到目瞪口呆，灰心喪氣，退入自己的臥室飲彈自盡。
直到現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無論是孩子還是大人，在生活中始終主要考慮的純粹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在較窮的人家——這當然是大多數家庭——每個人從盡可能早的時候起都是一個生產單位。約翰·洛克在1697年給貿易委員會的一份文件中建議，窮人家的孩子從3歲起就應當參加勞動。沒有人認為那個建議是不切實際的，或者是殘忍的。兒歌裡的小朋友布盧——那個沒有能把羊群趕出草地、把牛群趕出麥田的小孩，不可能超過4歲，大一點的孩子要被派去做更費力的活。
在最壞的情況下，孩子們有時候承擔最繁重的活。那些只有6歲的孩子，無論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被送到礦裡幹活，因為他們身體小，可以擠入狹小的空間。由於礦裡很熱，加上想要節省衣服，孩子們幹活時經常光著身子（成年男子傳統上也光著身子幹活，婦女們幹活時通常上身赤裸）。在一年的許多時間裡，那些在礦裡做工的人始終見不到陽光，因此許多人由於缺少維生素D而發育不良，體質衰弱，即使是較輕的活兒也往往充滿危險。在英格蘭中部陶瓷之都的陶瓷廠做工的孩子，負責清理含有鉛和砷的殘留物的陶罐，容易慢性中毒，許多人被宣告患了終身癱瘓症、麻痺症和突發症。
最不值得羨慕的童工是煙囪清掃工，也就是所謂的「攀緣兒童」。他們比別的群體起得早，工作苦，死得早。大多數大約從5歲開始短暫的職業生涯，雖然有記錄表明有個男孩子3歲半時就簽約進入了這個行業。在那個年紀，連最簡單的活也肯定是搞不清的，很緊張的。由於煙道狹小，常常曲曲折折，因此需要小男孩子。「有的煙道，」約翰·沃勒在《真實的霧都孤兒》一書中寫道，「拐彎地方都呈直角、水平或斜角延伸，甚至彎彎曲曲，或突然往下，最後才伸向煙囪。倫敦有個煙囪改變了14次方向，真是不得了。」這是個很殘忍的活兒，為了不讓孩子偷懶，有一種辦法是在爐床裡點一堆稻草，讓一股熱氣順著煙囪衝向他們的屁股。許多「攀緣兒童」到十一二歲就變成駝背，喪失健康，結束了他們短暫的職業生涯。陰囊癌似乎尤其是這個行業的職業病。
在這樣一個無情而又無望的世界裡，艾薩克·韋爾的例子尤其顯得是個令人愉快的奇跡。韋爾的名字經常出現在18世紀的建築史裡，他是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建築評論家，他的意見舉足輕重。（你或許還記得，我們在參觀地下室時提到過他。就是他宣佈紅磚「像火，眼睛看著不舒服」，從而促使紅磚不再時興。）但是，韋爾並不是生來就注定這輩子要名聲顯赫的。實際上，他開頭是個街頭流浪兒和煙囪清掃工，他的優雅和成功歸因於一件非同尋常的善舉。大約1712年，有一位匿名的紳士——其身份始終沒有正式確定，但差不多人人都認為是奇西克府的建造者、那個時代時髦風尚的首創者之一第三代伯林頓伯爵——正沿著倫敦懷特霍爾街行走，突然間看到一個清掃煙囪的孩子用一塊木炭在人行道上為班奎廷大樓畫素描。那幅素描展示出非同尋常的才能，伯林頓禁不住過去仔細看了一眼。但是，那個孩子以為自己闖了禍，突然哭起來，試圖把畫擦掉。那位紳士安慰他，跟他攀談，並為這孩子的天資聰明所打動。伯林頓把他從他的僱主那裡贖了出來，帶回自己家裡，開始了把他培養成為一名紳士的漫長過程。伯林頓送他去歐洲大陸觀光旅行，接受生活中所有高雅教養的培訓。
在這樣的監護之下，韋爾成為一名熟練的——如果不是傑出的——建築師，但他的真正才能在於當一名仲裁人和思想家。他出版了幾部著作，包括深受尊崇的帕拉弟奧的《建築四書》的譯本以及《建築大全》。無論對於專業人員還是業餘人員來說，後者成了一種指導審美和鑒賞的權威著作。然而，他始終沒有能脫胎換骨。他1766年去世時，據說他的皮膚上仍然有清掃煙囪時留下來的抹不掉的煙垢。
不用說，韋爾是個例外，大多數孩子完全受僱主的擺佈，有時候受到最駭人聽聞的待遇。有個轟動一時的例子，在威爾特郡馬姆斯伯裡，有個農場主忽然想出個點子，要把他的兩個小徒弟閹割，賣給一家歌劇公司去當歌手。他野心的第二部分受挫，沒有實現，但不幸的是，他還是用剪刀成功地實現了第一部分。
直到進入19世紀很長時間以後，孩子們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法律保護。比如，在1814年以前，沒有法律禁止拐賣兒童。1802年，在米德爾塞克斯有個名叫伊麗莎白·薩蒙的婦女拐騙了一個名叫伊麗莎白·英庇的孩子，卻只受到了偷她帽子和外衣的指控，因為只有這部分過失是違反法律的。人們普遍認為，由於拐賣兒童沒有多少風險，所以吉卜賽人繼續拐賣兒童。看來這種說法有一定真實性，瑪麗·戴維斯是個著名的例子。瑪麗是個有著良好背景的婦女，1812年，她發現自己丟失的兒子在一家她恰好留宿的旅店裡清掃煙囪。
工業革命只是使事態變得更加嚴重，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是那樣。1844年的《工廠法》縮短了童工的工作時間，而在此以前大多數工廠一天要工作14—16個小時，一周6天。有的工廠的工作時間更長，尤其在旺季，需要完成大批訂單。1810年，有人發現，一家紡織廠的徒工在機器旁要從早上5點50分一直幹到晚上9點以後，只有在午飯時間休息30—45分鐘，有時候連午飯也要站在機器旁吃。伙食往往只能勉強維持生命，各地幾乎都是一個樣。有一名檢查員說：「他們早飯和晚飯吃的是稀粥，中飯一般吃燕麥餅和糖漿，或者燕麥餅加清湯。」在有的工廠，工作條件常年很不舒服。有些材料，比如亞麻，在加工的時候必須保持潮濕，因此有些工人總是被從機器裡濺出的水弄得渾身濕漉漉的。到了冬天，這種情況肯定是難以忍受的。實際上，工廠裡的機器差不多都很危險，尤其是對於那些空著肚子和疲憊不堪而又還得圍著機器幹活的人來說。據報道，有的孩子累得連吃飯的力氣都沒有，有時候嘴裡還含著食物就睡著了。
至少他們還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對於那些靠臨時打工過日子的人來說，生活永遠是碰運氣。據1750年的一項估計，在倫敦中心地區的居民中，有1/3的人每晚上床睡覺時「幾乎身無分文」。隨著時間過去，這個比例只是變得更加糟糕。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早上醒來時，幾乎不知道那天能不能掙到足夠的錢來餬口。許多人的狀況如此悲慘，亨利·梅休在他的4卷本《倫敦工人與倫敦窮人》中用了整整一捲來記述最底層的拾荒者的境遇。他們窮得走投無路，把丟在路邊的幾乎任何東西都當成是寶貝，他寫道：
在鄉下的小鎮上，許多東西被身無分文的人一腳踢到路邊……在倫敦卻被當做寶貝趕快拾起來，它可以賣錢。比如，一頂破舊女帽，或者稍好一點，一頂舊帽子，已經沒了絨毛，不成形狀，沒有頂也沒有邊，會被從街頭撿起，小心翼翼地放進袋子裡……
他們生活的環境有時候是如此惡劣，連心腸最硬的調查員也會大吃一驚。有一名住房調查員在19世紀30年代報告說：「我發現（有間屋子裡）住著一個男人、兩個女人和兩個孩子，還有一個窮姑娘的屍體，她在幾天前分娩時死了。」窮苦的父母一般都生很多孩子，作為一種養老的辦法，希望有足夠數量的後代存活下來，這樣他們到了晚年就有人扶養。到19世紀下半葉，1/3的英國家庭有8個或8個以上孩子，1/3的家庭有5個到7個孩子，還有1/3的家庭（絕大部分是比較富裕的家庭）有4個或4個以下孩子。在比較窮苦的地區，很少有哪個家庭裡人人都能吃飽肚子，因此幾乎普遍存在某種程度的營養不良現象。據認為，至少有15%的兒童兩腿彎曲，因患佝僂病而骨盆變形，這些不幸的孩子絕大部分都生活在最貧困的家庭裡。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有一位倫敦醫生公佈了一張單子，列舉他所見到的嬰兒吃的東西——牛腳凍、沾滿油的硬鬆餅、嚼不動的軟骨肉。學步兒童有時候靠吃別人掉在地上的東西存活，要不就有可能去撿破爛。到七八歲的時候，許多孩子被打發到街頭去自己謀生。19世紀60年代，據估計倫敦有10萬「街頭流浪兒」。這些人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技術，沒有生活目標，沒有前途。「他們的數量之多，令人目瞪口呆。」有一位同時代人寫道。
然而，對他們進行教育的想法，幾乎人人都表示反對。他們擔心，對窮人進行教育會使他們產生抱負，而他們既不配有這樣的抱負，坦率地講也沒有這個資格。19世紀50年代負責政府教育政策的查爾斯·阿德利爵士直言不諱地說：「把過了該開始好好幹活的年紀的工人階級子女關在學校裡，這顯然是錯誤的。」這麼做「會是很武斷的，不合適的，就像是強迫伊頓公學和哈羅公學的學生去幹苦活一樣」。
最能代表這種冷酷無情的看法的人物是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1766—1843），他1798年匿名發表的《人口論》立即引起了反響。馬爾薩斯把窮人的困苦歸因於窮人本身，反對為大眾實施救濟的思想，認為這麼做只會使他們變得更加懶惰。「即使他們有過節儉生活的機會，」他寫道，「他們也很少這麼做。一般說來，除了應付眼前的需要以外，所有的錢都花在了酒館裡。因此，可以說，英國的濟貧法降低了普通人過節儉生活的能力和意願，從而削弱了戒酒和勤勞的一個最大的動力，結果也削弱了追求幸福的動力。」他尤其對愛爾蘭人感到不安，在1817年寫給朋友的信中認為，「應該把很大的一部分愛爾蘭人從英國的土地上趕出去」，他不是個以慈悲為懷的基督徒。
凡是窮人聚居的地方，由於生活條件極其惡劣，死亡數就陡然上升。在英格蘭中部的達德利，該世紀中葉出生的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降到只有18. 5歲。自青銅器時代以來，這樣的壽命在英國是從來沒有過的。即使在最衛生的城市裡，平均預期壽命也只有26歲到28歲，英國沒有哪個城市的預期壽命是超過30歲的。
和以往一樣，最受苦的是年紀最小的人，然而他們的福祉和安全很少引起重視，這很有意思。最能說明19世紀的英國對人的生命的重視程度的，莫過於這樣一個事實：「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成立時間，比一個保護兒童的類似組織的成立時間早了60年。也許同樣值得注意的是， 1840年，前者在成立10年半多一點時間之後被改名為「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而「全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直到今天都沒有受到王室的祝福。
[1] 我們不敢肯定，這個房間真的用作過幼兒房。它在愛德華·塔爾原先的計劃裡是沒有的，又是一個後來添加的房間，因此在圖紙上沒有能給我們啟示的標記。但是，它不大不小，位於主臥隔壁，因此很可能是打算要用作幼兒房而不是另一間臥室的。這又產生了一個有意思而又無法回答的問題，一個關於馬香先生的希望和打算的問題。——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