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許多小爬蟲」一起進行那次倒霉的冒險活動之前兩年，塞繆爾·佩皮斯在日記裡記載了他一生中一件更加平淡無奇而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1660年9月25日，他第一次試著喝了一種新的熱飲料，在日記裡寫道：「後來，我確實要了一杯茶（一種中國飲料），這種飲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喝過的。」他喜不喜歡喝，佩皮斯沒有說。這是個遺憾，因為這是英語中第一次有人提到喝了一杯茶。
一個半世紀之後，1812年，蘇格蘭歷史學家戴維·麥克弗森在一部名叫《歐洲與印度貿易史》的紀實作品中，引用了佩皮斯日記裡這段關於喝茶的話。這是個很出人意料的做法，因為佩皮斯的日記在1812年應該仍是沒有人知道的。雖然日記是放在牛津大學圖書館的，因此可以查閱，但從來還沒有人查閱過——反正大家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日記是用私人密碼寫的，還得解密呢。麥克弗森怎麼能在六大卷字跡潦草、難以理解的日記中找到並破譯有關的段落，這是個謎，現在要解開這個謎還有一定的難度。
牛津大學學者、瑪格德琳學院院長喬治·內維爾牧師偶爾看到了麥克弗森順便引用佩皮斯日記裡的話，越來越想知道日記裡還有什麼別的內容。佩皮斯畢竟經歷了一個重要的時代——經歷了恢復君主制度、最後一次大瘟疫、1666年的倫敦大火——因此裡面的內容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他把任務交給了一名聰明而又貧困的學生約翰·史密斯，讓他看看能不能破譯密碼，把日記的內容翻譯出來。這項任務花了史密斯3年時間，結果成就了英國語言中那本最卓越的日記。假如佩皮斯沒有喝那杯茶，假如麥克弗森在一本枯燥乏味的歷史書裡沒有提到這件事，假如內維爾興趣不大，年輕的史密斯不大聰明，不大執著，那麼塞繆爾·佩皮斯這個名字對海軍史學家以外的任何人都會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關於17世紀下半葉人們的生活情況，有很大部分實際上會無從知曉。因此，那杯茶他喝得真是好啊！
和他那個階層、那個時代的人一樣，佩皮斯在通常情況下喝咖啡，雖然咖啡在1660年仍是個新奇的東西。英國人大概知道咖啡已經有幾十年時間，但主要把它看成是在國外遇到的一種古怪的黑色飲品。有個名叫喬治·桑茲的旅行者在1610年把咖啡令人生畏地描述成「色如煤煙，味道與煤煙大同小異」。咖啡這個詞的拼法也是多種多樣，別出心裁——其中有coava、cahve、cauphe、coffa和cafe——直到大約1650年，才最後定形為coffee。
咖啡在英國得到普及要歸功於一個名叫帕斯奎·羅西的人，他父母是西西里島人，有希臘的背景，為在土耳其士麥那（今天的伊茲密爾）的英國商人丹尼爾·愛德華茲當過僕人。羅西隨愛德華茲遷到英格蘭，為愛德華茲的客人上咖啡，這項服務證明很受歡迎。於是，1652年，他鼓起勇氣，在倫敦城聖邁克爾·康希爾墳場裡的一間小屋開了個咖啡室——這是倫敦的第一家。羅西從有益健康的角度推廣咖啡，聲稱咖啡能治好或預防頭痛、「感冒不通氣」、腸胃氣脹、痛風、壞血病、流產、眼睛酸痛以及許多別的疾病。
羅西從自己的生意中獲利不少，但他作為首位咖啡商的統治地位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1656年之後的某個時候，他「由於某種輕罪」不得不離開英國。不幸的是，記載沒有說明他犯了什麼輕罪。只是知道，他離開得很突然，從此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別人馬上接替了他的位置。到發生大火的時候，倫敦已經有80多家咖啡館開業，它們成為城市生活的一個核心部分。
咖啡館裡上的咖啡不一定是很好的咖啡，咖啡是按加侖納稅的，所以一般都批量調製，冷藏在圓桶裡，然後再每次重新加熱一點兒端給客人。因此，咖啡在英國之所以有吸引力，與其說因為它是一種優質飲品，不如說由於它在社交活動中能起潤滑作用。人們來到咖啡館，會會興趣相投的人，聊聊天，看看最新的報刊——17世紀60年代的一個嶄新的詞語和概念——交換對他們生活和生意有價值的情報。人們如想知道世界上在發生什麼事就去咖啡館打聽。人們喜歡把咖啡館當做辦公室——最有名的要算是隆巴德街上的勞埃德咖啡館，它後來漸漸變成了勞埃德保險市場。威廉·霍格思的父親想出了主意：開一家裡面只講拉丁語的咖啡館。咖啡館巨額虧損，霍格思本人也許會用拉丁語說「徹底失敗」。結果很倒霉，他因負債坐了多年牢房。
東印度公司的成立是為了胡椒和香料，但它卻注定要跟茶葉打交道。1696年，小威廉·皮特大幅度降低茶葉稅，取而代之的是可怕的窗戶稅（按照邏輯推理可被認為：隱瞞窗戶要比走私茶葉困難得多）。這一項政策對消費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從1699年到1721年，茶葉進口幾乎增長了100倍，從1.3萬磅增加到120萬磅，然後到1750年的30年間又翻了三番。工人們咕嘟咕嘟地喝茶，女士們溫文爾雅地吮茶。早餐喝茶，中餐喝茶，晚餐也喝茶。茶成了有史以來第一個不屬於任何階級的飲品，第一個在一天當中有自己固定時間的飲品：喝茶時間。在家裡沏茶比煮咖啡容易，而且，茶特別適合與另一樣重要的美味食品為伍：糖。糖突然之間變得很便宜，連普通的工薪階層也買得起。英國人開始愛喝加糖和加奶的茶，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這麼做的（甚至也許可以說，沒有哪個國家是做得到的）。在大約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茶葉是東印度公司的核心商品，東印度公司是大英帝國的核心公司。
不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懂得茶葉的用法的，詩人羅伯特·索錫講了個故事，說鄉下有一位女士收到了城裡一位朋友的禮物：1磅茶葉。當時，茶葉還是個新奇東西。她不知道有了茶葉怎麼辦，就把它放在壺裡煮開，把葉子跟黃油和鹽一起鋪在烤麵包片上，端上去給她的朋友們吃。朋友們頑強地一點一點啃著，說這很有意思，但不大合他們的口味。然而，在別的地方，茶和糖都越來越受歡迎。
英國人向來愛吃糖，因此當他們第一次能弄到糖的時候，大約在亨利八世時代，他們幾乎什麼東西都放糖，如雞蛋上、肉上、葡萄酒裡。他們用勺把糖舀在馬鈴薯上，把糖撒在綠葉菜上，或者直接用湯匙把糖送進嘴裡，要是吃得起的話。縱然糖很貴，人們還是吃得牙齒變黑。即使牙齒沒有自然變黑，他們也要人為將其染黑，以顯示他們多麼有錢，日子過得多麼滋潤。但到那個時候，由於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糖越來越為大家買得起，人們發現糖特別適合加在茶裡。
加糖的茶成了全英國人的一種享受，到1770年，糖的人均消費量達到20磅，而大部分似乎都加在茶裡。（那個數字聽起來不少，可是你要知道，今天英國人每人每年吃掉80磅糖，而美國人的食慾絕對旺盛，每人吃掉126磅糖。）和咖啡一樣，茶被認為對健康有好處。在眾多好處中，其中據說茶能「緩解腹痛」。荷蘭醫生科尼利厄斯·邦特科建議每天喝50杯茶，極端情況下要喝多達200杯，以使自己保持精力充沛。
糖還在一種不大光彩的生意——奴隸貿易——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英國人消費的糖幾乎都產自使用奴隸勞動的西印度群島種植園。我們只是傾向於把奴隸制度完全與美國南部的種植園經濟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許多別的人也靠奴隸制度發了財，尤其是商人。在1807年人口貿易被禁止以前，他們把310萬非洲人運到了大海彼岸。
茶葉受到喜愛和敬重，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它的海外領地。在美洲，茶葉納稅是令人憎恨的湯森關稅的組成部分。1770年，除茶葉以外一切關稅都取消了，這證明是致命的判斷錯誤。對茶葉繼續徵稅，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提醒殖民地居民，他們仍然隸屬於英國君主，一定程度是為了幫助東印度公司擺脫突然陷入的嚴重困境。那家公司放賬過多，無望解決。它囤積了1700萬磅茶葉——茶葉是一種容易腐爛的產品，囤積的量太大——還故意支付超出它實際能力的紅利，試圖製造一種安樂的氣氛。破產近在眼前，除非能減少庫存。英國政府希望該公司能順利度過危機，於是把在美洲殖民地銷售茶葉的實際壟斷權給了這家公司，每個美國人都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1773年12月16日，一群大約80名殖民地居民化裝成莫霍克族印第安人登上了停泊在波士頓港的英國船，砸開了342箱茶葉，把茶葉倒進了大海。這聽上去像一起普通的破壞行動。實際上，這是對波士頓一年的供應量，價值18000英鎊，因此這是可判死刑的嚴重罪行，參與的人都知道這一點。順便說一句，當時沒有人把這件事叫做「波士頓傾茶事件」，這個名字到1834年才首次使用。也不像我們美國人今天願意認為的那樣，那群人的行為可以被說成是一種善意的、勇敢的表現，那種情緒是極其令人匪夷所思的，在這起事件中最倒霉的是英國海關代理人約翰·馬爾科姆。馬爾科姆不久之前曾被從緬因州的一棟房子裡拖出來，塗滿柏油並粘上羽毛。在赤裸的皮膚上塗上滾燙的柏油是一種令人極其痛苦的懲罰，柏油是用硬刷子刷上去的，這本身就很痛。不過，至少有一個例子，他們乾脆抓住受害人的腳踝把他提起來，頭朝下地浸到柏油桶裡。那層柏油上還要塗幾把羽毛，然後受害人被拉出去遊街，最後往往被毒打一頓或絞死。因此，塗柏油和粘羽毛根本沒有什麼快樂的地方。當馬爾科姆又一次被從屋裡拖出去，又穿上了一件所謂的「揚基外套」時，他的絕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柏油干了以後，要小心翼翼地剝呀刮呀花幾天工夫才能把柏油和羽毛弄掉。馬爾科姆把一塊焦黑的真皮寄回英國，還附了一張字條，詢問他能不能回家，他的願望得到了批准。然而，與此同時，北美殖民地和英國拒絕和解，快要開戰。15個月之後，第一陣槍聲響起，當時一位詩人寫道：
什麼不滿，什麼痛苦，
還不都出自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拋進海裡，就一點兒茶葉，弄得成千上萬人流血。
在快要失去美洲殖民地的同時，英國還面臨來自另一個方面的與茶葉有關的嚴重問題。到1800年，茶葉已經深入英國人的精神，成為一種民族飲品，每年進口達2300萬磅。實際上，所有的茶葉都來自中國，這就在長時間裡造成了很大的貿易不平衡。英國人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部分辦法是把印度出產的鴉片賣給中國人。鴉片在19世紀是一宗很大的生意，不僅是在中國。英國人和美國人，尤其是婦女，也服用大量鴉片，主要是以藥用復方樟腦酊和鴉片酒的形式。美國的鴉片進口，從1840年的2.4萬磅，增加到1872年的不少於40萬磅。吸鴉片的主要是婦女，雖然相當多的一部分給兒童用了，用於治療哮吼。弗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祖父沃倫·德拉諾通過鴉片貿易賺了一筆家產，這個情況，羅斯福家族從來沒有如實說起過。
令中國當局感到無限惱怒的是，英國人特別善於說服中國公民吸食鴉片，今天大學裡的營銷史課程其實應該從英國人販賣鴉片的事講起。因此，到1838年，英國每年賣給中國的鴉片已達將近500萬磅。不幸的是，這仍不足以抵消從中國進口茶葉的巨額成本。一個明顯的解決辦法是在日益擴大的大英帝國某個氣候溫暖的地方種植茶樹。問題是，把茶葉變成清涼的飲品有著複雜的加工過程，中國人對此總是保密，中國之外無人知道如何創立一種工業。這時候出現了一位了不起的蘇格蘭人，名叫羅伯特·福瓊。
19世紀40年代，福瓊假扮成當地人，花3年時間走遍了中國，搜集關於種茶和加工茶葉的情報。這是一項充滿風險的工作：要是被抓住，他肯定要被關進大牢，很有可能被處決。雖然中國的方言福瓊一種也不會講，但他總是推說從一個遙遠的省份來，那裡講的是另一種方言，就以這種辦法解決了問題。在旅行途中，他不但學到了製作茶葉的秘訣，還向西方引進了許多種寶貴的植物，其中有扇葉葵、金柑樹以及幾種杜鵑花和菊花。
在他的指導下，又是在那古怪地不可迴避的1851年，茶葉種植業引進到了印度，種下了大約2萬株幼苗和插枝。半個世紀以後，從1850年的零基礎開始，印度每年的茶葉產量上升到1.4億磅。
然而，東印度公司的光榮時代突然悲慘地宣告結束。非常出人意料的是，加快這個進程的事件，竟是在茶葉種植業快要起步時，採用了一種新的來復槍，埃菲爾德式P53型步槍。這是一種老式的步槍，裝彈藥要從槍管裡推下去。彈藥外面裹著一層抹有油脂的紙，得用牙齒咬開。當地的印度兵當中有謠傳說，所用的油脂是用豬和牛的脂肪熬成的。這件事令穆斯林和印度教士兵都感到極其恐懼，因為吃了這種脂肪，哪怕是無意識的，他們就會被打入地獄，永無翻身之日。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對待這件事情極其麻木不仁，他們把幾名不願意觸摸新彈藥的印度兵送上了軍事法庭，並揚言誰不服從就要懲罰誰。許多印度兵因此確信，這都是一個陰謀的組成部分，英國人要用基督教來替代他們自己的信仰。真是不巧，基督教傳教士最近在印度的活動非常活躍，更是引起了人們的猜疑。結果，1857年，印度兵發生叛亂，當地的士兵掉轉槍口對準他們的英國主子。他們人多勢眾，殺了大量英國人。在坎普爾，叛亂分子把200名婦女和兒童集中在一個大廳裡，把他們剁成肉醬。據報道，還有一些受害者被扔到井裡，任其淹死。
有關這些殘忍的事件的消息傳到了英國人的耳朵裡，報復行動來得又快又不留情。反叛的印度人被追獲和逮捕，並用有意讓人覺得恐怖、感到後悔的方式加以處決。有一兩個人甚至被塞在大炮裡當做炮彈放出去，反正記錄上常常是這麼說的。無數印度人被槍決或被立即絞死，整個事件深深震動了英國。事情剛結束，就有500多本關於這次起義的書問世。大家一致認為，印度這個國家太大，這個問題太大，不能交由一家公司來照管。於是，印度的控制權轉到了英國君主手裡，東印度公司破產了。